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爱尔兰的独立对于失去哈布斯堡王朝皇帝这个最重要政治支持者的天主教来说多少算是一点补偿——但话又说回来，哈布斯堡皇帝对于教皇来说也并不总是起到积极作用。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爱尔兰共和国仍然是一个严格归附天主教的国家（尽管在其政府领导层当中也有不少相当显赫的新教徒）。这块曾经在宗教改革期间丧失于新教之手的土地如今又高调回归了天主教的怀抱。 对于罗马来说，1919年以后另一场类似的胜利就是同样热切的天主教波兰共和国的成立，波兰曾经因为十八世纪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与罗曼诺夫王朝三家瓜分而消失不见，如今三大帝国纷纷化为乌有，波兰却再度聚拢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当庇护十一世教皇于1925年颁布《初始谕令》（Quas primas），试图团结天主教徒反对他所谓的世俗主义或者政权还俗主义时，被他当做运动象征而引入的全新节日就是基督称王节（Christ the King）。当时这个节日确定在了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但1969年保罗六世将其转移到了礼拜年历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大约是公历11月底或12月初。如此随便的变动表明这个新设立的节日并不是任何长期公众敬拜情绪的产物，而只是上位者拍脑袋决策的结果。

当欧洲充满人世间的国王时，教会从来不曾将基督称为国王。但现在几乎所有的国王都下台了。遭到老欧洲列强出卖并失去教皇国的教皇此时自然会放宽视野，欧洲当下的惨状绝不能等同于天主教的未来命运：基督王，或者至少说祂在人间的代理，有责任甚至有可能将整个欧洲社会统一在单一王权之下。采取国际视野的另一个动机——一个远非微不足道的动机——是财政问题。庇护九世很有原则性地拒绝了意大利政府为教皇国提供的金钱赔偿与税收收入，于是填补缺口的唯一途径就是虔诚天主教徒的献金支持——中世纪欧洲将其称作“圣座献金”（Peter's Pence）。起初的集资诉求与捍卫教皇残余领土的徒劳军事努力联系在了一起，但在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这个理由也就无人理会了。教皇的集资之网就此洒向了全世界，梵蒂冈对于远方的会众也产生了远比以往更详细的兴趣。*31*就像中世纪教会历史当中通过征收什一税来为教区神父提供财政支持一样，这一回的财政政策变革同样意义重大。

教皇将目光投向了每一个天主教男女老少，希望他们帮助自己完成任务。作为回报，教皇更深入地打入了信众们的日常生活。一项由庇护九世教皇亲自设计的礼拜仪式改革对天主教以及信众的教会体验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关于普通信众在弥撒仪式上接受圣餐酒饼的频率高低问题一直进行着拉锯战式的辩论。而庇护十世则毫不动摇地提出越频繁越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连珠炮一般地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其中有一条指示尤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1907年教皇下令将第一次领取圣体的最低年龄的从十二岁或十四岁下降到了七岁。围绕“初领圣体”（first communion）快速成长起来了一套全新的天主教民俗文化，即在教区教堂当中公开庆祝家庭生活，庆祝的核心则是气质无邪身着盛装的婴儿们。我们完全可以说，时至今日天主教教会依然全力推崇的天主教家庭阖家幸福理念正是从1907年源起的。*32*

十九世纪的天主教教会在失去了土地收入之后，依靠大洋彼岸地盘的财政支持依旧勉力维持了下来。这个事实体现了教会整体的乐观情绪与生长势头。天主教教会眼下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伟大的扩张进程之一，尤其是在非洲。十九世纪确实一直是新教传教的伟大时代，而现在天主教传教活动正在后来居上，至少已经超过了由欧洲新教徒经营的传教活动。 1910年，非洲传教活动当中来自欧洲或美国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人数还难分高下，但从英国招募而来的新教传教士人数已经开始下降了——也正在同一时刻，一贯内向的爱尔兰天主教会开始大量培养专门奔赴国外传教的神职人员和修女，来自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徒也越来越多。*33* 本笃十五世（1914年至1922年担任教皇）和他的继任者庇护十一世（1922年至1939年担任教皇）都对世界范围内的传教事业非常感兴趣。本笃教皇很清楚自己在战争期间提出的和平倡议揭示了自己在政治问题上的无能为力。然后一位名叫雷鸣远的比利时拉扎尔会（Lazarist）神父提交了好几份报告，进一步刺激了他。法国政府一直依赖自己的历史权力来干涉中国天主教传教活动，妨碍教会取得预定目标，而雷鸣远则对此提出了深入的批评。

本笃在1919年颁布的《至大谕令》（Maximum illud）勾勒了一幅远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传教图景。这份谕令不仅呼应了亨利.维恩的“三自”原则，而且还走得更远，下大力气清除了很久以前曾经导致“中国礼仪之争”的指导思想。本笃不仅期待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教会都能由当地人领导，而且还指明了欧洲民族主义在其他大洲的重现对于传教工作造成了怎样的损害，并敦促传教士尊重其他文化。《至大谕令》被人尊称为当代传教活动的“大宪章”，随后的跟进举措包括任命中国和日本的本土主教。这份谕令预示着罗马天主教即将成为基督教世界教会大家庭当中最大一支单一组成部分的时代。*34*

在大西洋彼岸，教皇看到了两相对比的情况。在北美地区，随着长久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教教会远离官方地位朝着多元化方向演进，天主教教会也成为了教派光谱当中蓬勃发展的一部分。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天主教会基本上并未受到新教的挑战，因为新教一直局限于小块移民社区，例如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的威尔士矿工群体。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的继任政权沿袭了得到文艺复兴教皇认可的、天主教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一点致使教会与自由派政权多有对抗，因为后者往往将教会人员视为进步的威胁。比方说哥伦比亚，该国是西班牙南美军队在1835年战败后由当地第一个得到梵蒂冈认可的独立共和国，但同时也是在同一年率先实现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且接下来哥伦比亚政府又强制推行了公证结婚制度，朝着天主教教会脸上又多打了一巴掌。这种打脸模式在整个拉丁美洲一再重复。*35*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墨西哥，一位充满活力的奥克萨卡大主教欧洛希奥.吉罗（Eulogio Gillow），将社会与教会事务当中的现代化理念与罗马教廷方面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加以结合，与墨西哥的长期独裁者波费里奥.迪亚斯（他的掌权基本面恰好位于吉罗的大主教管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且为了克服从前教会与政府的冲突而做出了很大努力。*36*

然而拉丁美洲的官方教会习惯性地与自由派政治家争夺人们的效忠。双方都有自己的局限。两种权力结构当中的领衔主演们大多都来自克里奥尔人精英阶层，声称自己有着纯正的西班牙血统。我们可能会觉得克里奥尔人对于普通百姓的关切无动于衷，而且长期以来他们肯定一直将原住民当作二等公民，就好像他们自己曾一度被本土出生的西班牙人视为二等公民一样。*37* 现在混血儿（mestizos）以及纯血原住民与教区居民一样都成为了选民，于是他们不仅开始寻求通过投票箱行使权力，也试图在教会里行使权力。 1903年，远在罗马的庇护十世教皇试图提升教会礼拜音乐的品味，强调管风琴能在崇拜活动中荣耀上帝，而流行乐器则做不到这一点。面对禁止铜管乐队的命令，好几个墨西哥教区来势汹汹地向自己的教区司铎下达了最后通牒：没有乐队，就没有礼拜仪式。1908年，一位墨西哥神父在填写教区调查问卷时总结了当时的情况。在回答“全体教区居民是否都信奉天主教”这个问题时，他有气无力地写道：“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信仰天主教。”*38* 看起来这似乎是反应天主教软弱无力的症状，但是日后教会与墨西哥政府关系的恶化致使天主教遭受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范围内最严峻的考验，只有希腊天主教徒在1917年后苏联-乌克兰的磨难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而自行其是的风格反倒成为了墨西哥天主教教会最珍贵的资产。

墨西哥教权主义总统迪亚斯的长期统治在1910年引发了革命，民众与官方两方面的激进反天主教情绪都与革命爆发关系不浅。教堂被烧毁或涂成红色，绘像遭到销毁，仪式遭到嘲笑。教会随即发动回击，意欲夺回对墨西哥人生活的控制：1914年的墨西哥主教们抢在庇护十一世教皇前面宣称基督是墨西哥的国王。1917年的墨西哥新宪法随之还以颜色，一方面以北美风格主张了宗教自由原则，同时又全面压制教会小学教育，并且大幅度限制了神职人员的权限。修道院和修女院被强行关闭。正如在同时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样（尽管法国那边的情况远没有那么暴力），教育在墨西哥也成了斗争焦点，不过天主教徒和反教权公众之间的冲突现在也已经侵入了墨西哥生活的各个方面。1921年，在气象庄严的大教堂之城莫雷利亚，一幅神圣造像遭到了损坏，随之而来的街头暴力导致了 12人死亡。*39* 1926年，为了抗议针对教会活动的限制与打压，特别是教会对于中小学校的失控，墨西哥主教长祭出了压箱底的法宝，暂停了所有公共崇拜活动与所有的圣礼。在接下来三年里，教会与共和国全面开战，导致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之后双方才勉强收手。在动乱期间挺身而出对抗打压教会行为的天主教徒被人称作基督军（Cristeros），因为他们将基督王当成了自己的旗号，并且打出了“基督王万岁！”（Viva Cristo Rey!）的战斗标语。主教们没有预料到动乱的发生，也不希望看到基督军的崛起，而且因为他们很快就大都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们手下的神职人员为了躲避政府的暴力也四散奔逃，平信徒就趁势在动乱领导层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基督军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自具有平信徒管理教会传统的墨西哥地区，这些地区的地方文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反宗教改革传教士建立的宗教和地方生活之间的结合。他们对于政府建立墨西哥天主教教会以及使徒教会从而与正牌天主教教会分庭抗礼的尝试嗤之以鼻，并且纷纷响应墨西哥大主教的号召，主张平信徒有权几乎全部天主教仪式（在事急从权之际甚至可以听取忏悔，主持婚礼以及施行洗礼）。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圣化圣餐。平信徒因此越发主动，而教士则丧失了控制权，这一局面并不总能令神职人员感到高兴。但最终政府还是意识到自己压不倒主流民意对于教会生活的执着，尽管反教权民众普遍支持政府。“这些人们用自己的鲜血浸透了大地，不仅如此，还为我主上帝的回归献出了生命。”一位骄傲的基督军成员这样回忆道。*40* 此时墨西哥的局势很像当年朝鲜的天主教早期发展阶段，但规模远远更大。最近有一位研究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指出，2000年若望.保禄二世教皇主持的封圣扭曲了动乱的实际情况，因为这次封圣对象包括22名基督军教士，而平信徒人数仅有3人。*41* 实际上，1926年至1929发生在墨西哥的事件为教区神父与教众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提供了先例。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后，这一点将会成为拉丁美洲天主教的显著特征。

不过当时梵蒂冈从墨西哥冲突当中学到的并不是这一课。墨西哥冲突以及教会与左派之间在西班牙和苏维埃俄国两地同时爆发的惨烈对抗使得梵蒂冈将基督教的主要敌人定位成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欧洲的未来于1919年托付给了民主制度，但是在战胜国建立的所有新生政体当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在1939年初依旧还是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共和国，而且此时已然命不久长了。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历史是独裁政权稳步颠覆民主的过程。有些统治者是试图恢复过去的传统主义者，比方说匈牙利。当时匈牙利是天主教君主制国家，不过并没有君主，只有摄政王，由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担任。更具毁灭性的运动既鄙视贵族过去又鄙视资产阶级民主，并信奉最终将会蜕变为种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民族主义。各种极端民族主义通过一支意大利变种获得了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至今阴魂不散，尚有一战之力：法西斯主义。即便把话说得好听一点，天主教教会在法西斯主义方面的历史纪录也着实令人不忍猝读。

也许并不奇怪的是，接连几代日后成为教皇的意大利神职人员都是绝对君权体制培养出来的公务员，因此他们对于民主并没有多少天然的同情，就好像庇护九世并不是自由主义的真心朋友一样。不过他们并不会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将“现代主义”这个单词打造成一切良善天主教徒理应厌弃之物的庇护十世教皇于1910年毫不留情地扫清了民主改革派法国天主教青年运动“道路运动”（Le Sillon）并对其加以谴责，同时还大肆鼓吹教会等级制度的好处。相比之下，本笃十五世却被道路运动充满魅力的创始人马克.桑尼埃迷住了。本笃十五世不仅没有进一步宣扬前任的严词指责，还鼓励桑尼埃在法国政治当中开展基督教民主活动。这种态度使得法国天主教在接下来几十年里通过多种活动谨慎地发展政治多样性，借此为自己开辟了一条脱身路线，摆脱了自己与德雷福斯事件当中失败者的破坏性结盟。这一招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笃的继任者庇护十一世更进一步，对于道路运动的死敌、保皇派反犹组织“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投以冷眼，而庇护十世对这个组织则偏爱有加。*42* 1925年，庇护十一世不顾反动法国天主教徒的震惊抗议，决然取缔了法兰西行动。对他有利的事实之一在于，该组织的创建者兼记者查尔斯.莫拉斯是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仅仅将天主教当做不可或缺的工具来看待。他真正的目的是打造一个革新且纯化的君主制法国，尽管这个愿景看上去晦暗难明。教皇长期以来试图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解的经历以及梵蒂冈对于民族主义的猜疑都使得教皇在审视法国局势时采取了较为现实的观点。

自从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权以来，庇护十一世在意大利办事就没那么有底气了。墨索里尼大统领可能也是一个无神论者，比起莫拉斯好不到哪里去。但他能够应用自己吞没的国家政权来实现教皇彻底认可的目标，尤其是镇压共产党。法西斯党徒暴力拆散工会并扶植法西斯经营的企业协会的行为难免令人愉快地想起利奥十三世《新事谕令》当中的统合主义腔调。庇护十一世很快就在1931年的《四旬谕令》（Quadragesimo anno）当中重申了这份感念之情。庇护十一世是一位意大利爱国主义者，而且墨索里尼大统领显然需要设法赢得天主教徒的善意。所以根据1929年的《拉特兰协定》，梵蒂冈正式成为了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国土面积相当于一座英式乡村花园。这是一个口含银匙降生人间的国家，立国之初就拥有175亿里拉的财富。这笔钱来自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馈赠——比起当年意大利国王向庇护九世提供的资助确实是少了很多，但仍然相当可观。

庇护十一世将这笔意外之财的财务管理责任交给了一位和蔼且才干过人的银行家贝纳迪诺.诺加拉。首先此人自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是教皇的米兰同乡。他要求在投资问题上完全自主。因此尽管《四旬谕令》做出了明文规定，教皇也在同时期多次谴责了投机资本主义，诺加拉却照旧长袖善舞不受妨碍。身为平信徒的诺加拉在天主教教会内部获得了此前只有查理五世皇帝或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才享有过的权力。1948年某苏联记者准确地描述道，他把天主教教会变成了“全世界最伟大的金融信托体系”。*43* 一夜之间梵蒂冈的的手头变得极为阔绰。考虑到这次与魔鬼做交易之后十几年间即将展开的大灾难，有钱终归比没钱好。

没过多久，一个远比墨索里尼的自我膨胀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更邪恶更没下限的法西斯主义变种也顶着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简称纳粹党）的名头粉墨登场了。阿道夫.希特勒出生时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臣民之一，他抓住了魏玛共和国财政与政治混乱的时机，无所顾忌地使用暴力，并且有效利用了传统德国右翼政党的迟钝。他通过如同梦魇一般可怖的操纵手法玩弄投票数字，在德国民主体制之内大搞连横合纵，最终终于成功上位。1933年3月，德国天主教政党中央党（Zentrum）决定在国会大厦投票支持将会赋予希特勒至高权力并且架空民主制度的《授权法案》。正是这份法案为希特勒彻底废除民主体制扫清了最后的屏障。随着纳粹眉飞色舞地将极权独裁的恐怖机器落实到位，罗马在德国的首席特使，未来的庇护十二世教皇欧亨尼奥.帕切利与希特勒商定了一份协约，承诺在“第三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1871年霍亨索伦第二帝国名义上的继承者——境内维护天主教教会自由。而罗马方面支付的代价则是解散中央党以及禁止教会神职人员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协议敲定之后，希特勒很快就显露了他对于天主教教会的蔑视，尽管他生来就是天主教教会成员。恶毒的纳粹黑色宣传与暴力选择性地造访了天主教，与此同时纳粹势力也逐渐演变成了更加彻底且恶毒的形式。作为希特勒憎恨的核心受害者，无助的犹太人即将领教纳粹的手段。

罗马此时已经无法回头了。来自德国的报道越来越使得庇护十一世感到恐惧，于是他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用德语向德国发布了一道通谕，这道《焦心谕令》（Mit brennender Sorge）成功地私下传入德国，并且在1937年圣枝主日（Palm Sunday）的每一座德国天主教布道坛上得到了同时宣读。《焦心谕令》斥责了针对教会的骚扰，并且否定了纳粹种族主义的前提。《焦心谕令》的发布是1945年纳粹德国最终倒台之前少数几项全国一盘棋的反纳粹公共活动之一。但它丝毫未能改变纳粹外交与国内政策逐步恶贯满盈的局面。自从文化斗争以来，德国天主教徒曾大肆宣扬他们对于德国的忠诚，并且在德国社会内部挖出一块块自己的灵修空间。他们原本希望1933年的政教协议能够保护这些空间，等到他们发现希特勒不是俾斯麦而协约不过是一纸空文的时候已经无计可施了。*44* 教皇所能做的只有在幕后加紧操作，将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分离开来，以及在希特勒与1938年访问墨索里尼的时候被动地表达自己的深刻不满。希特勒还没到意大利的时候教皇就离开了，罗马的大小教堂均未加以装饰，梵蒂冈的博物馆也全部关门谢客。三年前墨索里尼入侵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教皇也保持了沉默，但是两次沉默的含义并不相同。*45*

罗马仍然将共产主义视为更甚于法西斯主义的邪恶代表。在1937年公布《焦心谕令》的同一个圣周，教皇向全世界发布了《神赎谕令》（Divini Redemptoris）。在教皇看来，共产主义的诸多恶行包括“剥夺人的自由，夺取人类个性的所有尊严，并且去除了一切抑制盲目冲动爆发的道德约束”。在当时，这种失衡的视角似乎是颇有道理的算计结果，尽管令人感到压抑。因为纳粹对于教会只是骚扰而已，苏联却打算彻底铲除基督教并且导致了大量破坏与死亡——西班牙也是一样。在西班牙，教皇一直在积极支持由法西斯主义撑腰的武装力量针对民选政府的攻击。

西班牙的情况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期教皇选边决策的最悲惨结果之一。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梵蒂冈究竟为什么要反对共和政府。1931年君主制之后成立的西班牙共和国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期间大力模仿了教会早已切身体会过的拉丁美洲与法兰西共和国反教权政策：例如停止宗教教育与国家财政对于教堂维护或者教士津贴的支持。思虑不周的共和派针对日常天主教徒生活的各种细节发动了毁灭性的冲击，激怒了大批原本未必会特别反对共和国或者特别怀念废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普通天主教教徒。更糟糕的是，愤怒的天主教示威进一步撩拨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怒火。没过多久到了1931年，他们就开始焚烧教堂建筑。*46*

