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08：成得臣——大功自败 -- 桥上

战车尺寸可见《战车与车站二论》，其表一中有实测的战车尺寸表，舆广在近一米到一米六，一米四左右的较多，舆进深七十公分到一米左右，轴长三米左右，这就是车宽了，轨距两米多，辕辀长从两米二七到两米九，两米六左右较多，这就是车长了，加上马应有三米多了。

至于驾马数，我感觉战车和乘车并不相同，战车恐怕是四马的，佐证之一就是乘本身就有四的意思，这是杨伯峻先生发掘出来的例证。

《僖二十八年经》：

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p 0449）（05280008））（045）

公朝于王所。（（p 0449）（05280010））（045）

陈侯如会。（（p 0449）（05280009））（045）

陈侯-款卒。（（p 0450）（05280012））（045）

《僖二十八年传》：

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p 0462）（05280310））（045）

鄉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p 0462）（05280311））（045）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p 0466）（05280313））（048、045）

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p 0463）（05280312））（045）

我的粗译：

晋国军队住在楚军的营地里放开吃了三天，到癸酉那天（杨注：癸酉，六日。二日战胜，三、四、五日馆、谷，六日而返。），才开始撤军，甲午那天（杨注：甲午，二十七日。），到了衡雍，在践土建了王宫。

这一战之前，三月的时候，郑伯（郑文公）曾前往楚国，送去了郑国参战的部队。现在因为楚军战败，非常害怕，就赶紧派了子人九前往晋国求和，晋国的下军将栾枝进入郑国与郑伯举行了盟誓。五月丙午那天（杨注：丙午，九日。），晋侯与郑伯又在衡雍举行了盟誓。

卫侯（卫成公）听说楚军被击败了，非常害怕，赶紧逃去了楚国，随后又前往陈国，同时指派本国的卿元咺奉着自己的弟弟叔武参加盟会（杨注：使叔武摄政。）。

癸亥那天（杨注：癸亥，五月二十六日。），周王室的卿士王子虎主盟，各家诸侯在王庭举行了盟誓。盟辞的“要言”部分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共同支持王室，不可互相侵害，如果谁敢背叛这个盟约，明察的神灵会放出雷电惩罚他，让他的军队被消灭，他的后代不能继承他的“国”，灾祸会一直延续到他的玄孙，无论老幼都跑不掉。）”

贵族们都说这次盟会够得上一个“信”字，认为晋国在这一仗中能通过施恩的方式达到目的。

丁未那天（杨注：丁未，十日。），晋人向天王进献了得自楚军的缴获：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郑文公）担任天王的助手，按当年周平王赐命晋文侯的先例举行了仪式。

己酉那天（杨注：己酉，十二日。），天王用醴（礼仪——禮仪用特制甜酒）招待晋侯，宴席上，天王特许晋侯向自己敬酒。接着，天王派尹氏和王子虎、内史叔兴父一起策命晋侯为侯伯，赐给他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宣布说：“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天王让我们告诉叔父：“好好贯彻我的指示，保护四方的城邑，驱逐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晋侯（重耳）推让了三次，才接受了赐命，拜谢说：“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随即接受策命的文书（简册）然后退了下来。

这一次，晋侯三次觐见了天王。

一些补充：

五月癸丑杨先生注为“十六日”。此条《春秋经》中列出了参加践土之盟各家诸侯的名号，相应的《左传》中就省略了。

杨伯峻先生注“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曰：

定四年《传》述践土之盟载书，其班次为晋、鲁、卫、蔡、郑、齐、宋、莒，以姬之同姓为先；齐、宋虽大，异姓在后，隐十一年《传》所谓“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是也。《经》所书乃会之班次，以国强弱大小为序，盟之班次则从略矣。卫称子者，卫成公此时出居于外，其弟叔武奉盟，从未成君之礼也。杜《注》：“王子虎临盟，不同歃，故不书。”

据《定四年传》，此“践土之盟”载书的另一部分为：“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p 1535）（11040104））（131）

与上面践土之盟的“要言”部分相合，则践土之盟的完整的盟辞或为：

王若曰，晋重耳、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

不过《春秋经》与《左传》中各列出了一个践土之盟的日期，分别为五月癸丑（十六日）和癸亥（五月二十六日）。我推测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举行了两次盟誓，前一次王子虎还没到，后一次则王子虎在场观礼。或者五月癸丑乃从告日，举行盟誓的实际日期为癸亥。

杨伯峻先生注“公朝于王所”曰：

杜《注》：“王在践土，非京师，故曰王所也。”盖用《公羊》、《谷梁》义，未必为《左氏》义。隐七年《传》云“郑-公子忽在王所”，时公子忽为质于周，则在京师也。《诗小雅出车》“自天子所”，《吉日》“天子之所”，《仪礼觐礼》“女顺命于王所”，《周礼考工记》“不属于王所”，则天子无论在京师与否皆得言所。《诗郑风大叔于田》“献于公所”，《齐侯镈钟》“有共于公所”，则公所者，诸侯之所在。《孟子滕文公下》亦言“使之居于王所”。凡王、公之所在曰王所、公所，恐无义例之可言。《经》书鲁之朝王者三，今年二次，及成十三年如京师，且均是顺便而朝王，非特意诚心。《年表》云：“二十八年，公如践土会朝。”

如杨先生所注，此时周襄王亲到践土劳军，所以要“作王宫于践土”。

陈侯——陈侯-款即陈穆公，杨伯峻先生注曰：“陈本与楚，楚败，惧而从晋，因赴会。不言与盟，恐未与盟也。八年《经》云“郑伯乞盟”，此不书乞盟，或陈穆公未尝乞盟。《经》书如会者三，此及襄三年鸡泽之盟，陈侯使袁侨如会；襄七年，会于鄬，郑伯-髡顽如会。”

杨伯峻先生注“鄉役之三月”曰：

城濮战役前故曰鄉役，三月义有二，若为三个月之义，城濮之役为四月，则此为一月，或二月；若非三个月之义，则为役之前月，三月也。

杨伯峻先生注“郑伯如楚致其师”曰：

孔《疏》云：“致其师者，致其郑国之师。许以佐楚也。战时虽无郑师，要本心佐楚，故既败而惧。”《郑世家》云：“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晋世家》云：“初，郑助楚，楚败，惧，使人请盟晋侯。”此俱以郑助楚且以击晋为言，则太史公似以为郑实出兵。

杨伯峻先生注“明神殛之”曰：

襄十一年同盟于亳，载书云：“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杜《注》云：“二司，天神。群祀，在祀典者。”则明神所包甚广。下文卫国-宛濮之盟，载书言“明神先君，是纠是殛”，此不言先君，以明神包括先君。殛，诛也。

杨伯峻先生注“及而玄孙”曰：

“而”，阮刻本作“其”，误。今从《石经》、宋本、金泽文库本、敦煌残卷改正。《尔雅释亲》云：“曾孙之子为玄孙。”曾孙有两义，一为孙之子，一为远孙之通称。《诗周颂维天之命》“曾孙笃之”，哀二年《传》“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玄孙恐亦有两义，一为曾孙之子，一为远孙之通称，此则第二义，《谷梁》桓二年《传》杨《疏》云：“玄孙者，以玄者，亲之极至，来孙昆孙之等亦得通称之”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驷介百乘”曰：

