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这是一个我准备加草的回贴。但是我无此权力。

西西河是个贵族社会。

太长，我上次就只看了第一节。

你要是真觉得好，不能归纳一下或者挑出你赞成的内容？

继续读《河渠书》。

往下，我们发现，司马迁已经写到了汉文帝和汉武帝。从赢政继位（前247年）到汉文帝继位（前179年），有多长的时间？大约70年。在长长的70年间，中国竟没有发生一次值得司马迁同学记录的大洪水，这是令人惊异的。如果再考虑到，其实郑国渠本身也与水患没什么关系，那么洪水这种如今已成家常便饭，三天两头在CCTV出现的东西，怎么在2000年以前，居然是“百年难遇”的呢？古代人和现代人，究竟哪个聪明一些？究竟哪个“现代”一些？

不管怎么说，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总算出现了一次值得记载的大洪水：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於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很清楚：这一年，黄河水流到“酸枣”这个地方的时候，泛出了河堤，于是当地政府派了不少人去堵。堵上没有呢？看样子是基本堵上了，否则司马迁的记载，应该会更多一些。这个地方名叫酸枣，那么或许当年，已经是一个以果树种植闻名的地方，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相对发达。所以如果大水弥漫，可能会有较大的经济损失产生，所以郡政府的官员着急，也是合乎常理的。注意这里的“郡”这个字。原本中国有百多个“县”，后来，大约是感觉到这么多县的管辖，比较困难，于是嬴政同学就设了几十个郡，去“监管”这百多个县。多了这么一个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中间层，嬴政感觉到，似乎政令下达就顺畅了一些。

还有“金堤”这个词，从这个“金”字，我们大概可以想见，当地的官员和军方，为了防止河水的溢出，影响经济民生，是很在河堤方面下了些工夫的，要么就是投入了很多资金，要么就是在某些有助于审美的部位，涂上了一层金色，再或许是有过一个美丽动人的“金堤传说”。总之，要动员人们去修一条堤，还要修出来管用，也不是件简单的活。后人注解说：“金隄一名千里隄。”可见金堤工程之浩大。这么大的工程，做完以后，居然还是挡不住黄河之水，说起来也挺悲情的。

·其後四十有馀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於瓠子，东南注钜野，通於淮、泗。

好了，这里就是我们下一个关键分析的起点。真不容易啊，整整过去了40多年，中国水利史上才有了点故事可说。

什么故事？请看下一句：

·於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彊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这里，出现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叫汲黯，一个叫田蚡。当然，他们的名气，与2000年后的一部由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主演，一个出色的女人导演的电视剧，有莫大的关系。汲黯的故事，笔者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田蚡，我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剧中最大的一个大坏蛋。

不过有时候，坏人也未必做的每件事都是坏事，正如好人并非只做好事。所以，我们需要具体地考察，这里田蚡究竟做了什么事。

这一年，又发了大水，河水在“瓠子”这个地方决口，还一直往前奔跑，跑进了淮河和泗水。可见这回的水，的确是有些厉害的，也可见，瓠子和我们在前边见过的瓠口，恐怕没什么地理上的关系。由于某种我们不了解的原因，汉武帝很紧张，派重臣去找人“塞”，但是始终塞不住。这个时候，大坏蛋田蚡出场了。

我们知道，但凡分析一个人，最重要是观其行，其次是听其言，再其次是听旁人的介绍。所以这里，我们先看田蚡的直接引语：

“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

你可以给自己的贴子送花，西西河的规矩是只有发帖人才能看到谁给自己送了花，所以你给自己送花外人看不出来。我看你很多贴子一朵花都没，好心送你一招，你看我多善良啊，朋友做成这样老到位了，我都被自己感动了。

试过，没戏。

我发现这里有很多奇特的规矩，都是方便一个特殊群体的。

如今，秦国要惹事，韩国要尽忠，事关各自根本，似乎是无法调和了。秦韩两国的战事，司马迁简略记下了几次，几乎每次都是秦“入侵”韩，不知这里边，有没有太史公的意识形态偏好。但是，别忘了，我们研究的这句话是“韩闻秦之好事，欲罢之，勿令东伐”，也就是说，在郑国渠项目即将启动的时候，双方还没有真正打起来，还处于斗心眼、斗内力的阶段，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处于相互合作，共建东周和谐社会的阶段。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词，叫做“伐”，也就是说，居然在一般人看来，如果秦国去打忠心耿耿的韩国，也可以用上正义的“伐”的名义。有什么名义可以用呢？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韩家是怎么搞垮晋家（系）的，也就不难猜到几种了。