战线就这样划定了。新近浮现的基督王意象再次成为了政坛右翼的名义领袖。这种事不仅发生在墨西哥，在比利时政坛的激进天主教群体当中也可以见到。*47* 新成立的西班牙天主教政党在1934年赢得了不少选票，激怒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现在针对教堂建筑的攻击已经不过瘾了，神职人员也成了痛下杀手的对象。当左翼政党在1936年赢得选举之后，一群军官决定以武力推翻选举结果。他们与一场由法西斯主义催生的新兴“长枪党”运动结成了盟友。这些人当中有一位自加利西亚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此前他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而丢脸地被当局遣送到了加那利群岛，如今他却趁着飞速发展的局势咸鱼翻身，成了运动领袖。一位神秘兮兮的英国军情六处官员休.波拉德少校安排了佛朗哥离开加那利群岛前往摩洛哥的关键航班，并且掩饰了这架英国租用飞机的真正目的。他这么做并非出于上级指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以及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热情崇拜者）。波拉德后来曾经公开且义正词严地地为纳粹轰炸巴斯克首都格尔尼卡的行为辩护。当时他很为自己履行了“一个虔诚天主教徒帮助教友摆脱麻烦的责任”而感到自豪。民族主义者们凭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军事支援击败共和国的捍卫者之后，波拉德还从心存感激的佛朗哥手中领受了一枚勋章。*48*

接下来的三年里，西班牙经历了异常残酷的内战，而梵蒂冈在此期间却仅仅看到了共和派的暴行。当然这些行径着实恶劣至极：神职人员遭到谋杀，教堂遭到有系统的焚烧，甚至坟墓里的尸体都被挖出任人嘲笑。民族主义者的宣传抓住共和派强奸修女的事例大肆炒作，尽管没有任何确切记载表明这种事当真发生过。这种事显然触犯了共和派的军事荣誉观念。的确发生过的暴行被一位历史学家称做“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教权流血事件”。比方说在马拉加的安达卢西亚教区，在1937年意大利军队占领这里之前一年里，当地240名教士当中有115人遇害。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会在临死之前遭受性虐待，或在死后遭到阉割。如此暴行反映了男性平信徒的精神官能症。在行凶者看来，天主教教士的独身生活必然导致淫欲难耐。这种古老的恐惧也是反教权主义的经典桥段。*49* 不过罗马方面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在半岛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大多数神职人员都站在地方自治与共和国一边反对佛朗哥手下的民族主义者，而民族主义者也将他们与长枪党的其他敌人归为了同一群并且施加了野蛮的惩罚。

当佛朗哥在1939年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庇护十二世教皇向西班牙人民发布广播，赞扬西班牙“再一次给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先知们提供了天主教信仰坚不可摧的崇高证据”。庇护十一世区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企图被人遗忘了。当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无助残余部分时，梵蒂冈没有进行任何抗议活动，而且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天主教教会在德国也因此而受益不浅。*50* 至少教会并未主张恢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与留存至今的罗马宗教法庭（Holy Office）平起平坐。但是在佛朗哥大元帅治下的警察国家西班牙也用不着宗教裁判所。毫不顾及过去一百年半岛历史的佛朗哥政权在西班牙重申了1492年的驱逐法令：西班牙必须成为一个种族纯洁、恭顺父权式权威、奉行统合主义且全民一心的天主教国家。直到大元帅阁下死于1975年为止，西班牙一直维持着冰冷的独裁专制，仅仅在执行层面略有微调。此时天主教教会的发展已经使他变成了一件越来越令人尴尬的历史遗物。

正当佛朗哥在1939年品尝到胜利滋味的时候，包括罗马天主教在内的所有西方教会全都面临着希特勒1933年操纵选举的后果。新教徒就像天主教徒一样沾染了遍体污秽。由于与德意志帝国认同关系密切，德国新教很难适应1918年帝国的失败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因为这一变故不仅一下子推倒了德皇，还扫清了帝国境内的所有王公贵族，而这些人当中的新教徒也都是国家新教 教会的领导人。德国新教领袖就像公众一样觉得不败的德国军队遭到了帝国敌人的背叛，而且绝大多数新教徒都将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视为背叛行为的具体体现。普鲁士的感受尤其苦涩，因为1918年接过教育和公众崇拜部部长公文包——当年威廉.冯.洪堡也曾掌管过这个岗位——的人是一位反教权社会民主党人阿道夫.霍夫曼。据估计，当魏玛共和国于1919年诞生的时候，共和国内部80％的新教神职人员同情与之为敌的君主主义者以及愤怒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大背景并不利于人们批评纳粹主义，而纳粹则有效地利用了这股怒火。*51*

自由派德国新教神学伟大传统的诸多悲剧之一在于这个传统的若干条基本假设可能把一部分最伟大的传统践行者变成了纳粹反犹主义的同路人。他们是路德宗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路德在律法与福音之间、或者说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发现的绝大神学反差；他们肩负着十九世纪圣经学术研究传统的成果。自从F.C.包尔以来，学者们就习惯于将福音书解读为希望靠拢犹太教的彼得路线与希望另辟蹊径的保罗路线之间相互冲突的产物。阿道夫.冯.哈纳克干脆否认了整部旧约，认为其不属于圣经正典。此外他对于古时候马西翁在相同方面的努力也抱有批判性的兴趣。对于下一代的其他学者来说——著名新约学者格哈德.基特尔在这方面尤其恶名昭彰——这一立场使得他们对于希特勒夺权报以欢迎态度，也使得新约圣经学术最重大也最经常遭人查阅的著作《新约神学词典》中混入了不少反犹偏见，毕竟基特尔是这部词典的主编。*53*

这样的智识生活背景为一个自称德国基督徒的新教团体的成立提供了肤浅的可信度，该团体的目的是配合纳粹消除教会当中的犹太人影响力，并试图成为德国新教的发言人。他们再次借鉴了德国新教过往的一个方面，即统一各派新教教会的尝试。这方面的历史确实非常值得尊敬，但如今这段历史已经遭到扭曲，成为了公开种族主义的后盾。为了解释救主本人的加利利出身，德国基督徒认为该地区一直是雅利安民族认同的飞地。他们不仅从十九世纪人类学猜测与来头极为可敬的学术成果当中借用了大量内容，还主张要有选择地接受路德的观点（例如他对于犹太人的过分评论以及顺从更高力量的主题），借以为自己改写基督教信仰的行为张目。这些人得到了纳粹的撑腰，在1933年7月的国家教会选举当中表现出色，他们当中最突出的牧师路德维希.穆勒还获得了帝国主教（Reichsbischof）的头衔。

谁人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或者勇气，能够挺身而出抵挡诱惑与恐吓的阴险混合物呢？确实有这样一位神学家，名叫卡尔.巴特。他是瑞士人，来自德国新教圈子以外，这一点成了他的优势。此外他也同样出身于归正宗新教传统，与德国国家路德宗相比，归正宗在鼓励教会直面世俗权力采取独立或批判立场的方面留下了远远更为丰富的神学遗产。自由派新教领导层对于德意志帝国俯首帖耳的态度早已激怒了巴特，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越发增强，巴特的怒火也越烧越旺。在他看来，源自施莱尔马赫的传统充斥着虚假，主张理性能够开辟理解神性的道路就等同于骗人。*55* 巴特的《罗马书释义》（Commentary on Romans）出版于1919年，这部著作总结了曾经令希波的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都沉迷不已的保罗思想主题：在理性层面上彻底堕落的人性只有通过基督耶稣传导而来的上帝恩典才能得到拯救。不出所料的是，老牌自由派学者阿道夫.冯.哈纳克成了巴特的第一批对手之一。不过巴特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是折服了不少低层神职人员，其中就包括哈纳克在柏林的学生迪特里希.潘霍华。*56*

在当时，这位瑞士归正宗牧师与人脉广泛的年轻路德宗教士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归正宗与路德宗同伴，大多是年轻一代。这些人在1931年下定决心必须采取一致立场来抵制德国社会当中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德国基督徒后的人数有了明显增长。在这一点的刺激下，这些异见人士在1933年至1934年兵合一处，组成了一个“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1934年5月，教会发布声明，在乏味的工业城市巴门召开主教会议，旨在展示其福音派与归正宗信仰，抵制“德国基督徒与当前国家教会政府犯下的破坏性错误”。认信教会调集了一系列圣经文本，不过引人注目地遗漏了在宪制宗教改革人士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毫不通融地要求人们顺从权威的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相反，声明在谈论顺从问题的时候选取了彼得前书2.17：“敬畏神，尊敬君王。”*57* 尽管这句话在明面上也主张要忠君敬上，但是与罗马书13.1相比却要含糊得多，或者说更具有二重性。在上帝与君主之间寻求平衡的作法致使加入认信教会见证基督教真理的作法不仅危险，而且很有问题。

就像所有身居恶邦的良善基督徒一样，认信教会也遭遇了许多困难。此时统治德国的邪恶势力不仅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基本没有先例。巴门声明没有提到犹太人正在遭受的苦难（三十年后巴特对此表示了遗憾）。认信教会仅仅在通过教会神学施行的种族歧视问题上才采取了正式立场：教会坚持认为国家无权通过种族主义立法将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从教会成员群体当中驱逐出去。许多认信教会的成员都认为犹太裔基督徒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立教区。*58* 几乎所有教会成员也都感到有责任继续支持民选德国政府。这场运动当中的高层人物之一是马丁.尼莫拉，一位路德宗牧师兼前任潜艇指挥官。他一方面自然而然地支持保守主义与爱国主义，同时又极其厌恶纳粹的暴力与非法行径，这两种思想一直在他心里纠缠不休。在导致纳粹掌权的一系列选举当中他一直投票支持纳粹。他的兄弟，同为认信教会牧师的威廉还是纳粹党员。不过尽管如此，尼莫拉还是在1937年遭到了逮捕。甚至到了1938年4月，就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不久，大部分认信教会的神职人员仍然很乐意宣誓效忠元首。*59* 所有人都要在这种滋生道德混乱的大环境下做决定。纳粹不可能对任何基督教组织报以始终如一的支持，无论该组织怎样紧跟纳粹党。纳粹极其擅长四处市恩收买人心。对于卫理会与浸信会这样的小型教会团体来说，纳粹结束了老派国家教会一直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歧视政策。希特勒甚至还曾经以个人名义为某座卫理会教堂置办过一座崭新的管风琴。这些教会很喜欢第三帝国鼓励家庭生活并且反对现代颓废风气的做法，以至于在无意之间沦为了稀释英美两国姊妹教会当中敌视纳粹德国观点的帮凶。*60*

所以随着欧洲在1939年陷入全面战争，新教与天主教两边的很多基督徒都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就会与纳粹主义同流合污。当然，这其中还是有区别的：有些人积极支持纳粹，也有人只是出于困惑而消极不作为，甚或进行抗议乃至抵制。前一类基督徒的代表自然是德国军队的随军牧师。德军入侵苏联之后屡次发动大屠杀，而他们的身影每每出现在屠杀现场。埃里希.科赫是德军在乌克兰暴行的主要执行人。他不仅是资历最老的纳粹党员之一，还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一度曾经在东普鲁士路德宗教会省级议会担任主席。*61* 全世界最可恨的教堂之一就是柏林南郊玛丽恩多夫的马丁路德纪念教堂。这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民族主义路德宗兴建的教区教堂在纳粹上台以后遭到了接管，这座教堂随即成为了他们的形象工程。虽然雕塑上的万字纹已经被小心地凿掉了，昂首挺胸的党冲锋队员雕像已经被人缴了械，希特勒的胸像也早已不知所终，今天的路德宗教会还是不知道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这个令人震惊的礼拜场所——毕竟教堂管风琴的首次奏鸣就是为纳粹纽伦堡集会伴奏。而且这座教堂的未来仍然存在疑问——正所谓造化弄人，当年盟军虽然把柏林炸成了一片废墟，这座教堂却始终保存完好。

同样难以原谅的是在希特勒征服之后冒出头来的傀儡政权，它们将狂热的宗教热忱与他们自己的小号希特勒式种族主义——与正品一样讲究杀字当头——拧成了一体。在斯洛伐克，天主教神职人员始终引领着斯洛伐克身份认同，并且有意识地针对1918年后捷克人的新兴主导地位下手。当希特勒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之后，1939年到1945年间斯洛伐克傀儡政权的为首人物名叫约瑟夫.蒂索，此人在任职总统期间一直担任着天主教教区神父，此外还负责遵照纳粹意旨驱逐犹太人和罗姆人（吉普赛人）。在克罗地亚，有一位安特.帕韦利奇主掌着一个不甚自然的天主教政权，致力于结束多民族国家局面，摆脱犹太人、吉普赛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不过奇怪的是，新教徒与穆斯林倒是被他放了一马）。他的残暴手法甚至令纳粹感到震惊。天主教会也没有谴责帕韦利奇全盘计划当中强制东正教教徒皈依的行径。一位名叫悉东尼.舒茨（Sidonje Scholz）的方济会修士来到集中营里，以死亡来逼迫塞族囚犯皈依天主教。此人后来遭到了塞族抵抗组织的诛杀。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奇主办的报纸随即将他称作“以宗教与天主教克罗地亚之名而死的新时代殉教者”。在邻国斯洛文尼亚，大量天主教徒都十分厌恶克罗地亚的暴行并且采取了抗议活动，要求教皇进行公开谴责。1942年抗议书送交梵蒂冈，此后就没了下文。*62* 波兰教会领袖也曾针对纳粹向被占领波兰人民施加的暴行提交了内容详尽的报告，使得梵蒂冈进退维谷，难以公开回应。

在德占乌克兰，随着苏联红军被德军逼退，一度沉寂的宗教生活再度活跃起来，而民族主义也趁机采取了宗教路线，但是推进宗教路线的方式却是可怕的全新势力组合。德国占领的恶毒作效果是挑动波兰人与最近才实现自我认同的乌克兰人彼此作对，以至于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徒与乌克兰东正教徒结成了同盟，共同反对波兰罗马天主教徒，尽管他们也像希腊天主教徒一样效忠罗马——三个世纪以来的联盟与敌对局面就这样搅成了一锅粥。1943年，在近来由波兰人管理的沃里尼亚争议领土爆发了双向的种族屠杀式冲突，期间乌克兰人很知道如何将波兰人辨识出来，因为波兰人过圣诞节的日期比希腊天主教与东正教都早。而且波兰人喜欢在木制教堂里庆祝圣诞节，这种建筑一点就着，逃出火海的人也难免遭受枪击。总体而言，此类暴力活动在整个乌克兰导致了大约7万波兰人的死亡与2万乌克兰人的死亡。*63*

至于法国，天主教仍然是国家的痛苦之源。1940年，德军的毁灭性进攻打垮了法军，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随即土崩瓦解，第三共和国对于1789年启蒙运动价值观的世俗主义吸引力也随即遭到了败坏。一个坐落在温泉小镇维希的新政府管理着法国境内未被纳粹直接占领的部分。就任维希政府元首的老迈战争英雄菲利普.贝当元帅将自己动力十足的保守主义立场与童子军传统意识形态捆绑在了一起，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多少宗教热情。教会官方很高兴支持新政府的口号：Travail，famille，patrie（“劳动，家庭，国家”）。四十年前在德雷福斯案件当中遭到挫败的法国反犹主义也与远远更为激进的纳粹反犹主义勾搭在了一起。法国天主教教会集团逐渐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怎样可怕的错误。自从法国战败之日起，年轻的初级神职人员们往往就对维希政权抱有疑心，尤其是因为某些维希政客将准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与明目张胆的反教权主义搭配在了一起。

渐渐地，随着德国占领军的剥削性质越发露骨，民族抵抗运动也愈演愈烈。天主教徒在抵抗力量当中作用显著，许多人都英勇地投入了拯救犹太人免遭野蛮对待与驱逐死亡的事业。然而讽刺的是，维希时代留下的最恒久纪念恰恰正是现代天主教礼拜音乐方面最优美的作品之一，莫里斯·迪吕弗莱 的《安魂曲》，将安魂弥撒的素歌旋律纳入了最为丰盈繁茂且摄人心魄的法国唱诗班浪漫主义风格当中。这部作品正是维希政府掏钱资助的结果，作曲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发行商则是贝当元帅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战后许多年里，法国人对于迪吕弗莱这部伟大作品的起源都语焉不详。*64*

庇护十二世教皇身处上述一切冲突的中心。他在二战期间扮演的角色引发了一场又一场辩论，至今依旧未能平息。在一片喧嚣的学术争议与不那么学术的争议当中，我们仍然很难注意不到教皇本人的“沉默”。这种沉默具有两面性。比方说当他在1939年末得知德军内部有人企图暗杀希特勒的时候就对德国政府保持了沉默，同时还谨慎地与西方盟国就自己关于这一事件所掌握的情报进行了沟通；但是随着大屠杀的开展，他也对犹太人的厄运保持了沉默。虽然各种梵蒂冈机构在意大利帮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脱了围捕，但是教皇本人仅仅借助1942年圣诞广播的机会进行过一次鼓足勇气的公开声明。在声明中教皇的确提到了“有时仅仅是因种族或血统就遭到处死或注定要缓慢灭绝的人们”，但是他并没有点出主要受害者的名称。此外教皇还有第三处沉默：战争结束之后他的任期又延续了十三年，期间他从未公开反省过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这种做法无疑是成心的，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65*

与教皇本人闷闷不乐的含糊其辞相比，另一位天主教教会领袖则不惮赴汤蹈火：他就是1900年以来的加利西亚乌克兰希腊天主教督主教安德烈.舍普泰斯基（Andrey Sheptytsky），当时加利西亚乌克兰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身处1944年德占加利西亚的险恶环境当中，舍普泰斯基实在想不到除了党卫军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支撑起抵挡俄国人进军的守卫部队。看上去这可能表明他是乌克兰的蒂索神父或者帕韦利奇。但是尽管他全身心投入了乌克兰民族的构建，舍普泰斯基终究是贵族出身，他家祖上可以追溯到多教派多信仰共存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他原本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成员，后来才皈依了希腊天主教，他的一位兄弟曾经在1920年出力打造了赢得胜利的波兰军队。德国入侵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庇护多名犹太人免于驱逐，还建立了一张藏匿犹太人的网络。

舍普泰斯基的作为还不止于此。随着纳粹招募乌克兰谋杀犹太人，然后又鼓励他们杀害波兰人，舍普泰斯基不惜亲身涉险，向海因里希.希姆莱寄去亲笔信，恳求他不要动用乌克兰警察。接下来他又签发了一份教牧书信，在乌克兰全境的希腊天主教布道坛上宣读。这一回的大环境比起《焦心谕令》的时候还要更加险恶。这封信的题目是《不可杀人》，舍普泰斯基在信中提醒全国教众，谋杀行径绝对无法得到原谅。这并不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一封教牧书信。他还曾经在1942年给庇护十二世写信，谴责纳粹主义是“将利己主义夸大到荒谬程度的体系”。能有这样一位领导者是教会的幸运。虽然这位老人在苏联坦克滚滚开回乌克兰之后仅仅几个月就去世了，但他的记忆却支持着希腊天主教徒度过了接下来长达半个世纪的不幸与压迫。*66*

