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通史》（live） -- 普罗丁

因为当秦、齐等诸侯王试图称帝的时候，宋国的康王也开始有了想法。宋康王或他的手下策划了一起迷信事件，让人宣传一只小鸟在城墙上生出大鸟的故事。此事传开以后，又找来巫师占卜，从而印证了“以小灭大”的传闻。于是宋王和将领们都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先后打败了滕、薛等小国和齐、楚等大国。　　

康王的预设目标越来越高，以至于开始否定整个周制的合法性。他对天、地、社稷都表示了严重的不敬，并且即使在喝酒的时候，也要全城人高呼“万岁”。能够有万岁的，当然不再是普通的人类，而是神灵乃至天帝。　　

齐湣王听从苏代的建议，派兵讨伐宋国，希望达到“收天下之望”的效果。被人民骂成昏君夏桀的宋康王迅速落败，只好向国外逃跑，死在了半路上。　　

齐湣王自己则是下一个神圣化对象，他的计划，是把东西二周的神圣性重新合一，然后自称天子。天子可能小于“帝”，但是在他看来，是比帝更加能够为自己和他人所接受的称谓。　　

一个曾经被齐国破坏了宗庙的国家，此时酝酿反戈一击。他们推出一个当代名将来完成这件事。

乐毅是魏将乐羊的后代，当时已经来到燕国。他对志在复仇的燕昭王说，齐国是曾经称霸的国家，仍然非常强大。即使您想要以正义之名讨伐它，也要借助周边其他国家的力量。　　

于是乐毅等人联合了秦、赵、韩、魏四国大军（赵国直接把相印交给他），向齐湣王发起攻击。双方在济水之西大战一场，乐毅取胜之后，交还了秦、韩两国的军队，让魏军去收复宋国，而自己带着燕军深入齐国内境，直奔齐都临淄。临淄的情况，苏秦和齐宣王曾有过描述：　　

· “临菑之中七万户 …… 不下户三男子，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斗鸡、走狗、六博、阘鞠。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　　

可见，当时临淄人口在40万人以上，乐毅攻入之后，夺得了大量的宝物和祭器，把它们转运到燕国。无奈，齐湣王只能逃跑外国，先后到卫、邹、鲁等国，虽然对方表示了尊敬（卫君甚至让出宫殿，向其称“臣”），但终因礼仪问题而闹僵，最后被来自楚国的一个官员杀死。在临死前，他遭到这个叫做淖齿的官员的猛烈批判，被认为是天地人所共声讨的君主（其迹象分别是天下血雨、地深陷和人到宫墙哭诉）。

那么齐湣王犯下暴行和招致恶果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当时有一个著作颇丰、传播较广的知识分子叫做荀况，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 “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湣、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荀况认为，上层强调物质追求的最大恶果之一，是上下之间只能以“诈”相待，而不是以诚相待（因为物质是有限的）。那么，不强调物质又应当强调什么呢？首先是礼，然后是义，然后是信。荀况说，君主需要形成自己比较固定的行为模式，一旦颁布了刑赏之法，或者一旦与国缔约，就不要轻易改变。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齐湣王改变过法律或约定，甚至也没有他强调物质利益的直接证据。所以荀况的批判，更多是一种推销礼义价值的手段。

夏是可以讨论的，直接做个定论显然不够谨慎

（同意。所以我不打算写进严肃的历史中）

晋的神圣完全是附会的产物（证明？）

你干的无非就是文言文白话的活，大部分人没什么精力去翻大部头，作为一种普及未尝不是好事。有叙有评，撑死了是个评话吧，算什么史呢。（你找一本资治通鉴的白话来，对比一下，就知道我写的意义在哪）

可信不可信，我们看是否有能够互相印证的证据，又没有显著漏洞，基本就是可信的。民间文人？狗屁，言论可信与否不取决于身份。（对于统治阶层的话语，我天生就怀疑。我为此而自豪）

基于漫画的再创作，人家是不会把它多拔高的，大家看了一乐蛮好。你到是东西没写多少，先把自己捧的不低了，这个心态够赤裸裸的。（漫画？哪里有漫画？）

我读左传，常常很想不通一件事：孔子的一个学生而已，怎么能够搞到那么多一手资料？

所以只好不厚道地猜想，他不过是把孔子的讲义，编的很像真的罢了。是不是真的，天知道。

攻下齐都之后，乐毅寻求进一步控制齐国大部，他把齐国的70多个城市变成燕国直管的郡或县，向当地领导人颁发爵位，还举行祭祀齐桓公和管仲的活动。但是他低估了齐国王室的号召力。齐湣王有个儿子叫做法章，他逃难到莒国一个贵族家，充作佣人。这个贵族家的女儿发现法章的相貌奇特，断定他不是普通人，于是经常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接济他，后来发展到肉体关系。其他的齐国人也逐渐被动员起来，他们捕杀了淖齿，找到法章帮助他在莒国建立了流亡政府。