驷介，驷马被甲者，《诗郑风清人》“驷介旁旁”者是也。古人战车马必被甲，成二年鞌之役，齐侯不介马而驰晋军，以特例而书。

杨伯峻先生注“郑伯傅王，用平礼也”曰：

傅，相也。当行献俘礼时，郑文公为周襄王之上相，亦犹周平王之于晋文侯仇，以郑武公为相。今《尚书文侯之命》当从《书序》为周平王锡晋文侯之命，《史记周本纪》、《晋世家》及《新序善谋篇》以为周襄王锡晋文公之命者，误。郑武公所以傅周平王者，时武公为平王卿士也；今郑文公所以傅襄王者，以晋文命其“各复旧职”也。襄二十五年《传》子产答晋云，“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可为的证。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谓“盖时能相礼者亦希，郑伯素以知礼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云云，误。

杨伯峻先生注《庄十八年传》“王饗醴”曰：

《周礼秋官大行人》郑《注》云：“饗，设盛礼以饮宾也。”沈钦韩谓“饗”即“享”，考之彝铭，作“鄉”，即“饗”之初文。师遽彝铭“隹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 （寝）饗醴，师遽蔑历 （侑）”可证。醴，用麦芽酿之，一宿而成，汁与糟不分，味极薄，浊而甜，若今之甜酒酿，详《周礼天官酒正》孙诒让《正义》。饗醴者，饗时用醴不用酒也。（《庄十八年传注》（p 0206）（03180101））（032）

杨伯峻先生注（《庄十八年传》“命之宥”曰：

宥有四说，杜预以至沈钦韩等俱以侑币酬币当之，说详沈氏《左传补注》。盖古代主人享讌宾客，于饮食之际，又致送礼品于宾客，杜预所谓“饮宴则命以币物，宥，助也，所以助驩敬之意”是也。沈氏征引《周礼》、《仪礼》以证之，其实《左传》亦可证，昭元年《传》所云“后子享晋侯，归取酬币，终事八反”是也。然不可以解此文，王引之驳之云：“且如杜说，命以币物以助驩，则《传》当云‘命宥之’，不当云‘命之宥’也。”王引之因谓宥与侑通，“侑与酬酢同义，命之宥者，其命虢公、晋侯与王相酬酢与？或献或酢，有施报之义，故谓之侑。命之侑者，所以亲之也。僖二十五年《传》，‘晋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晋语》作‘王饗醴，命公胙侑’。胙即酢之借字，盖如宾酢主人之礼以劝侑于王。故谓之酢侑与？”详《经义述闻》。王说较可信。盖此享为天子款待诸侯，必王命之，然后虢公、晋侯始敢于主人敬酒之后奉命回敬酒于主人。《周礼秋官大行人》孙诒让《正义》实主此说，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宥》论之尤详。至吴闿生《文史甄微》谓“宥谓侑坐也，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使昭子右坐’，此宥即右坐之义”，不知昭二十五年宋公与昭公（子？）宴，因饮酒乐而命昭子右坐，乃乘一时之兴，不可与此相比，故不可信也。朱彬《经传考证》又谓僖二十八年“命晋侯宥”为“既享之后，又加爵以劝之”。若如此解，亦当如王引之之驳杜《注》，当作“命宥晋侯”，不当作“命晋侯宥”，故知其误。（《庄十八年传注》（p 0206）（03180101））（032）

杨伯峻先生注“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曰：

《周语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虽是晋文公初立时事，然据韦《注》，太宰文公为周卿士，即王子虎；文三年《传》又称之为王叔文公。内史兴当即叔兴父，兴为其名，叔则其字也。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七有鬲叔兴父簋（盨）铭，并云，“鬲氏系出夏诸侯有鬲氏。《左传》有内史叔兴父，《传注》未详其氏，未知即系此人否。”策命者，以策书命之，下文云“受策以出”者是也。《周礼大宗伯》：“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哀十三年《传》云：“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均可证伯即侯伯，为诸侯之长。

桥案：伯即是霸，晋文当是在此次被策命为侯伯之后、才正式成为齐桓之后的又一位霸主的。

杨伯峻先生注“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曰：

辂音路，或亦作路。《礼记乐记》云：“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则所以赠诸候也。”大辂乃天子车之总名，不但可以赐之诸侯，亦可以赐之国卿。《周礼春官巾车》谓王有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是也。《尚书顾命》“大辂在宾阶面”，则玉路也。据《巾车》，金路以封同姓，则赐同姓诸侯或亦以金路，则此大辂，与定四年祝鮀所言先王分鲁、卫、晋以大路，当为金辂。至于襄十九年王追赐郑公孙蠆之大路，二十四年王赐穆叔之大路，襄十九年孔《疏》引杜预《释例》以为革路或木路，孙诒让《周礼巾车正义》则以为与“《左氏》旧义不合”。戎辂，戎车也。二辂各有其服装与配备，赐时一同颁赐，故云大辂之服、戎辂之服。《齐语》言周襄王于齐桓公“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旂”，龙旗九旒等为大辂之配备。沈钦韩《补注》谓“此大辂之服则金路衮冕，戎辂则革路韦弁服”，理或然也。据昭四年《传》赐车服时，使三官书之，司徒书名，司马与工正书服，司空书勋，此亦当然。

杨伯峻先生注“彤弓一、彤矢百”曰：

彤，《说文》云：“丹饰也。”段玉裁《注》云：“以丹拂拭而涂之。”彤弓彤矢与下玈弓矢俱以所漆之色言之。

杨伯峻先生注“玈弓矢千”曰：

金泽文库本作“旅弓十、旅矢千”。“玈”作“旅”，“弓”下多“十旅”两字。《石经》“弓”下亦旁增“十玈”两字，《后汉书袁绍传注》及《御览》三四七引《传》亦同，魏、晋以下“九锡文”亦同。但据《诗小雅彤弓疏》，服虔、杜预本、唐时定本、陆德明及孔颖达所据正本皆无“十玈”两字，今从之。玈，正字当作黸，《说文》：“齐谓黑为黸。”段《注》云：“《经》、《传》或借盧为之，或借旅为之，皆同音假借也。旅弓旅矢，见《尚书》、《左传》，俗字改为玈。”同音盧。古代一弓百矢，故《尚书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此玈弓矢千，矢千，则弓十，不言十者，可推知，故文省也。亦有弓一矢五十者，《荀子议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是也。《诗鲁颂泮水》云：“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毛诗》亦谓“五十矢为束”。

杨伯峻先生注“秬鬯一卣”曰：

秬音巨，又音渠，黑黍也，今谓之黑小米。鬯，即用黑小米酿之并捣香草合煮所成之酒，其酒芬芳条畅，故名曰鬯，古人用以降神。卣音酉，古代盛酒之器，《尚书文侯之命》、《诗大雅江汉》俱言秬鬯一卣，《洛诰》言秬鬯二卣，则秬鬯固以卣计。《礼记王制》云，“赐圭瓒然后为鬯”，则赐秬鬯必赐圭瓒，故《晋世家》叙此事，秬鬯一卣下有珪瓒二字。圭瓒者，以玉为柄用以挹鬯祼祭之勺。

杨伯峻先生注“虎贲三百人”曰：

“虎贲”，古书亦或作“虎奔”，贲、奔古通，言其士之勇猛如虎之奔也。《鲁语下》云：“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周礼夏官虎贲氏》则谓“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云云。昭十五年《传》周景王答晋-籍谈之言，“其后襄之二路、鏚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云云，赐物除此所叙者外，当有鏚钺。《王制》云，“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鈇钺即鏚钺，两者相证，则此必赐鏚钺；不言者，省文也。

《尚书周书文侯之命》中有一段亦提到赐物及人，于此处所赐多有相似之处：

王曰：“父义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一鬯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父往哉！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