这个时候，心里有点发虚的韩国人，派出了一个号称“懂水”的人，叫郑国。姓郑，那么一望而知是郑国人。郑国正好在黄河下游，即今天的郑州一带，恰好是黄河流出高原，一马平川的位置上。按说这一带，想必水患会是相当严重了吧，怎么那个时代的人，会傻到在这里定居甚至建国呢？颇不可解。另外，我们知道春秋第一霸就是郑庄公，他和弟弟共叔段、母亲姜氏演出了一场血与爱交织的大戏，令人难以忘怀。只是郑伯的称霸，难道也和“水患”、“水利”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难道历史上的所有“霸权”，都和“水利”有关？这个问题，不是笔者能够回答的。无论如何，来自黄河下游的这位叫做郑国的人，说自己了解水文，应该不是随便说说的，他至少会有一份从事水利工程的工作简历、人事推荐和实物凭证，以使韩国人相信自己。韩国人相信了，然后顺水推舟，让郑国去找秦国的国君。

看起来，“懂水”的技术人员，与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一对天然的组合。据说郑国同学来到咸阳的时候，正值赢政继位，“百废待兴”。郑国没花多少工夫，就说服这位未来的中国皇帝，去做一件超越李氏家族的大功业----挖渠。

挖渠的关键，一是为什么挖，二是从哪里挖到哪里。关于第二点，历史上说法过多，笔者的态度是四个字：死守原典。司马迁是第一个记载此事的人，那么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其他的说法，仅供参考，或者干脆不参考。

司马迁说：“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

好了，两个关键问题，太史公都有回答。为什么挖？“溉田”。从哪里到哪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山西到瓠口。第二阶段，是接着继续挖到洛水。

可见，当年郑国同学向赢政同学展示的，大概就是这么一张草图，上边画着几条弯弯曲曲的河流。赢政有点晕，说：这是哪里？郑国说：这就是泾渭分明的那个泾水啊，甚至能看到两条江水的交界线。我就在这个泾水的上游，整出一条渠来，将使关中贫瘠之地，一变而为沃野。

现在我们打开陕西地图（一定要是“地形图”），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发现，原来这个黄河上游的泾水和渭水，是不太一样的。渭水从西边流过来，一路的地势变化，比较平坦，而泾水从西北边的高地流出来，郑国同学打算开始挖渠的位置，正好是从高原转入平原的交界点。

又是交界点！郑国这个诸侯国，就处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点，而都江堰，则正好位于青藏高原与成都平原的交界点！

这说明什么？笔者认为，这说明，郑国渠根本就是一个惊天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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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理由：

1.郑国渠的灌溉价值，趋近于零。

2.郑国渠的军事价值巨大。

3.郑国渠的政治价值无限大。

先说灌溉。司马迁的记载中，没提到“水患”的问题，说明泾河跟成都的泯江不同，不会动不动冲上岸去，吓唬老幼病残。但是在郑国同学看来，没有“水患”，我也能搞“水利”，清清的河水这么白白流走，不用来浇灌我大秦的土地，就是不对的。

这一理论，有什么依据吗？

毫无依据。

我们知道，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文明的发源地，都是大河。换言之，光有“河”是不行的，还必须“大”。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大河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原上，最原始的农业才能发展起来。因为从高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其养分是如此之丰富，你把一片树叶插上去，都能长出一棵大树来（稍嫌夸张）。那么为什么山上的养分如此丰富呢？那是因为，山上的土壤，原本就与各种动植物之间，进行了无数次的物理、生物、化学作用。

山大、河大、养分多，就能轻松地供养很多的人。一个“人类社会”，而不是“野人村”，才能形成。

好了，现在郑国同学指出，我要把河水控制一下，浇灌更多的土地。这是可能的吗？根本不可能。因为谁都可以看出，河水、泥沙和养分的总量是一个基本恒定的值，你把水往西边引了，那么东边和南边的水量，就会减少。不光黄河下游的其他地方、其他国家会减少，就是你秦国本土，也会减少！水和泥沙少了，那么下游的土地面积和养分，也会减少。

这和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区别呢？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少数人挖，是“游戏”，后者是大规模的挖，是“政治”。

而郑国要的，赢政要的，以及李冰要的，就是这个“政治”。而且，李冰的名声在前，那么在后的郑国，当然要有更为壮阔的蓝图，于是一个打通泾河与洛河的宏伟计划，也就诞生了。这个所谓计划，我们只要在地图上瞄一眼，就能隐隐约约地联想到后来的两个更加伟大的计划，一个与隋炀帝有关，一个与XXX有关。

