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5：季宿——三分公室 -- 桥上

“三分公室”以及二十五年后的“四分公室”是春秋时鲁国的一件大事，对于原有政治结构的崩溃极具象征意义，同时，也是当时军队性质转变的重要一步，而这些都是和季宿分不开的。

季宿，季是“氏”，宿是“名”，后来的人一般以他的谥号尊称他为季武子，在《春秋经》中，则以季家族长的称号尊称他为季孙宿。季宿是季文子（季孙行父）的儿子。公元前五六八年（鲁襄公五年，周灵王四年，晋悼公六年），季文子去世，季宿（季武子）接任族长，成为季孙宿，但没能当上首席执政大臣，首席执政大臣由约四十一岁的叔孙豹担任。我估计季武子生于公元前五九五年（鲁宣公十四年，周定王十二年，晋景公五年），此时二十七岁。

下一年，公元前五六七年（鲁襄公六年，周灵王五年，晋悼公七年），季武子就代表鲁国前往晋国接受晋人的谴责。以后两年，季武子又多次代表鲁国出访。

到公元前五六五年（鲁襄公八年，周灵王七年，晋悼公九年），季武子接待来访的晋国第二号人物、中军佐范宣子（士匄），对方是来督促鲁国出兵助战的，用诗歌警告他们别误了军机，季武子只能大拍马屁：“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

下一年，公元前五六四年（鲁襄公九年，周灵王八年，晋悼公十年，宋成公十二年，卫献公十三年，杞孝公三年，曹成公十四年，齐灵公十八年，郑简公二年），季武子奉着年少的鲁襄公配合晋军攻打郑国，“晋人不得志”。回程的时候，晋悼公设宴款待十一岁的鲁襄公（公元前五七五年生），随即要求季武子马上为鲁襄公举行冠礼，让他亲政。这反映晋悼公对鲁国权臣把持朝政的不满。

但是两年后，公元前五六二年（鲁襄公十一年，周灵王十年，晋悼公十二年），正月，季武子就策划了“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彻底架空了十三岁的鲁襄公。

当时鲁国排首位的卿是叔孙穆子（叔孙豹），但季武子是在事情已成定局之后才通报给他，他也无可奈何，只能要求举行盟誓并诅咒来保障自家的利益。估计就在下一年，约三十四岁的季武子自己成了鲁国排首位的卿。

“三分公室”以后，季家保留了归他们统领的那一军中的将士直属于公室的名义，但分得了另外两军的孟（仲）家和叔孙家却不同：孟（仲）家让一半人保留直属于公室的名义，另一半人成为他们家的家臣；叔孙家则让所有人都变成他们家的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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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的一些关于“三分公室”的讨论。关于“三分公室”的内容，《春秋经》和《左传》与此有关的就是以下五条：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襄十一年经》（p 0985）（09110001））（087）。

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襄十一年传》（p 0986）（09110101））（087）。

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shèng)。季氏使其乘(shèng)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襄十一年传》（p 0987）（09110102））（087）。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昭五年经》（p 1260）（10050001））（091）。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昭五年传》（p 1261）（10050101））（116）。

对比《春秋经》和《左传》，二者关心的角度不同，《春秋经》关心的是当时军队的编制（共有几军），《左传》则叙述了背景和一些细节。

而关于这几段《春秋经》和《左传》的含义，我给自己提了如下一些问题：“征”什么？“征”的对象是什么人？“役”和“邑”指什么？“入”于何处？“入”的主体是什么人？

先说“役”：“役”，1.使也：《玉篇》使役也。2.列也：《詩?大雅》禾役穟穟。《傳》役，列也。——《康熙字典》。我体会，作为名词，其一：“役”是指一次出征，不仅是为了打仗出征，也有为了某种工程或其他行动出征。当时的部队是临时征集起来的，那些住在“国”（城）里的“民”都有参加的义务。于是有其二：被征集来参加“役”（其一）的人员亦称“役”（其二），或称“役徒”、“役人”、“役夫”。这样的“役”既可参战、包括从事警戒等军事行动，亦可樵采、筑城、筑台、以及各种劳作。而“役”的身份虽不甚高，但只是相对于贵族而言，他们都是所谓“民”，是住在“国”（城）内的统治族群成员、大都是贵族们的“子弟”——“余子”。

而所谓“征”，“征”的是“民”，对比其他两家“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征”都指的是人的去向，所以那几个“征”应该都指的是征集“民”参加军队，所谓“各征其军”。

当时的军队都是临时征集起来的，但不是所有被征集参加部队的人在当时都叫“征”，只有“公臣”身份的“民”被征集参加部队才叫“征”，所以才有“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表明被“臣”而变为家臣的人参加部队就不再是被“征”，因为“叔孙氏”那一“军”的成员都不是“征”来的，所以不是这些人没有成为那个“军”的成员，而是这些人不再被以“公臣”的身份被“征”为那个“军”的成员，只是作为叔孙家的“私属”进入那个“军”。被“征”者与所谓“役”当是一回事，是“民”。

对比《襄十一年传》所云“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以及《昭五年传》所追述之“尽征之”，则实际上当初季家那一“军”的成员皆未“入”也。虽被“倍征”而皆不肯“入”，则“征”对于被“征”者未必无利——即“征”不是白“征”的。但由“公室”出的对“役”的报酬只发到各家族族长手上，所以那些家臣比名义上的“公臣”在这方面要不利。

再说“入”，“入”的主体是有“役邑”的人，至少是家长。“入”到哪里？当是指把“邑”入给“三桓”，而季家宣布你要是把“邑”入给了我家我就不“征”你那里的“民”参加“役”，那里的“民”就没了参加“役”的好处，顾虑到手下“民”的态度，于是大家就都不“入”了。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季家的政策对于各“军”的成员有吸引力，所以后来季家的一“军”能够扩编为两“军”，而其他两家随后也都改而采用“尽征之”的政策。因此，“三分公室”以及二十五年后的“四分公室”就改变了当时鲁国军队的性质，不再以各家族的私属组合而成。

在“三分公室”十八年后，“四分公室”之前七年，《襄二十九年传》中有记述：“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襄二十九年传》（p 1159）（09291001））（082、087）。这反映公室属下的人才凋零，或者和上面我的想法有不一致的地方。

不过，首先：这是在“四分公室”之前七年，“三分公室”时毕竟公室属下的人（公臣）有不少被那两家变成了家臣。

其次：虽然很多人名义上还属于公室，但《昭二十五年传》中曾提到一事与上述“公臣不足”事相类：“将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众萬于季氏。”（（p 1462）（10250603））（116），显然那些“萬者”及“其众”都是属于公室的，但仍会造成公室要用的时候用不上。

再次：在“三分公室”十二年之后，此“公臣不足”事之前六年，也是在鲁国，季家的庶长子公鉏本来担任季家的马正，但他自己的小家富了以后，“又出为公左宰”（《襄二十三年传》（p 1079）（09230503））（105）。而鲁国左宰的实际权力远不及季家马正，可见成为公臣在那时仍然是一种荣耀。

最后：由于“鲁”那里的手下大部分将被归为公臣，三桓难免将部分精锐调去自家采邑隐藏实力、留下后手，后来“堕三都”时“鲁”的军力不足以碾压三都，或即因三桓将精锐调去了自家采邑。

综上所述，我以为“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时虽然把公室分了，但很多人名义上仍是公臣，只不过不是原来那种公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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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鲁国排首位的卿以后，季武子（季孙宿）首先在东面击败了莒人的进攻，抢来了“鄆”。又在西方攻灭了邿国。

到公元前五五九年（鲁襄公十四年，周灵王十三年，晋悼公十五年，齐灵公二十三年，宋平公十七年，卫献公十八年，郑简公七年，曹成公十九年，杞孝公八年，吴诸樊二年），季武子两次代表鲁国参加各家诸侯的盟会，特别是头一次，他带上子叔齊子（叔老）为副手，得到盟主晋国的肯定，“自是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

下一年，公元前五五八年（鲁襄公十五年，周灵王十四年，晋悼公十六年，齐灵公二十四年），北面的齐国和南面的邾国都来进攻鲁国，季武子就向霸主晋国告状。很不幸，赶上晋悼公去世，直到再下一年，新上来的晋平公才把侵扰鲁国的莒、邾两国国君扣了起来。但齐国仍在向鲁国进攻，只好又派了穆叔（叔孙豹）向晋人求情。但北面齐国和南面邾国对鲁国的进攻一直没停。

这就到了公元前五五五年（鲁襄公十八年，周灵王十七年，晋平公三年，齐灵公二十七年，宋平公二十一年，卫献公二十二年、卫殇公四年，郑简公十一年，杞孝公十二年，曹成公二十三年），由于当初齐灵公得罪了晋平公，于是晋国派出执政的中军元帅中行献子（荀偃），亲率各国联军攻打齐国，打进了平阴、防门，横扫齐国全境，齐灵公吓得要出逃，被他儿子大子光（世子光，后来的齐庄公）拦了下来。

因为鲁国在攻打齐国时立功，下年就从邾国割来一大片田地。季武子前往晋国拜谢，给人家说：“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还给人家唱：“王于出征，以匡王国。”，把晋平公捧成了“王”。回来之后，季武子又“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夸耀他自己的功绩。

但齐人仍然是鲁国的重大威胁，鲁人也在多处筑城做出防备。

再下一年，季武子出访宋国归来，有些得意忘形，就在鲁襄公欢迎他的宴会上唱道：“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诗?小雅?鹿鸣之什?鱼丽?卒章》），他是想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物其有矣，维其时矣！”感谢鲁襄公，说您派我去宋国的时机真好，我捞到了不少东西。但是这两句的本意是说当令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季武子这样唱在鲁襄公听起来就是在说自己过时了。于是鲁襄公回唱：“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南山有台?首章》），听到最后两句“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季武子马上坐不住了，赶紧爬到坐席下边，趴下请罪说：“臣不堪也。”。

后面两年邾国又陆续有臣子带了城邑投奔鲁国，季武子优待他们，为此还被臧武仲（臧孙纥）呲了一通，说他“召外盗而大礼焉”。季武子这么干正和他父亲季文子（季孙行父）当年赶走前来献宝玉的莒国大子“仆”的行为相反，那时他父亲还祭出臧武仲爷爷臧文仲（臧孙辰）的话为自己辩护，认为应该“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关于此事的详情可见 《《左传》人物事略23附：行父逐仆1/2》和《《左传》人物事略23附：行父逐仆2/2》。

