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三国随感 -- gb2312
法正是司隶右扶风人，刘琦是兖州山阳人，籍贯就对不上。当然单单这么判定过于机械，问题是法正在刘璋手下时即不得志，又与同乡关系不好，掌权后又作威作福；刘琦更是因为得不到荆州世族的拥护才在争嗣斗争中败于刘琮。此二人哪里像能团结起一个政治派别的领袖呢？
刘璋被迁往公安是刘备的安排，公安是刘备前驻地，根基深厚，将刘璋安排在此处显然是为了便于控制。类似的献帝退位后被迁往山阳，蜀吴。灭亡后皇族及主要大臣均迁洛阳，都是将其调离老巢，避免其东山再起的举措。刘循被封奉车中郎将是因为他老子刘璋当年当过奉车都尉，刘备让他子承父业了。这官名义上负责的是皇帝车马，实际是专门安排官二代子弟的职位，并无兵权。顺带一说，刘璋迁公安时，刘循是被老丈人庞羲留下来的，以情理度之，应该是刘备想留他做个人质，授意庞羲进言。刘焉刘璋父子作为外来户，和益州土豪们关系也不太好，就算益州土豪们真有什么打算，也不太可能通过他们达成。
荆州背反不是亲信无法控制，而是背反的就是刘备的亲信：舅子麋芳和老乡士仁，倒是潘浚作为留守的荆州豪族首脑还做了一下姿态。以荆州失陷的速度，刘备救援不及实在太正常了，处死刘封也不是泄愤那么简单。夷陵之战是有原益州将领参战的，例如吴班；还有不屈战死者，例如程畿，您这个益州派系按兵不动的结论不知怎么得出。而且三国军权结构皆是强干弱枝，中军绝不是私兵，譬如司马懿拿了曹爽的兵符就可以调兵。原益州将领作为战败者，很难想象他们有资格跟战胜者的刘备在军权上讨价还价，何谈刘备还要从他们手中争夺军权呢？
其实蜀汉无明显政治集团，看蜀书十就可以知道，记载的几位都是大人物，发生的都是大事件。类似级别的事在魏吴都会引起政坛动荡，在蜀汉则是及身而止，不搞牵连打击。如果蜀汉内部真有势力集团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怎么会放着这种机会不利用。
夷陵之战对蜀汉是败仗，可未必是败笔，只不过是在坏和更坏的结果中选择一个而已。夷陵之战打败了，所以开战成了更错的那个，但这是事后诸葛亮的结论了。
查对了下时间，我的很多说法确实不成立。不过还是有几个疑点，关键就是荆州之反过于蹊跷。士仁和糜芳可以说是刘备放在关羽身边的眼线，尤其糜芳作为刘备出生入死的嫡系，反叛的理由几乎不成立，联系到荆州作为关羽长年经营的老巢，吕蒙初来乍到竟然就能稳稳守住并挡住关羽的反扑，这实在太妖。要知道关羽死后此地民间可是公开祭奠关羽的，怎么可能当时找不出人来和关羽里应外合。
至于法正和刘琦，他们是士族的风向标，士族内部意见多样，没有直接和刘备沟通的统一渠道，这二人便充当协调各方的主要节点。而随着二人的故去，刘备与两地士族的矛盾开始尖锐。汉中之战后，刘备也许在备战，也许根本就在和益州诸势力扯皮。荆州之战，刘备对荆州完全失控，老兄认为是亲信反叛，但这当然也就是荆州集团彻底架空乃至抛弃了刘备，否则根本解释不了关羽败亡如此之速。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254038
早先写过一些关于三国的粗浅文字，跟本篇内容有关，如果可以的话，还请老兄移步看看有什么硬伤。
就我所知简单整合一下：
建安二十二年，孙吴向曹魏单独媾和，吴书中的措辞是“请降”，合约具体内容不明。但这一举措违反了建安二十年的孙刘湘水之盟，当时应该是秘密行为。在此时间点之后，孙吴应该就开始部署对荆州的攻击计划了。从史书中的一些端倪也可以看出，士仁、麋芳和孙吴早有联系，并不是临时起意背反刘备。他们最终反叛，外因自然是孙吴的诱导，但内因则是与关羽关系不佳。同时这也基本否定了麋芳士仁负有监视关羽任务的可能——且不说关羽在刘备集团的资历比他们老，和刘备的关系比他们近，倘他们真能得到刘备这种程度的信任，那么应该不必惧怕关羽，也没有投降的理由了。
关羽迅速败亡倒不奇怪，由于江陵迅速陷落，关羽麾下将士的家眷均落入了孙吴掌握，这种情况下还指望部队保持战斗力是不可能的。实际关羽的部队迅速溃散了，类似的还有魏延，与关羽一样能善待卒伍，但由于与护送诸葛亮灵柩的蜀汉中央军交战，导致部队溃散，也是因为家眷安危问题。
很多事只有在宏观层面上才有规律可言，微观则由于人类个体的自由意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孙吴肯定对荆州豪族做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不过达到使“荆州集团彻底架空乃至抛弃了刘备”的效果则恐怕不可能。固然荆州豪族多数投向了孙吴，但更多的是为了在孙吴统治下保护自身利益——夷陵之战时，荆州豪族还有为蜀汉助战的呢。
