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长征八十周年总结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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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政治”的军队才能长征

在谈论长征之前，我们应该回顾一下“长征” 概念的出现。从公开资料来看，红军把“长征”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向世界公布，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的1935年11月13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当时各个方面军之间只有一两部电台进行联系，很难传输长篇文稿。虽然此时四方面军正在川西发动百丈关战役企图攻占成都，红二方面军还停留在南方根据地未出发，但大多数官兵恐怕不会看到这篇宣言的全文，他们也得到达陕北之后，才能知道自己走过的路被概括为“长征”。

为什么在长征途中没有人做类似概括呢？因为在长征发起前数年时间，或者可以说从1927年开始土地革命战争那一刻起，各支红军就始终在进行战略上的机动作战，从未久居一地。追根溯源，参与长征的三大方面军长征出发地都不是自己最初的根据地，只有25军的三个团算是从老根据地走到了陕北。比如说，一方面军自从1929年红五军突围后就未曾控制过井冈山（再次控制要到1949年），而是从江西西部转移到江西东部靠近福建的中央苏区（一方面军出发地）；二方面军由湘西和湖北洪湖两地的红军组成，但在1935年出发时，根据地是贵州边境的湘鄂川黔苏区。至于四方面军，众所周知创建地点在湖北河南安徽边境的鄂豫皖苏区，发起长征时却已身在川陕边境，两地直线距离接近1000公里。对于那个年代的红军来说，长途行军就像打仗一样是家常便饭。直到他们在陕北休整下来回顾30年代中期那两年的作战记录，才发现自己横穿了大半个中国。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红军长征前数年的战略转移和长征是同一个历史趋势的不同阶段。

图1 中部红色间断线为1932年四方面军转出鄂豫皖，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路线。

图2 红三军（二方面军前身）1932年从洪湖根据地向西转移的路线图

红军走远路不仅仅是为了机动作战，更是为了改造中国社会。上一段提到的所有地名都曾经是繁盛的红军根据地。所谓根据地，就是军事上被红军控制，政治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基层社会被土改掀翻的地区。长征前红军能够在大半个中国的范围内建立几十块根据地，即便丧失其中一部分也能在其他地方迅速重建，这说明了土地革命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更说明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牧区都存在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一旦用革命的方式把矛盾挑开，立刻就会在动荡中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图3 全国苏区分布（1930年）

所以，“讲政治”的红军虽然脱离根据地作战，却往往能够通过革命行动来扩大队伍，即便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能获得当地人民的善意中立。不至于和历史上大多数流动作战的军队那样，越打越少，越走越弱，最终以流寇的身份灭亡。毛泽东在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说：

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勿谓言之不预。1950年国民党在西南做最后挣扎，宋希濂兵团这样的头等主力就被迫走上当年的红军的长征路，向西撤退。结果，虽然宋希濂有汽车代步，还有飞机侦查，还是被两条腿走路的解放军追上，在大渡河边被活捉，到北京功德林当了重量级的俘虏。

2 为什么会有长征

红军流动作战，终极目标是为了创建更多的根据地，最终连成一片改造中国。但为何红军要放弃华中和东南地区的大片老根据地，向西北转移，以至于经历一年多的无后方作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之前南方根据地存在的基础。对此毛泽东已经有深刻的总结：

我们回顾这五个因素。其中第四第五要靠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的努力，属于主观条件，我们暂且放下不提。第二条的确很重要，是众多苏区创建的前提，比如说井冈山上的红军，一半是北伐革命动员的农民武装，一半是经过大革命影响的旧军队，没有这些火种就没有之后的星火燎原。但发展到30年代，全国已经有十余万红军骨干力量，几十块根据地或游击区，共产主义革命自己就能提供更多的“种子”，在大革命影响区域外也可以“播种”，这一条就不再成为决定性因素了。第三条也很重要，但国内局势要靠红军自行推动，更要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五个因素可以归纳出两个客观条件：军阀是否保持分裂状态，帝国主义是否积极干预中国。

先说军阀的分裂状态。即革命力量必须充分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用团结的革命武装去击败不团结的旧军队，才能安然度过从弱小到强大的发展阶段。这一条在中原大战前是基本成立的——四大新军阀争夺北伐成果，都企图继承北洋“正统”，还有众多省级、准省级军阀连同汪精卫势力把局势搅的更混乱。但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军阀混战开始向一家独大的局面转化。虽然“易帜”的张学良派系也是中原大战的胜利方和决定性因素，但第二年的九一八事变挖掉了奉系军阀的根子，从此张学良成为丧家之犬，仰赖蒋介石集团的财政支持，不再是举足轻重的全国性力量。

这意味着从1932年开始，毛泽东在1928年总结的南方革命条件出现了重大变化，蒋介石集团凌驾于众军阀之上，开始组织相对团结的旧军队来对付苏维埃政权了。要理清长征时期的历史，我们需要搞清楚蒋介石集团崛起的原因。

其实蒋介石集团并非国民党“正统”，甚至在国民党反动派中也并非绝对的头牌。国民党北伐的政治中心始终定位于中路的武汉，而蒋介石掌握的第一集团军也没有力压群雄的绝对优势。但在北伐中，蒋-何（应钦）系军队靠东行动，占领了江苏、浙江、安徽的大多数地区和上海，从而控制长江口航运，直接和列强的商业利益相关。

图4 新军阀割据图 蓝色为蒋介石控制区，实际上区内尚有二级势力

图5 北伐末期的蒋介石位置，占据长江口

从政治经济角度来定义，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半殖民地，即是未被帝国主义直接占领，但事实上沦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生产地的国家。由于中国内地基础设施落后，铁路网不发达，在东北沦陷之后，三分之二左右的对外贸易依赖于长江（含支流）水路运输，所以最核心的商业税收就是长江口的关税。蒋介石集团掌握了长江口，就拿到了中国最大、最稳固的一笔现金流，完全压倒内地军阀从土地上拿到的封建田赋。更何况内地军阀买武器，买物资也往往要通过长江口，再被蒋介石拔一层毛。对于不想真正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秩序的政权来说，长江口简直就是中国的心脏和大脑。

为了这么大一块利益，蒋介石集团当然愿意和帝国主义合作，保护各国在华资产，以低税率和反苏来维护帝国主义利益，从而借关税和盐税（同样集中于沿海）去压倒内地军阀。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关税已经占国民政府收入的51%，还有14%是盐税。所以蒋介石“大度”地向各省军阀宣布，中央不再要各地的土地税，既缓和了矛盾，也不影响他称雄中国的目标。再过几年，井冈山时代的军阀争霸局面渐渐退潮，南方革命根据地真正的考验就到了。

注：具体情况请看：为什么近代自北洋军阀到民国，最后是共产党得天下？-马前卒的回答

此外，20年代末正逢大萧条时代，西方列强一片慌乱，干预中国的力度较差。到了30年代初，各国勉强控制了局面，法西斯国家开始抬头，蒋介石趁机搭上了纳粹德国这条线，用钨砂贸易换来了德国军火和顾问，全力对付红军，英美也默许纳粹和中国的合作。帝国主义再次联手压制中国的革命形势。可以说几年前培养红色政权的客观有利条件已经大大弱化。这是从东南向西北长征的必然性。