关于赐物及人，又可见《宜侯夨簋铭文》：

隹四月辰才丁未，［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图，遹省东或图。王［立］于宜［宗土，南］乡。王令虞侯夨曰：“繇，〔迁？〕侯于宜。易冬鬯一卣，商冭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百。易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州〔三十？〕又五，厥□百又□，易才宜王人［十］又七生，易奠七白，厥冮〔庐？〕［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扬王休，乍虞公父丁兮彝〔尊？〕。

杨伯峻先生注“纠逖王慝”曰：

杜《注》：“逖，远也。有恶于王者，纠而远之。”惠栋《补注》则曰：“《鲁颂》‘狄彼东南’，郑《笺》云：‘狄当为剔。剔，治也。’此《传》当训为治也。”则纠逖为义近词连用，是也。慝，恶也。

杨伯峻先生注“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曰：

敢，表敬副词，无义。奉扬义近《诗大雅江汉》“对扬王休”之对扬，亦作“答扬”，如《尚书顾命》“用答扬文武之光训”。丕，大也。显，明也。休，赐与之义，旧训为美，误。《江汉》云：“虎拜稽首，对扬王休”，答扬王赐也。与省卣之“省扬君之商（赏）”、守宫尊之“守宫对扬周师釐（赉）”同义。此句则谓奉扬天子之赏赐与策命，休命为平列名词。说参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诗对扬王休解》。

杨伯峻先生注“受策以出”曰：

沈钦韩《补注》曰：“蔡邕《独断》：‘策长二尺，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按古制大略也如此。”又曰：“《觐礼》：‘诸公奉箧服，加命书于其上，升自西阶，东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书于服上，侯氏受。’是寻常觐锡皆有命书。今命晋侯为方伯，则有加策可知。凡辞，即内史读之。”

杨伯峻先生注“出入三觐”曰：

杜《注》谓“出入犹去来也。从来至去，凡三见王也”，则出入犹言前后。《史记仓公传》云“使服药出入二十日”，又云，“出入五六日病已”，皆此义。三觐者，明-邵宝《左觿》谓“始至而见，一觐也；享醴再策，二觐也；去而辞，三觐也”。享醴与受策非同时之事，邵说多误。沈钦韩《补注》、刘文淇《疏证》俱驳之，是也。沈钦韩曰：“当献楚俘之时，则觐礼裨冕墨车以朝，一也；受策之后，拜命于王，二也；聘礼食饗之后，拜礼于朝，三也。其三享即在始覲，又天子亲饗，意在待宾，不主于觐，皆不与焉。受策又于馆，不于朝也。”然受策若于馆，则《传》文“受策以出”之出字，毫无意义，沈说仍可商。窃疑献楚俘，一觐也；王享，二觐也；受策，三觐也。前后三觐，自统始终言之，天子亲饗，焉得不计算在内。然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据颂鼎铭 “颂拜稽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返纳）堇章（瑾璋）”云：“盖周世王臣受王册命之后，于天子有司有纳瑾报璧之礼。召伯虎簋第二器言‘典献伯氏，则报璧琱生’，典即召伯所受之册命，琱生即师[嫠-女+又，lí]簋之宰琱生，乃天子之宰，其塙证也。《左传》‘出入三觐’亦当读为‘出纳三瑾’。金文凡瑾、觐、勤、谨均以堇为之，《左氏》古文亦必作‘堇’，后人因读为觐，更进而更易其字。”录之备一说。

“践土”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75，北纬35.0（衡雍西六华里）。

“衡雍”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8，北纬35.01（原阳县-古城村）。

兵马俑复原的驷马车是高级将领乘坐的，还有大贵族

多数车两根车辕之间距离（马屁股）是战车所需马数最好验证

拉3个人（驾驶、车左、车右）四匹马既没必要也难驾驭，而且狭窄道路很难通行，先不说补给难度，每匹马每天至少30升水，还有粮草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K50jwmL0m1Lkkoidt8WNGYXv3ZhSJB9QQWfQYAtN3rXAFkIzWF_x6ZiKoZX2DzpQi9oLfQjpzmJ6tZHWnHl1_

外链出处

西周时期——

屈原《国殇》，“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

四匹马有受伤的也更容易妨碍战斗力

给子玉的中军是6卒，应该是180辆战车，27000人，左右军不详

晋国700乘，应是每车75人编制，52500人

子玉训练的楚军战斗力还是很强悍的，因此死了晋文公松了口气

《僖二十八年经》：

楚杀其大夫得臣。（（p 0449）（05280006））（045）

《僖二十八年传》：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穀而死。（（p 0467）（05280401））（045）

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蒍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p 0468）（05280402））（045）

我的粗译：

前些日子，楚国的子玉（成得臣）为自己制作了一副琼弁和玉缨，还没来得及用上，就在此次城濮之战战前，他梦见河神对自己说：“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把那东西献给我！我会赐给你“孟诸之麋”。）”可他不肯献上去。

大心（成大心，孙伯，子玉之子）和司马子西（鬭宜申）请了大夫荣黄（荣季）劝谏他，他也不肯听。荣季只好说了重话：“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如果自己死了能对“国”有利，都可能会坚持，何况不过是一些宝玉而已，那就是粪土，献出去就可能打胜仗，还有啥舍不得！）”但他仍不肯听。

荣黄退下去以后，就告诉那两位大人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并不是神灵要惩罚我们的令尹，实在是我们的令尹自家不愿体恤咱们的“民”，自取其败。）”

这次失败以后，他们的“王”让人告诉子玉（成得臣）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大夫您要是再回到方城之内，让我怎么面对“申”和“息”那里的长老们？）”子西和孙伯赶紧对来人说：“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得臣”已经要自裁了，是我们两个臣下制止了他，告诉他：“主上要拿你示众呢。”）”

最终到了连穀那里，子玉（得臣）还是自杀了。

晋侯（晋文公）听说此事后喜形于色，对身边的人说：“莫余毒也已。蒍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这回他们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了，接替此人当令尹的一定是蒍吕臣，他管他自家的事还管不过来呢，顾不上整训他们的“民”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楚杀其大夫得臣”曰：

得臣不书族氏。自成二年而后，楚之大夫始具列氏族与名，如公子婴齐、公子侧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曰：

琼弁，马冠，在马鬣毛前，其弁饰之以琼玉，故谓之琼弁；缨即马鞅，马颈之革，饰之以玉，故谓之玉缨。两物汉人皆解为马饰，杜《注》解为皮弁，则为子玉所自戴者，不知何据。说参沈钦韩《补注》、张聪咸《杜注辩证》、李贻德《辑述》。

当时的贵族，会为他们的驾车马装饰华丽的饰物，下面是山东-临淄-后李车马坑中马嘴上残存的贝饰的图片（贝饰在图片下方），据《纵览历代车文化 千古知识一朝览》一文，后李车马坑中“马骨架保存十分完好，特别是马头、马颈上的装饰品尤为精美，而且形式多样，各具特色。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海贝，呈柿蒂状排列，由纺织物连续，称作贝络；二是小铜珠边成串饰；三是铜泡和铜珠。”，图片出自《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当然，这里的马饰图片远没有显示出当年实物的精美，而且这里的马饰上未见玉制品，而子玉之琼弁、玉缨显然包含玉制品，何况子玉的审美也不一定与后李车马坑的墓主相同，我贴这张图片不过想为各位的想象提供一个引子。