庇护十二世教皇的前任们直到十九世纪都一直强迫罗马成立的犹太臣民在贫民窟安家。但是基督教自从创始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都在推行体制化的反犹主义，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教皇不必也不应独自承担责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新教徒面对战时过往的态度比起教皇也好不到哪里去。*67* 全世界的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在反犹问题上都难脱干系，就连英美两国社会也一直不假思索地奉行反犹主义，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有所收敛。毋庸置疑的是，大多数纳粹的确痛恨基督教，假如纳粹最终取胜，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摧毁基督教的体制权力。然而这一点本身并不能成为开脱基督教的理由。*68* 纳粹的种族灭绝机器招募了无数欧洲基督徒，他们在工业化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当中要么甘当螺丝钉，要么袖手旁观。纳粹之所以能够裹挟这么多普通人为虎作伥，让他们投身于将受害者非人化的日常工作当中，是因为这些帮凶们长期以来一直浸润在一千八百年间基督教对于犹太教的负面刻板印象当中——更不用说新约文本里面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了，正是新约的相关描写刺激了这些刻板印象的出现，并且导致了类似“血诬”这样最恶劣最伤人的后果。这是战后欧洲基督徒必须肩负的重担。各派教会都尽全力面对了事实。就像印度传教工作的失败一样，大屠杀也提供了有用的鞭策，时刻提醒基督教保持谦卑。

挺身而出的基督徒也有不少：他们往往形单影只地抵抗着看似无远弗届的纳粹成功，往往令时人感到费解。弗兰茨.杰格斯塔特（Franz Jagerstatter）是希特勒的奥地利同乡，原本只是个籍籍无名之辈，家庭背景也像希特勒一样晦暗难明。这样的个人境遇使他成为了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一开始他决定一辈子在当地的小小教堂里当一名执事，后来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又决定在全民公决当中投反对票，最终又下定决心绝不为了邪恶的理由为自己的国家作战。他于1943年在柏林被纳粹斩首，二战结束后他的名字也被列入了家乡的战争纪念碑，并且引起了热烈的争论。*69* 认信教会也拥有了迪特里希.潘霍华这样的招牌人物。虽然他在抵抗纳粹的活动中只能算是个小角色，但是这位路德宗牧师在企图毁灭纳粹政权的秘密圈子里却是个局内人，事先就知道最终将导致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未遂的秘密计划；因此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将他投入了监牢。他的境遇使得基督徒重新面对了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提出过的刺杀暴君的道德正当性问题。他在战争结束前夕遭到了处决。德国路德宗就此又多了一名殉教者，反衬着他那些苟且偷生的教友们。潘霍华入狱之后留下了一系列短文与信件，以此为自己毕生的辛勤神学著作事业收官结尾。这批文字当中包含着许多至今仍能令西方基督教振聋发聩的语句，为教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线索。他的父母在绿树成荫的柏林郊区有一座僻静的住宅与花园，盖世太保就是从这里将他押送到监狱里的。此地至今仍然是他的纪念堂，但他的埋葬地点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世人所知了。

在打击纳粹德国的盟国阵营当中也有不少头脑清醒的基督徒，他们意识到盟军也会干坏事。乔治.贝尔是潘霍华在英格兰的亲密友人，也是圣公会主教。他在欧洲大陆的合一主义联系人多得令人吃惊。他在二战期间一直充当着英国统治精英的良心，令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不胜其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的家庭牧师（实际上就是私人秘书）。正是在戴维森的努力下，国教会的官方声明才与阿瑟.温宁顿-英格拉姆主教所体现的疯癫爱国主义拉开了距离。现在已经成为奇切斯特主教，而且从1938年起还占据了一个议会上院圣公会主教议席的贝尔比起戴维森走得更远。他决心要将德国与纳粹主义战争行为分离开来。盟军在战争的后半程已经打残了德国空军，因此针对德国城市的系统化无差别空中轰炸也就成为了可能。贝尔对于这种做法大加斥责，也因此招致了不少斥骂。考文垂曾在1940年遭受过德国空军的蹂躏，而考文垂主教则为英国的报复性轰炸政策提供了道义支持。相反，贝尔从1943年就公开谴责饱和轰炸，将其称作“错误的行为”。人们普遍认为，贝尔的直言不讳惹恼了丘吉尔，他也因此而失去了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职位的机会——但是对于像他这样擅长鼓舞人心的道德领袖来说，这次失利或许未必完全是坏事。战争结束后，他与德国教会人员的温暖友谊以及基督徒的宽恕冲动致使他做出了许多很有问题的判断。在他看来，好几位特定的德国人都不必为自己与纳粹的纠葛而承担后果。*70*

二战在东欧地区最具破坏性也最为野蛮。人们很难想到如此惨烈的局面能为苏联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假如没有击退纳粹军队（俄国人很正确地将其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提供的威信，苏联根本不可能一路蹒跚地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毕竟早在希特勒入侵之前苏联就已经毁灭了这么多的生命，严重地掏空了政府的合法性。被极度自满蒙蔽了双眼、没能看清希特勒背叛双方联盟企图的斯大林摇身一变，成为了足以与罗曼诺夫家族第一代或者彼得大帝相媲美的战时领导人与俄罗斯民族捍卫者。卫国战争也将俄罗斯东正教会从体制灭绝的厄运当中拯救了出来，虽然大量的道德妥协仍旧难以避免。1939年，全苏联只有四位东正教主教依然还是自由之身。1943年9月，正当俄国上下拼命战斗阻止德国军队挺进腹地的时候，斯大林邀请牧首与三位宗主教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也是俄国自1917年以来首次召开教会会议。这次会议使得整个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投入了战争努力当中，督促信众为国捐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教会也同样从各自的爱国活动当中得到了好处。亚美尼亚教会带头筹集的资金足足为红军添置了两个坦克师。*71*

战争结束之后，这种体制化的容忍得到了延续。1946年，斯大林正式铲除了东正教会在俄国境内的竞争对手，苏联政府一度曾经鼓励过，此时已经步履蹒跚的革新派（Renovationist）教会。一开始，激进派神职人员真心想要创造1905年流产的革命过程中产生过的改革版东正教，但他们的愿景最终还是沦为了破坏东正教的手段与鹦鹉学舌式的共产主义宣传。斯大林意识到他最好栽培一个惟命是从的东正教领导层，使得自己在世界各地其他基督徒领袖面前不至于跌份。莫斯科牧首之位就这样成了斯大林继任者们的工具，尽管与此同时他们也恶狠狠地试图在同一座教会里终结所有的公众宗教生活。*72* 当苏联再次横扫乌克兰之后，斯大林骤然终结了在红军撤退后纳粹进驻前曾经繁荣一时的希腊天主教教会。1946年，乌克兰的傀儡圣议会宣布1596年布列斯特联盟无效。在接下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天主教教会被强行纳入了莫斯科东正教教会的旗下。*73* 西方盟国对于斯大林将东欧纳入势力范围做法表示了无奈的接受，苏联军队随即长驱直入。除去希腊以外，各个国家的东正教教会都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莫斯科牧首一起与各个共产主义卫星政权维持着合作与迫害并存的关系。这些地区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有着更密切的外部联系，勉强可以支撑下去。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通常更容易被视为“人民民主国家”的敌人。

1945年的欧洲大陆沦为了一片废墟，有历史记载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剧烈的阵痛。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人们，或者为了寻觅家园，或者试图逃避报复。也有人为了遵从战胜国之间的权力交易所划定的新政治边界而不得不在遍地疮痍当中孤苦伶仃地跋涉穿越。巴尔干地区和东欧平原上的次生战争仍在肆虐。人们开始惊骇地逐渐意识到（虽然在接下来几十年里这种意识都难以得到公开表达）千百万条人命并非殒灭于战火之中，而是被冷血地赶进屠宰场，无声无息随随便便地沦为了战时死难者。这些死难者大部分是犹太人，但也包括罗姆人、同性恋、共济会会员、耶和华见证人以及其他各种不符合纳粹要求的人们。一个硕大的问号盘旋在过去三个世纪由英法两国及其卫星国建立的全球帝国的头顶上。英法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气派与颜面已经被日本的征服践踏殆尽，法国更是遭到了德国的占领。殖民地人民再次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参加这场肇始自欧洲的战争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美利坚合众国成为了唯一一个街道与农田都保持完好且国库尚未空虚的强权国家。于是美国就发起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具想象力且最慷慨的国际交易，尽管同时也抱有与共产主义东方阵营争夺救世主角色的心思。马歇尔计划为欧洲复苏提供的金融支持无疑将欧洲人民从新一轮沮丧情绪、虚无主义或者跟随煽动家的意愿当中拯救了出来。这些情绪与思潮早已在两次大战间期造成了有目共睹的毒害。*74*

这个时刻足以媲美十四世纪亚洲的东方基督教在瘟疫、蒙古人入侵以及伊斯兰教势力扩张三方面因素打击下的毁灭结局。自从那次大变动之后，基督教活动与决策的中心就转移到了欧洲。如今，虽然由于悠久历史的惯性，基督教的权力中心依然位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和罗马，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东正教的力量已然跌落到了历史最弱水平，而且以新教和天主教为表现形式的西方基督教在美洲、非洲和亚洲远比在欧洲更加蒸蒸日上。千真万确的是，随着欧洲痛苦地将自己一步步拖离历史最低点，噩梦醒来心力交瘁的欧洲人急迫地寻求正常与体面的生活，前往教堂的信众人数也因此持续高涨了十几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教堂要比以往更满。圣公会神学和文学创作从未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或者说兼容并包，国教会福音派也从边缘位置回归了主流。这其中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南方浸信会信徒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起到了很大作用。此人年纪虽轻却心思缜密，领导了好几场公共传教活动。罗马天主教也正在英国国民生活当中稳步成为争夺信众接受的竞争者——换句话说天主教正在逐渐洗去移民和爱尔兰人的特色并且向中产阶级靠拢。在新近宣布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天主教在国民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如此广受欢迎或者来者不拒，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有什么不对——那种事不妨留到未来再操心。*75*

庇护十二世主持着一个继续在世界各地大力扩张的天主教教会。他尽其所能地认识到了欧洲将要通过战后重建而彻底改变。他全心支持基督教民主政党的建立，全面参与了饱经磨练的民主政治——如今在现在隔绝苏联卫星国的“铁幕”西侧，除去依旧维持着专制独裁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民主政治几乎已经成为了不容置疑的圭臬。但庇护十二世本人的保守派本能反映了欧洲从历史当中寻求慰藉的普遍渴望。 1950年，他动用教皇无过错特权定义了童贞玛利亚肉身升天的教义，这一招同时激怒了新教徒、东正教徒以及各路东方教会，而且许多天主教神学家也对此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们担心这条教义得不到圣经或早期教会传统的支持。就像庇护十世当年发动的现代主义运动一样，如今的庇护十二世也发动了一场声势越发浩大的运动，斗争对象则是那些在他看来不认同天主教真理的人。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疲弱的教皇沦为了一个越来越可怜的人物，因为他试图更加狂热地成为一名普世教师，在一切问题上指手画脚：仅仅担任基督的代理人已经不够了，他还要担当《大英百科全书》当中所有条目的代理人。庇护十二世一直有意识地想与当代世界进行对话，可惜往往说不到一起去。比方说在1958年临终之前，他将圣方济各的同事圣嘉勒册封成为了电视行业的主保圣人。因为临终前她曾经在异象当中看到了隔壁教堂举办的圣诞弥撒并借此参与其中。换句话说这项奇迹就相当于中世纪的户外广播。*76*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天主教活动与全球新教的蔓延与分化平行推进，但是双方很少接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新教的发展走向了两个互不相同且越来越没有瓜葛的新方向：一方面是针对信仰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主义自觉探索，另一方面则是一干新成立的教会，其中许多都自认为是五旬节派，这些教会的会众都喜欢以福音派的风格表达外向的旺盛精力。其实这两种新教冲动有着英语福音派的共同根源，说到底将这两者视为两极并不妥当。但二十世纪的大多数人好像都这么看。在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谱系宽广的福音派新教信仰，其中一大部分越来越为自己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借以应对自由派。

年以后的自由派新教既没有走上保守派的圣洁运动/凯西克会议风格道路，也没有走上新教教会扩散的路线，而是另辟蹊径。自由派新教似乎越发主宰了大部分老式新教教会——路德宗、归正宗、圣公会与卫理会——相比之下浸信会的抵触情绪似乎要更强一些。比起以十九世纪德国为据点的老派自由主义新教，这种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现象。这一派人马当中可能包括施莱尔马赫这样强大的评论家和卡尔.巴特这样的老牌德国神学家。巴特解读圣经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批判性圣经学术不断进步的产物，尽管他的结论专门强调了经文当中针对基督徒献身精神的排他主张。自由派们对于传教活动投入了大量热情，但这里的传教越发包含了追求正义与世界平等的主题，以此作为对基督教信息的必要反思——北美地区通常将其称为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

在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新教踏上了重新整合全球基督教的冒险之旅。它为了打破教会界限以及愈合宗教改革所引起的各种过错而费尽了心力。自由派新教徒对于高派教会圣公会的天主教气质以及北欧路德宗的类似运动都抱有开放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为整个基督教教会重振纯正的公教会理念，正如约翰.加尔文曾经在日内瓦设想过的愿景一样。因此人们就从早期教会的第一批会议当中借来了一个词用于形容这个项目，也就是“合一”（Ecumenical）。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千百年来一直将这个词安在自己头上。*77* 最终，这场基督信仰合一运动远远超越了新教起源。但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局面依旧悬而未决。此时合一运动通过一个新兴组织得到了体制化的表达。这个组织就是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基督信仰合一运动一开始是十九世纪新教传教活动的衍生分支。印度传教失败之谜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诱因：在这片看上去传教前景最广阔的土地上，基督教信仰在现实中却最不容易得到接受。二十世纪前半期基督信仰合一运动的主要组织者约瑟夫.H.奥尔德姆就是这方面经验的产物。他出生在印度，在传教途中来到拉合尔并遇到了前任孟加拉英国总督的女儿，两人后来结为连理。他的宗教经验很好地阐释了自由主义新教的发展轨迹。具有无组织福音派背景的年轻约瑟夫在著名布道家D.L.慕迪最后一次英语传教期间接触到了美国复兴主义并且正式皈依，令他那位虔诚的父亲大为满意。后来他还曾经在爱丁堡的苏格兰自由教会教众群体（Free Church of Scotland）当中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的基督教立场逐步远离了充斥着圣洁狂热的世界或者前千禧年主义。他着力发扬了自己的官方教会背景，但是采用的方式却很有创意：他保留了福音派对于宗派界限漠不关心的态度。像许多逐渐远离早期福音派立场的新教徒一样，他开始不仅将传教活动视作为个别团体效力的事工，而是服务整个社会的事工。传教士必须致力于通过有效的（西方）医药、严格的（西方）教育以及西方风格的社会进步来消除种族歧视和殖民剥削，这才是传播福音的正确方式。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伦敦传道会向太平洋地区派出的第一批福音使节想必能够认同许多奥尔德姆的关切重点。*78*

除了他在组织与细节方面的非凡能力，奥尔德姆还十分擅长与教会领袖以及那些在他看来注定要成为教会领袖的人们搞好关系——其中就包括潘霍华与乔治.贝尔。他在伦敦雅典娜神庙俱乐部尤其如鱼得水，这座伦敦上流俱乐部世界的大本营充满了因为教养与才干而非显赫血统而卓尔不群的英国人——主教们在俱乐部大门进进出出，这里就相当于奥尔德姆的梵蒂冈。他是德国神学著作的贪婪读者，并且与许多北欧重要神学家保持着联系——巴特以及与巴特颇有私交的自由派新教论敌艾米尔.布鲁内尔都是他的朋友——他毕生都致力于说服尽可能多的教会共同合作。*79* 他作为行政人员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是1910年的爱丁堡宣教大会，这是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此类活动。欧洲和美洲之外的教会（不只是新教教会）首次收到了邀请，虽然也确实未能避免局限性：客人名单当中一个非洲人也没有。在所有的会议议题当中，印度传教依旧是当务之急。

重要的是，奥尔德姆以及其他会议主办者意识到了圣公会的特殊困难以及特有潜力。圣公会是一家主教教会，十分重视自身的主教结构，而且教会本身就包含着着新教和天主教身份的战斗，集中体现着宗教改革在西方教会当中造成的巨大鸿沟。高教会圣公会信徒珍视天主教遗产，经常怀疑本教会乃至其他教会当中的新教徒。奥尔德姆说服他们参加了爱丁堡会议。这次会议为他们提供了看到其他新教教会工作价值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将自己与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士之间的长期联系拿出来献宝——自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一批盎格鲁-天主教徒一直在尝试与东正教和天主教重新统一——这方面的联系开辟了将合一运动推广到新教之外的可能性，尽管目前还只是草创阶段。*80* 最重要的是，与会人员从这次成功且激动人心的大会返回世界各地之后都获得了同样的认识：各派教会再也不可能彼此隔绝地传播团结与爱的信息了。这一洞见不仅适用于印度，也适用于欧洲。他们向“所有基督教土地”发出了一条信息：未来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这话说得倒是不错，但是接下来的具体情节展开却与他们的乐观预期不太一致。*81* 第一次世界大战再一次狠狠敲打了欧洲基督教，提醒人们要心存谦卑。

另外两位主教将会议的消息转换成了更持久的对话。其中一位来自美国治下的菲律宾，另一位则来自瑞典。查尔斯.布伦特是当时美统菲律宾的一位传教士主教：他提出了一系列讨论与会议，着重考察 “信仰与秩序”的问题——也就是说教会相信什么以及教会如何构建自身。这将有助于在新环境里澄清教会的任务，但同时也有潜力帮助人们对于启蒙运动的意义——无论是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采取一致的反应，从而促进对于基督教的自我理解，而且这样的结论还可能揭示在基督教内部愈合古老创伤的新途径。瑞典路德宗大主教纳特汉.瑟德布洛姆则专注于教会在这个错位且焦虑的时代里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为现代社会当中的基督徒摸索出一套可信的行为指南。斯德哥尔摩成为了1925年第一次“生活与行动”（Life and Work）会议的举办地：不知疲倦的奥尔德姆又碰上了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几位东正教代表出席了会议，而且人数还不断增加，尽管他们对于教会构成的理解与新教徒乃至圣公会信徒有着天壤之别。*82* 这两场运动最终在1948年合二为一，成为了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该组织在瑞士置办了颇具气势的总部建筑与中央秘书处，似乎存心要打造一个基督教的联合国——联合国成立于此前的1945年，旨在取代已然名声扫地的国际联盟。的确，有一项在某种程度上直到最近几年都没多少人记得的事实：1948年联合国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是合一主义自由派新教教士与平信徒紧密联系的产物，而这份联系同样可以追溯到爱丁堡传教大会。

同时圣公会也正在维护着自己位于合一运动讨论中心的位置，尽管具体手段导致了诸多弊病。1920年，圣公会主教们召开了兰贝斯会议，并且留下了所谓“恐怕是各届兰贝斯会议当中最令人难忘的言论”。*84* 主教们似乎由于战争创伤造成的震撼而撰写了一份调门夸张、很不像圣公会风格的文件。官方教会声明很少具备先知预言的性质，这份文件就是罕见的反例之一。这份文件向全体基督徒提出了恳切的诉求，让他们去寻求一个“真正当得起大公二字并且忠于一切真理的教会，将一切宣告自己信仰的基督徒全都纳入自己门下。他们的万众一心以及对于信仰与秩序的珍重从过去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这份遗产理应归属教会教会所有。”*85*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对于这段话的各种回应。许多英格兰自由教会信徒对于这份文件都很热情，但是在二十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并没能取得多少进展，因为圣公会对于他们这段序曲的反应始终混乱不堪。圣公会内部一直存在着致命的分裂，一边是盎格鲁-天主教徒，另一边是福音派，双方在圣公会主旨的问题上总不能达成一致。两不相帮的中间派圣公会信徒则一直因为双方的无益姿态而恼火不已。