3 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吗？

毛主席为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开列了五个原因。第四条是强大红军的存在，第五条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虽然客观条件有所退化，但这两个主动因素的确有一定的增强：红军到了30年代中期已经有十余万核心力量，苏区建设也逐渐摸索出了经验。用这两个日渐增强的条件去抵偿逐渐弱化的客观条件（军阀混战平息、帝国主义重新伸手）是可能的，但非常依赖于领导集团的实际操作水平。对于如何扬长避短以赢得战争，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必须承认，1932年后客观不利条件在增强，毛泽东也没有说自己的方案必定应验，但至少他指出了红军在长江中下游扭转局势的最好机会。因为国民党“中央军”缺乏政治动员，士气低，行军慢，野战能力差，前几次围剿以数倍的兵力优势被红军野战击败，这次只能靠堡垒步步为营，以战术防守来实施战略进攻。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这种保守战法显然存在非常大的漏洞。

具体而言，中国是个农业国，几万个水泥碉堡和几千公里的军用公路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蒋介石不可能在中国东部修满工事。而且碉堡和公路不能移动，国民党军的侧面和后方必定存在巨大的机动战场空间，只要能突破（绕开）防线到敌军后方，威胁江浙沪核心区，切断敌人围困兵力的后勤，“中央军”就必须脱离碉堡回援，在红军的预设战场上进行野战，这就是扬长避短。

当然，在碉堡群中间打出突破口也不是容易事，但在半殖民地经济下，蒋介石并没有钱搞全面包围，只能在北方设置主防线，由顾祝同带领中央军龟速前进。西面防线交给了半心半意的湖南军阀何健，南面防线交给了粤军陈济棠——就是那个长征前夕和红军达成让路协议的陈济棠；至于东面……是早就想干掉蒋介石的十九路军蔡廷锴。这三支军队未必喜欢红军，但绝不愿意看到蒋介石一家独大。红军如果以蒋介石的地盘为目标进行迂回突破，他们也不会很认真抵抗。实际上，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的十九路军何止是消极怠工，他们在第五次围剿的高潮阶段宣布福建独立，反蒋建国！蒋介石的防线出现了漏洞，还被迫从正面抽调部队进入福建对付十九路军，为此把众多主力的侧翼暴露给中央苏区。

图6 福建事变地图。红军未能侧击入闽作战的“中央军”

十九路军策动福建独立，客观上是因为蒋介石集团封建本性和年轻军官社会改革思想的矛盾，但能在如此恰当的时机爆发，可以说超额完成了毛泽东对军阀矛盾的预期，对危机中的红军是一个天赐良机。就在长征前数月，寻淮洲从东路带几千人北上，以实际上两个团的兵力在敌后纵横数月，靠1200条步枪杀入福州郊区，联合十军团（合计数千战斗兵员）打到了长江岸边的青阳县，充分说明了机动作战的可能性。此时中央红军尚有5万骨干，如果积极配合十九路军，完全有可能打破蒋介石的封锁，甚至可能直接重创蒋介石政权。但是，当时毛泽东并不在红军领导层，博古李德等高层领导战术上崇尚硬碰硬，战略上拒绝和十九路军合作，坐视蒋介石镇压福建事变再回来围剿，浪费了最后一次立足南方的机会，只能选择战略转移，走上长征之路。

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的多次错误决策也要为红军被迫长征负责。比如说，当时的党中央醉心于攻击中心城市，多次强令各路红军围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本来1932年苏家埠战役后，四方面军已经有三四万骨干力量，在鄂豫皖根据地大有可为，结果中央一声令下围攻武汉，中央代表张国焘沈泽民带领四方面军南下大伤元气，被迫放弃淮河流域的大别山，向西1000公里到四川北部去发展。同时被中央强令攻击武汉的还有洪湖的贺龙部队，贺龙因此不得不放弃洪湖苏区，到贵州边境重建根据地。甚至四川川东游击军的王维舟部队也被命令奔袭武汉，为此差点丢光了四川红军的家底，险些无人接应四方面军入川。之前毛泽东彭德怀被强令第二次攻击长沙，也几乎葬送了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老底子……这一系列错误决策浪费了大量实力，如果积攒起来，本来也可以在1934年多上几万精锐红军和十几个县的根据地，让蒋介石剿不胜剿。

但历史没有如果，一个新生的组织不可能避开所有失误，战争往往就是比双方谁的失误少。每次都指望自己掷出六点才能胜利的人，必定是末路赌徒。毛泽东也不是天生就应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决策能力不仅要用他的正确来证明，往往也需要很多人的错误来证明。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固然是失败，但为年轻的共产党提供了一次新的磨合机会。毛泽东跟着自己参与创建的红军和党走上了长征路。

4 长征去哪里？

既然长征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目标？

正如毛主席总结，革命的第一批种子源于北伐军和412政变前的大革命，所以大多数苏区都在南方长江流域。这里接近蒋介石的核心区域，是南京政府向内地扩张的首要障碍，要正面承受蒋介石集团的压力，在蒋介石集团坐大之后是一个很危险的区域。

而且长江不仅仅是商业通道和蒋介石集团的财政来源，在军事上也有非常有利于反动派——外国列强和南京政府都有军舰，可以借江河阻断交通，也可以用客轮快速运兵。寻淮洲、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的时候，蒋介石就从水路紧急调49师到福建围剿，最终击败了这支孤军。红军两次攻击长沙，也都遭到美英等国的军舰炮轰。长江及支流日益成为红军发展的不利条件。可以说，从南方长江流域向北方转移，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地转移，是有客观合理性的。陕北正是符合这一条件的战略转移方向之一。

图7 帝国主义积极干涉的地区，也就是红军无法自由机动的地区

但北方或者说西北很广阔，不止是陕北一地，哪里是最合适的落脚点呢？

前面提到了，红军30年代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强行攻击地区中心城市。实际上，在解放战争之前，共产党军队几乎所有攻击省城的行动都失败了，只有彭德怀的三军团短暂攻入长沙，然后在地方军阀、“中央军”、帝国主义炮舰的联手攻击下只占领了九天。

为什么不能攻击中心城市（及周围的平原）呢？因为红军是一支从农村建立的轻步兵军队，没有兵工厂，缺乏攻坚所需的重武器，攻城和平原作战往往损失巨大。而且平原地区和省城是地方军阀的统治核心，平时军阀可以看着红军和中央军对打乐观其成，一旦红军企图占领省城，地方军阀会瞬间和蒋介石结成牢固的联盟。再加上南方大多数省级城市都在长江或支流沿岸，便于军舰和运输船出入，很容易触发发帝国主义亲自下场的战斗（比如彭德怀攻长沙），攻击省城一般得不偿失。

所以，红军在有能力席卷全国之前，应该尽量避免攻打中心城市，尤其要避开对方有军舰和运输船通航的中心城市和平原。这意味着红军最好的发展方向在各省交界处的山区。成功的红军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般都有多个省的冠名（如鄂豫皖根据地、湘赣根据地），往往还要加上一个“边”字（如湘黔边根据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样看来，既然四方面军在大别山淮河流域没站住，中央红军在福建江西的山区没站住，就应该向西寻找类似的地方——而且最好远离长江能通航的干支流。四方面军在长征前选择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落脚，就比较符合这个条件。一方面军仓促转移，一路向西，先是到湘西寻找贺龙兵团的企图受挫，然后在遵义转由毛主席指挥，一度也想穿越四川去找四方面军。但毛主席也没办法在军舰攻击下偷渡长江——蒋介石在宜宾和江津之间布置了炮艇和装甲商船，所以四渡赤水，红军甩开国民党军队继续一路向西，直到金沙江（长江上游干流）不能通行大船的地方，才从皎平渡穿过长江，沿着中国地理第一阶梯的边缘北上，得到和四方面军汇合的机会。