您的大作，容我读来再做回复。
借用原帖中煮酒先生的回复：狠牵强啊，狠牵强。而且因为牵强之处比较多，所以整体看下来比较乱，让人感觉无处下嘴。
一个优秀的理论，要具备完备性，合理性，自洽性。由于史料的偏向和缺失，完备性往往是比较难的，而合理性的标准也因人而异，但也不能为了自洽性，过于忽视其他标准。通过合理想象进行大胆推测很多时候能得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观点，但是在大胆推测的基础上再大胆推测，就往往要流于臆测了。
我和煮酒先生的观点一样，您整个论证的最大问题在对士族的分析上。实际汉末的世家豪族与六朝士族并不是同样的政治群体，尽管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后者就是由前者演化而来的。但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没有一个公认的认同标准，从而造成前者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世家豪族更适合被称之为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政治派别，尽管类似的经济基础让他们的行为准则也彼此接近，但我想您立论中多个需要高度组织化的行为他们是无法在没有一个领袖统筹规划下做出来的。
近日观老兄的文章，严谨而细致，收获良多。我的文字尚处于历史爱好者层面，只是对逻辑推理和证据链整理较为自信，故而先预设前提后进行逐步推导，结果发现和历史事件吻合度相当好，当然这也钻了史料不全的空子。
就现在的推导看，荆益两州世家豪族作为政治实体显然是过分拔高的，而我文中对刘备等枭雄的能动性也是严重低估的，但两地世家存在高度互动却是极有可能的（根据孔明、庞统及各名士的表现）。在地区实力发生突变的情况下，这种互动就变得极其关键，即荆州和益州世家在特定历史事件下，是会迅速统一诉求表现为政治集团实体的。应该说，江南豪族正是如此逐步走向成熟的六安士族的。
而改变历史走向的那些关键事件正包括刘备入蜀、关羽败亡和夷陵之战等事件。益州豪族拉刘备入川的操纵痕迹相当明显，只是豪族间意见多变兼刘备非池中之物，整个过程变得狗血而血腥，最后刘备基本能够压服益州。而在荆州，关羽的政治手腕远不及刘备，故而在汉中获胜，襄樊大捷的巨大优势情况下被彻底翻盘而毫无还手之力，显然关羽完全被荆州土著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从人物诉求上看，刘备进取还是退缩都说得通，以三国志中表现的性格看，进取的可能性更大，故而才会得知关羽败亡后急火攻心，并不下一使一言去为关羽乞命。这样推导的话，夷陵之战益州豪族即便不象荆州那样强势反弹但消极怠工却是肯定的，而荆州豪族在关羽败亡后，意见也重新分歧，故而部分回头下注刘备。
总体上看，刘备强主名副其实，关羽才能被严重高估，大概这是刘备一生用人最看走眼的一次。
兄台读史能品出此般味道，欣然有本朝太祖遗风。一直想写篇文章对比下刘备和李自成，这两人都是巅峰时期被强按下势头，刘备有荆襄之败和猇亭之败，然而犹能站位脚跟且绵延数十年，而李自成自山海关大败之后便一蹶不振，屡战屡败最后生死政亡，要具体分析的话这里面学问深着呢，可惜一直抽不出时间！兄台的东西，不得不服。。。
所谓的豪族，士族，世族，其实还是有区别的，简单来说，豪族可以通过儒化成为士族，也可以通过官僚化成为世族。当然这里的路径并非一成不变，不可交叉的。
而我们在分析曹操集团执政的政治派别时，还是应该注意到大族间的区别。大致来说，世族化进程中的汝颖士族集团与谯沛豪族集团。基本可以看成是曹操执政集团中的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而这两者是存在一定的制衡关系，并非一家独大。
这里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屯田。你在文中提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当时豪族，士族，世族等是否有了“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自觉，也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点是需要脑补的，说有，说无，说似有似无，证据都很充分。就不多谈了。我个人看法嘛，世族是豪族，士族官僚化的结果，而在汉末，这还是进行中的过程，很难用后世世族的牛X来论证当时士族，豪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同样牛X。可能也很牛X，但是没那么牛X。