到公元前五五〇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周灵王二十二年，晋平公八年，齐庄公四年），先是季武子想要立幼子悼子（季纥）为季家族长的继承人，但顾忌长子公弥（公鉏），于是去向臧纥（臧武仲，臧孙纥）请教，臧纥自恃聪明，就采用了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在一次季家的宴会上，臧纥利用自己主宾的身份，把悼子奉上主位，然后召来公弥，让他与下面那些宾客坐在一起，至此二人君臣之分已定。

可这样一来臧纥得罪了公弥，被公弥在季武子那里进谗言，最终被赶出了鲁国，而臧家的地位也下降了。

四年后，公元前五四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周灵王二十六年，晋平公十二年，楚康王十四年，齐景公二年，秦景公三十一年，宋平公三十年，蔡景公四十六年，卫献公三十一年，陈哀公二十三年，郑简公二十年，许悼公元年，曹武公九年），在晋、楚两大霸主主持下，各家诸侯举行盟誓，实现了“弭兵”。

下一年，鲁襄公前往楚国朝见，季武子趁机夺取了邻近自家主要采邑“费”的“卞”那个城邑，扩张自家的势力。鲁襄公差点不敢回国。

到公元前五四二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周景王三年，晋平公十六年），三十三岁的鲁襄公去世了，季武子不听穆叔（叔孙豹）的劝，立了“十九年矣，犹有童心”的公子裯，就是鲁昭公，后来给接替季武子的他孙子季平子（季孙意如）留下了很多麻烦。

下一年，公元前五四一年（鲁昭公元年，周景王四年，晋平公十七年，楚郏敖四年，齐景公七年，秦景公三十六年，宋平公三十五年，卫襄公三年，陈哀公二十八年，蔡灵公三年，郑简公二十五年，许悼公六年，曹武公十四年），各家诸侯又在“虢”那里盟会，重申“宋”之会“弭兵”的盟约。在盟会进行时，季武子不管穆叔（叔孙豹）还在会上，带兵夺取了莒国的“鄆”，使得穆叔被楚人扣住，差点回不来。

到公元前五三七年（鲁昭公五年，周景王八年，晋平公二十一年），上次“三分公室”二十五年以后，趁着穆叔（叔孙豹）去世，季武子推动了改变军队编制，“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扩张了自家的势力。在这次改编中，另外两家都采用了当初季家的政策，不再让部队成员成为自家的家臣，而是保留他们名义上直属于“公室”的身份，“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这也是私家军队变为公家军队的一小步吧，多数部队成员对部队将领不再有人身依附的关系。

此后，鲁国继续蚕食莒国的土地城邑。

两年多以后，公元前五三五年（鲁昭公七年，周景王十年，晋平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那天（杨注：癸未，十三日。），季武子（季孙宿）去世了，接替他族长之位和鲁国首席执政大臣之位的是他孙子季平子（季孙意如）。季平子的父亲季悼子（季纥）已经在上一年先死了。

季平子（季孙意如）的继承人是他儿子季桓子（季孙斯）。季桓子（季孙斯）的继承人是他儿子季康子（季孙肥），季康子死于鲁哀公二十六年，这就是《左传》中提及的最后一位季家族长。终春秋之世，鲁国一直“政在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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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087三分公室7节、117南蒯叛季2节、122叔弓知礼2节）：

《襄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p 0915）（09010001））（087）

邾子来朝。（（p 0916）（09010006））（087）

《襄元年传》：

九月，邾子来朝，礼也。（（p 0918）（09010401））（087）

《襄元年经》：

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晋侯使荀罃来聘。（（p 0916）（09010007））（087）

《襄元年传》：

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p 0918）（09010501））（087）

我的粗译：

我们的襄公元年（公元前五七二年，周简王十四年，晋悼公二年，卫献公五年），九月，邾子（邾国国君邾宣公）来朝见我们主上（鲁襄公），这是规矩。

这年冬天，卫国的卿子叔（公孙剽）、晋国的上军将知武子（荀罃）正式来访，这也是规矩。凡诸侯即位，小国应当去朝见，大国应当派人去访问，以此来延续友情、加强了解、策划行动、充实不足，所以这是主要的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襄公传》之前注云：“据《鲁世家》，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曰：

无《传》。正月十九日己巳冬至，此年建子。有闰。杜预据九年《传》“会于沙随之岁（成十六年，公元前五七五年），寡君以生”云云，谓襄公即位之年四岁（虚岁）。

杨伯峻先生注“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曰：

公孙剽，子叔黑背子。传世器有卫子叔兂父簠 ，《积微居金文说》谓即公孙剽未为君时所制器。剽是穆公之孙，定公弟之子。黑背见成十年《传》并《注》。

《积微居金文说》（页八八《衞子叔兂父簠跋》）：

《缀遗斋彝器考释》第八卷十六页下载《卫子叔兂父簠》，铭文云：“卫子叔兂父乍旅簠 。”按成公十年《左传》云：“卫-子叔黑背侵郑。”襄公元年《春秋》云：“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杜注》云：“剽，子叔黑背子。”《传》云：“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此卫有子叔氏之证也。铭云子叔兂父，兂为簪之初字，[簪-竹-曰]从二兂，《说文》训锐意。剽字《说文》训砭刺，兂剽义相近，疑兂父即剽之字也。寻襄公十四年《左传》记卫人立公孙剽为君，是为殇公。此簠之制，盖在即位为君以前矣。

杨伯峻先生注《成十年传》“卫-子叔黑背侵郑”云：“子叔黑背，卫穆公子，卫定公弟（，以子叔为氏）。”（（p 0848）（08100201））（075）。

杨伯峻先生注“晋侯使荀罃来聘”曰：

此时天子已死，依旧礼，诸侯间应暂停聘问。杜预《注》以为王虽死，而赴问未至，诸侯不闻，使者已行，计其时间约建子之十月初。荀罃即知罃（，详宣十二年及成三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宣十二年传》 “楚-熊负羁囚知罃”云：“杜《注》：“负羁，楚大夫。”《赵世家?索隐》引《世本》云：“逝遨生庄子?首，首生武子-罃。”则知罃为知庄子之子。据《晋语七》，知罃字子羽。”（（p 0742）（07120214））（066）。

下面是《成三年传》提到荀罃的两段：

晋人归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纍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王曰：“虽然，必告不穀。”对曰：“以君之灵，纍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p 0813）（08030401））（066）。

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p 0816）（08031001））（066）。

这两段我在前面介绍过，您如有兴趣可移步《《左传》中的成语10附：晋楚战邲7》。

杨伯峻先生注《成三年传》“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云：“当时卿大夫对外国国君自称为外臣，此知罃于楚君亦直称其父之名。”（（p 0816）（08030401））（066）。

杨伯峻先生注《成三年传》“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云：“宗，宗庙。荀首不但是知罃之父，且是荀氏小宗宗子，于本族成员有杀戮之权，然先须得国君同意。”（（p 0816）（08030401））（066）。

杨伯峻先生注“小国朝之”曰：

此指邾宣朝鲁襄。

杨伯峻先生注“大国聘焉”曰：

卫虽非大国，比于鲁，亦可匹敌。晋此时虽早称霸，仍是诸侯。

“鲁”（杨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据《谷梁传》，中城即内城。若然，则此中城即鲁都曲阜之内城。杜《注》以此为鲁国城邑之名，云在“东海-厚丘（各本误作廩丘，今从金泽文库本、南宋小字本正）县西南”，即在今江苏-沭阳县境，为鲁边境所未达。杜《注》不可信。说详江永《考实》。定六年“城中城”与此同。#杜《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邾”——“绎”（杨注：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僖二十一年?传?称之为“蛮夷”。）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绎音亦，邾邑，今山东省-邹县东南有峄山，绎、峄字通。邾文公所迁当在峄山之阳与郭山之北夹谷地带。一九七二年夏于此地因大雨冲出一铜鼎，为费敏父嫁女与邾之媵鼎。沈钦韩《地名补注》引《山东通志》谓邾城在邹县东南二十五里，邾文公所迁城周二十余里，在峄山之阳，俗误为纪王城，邾迁都后，境内又另有绎邑，宣十年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峄，乃取其别邑，非取其国都。#“绎”，《公羊》作“蘱”，不知其故。杜《注》：“绎，邾邑。”孔《疏》云：“文十三年《传》称邾迁于绎，则绎为邾之都矣。更别有绎邑，今鲁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绎山为名，盖近在邾都之旁耳。”余见文十三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卫”——“帝丘”（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明一统志》又有帝丘城，云在滑县（此指旧治，今已移治于其西之道口镇）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卫成公所迁，盖其境相接也。则卫自楚丘迁帝丘，两地相距不远。#卫自成公已迁都帝丘，即今濮阳县西南二十许里之颛顼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晋”——“绛”——“故绛”（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绛本晋国都城，在今翼城县东南十五里，详隐五年《传?注》，而《年表》云：“晋献公九年，始城绛都。”似绛都本无城郭者，恐太史公误会《传》意。《传》意仅谓士蒍为高其宫而城绛，则所谓城者，加高加大而已。自成六年徙新田后，谓之故绛。#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襄四年经》：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p 0931）（09040003））（087）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p 0931）（09040005））（087）

《襄四年传》：

秋，定姒薨。不殡于庙，无榇，不虞。（（p 0934）（09040401））（087）

匠庆谓季文子曰：“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君长，谁受其咎？”（（p 0934）（09040402））（087）

初，季孙为己树六槚于蒲圃东门之外。匠庆请木，季孙曰：“略。”匠庆用蒲圃之槚，季孙不御。（（p 0934）（09040403））（087）

君子曰：“《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p 0935）（09040404））（087）

我的粗译：

三年后，我们的襄公四年（公元前五六九年，周灵王三年，晋悼公五年），秋七月戊子那天（杨注：戊子，二十八日。），我们主上（鲁襄公，此时当只有六岁）的母亲定姒去世了。她死后没有停放在太庙，棺材也没有外棺，而且没为她举行虞礼。