一时间，似乎川陕革命根据地要成为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然而，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的时候，发现来迎接的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山区，全军西渡嘉陵江来会师。原来在张国焘的领导下，四方面军内部肃反太严重，干部水平急剧下降，民政工作搞的很差，再加上经济政策过于激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动员能力到了极限，不足以支持两支红军长期休整。所以张国焘简单粗暴地放弃了根据地。红军再次面临去哪里的问题。

到此为止，红军的选择已经不多了。首先不可能是少数民族地区（新疆西藏被排除），其次必须有一定的农业基础（甘肃大多数地区不行，），第三要是远离省城的山区（秦岭不合适），第四需要地形开阔，方便红军大步进退打运动战（汉中安康被排除）……如此看来去陕北最合适。恰好中央此前从报纸上获知陕北根据地尚存，还有红25军（四方面军留在河南湖北的野战部队）前去支援，北上去陕甘边区就成了最优选择。

然而，此时张国焘的个人野心问题逐渐暴露。西征后，张国焘号称拥兵八万（实际战斗兵员约4万），明显多于长征到半途的中央红军（1.5万）。他企图通过军事优势取得党的控制权，消极抵制中央决策乃至发出武力威胁。结果是一方面军先期北上去陕甘，四方面军（和一部分一方面军部队）的战略出现了极端摇摆，时而要去青海新疆避战，脱离中国核心省份；时而转身冲击四川的平原地区，喊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流寇口号。最后百丈关一战，“中央军”和四川军阀联合起来击败四方面军，张国焘只能带着剩下的3万红军撤退。

此时二方面军孤悬南方，沿着一方面军类似的路线北上，再次于川西和四方面军汇合，一起前往陕北。此前25军第二次在鄂豫皖根据地撤退，虽然没带电台，不知道中央红军的动向，但几经周折也选择了陕北。于是百川归海，陕北根据地成了几路红军长征的共同终点。周边的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西北马家武装再次形成了互相牵制的军阀割据局面，为红军提供了发展空间。可以说，虽然红军用了一番曲折才确定目标，但长征从东南方向出发，向西北山区转移，这个总趋势也是一种历史必然性。

图8 长征路线图，未包括四方面军自鄂豫皖转移。下方紫色线条为六兵团先期出发的战略侦查路线

5 偶然和必然

自然规律是世界上最中立的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革命者和革命领导人不一定比他们的对手更聪明、更博学，但革命往往能够解决旧社会内部的矛盾，建立超越旧利益集团的新生力量，从而利用旧统治集团无法利用的力量。30年代的红军也许错过了很多取胜的机会，但他们打破封建秩序，灌输革命思想，在中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党和军队，能在上万公里的征程中保持战斗力，还能扩大政治影响。所以，即便所有客观条件都转向不利方面，即便有选择最优作战方案，红军依然可以选择进行战略转移，在反动力量鞭长莫及的地方继续革命。而在同样的道路上，国民党军无论扮演追击者还是被追的一方，都未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可见革命的胜败不仅仅是个谋略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今天的世界格局——在大洋贸易线路、重要海峡和金融制高点都被美国控制的现状下，身处全球最大一块陆地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选择向内陆发展，依托实体经济和内陆-沿海贸易来发展新的世界秩序，本身并不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方案。我们也可以预料到某些国家未必会喜欢这个趋势。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成败因素，重要的是中国是否能突破200年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满足本国和世界人民被压制的梦想，进而动员出完全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新型政治-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年代开出一条有希望的发展道路。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甚至发展中出现一时的失误乃至错误，这个国家也一定能像当年的红军那样，通过战略转移来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一般谈到“长征”这个概念的时候，后人往往有两个误区。首先是把一方面军从江西到陕北的行军当成绝对主线，忽视了其他部队的征途；另一个误区是虽然看到不同的红军部队都参与长征，但忽视了各支红军之间的协同，把长征看成孤立的几次长途行军。

实际上，在整个长征期间，各方面军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电报联系，在战略上屡屡做出协同，为此不惜牺牲本单位的局部利益。而几支主力红军分出的各个支队虽然不一定有电台，但无论是执行侦察、后卫任务，还是吸引敌人主力进行佯动，都能坚决执行上级指令。

当然，张国焘制造的四方面军独立倾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也必须看到，之所以张国焘的“事迹”如此出名，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已经默认红军绝不可能出现类似的分裂。本来，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兵强马壮为天子”才是最通用的规则。民国几十年，一个个地方军阀借着暂时的兵力优势进入北京和南京当大总统，每个军官只要掌握部队超过一个师就有独立倾向，和他们相比，张国焘这点偶然的野心简直太“正常”了。只是张国焘“不幸”是红军的成员，才未能落实他个人的权力欲望。而且，即便只看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配合中央行动、执行全国战略也是绝对的主线。张国焘自己也在很长的时期内坚决执行中央精神。这种协作水平远远超出同期任何中国军队，是长征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 你可知红军有多团结

一方面军长征是个很仓促的决定，但在长征前，军委依然派出了两支小部队先期离开中央苏区，企图通过敌后作战调动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同时也打算测试各个方向敌人的战斗力，为长征做战略侦察。其中，寻淮洲、乐少华带领七军团向东北方向冲出中央苏区，和方志敏会师后改编为十军团继续北上。因为坚决执行了中央指令（某些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多次错过了机动作战的机会，最后在怀玉山被十倍的敌人包围，损失了绝大多数兵力。（粟裕率余部突围，后来成为新四军骨干力量）。而在中央红军最终选择的西线突围方向上，肖克刚刚带4000人出击白区归来，就又率领红六军团西征，向湘西方向寻找二军团建立的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主力开路。

图1七（十）军团的北上路线，东面进逼福州，北面打到长江

图2六军团的先期西征

这两支部队名为军团，实际上只能各算一个简编的师（旅）。其中七军团出击的时候一线战斗部队不足3000，长短枪合计1200支；六军团一线战斗兵力6000左右（其中2000人为游击队调入），枪支约5000。这样的小部队深入敌后，在数十万敌军中寻找情况不明的友军，（二军团当时和中央红军失去电报联络），还要为主力探路，有极大的可能会全军覆没（七军团的确北上失败，六军团十八师被歼灭），但两兵团的领导人依然坚决执行了中央指令。六军团司令萧克（27岁）连一张贵州地图都没有，接到中央命令仅仅用了36小时就完成部队集结，向湘黔边境出击（由外国俘虏翻译缴获的地图才熟悉贵州地理）；七军团司令寻淮洲（22岁）则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以两个团的兵力攻打福州，一度占领部分城区。

这两支部队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展开敌后机动作战，的确反映了当时中央军委对长征准备不足，对一线兵力盲目指挥。但部队领导人坚决执行命令，也说明了红军上下的团结，以至于有明显缺陷的作战计划也能获取重大战果。仓促出击的红六军团最终找到了二军团（3军），在长征初期合力调头攻击湘西，为强渡湘江的中央红军吸引了大量兵力。一度还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备选的落脚点。