前边说过，东周仍然有一个周天子，所以齐湣王试图自称天子，需要对周地（主要是洛阳）采取一些行动。同样想到这一点的，还有楚王。当时在位的周天子是周赧王（姬延），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派出一位王公去劝告楚国的大臣，说对周王室采取行动是不正确的。这位东周武公说：

· “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然，攻之者名为弑君。然而犹有欲攻之者，见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犹攻之；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万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诎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器南，则兵至矣。”

武公认为，自西周以来，周王室的领地和人力都非常有限，但它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力仍然是巨大的。真正想要攻击周王室的人，都希望获得其中的祭祀祖先和上帝的名器。但事实上，这些器物拿在手里，却是非常不利的事，因为这等于引诱其他人来攻击你，既得“尊主”之名，又有望也获得祭器。

总之，获取周王室的传宗祭器，或者自封为帝或天子，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荀况所说的“礼”，究竟指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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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没有办法攻击周室，自封天子，感到难以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当时的秦国，正在一步步兑现司马错所承诺的占据两河上游的战略优势。秦王甚至希望直接对赵王下手，但受到了蔺相如和廉颇的联合阻止。西边的战局暂时稳定之时，东边一个叫做田单的人，正在暗中恢复齐国王室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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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毅带着燕国人打进来的时候，田单是一个工商管理官员，他吩咐手下，把所有车辆的转轴处都包上一个铁套，这样他们坐马车逃跑的时候，就不会被其他逃兵撞断车轴。田单一口气跑到了即墨，而即墨和莒是仅有的两个未被乐毅攻占的城市。由于田单的组织工作，乐毅用了整整三年时间，都没有打下这两个城市，结果后方开始出现了问题。有人对燕王指出，乐毅之所以困在这两个城市外边，是因为他想征服齐人之心，成为名副其实的“齐王”，同时又不放心仍在燕国的妻小。如果拖的时间太长，他受到其他齐国女子的诱惑，就可能会真正背叛燕王了。燕王的做法，是杀掉了这个谗臣，干脆直接封乐毅为齐王。乐毅以死相拒。

但是，和吴起的经历非常相似，燕王的儿子接任的时候，君臣关系就出现裂痕了。田单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做了几件事来对抗燕国的统治和渗透：

1）命令全城人吃饭前必须祈祷和拜祭先祖；

2）拜了一个举止奇特的人为“神师”；

3）诱使燕军割掉俘虏的鼻子，以及破坏城外的坟墓，激怒即墨的齐军。

4）自己、家人和城中人的家人眷属都编入军队，增强士气。

最终，田单依靠1000多头绘有“五彩龙文”的牛组成冲击编队，一夜就击溃了燕国的部队，而当时乐毅已经负气跑去了赵国。田单势如破竹，迅速收回了70个城市，并且把仍在莒国的王子扶上了齐王之位。只是由于这个王子和太史敫的女儿私通在先，他的岳父终生拒绝承认这个女婿和外孙。

新王继位以后，对两个人的势力发展感到恐惧，一个是田单，另一个就是孟尝君。这位齐王将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呢？

要是秦皇陵发掘出来没准能出来很多轰动的史书。貌似先秦时期比较详细的官方史书就只有竹书纪年了，要是秦书能发掘出来就更好了

你这个观点，咋说呢，我就是三个字：俺不信。

我既不信一个暴秦能灭掉多少历史，也不信像春秋这样全面的记载，还能漏掉多少真实的历史。

结论：战国之前无史不是说缺乏记载，而是根本没有史的精神和记录工具。

那时的中国人，和全世界的原始居民一样，处在一种神秘的蒙眛之中。

史书的散失是历史上经常发生而且总会发生的事情，除了战乱之类，后世儒者们对此的功劳不会比暴秦小，例如竹书纪年好不容易填补了上古历史的一个空白，结果宋朝时候又散失了一回，原因么跟意识形态有关，宋朝的士大夫们责无旁贷。进来考古发现的秦代官方文牍之类还是不少的，丰富了很多我们对之前的了解。至于竹书纪年是古代的考古发现了，记载商周的很多事情跟甲骨文考古结果惊人的一致。至于你说的“春秋这样全面的记载”，问题是，第一，春秋并不全面，第二，现在的春秋是经过后来修改的，第三，春秋写的时候是带有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的。

