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粗略说说偶对主席和小平的认识和看法 -- 皖江吴郎

能否介绍些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还有最初的提案内容？

与MBO的出台结合起来可以看出门道吧

俺之所以存疑，一是找不到可信的出处，二是1966年小平60多了（小平诞辰：1904年8月22日），那里说50多了，这是不小的bug（邓小平在80代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不仅精神贴切，连用词、语言风格也蛮象的。

俺替你喊一嗓子：

三老四少都去踢一脚啦，有怨的踢前面，有交情的踢后面。

邓掌权之前贫富分化倒不严重，不过是建立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上。

另外，领导干部的特权在非市场经济下是没法被量化并囊括进所谓的基尼系数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详细讨论的地方很多，不是一个系数就可以全部概括的。这几十年的财富分配远谈不上合理，但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总体上是在明显的改善。早前我家还有次用南瓜当饭吃。我姨家住农村，主食还是玉米面大饼子。逐渐的就开始买自行车，买电视。现在老太太们早上去早市上遛一趟，吃的喝的应有尽有。卖东西的小贩讲起价来总是说日子难过，但是多数脸上还是真诚的笑着。

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有多少人真心希望回到之前那种大家一起穷的日子？检讨这几十年中那些具体的政策有问题是应该的。实际上从中央的政策看也是在不停的检讨。我认为中央政府也在努力提高社会中最贫穷的那部分的收入。比如说家电下乡，比如说社保的推开。这些政策推开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人渔利。但我有次回家跟老妈去社保局看到的是领钱的人潮汹涌。也就是说，有很多钱确确实实流动到了最需要它们的人手中。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提高效率和透明度是一回事；抓住任何政策执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需要修补和改善的地方去怀疑政策制定者的真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还是认为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需要用发展去解决而不是立即停车掉头。

其实问题在于这个基尼系数是发展本身导致的还是中央路线的直接后果。我的倾向是前者。刚刚脱离土地的农民没有任何技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结果，即使是政府的强力干预，其工资也很难超出刚够维持生存的水平。导致的后果就如同资本主义刚刚兴起时的巨大贫富差距。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尽快发展生产力，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了，经济规律会迫使工人的工资上升。这个变化阶段只能缩短不能绕过，除非你完全不要市场经济。

但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有两个问题绕不过去。一个是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需要集中了解社会经济运行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分散在社会上每个人的头脑里。集中起来基本上不可能。第二是即使这些信息是可以收集起来的，那把这些信息逐级向上集中带来的管理成本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唯一可行的计划经济只能是上级用一个精确度仅能满足最基本需求的计划一层层向下传达而下级完全唯命是从。因为下级的主动性会带来不可预期的变化，可能引起系统不确定的波动而导致崩溃。这样的经济体系显然只能在很低的效率水平下运行。

50年代计划经济的成功在于要凭空建立一个工业体系。因为中国落后得太多，面前的路已经有太多人走过，蓝图已经相当清楚，所以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但是越往前走，路越陌生，蓝图也就越不可靠。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三回头的检讨。所以从现实角度看，我认为50年代的计划经济和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没什么错，只是世易时移不能生搬硬套而已。现在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我很怀疑我们会兴高采烈的走向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错下去才能变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摸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继续摸来解决。

你也不看看，那些市场经济国家，哪个解决掉贫富差距了，哪个解决繁荣娼盛了，明明就是一条死路，还要摸。

“三老四少”都是哪些大河牛啊，俺孤陋寡闻了，有请指点，呵呵。

阁下说得不错，确实是你我各自认识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强奸“我们”的问题。

阁下的原话是

现在俺问你，中国大陆自76年（大约9亿人）至今（13亿人），这些人包括新增的人在内，难道所有人都没有“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如果您的回答是否定的，咱们就不必继续讨论了）

只要有一部分人（不必争论数字多少）确实“吃了二茬苦受了二茬罪”（这个判断，不是由你我，而是这部分人自己作出的），他们就不属于您说的“我们”。

既如此，您凭什么无视他们的存在，而大言不惭地说什么

所以，无论您无视也好，您认为不属于也罢，您都强奸了“我们”。

在此提醒您，“人民”这个词儿，是有阶级性的政治性词汇。“人民”并不是指所有人，也不是指“我们”，而是指多数人（毛泽东所说的95%的人。这里请别纠缠95这个数字）。“公民”就不同了，是个法律性的词汇，可以指所有人，也可以指“我们”。

“人民”、“草根”，与“公民”、“我们”，都是集体名词，但前者涉及到多数人和少数人的问题（相关阶级性），是阶级性名词；后者是指向一个特定集合所有人的（回避或淡化、抹杀阶级性），是非阶级性名词。