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到达遵义后，开始了毛泽东指挥的机动作战。但孤军机动作战，往往会引发敌人“集中对集中”的结果。于是毛泽东命令红九军团（此时也只有数千兵力）脱离主力运动，大造声势吸引敌人，主力则趁机南渡乌江脱身。二次渡乌江前夕，为了避免把敌人引向主力，九军团只敢夜晚行军。到达乌江时，主力以为九军团已经被歼灭，拆毁浮桥离去，九军团只能单独行军，继续在贵州云南之间转战，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分散兵力，最后独立渡过金沙江，两个月后追上主力，此时已经独立行进了3000里。

图3九军团的独立行动（图中中上部细红线）

早在长征之初，九军团就承担过掩护主力的任务。前面提到寻淮洲在长征前率七军团北上，在东线掩护七军团出击的就是九军团。中央红军主力向西突围前夕，九军团在东路长汀打阻击，比其他部队多走了数百里，晚了数天才离开苏区。在遵义会议后这支部队独立作战，再次证明了他们敢于牺牲自己的决心。

与主力会师后，很快就是一四方面军战略会师，九军团被编入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改称32军，仅剩1000多人）。虽然张国焘违背中央命令南下，但基于对红军总司令部的忠诚（朱德和总司令部被张国焘裹挟），以及对红军总体利益的认同，九军团积极参加了张国焘主导的南下作战。1936年6月，二方面军前来会师，九军团再次编入二方面军，随贺龙部作战。到长征结束的时候，由于九军团出发地点在所有红军的东面，途中多次单独作战，并先后追随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行军，某些老红军一共走了近四万里，远远超出“两万五千里”的概数。

红二十五军更是服从中央指挥的典范。张国焘分裂后，毛泽东带领的陕甘支队前往陕北，人数仅有7000，无粮无饷。和四方面军同源的二十五军此时已经主导了陕北局势，但军长徐海东毫不犹豫地服从中央指挥，并将5000银元送给中央红军救急（此时陕北硬通货一共只有7000银元）。若是换了其他军阀部队，中央红军根本不可能在陕北站住脚，再收拢其他红军来会师。

长征能成功，一路上的地方共产党员也功不可没。四方面军西征进入四川，几起几落的王维舟率部前来引路，无条件配合主力作战。红军占领遵义，居然有一个中央从未听说过的“贵州省工委书记”（李肃如）上门迎接，原来这是两个共青团员和组织失散后自行发展的外围组织。后来 “山寨版”的贵州省委为红军提供了关键战略情报，送中央情报负责人潘汉年去上海和共产国际接头，从而得到中央认可“转正”。解放后第一任贵阳市委书记（秦天真）即是这个“山寨”省委的成员。一方面军到云南，和党组织失散数年的徐文烈（后任50军政委）抛妻舍子，为红军当向导攻打宣威城，然后跟着红军一直走到陕北。这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主力红军之外的党员为长征做出了贡献。

最值得记住的是主力红军长征后，在南方各个根据地断后掩护的部队。前面提到红九军团长征前在东线长汀阻击，他们随主力西撤后，由留守的24师负责中央苏区防务。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敌人不能在11月前控制长汀城（10月10日主力出发），24师果然在长汀守到了11月1日，此时中央红军已经从江西打到了湖南。一个月后，湘江东岸，红34师再次为全军断后，放弃了前往渡口的机会。师长陈树湘被俘后自己扯碎伤口自杀。

红二方面军离开湘黔边根据地时，留下18岁的段苏权（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率黔东独立师留守掩护。此时南方其他红军单位都已经分散上山，黔东独立师以不到1000兵力，四五百条枪拖住了敌人一个月，最后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战死，段苏权乞讨回乡，抗战后才隐蔽身份前往延安。但红二方面军因此安然远去，损失在三个方面军中最小。至于红25军，本身就是在四方面军西征时留守鄂豫皖的部队，红25军长征又留下了高敬亭的红28军坚持到抗日战争时期（茅盾之弟沈泽民为此鞠躬尽瘁）。在长征路上，各主力也在贵州、川西、川北、陕南等地留下了游击队，在掩护主力的同时播撒革命火种。这些红军在接受命令的时候非常清楚九死一生，要以数千乃至数百的兵力迎战国民党围剿部队全军，但依然坚定地战斗到最后一刻。纪念长征胜利不能忘记这些已经消失的红军单位。

2 总司令部也拉不走红军

具体到张国焘南下自建中央问题，首先要承认这是一次严重的分裂事件，但也必须看到，这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解决，每一步都反映出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的团结本性，反映了红军强大的自愈能力。

首先，张国焘能掌握四方面军最高权力，并带领四方面军从安徽远征到四川，本身就是中央权威的体现。鄂豫边根据地开创于1927年。鄂豫边、皖西、豫东南三块根据地1930年合并为鄂豫皖根据地，得到了红军第一军的番号，此时张国焘还远在莫斯科。直到1931年5月，张国焘才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就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此前，在中央工作的董必武，创建根据地的许继慎、周纯全对四方面军（及前身）的影响力要比张国焘大的多。

然而，红军必须听党指挥。张国焘代表中央而来，轻松拿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职务。辅助张国焘工作的徐向前、陈昌浩也是党中央下派的干部。之后张国焘发起多轮肃反，清洗了众多地方干部，这才控制了四方面军。

关于张国焘的肃反，必须承认有相当多的错误，很多优秀干部如许继慎、曾中生被错杀，张国焘也趁机扩大了对四方面军的个人影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地方性起义的成果，鄂豫皖根据地本来的确存在非常严重的纪律乃至立场问题，许多红军单位和土匪勾结，四处抢劫；相当多的干部生活腐化，在思想上根本搞不清红军和历史上农民造反的区别；再加上国民党从武汉出发不断渗透，某些军事领导倾向于第三党势力，许多红军部队在1930年左右是不太听党中央指挥的。中央巡视员郭述申（郭树勋）甚至曾经被地方红军威胁生命，被迫逃走。

因此，张国焘整肃部队，大量更换乃至处决干部，虽然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客观上重塑了鄂豫皖红军，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把地方主义浓厚、调动不灵的地方红军捏合成一支听中央指挥的战略性力量，对革命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后来为鄂豫皖苏区而牺牲的沈泽民在肃反问题上比张国焘更激进，更急切）

而且，在红军会师之前，四方面军也一直服从中央，积极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进军。长征中期，一方面军因为无法偷渡长江，不断向川西藏区迂回，企图寻找北上的机会。西部山区道路稀少，即便红军机动力强，稍有不慎也可能撞上敌军，对敌人的电讯情报侦查尤为重要。但红军拥有的电台相当笨重，连同电瓶、发电机、油箱、天线需要上百人搬运护卫，不可能在运动中开机。此时四方面军在川北根据地尚有稳定后方，专门拨出一个电台为一方面军提供电讯侦查，每晚一方面军宿营的时候打开电台，四方面军另一部电台就向一方面军提供前一天的电讯情报，指导中央红军绕开敌人的封锁线。当时红军各部的电讯器材都非常紧张，四方面军往往做不到每个军都能通电报，但依然坚持承担一方面军的电讯侦查任务。可以说，中央红军能走出西部山地乃至到达长江北岸，一步步都是四方面军引导过来的。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也从四方面军得到了很多电讯器材的支持。