你回我的这几句我不知道是针对我的哪个观点而发的。首先，“战国之前无史”这个论断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因此接下来你说“战国之前无史”的原因就也是靠不住的。这个不是你说我说的问题，竹书纪年是确凿的考古证据，而不是编造出来的。

我提到秦陵考古，是因为竹书纪年是魏王陵发掘出来的，古代史书可以有很多原因散失，而墓葬是保存的很好手段，秦陵“可能”而且是相当可能有宝的。我们是所有古代文明中最重视历史的民族，战国乃至春秋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竹书纪年就是以魏晋的编年进行记载的。你说的什么“神秘的蒙昧”不知道从何而发。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请问和春秋比哪个详细？

我看过，有没有它的补充，历史记载的丰富性还是那样。

啥叫真“历史”？请看我通史中选取的内容。

考古当然也不是完全无用，比如《日书》。但那是战国后期了，春秋及以前的历史，中国人将永远一无所知，这是事实。

我相信考古发现会揭示出很多

有一天，一个老人过冰冷的淄水，出来以后冻得无法行走，被田单碰到了，就把自己的裘皮大衣给他穿。此事广为传播，曾经落泊的齐襄王听说之后，认为田单是在故意收买人心，甚至有谋反之意。一个下人却告诉襄王，你与其猜疑，不如把他的功劳变成自己的功劳，说担忧民间的饥寒，本是自己的特征，而田单不过是执行王命而已。但是这句话如何传播出去，仍然是一个问题。于是齐襄王首先赏赐了田单，过了几天，再把田单招到宫庭，当众向他施礼，并予以称赞，最后再下令征求百姓中感受到饥寒的人，供给他们饮食。如此办理之后，齐襄王安排人去街头巷尾打听，回报说，的确有一些官员相互表示：田单的爱人乃是王的教训。

这有限的信息并不足以让襄王放心，他的近臣中有九个人，都反感田单的存在。他们先是怂恿襄王派遣田单曾经的手下貂勃出使楚国，后又借貂勃长达几个月不回归的机会，连续向襄王发出反对田单的声音。反对的依据有二，其一是田单和襄王之间，无论从血统、地位还是相互关系上看，都缺乏君臣之间应有的明显区别；其二，田单仍然有自己志向，他对百姓和外国的蛮夷都施以恩惠，招揽天下的贤士，其实际贡献也已经超过了襄王自己。

襄王的决定，是把田单召来谈话，其用语是“召相单而来”，而没有使用田单的尊名“安平君”。田单对此非常紧张，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罪，于是光着上身去向襄王请罪。而及时归来的貂勃却看出了问题的关键，他去向襄王说：你得到了安平君这样一个国之至宝，却称之为“单”，这简直就是亡国之言。从有天地以来，没有一个大臣的功劳可以超得过田单，当初你守不住齐国，躲到城阳（莒）附近的山中，田单却仅仅靠着一个小城，坚守到最后，并终于光复了齐国。如果那个时候，他根本不去迎接新君，而是自立为王，有谁能够阻止呢？他完全是出于道义，把新王和新后迎接回来，如今举国安定，你却称呼他为“单”？小孩子都不会说出这种话！你赶紧把这九个佞臣杀掉吧。

襄王照做了，并加封田单，从而最终确立了与田单之间的“恩情”关系，亦即定义自己为“感恩之王”。

而对于孟尝君，由于对方参与了攻灭齐国，新王没有把他召入朝中，只是留他在封地（薛）自生自灭。后来孟尝君去世，几个儿子争夺薛地的统治权，襄王趁机与魏国合力灭薛，导致孟尝君这一脉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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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秦国先以武力迫使魏韩割地求和，然后联合三国兵马，准备进攻楚国。此时楚国一个叫做黄歇的贵族，赶紧上书劝告秦王暂缓动武。他分析说，秦国两年间就拿下了魏国十几个城池，治理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不多施“仁义”，一味仗着人数和武器装备强攻，想要使天下服从，恐怕会有无穷的后患。与此如此，倒不如让各国互相牵制，互相削弱。