强奸民意的“民意”，也是一个阶级性名词。在中国古代，民意的“民”，可不是指所有人的。皇帝说“民意”时，这个“民”至少不包括他自己的。皇帝要强奸民意的话，至少不会强奸他自己的意（帝意）的。皇帝要是说“朕广纳天下美女，是我们的共同愿望”，那可真真是强奸“我们”了，却没有强奸朕意哦。

既然是谈“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问题，可见其基本语境就是阶级语境了。如果您说

一言以蔽之，阁下没有强奸阁下自己的意（己意），也没有强奸某一部分人的意（这部分人和您立场、观点至少一致），恐怕强奸了大多数人的意，铁定强奸了“我们”的意了。

这里要指出，“我认为”这三字救不了您哦。您说话，谁不知道您发表的观点，其省略语是“我认为”啊。难不成您怕自己不加上“我认为”，别人就会将您的观点奉为客观真理了？您也太杞人忧天了吧？

您加不加“我认为”，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您要慎用“我们”这个词儿。

除非您说“我们大家都是人，不是猪”，这样就没人跟您说“那个我们不包括本大爷，您凭啥代表了大爷？”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咱这里啰得也太唐僧了，鄙视下自个儿。

“不争论”的问题，下次再扯。您要是没有头戴紧箍咒，俺就可劲儿扯。

就像今天流行的一句俗语，群众们都已经过河了，就干部们还假装在河里摸石头，听说还得摸一百年。

不是说用了集体名词就算“强奸”的。

这几十年的情况确实不能令人满意。但我不认为部分人经历的苦难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苦难是事实，但我的看法是这些苦难从客观规律上看是无法绕过的必经之路。没有谁就应该被牺牲。但如果牺牲无法避免，那么可以做的是努力把苦难的时期缩短一些，让牺牲尽量小一些，同时对受难者保持敬意，尽可能的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抚慰。我认为这才是现实的态度。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罪虽然受了，但不是二茬罪。这个观点的含义在于不能用走回头路来作为苦难的对策。

每个人对“苦难”都有不同的定义标准。只要明确的表述这是自己的个人观点就和“强奸民意”扯不上关系。只有冒用别人的名义，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头上才是“强奸民意”。讨论之前最好还是想清楚自己用词的真正含义，用不着乱扣帽子。

瑞士呢？挪威呢？芬兰呢？

没有繁荣娼盛的国家其实不是绝无仅有。

当然你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说这些国家的情况和中国不同。我也承认这一点。我甚至也同意这些国家的经验和中国完全不同。关键点在于第一，市场经济和繁荣娼盛本身没有必然联系；第二没有谁认为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一条可行的方案而且市场经济本身还需要发展完善——你不能指望一个社会制度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市场经济不能，计划经济更不能。要验证一条道路是不是真的导向死胡同，需要慎重的思考和尽量严密的证明。随心所欲的归纳最后只能导向逻辑上的诡辩——这倒是一条确定无疑的死胡同。

我所赞同的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福利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富人和中产阶级在市场的角斗场上拼杀，国家只关心最底层人们的基本生活。所以房市楼市什么的我不是很看重，但国家能不能维持低保的稳定发放并逐渐将其涵盖面扩大到所有衣食无着的范围则是至关重要的。这几年西方的福利社会出现了问题，但我认为正确的是完善社会福利而不是向左或者右的方向上开历史倒车——前者要求回到计划经济，后者借机要求全面的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倒是可能消除娼盛，但代价是把繁荣也一起干掉。毛泽东时代禁娼成功的原因是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军队甚至是集中营。第一大部分物资是按照配给或者半配给的方式发放的。就算有人出来做妓女，收到的钱也换不回所需要的东西。第二是人员很少流动。要是大家一辈子只居住在本乡本土，娼妓也很难出现——在你要与之相处一辈子的街坊邻居面前，脸面是个关乎性命的问题。考虑到当年的具体情况，我们不能说这样的社会现实是毛泽东的罪过或者错误。但是到今天还要靠开历史倒车这一招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做法其实和为了纯洁自己的格调而把那个东西一刀切掉没什么本质区别。

值得

莫非瑞士挪威芬兰没有妓女？这我倒是孤陋寡闻了。

反正就我目前看到的，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繁荣娼盛，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思考和严密的证明，目前的现实就是这样的。

何况思考和证明是有悖于摸石头的，对吧。

我想的东西很简单，繁荣娼盛不好，现在我们走的路就繁荣娼盛，别的国家也这样，我实在看不到变好的希望。

可是确确实实有一个时期在我国没有繁荣娼盛了。这难倒不好吗？

最后，你分析的没有妓女的原因，和你最后的比喻很不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