等到一方面军到达川西，四方面军以全军之力打破了嘉陵江防线，渡江来支援。虽然张国焘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有独断盲动的一面，但在两支部队从未谋面的情况下（一、四方面军平行发展），四方面军能为了从未见过面的中央放弃几十个县的牢固地盘，这是任何军阀部队无法想象的行动。

图4 四方面军（搬家式）西渡嘉陵江

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自知过去几年工作中有很多错误需要检讨，又看到中央红军的直属兵力不多，个人野心开始萌发。但平时张国焘在四方面军说一不二，此时却无法调动一兵一卒进行红军内战，最多只能抽走自己的老部队。只是因为他裹挟了红军总司令部，同时又取得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这才能带着一部分红军南下。

在南下过程中，张国焘宣布自立中央，但即便是多次被肃反的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对这个决定也多有质疑。很多干部表示：“成立中央怎么比成立个党支部还轻松？”，更不要说被裹挟而来的一方面军干部。1936年6月，张国焘自行取消了成立八个月的第二中央，但依然坚持和陕北中央平行发展。此时二方面军尚未和四方面军接触。

在此前的几个月，由于一、四方面军会师期间的红军总司令部随四方面军行动，张国焘掌握了和二方面军联络的唯一电台，以中央名义命令长征途中的二方面军前来会师。贺龙萧克任弼时等领导坚决执行了“中央命令” （陕北电台未携带二方面军的密码本，只能明码通话，不能谈及重大军政问题），沿着比一方面军更深入青藏地区的艰苦路线北上，最终到达甘孜地区。6月30日，二方面军（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带领下前来会师，7月2日的会师庆祝大会上，虽然四方面军兵力明显多于一方面军，任弼时等二方面军干部依然明确提出服从中央领导，拒绝和张国焘一起批判毛泽东。张国焘只能继续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和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可见张国焘的个人意志无法凭空制造党的分裂。

随张国焘一起行动的还有许多非四方面军“嫡系”部队。除了前面提到的九军团、二方面军外，还有红军大学、总司令部、董振堂领导的五军团、川东游击军改编的王维舟33军。刘伯承、朱德等人因为在红军总司令部，也被迫一起南下。他们兵力不足，无法质疑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部和朱德名义）的纯军事命令，但对于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动，他们是一直坚决抵制的。只是考虑到数万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们在作战行动中还是努力为红军的整体利益作战，南下作战的具体行军路线就是刘伯承这个总参谋长规划的。正如徐向前元帅后来的回忆：

最终，在几乎所有红军单位的反对下，张国焘放弃了分裂中央，自任主席的计划，带领二、四方面军北上。事实证明，即便位高权重如张国焘，即便张国焘通过肃反安置了大量个人派系的干部，即便张国焘直接管辖一半以上的红军兵力，还裹挟了红军总司令部，红军依然不是军阀部队。在红军总司令部和党中央分离的十几个月中，除了张国焘等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党员干部都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继续战斗，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3 红军不是一天建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红军兴起时候还是个农业国，正在逐步沦为十几个工业化列强的殖民地。所谓殖民地，在那个时代意味着商品倾销地和资源出口国。因为外国商品倾销，所以城市的工业很难发展，农村的手工业无法提升为现代产业，中国大多数人口只能靠种粮食勉强度日。但由于世界粮食市场的波动和外国军火支持的军阀混战，中国农村的旧秩序连勉强度日也很难持续，在20年代已经非常接近于总危机，时刻有爆炸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意识到中国绝大多数阶级矛盾存在于农村，从20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利用共产主义土地革命来引爆农民的自发造反倾向，再把农民运动的自发性转化为革命的动员力。

这意味着中国红军从一开始就和农民运动有很深的渊源，和历史上历次农民运动一样声势浩大，也必然像历代农民军那样，充满了封建性、地方性和流氓性。这样的力量或许在恰当的时刻能够破坏旧社会，但绝无可能建设一个新社会，必须由共产党的先进理论和组织进行引导。即便在红军建立后，对农民运动负面作用的批判也不能放松。毛选第一卷曾经深刻地检讨过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看到20年代到30年代，根据地和红军一次次的肃反、整党，成批地更换干部。不可否认，年轻的共产党很缺乏思想斗争和组织斗争的经验，肃反往往有扩大化的错误，手段则往往粗暴地采取肉体消灭（到40年代整风运动时有明显进步）。但无论如何，整肃红军的大方向是对的，红军也经受住了内部斗争的考验，在30年代形成了几支强大的武装集团，不仅能在本地搞土改，还能考虑全国乃至全球的革命形势，在大范围内流动作战，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很难想象不经整肃的红军能够经历长征的考验。

然而，张国焘事件证明，红军的自我整顿还没有完成。虽然在各个地区内部、各个方面军内部，红军和党组织基本完成了整合。但在全国的层面上，红军还没有做到完全团结，党组织对自身的改造还有明显缺陷。

所以，一旦几大主力汇合，某些领导人的个人问题就会上升为全局的组织问题，进而影响中国革命的战略决策。从这个角度说，长征和解决张国焘的分裂问题，本质上是此前数年红军内部整肃的继续，是红军在全国层面进行整合的最后一步。经过这一轮考验，共产党和红军才有资格去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否则的话，就算侥幸在军阀混战中崛起，也会像当年的国民党那样，在北伐击败北洋军后立刻出现内部分裂。所以说，红军的长征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大考”，更是政治上的一次“期末测验”。毛泽东带领红军拿到了不错的成绩，之后几十年没有再遇到枪指挥党的问题。

在那个年代，军队和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军种斗争在各国都普遍存在，不仅中国的军阀如此。甚至世界大战中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比如说，作为德国纳粹夺权的重要人物，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曾宣称“一切有翅膀的部队都归空军管”，为此不惜阻止德国建立海军航空兵，对德国海军的潜艇战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空军侦查支持。为了巩固地位，戈林为自己控制的空军征发了超额人力，一度接近200万人。而此时苏德主战场上的陆军兵力也不到300万人（西线100多万）。战况紧急的时候，戈林为了保住权位，宁可在空军编制下组织十几个“空军野战师”乃至“空军装甲师”，也不肯把人力交给陆军，为此浪费了大量资源和武器。（纳粹末期戈林被希特勒囚禁，戈林曾命令附近的空军野战部队救出自己）可以说，戈林的权力欲明显增加了纳粹德国灭亡的速度。

图5 纳粹德国空军“戈林”装甲师

另一个案例是日本海陆军的矛盾。明治维新之后，长州藩武士集团把持了陆军；萨摩藩武士集团把持了海军，两者各自结合了一批贵族和资本家，发展为军政混合集团，长期相互斗争。矛盾发展到最后，陆军要造航空母舰，海军要造坦克，大大损耗了原本不多的战争资源（一度陆军掌握的船舶吨位大于军舰总吨位）。1931年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海军控制的造船厂还在完成中国订单，努力制造中国海军旗舰“宁海号”巡洋舰（1932年交付）。部分日本海军军官甚至和中国人一起声讨陆军的军事行动。二战前夕日本的“南下”和“北上”战略分别为海、陆军所主导，结果就是必须在某个方向碰壁才肯重新讨论战略问题。最后日本帝国主义在美苏夹击下灭亡，当年的战略摇摆也算“功绩卓著”。

图6 日本陆军的航空母舰

其实，日军、纳粹和中国国民党军的问题有相似之处，都默认军队有使用暴力改变政治决策的权利，都在政权中保留了或多或少的封建性，都允许军队拥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结果就是军人丧失政治理想，为了个人搞分裂，影响战略决策，最终走向失败。

