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99）：城镇化 -- 本嘉明
今天我们大家不妨来想想三个问题：
1） 到2020年左右，中国要阶段性完成“城镇化”（《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这期间如果遇到重大阻力，无法完成，怎么办？
2） “城镇化”假如基本按期完成了，接下来怎么办？
3） 怎么“城镇化”？
（一）
在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 我本人更倾向于奥地利学派，所以从前会提出《货币之锚》和《人民实币》这两个议题。但同时，我也不是奥地利学派的“保皇派”，时不时也为凯恩斯学派喝彩和辩护，总之是实用主义，哪个阶段用哪个好，就支持哪一个。
人类社会进入大航海时代后，重商主义盛行，由自然经济向“人造经济”过渡，催生出了工业化时代，人类试图从上帝手中夺过“交响乐团的指挥棒”。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看不见的手，会解决一切，不需要政府插手。但1929年的大萧条太过严重，市场无力自行修复，于是凯恩斯学派应运而生，赶来救驾。
凯恩斯学派不是突然出现的，是对前人的集大成。中国固然有“官山海”的传统，但哲学上崇尚“天人合一”，皇帝只是“天子”，还是老爸说了算，人类跟着走就是了。但西方的哲学，是“天可以取而代之”，就是人类“普罗米修斯式犯贱”，一定要偷出宙斯的全能，把宙斯打倒，人类自己当上帝。所以，凯恩斯学派就是个“逆天”。
凯恩斯学派的缺陷：
一， 不知其所以然，以病理指标（体温，血压，X-光）为依据，一有超标即用药，用“过头药”。凯恩斯根本就不屑于研究病因，只盯着机体的各项症状，指标一不对头，就用药，严防死守。
二， 病理指标的滞后。复杂的大型经济体，经济指标的采集和验证，是相当困难的；而决策层是否能迅速因时而变，不惜打自己的嘴巴，又是另一个难题。
三， 不适合议会制政体。凯恩斯创建学说时，英美是彻底的精英统管社会，一小撮人管经济，老百姓屁都不敢放一个。但在今天，上帝的指挥棒要怎么舞动，能发声的“名嘴”们就太多了，每人都代表一批选票。
四， 凯恩斯学派是经济学中的“计划经济派”，以中央银行夺取“上帝的发钞权”，指挥生产“正大鸡”“人造蛋”，来取代走地鸡，天然蛋。
某种程度上，1929年经济危机和2008年经济危机，是鸡和蛋的关系。而针对1929年经济危机的凯恩斯疗法（新政），其实也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有了凯恩斯疗法这只鸡，必然会生出“2008危机”这个蛋。
人类经济成果，在近100年里雪崩增长。随之而来，是人类管制经济的副作用/反动作用，也由于凯恩斯疗法而不断震荡放大，核弹的威力越来越大，止痛先是用杜冷丁，到最后必然就是海洛因。人类建设越多，则破坏越多：经济正常发展时，凯恩斯疗法破坏“天然的波动周期”；经济不稳定时，凯恩斯疗法直接破坏经济的内生规律。
西方所谓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就是凯恩斯疗法的罪魁祸首。按奥地利学派的要求放弃了凯恩斯疗法，则中央银行没有存在的必要。
（二）
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美元货币供应年年增长。美国依靠常年贸易逆差，向美国以外的世界提供每年的美元增量，但前提必须是美国经济也有所增长，一般国际间公认，是3%的GDP增幅。
而美国的人口不算多，经济过度成熟，在国内投资的回报率低，使得3%很不容易达到。尤其是冷战结束，美国资本从斯巴达式的“备战经济”中解放出来，美国统治阶层不得不设法补偿憋屈了很久的资本家们，从而放宽各类管制。天下太平，美国进入了“（金融）资本的纵欲时代”：贪婪是好的，追求高回报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上帝赐福美国的，千年等一回啊。
所以柏林墙倒坍后的美国资本家，如同撒娇的幼儿园小盆友，吵着要不间断的经济发展高潮，而且一个要比一个HIGH。这个要求，已经到了不讲理的程度。克林顿时代，用“信息高速公路”，“新经济”，全球化，哄了大家一阵，2000年.com热潮破灭，大家又不干了。于是站在凯恩斯疗法前台的傀儡绿锅，以逆天的连续降低利率，来强行压低资本的价格，以低廉成本的资金诱使金融界犯罪，拔苗助长地催生房产泡沫。
美国这次大失败，洗劫国民的财富达40%之多，这次类同于中国的“三年大跃进”，是计划经济的失败，“人定胜天”的失败。是凯恩斯疗法的顺手易用，和过度成熟的美国国内经济（在下一个技术革命浪潮到来前）暂时无路可走，这两条叠加的诱惑效应，使得美国脱了裤子，毅然裸泳。