不知您注意没有，我在文中对汉末三国豪强的叙述中有意避免了使用“士族”一词，而是使用豪族和世族两个词汇来描述。我也认为汉末是没有六朝士族门阀政治中的那种士族的，大概我所说的世族是您所说的士族，而您所说的世族是我所说的士族，除开这个命名区别，我想在这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正是认为汉末是士族门阀政治形成的进行时，而荀彧则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人物。
但豪族和世族两个名词的使用我有时是混着用的，这可能是您与我商榷的原因。二者的区别在是否有儒家背景即家业传承这一点我想您和我观点是差不多的，如您所言，曹魏屯田制的提出者严格说起来是豪族。枣祗能与曹操“共举义兵”，任峻投曹带了“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显然都是在地方有相当势力的。
我未做严格区分的原因是这段时期二者趋同的趋势非常明显。就譬如颍川荀氏、陈氏两族，在荀淑、陈寔时代恐怕还谈不上有什么家族势力，荀爽、陈纪一代则迅速把前辈留下的名声转化为现实利益，等到了荀彧、陈群一代，俨然就是后世士族的前驱者了。
而无儒家背景的豪族们，在这段时期被打压的很厉害。如刘巴对张飞的蔑视，消息甚至都传到东吴去了，诸葛亮也束手无策。这显然是当时世族的风气而非个人行为，关羽、张辽等亡命之徒的“骄于士大夫”，就也可能是对这种风气的反动。武将中豪族出身的如张郃、李典，也包括张飞，均有好学的名声，但始终不能完成由豪族到士族的转变。从史书中一些散碎记载可以看到，当时“冠族”“寒族”“士家”“单家”的区别已经出现，并且“士家”已经在郡县级别的官僚提拔中享有相当特权。
也许我们可能会存在不同见解的地方大概是我认为士族门阀政治的经济基础在汉末三国时期已经完成，之后只是将其通过惯例和制度固化，不知您意下如何。
自给自足的环境和豢养的私人武装，这都是独立于中央的条件，两次党锢导致他们对东汉的离心，黄巾起义给了这些豪族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更早的刘秀兄弟起家也是依靠这样的武装，他们和绿林赤眉终究不是一路。
说我读史有主席遗风，虽荣于华衮，但何以克当。而且老实说，我虽然在方法论上努力学习主席，但我的世界观有一点和主席是不同的，是我曾经想学但发现学不来的。主席是个乐观主义者，而我面对现实的时候有时确实乐观不起来。
就说读史吧，我对有些事实的看法是“有些事是没什么好办法的”，主席对我的影响是通过事实改变了我“没办法”的标准，但是我仍然持有这种观点。主席的能力和视野远高于我，也许有些事主席这样的强人是有办法的，但是我这样的一般人是没办法的。
而且我还相信有些事主席也是没办法的，尽管主席能以一国之力击退十七国联军，能完成一代人由贫弱到富强的壮举。但有些事，我认为主席也是没办法的。
楼下有一位和我争论反抗传统的问题，其实我认为蕴含在中国文化，熔入到中国人骨髓里的传统并不是反抗传统那么简单，而是精英意识传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乃至“富不过三代”都是这种精英传统的体现。
这传统现在还有，比如托名林语堂的那句“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这句话并非林语堂所说，但是抛开其中的影射和偏见，去除不必要的形容词大概就是这样：中国有（很大）一群（并不是统治阶级的）人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这有什么不对？我看来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现代翻译嘛。这有什么不好？我看来这就是“主人翁精神”的具体描述嘛。正是这种精神，让志愿军击退了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让中国人革命加拼命的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种壮举是某些人口中的奴隶能完成的？
但是有利则有弊，也正是这种传统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沉疴难愈。当条件稍微满足了，统治阶级的毛病就又显现出来了。几千年的积淀，靠几十年时间扭转，的确是太难了。
貌似这帖子被我跑题跑的太多了。