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也要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生活，不能认为换一个名字就可以消灭所有旧军队的问题。所以，自我整肃是必然的选择，也是一个要长期坚持的手段。从土地革命时期肃反到长征解决张国焘问题，再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期间的新式整军运动，都是共产党所领导军队的持续净化。建国以后，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98年军队停止一切商业活动，2016年军事体制改革……则是军队自我整肃在新时期的表现。从这个角度说，坚持长征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军队的自我整肃精神，不能允许军人有超越全局利益的个人立场。

当然，这一点说来容易做来难，正如上一篇总结为何红军都要去陕北所说：

可见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难。既然纳粹德国选择了大资本和中产阶级联手专政，既然日本基于旧武士集团来发展现代国家，既然国民党选择了与帝国主义和旧军阀妥协，分裂和失败就是他们必然的结果。我们的人民军队如果希望永远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能仅仅靠严苛的制度，也不能像张国焘那样以杀人维持纪律。只有永远保持革命军的身份，让军人有理想、讲政治，主动抵制资本主义内部必然的形成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才有可能一直对分裂有免疫力，才能一直拥有给自己“做手术”的勇气。

一 为吃饭而来，为革命而战

2004年，新华社和北京青年报采访了76位老红军，他们惊奇地发现，但问到当年为何要参加红军时，没有一个人回答“为革命”或是“为了共产主义”。相反，几十位老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为了吃饱饭”。

这一点得到了同时代其他视角的佐证。二方面军长征路上曾经捉住一个懂中文的英国传教士薄复礼，他随着红军走了几千里后被释放，期间曾经为红军翻译军事地图。在薄复礼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当年红军招募士兵的场面：

正如前两篇总结所说，红军不是天生的，红军士兵也不会入伍就变成共产主义战士。之所以苏区遍布大半个中国，之所以长征经过十几个省处处有人参军，首要原因倒不是共产主义理想吸引人，而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旧秩序已经濒临崩溃，自耕农破产，佃农食不果腹，流民死于沟渠。红军不需要对共产主义做过多的宣传，只要打土豪分田地，给普通百姓一条看得见的活路，就能在军旗下聚集众多没有出路的青年。当年李自成也是这么做的。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红军只是一支对穷人格外友善的军队，为他们打仗或许可以多换一碗饭。然而，从入伍第一天起，这些青年就会接触到闻所未闻的教育。进入红军之前，他们多半是闭塞山村的文盲，但只要在红军中服役几年，相对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口，每个红军战士都是见闻广博，能读会写的“知识分子”。前面提到的那本薄复礼回忆录也提到了这些战士的生活细节。

两年后，红军到达陕北。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则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列宁室”和其他教育娱乐活动：

从斯诺的采访来看，不计晚上的分组讨论和音乐活动，红军实际上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2小时体育训练，2小时军事训练，2小时政治课，2小时文化课。至多只有一半时间在做传统军队的“正事”。就算在行军途中没有驻地的这些硬件，红军也要想尽办法实施教育。比如说在每个士兵背上悬挂条幅供身后的士兵学习，然后定期轮换行军队形让士兵识字阅读，就是当时的中宣部长张闻天想出来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六七十年代。

中国是一个人均土地少的农业国，劳动生产率很低，供养一个士兵就算不发军饷，也要七八户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才够。所以，对当时的社会而言，这样“使用”青年人的时间已经不仅仅能用“善待”来形容了，简直就是奢侈和浪费。在红军根据地之外，大多数军队要么让士兵在作战之余充当苦力，要么放任自由，作为他们上阵打仗的奖赏和压低军饷的补偿，只有“洋学堂”里的学生才可能过上和红军战士类似的生活。

然而，红军心甘情愿地“浪费”一半时间去改造士兵的思想。他们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领袖一样，相信闪耀着思想光芒的刺刀会更锐利。红军的教育首先让士兵了解山村之外的大世界，再分析个人苦难和世界秩序的联系，最后树立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信心，教给他们改造世界所需的文化知识。几千年来从未有人如此关心底层农民的教育水平和精神生活，红军因此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新型军队的轮廓，把农民起义破坏性的“洪荒之力”变成新时代的建设基石。这就是红军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新启蒙时代的开始。

二 岂知塞北江南，而今真叹河山阔

无论中西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就是并称的教育方式。在缺乏书籍、影像资料的古代，长途旅行比今天更不可取代，甚至可以说是建立正确世界观的唯一手段。许多民族的史诗乃至精神支柱就来自一次次的远行。比如说犹太人乃至基督教世界到现在还要每天引述摩西的十诫，用“出埃及”、“ 分开红海”来形容伟大的创举。

古希腊文明有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中色诺芬的代表作是《长征记》，记录了一万个希腊雇佣兵从亚洲腹地艰难回乡的亲身经历；修昔底德是雅典的将军，带兵东征西讨，还为了积累军事经验而到西地中海世界旅行；那个直接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历史》的希罗多德更是见多识广，东面深入亚洲，西面到了西西里岛，北面穿越黑海到俄罗斯大平原，南面深入沙漠寻访金字塔，从而建立了那个时代最完善的人文世界模型，为希腊文明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

随着各个文明的成熟，统治集团开始有意识地给未来的统治者准备远行机会。中古儒家官僚进入翰林院就有了高级官僚预备队的身份，得到的第一个实职往往是远方省份的“学政”，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职位可以让他们在不负责太多实务的情况下长途旅行，增加阅历，为将来正式处理军政问题做准备。到了近代，随着西欧文明逐渐掌握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权利，欧洲尤其是英国中产以上阶层的子弟形成了毕业旅行传统，在就业前要去欧洲大陆乃至全世界游历一番，认为这是制造 “绅士”或“女士”的必要工序。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曾经在《帝国的年代》中这样回忆自己的家庭：

而在欧洲第一强国、统治世界200年的英国，上层社会对这个传统尤其看重：

当然，一直到21世纪，这种经历对于普通年轻人来说都是绝对的奢侈品。虽然新一代学生的生活压力已经比他们的父辈小得多，近来的“慢就业”概念依然遭到全社会上下的普遍抨击。“Gap Year”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更是匪夷所思。只有那些非常确定自己会进入社会统治集团的年轻人才会自信地设计旅程。

然而，就在80年前的中国，十几万名参军后才认识自己名字的农村年轻人打起背包，向自己闻所未闻的广阔天地行进。他们走出熟悉的稻田丘陵，一路上踏过高耸入云的雪山，穿越深达数公里的峡谷，和十几个民族结盟或作战，喝过世界上最香醇的美酒，也曾吃掉自己的战马以通过茫茫沼泽，路侧随便一条小山谷都是几十年后的著名风景区（如黄龙、九寨沟）。整个旅程的神奇程度超过任何史诗电影，拍上七八部《魔戒》级别的电影也不会缺乏素材。

当然，更重要的经历是红军穿越了众多平凡的乡村和城市。

我们今天从事后的角度观察，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是大势所趋。但在当年那些普通士兵的局部视角看来，革命胜利在一开始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而仅仅是自己不得不投身的一场地方性运动。但是，当农民战士进入繁华的商业城镇，穿越公路铁路和山间小路，走过无数个和家乡神似的小村，他们最大的发现是大多数中国人和自己一样，在不同的地方过着贫困的生活，渴望一个温暖富庶的新世界。可以设想，对于几乎从未离开过家乡的红军战士来说，这会产生多么深刻的精神冲击。