杨伯峻先生注“是粪土也”曰：

《论语公冶长》，“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则粪土为古人恒语，犹朽土也。《博物志》谓土之三尺以上为粪，以下为地，盖臆说。

杨伯峻先生注“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曰：

申、息二邑子弟皆从子玉而死，言子玉何以对其父兄，与项羽无面目对江东父老义有相似处。

杨伯峻先生注“及连穀而死”曰：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曰：“楚子入居于申，杜《注》：‘申在方城内，故曰入。’子玉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盖不欲其入方城也，然则连穀（谷）乃方城外地。”连穀，今地阙。杜《注》：“至连穀，王无赦命，故自杀也。”文十年《传》云：“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適至，遂止之。”然则楚成王尝两次遣使，前使欲其死，后使止其死，止子玉而不及也。《楚世家》谓“成王怒，诛子玉”，《晋世家》则云“子玉自杀”，盖成王前命实欲子玉死，自杀乃奉命耳。

杨伯峻先生注“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

杜《注》：“喜见于颜色。”知犹见也。《吕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说，知于颜色”，见之于面容也；《淮南子修务训》“奉一爵酒，不知于色”，不见于色也。说参梁履绳《补释》。

后来的成语“喜形于色”（xǐ xíng yú sè）应该就是对“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这一类情景的总结。

“孟诸之麋”——“孟诸”（杨注：孟诸，宋之薮泽，即《尚书禹贡》之孟豬、《周礼夏官职方氏》之望诸，在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接虞城县界，以屡被黄河冲决，早已无存。麋同湄，水草之交曰麋。#引導（导）之往孟诸田猎，孟诸即僖二十八年《传》孟诸之麋，详彼《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5.7，北纬34.5（商丘东北）。

“连穀”（杨注：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曰：“楚子入居于申，杜《注》：‘申在方城内，故曰入。’子玉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盖不欲其入方城也，然则连穀（谷）乃方城外地。”连穀，今地阙。），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4，北纬33.7（叶县东北，已过汝水）。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申”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3，北纬33.00（南阳-瓦房庄附近古宛城遗址，或云在南阳北三十里，非此地）

“息”推测位置为：东经114.70，北纬32.31（息县-城郊乡-徐庄村-青龙寺-息国故城遗址）。

《僖二十八年传》：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徵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p 0470）（05280601））（045）

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p 0472）（05280602））（045）

我的粗译：

城濮之战中，晋国的中军在泽中行军时遇到大风，损失了前军左翼的“旃”（用整匹大赤色帛做的大旗）；不久，晋军中又有祁瞒不好好执行命令，被司马杀了，还巡行到各家诸侯军中示众，然后以茅茷取代了他；到晋军撤军时，壬午那天（杨注：壬午，六月十六日。），渡过黄河以后，舟之侨擅自先回了家，只好让士会代理戎右。

秋七月丙申那天（杨注：丙申，王韬排为六月晦日，与《传》显然不合。疑晋用夏正，不得以周正推算。），晋文公整顿了部队，让晋军唱着凯歌进入了“晋”。举行了一系列仪式：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徵会、讨贰。最终杀掉了舟之侨，陈放在“国”中示众，于是所有的“民”都知道要听从指挥了。

贵族们都说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他确实善用惩罚的手段，经过这三次讨罪就让那些“民”听从了指挥，《诗》里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就说的是奖励与惩罚都不能偏废。）”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晋中军风于泽”曰：

晋中军行于泽中而遇大风也。前人解风字为《尚书费誓》“马牛其风”之风，杜《注》谓“牛马因风而走，皆失之”。孔《疏》引刘炫谓“放牛马于泽，遗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马”。夫古籍用风为牝牡相诱之义者，必连牛马言之，《费誓》及僖四年《传》“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俱可证。若单一“风”字，而解为牛马牝牡相诱，尚无此例，足知其误。张聪咸《辨证》读“风”为《论语》“风乎舞雩”之“风”，谓此风于泽为风凉于泽，亦不可从。

杨伯峻先生注“亡大旆之左旃”曰：

刘书年《经说》云：“大旆之左旃，前军之左旃也。”余参前“二旆”《注》。前人以大旆为旗名，因生种种误解，俞樾《茶香室经说》谓“之字为连及之词，大旆之左旃，言大旆与左旃也”，说虽可通，终不若刘说之确。旃，用大赤色帛，不加画饰之大旗，《周礼司常》“通帛为旃”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祁瞒奸命”曰：

奸，犯也。奸命，犯军令也。不知是因亡左旃而犯军令，抑或亡左旃即犯军令，《传》意不明。

杨伯峻先生注“振旅，恺以入于晋”曰：

隐五年《传》云：“入而振旅”，《公羊》、《谷梁》庄八年《传》并云“入曰振旅”，《尔雅释天》亦云“入为振旅”，皆以治兵而归曰振旅，此则以作战而归曰振旅，盖凡军旅胜利归来曰振旅。反之，如韩之役，晋惠公败，故成十六年《传》云“韩之战，惠公不振旅”。恺本作岂，《说文》云：“还师振旅乐也。”《经》《传》皆作“恺”。俗又作“凯”。《周礼大司马》云：“若师有功，则左持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注》引《司马法》云：“得意则恺乐、恺歌，示喜也。”又《春官大司乐》云：“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此亦战胜还师而恺乐、恺歌。（桥：振旅此仍宜解为治兵（非专门治兵之治兵，仅指其曾整顿队伍）而归。）

杨伯峻先生注“献俘、授馘”曰：

俘为生获，馘本有生死两说，《礼记王制》“以讯馘告”，《注》云：“讯馘，所生获断耳者。”此亦生获也。《诗大雅皇矣》“攸馘安安”，《传》云：“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此死获也。此授馘当是死获。授与献义虽不同，此处则相近。总之，统计生俘若干，杀死若干，以告于庙。杜《注》谓“授，数也”，心知其意而诂训则非；俞樾谓“当读为受，献俘授馘，文异而实同，自下言之谓之献，自上言之谓之受矣”，不知《传》用授受固分别谨严，且此是告庙庆功，无所谓自上自下也。

杨伯峻先生注“饮至、大赏”曰：

“饮至”见隐五年《传》并《注》。遍赏有功曰大赏。饮至、大赏，亦于庙中行之。《晋世家》云：“壬午，晋侯渡河北归国。行赏，狐偃为首。”

杨伯峻先生注《隐五年传》“归而饮至”云：

桓公二年《传》：“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襄公十三年《传》：“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桓公十三年《经》：“公至自伐郑。”《传》：“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综合观之，凡国君出外，行时必告于宗庙，还时亦必告于宗庙。还时之告，于从者有（所）慰劳，谓之饮至。其有功劳者（且）书之于策，谓之策勋或书劳。（（p 0041）（01050101））（004）

杨伯峻先生注“徵会、讨贰”曰：

徵召诸侯，冬将会于温也。有贰心者讨之，即下文之执卫成公与讨许。

杨伯峻先生注“三罪而民服”曰：

杀三罪人而民服也。三罪谓颠颉、祁瞒、舟之侨。

杨伯峻先生于此段末尾注云：

《韩非子难一篇》、《吕氏春秋义赏篇》、《淮南子人间篇（训？）》、《史记晋世家》、《说苑权谋篇》俱载晋文行赏事。

那两句《诗》出自《诗大雅生民之什民劳首章》：

民意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高亨先生注此云：

中国，指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区域，即所谓“王畿”。因为四方都有诸侯，所以称做中国。

绥，安抚。四方，指四方诸侯国。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21）《大雅生民之什民劳》）