在您的文章中，对荀彧和曹操的评价，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关于荀彧，你的观点是：
前半句我不反对，但是荀彧在这一进程中是否能称为“关键”人物，就值得商榷了。网上讨论，请容我偷个懒，先引一段他人的论述。田余庆在分析门阀制度的发展时谈到：
阎步克也有相似的论断，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阶段，皇权对士族还是有很强的制约力。
而从经济基础上看，虽然士族通过庄园经济，占据大量的私人土地，并拥有徒附僮客奴婢等人口资源。而三国时期各政权施行的屯田制，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这种势头的发展。
所以，我的判断是从当时的士族所拥有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实力来看，尚不足以构成对某个军事集团的威胁。而只能选择某个军事集团依附。
而士族在汉末三国时期政治格局上发展的关键，我个人以为，不在荀彧时期，他个人升黜荣辱乃至生死，都在曹操一手掌握中。对曹操，荀彧可以是个非常好的政治助手，但是没有也无所谓。荀彧死后，荀氏一点浪都掀不起来。曹操怎么可能担心成为他的傀儡呢？
事情的变化，应该是缘于曹丕和曹植的继承人之争，在这场斗争中，支持曹丕的汝颖集团占了上风。打破了曹操时期汝颖—谯沛的平衡之局，曹丕执政时期，正式实施九品官人法。这就为士族攫取政治权力，形成对抗皇权的世族政治势力创造了条件。
曹操和荀彧矛盾最尖锐的时期，还在带兵与孙权作战，而到了司马氏时期，“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亦时势使然也。”
谈到荀彧的评价，我个人是这么看，荀彧对于士族政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将文化垄断和家族传承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文化的传承其实有三条线，除了官学，家学，应该注意到史书中大量出现的“游学”，即所谓私学，就是说士族虽然能标榜家学，但是不能垄断文化，事实上，挚恂、郑玄这样的大儒，和士族的关系都不大，相反士族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可。但是在汉末，如果名士身后家族凋零，即使名高如李膺，杜密，一旦身死，其学便默默无闻。汉朝官学、私学、家学三者，最后只有家学体系得以延续，凭借家学，士族获得了文化上的垄断地位，从而使家族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而获得政治资源的士族，则能进一步对垄断文化，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就是荀彧及其代表的家族。
至于说，曹操算不算弱主这个论题嘛，我只能说相比于其后来者，他应该不算弱。如果和刘备相比，也不能算弱，赤壁，夷陵之败都没有使这两位崩盘，控制力应该差不多。在我看来，乱世之中“枪杆子里出政权”，判断强弱还是应该首先着眼与他们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当然，也不是说文官体系不重要，这里再和你讨论一点，就是求贤令的问题。你的文章中，将求贤令的意义归纳为曹操与士族争夺行政资源。这当然不能说错，但是我觉得不够全面。求贤令一般来说指的是建安十五年后发布的三道令，其实在建安八年时，曹操已经有类似的令，根据围绕建安八年令的一些争论，可以看出曹操原本设想提拔有军功的将士，负责地方行政事务，所以有人就对此提出意见，认为“军吏虽有功德，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到了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的“孟德三令”有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赤壁之败。赤壁之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曹操集团前期扩张过快，对胜利成果的消化吸收不足。求贤三令的最主要的意义还是为了迅速巩固已有政权。另外也有抑制士族，综核名实，整顿吏治的意义。这也很正常，曹操是在建安十三年当丞相，肯定要抓抓整改嘛，反正汉献帝也当不了组长。对了，当今总理是谁来着?