从一个普通红军的视角来看，长征前政治教员反复讲述的阶级压迫，曾经只意味着故乡小村的地租和高利贷，现在摆在面前的数亿人的日常生活。更何况一路上都有和自己一样的穷人加入队伍，处处都有农民为打土豪带路，几千里外居然真的会有上万同样头戴红星的军人前来迎接……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红军战士不再是当年那个只期盼分田的普通农民，而是和苏维埃领导人一样，对革命胜利拥有强烈的的期盼和信心。这是红军大学校的第一次“毕业旅行”，是农村革命者领导这个国家的序幕。

前面的描述绝非我在几十年后的臆测。打开30年代编写的红军长征回忆录原始版本，当年那些好奇的目光和变化的心思跃然纸上，让读者感同身受：

甚至随行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也记录了红军战士在好奇中获取见闻的细节：

要注意，无论是在30年代就留下文字回忆录的红军成员，还是负责和传教士交流的士兵，在红军乃至全中国都已经是文化水平最高，见闻最广的一批人。从回忆录来看，他们能写出水平很高的文章，之前也曾走南闯北，但在长征途中依然是惊奇万分。对于那些几乎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农民士兵来说，长征必然是更教育人的一次“毕业旅行”。事实证明，这些红军战士“毕业”后的成就很值得赞叹，几十年后，毛泽东说全国最核心的一批干部就是几百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可见长征淬炼了多少淳朴的农民战士。毛泽东60年代发动大串联，鼓动年轻人“经风雨见世面”，70年代再次发动全国军民长途拉练，经常号召部队参与外部政治活动，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长征的影响。

三 年轻的军队 成熟的士兵 理性的信仰

这几天是长征会师80周年，读了许多纪念文章，看到最多的关键字是“信仰”、“意志”、“精神”，形容红军战士大多是“单纯”、“激情”、“年轻”。我承认这些描述都不算错，的确红军是一支充满精神动力的年轻军队。但是，严格说来，年轻只是表象，信念只是结果，如果把这两点当做决定性要素，那么，中世纪欧洲的“儿童十字军”、现在中东的IS武装应该是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军队，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红军战士的确有信仰，坚信自己从事的是正义事业，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胜利，但这不是宗教性的盲信，不是纯感性的好恶，而是他们理性而冷静的选择。

20世纪初的中国，旧制度在帝国主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人口已经接近了传统农业能养活的极限，社会的总危机即将到来。从普通农民的视角来看，地租高，手工业被外国工业挤兑，军阀的枪炮越来越不可反抗，破产和战乱时刻都要夺走他们的生命，旧士绅和新官僚却既不打算解决物质问题，也不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只是一味的剥夺。

在这种现实下，苏维埃政权分土地解决眼前的经济问题，共产党干部告诉他们人人平等，红军连队耐心地提供前所未有的教育和娱乐，最后还带他们打了胜仗，击败了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军阀士绅，他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共产主义——实际上共产主义是他们唯一看得到、摸得着的美好未来，红军是他们唯一能体会到尊严和成就感的群体，苏维埃俱乐部是他们唯一能打篮球的地方，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给底层人口提供类似的物质-精神生活。

等到走完了长征路，半个中国的阶级矛盾和大好河山都成了眼前的现实，个人的苦难和梦想居然和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命运一起共鸣，这简直是人生最完美的形态。红军士兵必然会为已经得到的这一切而战。坚定程度远远超过创业的商人捍卫自己公司的控制权，也压倒高三考生对高考分数的狂热——战士们追求的是独一无二的美好生活，是自己和国家的现实目标，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与之相比，宗教信徒不过是对现实失望而寻找新的“虚拟现实”，最多与vr游戏的玩家相当，怎么能和红军战士的现实选择相提并论呢？

说红军官兵很年轻也是对的——平均只有22岁，军长一般不超过30岁。但是，从心理成熟度和做人的担当来说，他们绝对远远超出自己的生理年龄，尤其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年轻人。从文化水平看，他们识文断字，能写能算，几年后就要分散到整个日占区当基层干部；在阅历方面，他们见过生离死别，走过千山万水，打过土豪，发动过土改，这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促使年轻人飞速成长。更何况在红军早期的战斗中，他们挑战过最强大的敌人，执行过最不可能的任务，活下来的战士当然自信而勇敢——并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自大和悍勇，而是在明确目标，清楚实力对比前提下的冷静决策，哪怕党中央要他们出境打败超级大国，他们也只会默默地研究对方的作战风格，追求最大的胜利可能。

其实，把信念和激情当成本质的人不止是今天的网文作者，当年的很多红军领导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胜利的原因，以至于盲目崇拜“革命精神”和“自发的勇敢”，以为红军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持自己的战斗力。长征出发之前，本来红军已经损失到不足五万，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也为了带上苏区的笨重财物，中央苏区临时“扩红”数万，最后带着八万多人的队伍出发，貌似声势浩大。可湘江一战，这些未经训练，未经教育，也从未经小规模战斗锻炼的“淳朴战士”一哄而散，反而涨了敌人的信心，拖累了主力，最后过江的基本还是久经锻炼的那些老红军。

同样在这个时期，博古领导的中央军委对军事决策绝对保密，从普通红军到军团长都不知道下一步的战略动向，部队完全没有对远征做宣传动员。结果，行军离根据地越远，红军越迷茫，士气明显下降。等到局势不再允许和二、六军团汇合，短期内没有进入老根据地的可能性，连中央军委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了。许多基层干部私下猜测，开始为分散打游击做准备，不愿再参加大兵团作战。若非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改变了战略，开始宣传新的运动战方针，让基层单位有了盼头，中央红军最可依赖的士气因素几乎要丢光。

与之类似，四方面军在张国焘自立中央南下后也经历过类似的士气下降阶段，在南下和北上之间犹豫的时候更是出现众多逃兵，许多四方面军将领甚至开始仿效旧军队的军阀作风来控制部队。而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中都非常明确自己的目标，对普通战士也做了政治动员，从湖南走到陕北，兵力几乎没什么损失。再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一度撤销了各单位的政委，对统一战线抗日也缺乏细致的宣传，于是就有走过长征的高级干部以为党放弃了革命目标，不辞而别，回乡种田做生意去了。可见红军的“信念”是一个很符合唯物主义规律的指标，需要明确的目标和细致的政治工作来保证，绝不会是天上落下一道圣光、红军剧团唱几首歌就能在士气上压倒敌人。

当年长征精神的形成，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指导性意义。上个月我幸运地参与了军委政治部网络舆论局组织的长征纪念活动，随“我们的长征在路上”参观团走了七八处军营，和海、陆、空、陆战队和边防官兵都有直接的交流。我惊奇的发现，和十几年前我对军队的印象不同，即便在步兵一线连队中，十八九岁的年轻士兵也远远不是主要的作战力量，在许多单位甚至不算重要的组成部分。步兵战车上的射手、轮机舱里的修理兵、海防工事的炮手几乎都是服役过两三期以上的士官。海空军单位的士官化程度更深，许多舱位走过去，每过一道门就能看到一个比船长年纪还大的资深士官。生于1981年的我，居然能在基层单位看到许多同龄人，甚至某些士官要让我称一声长辈。