一个大国，经济越富裕，社会各领域越发达，就越不能犯错，因为遇到困难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了。这就好比一个北漂的进城青年，一开始跟着老板打工，温饱是有了，买不起房，吃饱了倒没什么烦心事，就烦自己不是大款。等工作上是个熟手了，收入稳定了，买上房了，就担心自己缴完房贷前有啥变故。等创业了，成功了，资产几千万了，不烦了吧？更烦，一个决策失误，好几百万就没了，心疼得几夜睡不好，说不定就犯心脏病了，倒不如穷人那会子，吃饱睡倒，至少命硬。
目前的中国，就在第二阶段，心里说忍忍吧，等2030年，缴完房贷了，老子就自由了，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富人有富人的不幸是吧？但也就是因为在第二阶段，所以中国有中国独具的优势，就是国内发展还不充分。
中国在2008年的外汇储备是1.76万亿美元，其中以美元计价的占60%多，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不多元化一些，不购买一些半官方的企业债（如房地美，房利美），是不可能的。当时由于饱受外汇猛增，无法消化之苦，在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时，中国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注入的资本金是以外汇注入的，就是鼓励商业银行们走出去，投资海外资产。但是商业银行的土老冒们一合计------也可能是忙总出的主意------都违抗上命，偷偷换回人民币，在国内投资。结果2008金融风暴了，中央一查，中国金融机构比如中行等，自行介入美国有毒资产的，有，但是比例很小。政令不出中南海，居然赢得一次悲剧性的胜利。
怎么会傻人有傻福呢？不是朱雀玄武各大帮的帮主太聪明，而是投资在国内，回报高而风险小。国内的发展还大有潜力，“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多香的两个饽饽啊。当年小日本在国内要有这么一个自留地，何至于去吃“洛克菲勒中心”这个毒汉堡啊。
而反过来，我们也要看到，一旦城镇化顺利完成，那么中国的经济体量固然可以大进一步，甚至达到世界第一的目标。但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更不能有所差池，因为你一旦还在单杠上炫耀技巧，不幸掉下来的话，像“重工业化”和“城镇化”这双重保险垫子，也没有了！
（三）
城镇化是干什么？不单单是拉动内需，而且是调整结构，应对老龄化，一举多得。
这样，城镇化是不能撒胡椒面，全国给一样的政策，由着下面齐头并进乱来的。东部因为农村建设相当发达了，主抓“城市化”；中西部主抓新农村，城镇现代化。但中西部怎么抓呢？我部分同意吴敬琏先生的意见，要按市场规律办，不能按长官意志办。就是说，以“宽带网络”为先锋，一路西进，哪个地区利用宽带当东部的“BACK OFFICE”成效显著，就优先发展“城镇化”，以点带面，梯度扩展。
第二，“重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也应该是中国逐步“去凯恩斯主义”的过程。凯恩斯主义尤其受威权体制偏爱，这在中日新韩各国都验证了；而凯恩斯主义最终为威权体制掘墓，这也基本验证了（因为纵容执政者一意孤行）。现在很多人吵吵，说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落后太多，不配套，要顶层设计，要跟上，不然就拖了后腿。但你抬头看看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也是个十三不靠的乱局吗？你怎么就不说，先把经济体制理顺，为下个世纪做好准备，同时也为政治体制改革保驾护航呢？
要把经济体制理顺，一个纲，就是“去凯恩斯主义”，纲举目张。但这个纲，不是打倒“凯恩斯主义”，而是改造现在用得顺手的“旧凯恩斯主义”（比如再次4万亿），把这个偏好，逐步淡出中国的经济管理层面，把“计委”这种笼罩全社会的超级“经济东厂”，存放到故纸堆里去。
但我们不是不要“政府的适当规管”，不是要废除“中央银行”制度。我们可以维持“中央银行”制度，但是决策者（在中国是国务院，在美国是FED）要带着镣铐跳舞。具体说，就是“有限度地发钞”。奥地利学派比较激进，要求解散央行，回到黄金本位制（大家可以看看许小年教授的立场），由上帝决定给人类多少黄金，从而可以发多少钞，政府不许插嘴；芝加哥的货币学派认为这不切实际，佛里德曼认为纸币可以沿用（发钞成本低，方便嘛），但要有限制，美元的货币供应量，每年增长极限应是3%，只许少不许多------因为美国经济的正常年份，也就增长3%，货币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当然打仗了不算，一打就把3%吃掉了）。
