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亦是风花一代愁—谈谈媚俗 -- 烤面包的胖大叔

李少红是最媚俗的一个人，她媚的俗是她自己想象中的“85后90后”，是“喝咖啡，除了立顿不喝茶，看韩寒，不看中国古典的新生小资一代”，是混晋江文学城长大的那些人。所以才生生把红楼梦排成了言情片+爱情动作片。

事实证明，喜欢电视剧新红的，确实大多数是“喝咖啡，除了立顿不喝茶，看韩寒，不看中国古典”的那批人。

从这一点上看，李少红其实很成功。对这一批人的品味摸得很准（得益于新红以网络写手为主的编剧组）。可惜这批人的数量远远低于李少红的估计。所以她媚的变成了“小众”。

但是今天看到这个系列的文章，依然大爽，好文章。

智慧如刀锋，越快越痛，越痛越快，哈哈。

如果像鲁迅说的那种“血的蒸汽”的文艺能出得来，小沈阳陈凯歌张艺谋自然都冰消雪融。

革命的年代不需要行为艺术家。或者说，行为艺术的极致就是革命。

昆德拉的反媚俗，是“后革命时代”的东西。说到底，还是个普鲁弗洛克式的充满挫折感的滑头。

如果把“现金”替换成“信用货币”、再替换成“信用”，那么，可以发现《共产党宣言》的这一段充分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性，也预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建立。

可能说得不是那么严谨了,让你误会了,不好意思

这片子最早在国内杂志“大众电影”上出现的时候译作“无可忍受的轻佻”，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几乎忽略了布拉格之春这个政治背景，光注意两位女主的身材了。

所以后来看“亨利和琼”的时候有点失望。

以前没怎么听过他的东西，这一出事儿，就听了“我要反三俗”“相声五十年”等几段，蛮有意思的。

后来看到北大某教授称其代表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呵呵，我咋觉得老郭在“相声五十年”里极力反对极力攻击的正是作教化工具呢......

说起米兰昆德拉笔下的贯穿其一生作品的媚俗，大概还要从米兰昆德拉本人的背景谈起。米兰·昆德拉1929年生于捷克，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流亡生涯，定居法国。从早期的作品（《玩笑》）开始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直到1989年11月天鹅绒革命之前，“布拉格之春”始终是米兰昆德拉作品最重要的背景。在这些作品中，“媚俗”的政治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其所指向的自然是东欧的社会主义。

这里还要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前三十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同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仅限于斯大林死后）本质上是分别有很大不同的。简单的把三者混为一谈是很不妥当的。东欧的社会主义是“被选择”的，这种“不情愿”的情绪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自上而下的高压，伴随着东欧的群众的“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的是不可少的秘密警察与阴暗的色调。苏联的社会主义是苏联人民自己选择的，但是在斯大林之后，更多的是充满了官僚主义的刻板与无可奈何，伴随着苏联的群众的“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的回忆更多的是赫鲁晓夫楼与呆板枯燥的灰色。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同苏联一样也是自己选择的，同苏联不同，反官僚主义又穿插其中，伴随着群众的“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又多了些激情。这可以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得到暗示：带着明亮的色彩，荒诞中又不失激情。

从这里，可能对中国人来说就能理解为什么米兰昆德拉在天鹅绒革命之前的的作品始终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这同布拉格之春/“被选择”的社会主义的背景是不可分割的。另一方面，虽然米兰昆德拉作品的成就是无可置疑的，但由于无法避免的政治倾向，在80--90年代米兰昆德拉更加受到西方世界的推崇，这一时期经常听到的是米兰昆德拉同诺贝尔奖联系在一起的消息。不过，不能不提到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确实是米兰昆德拉作品的一个转折。在这部书中，小说的政治性因素让位与在更广阔的哲学语境中的思考。媚俗不再特指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而是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或者说，当“反媚俗”被政治化以后，“反媚俗”本身就成为了米兰昆德拉笔下媚俗的一部分。

在这里，“她的画作是争取幸福的斗争”，“共产主义迫害现代艺术”，同“社会主义就是好”，还有“英雄母亲的一天”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作者“不得不逃离人们要强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

天鹅绒革命以后，捷克脱离了“被选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自然成了落水狗。当年的哈维尔不但更加积极投身与政治，对落水狗也毫不吝惜。在东欧的推动下，欧盟通过的法律正逐步将共产主义简单的等同于希特勒并成为禁忌的符号。与之相反的，米兰昆德拉从天鹅绒革命得到解脱，其作品中的政治性一步步的消失，这从《不朽》以及以后可见一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方的主流语境中，由于政治性的消失，米兰昆德拉被贴上了失去锐气，落伍等的标签。诺贝尔奖同米兰昆德拉联系起来的次数越来越少，而且从现在看起来，米兰昆德拉在去世之前得到诺贝尔奖已经很困难了。显而易见的，诺贝尔文学奖更愿意发给丘吉尔作为政治补偿，或是发给贴近形势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到底有多么高的文学成就一直是让人迷惑困扰的问题），而不是离“主旋律”越来越远的米兰昆德拉。而在中国，由于“痛打落水狗”（共产主义）的“不给力”，中国的“自由派”也不再推崇米兰昆德拉而转而赞扬哈维尔。这些，在1984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米兰昆德拉似乎已经预见到了（“不得不逃离人们要强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