好像扯远了……
莫说汉末三国时期，就算是后来的门阀全盛时期，士族也从未显示出可以直接威胁某个军事集团的力量。实际上强大暴力只能靠强大暴力来对抗，而士族不倾向于掌握强大暴力，因为这与士族的认同标准是相悖的。以暴力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不仅不是士族的作风，而且这么做将会危害到士族的认同标准，我认为袁绍正是为此而不能团结士族。非得要说，袁绍本人倒是个对曹操军事集团构成了强大威胁的世族，只不过此时他的身份已经蜕变为大军阀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士族在面对军阀的暴力威胁下毫无自保能力，曹操在兖州几乎全面溃败的起因就是杀死了名士边让导致兖州士族反水。这种教训面前，恐怕任谁在对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士族动手时都得考虑一下。而士族在地方的强大势力和影响力也使得割据军阀们不得不依靠他们，我觉得与其说士族与军阀的关系是寄生，不如说是共生，其主从关系并不是一定的，而是要视双方力量的对比。反方面的例子有陶谦，刘表等人，在割据范围内，他们固然名义上是一方诸侯，掌握着最高权力。但实际权力在执行中显然受到很大限制，连自己的继承人选都不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说当地士族依附于他们是不太准确的。
而荀彧在曹魏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恐怕您有所低估。“汝颍集团”是常见的名词，但我认为这名词不准确。曹魏官僚体系中不存在“汝颍集团”，只有颍川集团，按史载，曹魏没有汝南籍重臣而颍川则三公迭出。荀彧作为颍川世族领袖，无论是从史料时序上看还是从逻辑推断，在其中必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单纯从史料看，荀彧推举了大量人才，最值得注意的是荀彧对地方牧守有举荐权，这已经不合常规。若再考虑从现有记载看，荀彧的举荐，全部得到了曹操的任命，其中的意味显然不能忽视。
荀彧本人的陟黜，也不见得由曹操予取予求，固然从史书看不出曹操将荀彧调离许昌费了多大力气，但是从时间间隔来看，说曹操下了相当决心，做了相当准备，也不会太错。荀彧在尚书令位置上坐了十六年，调动的结果是他的不正常死亡，我觉得这足以说明荀彧的位置不能轻动。史书里另有个旁证是曹操曾想表荀彧为三公，荀彧派荀攸辞让十数次方止，这显然不是常事，曹操和荀彧为何均如此坚持？为何最后是曹操让步？我想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颍川和曹氏势力彼此消长，是有一个过程的，从荀彧投曹到官渡之战，二者利益攸关，基本同舟共济；官渡战后到彻底平定河北这段时间，二者的矛盾便有初步显现：荀彧阻止了曹操复九州之议，曹操时自领冀州牧，复九州是扩大自己地盘的打算。此议被阻止不是史书那套荀彧真知灼见，曹操从善如流的说辞那么简单，九年后，荀彧已死，曹操几乎按原议执行。
官渡战前，曹操势力已经开始了急剧扩张，这背后更多的是颍川集团在世族中的强大号召力而非曹操自己的能征善战。所以河北平定时，颍川集团占上风，手中掌握了大部分地方实权——荀衍、钟繇都是有兵权的。我上文里提到颍川世族对官僚体系的把持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这势必引起曹操的注意。
赤壁战前，曹操就开始着手布局反击了。曹操自己常驻邺城，取消了荀衍都督河北的权力；罢三公自任丞相，另建统治中心，架空了许昌的汉朝廷；派最亲信的夏侯惇任河南尹，监视许昌。同时，曹操对豪族的掌控进程则是稳步进行的。建安八年，曹操颁布命令，诸将作战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建安九年，见于记载者即有李典、臧霸、孙观三个大豪族献质，可以推断同时献质的豪族不在少数。
赤壁之战中荀彧给曹操出的是一个大军急进，以突然出现的强大武力慑服敌人的策略，该策略对刘璋，刘琮奏效了，但对孙权没有奏效。如果该策略完全奏效，曹操将达成形式上的统一，但南方地区的割据形势不会有大的改变，可以想象如果形成了这种中央皇权-割据军阀的二元统治体系，则世族对这些地区影响力的权重将非常高。赤壁之战尽管曹操败状甚惨，但见于记载者无将领阵亡，且曹操集团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依然相当活跃，可见主力并无重大损失。