我们不妨按佛里德曼的思路，以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为“锚”，为依据，来确定下一年的货币增发额度。同时，通过发行嵌有贵金属的现钞塑料币（人民实币），来通告全世界，中国政府有诚意交出部分“铸币权”，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监督的。表面看，交出的“铸币权”是还给自然界，还给地球母亲，因为你缺乏贵金属，就不能发钞。但实际上，是交还给了人民。
现在的现实是，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一般讲高于当年GDP增长率6%到8%，如果GDP增长10%，M2就很可能是年增18%。这里面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净增3%左右，是没有疑问的。这样年年超发（还不算特殊年份），导致的消极因素有三，一，经济很容易过热，因为信贷增长过猛，不可能收住笼头。二，推动物价上涨，保值品受到追捧。如果不想民生用品大涨价，政府只能网开一面，有请大家去炒房。三，自1995年起，新中国开始出现史无前例的“存差”，就是存款数大于贷款数，钱滞留在银行里，储户既不消费，银行也贷不出去。
所以房价的问题，根子在国务院，不在温州炒房团。就像美国的毒债问题，根子在FED，而不是花儿街。
（四）
凯恩斯主义，对目前的中国，正面意义还是很大的。在这套野球拳法指导下，中国稳住汇率，养活了沿海数以亿计的“山寨移民”，又慢性窒息别国的制造业产能。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中国政府被迫无视通胀率，强行超发货币，以满足平抑汇率的需求。中央已经很用心，利用央票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闪转腾挪，尽量少增发货币，但也就是尽力而已，该超发还是超发，怎么停得下来？
如果把凯恩斯疗法看作是治疗经济癫痫的特效药的话，我们承认，这疗法对于中国经济，目前也是有效的。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凡是被这种疗法治过的病人，下一次发作就更猛烈，病灶具备更强的抗药性，从而不得不加倍用药。对这种疗法的严重依赖，显示出令人惊恐的前景，灾难的先兆。
中国的城镇化，或许是最后一个大型机会，能使中国摆脱“凯恩斯瘾”，回到较正常的“绿色生态”中去，随天时而生息，而不是天天抱个药罐子维生。在把城镇化率提高到70%的这20多年里，中国经济只要不出大偏差，年年适当增长，是没有悬念的。那么在这样一种相对可预期的稳定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放弃旧凯恩斯疗法，把注意力逐步地，慢慢地，转到以控制通胀为核心，以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为目的，“稳中保增”，利用稳定发达的社会条件，吸引海外资金和年轻移民来华，以应对老龄化的未来社会，可能是较稳妥的发展路径。
至于中国已经猛烈超发的货币，我们可以有多种方法慢慢化解，比如说利用“斯科达”，以货易货，从而新发展出一块贸易量，而不必印钞来强行收购外汇；或者趁经济还在增长，年年少发一点钞，这样就逐步收回了流动性。当然，如果嫌这样的中医疗法太慢，可以用西医的外科手术，就是对外战争，强行打开外国市场，把多余的人民币流动性灌入。不过靠打仗发财的事情，还真是不大靠谱，一超都不能吧？
我要是房叔房姐什么的，我就把卫生间里面的电灯和水龙头放到常开状态。制造出一些真实可信的水费电费账单，对抗你的空置费。一个月也没有多少成本嘛，还加剧了能源浪费。所以我看你这招不灵。
本来我村更确切的说是我县，是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的试点县之一，我村是要拆迁征地后农民上楼的。村里的人都盼着谈论着好几年了。今年回家一问，已经被叫停了。原因不详。
农民盼着拆迁征地上楼，是因为会立即得到大笔的赔偿费。一亩地花生一年也就1500元，种十年不过15000元，而征地可以立即得到这个数目（具体数字我不掌握，应该是每亩几万元，请熟悉的人给个数字）；而且房屋的补偿更是按照面积算。政府拆迁征地的动力在于农业产值一年几千元撑死了，而工业用地就要几十万元，立即上升两个数量级。所以实干苦干的官员跟卖地巧干的官员，是鲜明的对比。
