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换换脑子，我看帖的时候就有拷贝在Word里头，昨天做PDF，好像半小时不到就搞定了，如果不是因为花了点时间找错别字，估计15分钟都用不到。

怪兄是想到哪写哪，我是看到哪想到哪，和大伙儿随便聊聊而已，自然适宜最好。

俺也是农村出生。虽然干的活没嘉木多，俺只会插秧，手上没有那个农民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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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任何在开始时自称代表实际上也确实代表民众的组织，在成立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因为内部或外部原因，出现组织利益和民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种方向差距甚至早在该组织成为统治者之前就已经出现。内部原因的情况，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参见各种农民起义。外部原因的情况，参见今天某些NGO。无论如何，这出来代表民众的一小群人，也是人。即使他们本身足够坚定不移，还是会受限于死亡这个人的自然属性。

2.是。信息社会，是信息量极大，信息传播速度大为提高的社会。但是，信息处理速度依然受限于人脑的处理速度。信息量极大而信息处理速度有限，必然高度分工。而高度分工，必然有专人来掌握文化解释权。俺想说“整个文化资源的解读和阐释”从未被全民拥有过。无论是怪叔叔解读白毛女，还是嘉木读诗，都是知识分子在掌握文化解释权。除非俺们的文化浅显到普通人可以随便掌握的程度，也就是说，信息量足够小。为什么当日运动无法复制，这个问题俺觉得未必需要如此严肃的讨论，今天的中国一年产生一万多部电视剧，如果每一部都搞集体创作，成本问题无法想象。已经不是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时代。

假设俺们的教育高度发达，达到每个人都可以读通论语的地步，会出现什么情况。夏侯同学说的，民众天生各向异性。每个人对论语的解读都会不尽相同。尽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解读，但是整体上看，依然是发不出声音。解决的方法只有两个，一民众必须被代表。或者二让民众表现出各向同性即一致性。关于二，你可以想到雷锋，焦裕禄和上山下乡。毛没有成功，即使他成功了，在此之前依然有一个被代表以及更甚，被强制灌输的过程。

民众必须被代表，不管是言论还是利益。政府，应该是全民利益的代言人。如果你无法认同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俺觉得你应该能够想象，不被代表的言论自由是什么样子。利益上的不被代表，只存在于老子的小国寡民，或希腊城邦的陶片放逐法之中。而言论上的不被代表，即使在那样小的社会中也未必能够实现。所以俺才说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发不出声音。俺觉得，思考怎样让民众不被代表，这个路径是不对的。选择让谁来代表，怎样让民众更好，更真实地被代表更有意义。

信息学里关于信号，噪声，信噪比的理论应该会有助于对以上现象作出完美的理论解释。但是俺不懂，嘉木研究一下好了^^

3.如果说代表资本力量的知识分子的垄断导致了多数民众的失声，可以问公权力应该如何作为。如果是代表公权力的知识分子的垄断导致了多数民众的失声，就没法问应该，只能问公权力可能如何作为

所以我才会说：

昨天下班之前，没展开，呵呵，要展开肯定和你一样，拿怪兄举例子。不过有个问题是，就社会范围而言，谁的言论传播及影响的范围更广，或网络的存在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民意”，并影响知识分子的解释或上位者的决策。前天看时代杂志采访一位议员，她就说她每天都会上网看民众对她言论的评论，然后据此调整她的提案或发言。昨天还就薛定谔的猫论在社会实践的运用和阿壳讨论了很久，简单地说，如果猫的命运是观察者决定，那么现在网络给观察者（民众、选民、美剧观众）提供了渠道，议员或知识分子或者美剧的编剧等等他们需要做的决定就是那只猫，结果的“是和否”所出现的概率随着观察者的观察发生改变。