黄歇（也就是后来的“春申君”）做完了这件事，就陪着楚国的太子来到秦国，作为两大国之间友好的“人质”。很快，一个叫范雎的人也来到秦国。

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土文献。

秦史书年代不详，从为历史研究找文献资料的角度来说，恐怕价值有限

范雎来到秦国的时候，心怀非常复杂的计划，因为他刚刚在魏国受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逃脱之后，他依靠王稽的帮忙，见到了当时的秦王。但是他装作没有看见，大声说道：我只听说秦国有太后，有穰侯（即前述魏冉），秦王是谁？秦王看出对方来意不简单，一再询问，范雎才说出了准备已久的话：

· 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国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诸侯，譬若走韩卢而博蹇兔也。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

在范雎看来，以秦国的国土面积和军事水平，早就应该进军东方各国了，而权臣魏冉和太后却成了这一正确战略的障碍。他认为，秦国的扩张关键在于掌握三晋（通过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随后就可以在齐楚两大国之间走平衡，寻找战机。

在逐渐得到秦王的重用之后，范雎进一步提出内部改革的方案。他说，太后和权臣凌驾于国王之上，已经是比较普通的现象，而此中的关键，在于“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代，只要能够掌握最高权力，掌握利益，或者拥有生杀的大权，都可以以“王”自居，所以诸权贵纷纷在秦国崛起，淹没了真正的王。从齐国、赵国的经验看，这些被授予重权的大臣往往排斥人才、阻断信息，其利益也和王者不一致，所以都很容易导致世卿取代原有诸侯王室的局面。

秦王完全同意范雎的分析，于是采取了废除太后和穰侯等“四贵”的断然措施。随后的几年，白起率领秦军连战连胜，包括在长平一战后阴谋坑杀40万降卒，仅把最年幼的240人放回赵国。

这段时间，孔子的一个后代，正在魏国进行着希望渺茫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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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孔子和子思的后人，子顺首先受到了魏国统治者的关注。魏王派人带着黄金和布帛去请求子顺出任大臣，而子顺说，如果魏王能相信我所传播的“道”，那么他一定能看到使用这种“道”治理社会的优越性。而如果纯粹把我当作一个官僚，难道魏国还缺少官僚吗？

在使者的反复请求下，子顺终于还是同意出仕。魏王来到大粱城郊迎接这位新相，而子顺上任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把那些受到王室宠信的官员，统统更换成在他看来具有“贤才”的官员，把缺少实际工作的俸禄去掉，换上有功的人士。如此改革，自然和吴起、商鞅一样得罪了大批官员。一个叫文咨的来劝告子顺，子顺回答：难道你认为任何政策的施行，还需要考虑多数人的判断吗？古代那些擅长政治的人，最初都会受到诽谤。子产在郑国干了三年之后，才没人说他的坏话。先君孔子在鲁国为政，也是一样。文咨追问：究竟孔子当年受到了怎样的诽谤？

子顺说，孔子刚刚成为鲁相的时候，民间有人唱诵歌谣说，麛裘而芾，投之无戾；芾而麛裘，投之无邮。而三月之后，治理见到了成效，民谣却又变成了“裘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裘衣，惠我无私。”

这两句话，文咨未必能够听懂，甚至子顺自己也没有说明它的意思。但是文咨显然体会到了前一句的否定情感和后一句的肯定情感，于是称赞子顺和他的先祖一样具有圣贤的品质。

尽管如此，九个月过去了，子顺在魏国的日子却越来越艰难，他的各种“大计”，往往得不到魏王的认可和采纳。他深感自己尸位素餐，于是称病退职。有人问他：你要走了吗？子顺说：我去哪里呢？东方的各国，都即将要并入秦的统治之下了。秦的统治模式是“不义”的，我这样的义人是不会去的。于是他选择躺在家里，尽管这里同样将被并入秦国。他向后人进行的最后一次自我解释是：

· “以无异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无良医。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义事之，固不获安；救亡不暇，何化之兴！昔伊挚在夏，吕望在商，而二国不治，岂伊、吕之不欲哉？势不可也。当今山东之国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齐、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尽为秦乎！”

总之，当时的大势是秦的一统，他认为此种统一不但不利于政治的复兴，反而是良善政治的末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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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认为如果不在中国历史的阐释中加入新的元素，新的起源观，则中国上古历史和日本没啥区别 ---- 一堆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