但是，上楼后农民小区的孤立性，对生活垃圾处理完善程度不够。最为关键的是，农民上楼破坏了农业生产方式后，没有提供相应的替代生产方式，直接破坏了生产和生活的可持续性。这才是问题的最大所在。
镇上土地被征的农民生活方式，我多少了解一点。出了火车站要打的回村里，路上跟司机聊天。怎么开车了啊？没办法啊，土地给收去了。那不用种地了是好事啊，开出租赚的更多。嘿嘿，还好；政府每年按亩数给你补偿资金，比种地是合算。这是失地农民当出租车司机的。还有的就是开店当商人了。这里的土地补偿方式是按年算的。
不过也有许多农民对失地后的生活方式担忧。种地种惯了，突然要喝水花钱，吃菜花钱，有点不习惯。最重要的是以后生活着落问题。
想起在《石油咽喉保卫战》小说看到的情节：官员为了政绩把几千元每亩的农用土地变成十几万几十万和上百万一亩的房地产用地，政绩就上去了。可是让失地农民干嘛呢？可以让他们盖房子嘛，他们赚了钱就可以买更多的房子。就这样一直盖下去，呵呵
就是牺牲一代老的，一步到位替小的打开大路。
农民上楼，会造成农村的社会生态，生活习惯的彻底改变。但既然用惯抽水马桶了，下一代农民自然而然就向往工业工人的工作。既然有了这个渴望，给你机会去学习，你就跳龙门了。
所以我认为，下一步必然是普通大学（一本以下的）教育的逐步免费化（义务化），先是一年级全免，再延伸到二年级；或者是如我的建议，开办“书院”，培养“副学士”，只要是农村户口，城镇低收入群体，都免费（先交费，期末考试通过即退还）。但这批免费学校，一定是应用技术类大学（如香港理工大学），或者是完全用清华等尖子理工大学的一，二年级的教材和考试标准的“书院”。
定下人均免征面积，多余房产梯级累进收税就是，愿意空着就空着
笨狼2010的待富阶级成员们，联合起来帮政府刮地皮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170683
怎么能单按面积论呢？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170683
“物业税税基按照区域、房产用途核定，可以按照房产局公布的2009年均价的80%乘以物业税系数，自住房的“豪宅”主人也有不少便宜赚，呵呵。人均免征面积以外，税率按户均面积递增（可以作为消灭剩男剩女的手段之一，呵呵），免征面积倍数是税率变点，最高阶是最低阶的3倍，再加上容积率因素，假设当地标准容积率（众数）是2，征收税率再除以（实际容积率/标准容积率2）。”
2010文字一段
一个城市几十个区域，n个等级
古希腊先贤提倡“勤劳、 勇敢、公正、自制（自律）”；而亚里斯多德改为“谨慎、公正、坚忍、节制”；穆斯林的英雄是集正义、勇敢、智慧和节制的人。
我个人认为，节制，恐怕是男人应当具备的最大美德。
美国贵为“新罗马”，当然是一个男子汉气概的帝国。但早在20世纪初，1920年代起，对“节制”的唾弃，就从上层(有闲阶级)向中下层蔓延。自“新政”起，国家层面(包括行政官僚体系和国会)也抛弃了“节制”这个原则。
所以我的拙见是，“某种程度上，1929年经济危机和2008年经济危机，是鸡和蛋的关系。”
戴维A斯托克曼(David A. Stockman)是密歇根州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持有类似的观点，以下是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的节选。
这类观点不一定很严密正确，但美国的强盛，至今只维持了130年，还不如一个大清朝，这确实令人深思。
这种失调前景源自政府的胡作非为。过去80年来，除了几次短暂的中断以外，美国一直在奉行越来越疯狂的财政和货币干预政策，试图以此对抗自由市场的周期性问题，及其减少工作机会和经济产出的可能趋势。这样做的代价十分惨重。
联邦政府及其央行伙伴美联储尝试了一个又一个目标——理顺商业周期、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降到最低、铺开巨大的社会保障网、提高住房拥有率、提供医疗补贴、扶持传统产业（农业、汽车行业）并促进新行业（“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为华尔街提供救援。如今它们已经被过重的负荷、过大的压力和强势利益团体的外围紧逼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关于刺激“需求”的空洞仪式咒语中，奉行现代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已经破产、瘫痪、陷入烂泥，哪怕它孕育了一种让最有钱的1%人口定期坐享投机暴利的异型裙带资本主义。