我们这里木匠的头儿匠庆就说季文子（季孙行父）：“子为正卿，而小君（定姒）之丧不成，不终君也。君长，谁受其咎？（大人担任着正卿，可我们的“小君”却未能得到正式的丧礼，这是不让我们主上完成他的孝心。等主上成年了，谁来担这个责任？）”。

早先，季孙（季文子，季孙行父）在蒲圃东门之外为自己栽了六棵槚木。到要为定姒制作棺材时，匠庆向季孙请示木材从哪里出，季孙告诉他：“略。（随便。）”，于是匠庆就用上了季孙在蒲圃栽的槚木，季孙也没拦着他。

贵族们都说：“《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志》里说的“处处没规矩，迟早遭报应”，就说的是这种事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夫人姒氏薨”曰：

“姒”《公羊》作“弋”，盖平入对转通假。杜《注》以姒氏为“成公妾，襄公母”，可信。但以姒氏为杞女，则不知何据。何休《公羊解诂》以为“莒女”，亦未必然。《公羊传》襄五年又以为鄫、鲁为舅甥，则姒氏又似鄫女。杞、鄫、莒皆姒姓，《公羊》说较早。

杨伯峻先生注“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曰：

辛亥，二十二日。无《传》。定，谥号。自死至葬仅二十三日。

杨伯峻先生注“不殡于庙”曰：

周朝实有于祖庙停棺待葬之礼，详僖公八年《传》并《注》。汪中《经义知新记》谓“殡宫皆谓之庙”云云，不可信。

杨伯峻先生注“无榇”曰：

孔《疏》据《檀弓上》“君即位而为椑”之文，以为定姒出嫁后当为椑。椑即棺。但定姒为成公贱妾，未必出嫁即为棺。

杨伯峻先生注“不虞”曰：

虞，祭礼。死者葬后，生者返殡宫祭祀而安死者之灵，谓之虞礼。虞礼必哭，又曰反哭。《仪礼》有《士虞礼》一篇。此《传》反映襄公年幼，权在季孙行父，而行父并不以夫人之礼待定姒；或因齐姜已以成公夫人成丧，则定姒不应再如此。

杨伯峻先生注“匠庆”曰：

古代匠多是木工。杜《注》：“匠庆，鲁大匠。”《庄子?达生篇》有梓庆，成玄英《疏》以为即此匠庆。

杨伯峻先生注“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曰：

《公羊》隐元年《传》云：“母以子贵。”定姒为襄公生母，故匠谓之为“小君”，并请以夫人之丧成之。终为送终，《论语?学而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足见当时于父母之丧，必尽致其情。不终君者，谓不使鲁襄公终其生母之丧也。杜《注》谓“不终事君之道”，误。

杨伯峻先生注“君长，谁受其咎？”曰：

此时襄公尚不足八岁。杜《注》：“言襄公长将责季孙。”匠庆以此逼季孙。

杨伯峻先生注“初，季孙为己树六槚于蒲圃东门之外”曰：

蒲圃，场圃名。其地或较宽大，各方有门。东门为蒲圃之东门。十九年公享晋六卿于蒲圃，定八年阳虎将享季氏于蒲圃，亦可见其地不小。

槚当为紫葳科（Bignoniaceae）梓属Catalpa ovata梓，或紫葳科（Bignoniaceae）梓属Catalpa bungei楸，或紫葳科（Bignoniaceae）梓属Catalpa fargesii灰楸，下面是一张梓的图片，出自互动百科《梓木》：

杨伯峻先生于此（匠庆请木，季孙曰：“略。”）注云：

请为定姒作棺之木。略，简略。谓不必选择美木。杜《注》：“不以道取为略。”沈钦韩《补注》且引汉律谓略为盗窃。以鲁之正卿葬国君夫人，而使人盗窃棺木，盖无此理。

杨伯峻先生于此（君子曰：“《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注云：

《志》盖古书名。此盖责季孙之语。

不过最厉害的还是黄肠题凑，都是柏木芯，一个墓就砍了一座林子。

《襄五年经》：

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p 0941）（09050002））（087）

《襄五年传》：

夏，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p 0943）（09050301））（087）

《襄五年经》：

秋，大雩。（（p 0941）（09050005））（087）

《襄五年传》：

秋，大雩，旱也。（（p 0943）（09050601））（087）

《襄五年经》：

辛未，季孙行父卒。（（p 0942）（09050013））（087）

《襄五年传》：

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p 0944）（09051001））（087）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的襄公五年（公元前五六八年，周灵王四年，晋悼公六年，郑僖公三年），夏天，郑国的卿子国（公子发）来访问，这是来通报他们有了新的国君。

这年秋天，我们这里举行了大雩，《春秋经》上写“秋，大雩”，意思是发生了旱灾。

这年冬天，十有二月辛未那天（杨注：辛未，二十日。），季文子（季孙行父）去世了。我们的大夫去为他入歛，我们“公”（鲁襄公）亲自主持。他们家大管家只用日常器具为他陪葬，而且他的妾侍没有穿绸缎的，养的马匹没有喂谷子的，甚至他家就没存着黄金和宝玉，所有器具也都没备份。于是贵族们都明白季文子是多么忠于公室：“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辅佐了三位主上，自己家里竟没存下什么东西，能不说是“忠”吗？）”。

一些补充：

杜预《注》“郑伯使公子发来聘”云：“发，子产父。”

杨伯峻先生注“夏，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曰：

子国即公子发，后为国氏。嗣君谓郑僖公，此时即位仅三年。

杨伯峻先生注“秋，大雩，旱也”曰：

建子之秋正是夏历之夏，需雨而旱，故大举求雨之礼。

杨伯峻先生注“大夫入歛，公在位”曰：

据《礼记?丧大记》，大夫大歛，国君亲自看视，于东序端设置君位，面向西。大歛在堂上，堂朝南，东西有墙，此墙头古曰序端。

下面再贴一遍当时“堂”可能的平面结构的示意图，图中黄色的是墙。圆圈是柱子。从图中可见“堂”的前面是敞开的，北东西三面有两圈墙，“序端”则是指内圈东西两面墙（序）的南端：

杨伯峻先生注“宰庀家器为葬备”曰：

宰，季氏家臣之首。庀音庇，具也。意为以其家之器为葬具。

杨伯峻先生注“无重器备”曰：

器备，一切用具。无重，重，平声，仅一具，无双份。

杨伯峻先生注“相三君矣”曰：

季孙行父于文六年即见于《经》，可见其入仕之早。宣公八年襄仲死，季孙为相，历宣、成、襄三公，凡三十三年。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郑”（杨注：鄭（郑），国名，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卜辞常见奠（鄭）地，有“矦奠”“南奠”“北奠”“多奠”“奠臣”诸词。又有一片云“巳（祀）奠河邑”，则地当在今郑州市南、新郑县北。西周彝器又有奠虢仲鼎、奠虢仲簋等。是则郑地早已有之。桓公初封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据《郑语》，寄帑于虢、郐之间。武公因取而都之，即今新郑县。春秋后又六世九十一年为韩所灭。近年出土之哀成叔鼎则铸于郑亡后。?史记?有世家。），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襄六年经》：

滕子来朝。（（p 0945）（09060004））（087）

《襄六年传》：

秋，滕成公来朝，始朝公也。（（p 0947）（09060301））（087）

《襄七年经》：

七年春，郯子来朝。（（p 0949）（09070001））（087）

《襄七年传》：

七年春，郯子来朝，始朝公也。（（p 0950）（09070101））（087）

《襄七年经》：

小邾子来朝。（（p 0949）（09070003））（087）

《襄七年传》：

小邾穆公来朝，亦始朝公也。（（p 0951）（09070401））（087）

《襄七年经》：

秋，季孙宿如卫。（（p 0949）（09070005））（087）

《襄七年传》：

秋，季武子如卫，报子叔之聘，且辞缓报，非贰也。（（p 0951）（09070501））（087）

《襄七年经》：

八月，螽。（（p 0949）（09070006））（087）

《襄八年经》：

秋九月，大雩。（（p 0955）（09080007））（087）

《襄八年传》：

秋九月，大雩，旱也。（（p 0957）（09080601））（087）

我的粗译：

下一年秋天，滕成公（滕国国君）来朝见我们的主上（鲁襄公），这是他首次来朝见我们的“公”（鲁襄公）。

再下一年，我们的襄公七年（公元前五六六年，周灵王六年，晋悼公八年，卫献公十一年），春天，郯子（郯国国君）来朝见我们的主上，他也是首次来朝见我们的“公”。

这年晚些时候，小邾穆公（小邾国国君）来朝见我们主上，他同样是首次来朝见我们的“公”。

这年秋天，季武子（季孙宿）前往卫国，这是对他们的卿子叔来访的回访，同时去解释回访延迟的原因，表示我们并没有背离的意思。

下年秋九月，我们这里举行了大雩，《春秋经》上写“秋九月，大雩”，意思是发生了旱灾。

一些补充：

这几年，鲁国也是灾害频发。

杨伯峻先生注“秋，滕成公来朝，始朝公也”曰：

滕君于隐十一年、桓二年、文十二年朝鲁以后，《经》、《传》未尝载再朝鲁之事。由文十二年至此又四十八年，襄即位已六年。《传》屡言“始朝公”，皆久不朝之意。——桥案：僖三十年《传?注》曾讨论“始朝”之意。僖十八年《传?注》云：“始朝者，前此未尝朝也。”文十八年《传》杜注“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曰：“公即位始来朝。”

杨伯峻先生注“七年春”曰：

正月二十六日辛丑冬至，建子。此年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秋，季武子如卫，报子叔之聘，且辞缓报，非贰也”曰：

子叔聘鲁襄在元年，六年后始答报，故加以说明并致歉意。辞与五年《传》“辞不会于鸡泽之故”用法同。

杨伯峻先生注“八月，螽”曰：

无《传》。杜《注》：“为災，故书。”