您说赤壁之战导致曹操战略方向出现了一个转变，这个结论和您给出的原因我也赞同。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可能发现了一个情况，即虽然他掌控的地域和人口占绝对优势，但他可调动的力量对比孙刘并不占相当优势。曹操统治地区中，他真正整顿了秩序的可能只有兖州和冀州。那么其他的力量在哪里，他为什么不能随意调动，这答案也是很明显的。
建安十四年，曹操令臧霸牵制东吴，以主力部队消灭了盘踞江淮十余年的陈兰等人，同年曹操颁布命令，把供养兵户的部分财政压力摊派到了郡县一级。建安十五年，颁布求贤令和自明本志令；建安十六年，树立曹丕继承人地位，逼反关中豪族，借西征为由以夏侯渊替下了钟繇。应该说此时曹操对世族的反制已经颇有成效，次年曹操便以称公的提案向荀彧摊牌了，荀彧不妥协而死。如果说荀彧的死是颍川世族的一次重大失败，那么短短数年间，颍川世族卷土重来并支持曹丕在夺嫡之战中最终获胜，转折点在哪呢？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荀彧的死并不是颍川世族的失败，而是荀彧以死显示了世族的决心，阻止了曹操进一步限制世族。荀彧死后，不仅荀氏，连世族们都确实一点浪都没掀起来，但并不一定掀不起来。这点可以看荀攸的待遇，荀攸入曹魏太庙配飨的顺序是裴松之都为之打抱不平的，而荀攸死后直到正始年间才予以追谥，很可能是与入太庙同时。如果一点政治斗争都没有，荀彧就是因为与曹操的意见出现了龃龉，简简单单的死了，那曹魏何薄于荀攸？
您关于荀彧对士族政治贡献这个论断，我是完全不赞同的。因为颍川荀氏是没有家学的，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传统的大世族都是专治一经，如汝南袁氏治《易》，弘农杨氏治《尚书》，后世士族多和荀氏一样，尽管家族内部有一些知识的传承关系，但并不以家学作为标榜。实际整个大势也是这样的，魏晋玄学的兴起，恰恰就是士族无法继续保持对儒学知识的垄断，而另辟蹊径的结果。
您前面认为士族是儒化的结果，我认为并不是，士族是贵族化的结果。荀彧在其中的贡献，最主要的就是为士族的认同标准和行为准则提供了一个样板。无论是看儒学知识的世族还是看家族势力的豪族，尽管他们也尽力实现垄断，但其毕竟都有在一定程度上客观的判断标准，从而还是存在一点流动性的。而士族认同则完全是小圈子自娱自乐的东西，他们也有活化石，看看欧美的“上流社会人士”就知道了。
从分歧最大最后一段说起：
这里需要厘清几个问题：家学，章句之学，以及知识传承。
两汉之学，有所谓家法，家学，家风的说法。家法的认定最为严格。现在一般的看法以为，家法是源于师法，而师法则源于官学，史书中所谓某经有某氏之学，则为师法，而某家有某氏之学，则为家法。举例说，袁氏治《易》，杨氏治《书》，准确的说应该是袁氏治孟《易》，杨氏治欧阳《书》。孟《易》，欧阳《书》为师法，袁氏，杨氏为家法。学术界常说”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其中透露出一些大族儒化的脉络。
家学的范畴较家法要宽泛一些。首先包括百子之学的传承，其次各种行政事务等专门之学，如王氏，世好文法，钟氏，世善刑律。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官学，私学，家学在各时期，各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具体到颍川，这里私学和家学都比较兴盛，像李膺“教授常千人”，郭躬“家世衣冠，……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
在谈到荀氏的家学之前，还要谈谈章句之学，章句之学是两汉经学的大问题，也是基本问题，几乎所有的学案都与之相关，这里没法说得很全面，简单来说，章句之学起于读经的基本功，但是汉设五经官学之后呢，用汉书的说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这里很好理解，可以参考今天的学科建设。当然，仅用“禄利之路”来理解“章句之学”肯定是不全面。比如说，玄学的兴起和章句之学的辩论传统有相当的关系。