两党都是罪魁祸首，但你永远不会从那些被大家视为当今政治议程的连篇废话中猜到这一点 。政府的胡作非为始于1933年，当时，富兰克林D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选择了不兑现货币（不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货币）、经济民族主义和工农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联合企业。
在二战（ 二战对结束大萧条的贡献远远强于新政）的紧急关头，美国政府变得极为臃肿膨胀，但很了不起的是，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执掌白宫和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掌管美联储的20世纪中期，美国迎来了健全货币和财政清廉的黄金时代，这样的膨胀由此得到了短暂的遏制。
接下来，林登B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son)带来了“大炮加黄油”的过激政策，到了1971年，在一个背信弃义的周末，这一倾向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时，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最终决定黄金和美元之间不能进行兑换，实质上等于赖掉了本国的债务 。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比水门事件更严重的罪过——意味着国家金融纪律的覆灭和长达40年的狂欢的开始。在这40年间，我们生活奢侈，将经常账目赤字累积到了8万亿美元之多。实际上，美国经历了一次内部杠杆收购，把总债务（公共和私人）和经济产出之间的比率从约为1.6的历史水平增加到了约3.6。由此而来的是30万亿美元的超额债务（超过了总债务56万亿美元的一半），至今还威胁着美国的经济。
这样的债务爆炸是流动资金把戏的产物，这种把戏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尼克松当政期间发明的。弗里德曼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英雄，实际上却为货币供应的无止境扩张播下了种子。今年庆祝百年华诞的美联储在上世纪70年代推动了货物和商品的极度通胀，全靠保罗A沃尔克(Paul A. Volcker)的钢铁意志，这样的局势才得到了控制。沃尔克是1979到1987年间的美联储主席。
在他的继任者、蒙羞的英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管理下，美联储把弗里德曼的那些孱弱的货币扩张规则抛在一边，在过长的时间里，美联储把利息率维持在过低的水平，并向华尔街注入了大量新发行货币。最终以“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命名的央行理念由于美联储1998年对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的援助这一不可原谅之举，而得到了强化。“格林斯潘对策”指的是美联储的不成文承诺，即如果市场资产价格下跌，它将会介入，就像他们在1987年的股灾发生后做得那样。
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没有引发通货膨胀，仅仅是因为国内的商品和劳动力价格被来自亚洲工厂的大量进口产品所压制。通过离岸外包美国的可交易货物业务，美联储遏制住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可是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也导致金融资产领域的价格飙升。格林斯潘的纵容态度催生了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股市，自1987年发生股灾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的股指上涨了五倍。
美国人很快停止储蓄，花掉了他们所赚到的每分钱和能借到的每笔款。受到1997年的金融危机重创的亚洲国家也非常配合。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它们的中央银行变成了一系列的货币“捕蟑盒”，主权债务在那里只进不出。我们一直在靠借贷度日，而且是在花亚洲人借出的钱。