“滕”（杨注：滕，国名，周文王子错叔-绣，武王封之，居滕，今山东省-滕县西南十四里有古滕城，即滕国也。此滕侯不知其名与谥。自叔绣至滕宣公十七世，乃见于《春秋》；滕隐公卒于鲁哀公之十一年，滕隐公以后，尚有六世为君，孟轲犹得见滕文公。《战国策?宋策》谓宋康王灭滕。孔《疏》引《世族谱》谓齐灭滕。金正炜《战国策补释》主宋灭滕说。彝器有滕侯????[魚木]簋、滕虎簋。“滕”字并从舟从火作“[腾-月+舟-马+火]”。《魏三体石经左传残石》则作“縢”。一九八〇年于滕县-庄里西村发现一套青铜乐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8，北纬35.04（滕，滕州-东滕城村周围，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内城？：东555，西590，南850，北800。周-汉）。

“郯”——“拔”（杨注：郯音谈，国名，据昭十七年《传》，为少皥之后，则为己姓；然《史记?秦本纪赞》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则郯似又出于伯益。《汉书?地理志》谓为“少昊后，盈姓”，盈即嬴。则于其所自出从《左传》，姓则从《史记》也。《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有郯国，则郯国至战国犹存。郯国故城当在今山东省-郯城县西南二十里。#“拔”，《传》作“郯”，江永《考实》谓即宣四年《经》“平莒及郯”之“郯”，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南。杜《注》云“拔，地阙”。互详宣四年《经?注》。#杜?注?：“郯即拔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4，北纬34.63（郯城-北老城）。

“小邾”——“郳”（杨注：“郳”，《公羊》作“倪”；“犁”，《谷梁》作“黎”。郳与倪，犁与黎，字均得通假。据《潜夫论?志氏姓》、孔《疏》所引《世本》及杜预《世族谱》，郳为附庸国，其先世出于邾。邾君名颜字夷父者，有小子曰肥（《世族谱》作“友”，今有邾友父鬲，当即此人），邾颜封之于郳。犁来，肥之曾孙也。其后附从齐桓公以尊周室，周室命之为小邾子。穆公之孙惠公以下春秋后六世，而楚灭之。郳与小邾一地两名。郳，据顾栋高《大事表》，当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六里。然据《太平寰宇记?沂州承县》条，则当在今山东-嶧城镇西北一里。两者相距百余里，未详孰是。卜辞两见“兒白（伯）”，一见《铁云藏龟》，一见《殷虚书契后编》，或云即此“郳国”，不确。又有“郳????[女白]鬲”。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二十七云：“郳????[女白]当是郳之夫人，????[女白]姓之女。”#“郳”，《公羊》作“兒”。或云另是一郳，其地已不可考。说参吕大圭《春秋或问》及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未详孰是。#小邾子即郳犁来，详庄五年《经》、《传》并《注》。此时已得王命，故来朝书爵。#郳，小邾。），推测位置为：东经117.44，北纬34.95（西集镇-东集河北村东，郳故城遗址，梁王台，庄五年之前郳犁来迁来）。

“卫”——“帝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下面是滕、郯、小邾、邿与鲁等的位置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襄十一年经》：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p 0985）（09110001））（087）

《襄十一年传》：

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p 0986）（09110101））（087）

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shèng)。季氏使其乘(shèng)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p 0987）（09110102））（087）

我的粗译：

季文子（季孙行父）去世六年后，到我们的襄公十一年（公元前五六二年，周灵王十年，晋悼公十二年），春天，季武子（季孙宿）策划把我们的部队改编为三军，于是向叔孙穆子（叔孙豹）提出：“请为三军，各征其军。（希望能把我们的部队改编成三军，我们三家各自召集成军。）”。穆子（叔孙穆子，叔孙豹）就告诉他说：“政将及子，子必不能。（以后肯定是大人掌权，我怕大人这么干以后就顾不到全局了。）”。但武子（季武子，季孙宿）坚持要这么干，穆子只好说：“然则盟诸？（那咱们举行盟誓怎么样？）”。于是在“僖闳”举行了盟誓，还在“五父之衢”那里共同诅咒了将来不遵守盟约的人。

这年正月，编组了三军，把原来“公室”所属人员分三部分，三家各分一部分。于是三位大人解散了原先自家私家的车兵部队。季家告诉将编入自家新车兵部队的家长，如果要把他们的“役邑”归进季家，那就不以公室的名义征召那里的人参加这个部队，而那些没有归进季家的“役邑”，就会加倍以公室的名义征召那里的人参加部队。孟家则把将编入自家新车兵部队的人员，其中一半变成他们家的家臣，和他们家的子侄兄弟一样。至于叔孙家，则把将编入自家新车兵部队的人员都变成他们家的家臣，算是同意此事的条件。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曰：

正月初十壬戌冬至，建子。

杨伯峻先生注“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曰：

前人据《尚书?费誓》“鲁人三郊三遂”，以为鲁国初年已有三军，然论据不足。即伯禽曾作三军，亦因“徐-夷并兴，东郊不开”，鲁都曲阜大受威胁之故。其后是否继续保持三军，已无文献可征。据《周礼》军伍之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杜《注》亦从此说。《鲁颂?闵宫》“公徒三万”，若是三军，则近四万。举成数应就大而不应缩小，似僖公之时亦二军。又据哀十一年《传》，孟孺子率右师，冉求率左师，则鲁仅左右二师，二师即二军。此是否即鲁国之全部军队，亦难肯定。此谓 “作三军”，明非仅增加一军而已。乃改组并重新编制，组成三军。

杨伯峻先生于此（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注云：

季氏欲作三军，不向鲁襄请示，而告叔孙，不仅由于鲁襄仅十三四岁，若晋悼即位，亦仅十四岁，而大有成人所不敢作不敢言者。叔孙世为司马，掌军政，不能不告之。各征其军，前人皆无确实解释。据下文，不过由三家各有一军耳。

杨伯峻先生于此（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注云：

此时季武子尚少，叔孙豹-穆子为政，叔孙意谓不久政权将及于尔，盖季文子以五年死，死且六年，叔孙亦老矣。季氏世为鲁之上卿，叔孙不能不让位于季氏，子必不能，叔孙恐季孙一人专政权、军权，不能团结三家。

杨伯峻先生注“乃盟诸僖闳”曰：

诸，之於之合音字。闳音宏，本意为里巷之门，此僖闳是僖公庙之大门。

杨伯峻先生注“诅诸五父之衢”曰：

诅，祭神使之加祸于不守盟誓者。互参隐十一年《传?注》。既盟又诅，足见三家之互有猜疑。五父之衢又见定六年、八年《传》及《檀弓》、《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据《山东通志》，五父之衢在曲阜县东南五里。《鲁语下》谓“季武子为三军，叔孙穆子曰不可”云云，与《传》略异。

杨伯峻先生注“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曰：

三分公室与作三军相连，亦与下文相连，自是所言亦作三军之事，前人有解为三分鲁公室之货财或税收者，自是谬误。若三分鲁襄公之货财，岂不成为公然叛乱？若三分鲁襄公之税收，则鲁襄公何以为鲁襄公，如何生活？皆不合情理。盖鲁国之军，本为公室所有。今作三军，以三军改为季孙、叔孙、孟孙三族所私有，各族各得一军之指挥与编制之权，故云各有其一。其一者，其一军也。

杨伯峻先生注“三子各毁其乘”曰：

三氏本各有私家军，今既得公室军，则前此之私家军无复存在之必要。且鲁本无三军，今作三军，兵乘不足额，乃毁其私家军以足之，而毁之之法又不同。

杨伯峻先生注“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曰：

此以下仅就各毁其乘言。鲁公室本二军，改编为三，三氏各有其一，其兵乘之来源，仍自鲁之郊遂。不足之数，三氏各以原有之私乘补充。私乘之来源，则各自其私邑。季氏于其属邑奴隶尽释为自由民。役邑即提供兵役之乡邑，入为入于季氏，为季氏服军服役，则免其家之税收。其不入于季氏者，则倍征其税，以补充其豁免之数，且以奖励从军者，惩罚不从军者。

杨伯峻先生注“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曰：

若，或也。其入军籍皆年青力壮，或自由民之子，或自由民之弟，而皆以奴隶待之，其父兄则为自由民。前人说多误，不录。

杨伯峻先生注“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曰：

叔孙氏则仍实行奴隶制，凡其私乘，本皆奴隶，今补入其军中者亦皆奴隶。“不然不舍”仅就叔孙言之，谓不如此不改置。此乃左氏叙事之辞，杜《注》以为盟诅之言，尤非。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僖闳”（杨注：闳音宏，本意为里巷之门，此僖闳是僖公庙之大门。），当在“鲁”城中心。

“五父之衢”（杨注：五父之衢又见定六年、八年《传》及《檀弓》、《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据《山东通志》，五父之衢在曲阜县东南五里。《），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01，北纬35.59（曲阜县东南五里，“鲁”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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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三年经》：

夏，取邿(shī)。（（p 0998）（09130002））（087）

《襄十三年传》：

夏，邿(shī)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p 0998）（09130201））（087）

《襄十三年经》：

冬，城防。（（p 0998）（09130004））（087）

《襄十三年传》：

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p 1002）（09130601））（087）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的襄公十三年（公元前五六〇年，周灵王十二年，晋悼公十四年），夏天，邿国发生变乱，分成三股势力对峙。我们的部队前往救援，就把邿国“取”了来。凡是《春秋经》上写“取”的，都表示很容易就实现了；如果是用了重兵，就写“灭”；如果最终没能领有那块地方，就写“入”。

这年冬天，我们加筑了“防”的城墙，《春秋经》上记载此事，是表示这合于节令。之前曾准备在早些时候就开始筑城，但臧武仲（臧孙纥）提出应该等农事完毕再去筑城，这就合规矩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师救邿，遂取之”曰：

鲁师救邿(shī)。不言鲁，此固鲁史。《寺季簋 铭》云，“寺季故公作宝簋 ”云云。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十六引阮元说：“寺，邿之省。邿季殆亡国寓公，故曰‘故公’也。”

杨伯峻先生注“凡书取，言易也”曰：

凡《经》书取国或取邑共十一事，鲁取他国或他国之邑者七次；齐人取鲁邑者，哀八年一次；他国互相伐取者三次。互详宣九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宣九年传》“秋，取根牟，言易也”云：

襄十三年《经》“取邿”，《传》云：“凡书取，言易也。”成六年《经》“取鄟”，《传》亦云“言易也”。昭四年《经》“取鄫”，《传》云：“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综合观之，凡取邑或取国，取之甚易，则言“取”。然有用师徒者，亦有不用师徒者。此取根牟，非如鄫之叛其国而来，则用师徒者也。（（p 0701）（07090201））（064）。