因此，郑国的设想，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为什么能够得到执行？

因为它在实践上，却可能是正确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受益人。也就是如今常说的“利益相关方”。

如果从全中国，甚至全地球着眼，那么无论你挖出多少水渠，农业总产量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如果仅从秦国，尤其是泾河两岸农业发展的情况看，则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知道，秦国的国都咸阳，是在渭河上的，而前边提到的宝鸡，也是在渭河的上游。相比之下，泾河的开发，就要晚得多。很有可能，和我们前边提到的成都东边的高地一样，那时仍处于森林密布的“蛮荒”状态。否则郑国渠的建设，就毫无意义了。

如果郑国也效仿李冰的成功经验，动员起秦国的农民或当地的“蛮族”，许诺他们新开发的土地，那么这件工程，当然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这些农民和蛮族，在郑国的领导下建立起新的家园，那么郑国或赢政，当然就成为他们心目当中的“救世主”。

这件事，郑国在自己的文明程度较高的祖国很难完成，他远途上溯到秦国，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郑国还是高估了自己的经验，低估了事情的难度。道理还是那么简单：你在高地上挖渠，想让低处的水往里流，一来工作量极大，二来，只有涨水的季节才有可能。但是洪水却永远是伴随着泥沙而来，那么你辛辛苦苦挖出的一点沟渠，造成的一点落差，在面对自然之水的巨大力量时，转瞬间就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何况，郑国还不具有李冰父子那样的领导力、意志力和好运。相比已经成为一大诸侯国的秦，四川的居民和财主，还是要好忽悠一些的。

所以，没过多久，赢政发现自己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伟大的渠道工程，实际上刚一开始就举步维艰。今天有学者进行实地考察，据说发现了一处大坝的遗迹，只剩下两端，中间没有。学者论证说：中段必已被大水侵蚀，无影无踪。就算真是这样，郑国的实际成果，与他的计划相比较，也是相当的有限。而且大坝这个东西，可不是开玩笑的。上文已经讨论过，平时显得无比温顺的水流，一遇拦河之虎（无论是人工坝还是天然坝----堰塞湖），就有可能变成一头怒狮。

赢政有没有亲眼见到这个大坝呢？无论答案肯定或否定，他的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马上要被砍头的郑国，说出了一句沉淀已久的话：渠成亦秦之利也。

赢政何等人物，不用半个小时就完全理解了郑国的意思。这个时候，杀掉郑国有什么用？反不如大加颂扬，“变坏事为好事”，让郑国渠的美名，永远留在秦国的历史书和他本人的功劳薄上。反正那个时代，有几人能够亲历现场，看个究竟？就算看过，又有几人能够回国撰文，发表在《邯郸日报》或《北齐都市报》的头版报眼位置呢？就算这些条件都具备吧，那么这个知道真相的人，是愿意照实揭露他走马观花获得的一点“罪证”，还是愿意向秦君要个好价钱，抑或反其道行之，干脆传播一些“郑国渠即将峻工”“灌溉千里”“秦国治水能力强大”“下游水源岌岌可危”等多层面的、高点击率的信息呢？这些可能性，是我们熟悉传播规律的人们需要考虑的。

郑国渠究竟完成了多少，司马迁的“渠就”究竟是指一条小渠，还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大长渠，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了解了。但没有改变的真相是，无论对于郑国还是赢政而言，郑国渠首先是一个政治阴谋。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天赐的机会（“缘分啊！”赢政看着一脸书生气的郑国，心想），使少主赢政不但得到了一直渴求的合法性，得到了震慑内部政敌和东方诸强（？）的某种软实力，而且还是一次排除异己，检验队伍忠诚度的良机。说郑国渠造就了强秦，导致了东方文明的覆灭，无疑有些夸张，但是李冰、江神、韩国、郑国、赢政、水患、水利这些原本毫不相干的东西和人物，的确是在这一离奇的项目中，汇合成了一股力量，最终铸就了秦国的强大和威慑力。在遥远的上游控制着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一个野蛮民族，一旦形成东方酸腐文人和妇儒的噩梦，也就离变成现实不远了。

“一个人带一个小团队（团队大了，考察质量会锐减），要想做好这几件事，不要说13年，30年都未必够。所以禹在13年间，应当只是比较粗疏地完成了这四件事。”

大禹时代的天下很小的，可能也就洛河一代。13年完成这件事就不复杂了。

“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是直观上看，难度并不大，也就是禹发现河流的上下游落差很大，所以流速很快，明明前边是个平原，但他就是走不过去。这才想到，不如挖两条渠，把水引走一些吧。”