圣公会与东正教的交涉同样难以取得进展。双方倒是都不缺乏善意。许多因为革命与战争的创伤而离乡背井的俄罗斯以及塞尔维亚神职人员和学生已经在英国这个战时盟国找到了幸福的庇护所。此时君士坦丁堡牧首之位正在空悬之中，不过牧首集团的代表们还是热心地见证了1920年兰贝斯会议的讨论，随后不久君士坦丁堡也做出了戏剧性的声明，呼吁所有基督徒放下教义分歧进行合作（尽管代表们对于访问期间观察到的大多数国教会其他特点并不太感冒）。鉴于苏俄方面的困难状况，圣公会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君士坦丁堡而不是莫斯科，但是牧首集团此刻也正因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崩溃和小亚细亚地区基督教的破坏而焦头烂额。精明的外交官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意识到，正如圣公会-东正教关系在过去三个世纪的纠结历史一再表明的那样，东正教的主要考量因素就是在危机期间抓住任何可用的援助。*86*

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空缺之位此时有两位竞争者，两人都热情地放出话来，愿意承认圣公会教士序列的有效性，而教皇则曾经在1896年的《使徒谕令》（Apostolicae Curae）当中全面否定过这一点。竞选成功的麦勒丢最终乘坐一艘法国而非英国炮舰于1922年驶入君士坦丁堡，不过他上任伊始就发布声明表示自己认可圣公会教士序列。这一姿态当时看上去很像双方重新团结的重要一步，但是一切很快就被东正教内斗的泥潭淹没了。麦勒丢激怒了大部分东正教世界，不仅因为他与圣公会异端厮混，还因为他试图让东正教世界改用同为异端的天主教教皇的有害发明，也就是格里高利历。一年以后土耳其人设计了麦勒丢的下台，而英国并未出手干预。能够在君士坦丁堡这座历史名城当中保留牧首职位就已经很令当时的英国人感到满意了。*87*

在合一运动的发源地印度，基督信仰合一运动的确取得过一次巨大的成功。在印度，圣公会试图以共同的主教体制为基础，实现与当地教会的机构统一。一位颇有政治家风范的高教会教士、孟买主教埃德温.帕尔默（Edwin Palmer）赢得了印度南部非主教教会领袖的信心。他提出要兴建一个两全其美的教会，这个教会具有源自使徒的主教传承、但同时又要允许教会全体人员通过长老会或者教会会议以及地方会众群体等形式进行严肃决策，还要承认卫理会、公理会以及长老会等教会的各种事工活动的有效性。*88* 接下来的具体计划——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自觉地——呼应了詹姆斯六世早在十七世纪的苏格兰不折不挠地构建起来的、具有广泛基础的主教制度。教条主义的英格兰盎格鲁-天主教徒讨厌这个计划，针对这项计划的抗议将他们的大量注意力从身边肆虐的二战转移了开来。1933年，帕尔默主教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公开信，以言简意赅的实用主义风格为自己进行了辩护。面对着在佛兰德斯战壕里学会现实主义的一代人，帕尔默选用了一个足以打动人心的意象：

在印度南部有一些不起眼的人们正在做出终结教派分裂的首次尝试。他们就像主动请缨爬出战壕冲向敌阵的士兵。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死，也知道假如无人跟随自己的尝试必然失败。换句话说，一个联合起来的教会也可能在联合之后出问题……那位为了拯救世人而死却遭到世人抛弃的人是谁呢？那位希望一个整体组织来完成祂的救赎大业的人又是谁呢？ *89*

最终在1955年，国教会同意与八年前正式成立的南印度主教教会实现完全共融（full communion）。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日后与南印度主教教会颇为类似的北印度联合教会也向国教会方面提出过相同请求，但却没有获得同意。因此假如北印度联合教会祝圣的牧师想在圣公会地盘里工作依然要面临程序上的困难。彼此对立的圣公会支派全都不愿放弃对于各自圣公会身份的理解。因此除了上述计划之外，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教会联合方案能够成功地迂回绕过它们的这份抵触情绪。*90* 在基督教世界里，认为历史分歧有可能克服的教派主要是自由派传统新教教会，因为它们的权威早已根植在了集体决策体制当中；此外还有长老会与卫理会以及更加注重牺牲的公理会。

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已经在增进基督徒之间理解沟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此时大约350个基督教教会要么取得了完全的成员身份，要么与之有联系。罗马天主教会尚且没有成为正式成员，不过长期以来也一直致力于联合会的活动。联合会成为了一家中介机构，将教会资源导引向各种旨在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并且在西方财富与发展中世界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的项目。然而，在成立超过半世纪后，很显然联合会并没有（或者说至少目前还没有）取得在基督教世界当中的中心位置，尽管在建成头十年里这个位置看上去并非遥不可及。同样，基督信仰普世教会合一运动运动的成功也不像奥尔德姆以及其他奠基先父们（以男性教士为主，因此称他们为先父也很得体）预想的那样轰轰烈烈：运功的成果始终十分低调、务实且一事一议。

也许问题恰恰存在于奥尔德姆和他的同事们擅长创造的体制当中：会议，委员会，搭配秘书处的运动，精心起草并反复修改的议定声明。自由派新教往往觉得圣灵的自发性相当令人不安。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非洲和美洲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的各种教会团体。正如在基督教历史上反复发生的那样，主流教会一开始往往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圈子之外发生了什么。就算他们注意到了往往也不会认真对待这些他们眼中的怪人团体。五旬节运动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认为，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广大美国公众才意识到这个教派的存在。*91* 事实上，外人很难一路跟踪这个运动的发展轨迹，因为一路上这场运动采用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名称、首字母缩写词和口号。这一切的目的在于表达自己的多形式身份与高涨热情。他们急于获取足以改变人生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究其本质而言很难付诸文字——特别是对于那些未曾接受过牛剑大学或者或柏林大学风格高等教育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

在观察家看来微不足道、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却意义重大的五旬节运动内部争端对于未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1916年，美国五旬节运动的重要派系之一由于争论难分高下而一分为二，论题则是几个有文字记载以来关于三位一体的最早争议。遵从凯西克会议传统的福音派信徒往往倾向于频繁提起耶稣名讳，中世纪晚期北欧天主教徒或者拥护静修派的东正教徒大概会很认同这种做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虔诚的热情致使一位加拿大传教士罗伯特.麦卡利斯特做出断言，声称早期基督徒并非奉三位一体之名受洗，而是奉耶稣之名。彼得在使徒行传2.38当中不是已经说清楚这一点了吗？从这一点出发，麦卡利斯特进一步主张 “圣父圣子圣灵”其实只是名叫耶稣的上帝的三个尊号。这是早期基督教独一神格主张——即形式说——的新形式。因为“洗礼”这个词不断回响在五旬节信徒的谈话当中，这项新发明的杀伤力可谓无以复加。最近才成立的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随即陷入分裂，信奉独一神格的信徒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他们坚定奉行着种族包容原则，此时的全白人神召会尤其欠缺这一点。独一神格五旬节派至今仍然盛行。世界范围内的公开五旬节教会当中，独一神格派系可能大约占到了四分之一。*92* 对于耶稣的强调也继续回荡在五旬节运动与灵恩运动的赞美诗当中。

对于灵言抱有负面看法的主流福音派赞许地注意到神召会至少忠于三位一体主义。这一点对于日后双方相向而行颇有助益。这个结果并不是必然的。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五旬节运动兴起的最初几年，五旬节信徒们遭到了更成熟的保守福音派的极端厌恶与辱骂，比起福音派的其他对头更有过之。这恐怕是因为五旬节派的修辞风格明白无误类似于福音派，一方面怀疑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存心想将现代城市从撒旦手里夺过来。五旬节教会的创始领导人之一名叫艾美.赛普尔.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她尤其擅长营造声势，曾经于1920年坐飞机上天抛洒传单，并且主持了史上第一座基督教广播电台。从洛杉矶到首尔的五旬节信徒此后纷纷效仿麦克弗森夫人在演艺领域的才能，以巧夺天工的方式搭建了一座座华美的崇拜活动舞台，其排场气派足以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好莱坞歌舞片相提并论。*93* 不过尽管五旬节运动的根源是福音派，但是运动当中的很多内容与基于圣经的新教主义其实并不是天然的同路人，对于信奉原教旨主义五项原则——圣经文本无误，基督耶稣具有神性，圣母童贞产子，代罚救赎论，基督耶稣肉身复活——的新教徒们来说尤其如此。五旬节派倾向于抛开这一切，转而寻找“新启示”：五旬节派依靠随性而为的直觉，而保守福音派则是以文字为基础的理性主义者。五旬节派的这一特点也有利于女性进入领导层之后施展作为。在十九世纪新教运动的激进开局阶段，女性进入领导层的现象颇为常见，但在五旬节运动当中则更加显现了各种进一步加强而非削弱这一点的迹象。

五旬节运动当中的另一场运动也使得关心这方面问题的福音派们戒惧不已：这场运动是同时期新教 “社会福音”的绝对反面。在美国的核心地带，随着灾难性的经济大萧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缓慢而痛苦地趋向复苏，当地发展起来了一股自诩为“信仰真言”（Word of Faith）的五旬节运动支派。像一些早期美国教派一样，信仰真言运动强调祈祷对于治疗病患的重要性，但是这场运动的愿景远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的成功，导致诋毁者们将其称作“健康与财富”运动或者“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这场运动的早期倡导者之一肯尼斯.E.哈金在德州神召会开展事工的时候选用了他本人最喜欢的一段圣经文本，即基督在马可福音11.23当中做出的承诺：心里不疑惑的人能够挪开高山。他的一位同事欧洛.罗伯茨（Oral Roberts）——此人在基督教电视行业的地位相当于广播行业的艾美.赛普尔.麦克弗森——密切参与了1951年加州千万富翁基金会“全福音商人国际团契”（Full Gospel Business Men's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的筹建。该组织至今仍然打着为耶稣效力的旗号为资本主义摇旗呐喊，基本上就是改打美国梦招牌的货物崇拜。通过五旬节运动的全球影响力，世界的许多角落都将会接受这条信息。对于那些脱贫致富的社区来说，他们的发家轨迹似乎佐证了祈祷的效力。这也导致了政治方面的必然结果。那些曾经在各种环境当中遭受共产主义折磨的人们，尤其是韩国人，同样十分欣赏信仰真言运动传递的坚定信息：如果资本主义代上帝的旨意，那么共产主义就是魔鬼的手段。*94*

尽管存在分歧，福音派和五旬节派还是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彼此靠拢。1943年，依然信奉三位一体论的神召会加入了一个美国保守福音派联合组织，即全美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该组织的公开目标是打击新教自由主义以及合一运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联盟。五旬节派神学教育此时正在迅速发展，以配合教众群体的飞速增长。与一味火冒三丈的布道相比，如今的教众更需要来自教牧服务的理解。而这个联盟的出现则意味着五旬节派神学教育将会被坚定地引导向福音派模式。联盟（至少在当时）不鼓励五旬节派将目光投向基督教当中保守福音派不认可的部分。*95* 在眼下这个前途堪忧的时刻，双方的联盟为福音派价值观提供了大受欢迎的支持。保守福音派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文化观是主流美国新教霸权的一部分。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一假设在进化论与禁酒令的问题上接连遭受了两次沉重打击：。

福音派对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仇恨造成了他们的第一次崩盘。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俄克拉何马州和田纳西州就通过了反对学校教授进化论的规定。1925年田纳西州代顿市的一起判例案件吸引了全国新闻记者的关注（之所以当地法庭要审理这起案件，部分原因在于当地经济不太景气，很需要一点免费的公关炒作）。一位年轻的生物老师约翰.斯科普斯被判有罪，但是判决并未指明他是否从此就要在课堂上完全回避关于进化论的内容。控方主将是老牌民主党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此人向来名声在外，是淳朴乡村居民的代言人，为他们抵挡着来自城市的各种花言巧语。在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从来不忌讳在激情洋溢的演讲当中掺入大剂量的家常菜风格宗教内容作为调剂。田纳西州最高法院以技术性疏漏为理由推翻了初审判决，之后又有两个州通过了类似法律，但损失已经造成了。

应对布莱恩的辩方主将是克拉伦斯.达罗律师，他也一贯具有捍卫弱势群体的美名。达罗在法庭上同样也是一位技法高超的演员，很乐意为了伸张真理而不择手段。而且在本案当中他公开亮出了不可知论者的身份，在当时的美国公众当中可谓算是个异数。他迫使布莱恩离开了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发言权这块坚实阵地，在另一片更加危险的领域与他展开缠斗，竭力死抠旧约文本的细枝末节（不过达罗也很知趣地没有公开讽刺新约福音书）。这场庭审无异于献给幽默艺术家的一份大礼。对于所有试图将上帝真言的权威强加于别人头上的人来说，笑声永远都不是好消息。不过这起事件的尾声并没有多少喜剧色彩：布莱恩再也没能离开代顿，他在动身之前就去世了。*96*

长期效应远比代顿审判更糟糕的是全国范围内的禁酒实验。一番苦战之后，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于1920年得到通过，禁酒令随即生效。秉性坚毅的官方长老会信徒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虽然在这场大战期间行使了否决权，但是依然没能阻止禁酒令得到通过。在十九世纪，节酒或者完全戒酒并不是党派问题，而是一场涉及所有人的运动，从天主教徒到原教旨主义者，所有教派全都卷入其中，女性信徒对于禁酒的热情尤其高涨。然而自由派新教徒和保守福音派之间的分歧随着运动的进展越发扩大，成立于1895年的反沙龙联盟（Anti-Saloon League）是修正案运动的最终胜利者。但是这个组织似乎日渐成为了福音派愤怒美国乡镇的传声筒：这些乡镇对于大型沿海城市与醉醺醺的老欧洲全都疑心深重，并且决心在一个世纪的戒酒运动之后重新主张一项古老的事业。甚至就连依然还在因为白人南方在内战之后的逝去而悲恸不已的南方浸信会信徒也不惜捐弃了自己对于伪善北方道德运动家们的厌恶，为上帝的斗争献出了自己的力量。97

禁酒令的结果经常在黑帮电影当中得到描绘，但它其实是众多人类悲剧的起因，为有组织犯罪的兴起及其对于守法社会的败坏提供了绝佳机会。禁酒问题最为有效地将保守福音派与其他基督徒美国同胞割裂了开来，后者始终看不出一杯威士忌能有什么害处。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克伦威尔治理英格兰的局面遭到了重现，一刀切式的粗暴管理手段再一次撕裂了整个社会。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之后于1933年主持了禁酒令修正案的废除。在接下来半个世纪里，禁酒令的惨败吓得保守福音派信徒一直不敢通过政治手段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全国其他地区。他们将联邦政界基本留给了自由派新教徒以及人数越来越多的精英天主教徒。在此期间，华盛顿特区北部山顶的国家大教堂逐渐褪去了脚手架的外衣，成为了主宰一方风景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建筑冷静而书卷气十足的英格兰哥特风格体现了联邦首都白人居住区低调平和的宗教理念。欧洲人想必对于这种风格感同身受。与此同时，福音派一直在静待时机。他们在小城镇里、朴实无华的郊区当中、偏远农场里，甚至在谷仓挤奶的时候都会用无线收音机听取老式宗教内容并且冲中获得慰藉，艾美.赛普尔.麦克弗森开创的先例也成为了他们的盈利模式。福音派的时刻终将到来，而且这个时刻并不像他们的斯科菲尔德注释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s）当中描述的那样飘渺，而是有着更加切实的历史背景。*98*

随着美国宗教板块的漂移，世界各地无数的热情五旬节分支也纷纷发展出了自己的路线与风格。这些分支并未全部奉行老掉牙的灵言作法。非洲孕育了许多先知，这些后辈先知们或多或少都继承了威廉.韦德.哈里斯的精神。1918年横扫全世界的大流感成为了先知信息的主要刺激来源。这场瘟疫对于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丝毫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在非洲的声誉几乎被其破坏殆尽：备受赞誉的西方医药在这场疫病面前似乎也无能为力。新先知们也因此养成了两大特点：首先他们离开了当初培养了他们的信仰的欧洲主导教会，其次他们提供了自成一派的治疗方法。在西非地区，他们的教会通常被人称作“埃拉杜拉”（Aladura），约鲁巴语意为“祈祷的所有者”，这些教会的领导者可能是先知，但最能干的教会创始人之一，尼日利亚的乔赛亚.沃鲁洛沃.奥斯特鲁（Josiah Olulowo Ositelu），却从自己的高教会圣公会背景当中汲取了对于教会集团的应有尊重。他很快就发展了一套共有十二个品级的男性教士等级体系，从最高级的总主教一直到最基层的男性持十字者（获得总主教许可的女性也可以扶持铁制十字）。 埃拉杜拉很自豪于他们的新开始，并且在章程当中宣布：“埃塞俄比亚或者非洲应当在属灵引领下向耶和华上帝伸出她的双手，并且领导自己的子民。”*99*

在非洲大陆各地，众多人头攒动的先知集会都体现着对于“埃塞俄比亚”信仰的骄傲——这是真正的非洲信仰。他们可以为非洲的问题带来非洲化的解决方案。这句骄傲的夸口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原欧洲殖民地纷纷成为独立国家之后立即上台掌权的那一代非洲政治领袖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这些领导人大多来自欧洲主导的教会，经常有过在基督教学校里执教的经历（如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而且大多在西式大学里进行过耐心的学习，求学地点往往还是欧洲。先知为非洲人构建了替代选项。有一位祖鲁人以赛亚.舍姆贝（Isaiah Shembe）在白人统治的、种族主义越发猖獗的南非联邦境内成立了阿玛那扎撒教会（AmaNazaretha Church）。舍姆贝认为他的教会而不是祖鲁君主才应该成为未来祖鲁民族的认同之源。他向自己的同胞们灌输了以下理念：真正的美德在于避免为白人服务，尤其是在腐败的城市里。根据舍姆贝的教导，他的跟随者至今依然会在礼拜周期间定期跳起崇拜之舞。舞者手中的扫帚柄取代了战士手里致命的标枪：家庭价值观就这样胜过了传统的祖鲁尚武精神。人间的舞蹈能够赋予祖鲁人的祖先在天堂里起舞的力量：这是一套互惠的体系，就像中世纪西方的炼狱产业一样能够令人满意地将生者与死者联系在一起。*100* 即使只是被动地承受苦难，先知也会对极其熟悉苦难的非洲人造成巨大的影响。俄国东正教千百年来尊奉圣鲍里斯和圣格列布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1918年流感疫情后爆发后，刚果有一位西蒙.金邦古开始了治疗活动。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他掀起了一场公开化的或者说秘密公开化的大规模布道，最后被比利时在刚果以颠覆罪的名义判处终身监禁。接下来三十多年里金邦古再也没能发声，但是其他同样身陷囹圄的门徒们始终珍藏着关于他的记忆。对于被“撒旦的先知与传教士，还有比利时政府”夺去声音的广大刚果民众来说，这份记忆可谓是天大的喜讯。现在他的教会已经成为了中非规模最大的基督教教会，金邦古的遗体就供奉在教会总部。*101*