这种变化强化了里根派的陈腐观念，即“赤字不要紧”，它还强化了一个现实，即美国 “公开持有”的12万亿美元国债里，有近5万亿国债实际上是藏在各国中央银行的保险库里的。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内实施的多个引人侧目的举措中，远离谨慎财政是后果最严重的一项，这也是身为里根政府预算主管的我在1985年辞职的一个原因。此举为共和党人彻底抛弃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平衡预算政策打造了一个样板，也让乔治W布什走上了不归路，他用两场师出无名的昂贵战争、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大肆扩张，以及针对富人的一系列减税措施，把美国送入了破产境地。华盛顿的说客们变成了国家税收政策的实际操控者。共和党的确奉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只不过这是针对富人的凯恩斯主义。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爆炸性增长，我们有诸多翔实记录。虚假的信用评级、证劵化欺诈、以及抵押贷款放贷人、原始债权人和经纪人有意为之的不当操作都帮助引发了这种增长。更鲜为人知的是，截止到2008年的八年中，华尔街十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大规模扩张。尽管银行的微薄股本几乎没有增长，可是他们对不稳定的“热钱”的依赖度却在飙升，这是因为，来自大萧条(Depression)时期的优秀监管利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彻底废除了。
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华尔街把枪抵在华盛顿的脑袋上，后者几周之内就开始给哀鸿遍野的金融业输血，实施了一番惊慌失措的混乱救援和印钞行动。这是美国金融史上最可耻的一章。
与2006年起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S伯南克(Ben S. Bernanke)发出的严重警告相反，当时的威胁远不到“新版大萧条”或“金融核冬天”的地步。“大恐慌”(Great Fear)纯属华尔街一手造成的，它在众议院未能投票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之后，导致股市狂跌，众议院后来做出让步，最终通过了该救援计划。假如布什总统和他的高盛(Goldman Sachs)顾问（即财政部长）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立场坚定，这场危机会自行平息，并让投机者承担他们罪有应得的损失。实体银行体系根本从未陷入严重危机，自动取款机不会关停，金融业也不会从内部垮掉。
然而，刚好相反，白宫、国会、美联储、布什和接下来的奥巴马总统铤而走险，采取了一系列不计后果的举措，这不仅毫无必要，还会带来恶劣后果。比方说，汽车行业的救援无非是在工作岗位上拆东墙补西墙——尤其是往人口老龄化、但有重要选举意义的“铁锈地带”补——但并没有保住岗位。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绿色能源”部分基本是把近10亿美元拱手送给裙带资本家，比如风险投资人约翰多尔(John Doerr)和自诩为太空梦想家的埃隆马斯科(Elon Musk)之流，目的是给富人打造新玩具。
奥巴马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仅有不到5%流向了真正需要食品券和劳动所得税抵免等形式的扶贫计划的人群。其绝大部分却成为了撒向州级和地方政府的大笔金钱、政治分赃式的基础设施项目、营业税漏洞和不分青红皂白的中产阶级税收减免。民主党凯恩斯主义者与他们的共和党同仁一样才智枯竭（尽管不及后者那么伪善），他们把借来的钱送到消费者手中，希望他们买个除草机、平板电视，或者至少去红龙虾(Red Lobster)下个馆子什么的，除此之外根本无计可施。
但即使是奥巴马无可救药的轻率政策也无法与美联储的肆无忌惮相提并论，后者把利率降为零，然后以每小时6亿美元的惊人速度印刷新币。多亏了美联储，短期投机者一直在“购买”大量国债和住房贷款抵押证券，用的几乎全是以实际为零的利率借得的短期隔夜资金。伯南克叔叔让他们收入不菲。
美联储如今誓称，只要通货膨胀率不超过2.5%，他们就能把失业率降到6.5%以下，但该机构哪怕只是暗示要缩减资产负债表，也会引起沽盘的狂潮，因为债券价格即使是微微下降也会彻底消灭套利者的利润。尽管伯南克保证最终会逐渐平稳退出，美联储已经置身自己打造的货币政策囚牢之中。
