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乡记事：收铜 -- 铸剑

说老家村里，有个年轻人， 读到高中就辍学了，人很聪明，自己有很多小发明，但拉不到投资，于是就去偷东西想积累第一桶金。后来被抓，他说让他下定决心犯罪的是这句话：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个人到不是不想收钱，而是没法下手。

日本这边公司交易的事情，绝非个人可以控制，都是团队操作，制度监督。国内要容易一些，我们国内原来独资厂的厂长就栽在这上面。

公司老会计告诉我，日本这边吃回扣，大概是３０年前的事情，现在已经极少了。

而肯定有中国的或本地的一些企业想花钱收这些金属，这不就是两边收钱的机会？

又得了半个宝……

这是理论上可行的.但是在实践上...几乎不可能成功.原因很简单,就在你前面的观察当中

而恰恰是这个约束保障,

是需要成本的.对于现有的社会体系来说,

就是这一成本.虽然很残酷,但这是事实.

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现有社会组织体系是存在家族体系的对应物的,那就是公司,行会,协会之类的.换句话说,与其将他们按照某种空中楼阁式的组织体系加以引领,不如踏踏实实地按照地域,行业加以规范.

或者我们想说的是同一种东西.

建立组织体系引领他们确实需要成本，而这个成本与现在付出的成本谁更大，由于每个人的观察范围不一样，可能看法也不一样。由于我看到的当地农村年轻人犯罪的比例极高，还有死刑的，所以更倾向于组织成本比放任自流的成本要低。

至于蜀生兄提到的公司协会行会一类的组织，跟我所想的社会组织体系确实很接近。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进城后被排除在这些组织之外，有几个农民能得到一份劳动合同呢；因此既有的这些组织不能发挥社会化农民的作用，农民游离于现代社会网络之外了。

我以前的想法是可以由按县乡组织协会培训，用培训和提供劳务机会的利益与农民作利益交换，把他们的利益与社会结合起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同时在条件许可的地方，还是多发展些离土不离乡的产业吸附剩余劳动，原有的村风乡俗这时对社会化过程可以起到正向作用。

一方面是当地的原有组织机构转型,由原来的农业生产管理,地方行政管理转型为地方集体发展体,另一方面是外面的公司,大学,机构等等进入当地,提供就业机会和人员入行培训.

我的家乡,就是这样经过了十多年时间慢慢转型过来的.当然,这只是很小的一个例子.

如果他生在18世纪末的欧洲，他可以参军，到殖民地去掠夺，用当地人的鲜血来满足他积蓄资本的需要，最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他生在19世纪的美国，他可以去当奴隶贩子，用黑奴以及华工的血汗来满足他的需求，最后在史书上留下臭名昭著的一笔。

如果他生在1930年代的德国，可以加入纳粹党，用战争与抢劫来获取肮脏的资产，最后他也就是犯下反人类罪行者的一员。

如果他生在1940年代的以色列，他父母会为他抢来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财产，他也就承担了他们的罪孽，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如果他生在……

店门口放着几个白铁水桶、水壶，他们总是坐在门口做活，看上去也就比水桶高一些儿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铸剑河友好文，深受启发。蜀生的讨论也很有意义。

但就建立“什么组织”、怎样建立“组织”而言，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何需要一个“组织”？无论组织也罢，放任也罢，都是就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不同的alternative。那么，既然组织成为需要，就标明了表明在参与者的“个体-社会”关系转变中，有某种原有的“个体-社会”关联需要得到补偿（compensate）——比如说当街道管理模式在人口流动加剧的情况下式微时，婚恋中介（原来是介绍所，现在是介绍性网站）的需求大大提高了。

而产生这种补偿需要的来源本身，或许是求解当相应的组织或关联在新的状态下不存在或不足时，相应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您的例子处，就是进城农民的违法行为。

比如说，曾经有人做过很好的研究来解释中国的单位制（户籍、政治性关系加福利）产生的根源，因为这种制度并不是从社会主义模式所固有的：它并不是从苏联沿袭下来的。其结论发现是共产党政权在赢取城市时，为了战胜工业组织中的以帮派（青红帮、同乡会）为基础的工头控制，而获得对生产过程的管理控制权所采取的制度安排。因为原有的工头控制和帮派组织提供了对其个体成员（单个外来务工人员，同乡，个体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安全与基本福利——青帮是有福利的：比如说工伤、抚恤等。所以相应地新中国政权为了团结工人群体，新的组织形态，也就是国有企业，须得向工人们提供基本的安全与福利，这就包括医疗、子女教育、事实上的终身雇佣、甚至派出所和殡葬服务。因此，单位制并不单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转型而实施的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安排。

这种思路结合您的观察，能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即当今的进城务工人员们缺失的是什么——以乡村道德体系为参考物——以至于他们选择脱离了规范的行为模式而走险？

相关的问题，貌似达雅在谈论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时也略有涉及过，一时找不到他的帖子了。

但再进一步，“组织化”的实现途径与实现手段是否是单一的？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从英国的工头控制到美国的经理人企业，就没有产生第三方组织作为对欧洲移民的“规范化”加工，也没有出现特定的、正向的compensate的制度安排。相反，它是由一系列的社会技术与物理技术的革新而实现的，包括：互换性零部件，泰勒制，铁路与电报等，这些革新加强了资方对工方的控制，降低了工人个体对同乡或者工头组织的依赖。

总之，铸剑河友引发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讨论，不知这是否是铸剑河友的本行专业所在？

仅从你对英国技术工人控制工厂和美国管理资本主义的区分，就觉得你是组织理论的专业人士。论述让我大有收获。所以我下面的想法就是门外杂谈了。

农民在自己土地上处于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网络中，他的行为后果直接由自己家族承受。当他来到城里后，却并未被纳入到社会网络里，他的行为后果由社会承担，与家族无关——他认定自己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原有网络中的，这个社会网络是外在于他的。因此，他在道德上是无约束的。

已有的组织很大程度是相互博弈形成，或者是技术变化对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的革新。而我这里提到的组织，却是认为社会具有可设计性，是被嵌入到社会过程中而非完全自发的。农民离开家族网络，进入一个组织体系里，这个组织体系给予他进入社会后的一定好处以交换他对组织道德的认同，而这个组织的利益又与社会关联。比如合作社、有补贴的职业培训协会、社队工业等等，这样原子化的个人被组织起来可以避免他们以流民的身份进入城市而无所顾忌。当然，这些工作在已经付出很大代价后开始了，但很长一段内基层弱化了对农民的组织，还是有很大的遗憾。

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从社会的功能方面来定义社会：只有当社会的能够给予其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并且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成为社会。

个体取得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就是铸剑兄所说的融入社会网络，德鲁克认为这是“建立社会社会生活的基本骨架，即社会的宗旨和意义”。

个体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丧失，致使个体被社会所抛弃，个体变为社会的群氓，社会之于个体也不过是无意义的存在。

在我看来，中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城乡二元社会体系下所导致的社会割裂，使彼此体系中个体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并不兼容，由此产生了种种身份转换与自我认知的迷茫和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