非洲就这样成为了三方不断互动的场地，一方是非洲发起的教会，另一方是早先西方人带来的仍然还在不断增长的教会，第三方则是越发惹眼的五旬节运动。这三者在二十世纪的非洲都取得了非同小可的增长，远远超出了人口增长速度。在1914年非洲可能有400万基督徒，到1950年已经上升到了75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攀升。坦桑尼亚的瑞典路德宗主教本特.桑科勒是一位明智的观察家，对于非洲事务有着超过三十年了解。他注意到十九世纪的非洲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青年运动，而到了二十世纪则转换成了妇女运动。治疗是女性特别关注的题目，因为她们要照管家人。现在治疗已经与教育一起成为了非洲基督教成功的两大象征之一。*102* 这一点并不仅限于灵恩派的新教。肯尼亚的马赛人长期以来一直抵制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当地男性为了他们的战士传统而感到自豪，鄙视宽恕与节欲的信息。女性反而赞赏这些主张，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欧洲教士到达肯尼亚之后，妇女们就与天主教传教士结成了同盟。面对着丈夫们的嘲笑与阻挠，许多妇女开始罹患一种名叫“澳珀库”（orpeko）的精神疾病，发病原因则是恶灵作祟。唯有基督教洗礼才能使得病人标本兼治地永久性摆脱澳珀库病。男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无话可说：天主教基督教的确到来了，但是绝大多数信徒都是女性。也许并不奇怪的是，大多数马赛基督徒倾向于认为基督教上帝是个女人，而天主教传教士们则很不喜欢这种看法。*103*

在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基督教也经历了激烈的多元化进程。基督教此时在拉丁美洲文化当中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现在拉美开始改造基督教。自从1900年以来，拉美就采取了天主教世界观，通用语言则是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里，五旬节运动在拉美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拉美地区的移民群体伴随着五旬节运动的发展而日益多元化，但是与此同时五旬节运动也迅速渗透了早已存在的当地社区。五旬节运动再一次表明了拉美与美国的长期纠结关系。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仅仅在巴西就有二三十种不同的五旬节教派。*104* 之后亚洲也将要书写近期基督教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尽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一势头还不明显。1950年至1953年的战争将朝鲜半岛化为了一片废墟并且就此南北分裂。共产主义北朝鲜就此成为了新时代的“隐士之国”，而身陷一穷二白的战后社会的南朝鲜共和国则开始了筚路蓝缕的重建工作。在此期间，韩国人将老派官方教会、五旬节运动以及本土调和主义整合成了一体。韩国人并没有忘记前千禧年派朝鲜新教徒的事迹，在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最终倒台之前的严峻岁月里，他们拒绝出席神道教仪式，认为崇拜一个不是耶稣的国王无异于拜偶像。爱国主义就这样与世界末日信念对接在了一起。韩国人同样十分感激在朝鲜战争当中拯救他们免遭共产主义淹没的西方强国，因此他们对于美国式宗教的态度也十分积极，而当时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将各种西方强权视为殖民主义压迫的表现。

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临近尾声，许多基督教领袖都不无理由地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未来感到乐观，毕竟基督教刚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但依然挺了过来。但很少有人能够采取足够宽广的视野，真正看清楚全世界究竟哪个部分能够佐证这种乐观精神。没有人会看不到非洲的躁动，但是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还是会被欧洲本土、其他白人属地以及北美地区座无虚席的教堂吸引住，又或者仅仅会注意世界其他地区的欧洲教会取得了怎样的成功，此时这些教会依然被人视为传教机构。除此之外，挫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东正教、新教和天主教教会都已经镣铐加身；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也不得不在一个统一、自信且不宽容的新兴共产主义共和国手下辗转求存。正当基督教领袖们修整扩张自己的熟人圈子，在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当中端庄地开展社交活动的时候，正当大主教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悉尼登上飞机前往梵蒂冈与教皇磋商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并不会关注五旬节运动。除此之外，人们也并不认为启蒙运动还能为早已从中受益良多的自由派新教带来多少新鲜的惊喜，或者还能为一贯抱有坚定反对立场、用一垛垛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筑成防御工事的天主教提供多少新鲜的靶子。然而很快这些看法就将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改变。

”这本名为《箴言录》（Adagia）的著作（出版于1500年）为不求甚解但又想提升逼格的读者们提供了成为有教养人文主义者的完美捷径”。“逼格”这词用得很恰当,但似乎不太雅啊,呵呵

1978年，笔者平生第一次造访罗马，恰逢不幸短命的约翰.保罗一世教皇继位大典前夕。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地穴里，笔者有些惊讶地盯着约翰二十三世花团锦簇的坟墓。坟墓两侧是一对大型青铜花圈，捐赠人是已故西班牙将军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两个特别险恶的看守，看管着这位二十世纪最喜兴最不拘一格的教皇。自从1963年后约翰二十三世去世后不久，这对花圈就已经到位了。笔者很想知道这对宝贝如今被打发到哪个犄角旮旯里面去了。这座坟墓周遭的难堪记忆如今已经终结了，因为自从最近的册封圣徒手续启动之后，约翰二十三世的遗体已经遵照习俗被虔诚地迁往了神圣的玻璃门陈列柜里面，将要在这里度过正式成为圣徒之前的准备阶段。*1* 虽然约翰二十三世在教皇历史上任期较短，但这段任期对于基督教造成的变革性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界限。这场变革否定了军事独裁者佛朗哥曾经提出的一切主张——因此这两个青铜花圈看上去才如此违和。花圈与坟墓的风格冲撞是一个无意识的象征，如今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花圈的消失惋惜不已。过去半个世纪里，基督徒见证了一场文化战争，其结果至今未有定数。

1958年，前任梵蒂冈外交官、红衣主教兰卡里当选成为了约翰二十三世。当时他正在威尼斯宗主教的岗位上享受着光荣而体面的半退休生活。兰卡里胜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多少敌人，并且所有参选人都认为他造不成多少危害。毕竟他已经是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所有人都不无道理地认为他在教皇位子上坐不了几天就要蒙主恩召。在刚刚经历了令人精疲力竭的庇护十二世在位时期之后，人们难免想要找一位性情平和的人来担任教皇，从而使教会有机会找到下一位富有决断的领导人来引领未来方向。当然，兰卡里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很擅长化解冲突，但是这也暗示着他不太可能延续自从法国大革命的磨难以来已经成为教皇招牌特色的善战好斗风格——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谬误举要》里边咄咄逼人的批判言论，或者庇护十世与庇护十一世针对现代主义与共产主义发表的骇人斥骂。

新任教皇热情洋溢且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心，使得那些一心只希望教皇循规蹈矩的教会人员大为不安。不过他也是个极其精明的人，尤其擅长实现自己的意愿。不过他的意愿与梵蒂冈教廷主要成员的希望并不吻合，后者只希望恪守既有观点，避免进一步的讨论。结果教皇在 1959 年不顾教廷上下的惊恐万状，宣布自己有意在梵蒂冈召开教会会议，把所有话题全都摆到桌面上来。*2*既然会议的召开已经不可避免，梵蒂冈的行政机器只得服软。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要做什么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宗教法庭（Holy Office）（这是当时指代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委婉语）严格控制会议议题。这种做法不仅反映了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的态度，也反映了特伦特路线的态度：这世上有许多恶劣观点，任何良善的天主教徒都应当避而远之。正如宗教法庭负责人红衣主教奥塔菲亚尼在会议早期阶段公开阐明的那样，“必须要注意的是，本次会议以简明清晰为要，与长篇布道、主教的教牧书信甚至教宗本人的谕令都不相同。经年以来的实践已经认可了这次会议的恰当风格。”

奥塔菲亚尼的主张面临着三个障碍。首先，教皇将一位乔瓦尼.巴蒂斯塔.芒特尼召回了罗马。此人常年在梵蒂冈担任公务员，曾经与庇护十二世关系密切，不过后来因为同情心泛滥而遭到冷遇，明升暗降地流落到了米兰大主教的岗位上。重返罗马之后，芒特尼头上又多了一顶红衣主教冠。他对于梵蒂冈的运作机制知根知底，很有兴趣与当年的同事们智斗一番。其次，两千多名主教于1962年抵达了罗马，其中欧洲人还占不到一半。尽管为这些主教祝圣的教会系统将现代主义视为无处不在的仇敌，但是这些主教们还是带来了大量如何在1962年经营天主教的实践经验。第三就是公众视线对于会议进程的关注。当年召开特伦特会议的时候，宗教法庭并不用招架记者。现在梵蒂冈被迫聘请了一位新闻官，不过他在旁听会议的时候没有座位。雇主的鄙夷心态由此一览无遗。*4*

如此规模的天主教领袖聚会可谓前所未有。教皇在大会开幕致辞当中兴奋地谈到了天主教教会将人世居民引向“人类关系新秩序”的天赋使命。而且他并未面向人世一味说教，而是批评了那些认为人世“无非仅仅充斥着背叛和毁灭”的“厄运的先知”。亲耳听到这段讲话是很重要的，因为随后出版发行的拉丁语讲稿遭到了大幅删节。*5* 更引人注目的是，教皇邀请了新教教会的观察员，而且他们也当真亲身来到的会场。在特伦特会议之前，胆敢踏入罗马的新教徒都要冒着烧死在火刑台上的风险。更有甚者，在会议开始一段时间后，一批女性天主教教徒也受邀参加了会议，其中大多数是修女。所有这些受邀者自然都无权投票，但他们的存在依然象征了天主教教会走出传统壁垒的意愿。教廷精心准备的各种防御性文件草案全都遭到了否决，并且遭到了完全不同的文本的替换。这次会议的核心遗产是两份至关重要的共识文件——它们为一部分天主教徒提供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跳板，也为另一部分天主教徒造成了麻烦的障碍。

第一份文件名叫《万民之光谕令》（Lumen Gentium），是一份关于教会性质的敕令。这份文件的初稿是在红衣主教芒特尼的指示下撰写而成的，不过后来就像许多其他文件一样遭到了改造。另一位红衣主教蒙蒂尼曾经公开批评原稿文理不通，还有一位布鲁斯红衣主教激烈地斥责了原稿当中的“胜利主义”、“教权主义”与“法律至上主义”。*6* 终稿遭到了彻底的改头换面、就连标题都根据伟大的比利时合一主义红衣主教利奥.乔瑟夫.胥恁斯的意见进行了更改。这份文件通过对于动词的精心选择体现了针对此前罗马天主教声明的显著突破：文件并未简单地将基督的教会与教皇主持的教会等同起来，而是声称基督的教会“存在于”罗马天主教教会当中。这句话对于其他教会意味着什么呢？——“存在于”与“等同于”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份文件还做出了全新的尝试，意在解决几乎毁掉特伦特会议的权威问题。第一次梵蒂冈会议曾经就这个问题给出过一个片面（而且过分偏向教皇至上主义）的答案。这份文件的第二章题为“上帝之民”，根据启示录1.6的说法，大祭司基督（Christ the High Priest）将要使这些人“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受任圣职的教士阶层要“组织并统御祭司之民”，但是民众的祭司权利也可以在教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得以行使，包括礼拜活动与日常方面。这一点对于主教制度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谕令还提出了“共同治理”（collegiality）的概念，与教皇至高权威相呼应。这个概念重申了除去罗马主教之外其他主教的权威——仅仅如此吗？还是说同样也主张了他们有权替代罗马主教的权威呢？谕令当中对于教皇无过错的重申并未暗示后一种诠释。*7* 红衣主教奥塔菲亚尼玩了一把寒意入骨的冷幽默，他注意到福音书中唯一一次“共同治理”行为就是门徒们在耶稣受难之前集体逃离客西马尼花园的情节。*8*

第二份文件名叫《喜望谕令》（Gaudium et Spes），企图在现代世界的背景下为教会定位：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更加深刻地探讨了教会的奥秘之后，不仅面向教会之子以及所有尊奉基督之名的人，而且面向全体人类毫无动摇地发言。这次会议渴望给所有人解释一下，教会如何设想其自身在当今世界的存在与活动……”

上帝之民认为教会的领导是充溢人间的主的灵。在这个信念的推动下，教会不惮辛劳地破译着上帝存在与目的的真正讯号。信仰的审视使得一切事物都不再相同，彰显了上帝的大计，唤醒了人类的使命感，并且因此引领着心智构想出完全属于人类的解决方案。

这段话洋溢着幸福感饱满的信心，约翰教皇早在会议开幕致词当中已经表达了这种情绪：教会不必害怕与边界之外的人们进行公开讨论，而不必一味对他们进行说教。

这份会议声明还挑明了很多内容，其中大部分内容早先已经被西方教会当中与天主教分离的弟兄们发现了：地方语言礼拜仪式的价值、对于此前两个世纪圣经学术成果的勇敢采纳，对于合一主义的开放态度，以及对于平信徒事工的肯定。这份《当今谕令》（Nostra aetate）或者说《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为犹太人在基督徒手中遭受的苦难进行了公开道歉，这份文件的最终稿直截了当地批驳了认为犹太人犯有弑神之罪的传统基督教思想。与会人员当中有一位主教觉得会议进程完全无法接受而且混乱得一塌糊涂，他与其他少数人一起从始至终都投票反对这些统称为《喜望谕令》的声明。这位卡罗尔.沃伊蒂瓦来自波兰，在中途休会期间就任了克拉科夫的大主教。此外还有一位与会的德国神学家若瑟.拉青格教授也在私下里表达了自己对于《喜望谕令》的不满。在他看来，谕令当中喜气洋洋的基调未免过于肤浅了。

等到这些关键文件获得教皇认可与颁布的时候，约翰二十三世已经去世了。早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他就已经被诊断出了癌症。确诊之后他只活了几个月，没能来得及看到这个革命性项目完全展开。但是他掀起的势头使得红衣主教蒙蒂尼迅速当选为保罗六世教皇，会议也继续召开了下去。保罗教皇决心保持改革的步伐，但是当他加紧改革以及在日后认真贯彻落实具体改革措施的时候却反复表现出了优柔寡断的性格。他的前任曾经戏谑地声称他的脾气“un po' amletico”——“有点像哈姆雷特”。*10* 保罗六世一度看上去特别开放，一心想要彻底改变庇护十二世的梵蒂冈。但是现在他开始为了改革应当在何处收手而心焦不已。也许并不奇怪的是，保罗六世对于全体主教的共同掌权抱有怀疑态度。为了赢得保守少数派对于《万民之光谕令》的支持，他接受了这些人提出的附加“序言”。这段附加文本以经院主义风格的语言指明了文本主体在共同治理方面的局限性。

在发表会议闭幕词的时候，保罗六世主动将玛利亚称为教会之母。此前好几个波兰主教曾经恳求他为玛利亚加封一个更加强力的尊号：女中保（Mediatrix）。与这一举动相对照的事实是，将玛利亚奉为教会之母的想法在《万民之光谕令》当中已经退化成了礼貌的呢喃细语。将整个人世奉献给圣母是个很保守的提案，但是与这次会议作出的其他重大决策相比，关于这个提案的表决却最富争议，胜负差距也最为狭窄。这个结果恐怕使得教皇大为动摇。不管怎么说，这个结果都提醒我们，保罗六世未必一定就会将正式章程讨论结果的地位摆在主要公共声明的前面，即便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确立的教皇无过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能涵盖这些声明。这种抬高玛利亚的行为主张惹毛了许多人，其中就有德国红衣主教奥古斯丁.比（Augustin Bea）。他一眼就看出此举并非刻意拉拢新教徒，甚至都不一定是为了拉拢东正教。*11*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对于母亲、父亲和家庭的关切为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革命计划造成了最严重的干扰。因为对于教会实践进行改革的请愿大潮尤其正是在性问题方面吓退了教皇。与会人员广泛地期待着非洲传教所揭示的现实局面以及合一运动在世界其他地区所引起的实际问题会使得罗马教会放松对于神职人员独身的坚持，但是保罗六世却重申了独身原则。从此北半球的教士从业人数开始稳步下降，越来越多的神父为了成家而放弃了圣职。纵观世界其他地区，独身生活在主流文化当中向来地位不高，因此教皇在这个问题上教皇的裁决直接被人无视了。值得注意的是，教士从业在这些地区依旧生机勃勃。教皇对于人工节育毫不通融的立场甚至造成了更大了破坏：这个问题激起了自从马丁.路德的救恩神学以来教皇权威在西方教会历史当中所遭受过的最严重挑战。

避孕技术在十九世纪末期已经得到了改造。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既容易又便宜地将异性性交与怀孕相分离了。欧洲人和北美居民很快就抓住了这个可能性。神学家又会作何反应呢？普世圣公宗很快就顺应了新形势：只要看一看参加兰贝斯会议的主教们作出的声明口吻转变得多么迅速，就能意识到这方面的变化。在1908年，他们呼吁基督徒“反对一切有损人格，不利于国家福祉……且不容于基督教道德的人工避孕手段”。在1920年，他们仍然高度关注着“有碍于家庭的理论与行为”的扩散以及“鼓励已婚夫妇刻意进行以行为自身为目的的性结合”的说教，但同时又不愿意制定相应的行为准则。到了1930年，他们就改换了口径，认为“每一对夫妻应当在上帝面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以及因为心存困惑而听取了医学与属灵方面的合格建议之后，自行决定（是否避孕）。” *12*

自从圣公会主教们作出这条酌情建议之后，世界上又发生了很多事。西方性观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遭遇了一场文化革命，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正好躬逢其盛，参会人员们也被这场革命吓得大惊失色。罗马天主教的道德教诲是否会遵循与圣公会相同的轨迹呢？1964年，保罗六世宣布他要在会议第三阶段开始之前结束关于性问题的讨论。这一举动再次表现了他的主动性，同时也强烈暗示着天主教将会走上另一条相反路线。然而在1968年，天主教教义看起来好像的确会得到变革。在长达五年的审议之后，一个自然法专家委员会——其中包括许多平信徒乃至女性——即将公布一份关于人工节育的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禁止避孕装置的理由不够充分。委员会的思路吓得保罗六世教皇赶紧扩大了委员会人数并且改变了委员会成员投票资格的判定标准。他原本打算借此推翻原结论，结果这个结论却得到了加强。作茧自缚的教皇最终无视委员会的工作并于同年发布《人命谕令》（Humanae vitae），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份文件将人工避孕从天主教徒的家庭生活当中彻底排除了出去。*13* 令教皇惊愕且沮丧的是，罗马的公开发言根本没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在整个北方天主教世界，无数平信徒与神职人员都进行了公开而愤怒的抗议。更糟糕的是，人口调查很快表明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教徒根本不管教皇的禁令，将其视为废纸一张。天主教教徒如此齐心地鄙视一份旨在为他们构建生活范式的教皇声明，这种场面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旷日持久的避孕之争为保罗六世的教皇任期蒙上了永久的阴影。但是这位人性十足且注重隐私的教皇在位期间还取得了许多其他正面成就。比方说他在1965年与普世牧首达成协议，结束了1054年以来东西方教会相互宣布绝罚的历史。1966年他又面见了颇有圣徒气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迈克尔.拉姆齐（Michael Ramsey）。此外保罗六世还走遍了全世界，以往任何一位教皇都没有此等事迹。他小心翼翼地开启了与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对话，同时又将罗马与佛朗哥政权的关系打压到了前所未有的冰点——根据可靠的报道，佛朗哥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年里差点遭到绝罚。*14* 在教皇周围，天主教徒们爬上了改革举措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意见共同组成的木筏，并且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将其加以实施，往往不受教皇的控制。