在美联储进行盲目调整之时，国会则心急如焚。自诩的财政鹰派人士、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保罗D瑞安(Paul D. Ryan)不敢透露真相：10年期赤字实际上在15万亿美元到20万亿美元之间，大大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7万亿美元。根据国会的最新预计，未来10年将会涌现1640万新工作岗位，而在过去10年只出现了250万个新岗位，这个数字只是华盛顿较为极端的妄想的一个例证。
就连所谓的“大胆”措施——把社会安全福利金的生活费调整和另一种通货膨胀指数联系在一起——也只能在10年的时间里节省2000亿美元，还不足填补赤字的1%。瑞恩的最新预算无耻地放过了社会安全福利和联邦医疗保险，虽然用于这两个社会福利项目的将近19万亿美元的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富有的年老阶层享用。同时，他提议在未来10年对价值7万亿美元的安全网——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食品券和劳动所得税抵免——进行30%的苛刻削减，这是共和党针对美国99%人口的又一个战场。
人民网辟遥，所辟的，当然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中国经济的爆炸性，第一在于40万亿以上的居民户存款。这个，社会不能乱，一乱，这笔钱就杀将出来，而且不像美国，美国只是挤提商业银行，在中国就是“挤提政府”。
第二，是外汇占款难题，这是个悖论。外汇占款少了，说明今天的出口规模下降，沿海地区开工不足，失业率升高，就可能引起社会不稳，从而挤爆上一个隐患。而外贸业务良好，美元收款稳步增加，则政府为了压制汇率，又不得不任由外汇占款继续增长，从而“加汤止沸”，越来越沸。所以一个是找死，一个是等死。
应调控需求、管住信贷、搞活金融，尽快着手加以综合治理
采访中，专家们普遍认为，我国M2/GDP较高虽不致引起很大问题，但如果不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调控措施，可能会继续明显走高，随着总需求持续扩张、要素成本持续推升，可能会长期形成通胀压力。因此决不可掉以轻心，应尽快着手加以综合治理。
——调控需求。
“在粗放型发展方式下，单位GDP往往需要占用较多的金融资源。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较快增长后，不宜再盲目追求速度，而应将重点放在发展方式转变上。”连平建议，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有必要警惕地方政府换届后高涨的投资热情带来的总需求扩张压力，从而推动信贷和M2高速增长。
——管住信贷。
“我国应持续实施真正稳健的货币政策。考虑到货币存量较大，未来较长一个时期的货币政策不宜过松”，连平说，存款准备金率应继续保持在相对高位，在外汇占款没有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不宜下调。利率方面，虽然未来仍有一定的通胀压力，但在主要发达国家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我国利率水平不宜过高，以防止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
——搞活金融。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应坚定不移地发展信贷以外的融资方式，扩大非信贷社会融资规模，持续改善社会融资结构，从而实质性地降低M2增长动力。同时，还应增强汇率弹性，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轻外汇占款增长对M2总量带来的压力。
但大家不必太担心，目前情况还算好的，至少没有通缩，经济面貌还算热络。
这里我建议一个办法，就是在“城镇化”的大局下，搞一个子工程，叫“银色工程”。
“银色工程”，就是“银发安居工程”，就是“老者有其屋”。
中国13亿多人，要“居者有其屋”，不现实。但国家拿出造保障房的劲头来，在50年里实现“老者有其屋”，还是可能的。
具体做法，就是地方政府无偿出地皮，中央出部分建房资金，招标建设“银色公寓”，全部50平方左右小户型，然后摇号，摇中的就“送”给你，一分钱不收，产权过户。每2年摇一次，第一周期摇个30年，摇了15次后基本能覆盖本地现有的75%老年人口（每次覆盖5%）。