到了汉末，章句之学因为自身的弊端，受到了新儒风的批判，当然这里的新儒风也没有从根本上走出训诂之学，但从”专治一经“渐渐走向”通儒“，代表性的人物马融，郑玄。不过章句之学自身也在进行内部改造，流传今日的《孟子章句》等，就是革新后的成果。
而知识传承的三条途径，官学，私学，家学。汉末之后。官学衰落，魏蜀吴虽有都有官学的建设，但效果都不佳。我在上贴贬低了私学的作用，确实不是很妥当。只是我仍然坚持认为，相比私学，家学，就是家族教育应该是魏晋文化传承的主流。不过魏晋的家族教育不仅是突破了东汉家法的儒学，而且包罗万象，如文学，史学，书法，乃至农医算卜等杂学都是家族教育的内容，而浸染玄佛道等学，也成时尚。陈寅恪所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回到颍川荀氏的问题，当然平心而论，荀氏在两汉学术史上没什么突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大概只有荀爽与荀悦。但是结合当时的文化文气与颍川当地的教化传统两方面来看，荀氏一族有儒学的家风。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的说法，正是当时新士风的体现。类似的说法在史书中并不少见。正如陈寅恪所云：“东汉末年之高门必备儒生与大族之二条件”，高门大概就是我所说的世族，而所谓的世族基本上都是士族，士族当然是大族，豪族儒化之后的结果。汉末士族官僚化，即你所说的贵族化，的进程，就是形成世族的进程，荀彧，更准确说荀氏，可以视为这个进程开始阶段的代表。即通过家族文化优势获得政治权力，再通过政治运作巩固家族文化优势。
快下班了，再说几句，分歧较大的地方，还有你的第一段，我认为士族并不排斥获得军事力量，当然，想不想和能不能是两码事。虽然袁绍被你开除出了士族族的队伍，但以后的司马懿，钟会等人怎么办呢？至于后世门阀全盛时期，王谢桓庾等族，那个手中没有军事力量？造反也许会损害其他世族的利益，造成世族之间的对立，但是攫取更多的实力，则是世族的共识。
至于其它地方，只能见仁见智。我个人以为在曹魏初兴阶段，士族也是处于向世族的进化过程中，在这个进程中，尚不具备挑战手握军事集团的曹操的力量。当然后来双方的力量对比，也是在变化中。仅就曹操时期而言，应该还是能做到对政权内部全局的掌控。你提到颍川人士在夺嫡中占了上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曹操的决断，正是由于他对曹植团队的打压杀戮，才使得曹丕能顺利继位。选择继承人曹操或许有过犹豫，但是一旦决定，杀伐决断也体现了曹操对政权的控制力。
前些天我看到了您的回复，我对学术史不了解，说不出什么值得和您讨论的相关内容，又不想言之无物的敷衍过去，因此没回。
不过我对您这篇回复是有话说的，但是不太礼貌：我不认为您介绍的学术史知识改变了我的观点，我甚至没看出其中有哪里与我的观点存在矛盾，如果您愿意拨冗指教一番则我感激不尽。
士族对军事力量掌控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见仁见智。据我所知，士族在学术界似乎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定义。袁绍出身是大世族，这毫无疑问，但袁绍的历史定位不是士族，好像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偏见。司马懿出身于官宦家族不错，但他恐怕也不能简单的划分为士族，河内司马氏出自司马卬之后，司马懿五世祖司马钧任征西将军，到司马儁、司马防时代虽然由武入文，但仍难称儒学世家。司马炎虽然自称“传礼日久”，但被自己的小老婆质问“北伐公孙，西拒诸葛，非将种而何”时也不免羞得“甚有惭色”，可见司马氏的士族地位还是不太牢靠的。您举出东晋王谢桓庾四族里，桓氏的士族地位也是受到广泛质疑的。谢、庾两氏虽然一度掌握武装，但随着核心人物死去，其武装便自然脱离了其家族控制，而王氏意图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时，族内的意见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我觉得他们与标准的军阀还是有区别的。