这里提到“壬午，济河”，经十四天，“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济河处我估计在“邲”。

“邲”（杨注：杜《注》：“邲，郑地。”《吕氏春秋至忠篇》云：“荆兴师，战于两棠，大胜晋。”《贾子先醒篇》云：“庄王围宋，伐郑，乃与晋人战于两棠，大克晋人。”孙人和《左宧漫录两棠考》云：“两棠即邲地也。”邲本为水名，即汴河，汴河亦曰汴渠。其上游为荥渎，又曰南济，首受黄河，在荥阳曰[艹/狼]荡渠。两棠即[艹/狼]荡，文异音同。又曰石门渠，顾祖禹《方舆纪要》四十七河阴县（河阴县在郑州北五十里，今已废）云：“石门渠，在县西二十里，荥渎受河之处，晋、楚之战，楚军于邲，即是水也。”王夫之《稗疏》亦云：“《传》称楚子次于管，在今郑州，晋师在敖、鄗之间，渡河而南，正在河阴，滨河之南岸，盖郑之北境也。”然则晋、楚交战处必在今郑州市之西北，荥阳县之东北。自《元和郡县志》以郑州东六里之邲城当之，后世多沿其说，考之《传》文，实不合。杨守敬《春秋列国图》亦列邲于荥阳东北，可云有见。），推测位置为：东经113.43，北纬34.91（荥阳-车庄特大型聚落遗址）。

“邲”与“晋”——“绛”相距约二百五十公里，据此可一窥当时军队的行军速度。

“城濮”推测位置为：东经115.37，北纬35.47（临濮乡）。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下面是城濮之战相关日期干支纪日排序：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

如上，红色的己巳为战于城濮之日，红色的癸丑为盟于践土之日，红色的丙申为恺以入于晋之日。又，如红色的壬午为十六日，则红色的丙申为三十日（大月）或一日（上个月为小月）。

从最前面红色的甲戌那天，楚方的各家诸侯盟于宋，拉开此事件的帷幕；到最终红色的丙申那天，晋军恺以入于晋，此事落幕；共经过了二百天零三天，晋军在外当已有半年以上，楚军在外的时间恐怕更长。

《僖二十八年经》：

公子遂如齐。（（p 0450）（05280014））（045）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p 0450）（05280015））（045）

《僖二十八年传》：

冬，会于温，讨不服也。（（p 0472）（05280701））（045）

我的粗译：

这年冬天，以晋国为首的各家诸侯在“温”那里集会，要向那些不肯顺从的诸侯问罪。

一些补充：

参加此次集会的诸侯已经列于上面那条《春秋经》中，所以这条《左传》就不重复列出了。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蔡”——“上蔡”推测位置为：东经114.25，北纬33.25（上蔡西南卢岗乡-翟村东二郎台周围。蔡国故城遗址，长方形城，东2490，西3187，南2700，北2113。西周至昭十三年（前529），蔡；昭十四年（前528）至战国，楚。昭十一年蔡灭，昭十三年复封于新蔡，哀元年因楚围请迁，哀二年迁于下蔡——州来）。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陈”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莒”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邾”（杨注：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僖二十一年传称之为“蛮夷”。）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绎音亦，邾邑，今山东省-邹县东南有峄山，绎、峄字通。邾文公所迁当在峄山之阳与郭山之北夹谷地带。一九七二年夏于此地因大雨冲出一铜鼎，为费敏父嫁女与邾之媵鼎。沈钦韩《地名补注》引《山东通志》谓邾城在邹县东南二十五里，邾文公所迁城周二十余里，在峄山之阳，俗误为纪王城，邾迁都后，境内又另有绎邑，宣十年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峄，乃取其别邑，非取其国都。#“绎”，《公羊》作“蘱”，不知其故。杜《注》：“绎，邾邑。”孔《疏》云：“文十三年《传》称邾迁于绎，则绎为邾之都矣。更别有绎邑，今鲁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绎山为名，盖近在邾都之旁耳。”余见文十三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秦”推测位置为：东经107.39，北纬34.50（雍，凤翔南古城。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3480╳3130，1000万平方米，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

“温”（杨注：温，周王畿内之小国，当在今河南省-温县稍南三十里之地。#温，在今河南省-温县西南三十里。会于温，《经》文未书，盖书“盟于瓦屋”可以包括之。#成公十一年《传》云“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则苏忿生乃周武王时司寇而受封于温者也。温即隐公三年“取温之麦”之温，故城在今河南省-温县西稍南三十里。依庄公十九年《传》观之，温于庄公十九年仍为苏氏邑。以金文证之，如敔簋铭云“王赐田于[含攵]五十田，于旱五十田”，则此所谓温田者，亦王田之在温者耳，非以其全邑与郑，故温仍得为苏氏邑。#温为苏氏邑，成十一年《传》云，“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则温为苏氏始封邑。故僖十年《经》云“狄灭温，温子奔卫”，而《传》作“苏子奔卫”以邑言之则曰温子，以氏言之则曰苏子，一也。#温，今治西南，湨水所经。），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3，北纬34.91（温县城西16公里处的招贤乡-上苑村北地，温邑故城平面呈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近400米）。

《僖二十八年经》：

天王狩于河阳。（（p 0450）（05280016））（045）

《僖二十八年传》：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p 0473）（05280901））（045）

《僖二十八年经》：

壬申，公朝于王所。（（p 0450）（05280017））（045）

《僖二十八年传》：

壬申，公朝于王所。（（p 0473）（05281001））（045）

我的粗译：

在这次集会中，晋侯（晋文公）把天王请到了会上，然后他带领那些诸侯朝见天王，还请了天王去打猎。于是仲尼（孔子）评论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臣下让主上来见自己，不是好样子。所以《春秋经》上写着“天王狩于河阳”，就是要说这里不是巡猎的地方，同时也是要照顾干了大好事的晋侯的面子。）”

壬申那天（杨注：壬申，十月七日。此史失书月，或残阙所致。），我们的主上又一次前往天王的驻地朝见。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天王狩于河阳”曰：

“狩”，《谷梁》作“守”，守、狩字通。狩为冬日田猎之名，有解为巡守者，恐非。河阳在今河南省-孟县西三十五里。

杨伯峻先生注“且使王狩”曰：

《尔雅释天》云：“冬猎为狩。”邵宝《左觿》谓“凡天子之出皆曰狩，犹今之幸，非田猎之守”，误。《晋世家》云：“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壬申，遂率诸侯朝王于践土。”

杨伯峻先生注“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曰：

隐晋文召君之失，明其勤王之德。《晋世家》云：“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周本纪》云：“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孔子世家》云：“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杜预《后序》引《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盖晋史直纪其事，余详《前言》。

桥案：

一般都认为《左传》是讲解《春秋经》的，既然是讲解《春秋经》，就必然要讲解《春秋经》的写作意图，《左传》中共166段提到“书”，都意为写作《春秋经》，都是在讲解《春秋经》的写作意图。实际上《左传》中绝大多数用为动词的“书”都是指《春秋经》的写作。其中作“故书曰”的包括此处共七处：

1．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隐四年传》（p 0037）（01040401））（001、009）。

2．

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僖五年传》（p 0312）（05050804））（032）。

3．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 ‘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僖二十八年传》（p 0473）（05280901））（045）。

4．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故书曰 “郕伯来奔”。不书地，尊诸侯也。（《文十二年传》（p 0586）（06120101））（052）。

5．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 “逆叔姬”，卿自逆也。（《宣五年传》（p 0686）（07050301））（064）。