闲聊，再扯远一点，呵呵。今年有个新出的美剧叫《flash forward》，在某个时点A，地球上的人同时昏厥，在昏厥的几十秒内每个人都看到了半年后时点B的自己在做什么。其中有一个角色甲在A点本是要自杀的，然后他在昏厥的时刻看到自己在B点快乐地活着，醒来后，他放弃了自杀，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这里已经存在悖论了。角色乙是FBI探员，根据自己的未来闪影中的线索来研究导致昏厥的原因----这里又是一个悖论，而他妻子丙看到自己在B点和另外一个不是乙的男子在一起。然后我就想好吧，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未来B点的作为是那只在箱子里的猫，我们的观察以及我们在A点到B点的言行会对猫的命运有怎样的影响呢？

我以前说过，在我们看似无序的生活背后其实存在严格的因果律，如果我们能弄清楚这因果律和chance（概率）的互动，也许我们就能了解生活或命运的真相。我昨天和阿壳的讨论中我就发现，我这句话其实在说上帝既扔骰子，又不扔骰子，不扔骰子的那个是爱因斯坦努力要发现的，扔骰子的那个是薛定谔的小猫所要证明的----是不是很有趣？上帝为什么不可以既扔骰子，又不扔骰子呢?物质既可以是波，也可以是粒子，存在既可以是空，也可以是有...........

我和阿壳拿着电话讨论大概念有四十多分钟，最后阿壳说，你就是被那些把理论庸俗化的人给糊弄了，拿只猫胡说八道，微观世界的理论，不要随随便便拿来解释宏观，去睡吧.............

剧作者把喜儿当成角色，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旧社会下层女子，被欺骗，被始乱终弃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能为嫁入地主家的可能唱个歌，跳个舞，活跃一下舞台气氛，为最后的戏剧转折作铺垫。从戏剧角度来说，这样更能抓住观众情绪。大小姐崔莺莺不也是这个命吗？问题是站在舞台上的喜儿是一种象征， 一个符号， 她的行为意义不光限制在舞台上， 而是代表了她这个阶级群体在这个被压迫的背景下的反应和行动。 所谓的“觉醒者“就是对大众习以为常，见多不怪的事情报着强烈的超出别人的情绪反应，并行动的人。喜儿在集体想象中从一个悲剧角色到一个“觉醒者“的转变，可以看出想象共同体逐步自我完善的过程。 这个逐步完善的目的就是唤醒更多“觉醒者“。 然后在后来的演出过程中，出现有战士代入太深，开枪打地主，观众情不自禁地一起喊起口号等达到了人生如戏，戏入人生的境界。

当然人总是从一个“觉醒“走到另一个“觉醒“， 想象共同体这个用人类当载体的精神生物总是在寻找下一个舞台。“知识分子“只是最方便的载体。

所以那，问这样问题的女生，一不懂文学创作规律，二更缺乏社会生活经验。

我在文中从没提过：

我在原文中体到知识分子的作用：

这里有两点是我提到的，首先是边区广泛的文化教育事业，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这项工作也没有任何的停滞。这项事业的发展使得一般农民，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到文化建设中。

其次，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延安开展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是分不开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参与扫盲，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转变。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本身就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和过去的断裂，另一方面又是传统的延续。这两者其实是并不矛盾的。

所以有研究的价值，喜儿在成为二奶和玩物之间的几率是极不均衡的，前者只有不到1％的可能，喜儿的出身和黄世仁迎娶的手法就限制死了她的二奶成长计划，而且黄世仁“女人嘛，还不就是墙上的泥坯，剥了一层又一层，我要是想要谁”的独白也从开始就表明喜儿进黄家门绝不是作小的。拿那只猫来比喻其实是不恰当的。

首先，《白毛女》并不是草根的，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而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放下身段对农民进行的与传统不同的新阐释。这点怪兄已经表述过了，我想说的是，虽然《白毛女》的题材来自民间，但使用的手法却并非农民式的，而是吸收了西方现代戏剧理论后的产物。