再回到米兰昆德拉笔下的“媚俗”，同作品的背景变化相似，“媚俗”的定义似乎也是在转变的。早期米兰昆德拉的“媚俗”，自然指的是“社会主义就是好”，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似乎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广义意义上的，脸谱化的，标签化的强加于个体之上的媚俗（“她的画作是争取幸福的斗争”，“共产主义迫害现代艺术”）。另一个方向，则是个体强加于自身的媚俗（“当她看到伤感影片中忘思负义的女儿终于拥抱无人关心的苍苍老父，每当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辉，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泪水。”）。对前者的质疑是明显的：

而对后者的质疑却有些模糊：

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反复提到的一句话。

当年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还是不合时宜的青春期少年，那时候的感觉是一方面红耳赤，小心肝怦怦直跳，另一方面又惊异于作者的深刻与尖锐。等到后来看到了《布拉格之恋》，反而感到导演对“媚俗”理解的肤浅，与原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甚至电影本身，似乎就是“媚俗”的一部分。也许正如米兰昆德拉所提到的：“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老百姓的理解：庸俗就是八卦，小道消息；低俗就是荤段子，三级片；媚俗就是拜金，崇洋迷外。

这个“反三俗”和以前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没啥区别，和政治好像关系不大。

他是一致反对相声的教育性，事实上，他也是骂人比教化更在行么。

我一直觉得吧，如果要说文艺和政治结合是可行的、美好的、前途光明的，就非得拿“蜜月期”的那番讲话出来证明不可。这好比提出一个模型，有几年的数据解释得特别好，那你肯定要把这几年反复拿出来说，不太好的那几年呢只好少提，呵呵。

“媚俗”在她那儿都带有22条军规的意思了。继续追问下去，难免会有一个问题，对媚俗的拒斥算不算媚俗呢？

这个问题上，我倒觉得中国人比较圆通一些。我想起论语上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有一次孔子病重，弟子很着急。

子路就说了，要不这样吧，我代老师向神拜拜吧。

孔子说，不是吧，这样都行？

子路说，怎么不行，求神这回事书上有写啊。

孔子说了，是这样啊，其实我已经祷告很久了。

关于“丘之祷久矣”有很多解法。我是取了最显而易见的那种。

说到米兰·昆德拉，说实话越到后期的作品，我反而越不是很喜欢。相对来说，玩笑和笑忘录，更合我的胃口一些。

这种制度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

制度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对于被统治阶级总是有压迫的。

说“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对于一些以前社会继承过来思想来说，社会主义不一定好；对于社会主义一些错误的东西，社会主义也不一定好。但是如果这些思想也说“社会主义好”，它就只能说“就是好来就是好”。

说“共产主义迫害现代艺术”，必然有些向往共产主义思想的艺术，或者和这些无关的艺术，被这个不成文的制度压迫，它屈服的时候，压抑自己“幸福”的时候，也只能去顺着这个制度说在“争取自己的幸福”。

说“非如此不可”，萨宾娜自己情不自禁的流泪，但是又感觉到这是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自己同意了这种制度，就感觉她自己“媚俗”了，可是又觉得“非如此不可”。应该是自己被自己一贯的“媚俗”逻辑给困住了，一时又脱不了困，所以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在这里“反媚俗”似乎有点“造反有理”的意思，“有压迫就有反抗”的意思，以至于感觉到形成一种对别人的压迫，自己也要反抗的那种本能。

所以“媚俗”其实表现的是在现代社会，强烈主张个体自由的情况下，对来自于不同制度压迫的反抗的反映。这里究竟什么是“雅”，什么是“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一种东西以制度性形式向接受方倾销，不喜欢这个东西接受者被动迎合，这个接受者就是“媚俗”的。对这个东西心甘情愿的接受者来说，他就不是“媚俗”的。

这里似乎可以把“媚俗”弄个圈子划分。比如李少红的《新红楼》，对于广大中国观众来说，无法接受她弄的那些东西，所以她并没有“媚”老百姓这个“俗”－约定俗成这么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但是《新红楼》在西方文明占主动地位的今天，试图用西方的一些表现方法来表现红楼梦，确是在“媚”西方这个“俗”。

比如《布拉格之恋》，对于普通看电影消遣，甚至没看过原著的人来说，电影中色情镜头一般是他们喜闻乐见的，这个电影就是在“媚”这个“俗”；而对于被原著的深刻征服的观众来说，电影着重表现色情，就是没有“媚”这个“深刻的俗”。

可是如果一个圈子也不承认，人就是在主观的不承认客观上必须存在的圈子，唯一的选择就是不停的逃避，直到销声匿迹。也就是萨宾娜最后的道路。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还是从政治方面理解合适一些，这大概应当是作者的本意，当然应当跳出狭隘的布拉格之春的圈子。其实作者虽然竭力要淡化政治，还是免不了政治。比如说对斯大林儿子死因的讨论，可以看出米兰昆德拉的心境并不平静。

对媚俗的拒斥，萨宾娜还是有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