杨伯峻先生注“用大师焉曰灭”曰：

《春秋》书灭者三十一次，无一不是国，则邿虽小，亦一国也。余详文十五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文十五年传》“凡胜国，曰灭之”云：

惠士奇《春秋说》曰：“?春秋?书灭，非尽有其地，又有灭而仍存者。宣十二年‘楚子灭萧’，萧者，宋附庸，萧灭于十二年，复见于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萧以叛’，则是萧仍为附庸于宋，楚未尝有其地也。昭十三年‘吴灭州来’，昭二十三年《传》称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奔命救州来；然则楚之州来犹宋之萧，虽灭而仍存也。”襄十三年《传》复云：“用大师曰灭。”然则灭有两义：“楚子灭萧”，“吴灭州来”，用大师之例也。此胜国曰灭，乃杜《注》所云“绝其社稷，有其土地”之谓也。

杨伯峻先生注“弗地曰入”曰：

虽得其国，并不保有其地，有时用入字。互详隐二年、文十五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隐二年传》“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云：

入者，以兵深造其国邑之名。然有二义：有入而取其地者，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取其地，与灭同，闵二年“狄入卫”，哀八年春“宋公入曹”是也。不取其地，隐十年“宋人、卫人入郑”，桓二年“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与否。据《传》云云，是称兵夺妇而入其国邑，未尝取地，故《公》、《谷》亦曰“得而不居”。然僖二十六年公会莒兹[不/十] 公、宁庄子盟于向，宣四年鲁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向皆莒地，则又似灭其国而取其地。说本毛奇龄《春秋传》。（（p 0022）（01020201））（006）。

杨伯峻先生注《隐二年传》“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云：

据《读史方舆纪要》废鱼台县西南有费亭，费与极均在今金乡县南而稍东，郎与极亦在废鱼台县附近。无骇入极，费庈父因城郎而灭极，胜极即灭极也。文十五年《传》云：“凡胜国曰灭之”，则灭国亦可曰“胜”。说本俞樾《茶香室经说》。（（p 0022）（01020301））（003）。

杨伯峻先生注《文十五年传》“获大城焉，曰入之”云：

襄十三年《传》又云：“弗地曰入。”则入亦有两义，有入而取其地者，有入而不取其地者，说详隐二年《传?注》。此郤缺入蔡，不有其地也。顾栋高《大事表?春秋入国灭国论》所言虽不尽是，然亦可参考。（（p 0612）（06150701））（055）。

“邿”（杨注：“邿”，《公羊》作“诗”。《释文》：邿音诗(shī)。据《说文》，为附庸国。据《山东通志》，在今济宁市南五十里。传世彝器有邿伯鼎、邿遗簋。又有寺季鼎、寺季簋。寺当即邿。《邿伯鼎》铭文云“邿伯肇作孟妊膳鼎”，则邿为妊姓。孟妊盖其女。#京兹在今平阴县东南。京兹、邿(shī)、卢皆在泰山山脉，此攻险也。#邿音诗(shī)。《清一统志》：邿山在平阴县西十二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6.30，北纬36.23（“石门”西）。

下面是“邿邑故城”文保碑的图片，该碑曾立在石门，后移回邿山，图片出自民间考古《【平阴古迹】平阴八景之“石门晚照”》：

“防”——“祊”（杨注：“祊”，音崩，《公羊》、《谷梁》及《汉书?五行志》引俱作“邴”。方与丙，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从方之祊与从丙之邴，可得通假。祊，郑祀泰山之邑，当今山东省-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余详《传?注》。#郑桓公为周宣王母弟，因赐之以祊，使于天子祭泰山时，为助祭汤沐之邑。#“防”，《公羊》作“邴”，从方声之字与从丙声之字，古音多同（方、丙二字古音同属邦母阳韵），故防、邴得通假。鲁有二防，此时西防尚未为鲁所有，故知此是东防，当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北四十余里。世为臧氏食邑。石韫玉《读左卮言》谓“防”字或“祊”字之讹，祊为郑邑而新归于鲁，此时郑告伐宋，鲁会齐而谋之于祊也。姑录之以备参考。#鲁师自阳关出动迎接臧纥，至于旅松不进。阳关在今泰安县偏东而南约六十里，旅松则距防不远。），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18，北纬35.28（方城镇）。

《襄十五年经》：

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p 1021）（09150004））（087）

《襄十五年传》：

夏，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于是乎城成郛。（（p 1023）（09150501））（101、087）

《襄十五年经》：

邾人伐我南鄙。（（p 1021）（09150006））（087）

《襄十五年传》：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晋。晋将为会以讨邾、莒，晋侯有疾，乃止。冬，晋悼公卒，遂不克会。（（p 1023）（09150601））（083、087）

我的粗译：

又两年后，我们的襄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五八年，周灵王十四年，晋悼公十六年，齐灵公二十四年），夏天，齐灵公率兵围攻我们的“成”，这是他们背叛了晋国。我们随即加筑了“成”的外城城墙。

这年秋天，邾人进攻我们南部乡野，我们向晋人求救，晋人准备召开盟会惩治邾人和莒人，但晋侯（晋悼公）忽然生病，就没开成。这年冬天，晋悼公去世，这次盟会彻底取消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曰：

齐兵或已毁其外城，故鲁二卿帅师城之。郛，外城也。

杨伯峻先生注“夏，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曰：

齐、鲁皆晋之同盟，齐以范宣子借羽旄而不归还之故，贰于晋，因而侵犯鲁邑。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成”——“郕”（杨注：《公羊》作“公会纪候于盛”。杞、纪易误，郕、盛可通。杜预无《注》，则以此“郕”即隐公五年之“郕”。《谷梁》范宁《注》云，“郕，鲁地”，与杜异。鲁地之郕，《左传》作“成”，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成”，《谷梁传》作“郕”，成、郕字通。古成邑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后为孟氏采邑。定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成，公敛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云云；哀十五年成叛入齐，既而齐归成，是成为鲁北境近齐之邑。#成，据《山东通志》，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十里，亦作“郕”。#“成”各本俱作“郕”，其实成、郕一地，今从监本，以求一律。#成即郕，本杞田，后为孟氏邑。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成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里，在鲁都稍西而北五十余里，鲁北境。），推测位置为：东经117.18，北纬35.86（田家林，有遗址）。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晋”——“新田”——“绛”——“绛县”（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绛，晋都，今山西-侯马市。），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邾”——“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莒”——“莒父”（杨注：莒，国名，《郑语》“曹姓邹、莒”，以莒为曹姓，恐另一莒。此莒国，春秋后五十年为楚所灭，见《楚世家》。传世彝器有中子化盘，记楚简王伐莒，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据文八年《传》及《世本》，当为己姓，旧都介根，在今山东省-胶县西南；后迁莒，今山东省-莒县。据《鲁语下》“晋信蛮夷”之语，则当时人以蛮夷视之。#据《山东通志》，今莒县即莒国，一云，即鲁之莒父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下面是齐、邾伐鲁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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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六年经》：

五月甲子，地震。（（p 1025）（09160006））（087）

大雩。（（p 1025）（09160009））（087）

《襄十七年经》：

九月，大雩。（（p 1030）（09170005））（087）

《襄二十四年经》：

大水。（（p 1086）（09240006））（087）

大饥。（（p 1087）（09240013））（087）

《襄二十八年经》：

秋八月，大雩。（（p 1139）（09280004））（087）

《襄二十八年传》：

秋八月，大雩，旱也。（（p 1142）（09280501））（087）

我的粗译：

在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五四五年，周灵王二十七年，晋平公十三年），秋八月，我们这里举行了大雩，《春秋经》上写“秋八月，大雩”，意思是发生了旱灾。

一些补充：

这几年，鲁国又进入一个灾害频发的阶段，《春秋经》的记载中又有“地震”又有反应发生旱灾的“大雩”，还因“大水”而“大饥”。不过本章《左传》作者采用这几条《春秋经》可能是要说明这都是“三分公室”带来的。

杨伯峻先生注“五月甲子”曰：

甲子，十三日。

杨伯峻先生注“大饥”曰：

无《传》。《谷梁传》以为五谷皆无收成为大饥。

《襄二十年经》：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p 1053）（09200008））（087）

《襄二十一年经》：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p 1055）（09210005））（087）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p 1056）（09210006））（087）

《襄二十三年经》：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p 1071）（09230001））（087）

《襄二十四年经》：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p 1086）（09240004））（087）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p 1086）（09240007））（087）

《襄二十七年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p 1126）（09270006））（087）

《襄二十七年传》：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p 1138）（09271001））（087）

我的粗译：

而在我们的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五四六年，周灵王二十六年，晋平公十二年），十一月乙亥朔那天（朔，农历每月初一），发生了日食。此时斗柄所指方位在“申”那里，月份不对，是司历犯了错误，已经两次漏置了闰月。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曰：

无《传》。此乃公历八月三十一日之日环食。（桥：此在鲁襄公二十年，当公元前五五三年）。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曰：

无《传》。此公历八月二十日之环食，西北至东南皆能见。（桥：此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当公元前五五二年。）。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曰：

无《传》。此日不入食限，史官误记，或司天者误认。两月比食虽有之，惟皆为偏食，而非同一地所能迭见。若全食、环食之后，决无两月连食之理。九月朔既是环食，十月绝不能再食。（桥：此亦在鲁襄公二十一年。）。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曰：

正月二十三日乙丑冬至，建子，有闰月。无《、传》。此为阳历一月五日之环食，自新疆至福建皆能见之。（桥：此恐怕“鲁”未必得见；鲁襄公二十三年当公元前五五〇年。）。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曰：

无《传》。既，尽也。于公历为六月十九日之全食，《经》书“既”，盖由目验。（桥：此在鲁襄公二十四年，当公元前五四九年。）。

杨伯峻先生注“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曰：

无《传》。七月既已全蚀，八月朔决无再蚀之理，或以为史官之误。邹伯奇《邹徵君遗书》谓“盖文十一年八月日食，脱简于此”。冯澂《集证》亦云：“当是文十一年八月癸巳朔日食，脱简于此。”（桥：此在鲁文公十一年，则当公元前六一六年。）。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曰：