以我所看过的材料，《白毛女》的创作者是知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而斯氏并不拒斥由革命分子在文艺中反应民众的呼声。1905年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分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明证。他说：“在目前国内社会力量觉醒的时候，剧院不可能也没有权利只为纯艺术服务，它应该响应社会的情绪，向观众说明这些情绪，成为社会的教师。”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强调演员要在内心体验的基础上，进行所谓“下意识的表演”，要让观众觉得戏剧表现的是真实。出现在舞台上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种做作的机械。

而《白毛女》无论在剧本创作还是在演出中，都没有偏离这个宗旨。在没有引入斯氏体系的创作阶段，《白毛女》曾经是这样的。

布莱希特认为中国戏曲具有间离效果，但那更多是指与西方戏剧相对的。对中国观众而言，采用传统戏曲形式固然不会使他们感到陌生化，不过以传统戏剧形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却依然是间离的。而间离会破坏情感共鸣，这是该戏的宗旨所不能接受的。不要忘了，《白毛女》是宣传戏剧，而不是现在的先锋戏剧，你说的“分析地主阶级的贫富分化”之类，完全不是它的任务。

说到《白毛女》的结局，也有这样的改动。

再结合陈强在演黄世仁时，曾被台下观众砸中右眼，还差点在演出中被战士拔枪打死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白毛女》成功之处正在于它符合当时真实的社会情况，从而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可以说，《白毛女》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当然，这种真实是艺术真实，与“山西老家的小地主也是主要吃棒子面”无干，与“这种瓜分和世界上大多数人群的天然文化‘不抢劫’是背道而驰的”也无干。这种批评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艺术真实天生就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虚拟情节”。如果某人试图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去否认文艺作品中的真善美，这是很荒诞的。

而认为“一个本来没田没地的苦哈哈，能有什么文化”，这是一种偏离实际，高高在上的想象。事实上，民间文化以及对文化的需求向来就存在，历史上绝不缺乏民间的诗歌、音乐、说书与短剧，而即使是下层民众，对文艺作品也依然具有赏鉴能力。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所需要的就是了解这种现象，并将民间文化与革命文化统合起来，最终为了解放而努力，事实上，他们也是如此做的。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前几年网上有争论，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黄世仁没什么过错，这就是历史带来的陌生化。正如布莱希特所云：“演员必须把事件当成历史事件来表演。历史事件是只出现一次的、暂时的、同特定的时代相联系的事件。人物的举止行为在这里不是单纯人性的、一成不变的，它有特定的特殊性，它具有被历史过程所超越和可以超越的因素，它是屈服于从下一时代的立场出发所做的批判的。不断的发展能够使我们对前人的举止行为越来越感到陌生。”由于那段生活与现代隔得太远了，使得这部戏剧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再能产生情感共鸣，反而出现了间离效果。间离效果是会让包括阁下在内的观众思考的。不过，思考的结果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佃农还地主的债在当时一般是这样,每年只还息,不还本。农民辛苦一年，只要能把息还上，就能过个好年，这也是杨白劳敢回家的原因。而黄世仁逼杨白劳连本带息的归还欠债。其实是他破坏了地主和佃户之间的一种“习惯法”。

俺自己反驳……俺又在搞极端化，民众必须被代表，这个结论下得草率了。

尽管民众总是不完全一致的，但显然也不是完全不一致的，不能等同于完全互相抵消的随机噪声。否则无法解释你举的编辑听取网民意见的例子。在有网络的前提下，希腊城邦这种规模的社会是可能实现不被代表的。西西河就基本是一个每个人只代表自己发声的地方。即使在前网络时代，也偶尔会有白毛女这样民众作为统治阶级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虽然，仍然是少部分民众在代表大多数人，但由于当时民众在特定问题上的高度一致性，这种代表可能是相当准确的。

如果把西西河模式推向全社会，俺能想到的大概会有三个问题。

1.规模问题，即还是信息量的问题。

2.多数人暴力或者说民粹主义(俺对必须使用民粹，各向异性这样的知识分子话语来表达很不满^^)

3.咱俩那个基本分歧，就是民众是否足够理性的问题

看你自己和自己打架，比我和你辩好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