6．

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徵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反之，可乎？”对曰：“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 “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宣十一年传》（p 0714）（07110502））（068）。

7．

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杀之，故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申”。（《襄二年传》（p 0923）（09020801））（079）。

这些“故书曰”之“书”除此处外显然都意为鲁国之大史写作《春秋经》。此处也显然可作此解，我认为作此解才是合理的。所以此处根本不足以作为“孔子作《春秋》”的证据。

“王城”——“周”——“周宗”——“郏”——“郏鄏”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2，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河阳”（杨注：河阳在今河南省-孟县西三十五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4，北纬32.95（焦作-孟州-桑洼古城遗址，有保存完好的东周古城遗址和500米长、6米宽、8米高的周代土城墙，古城遗址面积近3000平方米。河南省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城墙。）。

离家太久了？

《僖二十八年经》：

诸侯遂围许。（（p 0451）（05280019））（045）

《僖二十八年传》：

丁丑，诸侯围许。（（p 0473）（05281101））（045）

《僖二十八年经》：

曹伯-襄复归于曹，遂会诸侯围许。（（p 0451）（05280020））（045）

《僖二十八年传》：

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公说，复曹伯，遂会诸侯于许。（（p 0474）（05281201））（045）

《僖二十九年经》：

公至自围许。（（p 0475）（05290002））（045）

我的粗译：

丁丑那天（杨注：丁丑，十月十二日。），各家诸侯包围了许国。

正巧晋侯（晋文公）得了病，曹伯（曹共公）的小厮侯獳就贿赂了晋侯的筮史，让他们借机向晋侯说了下面这一篇为曹国开脱的说辞：

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当年齐桓公主持集会，恢复了异姓的诸侯，现在主上主持集会，却讨灭了同姓的诸侯。曹国开国之君曹叔-振铎，属于文之昭那一辈，咱们的先君唐叔，属于武之穆那一辈，他们和我们是兄弟之国。现在我们主持了诸侯的集会，却讨灭了兄弟，这不合于“礼”。我们对曹国和卫国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们都完成了，现在处置他们的结果却不同，这不合于“信”。同罪异罚，这不合于“刑”。“礼”用来推行“义”，“信”用来保障“礼”，“刑”用来纠正“邪”，要放弃了这三者，主上能怎么办呢？）

他们的“公”（晋文公）听了很高兴，于是恢复了曹伯的君位，让他参加了诸侯在“许”的集会。

一些补充：

《春秋经》所言之“公”即鲁僖公，他从包围许国的前线上回来时已经到了下一年，即公元前六三一年（鲁僖公二十九年，周襄 王二十二年，晋文公六年，楚成王四十一年，齐昭公二年，秦穆公二十九年，宋成公六年，曹共公二十二年，卫成公四年）。

参加包围许国的各家诸侯的名称就是前面会于温的鲁、晋、齐、宋、蔡、郑、陈、莒、邾、秦，前面《春秋经》既已交代，《左传》作者在此就省略了。

杨伯峻先生注“诸侯围许”曰：

《说苑敬慎篇》云：“文公于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汤、武之心作，而忘其众，一年用三师，且弗休息，遂进而围许，兵亟弊，不能服，罢诸侯而归。”若然，则围许之役，无功而罢。

杨伯峻先生注《僖二十四年传》“晋侯之竖头须”曰：

竖，未成年人而给事者之称，其年当在十五以上十九以下，说参《周礼天官序官内竖》孙诒让《正义》。（（p 0415）（05240105））（038）

“许”——“旧许”推测位置为：东经114.03，北纬34.00（张潘镇-古城村，成十五年迁于叶）。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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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三十一年经》：

三十有一年春，取济西田。（（p 0484）（05310001））（045）

《僖三十一年传》：

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不速行，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p 0485）（05310101））（045）

《僖三十一年经》：

公子遂如晋。（（p 0484）（05310002））（045）

《僖三十一年传》：

襄仲如晋，拜曹田也。（（p 0486）（05310201））（045）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两年，我们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周襄王二十四年，晋文公八年，楚成王四十三年，齐昭公四年，秦穆公三十一年，宋成公八年，曹共公二十四年，卫成公六年），春天，我们接收了“济西”那块田地，这是从分割的曹国土地中获取的。当时主上派臧文仲（臧孙辰）前往接收，半路上，他住在“重”那里的馆舍，馆舍负责人就对他建议说：“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不速行，将无及也。（晋国刚刚收服了这些诸侯，必定喜欢恭顺的人。如果您不赶紧去，就怕赶不上了。）”臧文仲马上兼程前往，于是分得了很大一块：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

襄仲（公子遂，东门襄仲）去了晋国，也是要感谢分给了我们曹田。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取济西田”曰：

《公羊》以为曹所侵鲁之故田，以《传》观之，未必然。济西田，《经》凡三见，此取之自曹，宣元年以之赂齐，宣十年齐人又归于鲁。济西详庄十八年《经》、《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曰：

共同恭。《鲁语上》云，“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晋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云云，王念孙因谓此共字“当是先字之误”。钱绮《札记》驳之曰：“先至则为共，后至则为不共，《国语》自作‘先’字，不必与《内传》同也。”钱驳甚是。金泽文库本、敦煌写本残卷皆作“共”字。

杨伯峻先生注“东傅于济，尽曹地也”曰：

据顾栋高《大事表》，鲁所得当在今山东省-东平、巨野及旧寿张诸地间。《鲁语上》云：“獲地于諸侯為多。反，既覆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可补《左传》。

“济西田”（杨注：僖三十一年《传》云：“取济西田，分曹地也。”故《正义》以“济西”为济水之西，服虔以“济西”为曹地。#济水为古四渎之一，所谓江、河、淮、济是也。源出河南省-济源县-王屋山。春秋时济水经曹、卫、齐、鲁之界。以僖三十一年《传》证之，济西为曹地，曹鲁分境之济，当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寿张县、东平县之间。济水今惟存发源处。#僖三十一年《传》云：“取济西田，分曹地也。自洮以南，东傅于济。”盖济西之田，本得之于晋，今则用以赂齐。《年表》云：“齐惠公元年，取鲁-济西之田。”），我估计其中心位置为：东经115.7，北纬35.4（考虑“自洮以南，东傅于济”）。

“重”（杨注：重，旧读平声，据《国语鲁语上》韦《注》，为鲁地名，据《一统志》在今山东省-鱼台县西。馆者，候馆也。），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4，北纬35.2（鱼台西北）。

“洮”（杨注：洮，地名，其北属鲁，其南属曹，三十一年《传》“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者是也。此则曹地，据《水经注》，当在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杜《注》：“洮，曹地。”马宗琏《补注》云：“郦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谓之洮。’”余详僖八年《经注》。#此时卫都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之颛顼城，距洮不过五十余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5.21，北纬35.52（濮阳县-徐镇）。

“鲁济”杨伯峻先生注云：“春秋时济水经曹、卫、齐、鲁之界，在齐界者为齐济，在鲁界者为鲁济。盖流经今山东省-巨野县、废寿张县、东平县之间，穿曹-鲁之境者为鲁济，其流在今东阿县以下穿齐、卫之境者，则齐济也。”下面是“鲁济”地图，割自《春秋左传注》初版附《郑宋卫》地图，从图中亦可概见“济西田”的范围：

《文三年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会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沈。沈溃。（（p 0527）（06030001））（045）

《文三年传》：

三年春，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溃。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p 0528）（06030101））（045）

《文三年经》：

夏五月，王子虎卒。（（p 0527）（06030002））（045）

《文三年传》：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来赴，吊如同盟，礼也。（（p 0529）（06030301））（045）