所有的本地户口老人，分几组。年纪60岁以上的，两口子都健在的（再婚当然也算），子女少的，名下无房产的，退休工资少的，分在“优先组”。“优先组”中奖概率大。摇中的，要满足3个条件：一，在建行购买一个特定的“银色基金”，就是9年期的定期存款，不到期取款要罚钱，但如果有一位老人去世，可以无罚款取一半出来使用。这个存款的额度，各地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自定，一般是这套房市场价的60%左右。二，该房产在9年内不得出售，如强行出售要支付“过户费”，每年算10%，比如卖房款100万，摇到第一年就出售，必须缴费90万（自留10万，再扣减各类规费和所得税），第二年出售缴80万，以此类推，满9年后卖房不缴此费用。三，老人原有的市内房产，如果在中奖老人的有生之年要出售，则市属房产公司有优先权（即优先开价，几方开价近似时优先售与市属公司）。
这样做，老人就多了一项收入（此房出租），或少了一笔开销（原住房的负担费用），缓解了2位老人的赡养问题，而且敢于拿出积蓄来资助下一辈人消费。而年轻人的结婚刚需之类，则不受影响，地方政府照样卖地。楼盘工的就业和建材产业开工率，也得到保障。政府同时也用“9年期定期存款”，沉淀了一批社会资金。老年公寓设在市里规划好的“银色郊区带”，每次摇奖，能覆盖本地5%的老年人口，就能有序地引导老年人撤出市中心，集约到一个便于赡养老人的社区；同时把市内的市政资源，留给高压力高素质的年轻一代，从而保持城市经济的竞争力。
2011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预计到2040年，将达到4亿（彼时总人口大约15亿）。2011年，中国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规划就已经达1000万套。1.85亿，打宽了算1.1亿户（因为此政策会引起黄昏恋热潮），每2年摇一次，一次摇出5%，最多就是550万套小户型，平均每年不超过300万套，由于其中大量是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带，造价较低，城乡平均下来，国力可以负担。而对于化解民众怨气，缓解赡养矛盾，减轻中年一代的负担，保持经济活力，都是值得考虑的。而随着老年人口总数越来越大，这个计划每次摇多少户出来，则每6年做一次调整。
可是，中国的老者太热爱子孙，有屋子住不上，住到养老院里去的，上海郊区的拆迁户老者就有啊。
复杂着那
对于30几岁的青年夫妇来说，自己的双方父母都健在，正好赶上摇号。对于中年人来说，父母不一定都健在了，但自己也快奔五了，过10来年自己也够资格摇号了。对于20来岁的来说，家里多一套小房，父母和祖父母就更能资助他们买婚房了。
所以先照顾老人，既不会引起其他年龄段的嫉妒(谁没有父母？)，又惠及到了社会多数家庭，当然饭要一口一口吃，但只要第一批居民欢天喜地拿到钥匙，大家不都被撩拨起来了吗？
那些民愤极大的极左极右，由市民联署提名，市政府在官网公告，全体市民投票，到达一定票数就剥夺其摇号资格，大家肯定踊跃支持------少一个摇号的，我家不就多一点机会吗？
这样，极端分子都老实了，政法委也就不需要了，每年比军费都高的那几千亿维稳经费拿来建房，一家一家发(只发实物房，不发放资金。就好比部队里每人每天一个鸡蛋，只许发整蛋，不许炒不许烧汤，避免贪污)。全社会都有个念想，还不稳定？至少稳定30年，等房发完了再闹嘛。
房发下去了，你们怎么使用/出租/维护，政府就不管了，反正物业费啥的，你照规矩交就是了，市场经济嘛。
1949年，TG能赢，是因为“发田”，大家不用花一分钱，排队领就是了，于是为了保卫这胜利果实，翻身农民们硬是用小推车把三大战役推赢了。2019年，TG想要再赢，“发屋”就是了。TG一开始发屋，只要做到公平公正，那什么公知普世，西方破坏，统统歇菜------这么千年奇葩一回的世道，谁不捍卫？砍旗邪路是啥？就是不再发屋了！你往街上这么一喊，神马效果？
而且，“发屋”还有一个社会意义。如今的老人，丧偶的，晚境就比较凄凉，哪怕经济上宽裕，精神上起居上都无人照顾。但老来再婚，由于涉及将来遗产的分割，往往受到小辈的阻止。现在优先发给配偶齐全的家庭，必然推动小辈支持黄昏恋。不管这屋子等来没等来，先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互相搀扶走最后一段，对老人们也是一个福祉。
虹口区已经实行新的廉租房申请制度了，这对千千万万在上海打拼的年轻人，是利好消息。
其实，我觉得对房价最敏感的，正是这些需要安居和结婚的年轻人。
我感觉，也许我的视野很狭窄，老者已有其屋了，总的来说，不包括实在背运的极少数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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