更主要的是，魏晋以降，舆论上不仅“兵家”，连“将种”都不是好话了——我认为这正说明掌握军事力量并不符合士族的认同标准。掌握一支军事力量，或者说军权，不是一个名分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大量中下级军官来保证这个权力的实施。东晋士族的军事力量往往依赖于特定个人的魅力，而不是依附于门第的私兵，而且他们军事力量的中流砥柱，也多出身于寒族。士族作为一个群体来看，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自我认定标准和舆论导向是排斥使用军事力量的，当然其中出现的优秀成员仍然认识得到掌握军事力量对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巨大好处——而且优秀成员的出现频率并不太低。
曹丕和曹植争嗣的斗争中，看不出曹操在组织布局上有过任何犹豫。曹丕可能是从曹昂战死之后就被作为继承人培养，从史书中可以看到，曹操选择了一批亲信子弟与曹丕一起培养，曹丕后来把军权交给了这些人分掌。建安十六年，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班子，魏公国建国时曹丕虽然没有立刻被封为太子，但魏国尚书仆射由五官中郎将长史凉茂担任，考虑到尚书令是荀攸，可以说真正负责魏国行政事务的是凉茂。虽然没有关于凉茂政治立场的直接记载，不过从曹丕封太子后他又转任太子太傅看，此人是第一号太子党。
换句话说，曹操其实选择在继承人问题上是早已决断，并无犹豫的，但事情的后续发展使得曹操有了犹豫。诚然您所说一旦决定后的杀伐决断体现了曹操的能力，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产生剧烈冲突本身就是曹魏政权内部存在尖锐矛盾的表现。
只能说，同样的事实，解读出不同的结论。
比如说袁绍，出身大士族，你我都没异议，但是到了袁绍怎么就不是士族了呢？我个人以为，从士族到军阀，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黄仁宇所言：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虽然，士族和军阀，属于不同集合，然而两者之间是存在交集的。
汉末军阀的成因起源于灵帝的行政改革，改刺史为州牧，赋予了地方官员掌握军事力量的权力，虽然从历史来说，这不过是朝廷对于既成事实的追认，但是自此以后，地方割据势力得到了法理上的认可，这为后来军阀的出现创造了可能性。汉末军阀主要还是以士族和豪族为主。而纯以武力称雄的，如董卓、吕布等覆亡得很快。而对“将种”“将家”的轻薄，并不是对军事力量的轻视，而是鄙薄其没有士族背景罢了。而汉末士族/豪族的军阀形态，也开启了后世门阀政治及方镇格局政治体制。
关于曹操选择继承人的问题，只能说我和你的判断不同，我并不认为曹操在继承人问题上，如你所说是“早已决断，并无犹豫”的。
曹丕在继承人问题上最大的优势就是顺位高，但问题是曹操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纠结，众所周知，曹操最属意的继承人是曹冲，这一点史书上记载很多。曹冲死后，对曹丕和曹植，曹操同样有犹豫。史书有多处记载：“初，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在建安十九年，曹操对曹植的诫令提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就是很明确的暗示了。曹植在夺嗣之争前期占据一定上风，比如曹丕集团的崔琰被杀，毛玠去职，这背后没有曹操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些同样可以解释为曹操培养曹植对曹丕进行磨砺。这就见仁见智了。
回到最初的议题，曹操是不是个弱主，我仍然认为不是。无论从现代行政管理学，还是古典王权理论。我都无法得出曹操不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这一结论。集团内部存在不同的山头可以理解，绝对的服从是在大集团内部从来都是理想化的描述。但是没有一个山头可以挑战曹操的权威。或者帝王无私恩，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或者说无奈之处，就是如何更好的根据历史社会现实，做出最有利于大局，而非随心所欲的决定。但，这怎么能说是弱主呢？
好吧，各自的分析都说得差不多了。和解甲兄的讨论是件很愉快的事，只是只能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