“亥”本作“卯”，今从阮元《校勘记》及金泽文库本订正。余详《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曰：

此是公历十月十三日之日全蚀。《经》书“十二月乙亥朔”，江永《群经补义》云：“《经》文传写讹耳。此年七月，《经》有辛巳，则乙亥朔，必是十一月矣。”王夫之《春秋稗疏》亦云：“十二月乙亥朔食，乃十一月。姜岌、《大衍》、《授时》皆同。”（桥：此在鲁襄公二十七年，当公元前五四六年）。

杨伯峻先生注“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曰：

辰谓斗柄。斗柄指申，于周正为九月。而日蚀《传》书十一月，相差两月，故《左传》作者以为当时主管历法者有过误，两次应置闰而未置闰。吴守一《春秋日食质疑》云：“今以历推之，建申、建酉之月，俱不入交，不食。非再失闰。”江永《补义》且云：“‘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此左氏之妄也。”

桥案：《春秋经》多次记载当地不可能见之日食，或在接近于日食但实际未发生时记载日食，我怀疑当时对于日食的推测不尽准确，而有时史官会按照推测加以记载，可能是当时观察情况不佳，但职责所在不能不按“推测”记录。而这一段《春秋经》记载了这么多日食，本章《左传》作者还都保留了下来，可能是认为这与“三分公室”有关，也可能认为这与当时的“司历”之“过”有联系，或者《左传》作者还可能把“司历”之“过”与“三分公室”联系起来。

所谓斗，是北斗七星（大熊星座），当时人以黄昏时斗柄所指来判断季节的更替，后来战国时的《鹖冠子?环流篇》有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下面是北斗七星（大熊星座）黄昏时斗柄所指方向示意图，出自《王家冲小学：教育电视台快乐达芬奇“望星空”录制》：

关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与方位的关系，子为正北，顺时针（按朝天上看的上图则是逆时针）为丑和寅，然后是正东卯（春），顺时针为辰和巳，然后是正南午（夏），顺时针为未和申，然后是正西酉（秋），顺时针为戌和亥，再然后就回到了正北子（冬）。

另外，十二地支与月份对应，也与节气有联系，子对应的那个月就是冬至所在的那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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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年经》：

季孙宿如宋。（（p 1053）（09200009））（087）

《襄二十年传》：

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xū)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享之，赋《鱼丽》之卒章。公赋《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p 1054）（09200601））（087）

我的粗译：

前面在我们的襄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五三年，周灵王十九年，晋平公五年，宋平公二十三年），冬天，我们执政的卿季武子（季孙宿）对宋国大臣向戌（合左师）的来访进行回访，到了宋国。宋人由一位卿褚师段迎请他参加宴会，在宴会上他一口气唱了《常棣》这首诗的最后两段，先唱了：“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xī)，和乐且湛(zhàn)。”（《诗?小雅?鹿鸣之什?常棣?七章（共八章）》），接着唱：“宜尔室家，乐尔妻帑(qī tǎng)。是究是图，亶(dǎn)其然乎？”（《诗?小雅?鹿鸣之什?常棣?卒章（共八章）》），季武子是用这两段诗劝宋国各大家族（“氏”族）和睦相处，宋人给了他很丰厚的礼物。

回得国来，复命以后，季武子在我们主上（鲁襄公）欢迎他的宴会上唱道：“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诗?小雅?鹿鸣之什?鱼丽?卒章（共六章）》），他是想用“物其有矣，维其时矣！”来感谢我们主上，说您派我去宋国的时机真好，我得了不少东西。但这两句本意是说当令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季武子这样唱在我们主上听起来却是在说自己过时了。于是我们主上回唱：“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南山有台?首章（共五章）》），听到最后两句“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季武子马上坐不住了，赶紧爬到坐席下边，趴下请罪说：“臣不堪也。（臣下不敢当。）”。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曰：

向戌聘鲁在十五年。

杨伯峻先生注“褚师段逆之以受享”曰：

褚师，官名，此以官为氏。段字子石。武子受宋公之享。

杨伯峻先生注“赋《常棣》之七章以卒”曰：

《常棣》，《诗?小雅》篇名。王引之《述闻》云：“以犹与也。卒，卒章也。言赋《常棣》之七章与卒章也。卒下无章字者，蒙上而省。”七章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卒章云：“宜尔家室，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则季武子之意盖以鲁、宋婚姻之国，宜和睦相处，使各乐家室。

杨伯峻先生注“赋《鱼丽》之卒章”曰：

《鱼丽》，《诗?小雅》篇名。卒章云：“物其有矣，维其时矣。”喻公命之聘宋得时。

杜预《注》“公赋《南山有臺》”云：“《南山有臺》，《诗?小雅》。取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为国光辉。”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襄二十一年经》：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p 1055）（09210002））（087）

《襄二十一年传》：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赐于其从者。于是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曰：“子盍诘盗？”武仲曰：“不可诘也。纥又不能。”季孙曰：“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皁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p 1056）（09210201））（087）

庶其非卿也，以地来，虽贱，必书，重地也。（（p 1058）（09210202））（087）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的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二年，周灵王二十年，晋平公六年，曹武公三年），邾国的大夫庶其带了“漆”和“闾丘”两个城邑逃亡到我们这里，我们执政的卿季武子（季孙宿）把我们“公”（鲁襄公）的姑姑（姑姊）嫁给了他，还赏赐了他所有的从者。

当时我们“鲁”这里有很多贼寇，季孙（季武子，季孙宿）问司寇臧武仲（臧孙纥）说：“子盍诘盗？（大人为何不设法讨灭这些贼寇？）”，武仲（臧武仲，臧孙纥）就告诉他：“不可诘也。纥（臧武仲，臧孙纥）又不能。（讨灭不了，我“纥”可办不到。）”。

季孙说：“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我们四境都可以控制，要讨灭这些贼寇，何故不可？大人担任司寇，就是要彻底消灭这些贼寇，有什么办不到的？）”。

武仲告诉他：“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皁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大人从外面召来了贼寇而且毕恭毕敬，还靠什么消除我们内部的贼寇？大人担任正卿，却召来外面的贼寇；反过来让我“纥”镇压内部的贼寇，那还怎么办得到？那个“庶其”从邾国盗取了城邑献给我们，大人就把我们姬族的女子嫁给他，还赐给他城邑，而且他所有的从者都得了赏赐。要是为首的贼寇被尊重，嫁给他主上的姑姑，赐给他很大的城邑，其他贼寇赏给车马侍从，那些小贼也赏给服装和配饰，那是鼓励贼寇。既鼓励又想镇压，恐怕没那么容易。我“纥”还听说，在上位者应该消除杂念，公正待人；控制自己的言行，让人有迹可循，而后可以领导下属。上位者的行为，是“民”所追随的方向，上位者不干的事，“民”还是会干，所以要用刑罚，好让他们不敢继续干。要是上位者干了的事，“民”也跟着干，那是正该如此，又怎能让他们不干呢？《夏书》上说，“想到的就要坚持，放弃的也要坚持，号令发出就要坚持，提出信念更要坚持，能不能成事由‘帝’考虑”，意思是要自己保持公正。只要出自诚心保持公正，然后就可以期待成事了。）”。

庶其并不是卿，按理不应记入《春秋经》，但他带来了田地，所以虽然他地位低，但也一定会写入《春秋经》，这是因为田地的重要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曰：

姑姊犹今云姑母，详十二年《传?注》。襄公之姑，则宣公之女，成公之姊妹。成公即位后十四年始娶妻，则立时甚幼小，其女兄弟未必年老。惟宣公之死距此已三十九年，成公女兄弟亦当在四十以上。杜分姑与姊为二人，固误；但谓为寡妇，不为无理。顾炎武引邵宝说，谓姑姊为鲁之宗女于成公为妹者，洪亮吉《左传诂》则谓“盖襄公之从姑或再从姑”，皆曲说。若非襄公之亲姑，当时文例不得言“公姑姊”。

杨伯峻先生注“子为司寇”曰：

司寇为刑官，或据《周礼》谓侯国司寇之事司空兼之，其下有大夫，为小司寇，不知今之《周礼》不必尽合当时官制。

杨伯峻先生注“其次皁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曰：

其次、其小者谓与庶其之礼物之次者与小者。或以为其次其小系指庶其之从者。从者有高卑，赐亦有大小。

杨伯峻先生注“轨度其信”曰：

轨度作动词，纳之于轨范也。《说文》：“信，诚也。”明征即僖二十七年《传》“明征其辞”之明征。句意谓在上位者使其诚心合于法度，必表现于行动，可征信于人。

杨伯峻先生注“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曰：

上层人物之所为，下层人物即从而效之，犹“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金泽文库本“归”上有“所”字。

杨伯峻先生注“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曰：

《礼记?哀公问》郑《注》：“所犹道也。”乃其所犹言势所必然。

杨伯峻先生注“《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曰：

所念而为者在于此，所舍而不为者在于此。所名（号令）所言者在于此，诚信所行者在于此。此皆指当时之轨范，以为标准也。仅帝能录此成功。《论语?公冶长》皇侃《疏》：“念，识录也。”以上为逸《书》。伪古文羼入《大禹谟篇》。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邾”——“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漆”（杨注：漆在今山东-邹县东北，闾丘又在漆东北十里。#杜《注》：“邾-庶其邑。”襄二十一年《经》云：“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漆在今山东-邹县北。杜《注》本襄二十一年《经?传》，然此时恐已非庶其邑矣。），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2，北纬35.39（北宿镇-岳庄村西北，城关镇-朱家村西南，漆女城遗址）。

“闾丘”（杨注：漆在今山东-邹县东北，闾丘又在漆东北十里。），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9，北纬35.35（高平——邹城-太平镇-陶城村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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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八年经》：

十有八年春，白狄来。（（p 1034）（09180001））（087）

《襄十八年传》：

十八年春，白狄始来。（（p 1035）（09180101））（087）

《襄二十一年经》：

曹伯来朝。（（p 1056）（09210007））（087）

《襄二十一年传》：

冬，曹武公来朝，始见也。（（p 1062）（09210601））（087）

《襄二十八年经》：

邾子来朝。（（p 1139）（09280003））（087）

《襄二十八年传》：

邾悼公来朝，时事也。（（p 1142）（09280401））（087）

我的粗译：

前面在我们的襄公十八年（公元前五五五年，周灵王十七年，晋平公三年），春天，白狄首次派使者来我们这里访问。

而在那三年后，我们的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二年，周灵王二十年，晋平公六年，曹武公三年），冬天，曹武公来朝见我们主上，他是第一次来。