这应该是你了解偏颇了。水流湍急实际上是大害，很容易造成洪水泛滥。湍急原因通常都是落差大，或者河道窄。一旦雨水充沛的时候，就造成洪水。所以通过水渠来疏导水流正好是体现了大禹的“治水宜疏不宜堵”的理念。

“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

Oh my God！这话说得多好啊，既有水平，又合真道。怎么大坏蛋也能说出这种至理名言？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看，谁呢？司马迁同学。司马迁跟汉武帝、田蚡是同时代的人，相互应该都认识，所以他看田蚡，就不会像我们这样肤浅了。他怎么看的呢？他经过调查，发现田蚡这小子之所以跟皇帝这么说，是有私心的，因为他的税收范围在北边，而河水在南边决口，正好合乎他的利益。

这里笔者有点走神，因为笔者发现了一个字----“菑”。这个字，在前边也出现过，就是在讲大禹的时候，司马迁说过一句“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也”。究竟这个菑，是什么意思呢？

笔者开始查字典，这一查，查出了麻烦，因为“菑”字，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

1. 未开垦，或刚开垦的荒地

2. 灾害

照一般的想法，司马迁写的这两个“菑”字，当然都应该是灾害的意思，这才对得上。可是笔者有些不信邪。笔者在非常小人之心地考虑一个问题：太史公会不会搞错了呢？

也就是说，明明这个菑，最初就是刚刚开垦的荒地的意思，所以“水菑”或“河菑”，它原本的意思是河水帮忙把荒地给开垦了，然后人类不需要多少工夫，就能在这些地上收获植物。

这跟“灾害”、“水患”，何止天壤之别！完全是一个肯定，一个否定，倒过来了。

结合我们前边作过的分析，一个清晰的图像，已经出现在笔者的头脑中：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与河水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的。人类不但不会担心河水为患，反而每到夏秋，都期待河水涨得多一点，高一点，远一点，这样，就会有很多的地上可以长出植物来，供人类和他们的子女食用。

而经过了大禹的时代、秦始皇的时代，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被埋在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成为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而在表面上的“集体意识”中，原本是自然母亲之伟大恩赐的“菑”，居然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恐惧和敌对情感的词汇。当我们的司马迁同学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反复地接受了这种情感的填塞，接受了种种关于“恐怖之水”的故事。所以，他每用一次“菑”，都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的。

“恐怖之水”，这个问题我们后边再涉及，现在先停止走神，回到大坏蛋田蚡的高论上来。

我们首先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田蚡明明知道，他自己是洪水南溢的受益者，还敢进言主张“消极无为”呢？他不担心汉武帝刘彻怀疑他的小人之心吗？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性：

1. 田蚡早就知道南岸堤防不稳，容易出事，所以索要的是北边的食邑

2. 北岸高，南岸低，所以南边一旦决堤，损失重大是必然的

3. 田蚡不但把北岸堤防做得不错，也曾经主张加固南岸堤防，但那不是他的势力范围，所以说了没用

必须指出，以上三点完全是笔者个人的猜测，没有史书和实地的证据（至少笔者没有发现相关证据）。但是，鉴于有疑点就要寻求解答的人类通则，笔者认为以上三点分析是有助于解释田蚡进言这件事的。它们可能一个为真，两个为假，也有可能全部都是真实的。

无论田蚡的话，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但是我们意外的发现，他的观点是有很多支持者的。谁呢？“望气用数”者。

“气”，基本上等同于今天的“自然”。“数”，就是周易数术，当时的最高科学理论。又懂得观察“气”，又懂得用“数”的人，那么当然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了。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数都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群，所以田蚡的支持者，看来真是不少。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司马迁同学，虽然他个人未必喜欢田蚡这个人，但是仍然秉笔直书，说有很多人支持田蚡“无为而治”，任水流淌的观点。

无为而治！这个词有点耳熟。我们记得在《汉武大帝》这部电视剧中，田蚡有个姐姐，好像是汉武帝的老妈，整天不干别的，只做一件事：织布。还有当时的一些有权势的女人，如窦太后，也喜欢治布。她们讲过，这样做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大汉朝要以“无为”治天下。

但是，嘴上说“无为”，行动上真的无为吗？中央说无为，地方上就会无为吗？联想一下前边简单讨论过的千里“金堤”问题、酸枣产业问题（那还是在大唱无为高调的文帝时期），我们就能感觉到，事情恐怕远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别忘了，当时田蚡的身份，可是“丞相”。无论某些学者如何论证，说当时的丞相实权有限云云，但一个丞相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都赞同“让它流”，这仍然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思想。何况，还有皇帝他妈呢。于是，汉武帝同意了“无为派”的主张，而且坚持了很长时间，没有再找人去堵水。