除了避孕风波之外，对于教会生活最具有普遍颠覆性的问题就是公众敬拜的变革。这一点表明了会议的用心：所有信徒都能通过积极参与信仰活动彰显自己的教士特质，因此他们应当更加投入地参与礼拜仪式，而不仅满足于唱唱圣歌而已。想将全体信众包容进礼拜活动的用心的确值得称道，但是这一原则的落实依然体现了罗马方面最为死板的中央集权倾向。一夜之间，特伦特传统的弥撒仪式就遭到了禁止（仅在少数小心隔离的区域存在例外），用来顶替的拉丁语仪式基本上也在世界各地遭到了地方语言的翻译。千百年来支持并慰藉了无数信徒的圣体赐福如今遭到了神职人员的广泛反对，因为他们试图将教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弥撒仪式本身上面。这种做法就此消失了。在特伦特会议之后曾经发展得十分精致的祭台陈设如今成了多余的存在。因为教会决定让弥撒主持者面对教众，换句话说神父要站在祭台的后面。此前祭台从来都紧靠着装饰有雕塑或者绘画的墙壁摆放，因此所有的装饰都冲着另一边。于是看上去一副便宜货气质的桌子（价钱究竟便宜多少姑且不论）纷纷挤进了历史悠久的教堂里。对于会众弥撒的强调也使得众多侧祭台遭到了忽视，只得默默蒙尘。

与地方语言弥撒一并来临的是音乐革命。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天主教当中，为了恰当且尊崇地演唱古代素歌，人们爆发出了巨大的学术和音乐能量。到了如今，出于此类考虑而进行的训练已经像巴洛克风格的祭台一样多余了，因为教会要求会众们用自己的语言来演奏音乐。许多神父们此前从未接受过面向会众上音乐课的培训，如今他们经常被迫违背自己的本能自行创造一整套此前在天主教当中几乎不存在的音乐用法，而且天主教教会里根本没有相应的原生曲目库。一夜之间，除去少数几座极其擅长传统音乐的最后阵地之外（外加教皇自己的西斯廷礼拜堂），原声吉他骤然成为了天主教音乐风格的独裁者，就像当年的日内瓦赞美诗横扫宗教改革英格兰一样。除了素歌之外，全套以弥撒为核心的天主教音乐作品遗产在礼拜活动中也全都靠边站了，而且如今圣公会信徒演奏此类音乐的频率与效果恐怕还要胜过天主教徒。在这方面受到伤害的人们远不仅限于神学保守派。有些不服气的人们一直在半秘密地进行着老式弥撒仪式并且演奏相关音乐。传统派天主教徒因为当前情况而憋了一肚子闷气，这些反抗者的作法则成为了导致他们爆发出来的催化剂。在有些地方这一点甚至引发了教会分裂。还有一些人则忍气吞声静待时机。这些人当中就包括约瑟夫.拉青格，他于1977年被任命为慕尼黑大主教，他的哥哥则在雷根斯堡大教堂工作，是德国天主教的最杰出教堂音乐家之一。*16*

教会的另一项重大发展完全独立于梵蒂冈：这是一场世界性的神学运动。这场运动越是发展，与天主教中央权威的关系就越是紧张。从北到南，全球天主教信徒的身份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换，无论是对于平信徒、教士还是宗教活动来说，过去两个世纪里教会与法国大革命乃至俄国革命的对抗已经算不上当务之急了。如今最迫切的斗争发生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千百万人正在那里竭力对抗着毁人不倦的极端贫困。二十世纪早期的学院派基督教神学并没有专门讨论过贫穷问题，只是泛泛地持有反对立场，有点像几百年前对于奴隶制的看法：尽管令人悲哀不已，但是贫困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某些神学家，特别是那些与穷人紧密合作的神学家，开始考虑基督教的天佑（Providence）教义：圣父关心人类，恰似他会为野地里的百合花提供穿戴与妆饰一样。*17* 他们回顾了十三十四世纪行乞修士们关于贫困问题的激烈争论，并且再次听取了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对于早期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愤怒评论。他们还借鉴了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法国大革命以及基督教传统的评价与总结。他们甚至还听取了会众的意见，例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墨西哥基督军当中的平凡百姓。他们将自己的所作所为称作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

拉美教会集团要想超越自身与克里奥尔天主教精英集团之间的长期联盟以及总体而言保守而专制的政治立场并非易事，但是集团当中有足够多头脑清醒的教士教士，他们有能力重新评价早年间南美大陆各地基督军运动以及类似平信徒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平信徒饱满干劲的重要性。这一点推动了1968年哥伦比亚麦德林主教会议的召开，参会者试图呼吁天主教会“圆满实现基督托付的救赎使命”。有一位秘鲁神学家在会议筹备阶段表现特别积极，这位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在首都利马的贫民窟里将大学教学与教区神父的工作结合在了一起。后来他努力推广了一句短语：“为穷人提供更好的选项”。他在1979年普埃布拉主教会议上当着新近当选的约翰.保罗二世教皇的面首次提出了这句短语。在此之前，麦德林会议的宣言就已经提出要重新分配全世界的资源，“优先照料最穷困最贫乏的人们”。这份宣言已经预示了短语所反映的思想。*19*

古铁雷斯撰写了一本名为《解放的神学》（A Theology of Liberation）的开创性著作，一开始这本书是秘鲁国内对于麦德林会议的讨论的总集。在这部作品以及许多后来的作品中，古铁雷斯使用了“实践”（praxis）这个词语，用来形容在理论指导下的有目的行为。对于受过经典培训的天主教神学家来说，这个词有着现成的消极意味，因为马克思曾用它来表示一种与实际行为不可分割的哲学——但这种说法仅仅反映了一半事实。在希腊语当中，这个词表示自由人采取的结构性行为。这个词结结实实地镶嵌在希腊语原文使徒行传的标题当中，正典之外的大量使徒行传仿作也都在标题里采用了这个词。基督教教会的第一批修士与隐修士曾经自甘贫困，从而与那些并非出于个人选择而深陷贫困的人们保持团结一致。许多其他解放神学理论家都热衷于回顾这段历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古铁雷斯在讨论贫困的时候并没有效仿这些同行。研究了圣经当中关于贫困的讨论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宣称物质贫困是“非人的处境”并且“令人蒙羞”，还将灵修活动当中的自甘贫困贬斥为无用功。*20*

正在拉美天主教徒为了弱势群体而探索正义与公平的新含义的时候，美国新教徒也将历时一个世纪的黑人平权斗争转化成了一场跨种族的社会运动，旨在将南北战争取得的美国黑人解放成果真正落到实处。即使在白人至上主义将南方各州的民主扭曲到极致的时代，南方仍然有一些福音派白人新教徒敢于站出来反对他们身边的文化，在福音派教会内部跨越种族障碍。肯塔基州有一位出身上层的卫理会信徒贝拉.哈里斯.班奈特（Belle Harris Bennett），这位女性是南方各州支持海外传教活动的核心，而且还成立了一座学院，其教学内容包括培训妇女在国内开展民权与社会项目。她发起过反对私刑的运动，还请来了著名黑人活动家W.E.B.杜波依斯参加跨种族卫理会聚会，会上她用自己的人格力量禁止了种族隔离式的座椅安排。*2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权活动家开始反对南方种族主义的时候，美国国内的支持力量十分高涨，其源头就是类似这样的行动。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马丁.路德.金本人是一名浸信会牧师，也是一位浸信会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造访德国之后心有所感，将自己改名为马丁.路德，并且也为自己的儿子起了这个名字。当年轻的金开始民权运动的时候，他坚持非暴力斗争的立场有两个根源，其一是圣经，其二是圣雄甘地——他访问印度的时候还曾经拜访过甘地的家人。南方福音派的思想与美国最伟大的社会福音倡导者之一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在金的身上结合了起来。尼布尔本人的神学思想整合了归正宗与路德宗，他基于自由派新教立场的美国社会分析也颇为精辟。这两点都令金十分仰慕。

金的职业生涯目标在于敦促林登.约翰逊总统使尽他在斑驳陆离的政治生涯当中培养起来的全副技巧来支持一份保护黑人投票权的法案。这其中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在1965年组织的接连两场横穿阿拉巴马州游行，起点是塞尔玛，终点是州首府蒙哥马利。第一次游行的契机是某位民权工作者惨遭谋杀的事件。金与他的同事通过周日布道匆匆聚集了数百名游行者，他们在游行途中遭遇了州警察的野蛮殴打与催泪瓦斯——发生在摄像机镜头前的这一幕对于南方各州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两天之后，金再次呼吁组织游行，纪念这次暴行。这一回来自全国各地各种教派的神职人员以及基督教之外的代表纷纷涌入塞尔玛。截至当时为止，全世界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引人注目的合一主义多信仰反对不公行动*22*

面对州政府要求他们掉头折返的命令，金利用自己的号召力权威劝说人们放弃游行，以免引发进一步的苦难。看起来金似乎选择了忍气吞声，但是当天晚上他的敌人就再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遥远的马萨诸塞州，一位参加了塞尔玛游行的独神论教士不幸遭到暗害，横尸街头。几天后，时任总统的约翰逊——就连这位德州出身的政坛老油条也因为如此暴行而惊诧莫名，并且一反常态地表现出了不寻常的道德愤慨——在国会发言支持《投票权法案》。在发言的结尾，他一反常态但却效果出色地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各地抗议人士的招牌歌曲当中引用了一句口号：“我们要战胜一切”。三年之后，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遭到了枪杀。遇害前一天的演讲中，他曾经把自己比喻成摩西，此生注定无缘亲身步入应许之地，至多只能向心中的乐土投去匆匆一瞥。*23* 为了保护弱者，许多多现代基督教殉教者都死在了不公义权柄的捍卫者的手里。而金最终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另一边，快速社会变迁与政治压迫相结合，诱发了另一套新教解放神学，也就是韩国民众神学（minjung theology）。“民众”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韩国令人目眩的飞速发展，这个简单概念的重点也发生了偏移，从工厂工人转移到了信息产业从业者；民众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或者说“知产阶级”。耶稣是民众的一员，是民众的朋友，教导民众要爱敌人并且宽恕他们；但与此同时摩西也是民众，而他则是领导人民反抗压迫的政治领袖。民众神学家们很为朝鲜王国的过去而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自己要打赢一场复杂的斗争，敌方不仅是专制的韩国政府，还包括维系该政权的美国全球战略。民众神学的参与者们面临着来自韩国军事独裁者的酷刑、监禁与处决。考虑到朝鲜战争造成的创伤以及此时韩国国内近百万逃离共产主义北朝鲜的难民，甚至就连最自觉的朝鲜改革派神学家几乎也不会像南美解放神学家那样倾向于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不过虽然民众神学家们极力反对金日成的王朝式共产主义北朝鲜政权，但是他们对于朝鲜民族自力更生的理想依然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尽管同样的理想此时正在北朝鲜的残忍与不人道背后为其撑腰鼓劲。*24*

韩国仅仅花费了三十余年就完成了欧洲国家历时近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而韩国的民主制度也在这段风浪颠簸的岁月里日臻成熟起来。民众神学因此遭遇了一个新问题：如何为了知产阶级重塑这场诞生于政治斗争当中的运动。韩国社会的需求与问题超出了政府行政能力所能应对的极限，民众神学运动的发展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但民众神学很难与韩国五旬节运动竞争。五旬节运动庆祝新社会的成功，一方面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则很乐意地采用了来自美国的保守福音派风格，尤其是信仰真言运动当中关于繁荣的信息，并且对于朝鲜民族历史上的“拜偶像行为”嗤之以鼻。另一方面，民众神学则根植于长老会主义当中，而长老会早就习惯了尊重并探索朝鲜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因此近年来的民众神学家一直在研究朝鲜历史，希望能够为完全形态的公民身份找到先例。他们饶有兴趣地研究了东学革命运动，这场与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同时期发生的运动试图在朝鲜将宗教与改革结合为一体。对于那些有可能因为最近的成功而妄自尊大的同胞们，他们提出了耶稣呼吁人们采取坚定行动的名言，这句话也可以算作朝鲜民族的实践原则：“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25*

这一切运动的核心是对于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彻底无力处境的思索。悖论在于这样的无力处境正是复活的基础，也就是自由与转变。二十世纪所创造的（除去程式化的敬拜主题以外的）基督教艺术有趣地偏移了过去的重点：即使在天主教艺术当中，圣母与圣婴的亮相频率也大为减少，对于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强调则大为加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强权斗争放倒了不止一个帝国并且毁灭了无数生命，在此背景下，许多基督徒的体验都与十字架上的弱者以及微小芥菜种长成大树的主题产生了共鸣。新教徒通过自己在印度小村庄里遭受的相对失败发现了合一主义，而天主教徒则在拉美小社区的普通人身上发现了解放神学。就像墨西哥的基督军一样，他们也经常要面对军事强力的威胁，凭借着教会所能提供的一点点教育，他们将圣经当成了了解周遭情况的工具。这些人得到了一个不太优美的描述（原文是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翻译过来总是有点词不达意）：“基本教会社区”或者“基本团体”。

南方世界的穷人们看清了拉美的经验，并且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民权旗手。他们也想要政治解放，但是非洲和亚洲的历史背景与拉美非常不同。从达喀尔到雅加达，十九世纪欧洲殖民列强建立的庞大殖民帝国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纷纷土崩瓦解——非洲的去殖民化可谓是一个意外之喜。虽然美国一开始非常鼓励元气大伤的各个欧洲老牌强权在1945年以后抛弃殖民地，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殖民势力全面撤离非洲的进程居然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了，只有处境特殊的南非是唯一的例外。1956年，一位年轻的自由派天主教比利时学者发表了一篇著作，文中提出比利时刚果可以在1885年割让给利奥波德国王之后的一百周年之际获得独立。这本书的面世很是在比利时引起了一阵嘲笑与愤怒的风暴。但是事实上本书出版四年之后刚果就独立了。罗马方面基本上没有预先考虑过如何为这块辽阔比利时殖民地内部的天主教打造一个自主的未来，因此直到比利时国王即将于1959年宣布刚果独立并且进行实际交接的前几个月，罗马才急三火四地在刚果成立了一个本土主教集团。政治当局与教会相比也算不上深谋远虑。这种短视预示着这个自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即将遭受不可估量的人类苦难，这里的苦难至今仍未平息。*26*

其他地区的国家机器似乎更有可能交付到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手中。仅仅在比属刚果独立之前三年，位于英属黄金海岸的加纳就在远比刚果更加缜密细致的准备之后赢得了独立，为其他殖民地做出了表率。五十年代的英国政府在处理肯尼亚矛矛党起义的时候的确既蛮横又笨拙，最终落了个威风扫地的局面。但是总体而言此时的英国政府还比较愿意从了解反殖民运动实际情况的英语基督教传教组织那里汲取意见与建议，并且从中寻求积极可能性。马克思.沃伦（Max Warren）是教会传道会当中一名才干不俗的秘书，在很多方面都很可以继承J.H.奥尔德姆作为国际新教政治家的地位。此人为英国官方与非洲独立国家新领导层之间的斡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教会传道会长期活动的东非与西非地区表现尤其突出。

有些欧洲观察家以及非洲民族主义圈子里的观察家自信地认为，非洲人会觉得基督教与殖民主义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不会允许基督教在新近独立的国家里获得蓬勃发展。这种观点与事实恰好相反。*28* 正如前文所见，在欧洲人发起的教会之外，如今的非洲充溢着各种各样非洲人发起的基督教教会，使得基督教甚至超越了古老的东北非核心地带，其本土化程度至少与伊斯兰教不相上下。此外，殖民国家在独立运动之后留下的政治体制也使得广大非洲人十分失望。认为切割的殖民地领土被硬套上了民主形式、公务员制度与司法机构。即使在欧洲社会，这些体制也需要普遍繁荣、千锤百炼的共识规范以及国民身份认同这三大支柱的共同支撑才能得以维持。它们在非洲很难有效运作，整整一代在独立之后成为统治者的民族解放政治家往往会屈从于权力带来的腐败。被征服辜负了的人民往往会转向教会寻求福利、自我表现以及控制个人生活的机会。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地区就是非洲大陆唯一一块没有立即施行去殖民地化的地区，也就是由南非联邦统治的葡萄牙语英国非洲南部领地。

联邦由好几块英国殖民地以及两个共和国聚合而成，这两个共和国里的主流人口都是荷兰“阿非利卡人”或者说布尔人殖民者的后裔。阿非利卡人很自傲于自己两百多年来筚路蓝缕安身立命的历史，而且激进的归正宗新教还向他们保证，是上帝将这片土地交付到了他们手中，这种说法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因此他们坚决抵制一切非白人权力的扩张，无论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事实上，随着二十世纪的推移，阿非利卡人逐渐将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落败于英国人之手的事实扭转成为了南非白人统治地位的逐步重建，非白人在联邦某些地区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也遭到了取缔。大多数英国定居者以及接连好几届试图避免对抗的英国政府纵容了这一进程，最终导致了阿非利卡国家党在1948年全白人大选当中的胜利。在此期间，众多非洲人为了掌控自己的基督徒生活而纷纷退出了白人教会，种族隔离就这样遭到了不可抗拒的展宽。在阿非利卡国家党利后，内阁里塞满了荷兰归正宗牧师与长老的历届南非政府本着疯狂且残忍的逻辑将种族隔离的实际情况转变成了政治体系。南非政府往往会用“独立发展”之类的辞藻为自己打掩护。黑人、白人、亚裔与“有色人种”之间结结实实地存在着狭隘的隔离，而且只有白人才能享受到所谓“发展”的成果。*29*

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是针对教会的大肆盗窃：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大众教育体系曾经是非洲的灯塔，远在乌干达的学生都曾因此而受益。自从1953年这套体系完全落入了政府手里，成为了打压而非扶植非洲黑人的工具。罗马天主教会对于此等强夺行径的抵制时间最长久，但是最终还是被南非政府资金援助独立学校的手段击败了。*30*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残忍与妄为逐渐彰显，世界各地的抗议之声汇聚成了一场大合唱，但是西方政府却集体保持着缄默，因为南非自从四十年代后期就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南非民族主义政府充分发挥了这张牌的效力，每每将共产主义称作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因此在冷战当中极富战略重要性。意欲扩张利益的苏联政府的确利用了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但西方世界的反对派主体必须由教会担当。在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的阵线当中，教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教会能够有效地利用遍布国际的关系网为南非人与海外建立联系，并且援助身陷重围的自由派政党，同样以基督徒为主的非洲国民大会。