我的粗译：

再四年后，到我们文公三年（公元前六二四年，周襄王二十九年，晋襄公四年，楚穆王二年，齐昭公九年，秦穆公三十六年，宋成公十三年，曹共公二十九年，卫成公十一年），春天，我们的卿庄叔（叔孙得臣）率兵会合各家诸侯的部队进攻了沈国，这是因为沈国站在楚国那一边。沈国崩溃了。

凡是“民”逃离他们的长上的，《春秋经》上就用“溃”字，如果是他们随同长上一起逃离的，《春秋经》上就用“逃”字。

这年夏四月乙亥那天（杨注：乙亥，二十四日也。），王叔文公（王子虎）去世了，他家来通报了我们，我们像同盟诸侯那样派了人去他们家吊唁，这合于“礼”的要求。

一些补充：

“伐沈”之各家诸侯的名称载于《春秋经》，故《左传》作者未再开列。

杨伯峻先生注“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曰：

僖五年《经》，“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襄七年鄬之会，《经》亦书“陈侯逃归”，此在上曰逃之例。在上之逃，一人及其随从而已；民逃其上，人数众多，（脱离控制，奔逃秩序混乱，）故不曰逃而曰溃。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文公卒，来赴，吊如同盟”曰：

僖二十八年，王子虎与鲁及其他诸侯盟于践土，二十九年又同盟于翟泉，此所谓同盟也。然王子虎乃周室卿士，非诸侯，亦以同盟诸侯之礼吊之，故曰吊如同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陈”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8，北纬33.73（淮阳县城）。

“卫”——“楚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4，北纬35.54（今滑县-八里营乡-殿上村一带，冢上村北约两公里，僖二年——前658，封卫于楚丘。今卫王殿遗址，俗称卫王城）。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沈”（杨注：沈，国名。传世器有沈子簋，据铭文，知沈子实为周公之曾孙，其父始封于沈，沈子继其父封，然犹秉承其大宗周公，说详《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三卷三期温廷敬《沈子簋订释》。其地在安徽省-阜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之沈丘集，西北距河南省-沈丘旧县治三十里，约在今临泉县，今沈丘县则已移于旧治北之槐店。#沈为楚国之县，或以为即沈国，然沈国-春秋末期犹在，则楚此时不得有其全部土地，或文三年楚伐沈时曾得其部分土地以为楚县，《左传》襄二十四年楚康王时有沈尹寿，昭四年灵王时有沈尹射，五年又有沈尹赤，十九年平王时有沈尹戌，哀十七年惠王时有沈尹朱，而哀十八年另有寝尹，则沈未必即寝丘，尤未必即孙叔-敖之所封。说参李惇《群经识小》及梁履绳《补释》。#沈，县名，即故沈国地，今安徽-临泉县，见文三年《经注》。#沈，姬姓，故国在今河南-沈丘县东南沈丘城。即安徽-阜阳市西北。又见文三年《经注》。#阮刻本无“沈”字，今从《校勘记》及金泽文库本增。），推测位置为：东经115.24，北纬33.07（沈丘古城遗址）。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王城”——“周”——“周宗”——“郏”——“郏鄏”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2，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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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四年传》：

曹伯如晋会正。（（p 0533）（06040301））（045）

《文五年经》：

夏，公孙敖如晋。（（p 0538）（06050004））（045）

我的粗译：

一年后，到我们文公四年（公元前六二三年，周襄王三十年，晋襄公五年，楚穆王三年，齐昭公十年，秦穆公三十七年，宋成公十四年，曹共公三十年，卫成公十二年），曹伯（曹共公）去了晋国了解进贡的额度。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曹伯如晋会正”曰：

杜《注》：“会受贡赋之政也，《传》言襄公能继文之业，而诸侯服从。”读正为政。盖当时小国诸侯有向霸主纳贡赋之义务，因以定其额也。顾炎武《补正》云，“会正即朝正也”，则读正为正月正岁之正。然晋虽行夏正，以周之三月为正月，但曹伯夏季如晋，亦已过朝正之期，恐顾说不如杜。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公孙敖”（孟穆伯）是鲁国的卿，前往晋国应该也是去了解进贡额度的。

《文五年经》：

秦人入鄀。（（p 0538）（06050005））（045）

《文五年传》：

初，鄀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夏，秦人入鄀。（（p 0539）（06050201））（045）

《文五年经》：

秋，楚人灭六。（（p 0538）（06050006））（045）

《文五年传》：

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p 0539）（06050301））（045）

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p 0540）（06050401））（045）

我的粗译：

当初，鄀国背叛楚国投向了秦国，却又仍和楚国保持关系，就在我们的文公五年（公元前六二二年，周襄王三十一年，晋襄公六年，楚穆王四年，齐昭公十一年，秦穆公三十八年，宋成公十五年，曹共公三十一年，卫成公十三年），夏天，秦人攻入了鄀国。

也在这一年，六人背叛楚国投向了东夷，秋天，楚国的成大心和仲归（子家）率领部队攻灭了六国。

到这年冬天，楚国又派公子燮攻灭了蓼国。

我们的卿臧文仲（臧孙辰）听说六国和蓼国被楚国攻灭，感叹说：“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皋陶和庭坚没人祭祀了，就一转眼。不能广施恩惠，竟让“民”无依无靠，哀哉！）”

一些补充：

虽然在城濮打了败仗，但楚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还仍然是威风八面的。不过一遇上秦人他们就不那么威风了，秦人似乎一贯克他们。

杨伯峻先生注“秦人入鄀”曰：

文十五年《传》谓“获大城焉曰入之”，此盖用其义。此时鄀盖仍都商密，秦人入鄀，则取商密并入己国。鄀未亡，迁都今湖北省-宜城县东南，为楚附庸。《水经沔水》云：“沔水又迳鄀县故城南。”《注》云“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是也，故定六年楚令尹子西得迁郢于鄀，谓之鄢郢。

杨伯峻先生注“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曰：

据十年《传》，仲归字子家。古人名“归”者，多以“家”为字。如宣四年《经》、《传》之郑-公子归生、十四年《传》之鲁-公孙归父、襄二十八年《传》之齐-析归父、昭元年《经》、《传》之蔡-公孙归生俱以“子家”为字。见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

杨伯峻先生注“皋陶、庭坚不祀忽诸”曰：

此八字宜作一句读，昔人分为两读，误。此犹言皋陶、庭坚忽焉不祀，惟忽焉作忽诸，倒置句末，故前人多不得其解。于鬯《香草校书》谓“忽诸合音为吁，盖叹词也。此当读皋陶、庭坚不祀六字为句，忽诸二字属下文为义”云云，亦不可信。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左传注释》引《诗大雅皇矣》“是绝是忽”、毛《传》“忽，灭也”为释，则与“不祀”义重复，不取。文十八年《传》，高阳氏才子八人有庭坚，杜《注》本班固《汉书古今人表》，谓“庭坚即皋陶字”，则以此皋陶-庭坚为一人，然此说实难置信。崔述《夏考信录》疑之，云：“《典》、《谟》之称皋陶多矣，帝称之，同朝之臣称之，史臣称之，皆以皋陶。乃至后世之诗人称之，儒者称之，亦同词焉，从未有一人称为庭坚者，何所见而知庭坚之为皋陶乎？”皋陶与庭坚宜为两人。雷学淇《世本校辑》云：“皋陶出自少昊，其后为六，偃姓；庭坚乃出颛顼，其后为蓼，姬姓。二国之姓，并详见《世本》。”其说宜与《传》意相会。然《楚世家》云：“穆王四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后。”虽未言皋陶、庭坚为一人，但以六、蓼俱皋陶后。