平原石头大人参见！

好久不见，平原大人安乐否，颇思河否？

不过，这贴怎么得了如此多的草啊

属于那种类型的阴谋呢？

美国的水利工程导致美国的所有主要河流都达到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并提供60%的全国工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

这个阴谋是中国人2000年来梦寐以求的而无法完成的东西（中国目前仅仅在黄河和长江荆江段可以做到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

某一天，前边提过的一个人（郑当时！好名字。）冒了出来，说出了一段改变中国历史的话：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

　　在分析具体内容之前，我们不妨先从“形式”上比较一下田蚡的话和郑当时的话。田蚡的话，总共三小句，但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河水的运动是“天”事，人不要去管太多。用句现代术语，可以说田蚡的说话方式是“同义反复”。再看郑当时的话，总共15小句，每句的意思都不相同，却能够一口气地说下来，意思相互连贯，可见他的思维能力的表达能力，那是相当之强悍的。此人实践的经验，应该也是相当之丰富的。果然，天子汉武帝听完这整整15句话，当即表示：OK，挖渠！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汉武帝刘彻这么痛快地就同意了郑当时的意见，究竟是被他的这种雄辩滔滔的能力给震住了呢，还是真的听懂了，也相信了他所表达的意思呢？

　　要想弄明白汉武帝听懂没有，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听懂。怎么做呢，就是把这段话，翻译成为我自己更容易理解的白话文：

　　“以前从涵谷关东边的地方往关西运米（粟），在渭水中部一个地方上岸，需要经过六个月，才能基本完成。”

　　好，到这里算译完一句了。煮酒古文高手众多，若有译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表面上似乎是清楚的，但是一细看，麻烦就来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想要说清楚运粮的方式、时间等等，绝不会像郑东时这样说。比如我会说：如果从大梁运米到咸阳，会经过哪些路线，最终多少时间。这样一来，时间地点路线都非常清楚，刘彻同学一听也就领会了，然后我再说下一句。

　　可是郑当时完全不是这么说的。首先，他的时间是没有的：“以前”，也就是从地球产生之时，到他说话的这一刻，都算以前。如果是个欧洲人，一听他这个开头，就知道必是扯蛋无疑（问题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人，中国人不能随便怀疑别人扯蛋）。然后，地点也没有，整个“关东”那么大面积，他指的究竟是从哪里开始运？按今天的地理，从洛阳运和从北京运，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更要命的是，他居然连路线都不说，连水路旱路都不讲，你也不知道是用马车还是人力，用大船还是小船，然后，居然就能够得出一个结果：六个月！

　　如果我是刘彻，光听到这里，我的头已经晕了，何况郑当时说的还是文言文，所以我不仅晕了，而且有些愤怒了：你郑当时当了个“大农”，很了不起吗？是谁给你的胆子，如此忽悠天子？

　　可是很抱歉，当时的汉武帝连表达愤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郑大农已经十分流畅地说了下去：“漕”的长度，总共有九百多里，运起米来，有很多难处。哦，到了这里刘彻同学好像明白一点了，原来郑大农说的只是用“漕”，也就是水渠来运啊，那么我误会他了，他的的确确是说了路线的，只是我没听明白，没认真听，不好意思。问题是，这个什么“漕”，怎么有九百里那么长？究竟是从哪里算起的？所谓“难处”，又是指什么，郑同学为什么不肯明说呢，唉，他大概是觉得我年纪太轻，涉事太浅，好多事情理解不了吧。可是，他不告诉我具体的情况，我怎么可能理解呢？

　　正当刘彻胡思乱想的时候，郑当时的一席话，已经说完了，用一种恭敬而充满期待的眼神，仰视着大汉天子。刘彻本来有一肚子话要问，不料一张嘴说了一个“啊”，就说不下去了，不好意思，实在是有点混乱，要点太多，补习不够。面对满朝文武，他急中生智，把一个张大嘴的“啊”，变成了“哦”，于是“OK挖渠”几个字，就顺势地从嘴里跑了出来。

赶紧献个花！

　　埃及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冬种夏初收，夏季涨水时粮食已经收了。

　　中国当时的粮食作物是粟，就是小米，春种秋收，夏季泛滥就全完了。

　　埃及气候干旱，需要靠河水泛滥来灌溉，不存在中国的“风调雨顺”；中国气候湿润，大部分年份靠天下雨，水太多了就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