这说明中国军队已经基本完成了职业化转型，十八九岁的义务兵虽然还将长期存在，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主要是充当辅助力量和士官的预备队。除非发生世界级的大战，否则中国未来可能会像美国一样，长期维持一支士官比例过半的职业军队。实际上，2007年的时候，士官数量已经超过了义务兵，现在恐怕要到60%或更高。

就在十几年前，对于大多数军人来说，军营生活还只是青少年阶段的数年插曲，能在部队提干或当士官（志愿兵）固然好，但留不下也无所谓，二十岁出头走出军营，一切事情都可以从头开始，人生往往还更精彩。现在士兵真正成了一个职业，就必须用成年人的眼光来看待军人的心理问题。我和这些士官交流，发现他们和军营外的同龄人差不多，最操心的问题也是职业前途、子女升学、家庭娱乐、父母就医这些琐碎杂事。许多士官家属不足随军标准，抱怨夫妻两地分居；地方转业政策不完美，担心退伍没出路；子女长期不在身边怕教育有偏差，外出驻训时间太长耽误了装修房子等等。过去在新闻上看到类似的矛盾，主角往往是艰苦地区的军官，现在则开始向大多数士兵转移。

而且军营再也不是一个信息上的“无菌区”。基层士兵几乎人人都有智能手机，以至于每天训练前都要由专人收缴。在休息时间，看得出那些只能上军队内部政工网的电脑几乎没人用，但手机游戏、微信朋友圈、八卦新闻和军营外面一样普及。如果政治工作还像当年那样瞄准年轻而单纯的义务兵半大孩子，还把军营当做意识形态上的世外桃源，怕是效果有限。

当然，最近几年调整军人待遇，大幅增加士官的工资福利的政策很受欢迎，把许多业务骨干稳定在军营。但是，人作为高等动物，在饿肚子的时候或许只有一个诉求，吃饱了以后有则会有一百个诉求，涨待遇之后的问题完全可能更复杂。好几名部队的技术骨干曾在交流中表达过相似的问题：

可见仅从经济角度看，涨工资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手段。

这时我们应该回顾一下长征时期的军队思想建设。当年的共产党抛弃了旧统治集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唯上智下愚不移”的过时思路，认定新时代的精神生活属于所有人，认定文盲农民也需要利益、尊严和事业成就感，所以能通过阶级利益做动员，用细致的政治工作在底层社会激发最强的信念和创造性，打造一代成熟理性的革命军人和行政干部，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夺取政治工作主动性的宝贵经验。

今天的基层政工干部面临的挑战更大。他们刚刚走出军校，就要和年龄不比自己小的一批士兵打交道，就要应付21世纪成年人的复杂生活，不可能再用“热血”、“报国”等简单概念来制造战斗力，不可能唱几首红色歌曲就保证士气和忠诚。对此，解放军必须承认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承认军队的平均年龄和阅历在增长，承认军人对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提出了新需求。

在认清现实的前提下，政工干部自己得先融入21世纪的现代化生活，对当前的所有社会现象包括网络思潮都有合理的分析和解释，能从细节上讲清党军队的政治目标，再用细致的工作把军人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宏观政治目标连接起来。这样，一支职业化军队才能继续保有革命时代的信念和勇气，才算是继承了长征的政治遗产。

在全文的最后，我决定还是引用一段曾经被收入中学课本的文字，借以佐证自己的观点：

（第三篇完）

对长征胜利80周年的总结结束了。如果要做一个“总结之总结”的话，我最想强调的是两个词：“唯物主义”、“科学规律”。

这三篇总结，第一篇从自然地理、国际形势和政府财政的角度分析了红军汇集于陕北的原因，说明历史趋势比决策的偶然性更重要；第二篇抛开以一方面军为中心的视角，分析了各支红军之间的配合，指出红军的团结不是天生就有的，需要政治上坚持阶级立场，组织上积极进行内部磨合，才能不断推进。第三篇采用长征基层官兵的视角，从个人成长的角度讲述红军战斗意志的培养历程。

三篇文章的共同结论其实是同一句话：军队建设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抛弃一厢情愿的唯意志论，设计完整的物质-精神套餐。否则的话，在错误的地点建根据地多半守不住，空谈团结必然出现分裂，至于不结合日常生活高喊信仰，则会被成年人嘲笑为小孩子的游戏。现在许多人读革命史，视革命口号为无所不能，说起革命组织就认为纯洁无暇，谈到革命领袖就觉得生而知之。这种唯心主义定性分析不可能从历史中得到任何借鉴，更不可能推动今天的历史行程。

答案很可能就在这些被遗忘和掩埋的红色遗迹里面。在红色革命尚未成熟的年带，闪烁着最纯粹最锋利的思想和信念，或许有一天，我们站在已经高度工业化的中国土地上，四顾迷茫之时，会发现答案就在救国救民的梦想刚刚开始的地方。

感谢马督工，这是我看到他写过的最严肃深刻的文字，比他的工业革命史诗更加光辉（或许他自己不这样认为）。

长征的伟大意义尚有待发掘。我个人认为，红军战士接受的教育，不是文化补习，而是人生观世界观的塑造。往大了说，这些红军和后来的继承人解放军的文化重塑，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新中国的历史走向，在今天混沌的年代这种影响尚且看不分明，但一定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如果二十年三十年后，中国能够赢得自己渴望的荣誉和权力，那么在所有的荣耀里面，红色年代的印记一定占据着最显赫的位置。

这几乎可以看做一个新的文明的诞生。

我曾经以为，中国如果有文艺复兴，会发生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现在看来，未必如此，中国未来发生的不一定是什么文艺复兴，而很可能是继续红色年代的文明重塑和再造。

能看见的话我就把二三篇的贴图也补充一下。贴图在我家的电脑上被屏蔽了。

配图配得很好，俺也想不出怎么配更好的图啦

当然还有大刘啦，这三位都是俺佩服的

看不见所有的贴图

如果有人历史架空穿越一把的话，这回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话题。

长征所谓胜利就是没有被国民党政权消灭，留下了“火种”，也就是组织结构，基本干部，与其中的思想体系。这些都离不开人，也离不开资源。

ISIS的发展壮大，以及组织建设与思想体系上的发展，也想世人展示一个非主流体系的政治组织是如何在势力控制“真空”中出现并成长壮大的，甚至世界各地的人纷纷放弃安逸生活投奔而去。让现代人对历史上被包装在各种粉饰下的类似事物，有了一次真实的经验。

每当看到新闻中某个西方社会年轻白人小孩子，辗转投奔ISIS，尤其那些女孩子，我就想起文艺作品中那些投奔延安的比如蓝瓶那个时代。每当西方新闻讲述ISIS的性奴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起课本上提到的那些南京国民党政权如何把延安说成是共产共妻的历史。

在历史的进程下，人对事物的执着是不堪一击的。长征如果没有日本人入侵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会不会最后把tg消灭，或许tg在苏联人的支援下，长期成为一股反政府武装力量，类似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或者印度境内的各类反政府武装，而不是夸大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切的历史都不可能假设，但是对于理解事物的发展内在规律，识别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偶然因素，对于炒股买楼，娶妻生子，人生规划，都是至关重要的。

马前卒是个聪明人，但是终究是个旁观者。只能打酱油的原因就是他还是看不到如何下注的棋眼，因此只能人云亦云，只不过云山雾照，看不清的时候更多，做了马后炮而已。

文字已经使我陶醉了。无需再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