又过了七年，到我们的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五四五年，周灵王二十七年，晋平公十三年），邾悼公来朝见我们主上，这是常规的朝见。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八年春”曰：

正月二十七日戊戌冬至，建子。

杨伯峻先生注“白狄来”曰：

杜《注》：“不言朝，不能行朝礼。”杜《注》乃取《公羊》义。

杨伯峻先生注“邾悼公来朝，时事也”曰：

时事谓四时朝聘。《经》书此，表示与宋之盟无关。宋盟唯朝晋、楚。

“白狄”（杨注：江永《考实》谓“此年狄伐晋，白狄也。白狄在西河，渡河而伐晋，箕地当近河。成十三年《传》云秦‘入我河县，焚我箕、郜’，是近河有箕。”#白狄子，白狄之首领。白狄为狄之别种。成十三年《传》吕相绝秦云，“白狄及君同州”，是与秦同在雍州也。僖二十四年《传》晋文云，“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则白狄之地南至渭水。江永《考实》谓“其地在西河之西”是也。今陕西省-延安、安塞、延川、延长、宜川、黄龙以及清涧诸县皆曰白狄之境。据《左传》，狄为隗姓。《世本》谓白狄-釐姓，《潜夫论》谓白狄-姮姓，王国维据秦有隗状，汉有隗嚣，魏有隗僖，谓赤、白二狄皆隗姓，是也。说详其《鬼方昆夷玁狁考》。#狄有赤狄、白狄与长狄，长狄为狄之一种。#狄自入春秋以来，俱只书“狄”。僖三十三年《传》箕之役始见“白狄子”之称，而“赤狄”之称自此见。自此《经》凡赤狄四见、白狄三见。潞氏、甲氏、留吁、铎辰，此赤狄也。其通言“狄”者，钟文烝《谷梁补注》云：“以《左传》、《国语》、《吕氏春秋》、杜氏《后序》引《汲冢纪年》考之，庄三十二年狄伐邢、僖三十三年晋人败狄于箕，皆白狄也。闵二年狄入卫、僖二十四年狄伐郑、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皆赤狄也。”顾栋高《大事表》三九据成三年《传》“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因谓“是年赤狄之种尽绝。”又云：“故中国直名白狄为狄，不复别之。”未审确否。#顾栋高《大事表》三十九云：“众狄系白狄之种类，若鲜虞-肥、鼓之属是也。”#鲜虞，白狄别种之国，今河北-正定县北四十里新城铺即其国都所在。战国时为中山国。#鼓，国名，姬姓，白狄之别种，时属鲜虞。国境即今河北-晋县。），“白狄”之分布，西起陕西，甚至更西，东达河北，甚至山东，北依内蒙，南抵河南。我大致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河北为中心，多与卫国和齐国接触；一部分以陕西为中心，多与晋国和秦国接触；每一部分中显然又有甚多分支。大体上此时农耕族与游牧族杂居，未必有明确的疆界。

“曹”（杨注：曹，国名，姬姓，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都陶丘，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七里。说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四。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史记》有《曹世家》。曹本地名或国名，卜辞已见。如《殷虚书契?前编》二、五“在[（東東）/口]，贞”，《后编》上十五“猷伐[東東]，其????[栽-木]”。[（東東）/口]、[東東]皆曹字，《说文》作“[（東東）/日]”。但不知其地是否在陶丘。#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余里。#杜《注》：“陶叔，司徒。”陶叔疑即曹叔振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此说是也。（亦犹战国时魏之称梁，韩之称郑。）#杜《注》：“以伯爵居甸服。”然桓二年《传》言“晋，甸侯也”，此又以晋、曹相比，而谓曹在甸服，似两“甸”字义有不同。晋甸侯之甸已详桓二年《传?注》。《周礼?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以地望言之，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距周初王畿较远，与《大行人》甸服合。），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襄二十九年经》：

夏五月，公至自楚。（（p 1153）（09290002））（087）

《襄二十九年传》：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p 1154）（09290101））（094、087）

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p 1155）（09290401））（087）

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五月，公至自楚。（（p 1156）（09290402））（087）

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以在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p 1156）（09290403））（087）

我的粗译：

我们襄公的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四年，周景王元年，晋平公十四年，楚郏敖元年），春王正月，我们的“公”（鲁襄公）还滞留在楚国，《春秋经》上写“公在楚”，就是要说明此年为何没有“朝正于庙”。（桥：此处恐怕也反映《春秋经》例应记载“朝正于庙”之事，只是大多没保存下来。）。

我们的“公”从楚国返回，到达方城时，接到书信：季武子夺占了“卞”，先是派出季家子弟公冶慰劳主上（鲁襄公），然后把此事写在书信中，用印章封固这个书信，派人追上公冶让他带给主上。书信中写着：“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得知“卞”的守将要作乱，臣下率领部属平乱，已经打下了“卞”，特地向您禀报。）”。公冶向主上报告了自己的使命，然后退下，到驻地，他才得知书信中有夺占“卞”的信息。而我们“公”看了信只是说：“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看上了想要却说他们作乱，只会让我不再信任你。）”。

接着，我们“公”问公冶说：“吾可以入乎？（我还能回去吗？）”，公冶回答：“君实有国，谁敢违君！（这“国”只能是主上的，谁敢不要主上！）”。我们“公”赐给公冶冕服，他坚持不愿接受，我们“公”下了命令他才最终接受了。

当时，“公”不想回来，听到我们大夫荣成伯唱：“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52）《邶风?式微》），他才继续踏上归程。这年五月，“公”从楚国回来了。

回来以后，公冶把自己名下的村邑都还给季家，从此不主动去季家。他说：“欺其君，何必使余？（既然要糊弄自己主上，何必把我拉进来？）”。季孙如果召见他，他就正常讨论季家的事；如果不召见他，他就绝口不提季家的事。等他生了病，还把自己的家臣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我死，必无以在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我死以后，一定不能把家里主上赏的那套冕服陪葬，这不是因为好事赏下来的。还要记住，不能让季家为我下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五月，公至自楚”曰：

去年十一月鲁襄公往楚，此年五月归，凡历七月。

杨伯峻先生注“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曰：

所以书“公在楚“者，盖为“不朝正于庙”作解释。诸侯每月初一至祖庙，杀羊致祭，然后回朝听政。前者谓之告朔、视朔或听朔，后者谓之朝庙、朝享或朝正。告朔之礼大。但春秋中期以后，天子、诸侯均不亲临，仅杀羊而已，故“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论语?八佾》）。此不言告朔，而言朝正，或者鲁此时已不告朔矣。

杨伯峻先生注《僖五年传》“公既视朔”云：

诸侯于每月朔日，必以特羊告于庙，谓之告朔，《论语?八佾》所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文六年《传》“闰月不告朔，非礼也”是也。告朔之后，仍在太庙听治一月之政事，谓之视朔，亦谓之听朔。文十六年《传》“公四不视朔”、《礼记?玉藻》“诸侯皮弁听朔于太庙”是也。杜《注》云，“视朔，亲告朔也。”混告朔、视朔为一，实误。互详文六年《经?注》。（（p 0302）（05050101））（035）。

杨伯峻先生注《文六年经》“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云：

《传》云“闰月不告朔”，则“告月”即告朔。告朔者，每月以朔告神也。《论语?八佾篇》云，“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告朔用特羊，告朔之后，听治此月朔之政事，谓之听朔。《礼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诸侯皮弁以听朔于大庙”是也。听朔又谓之视朔，僖五年《传》“公既视朔”、文十六年《经》、《传》“公四不视朔”是也。行此礼讫，然后祭于诸庙，谓之朝庙，此“犹朝于庙”是也。又谓之月祭，《礼记?祭法》“皆月祭之”是也。其岁首则谓之朝正。襄二十九年?传?“释不朝正于庙”是也。先告朔，次视朔，然后朝庙，此三事同日行之。告朔、视朔皆于大庙，孙诒让《周礼?春官?太史?正义》分别甚明，可参看。又孔颖达本《疏》及《礼记?玉藻?疏》以《周礼?春官?司尊彝》之“朝享”为朝庙，则不可从。朝享为四时之间祀，非月祭也，亦详孙诒让《周礼正义》。齐召南《考证》云：“犹者，幸其仅存此朝庙之礼，是餼羊之意也。《经》意所讥，在不告朔耳。”（（p 0543）（06060009））（052）。

杨伯峻先生注《文十六年经》“夏五月，公四不视朔”云：

诸侯于每月初一以特羊告庙，谓之告朔，亦谓之告月。告朔毕，因聽（听）治此月之政，谓之视朔，亦谓之聽朔，又见六年《经?注》。孔《疏》：“《传》称‘正月，及齐平，公有疾，使季文子会齐侯’，则正月公初疾，不得视二月朔，至五月而四，故知不得视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又云：“告朔谓告于祖庙，视朔谓聽（能）治月政。视朔由公疾而废，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废也。”孔说是也。《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公羊传》：“自是公无疾不视朔也。”后人据此遂谓告朔之礼废于文公，其实非也。鲁文仅此年二月至五月四次不视朔，六月以后仍视朔。若永不视朔，是不为君矣，安有此理乎？告朔之礼，或自定、哀之间而渐废，视朔之礼则不得废。前人议论此事，多混告朔、视朔为一，即江永《乡党图考》亦不免此病。（（p 0615）（06160002））（062）。

杨伯峻先生注“季武子取卞”曰：

杜《注》：“取卞邑以自益。”卞今泗水县东，洙水北岸。本鲁公室邑，故《鲁语下》载此事，谓襄公欲出楚师以伐鲁，荣成伯力劝止之，乃归。

杨伯峻先生注“使公冶问”曰：

《鲁语下》作“使季冶逆。”问为问候，逆为迎接。襄公未离楚境，且季武子亦难以知襄公还归之日程，《左传》较确。杜《注》以公冶为“季氏属大夫”，《鲁语下》韦《注》则曰“季冶，鲁大夫，季氏之族子冶也”。据下文，“致其邑于季氏”云云，则为季氏属大夫明矣。