鉴于荷兰归正宗教会几乎全面支持南非种族隔离，而且还主动排斥世界范围内的合一运动或者被合一运动排除在外，英国圣公会就成了最有条件领导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教会。尽管南非民族主义政府竭尽所能地试图破坏一切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圣公会依然领导着当地教会的抵抗，而且还有能力时不时地吓唬一下装出一副基督教门脸的民族主义政权——圣公会里面家道优渥的白人会众自然经常反对这种做法。纵观几百年来普世圣公宗参与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这个教会在南非解放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或许最应该使其引以为傲。这个故事里有许多充满英雄气概的个人，他们的个性往往古怪乖戾，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邪恶面前硬着脖子决不妥协。。这方面的典范名叫特拉弗.哈勒德斯通。此人是一名修士，他所属的修道团体把他送到了南非，此后他就不知疲倦地与非洲国民大会一起致力于反种族隔离工作。后来他不情愿地服从了教团的召回命令并继续以圣公会主教以及大主教的身份远程支持反种族隔离斗争，直到生命终了。下一代圣公会牧师当中的杰出人物，日后升任开普敦大主教的德斯蒙德.图图——他也许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国国教高阶教士——曾经回忆过童年时期一幕令他惊讶万分的景象：代表着盎格鲁-天主教权威、头戴黑帽身穿白袍的哈勒德斯通神父居然自然而然地向他的母亲行礼致意。 “我无法理解一个白人为什么要向一名黑人妇女、一名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脱帽致意……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举动为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充分认识到了做出如此举动的人物有着怎样的品性。”*31*

对于种族隔离的最终失利而言最重要的教会人物或许是一位仅仅短暂访问过一次南非的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柯林斯。就像哈勒德斯通一样，科林斯也是一个圣公会一贯擅长培养的典型人物：一位无拘无束的人，从板结固化的英格兰中产阶级当中脱离出来的叛逆分子。乱七八糟的圣公会历史留下了很多专供特立独行者安身立命的位置，柯林斯也因此才成为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司铎。柯林斯司铎曾经在《每日电讯报》上宣布自己担任了核裁军运动主席，这一手毁掉了许多肝火旺盛的托利党读者吃早餐的胃口。但他对南非未来的贡献在于成立了国际南部非洲辩护和援助基金。这是一个一揽子组织，在1967年遭到南非洲政府禁止之后继续存在了二十五年并且成功地避免了新闻界的打探。该基金通过一系列个人人脉从北欧与北美搜集钱财，为那些身处于最危险的反种族隔离第一线的人们提供了一条伪装巧妙的经济命脉，支持他们进行法律诉讼，或者在心爱之人消失在南非监狱里之后维持生计。南非的特情机构一向善于渗透并颠覆类似的组织，但是在柯林斯这里却碰了钉子。同样，他们也始终未能揭穿散发基金的工作人员的真实身份。到最后，大约一亿美元的资金通过基金会被分发给了好几万人。时至今日，柯林斯的基金会仍然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新教最伟大的成就之一。*32*

在少数派白人政权最终丧失抵抗意志之后，类似哈勒德斯通、图图和柯林斯这样的教会人员与铁窗之后的纳尔逊.曼德拉共同努力，为非国大依旧能够坚定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包容各方的民主制度起到了重大作用。与其他地区相比，南非的解放斗争与自由派西方基督教在民族自由范畴以外的关切—— 例如同性恋权益与妇女担任圣职的权利——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普世圣公宗近十几年来劳苦工作当中的重要因素。此外，在1994年种族隔离最终失败、全面民主终于到来之后，图图大主教始终身处于后续运动的最前沿，主张愈合国家的创伤而非痴迷于派系复仇。他领导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许多其他因为长期仇恨与暴行而四分五裂的地区得到了效仿。为了彰显新共和国致力于基督教和解的立场，身为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宣布当初的阿非利卡人国歌《Die Stem》（召唤之歌）将会得到沿用，此外另一首肃穆的科萨语基督教赞美诗也被提升到了国歌的高度。这首《主佑非洲》（Nkosi Sikelel' iAfrika）创作于1897年，作者是一名卫理宗学校教师。“主啊，请护佑非洲……哦圣灵降临吧！哦圣灵降临吧！”*33*

和解潮流的最显著方面之一是南非荷兰归正宗教会官方机构做出的忏悔，因为他们为种族隔离的疯癫狂乱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祝福。不久前的1982年，他们还曾经因为遭到世界归正教会联盟的排斥而愤怒地做出回应，义正辞严地声称自己始终遵循着“圣经的要求……为了实现基督耶稣教会的使徒号召而采取了最佳措施，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了我们在南非地区特殊种族环境当中的经验体会”。仅仅过了八年之后，在身陷囹圄二十七年的曼德拉最终获释的同一年，教会在勒斯滕堡作出声明，宣誓采取切实措施将教会地产归还给“遭到强制迁徙的人们”，并且划拨专项资金帮助这些人重新定居并开始新生活，因为“忏悔和宽恕必然需要相应的补偿。否则悔罪的行为就不圆满”。*34*

五年后在大西洋彼岸，另一个生于种族主义的教会逐步且痛苦地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95年，已经成为美国最大新教教派的南方浸信会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了一场情绪激烈的会议，对于自身起源于一场反废奴运动的事实表示了悔恨。两万名与会代表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教会曾经发表过的支持奴隶制言论，并且向全体非裔美国人作出正式道歉。他们引用圣经来论述谴责奴隶制的新立场，尽管这里的经文解读并不算深刻，更大程度上仅仅是出于善意的自说自话——而且不得不说的是，时至今日南方浸信会依然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教派。*35* 此外，诸如美国圣公会这样的美国主流教会也很清楚自己在奴隶制历史当中扮演过的不光彩角色以及相伴相生的种族主义思想倾向。因此他们对于民族解放斗争也要比未曾肩负此等历史包袱的其他教会更敏感。

上述这些悔罪陈述就像欧洲教会意识到自己曾经很不光彩地参与了二战期间纳粹罪行之后所作出的忏悔一样响亮。这些举动象征着西方基督教痛定思痛之后对于谦逊态度有了新的认识。教会态度的掉头转向很可能使得那些倾向于自信地进行教义主张、旨在为后世留下不变真理的人们更加小心谨慎。但谦逊绝不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教会当中唯一的主流情绪。阿非利卡人治下的南非认为捍卫自己的特殊种族系统也就等于捍卫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自己的对手则是无视上帝的自由主义，一心只想毁坏基督教家庭以及依赖基督教家庭而存在的一切体制。世界各地的保守派基督徒继续呼应着这个更广泛的主题：即使现在种族隔离已经成为了苦涩的回忆，文化领域的战斗依然未曾停歇。这场战斗开始于五十年代末期，如今已经成为了基督教内部最宽的断层线——贯穿了卡尔西顿派、非卡尔西顿派、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以及五旬节派等等派系——并且将越来越多的古代分歧比了下去。

性领域的两大问题彻底搞垮了保罗六世作为教会改革者的地位。一再重申神职人员独身制度与避孕禁令的教皇根本不理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在西方的深刻文化革命。对于人际关系的新理解与新表达在这场革命当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除了性问题之外，另一种现象也开始冒头。这种现象首先影响了欧洲自由派新教，然后很快扩散到了所有西欧教会当中，接下来又蔓延到了同源所出的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教会：积极参与集体宗教活动的人数骤然一落千丈。这个过程被宗教社会学的学生们贴上了“世俗化”的标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乃至于八十年代初，所有人都以为这一模式将会遍布全世界。美国也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事实上美国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绝大部分象征，好莱坞电影业对此自然功不可没，不过美国年轻人针对越战导致的民怨而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同样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美国与欧洲在教堂活动与宗教能动性等方面的表现却很不一样（姑且不论性革命方面）。美国与欧洲的分化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展露端倪了。到了八十年代，双方的分化进程尤其加快了步伐。*36*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要想考察这个问题，有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出发点，也就是二十世纪中期欧美社会特别健康的婚姻制度与特别虚弱的替代选项。结婚的人越来越多，结婚的年龄则越来越早。 1960年，20至24岁的美国女性当中已婚人数占到了70％。在爱尔兰共和国，非婚生子女仅仅占到所有出生人口的1.6%。为了将爱尔兰人特有的高度天主教虔诚这个因素排除在外，不妨看看宗教多元化的荷兰与路德宗挪威，这两个国家的非婚生子女比例分别为1.4 ％和3.7％。*37* 显然人们普遍转向了核心家庭，但这里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如今的家庭远比过去更加强调情感与性的满足，传统的男尊女卑格局遭到侵蚀，“伙伴式”的平等关系开始抬头。在人工避孕措施的辅助下，夫妻双方开始共同决定究竟要生养多少个孩子。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低水平的婚外生育率来切实领会避孕的漫漫征程，还可以研究关于婚姻的统计数据。比方说在加拿大的家庭当中，每个母亲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仅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十年间就从3.77下降到了2.33。孩子的数量虽然减少了，单个孩子所具有的感情力量却成比例地得到了加强。战后的美国家庭越来越倾向于围绕子女的福祉而运转。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庭成员越来越亲密。家庭的财物、闲钱与闲暇都比以前更多了——换句话说就是选择比以前更多了。*38* 个人选择击败了《人命谕令》。早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的英格兰与荷兰，尽管一切公共社会力量都在与之作对，但是公开结为伴侣的同性恋关系还是冒了出来。此时社会选择的露头与当年的情况颇有暗合之处。

全新风格的家庭对于教会来说可算不上是好消息。教会的宣传口径一贯支持家庭，将其视为教会生活的顶梁柱，但是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家庭居然也会与教会生活分庭抗礼。甚至早在战后几年教堂活动兴盛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已经开始在英国显现出来了。例如，一位英格兰中部的敏锐牧师就曾经在1947年指出，达德利地区精美住宅里的年轻父母们往往不会将孩子送去主日学校，因为他们不愿意“干涉年轻人的选择自由”。同样还是在英格兰中部，十七年后的一份自由教会杂志抱怨道，“本地许多新婚夫妇首先关心得是账单、住房陈设与室内装修……他们完全活在同事与邻居的视线之中”。到了星期天，全家人的安排不再是去教堂，而是开着汽车去郊游；下午茶之后全家人也不必非得集体前往教堂参加晚祷，还可以围坐在电视机前。*39* 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类似的场景在欧洲社会反复出现并愈演愈烈。早在十八世纪就是新教教会主要实践活动的主日学校也逐渐冰消雪化了。 1900年， 55％的英国儿童上过主日学校，在1960年这个数字仍然是24％，但是在1980年就只剩下了9%，2000年更是只有4%。*40*

围绕着家庭还发生了其他变化。“伙伴式”婚姻往往会抬升当事双方的期望值，因此也经常会导致失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欧洲，离婚率开始上升。尽管罗马天主教教会愤怒地大举抗议，许多此前禁止离婚的天主教国家都纷纷修改了相关法律——比方说意大利就在1970年实现了离婚合法化。1947年，新意大利共和国制宪会议仅以三票之差否决了将婚姻不可解除性纳入宪法的主张。这是一个标志着时代变迁的重要时刻。*41* 非婚生子女的数量也扶摇直上：还是以上文中提到的几个个国家为例，自从1960年以来的四十年里，爱尔兰的非婚生子女翻了二十倍，荷兰翻了十六倍，挪威则翻了十三倍。*42* 非法地下人流诊所带来的肉体创伤与死亡破除了围绕着人工流产的禁忌。一个又一个国家通过了允许人工流产的法律，最有名的案例莫过于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于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公众针对同性恋行为的偏执怀疑也不如从前那样强烈了。第一个阶段是法律上的非罪化，这么做的初衷倒不是为了让同性恋获得基督徒的接受与认可，只是为了消除勒索或自杀案件的一大催化剂。

有一件人们常常忘记的事情：与欧洲范围内反对修改离婚法的天主教声浪相比，同性恋这个高度争议的领域之所以能够在英国发生变革，教会的力量起到了主要作用。以圣公会信徒为主的精英阶层英语自由派新教徒身处这场恶战的第一线，比起公众意见推进得更深远，最终终于在1967年促成了男性同性活动的有限非罪化。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名叫德里克.舍温.贝利（Derrick Sherwin Bailey），威尔斯大教堂的司铎，也是个耐心细致的学者。贝利是一位和蔼的居家男人，很喜欢铁路与火车，这个爱好看上去只是圣公会教士无伤大雅的癖好，一点也不像危险革命者的做派。教会的神学圈子或者神职圈子以外的英国上层阶级觉得关于这个问题的纷扰喧嚣很难理解，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刻意提高戒心，贝利趁机推动相关法律获得了通过。*43* 自由派英国基督徒试图积极地将人间法律与基督教道德规范分离开来。许多英国基督徒，尤其是倾向于盎格鲁-天主教的的教士，一直十分厌恶1927至1928年间教会官方因为试图修订《公祷书》而导致的闹剧，并且希望将教会从官方权力结构当中解脱出来，使其能够不受掣肘地投入弘扬神意的事业当中。*44* 他们不仅认同基督教王国这个概念的灭亡，甚至还从中顺水推舟并庆幸不已。他们坚信超越了基督教王国的基督教必然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股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背后回荡着潘霍华的言语。他在1945年遭受纳粹处决之前的监禁期间留下了许多书信与论文：这些文字并未构成一套神学体系，而是对于基督教未来所作出的一系列细微观察。这些文字的创作环境极端隔绝，作者随时可能丧命，而且周遭的德国社会正在崩溃。潘霍华率先提出了许多日后解放神学的主题，例如受难的上帝与教会改造，但他的着力点却有所不同。他认为要想实现人性，就要“长大成人”：“上帝教导我们要像人一样生活，要在没有祂的时候依然能够和平共处……因此上帝听任自己被排挤到人世边缘，心甘情愿地登上了十字架”。潘霍华批评了他的朋友兼导师卡尔.巴特，因为巴特主张“一套实证主义启示教义，说白了就是‘要么接受，要么走人’”，但是他依然提供了他自己关于希望的预言，并且主张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具体宗教活动分离开来：“总有一天，人将会再次得到召唤，以改天换地的力量再次说出上帝的话语。这将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将会使人感到恐惧，但同时又将以这股力量压倒他们。”*45* 潘霍华是基督教革新的先知，尽管他并不能看清这场革新的轮廓。他将自己的理想主义与期待遗赠给了六十年代的神学，并且造成了多种多样的影响与冲击。

我们难免会注意到，潘霍华和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文翻译在描述未来时依然会无意识地使用男性化的语言。即将发生的革命将会把这条习语变成古色古香的陈年遗物，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社会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两性之间权力趋向平衡。人们开始普遍期待女孩获得与男孩同等优良的教育。事实上在未来几十年里，学校里的女孩在许多情况下都比男孩成绩更好。欧美的女性们开始重新发现过去几代人当中往往著作蒙尘未经研究的女性作家，还发现例如玛丽.阿斯特尔这样两个世纪以前的女性先驱已经提供了他们自行发现的论据。1882年，专门用来形容这种意识的“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正式问世。*46* 这个单词的发明者胡博婷.奥克蕾尔（Hubertine Auclert）曾经在法国发动过主张女性政治权利的运动，当时的女性正以各种方式主张着自己的能动性与行使领导权的权利，而且她们的活动很大程度上都发生在基督教教会的范围内。奥克蕾尔本人抛弃了家传的天主教信仰，转而投入了法兰西共和国反教权主义的阵营。一个世纪以后，女性主义果断地超越了基督教根起源，掀起了“第二次浪潮”，这一回的运动主张更加宽泛，并不局限于先知预言或者禁酒运动之类的特定活动领域，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全社会范围内的机会平等与行为权利平等。

随着成年女性与男性从事相同工作的现象越发得到认可，人们也越来越不理解为什么这种做法不能应用于教会当中。如果女性加入了两千年来一直由男性主导的工作，基督教神学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正如我们所见，基督教历史上一直断断续续地用女性化词汇来描述圣灵，但是三位一体的另外两个位格总也摆脱不了父与子的语言。教会权威似乎全都集中在男性一侧——尽管对于早期教会历史的仔细检视已经揭示出来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例外。*47* 对于许多教会来说，超越圣保罗对于女性在教会里担任领导甚至开口说话的警诫已经够困难了，但现在一场向女性开放教会圣职的新运动正在愈演愈烈，此前只有在贵格会与公理会这样最为反对等级制度的教会当中才出现过类似的冲动。

遵循着1944年的一起早熟先例，甚至就连奉行主教体系的普世圣公宗都卷入了这场斗争：在日本占领的特殊环境里，香港主教率先向一位名叫李添嬡的女性授予了教士圣职，这一举措在全世界的圣公会圈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遭致了五世来自其他主教的斥责。李添嬡以极大的自我克制中止了圣职的履行，静静地等待着世界与教会的转变。*48* 新西兰社会一贯保守内向，但是同时却又反复表现出了不声不响地实现社会变革的显著能力。正是这个国家首次将女性问题推进到了教士圣职范围以外。1983年获得祝圣的佩妮.杰米森（Penny Jamieson）是英国国教会第一位女性教区主教。思想一贯十分传统的盎格鲁-天主教达尼丁教区的教众们在1989年将她推举到了这个岗位上。*49* 2001年在日内瓦当选的伊莎贝拉.格拉瑟（Isabelle Graessle）成为了加尔文的继任者，担任了日内瓦牧师执事联合会（Company of Pastors and Deacons）的归正宗教会的第一任女性主席。她曾经向笔者谈起过她在当选之后的喜悦心情。当时她向纪念加尔文的衣冠冢献上了一朵玫瑰，并且轻声对他说：“轮到我了。”格拉瑟还为日内瓦的改革家纪念壁（Wall of the Reformers）增添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名字，也是第一个镌刻在这堵墙上的女性名字。这位女星名叫玛丽.邓迪埃（Marie Dentiere），是日内瓦宗教改革时期一位积极活跃的修女院院长，而且她为宗教改革作出的贡献曾经使得加尔文非常不愉快。*50*

并不奇怪的是，社会与教会所经历的骇人变革引发了激烈的反应，实际上不仅只有基督教如此，世界范围内所有主要宗教都不能幸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七十年代末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逐渐表明，过去十年期间在欧美大学教室里高歌猛进的世俗化叙事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调和。1977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胜利者是一位美国南方浸信会民主党人、曾公开宣称自己是再生基督徒的吉米.卡特；1978年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成为保罗二世教皇；1979年什叶派阿亚图拉夺取了伊朗革命控制权并推翻了伊朗国王。如今在世界各地天，最容易听到的宗教基调（不只是基督教）就是愤怒的保守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在此大胆妄言一句，这股怒火来自于性别角色的巨大变迁，因为传统的性别角色被赋予了重大的宗教意义，也得到了宗教传统的支持。这股怒火体现了文化变迁对于异性恋男性造成的伤害，文化变迁不仅边缘化了他们的地位，还剥夺了他们的尊严、霸权乃至大部分用武之地——这里不仅包括已经步入领导阶层的异性恋男性，还包括那些在传统文化体系当中有望继承领导权力的异性恋男性。宗教社会学家早已观察到，当代世界宗教当中形式最极端的保守主义（人们借用了基督教术语，用“原教旨主义”来统称这一类保守主义）——对于“识字但失业、被现代化的重锤打翻在角落里的未婚男青年”特别有吸引力——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由现代化创造出来，但是却没能从现代化当中找到任何人生目标的年轻人们。*51*