“秦”推测位置为：东经107.39，北纬34.50（雍，凤翔南古城。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3480╳3130，1000万平方米，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

“鄀”——“上鄀”——“商密”——“商”推测位置为：东经111.12，北纬33.18（商密，上鄀，寺湾下古城）。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六”（杨注：六，国名，据《传》文，为皋陶之后。其故城当在今安徽省-六安县北。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云：“彔国，殆即‘楚人灭六’之六。”），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52，北纬31.81（六安西古城遗址）。

“蓼”（杨注：蓼音了，国名，但与桓十一年《传》之蓼同名而异国。据《传》，此蓼国为庭坚之后，《礼记坊记》、《淮南氾论训》俱云“阳侯杀蓼侯（《坊记》“蓼”作“缪”，王引之《述闻》谓声相近而假借）而窃其夫人”，蓼即此蓼国。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北有蓼城冈，盖即古蓼国。），推测位置为：东经115.87，北纬31.88（固始县-高墩子村，蓼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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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五年经》：

冬十月甲申，许男-業卒。（（p 0538）（06050007））（045）

《文六年经》：

六年春，葬许僖公。（（p 0542）（06060001））（045）

《文九年经》：

秋八月，曹伯-襄卒。（（p 0571）（06090010））（045）

葬曹共公。（（p 0572）（06090014））（045）

一些补充：

许男-業即许僖公，“冬十月甲申”杨伯峻先生注为“十八日”。曹伯-襄即曹共公。

许僖公和曹共公都是城濮之战的涉及者。许僖公死于公元前六二二年（鲁文公十年，周襄王三十一年，晋襄公六年，楚穆王四年，许僖公三十四年，曹共公三十一年），距城濮之战十年；曹共公死于公元前六一八年（鲁文公九年，周顷王元年，晋灵公三年，楚穆王八年，曹共公三十五年），距城濮之战十四年。

《文十年经》：

楚杀其大夫宜申。（（p 0575）（06100003））（045）

《文十年传》：

初，楚-范巫矞似谓成王与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将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适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惧，而辞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王使为工尹，又与子家谋弑穆王。穆王闻之，五月，杀鬭宜申及仲归。（（p 0576）（06100301））（045）

我的粗译：

当初，楚国“范”那里的“巫”矞似曾对成王和子玉（成得臣）、子西（宜申，鬭宜申）说：“三君皆将强死。（三位主上都得不了好死。）”城濮之役战败后，“王”（楚成王）想起了这话，所以赶紧派人制止子玉说：“毋死。”没来得及。又去制止子西，子西也已上了吊，但上吊绳断了，正赶上“王”的使者到了，就制止了他，任命他为商公。

到我们文公十年（公元前六一七年，周顷王二年，晋灵公四年，楚穆王九年），子西从“商”那里沿汉水而下，再溯江而上，要前往“郢”作乱，路过渚宫的时候，正好“王”（楚穆王）在那里，就下来接见了他。子西害怕了，赶紧推托说：“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臣下被‘王’赦免了死罪，但还是有谗言，诬告臣下要逃走，臣下是来司败投案来了。）”

于是“王”任命他为工尹，可他又和子家（仲归）一起要弑杀穆王。穆王发觉了他们的阴谋，就在这年五月杀掉了鬭宜申和仲归。

一些补充：

楚成王此前已为其大子商臣弑杀，见《文元年传》：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大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从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p 0513）（06010701））（050）

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p 0515）（06010702））（050）

杨伯峻先生注“楚-范巫矞似”曰：

范，楚邑。范邑之巫名矞似。《北魏书阳固传》引阳固《演颐赋》云：“识同命于三君兮，兆先见于矞姒。”矞似作矞姒。刘文琪（淇？）《疏证》云：“似、姒异文，古之巫多女，疑阳氏所称为古本也。”矞音聿，又音玦。

关于楚国之“范”，《左传》中有两条涉及，如下：

范山言于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囚公子坚、公子尨及乐耳。郑及楚平。（《文九年传》（p 0573）（06090501））（056）

初，楚-范巫矞似谓成王与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将强死。”（《文十年传》（p 0576）（06100301））（045）

另外还有一条《国语》，其中提到的“范無宇”我认为也出于这个“范”：

靈王城陳、蔡、不羹，使仆夫子晰問于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景、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征、衙。叔段以景患莊公，鄭幾不克，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為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弒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征、衙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楚語上》）

据后世传说，在淅川县-大石桥乡-柳家泉有一个“范”，范蠡出焉，是某一支范氏家族的发源地，所以我估计此地就是楚国之“范”所在：

“范”——“三户”（杨注：范山，楚大夫。范，楚邑，十年《传》有“范巫矞似”，杜《注》“矞似，范邑之巫”可证。则范山盖以邑为氏。），推测位置为：东经111.22，北纬33.07（淅川县-大石桥乡-柳家泉）。

杨伯峻先生注“沿汉泝江”曰：

沿，顺流；顺汉水而下。泝，逆流；然后向长江上游逆水而行。

杨伯峻先生注“王在渚宫”曰：

《水经江水注》云：“江陵县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矣。”《名胜志》云：“渚宫，楚之别宫。梁元帝于渚宫故地修造台榭。”宫当在今江陵县治。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鄀”——“上鄀”——“商密”——“商”推测位置为：东经111.12，北纬33.18（商密，上鄀，寺湾下古城）。

“渚宫”（杨注：《水经江水注》云：“江陵县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矣。”《名胜志》云：“渚宫，楚之别宫。梁元帝于渚宫故地修造台榭。”宫当在今江陵县治。），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19，北纬30.36（荆州古城）。

下面是“沿汉泝江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注意，据说当时已经有所谓江汉运河，自“郢”东北方近处的汉水通“郢”，如此，则“渚宫”之所在当另行考虑。

杨伯峻先生注“臣归死于司败也”曰：

《论语述而》有“陈司败”，定三年《传》述唐人“自拘于司败”，是知陈、楚、唐俱有司败之官。此“归死于司败”，与襄三年《传》“请归死于司寇”文意同，足知陈、楚、唐之司败即他国之司寇。子西托辞入郢请死。

杨伯峻先生注“王使为工尹”曰：

杜《注》：“掌百工之官。”宣四年《传》“蔿贾为工正”，似工尹即工正。宣十二年《传》“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昭二十七年《传》“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则工尹亦可临时统兵。

“城濮”推测位置为：东经115.37，北纬35.47（临濮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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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战虽然晋国打胜了，但仅仅是由晋国接过了齐国的霸主责任，一时遏止了楚国进攻的势头。很快，不到二十年，楚国下一位名君楚庄王就要登场了，到了三十五年后，楚军就在“邲”大败晋军。所以后人有云：“城濮之兆，其报在邲”（《昭五年传》（p 1271）（10050802））（110）。

上面引文《国语》中的这句话，”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尤其是最后的“官宰食加”。

这句话总的是说收入来源。

我觉得需要理解的主要是“官”这个字。《说文》说“吏事君也”，《增韻》说“職也，使也，公也”，大体意思是说这是族长手下用来侍奉、供奉族长的手段，所以我体会《左传》里说“官”往往是说职能部门，“官宰食加”的“官”大体也如此，“官宰”则大体是职能部门的首长。至于“加”，却不知是如何“加”，从何处“加”，总归是在某个渠道上附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