吉米.卡特在1977年的胜利标志着自我放逐半个世纪之久的福音派再度高调回归了美国政界。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之路并不平坦：卡特很快就令他们大失所望。问题在于卡特出身于贝拉.哈里斯.班奈特所代表的开明路线南方福音派，而且他的宗教本能还危险地倾向于新教自由主义和合一主义（这两个词在福音派的词典里都已经沦为了骂人用的脏字）。卡特在堕胎问题上的态度模棱两可，而福音派基督教会越发将这个问题当成了教义健全与否的石蕊试纸。卡特在宗教学校的问题上尤其致命地疏远了福音派选区，因为福音派一手创办宗教学校的诸多原因之一就是回避公立学校的性教育。 1978年，通过一套相当独立于卡特政府的官僚决策，美国国税局撤销了独立宗教学校的免税地位，并且（总体而言并不公道地）声称许多此类学校刻意施行种族歧视。曾经获得众多福音派信徒支持的民权运动最终却产生了这样一条充满讽刺的论断。

此前已经有两场法律判决严重激怒了福音派选民。首先是1962年禁止美国公立学校祈祷的裁决，这是法院试图执行美国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结果；其次是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堕胎合法化判决。直到此时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要依靠选票说话。他们最纠结的问题就是性：卡特很久以来一直承诺要召开家庭问题白宫会议，但是真到开会的时候却将会议题目当中的“家庭”写成了复数形式，并且针对同性恋伴侣关系发表了深思熟虑的、超出当时福音派底线的讲话。1979年，愤怒的福音派领袖举行会晤并且为自己想出来了一个洪亮的头衔：“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等到卡特困难重重的任期即将结束时，他已经失去了保守福音派选民的支持。1980年，福音派抛弃了卡特，转而投票支持罗纳德.里根。这个局面实在讽刺至极，因为共和党人里根——在政治体制方面——来自曾在内战当中击败南方的阵营。此外他还是个社会自由主义者，在宗教观点方面毫无定见，他的妻子更是三天两头去找占星术士算卦。总而言之，里根夫妇可以说是好莱坞的典型产品，与虔诚的南方民主党人卡特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不管怎么说，共和党人和保守福音派之间还是缔结了联盟。共和党也看到了维系这个联盟所能带来的巨大选举优势。日后转战政坛的基督教电视布道家帕特.罗伯逊在1980年宣称， “我们有足够的票数来管理这个国家……当人们说‘我们已经受够了’的时候，我们将会接管。”*52* 到目前为止这种事还没有发生过，这一点要部分归功于美国福音派的派系多样性太强，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擅长分裂增生。然而福音派在美国政治生活当中的影响确实有目共睹，虽然在欧洲人看来很有些莫名其妙：绝大多数欧洲人都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将个人的宗教信念拿到公开场合做文章。在美国的各种政治问题当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对待以色列的政策——这个国家无疑是阿拉伯世界与穆斯林的愤怒之源，也经常使得西方世界有气无处撒。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的几年间，强权政治的考量主导着美以关系。双方其实算不上特别亲切，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与英国和法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共同对抗意欲将运河收归国有的埃及。1962年，美国迈出了与以色列结盟的决定性步伐，但是究其动机依然是强权政治。而且这件事与共和党并没有关系，而是要归功于被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攻击性策略气得火冒三丈的自由派民主党肯尼迪政府。*53*.当然，当时的美国政客们一般并不特别担心福音派的政治观点。等到八十年代他们开始关注福音派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多势众的选民群体特别偏袒以色列，理由则与世界末日有关。意图主动迎接世界末日的情绪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也曾经强烈吸引了当时刚刚成立的福音派联盟以及耶路撒冷主教职位的支持者。这种情绪的前千禧年主义根源来自米勒派思想以及约翰.纳尔逊.达秘的时代主义。*54* 千禧年主义最终击溃了美国新教圈子里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冲动。在美国历史上，反犹主义最为恶劣的表现形式就是三K党种族主义。

现在美国福音派与犹太人群体成了同路人，而且他们似乎并不在乎中东地区古老教会的基督徒教友们因为以色列的政策而遭受了怎样的苦难。以色列政客很快就将这笔政治横财揣进了怀里，丝毫不考虑福音教派世界末日论指望犹太人集体皈依基督教的事实。同样，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在清教英格兰鼓励过亲犹主义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也并不太担心奥利弗.克伦威尔重新接纳犹太社区返回英国的新教徒动机。几十年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似乎根本没有质疑过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即使这样做往往总会危害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55* 这种做法对于中东的传统基督教伤害尤其严重。黎巴嫩算是一个例外，叙利亚共和国对于宗教多元化的官方扶植也算是个显著例外，尽管扶植政策背后的缘由相当复杂。在这两个国家以外，中东地区的基督教社区普遍面临着信徒人数的锐减，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尤其如此。各有盘算的政治势力彼此为敌，而夹在中间的当地基督徒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动身离开，流亡到没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就此割裂与故土的联系，尽管这片土地的基督教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基督的第一代追随者。他们很容易觉得自己遭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遗弃与背叛。*56*

乔治. W.布什是继吉米.卡特之后首位宣称自己是重生基督徒的总统。在他的任期内，共和党与保守福音派基督教之间的亲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不仅涵盖了末世论福音派的主要关切（即性问题），也涵盖了相对应的关切缺失（即环保问题）。面对着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肆虐不休的艾滋病危机，小布什政府将原本应当用于预防艾滋病的资金转向了禁欲计划。小布什总统的五旬节派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接受提名后立即承诺要解散克林顿政府时期成立的、旨在保护堕胎诊所免遭暴力抗议袭击的工作队。高涨的公众呼声致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承诺，但针对堕胎诊所的攻击还是不断升级，而政府方面提供的保护却迟迟不能到位。小布什在第一次胜选之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声称，在进化论问题上“陪审团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一百多年来，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因为创世纪当中造物故事的地位遭到挑战而满心焦虑，而小布什总统则站在了他们一边。*57*

对于那些期待世界末日即刻到来的人们来说，否认全球气候变化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是很常见的作法。考虑到基督统治的时代即将到来，试图巩固人类存在并抵御时代征兆的努力可谓毫无意义，更不用说是对上帝的不敬了（更何况共和党在工业领域的许多金主也会因此遇到很多麻烦）。俄克拉何马州的参议员、福音派共和党、俄克拉荷马周参议院吉姆.因霍夫曾经于2002年3月4日在参议院发言声称911袭击是对于美国支持以色列力度不够的惩罚，2003年7月28日又在参议院将全球变暖理论称作“有史以来对美国人民犯下的最大骗局”，而联邦环境保护局则无异于“盖世太保”。*58* 不过话又说回来，宗教运动总是倾向于在成功时刻分崩离析化身千万，而且美国保守福音派内部的多样性早已非常显著了。有迹象显示，福音派运动的新一代并不太愿意支持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为共和党赢得两次总统选举的政治路线。福音派阵营的分裂在环境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看起来唯一不太可能改变的就是福音派在美国公共生活当中活力充沛的存在，在1977年之前人们还无法想象这种事。

如果吉米.卡特的选举标志着美国政治与公共宗教迈入了新的阶段，那么约翰保罗二世教皇于次年的意外当选也有同样的效果。他的前任约翰保罗一世继位之后仅仅过了一个月就猝然去世了（梵蒂冈对于这场悲剧的公关处理极其笨拙，以至于催生了大量愚蠢的阴谋论），随后仓促召开的秘密会议将他推选成了教皇。选择一位波兰人担任教皇的做法打破了四个多世纪以来只能从意大利主教当中选择教皇的惯例，我们也很可以将这种做法视为天主教教会内部快速变革的象征。这位卡罗尔.沃伊蒂瓦是自1846年庇护九世以来当选时最年轻的教皇，并注定要在教皇历史上成为任期第二长的教皇。他曾经英勇地挺过了两个专心与教会为敌的政权，性格外向开朗，长于辞令，还是个天生的演员。最能体现他为人的事件莫过于1981年针对他的刺杀。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将这次不幸转化成了彰显宽恕美德的绝佳范例。*59*

约翰保罗二世的当选可谓是一副催化剂，重新振作了波兰天主教教会的自信。此时这个教会早已成为了苏联势力范围内对抗共产主义的最有力团体。1979年他坚持访问故国的举动——波兰政府致命的优柔寡断使得这次访问成为了可能——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历史时刻。沿途欢迎教皇的信徒人数达到了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与教皇的会面成为了奔涌的自我表达出口。如果没有这次访问，恐怕也不会有接下来的波兰团结工会以及未来十年里波兰乃至整个东欧和平确立真正民主制的进程。这是一项值得庆祝与钦佩的成就。此外，约翰保罗二世还凭借个人能力超越了基于沙文主义的波兰民族主义桎梏。随着希腊天主教教会从共产主义垮台后的阴影当中重新浮现，教皇展现了高度的慷慨，帮助其重建了自身机制并收复了一批被波兰天主教神职人员与信徒占据的教堂建筑。相比之下他的某些波兰天主教教友们就要小气多了。在一个名叫普热梅希尔的加利西亚波兰城市，当地人不仅无视了他要求将当地某座教堂归还给希腊天主教的命令，还拆除了这座教堂的圆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座圆顶的“东方”风格浓郁得无法接受——尽管这座教堂其实是仿照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范式。*60*

这件事说明沃伊蒂瓦代表的波兰与当年那个早期现代多元化联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被一扫而空，新教已经被逼到了角落，波兰天主教教会也早已忘记了曾经是中世纪波兰王国特色的茁壮会议至上主义以及针对罗马的怀疑态度。*61* 保罗二世坚如磐石的人格力量在面对暴政时的确弥足珍贵。但是这份力量的价值在应对其他文化与社会的细微之处的时候难免要打个问号。他把保罗六世做出的萧瑟承诺推向了激情燃烧又不管不顾的极致：“我的职责一清二楚：做决定，承担指导每个人的责任，即使在看似不合逻辑或者荒谬的情况下。”*62*约翰保罗二世很喜欢 “训导”（magisterium）这个词。该词虽然不见于圣经作者的词汇表，但却自十九世纪以来悄无声息地成为了一个技术性神学术语，意为“权威的教导”。这个结果尤其要归功于特别喜欢到处使用这个词的庇护二世。现在这个词在梵蒂冈的声明当中已经随处可见了；约翰保罗二世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几乎让人以为训导就像圣灵一样也是上帝的位格之一。*63* 教皇决心套教导天主教徒接受天主教的真义，并且坚决制止任何人告诉他们不同的观点。所以在约翰保罗二世就任之后不到一年，瑞士神学家汉斯·昆就因为主张对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学说的动态发展而被剥夺了身为天主教徒进行教学的资格。昆的前任大学同事约瑟夫.拉青格早年间也研究过类似观点，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在1981年来到梵蒂冈，担任了天主教教义部部长——这个名称其实是对罗马宗教裁判所的进一步创新包装。

教皇的反共产主义本能使得他对于解放神学充满了敌意。早在1979年刚刚成为教皇之后不久，他就在普埃布拉的一次主教会议上直接遭遇过这些人的观点与意见。他甚至难以应付那些出于教牧经验而为穷人摇旗呐喊的拉美神职人员。这其中最困难的事例莫过于圣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洛。这位教士虽然生性保守，但却与萨尔瓦多的专制剥削政权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对抗，到最后他甚至向好几名谋杀神父和修女的政府官员施加了绝罚。后来萨尔瓦多政府向梵蒂冈提出了调离罗梅洛的请愿，梵蒂冈最终决定将他调走。但是他终究未能成行。1980年，一名右翼枪手趁他在主教本堂里主持弥撒的时候杀害了他。

教皇几乎不可能无视此等暴行，更何况罗梅洛的结局实在像极了天主教教会的经典大主教殉教者托马斯.贝克特。但是1992年教皇在拉美主教大会上致辞的时候却并没有使用表彰殉教者的词汇来形容罗梅洛，因为他实在张不开嘴——他本人在致辞之前亲自将讲稿当中涉及殉教的内容全都删除了。拉美局势使得保罗二世陷入了深切的自我矛盾，因为他看到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的恶行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令人痛心。值得注意的是，教皇在明面上很尊敬非洲信仰与葡萄牙天主教杂糅而成的康多拜教，甚至在1980年访问巴西的时候还接受了由康多拜教牧师主持的洁净仪式。显然，普通人自行构建宗教生活的行为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如果知识分子或神职人员也这么随心妄为就很危险了。*65*

约翰保罗二世教皇的漫长任期背后是一套不能再露骨的项目：扭转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所发起的一系列变革。正如我们所见，沃伊蒂瓦对于这次会议的许多重要成果始终抱有怀疑态度，而他的得力助手拉青格也有着类似的担忧。1968年席卷全欧洲的学生抗议浪潮尤其使得当时在图宾根大学担任教授的拉青格大为不安。*66* 考虑到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结束后教会变革的势头越来越猛，而且这次会议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依然很高，因此天主教的官方声明依然习惯性地保留着对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精神的尊敬口吻。所以想要改弦更张并不那么容易。围绕这一问题的斗争多少有些遮遮掩掩。在这场斗争当中，派系纷争也发展出来了必要的伪装替身。十九世纪圣公会皈依者当中的魁首约翰.亨利.纽曼是一个保守派不会错过的名字。但他对于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的保留意见在著作当中也有着清晰的体现，因此对于他的纪念看上去很像是对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价值观的庆祝。对于纽曼的崇拜逐渐导致了册封圣徒的结果，尽管封圣所必须的奇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少得令人尴尬。*67*

与纽曼的例子相呼应但情节相反的另一个例子来自一位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此人在沃伊蒂瓦担任教皇时期创作了大量的神学著作。冯.巴尔塔萨是一个颇具创意的哲学神学家，对于音乐、艺术和文学都十分敏感。这位瑞士人不仅反对瑞士天主教当中盛行的自由主义，而且面对瑞士同胞卡尔.巴特的神学立场也不肯让步。其实他与巴特有很多共同点：两人都深切仇视纳粹主义，并且毫不妥协地主张奥古斯丁的观点——据说他当年求学的时候只要遇到耶稣会的经院主义课程总会把耳朵堵上，一门心思阅读奥古斯丁的著作。冯.巴尔塔萨觉得无论是耶稣会还是本笃会的生活都很不合他的胃口，而且他从未担任过教职。他与一位见识不凡的灵修人士阿德瑞娜.冯.斯派尔关系密切，使得有些神职人员很看不惯，因为斯派尔女士此前离过两次婚。此外他的广泛同情心也招致了庇护十二世教廷的不友好关注。不过他对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态度非常冷淡，这一点成为了他的长期资产。这种冷淡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初他未能获得担当会议神学顾问的邀请（很可能不是因为神学方面的原因）。冯.巴尔塔萨的著作可以公开表达对于这次会议以及会上主要神学发言人卡尔.拉纳的反对意见——就像巴特痛恨施莱尔马赫一样，卡尔.拉纳也是冯.巴尔塔萨的眼中钉——而保罗与拉青格都不能像他那样口无遮拦。1984年，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将首座国际保罗六世奖授予了冯.巴尔塔萨。在颁奖演说当中，教皇使用了“真理的光辉”这个短语。日后这条短语还成为了1993年《真光谕令》（Veritatis Splendor）的标题。这份谕令是体现教皇在道德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观点的最重要声明之一。冯.巴尔塔萨去世前三天收到了红衣主教的任命，此后的继任者当中有很多人很仰慕他。*68*

约翰保罗二世根本没心思考虑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关于主教共同治理的讨论。他试图以天主教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彻底程度将主教任命权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且他的决策往往刻意凌驾于地方教区意愿之上。偶尔他也会遇到对手，尤其是在瑞士。瑞士格劳宾登州的宁静山谷早在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期间就是践行宗教宽容的先驱。1988年之后的几年间，这里上演了一出十分精彩的教会大戏，题目则是库尔的新任主教任命。几百年来的传统赋予了库尔教区的信众选举主教的权利，但教皇不相信瑞士人能够选出一个可靠的天主教教徒。他推举了一位好斗成性且极端保守的沃尔夫冈.哈斯（Wolfgang Haas）作为自己的候选人，“协助”现任老主教开展工作，做好在此人退休之际立刻取而代之的准备。库尔的信众可不吃这一套。新任助理主教来到库尔接受祝圣时发现一大帮当地信众直挺挺地躺在教堂门前拦住了他的去路。哈斯和他的各位嘉宾，甚至包括列支敦士登亲王在内，不得不手脚并用地从这些拦路信众的身上爬过去。自然，当天的庆祝活动相当低调。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母亲们拒绝将她们的孩子送到教皇的主教那里接受坚信礼。哈斯主教正式就任并且指派自己的教会官员的时候，城里的教堂敲响了抗议而非庆祝的钟声。市议会甚至把主教宫殿的钥匙藏了起来。最终教皇勉强让步，撤换了这位不招人待见的主教。为了保全哈斯的脸面，教皇赶紧在列支敦士登设立了一个全新的大主教职位并且把他安置了过去，尽管列支敦士登公国的信众们并不比库尔市民更加欣赏哈斯。*69*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革命对于教皇而言最麻烦的方面在于性道德的开放性以及针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质疑。他一股脑地将所有这些态度全都贴上了“死亡文化”的骇人标签。在保护人类生命的问题上，他比大多数美国福音派都更加热切地一以贯之。一方面他像美国福音派一样痛恨堕胎，另一方面他也强烈反对死刑，而美国却是一个死刑大国。而且他对于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并且再次入侵伊拉克的强烈谴责也令小布什总统非常不快。对于教皇而言，死亡文化的魁首就是人工避孕。保罗六世的禁令绝不能废除，哪怕事实证明避孕套的确是在世界范围内控制艾滋病传染的最有效手段之一。*70*

约翰保罗二世在各种问题上都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立场（无论结果好坏），但是与此同时在他领导下的梵蒂冈却致命地陷入了性领域最令人痛苦的问题当中，即神职人员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施加的性虐待。此等恶行的受害者分布如此广泛，在受害者的切身记忆里延续了这么久，这才最终暴露在世人面前。这样的局面已经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天主教教会对于受害者的举报一直麻木不仁，甚至还采取了掩人耳目的应对措施，而且这种态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扭转。如今这段包庇藏奸的历史也遭到了曝光。问题不仅在于所有大型机构都难以免俗的防御姿态。千百年来，天主教一直在构建教士阶层的脱俗形象：接受祝圣之后的教士客观而言已经不能等同于普通人了。这份遗产很容易就会蜕化变质，暗示着这群脱俗之人理应受到另一套道德标准的评判。*71*

教皇还有一项尤其有害的举动，就是坚定地支持了一个极端保守的天主教运动组织基督军团（Legion of Christ）。该组织成立于二十世纪中期的墨西哥。组织创始人马西亚尔.马西埃尔.德戈拉多曾经在年轻时参加过基督军运动。针对他的性虐待指控常年不绝，但是罗马方面始终不予理会，直到约翰保罗二世的教皇任期行将结束之际。他的继任者约瑟夫.拉青格或者说本笃十六世多少比他表现得好一点。2006年5月，接替本笃教皇掌管天主教教义部的时任部长发表了关于马西亚尔的声明，“考虑到他目前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圣座决定不启动教规审查程序，而是‘要求他放弃一切公开事工活动，闭门思过，祈祷悔罪’。”。*72* 梵蒂冈终于开始正视性虐待丑闻的规模，而一贯洁身自好的约翰保罗似乎很难真正理解这一点。可惜此时要想防止教会在英语世界以及欧洲的教众人数锐减已经太迟了。爱尔兰电视工作者专门制作了一部名为《神父特德》的情景喜剧，对于天主教教会的权威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部剧乍一看只是充满讥讽与挖苦的闹剧，但是其中也掺杂着真切的怒火。这方面的恶劣影响是否将会蔓延到天主教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