杨伯峻先生注“玺书追而与之”曰：

以印封书追与公冶，使之转致襄公。玺，印章。蔡邕《独断》云：“古者尊卑共用之。”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西门豹为邺令，魏文侯收其玺，是大夫之官印亦曰玺，是尊卑共用玺名。秦始皇始以天子之印曰玺，然据《汉书?百官表》师古《注》引《汉旧仪》，诸侯王之印亦称玺。古时无印泥，封识用印，先以泥封口，然后按印，近世有所发现，谓之封泥。清人吴式芬、陈介祺曾合辑?封泥考略?，可参看。据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载殷商铜玺摹本三，一为“商[朋/十] 鉩（古玺字）”，一为“商隼鉩”，一为“商奇文鉩”，然此三玺，出自古董商，疑不可信。清-徐坚《西京职官印谱自序》谓印“始于周，沿于秦，而法备于汉。”《周礼?春官?职金》云，“（职金揭）楬而玺之”，亦用玺之证也。

下面是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玺印文字为“轪侯家丞”之封泥（长5厘米，宽2厘米，厚1.5厘米）的图片，出自《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撷珍》：

下面是玺印文字为“长沙后府”之封泥的图片（长5厘米，宽3厘米，厚1.2厘米。1993年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王后墓中出土。封泥匣呈长方形，中间下凹以填封泥，纵断面呈凹字型。封泥上印有“长沙后府”四个字），出自 长沙简牍博物馆《【渔阳墓器物】“长沙后府”封泥匣》：

下面是悬泉置遗址出土封检的图片，右侧凹槽处似有封泥的遗痕。图片出自《丝路上的国家邮驿——悬泉置》：

杨伯峻先生注“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曰：

此玺书内容。盖季武子欲得卞，乘襄公不在国内，借口卞大夫将叛而自取之。

杨伯峻先生注“及舍，而后闻取卞”曰：

公冶固不知玺书内容，襄公拆阅而后传闻于外，始知之。

杨伯峻先生注“公与公冶冕服”曰：

襄公知公冶不以季氏为然。杜《注》：“以卿服玄冕赏之。”

杨伯峻先生注“荣成伯赋《式微》”曰：

《式微》，《诗?邶风》篇名。有云：“式微式微，胡不归？”荣成伯劝之入国。式，语首词。

杨伯峻先生注“公冶致其邑于季氏”曰：

退还季氏所与之邑，示不为其臣。

杨伯峻先生注“欺其君，何必使余？”曰：

公冶知季孙问公起居是假，致书告取卞是真。取卞是欺君，己受使亦见欺。

杨伯峻先生注“我死，必无以在冕服敛，非德赏也”曰：

公冶自恨为季孙欺骗鲁君，鲁君赏之，则非以其有德，因不欲以所赏敛。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楚”——“郢”——“为郢”（杨注：楚亦名荆，详庄十年《经?注》。初都丹阳，据《史记?楚世家?集解》及《正义》当在今湖北省-枝江县；《水经注》谓在今秭归县一带，难信。武王迁郢，今江陵县北十里之纪南城。定公六年，楚昭王因畏吴而迁鄀，旋后还郢，证之楚王盦章钟铭，可信。武王十九年入春秋。楚王-负芻五年，灭于秦。楚器传世及出土者多见。#郢，楚都，今湖北省-江陵县（，详桓二年《传?注》）。黄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见桓八年《传?注》）。自江陵至潢川今约七百里，古里较（今里）短，今之七百里当古之九百里，亦犹今自苏州至山东省-邹县约一千五百里，而哀七年《传》邾子谓“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也。说参阎若璩《四书释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有遗址，长方形城，4500╳3500，1600万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楚——为郢：庄十七至庄十八，庄三十二至僖二十七，僖二十七至文十四，宣八至昭五）。

“方城”——“城”（杨注：姚鼐《补注》云：“楚所指方城，据地甚远，居淮之南，江、汉之北，西踰桐柏，东越光-黄，止是一山，其间通南北道之大者，惟有义阳三关，故定四年《传》之城口。《淮南子》曰，绵之以方城。凡申、息、陈、蔡，东及城父，《传》皆谓之方城之外，然则方城连岭可七八百里矣。”说方城者甚多，唯姚说最为有据。《水经?潕水注》引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迳（原作“达”，依赵一清校改）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注》又云：“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而南。故屈完答齐桓公云‘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又云：“《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山曰方城’，指此城也。”依郦《注》诸说，以今地理度之，凡今桐柏、大别诸山，楚统名之曰方城。洪亮吉《左传诂》谓“方城”当作“萬城”，萬或作万，以字近而譌。然《国语》及《战国策》诸书皆作“方城”，则未必各书皆误，洪说殊不可信。#方城已见僖四年《传》并《注》，此方城当指方城山之关口，或即定四年《传》之城口。与文十六年《传》之庸方城自不同。#据江永《考实》，缯关在今河南省-方城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3.22，北纬33.34（方城县-独树镇-杨武岗村南）。

“卞”（杨注：卞，鲁邑，故城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五十里。#杜《注》：“取卞邑以自益。”卞今泗水县东，洙水北岸。本鲁公室邑，故《鲁语下》载此事，谓襄公欲出楚师以伐鲁，荣成伯力劝止之，乃归。），推测位置为：东经117.50，北纬35.63（泉林-卞桥）。

以前有个人，说天下粗安。皇帝问他为什么总是用粗来形容。他就分析说，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草创，所以说是粗。当时他说了好多，但是我不太记得原文是怎么说的了。大意是天下刚刚安定不旧，人情还不稳定，所以说是粗定；四方稍稍安宁，但是人心归附未久，还不牢固，所说是粗安；各项事业有所起色，但是都是刚刚开头，还没有达到兴盛的程度，所以说是粗治，因此说现在国家的事情都做得很粗。大意如此，原文不记得了。你读过这篇文章么？能不能帮我想一下？

我只是读过最常见的一些古书而已，好比《古文观止》。

《襄二十九年经》：

晋侯使士鞅来聘。（（p 1153）（09290006））（087）

《襄二十九年传》：

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鄫鼓父、党叔为一耦。（（p 1159）（09291001））（082、087）

我的粗译：

也在这一年，晋国的下军将范献子（士鞅）来我们这里访问，是要拜谢我们派兵去为“杞”加筑城墙。我们的“公”（鲁襄公）设宴招待他，由展庄叔负责致送礼品。在举行射礼时，公臣之中的射者已经凑不够三“耦”，只好用家臣代替。于是上场的是：家臣，展瑕、展王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鄫鼓父、党叔为一“耦”。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展庄叔执币”曰：

杜《注》：“公将以酬宾。”币是束帛。在享礼中，主人劝宾饮酒，送之以束帛，名为酬币。据《公食大夫礼》，宾三饭之后，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则执币是宰夫之事，庄叔或时为宰夫欤。

杨伯峻先生注“射者三耦”曰：

此因享而射。《长甶盉铭》云“穆王才（在）下淢[广/立] ，穆王鄉豊（饗醴），即井（邢）白（伯）大祝射。”谓穆王享邢伯之后，即与邢伯射，可以为证。二人为耦。古代天子与诸侯射六耦，诸侯与诸侯射四耦，此诸侯与卿大夫射，则三耦。依古礼，三耦先射，每射四箭；《诗?齐风?猗嗟》“射则贯兮，四矢反兮”是也。然后主人与宾射。

下图是表现了射礼的青铜器纹饰拓片，出自《先秦礼乐制度与淇河文化》：

杨伯峻先生注“公臣不足”曰：

三耦有六人，此六人必须习于礼仪又善用弓矢者。时鲁公室已卑，材能之士多在私门，故公室不能备六人。

杨伯峻先生注“展瑕、展王父为一耦”曰：

“王”本作“玉”，今从《石经》、金泽文库本、宋本作王。此一耦或为上耦。

杨伯峻先生注“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曰：

此或为次耦。据《广韵》“公”字注及“仲”字注及《通志?氏族略》四皆以公巫、仲颜为复姓，《路史?高辛纪下》又云公巫、仲颜皆公族，唯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谓“公巫，官也；召伯，氏也；仲，字也，一人也。颜，氏也；庄叔，谥字也，一人也。”今不取。

杨伯峻先生注“鄫鼓父、党叔为一耦”曰：

此或为下耦。

“晋”——“新田”——“绛”——“绛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杞”——“淳于”（杨注：杞，国名，姒姓。杞本旧国，汤封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曾言之，证以卜辞中有杞侯（《殷虚书契后编下》三七?五），良信。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是为重封，故亦称夏（见《逸周书?王会解》），犹宋之称殷、称商。国都初于今河南?杞县，春秋前即已东迁。清-光绪间，山东-新泰县出土杞伯器多种，许瀚以为新泰即杞都所在，详见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卷二。其后又迁淳于，即今山东-安丘县东北三十里之杞城。据顾栋高《大事表》，杞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春秋后三十六年，即杞简公元年，楚惠王灭之。《史记》有《杞世家》，传世有杞伯鼎、杞伯豆等。一九六六年，山东-滕县-木石公社-南台大队又发见杞伯-每比所作邾曹鼎，定为西周-厉王时物。），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4，北纬36.07（僖十四年前襄二十九年后杞都，泰安县-淳于村）。

“杞”——“缘陵”（杨注：缘陵，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七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9.03，北纬36.58（僖十四至襄二十九杞都，营丘）。

下面是鲁襄薨于楚宫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襄三十一年经》：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p 1183）（09310002））（087）

《襄三十一年传》：

公作楚宫。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复适楚，必死是宫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p 1184）（09310301））（087）

叔仲带窃其拱璧，以与御人，纳诸其怀，而从取之，由是得罪。（（p 1185）（09310302））（087）

我的粗译：

我们襄公的三十一年（公元前五四二年，周景王三年，晋平公十六年，楚郏敖三年），我们“公”（鲁襄公）建起了楚宫。于是穆叔（叔孙豹）评论说：“《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鲁襄公）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复适楚，必死是宫也。（《大誓》里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主上老想着楚国，所以盖起了他们那样的宫殿。要是主上不能再去楚国，就只有死在这个宫殿里了。）”。夏六月辛巳那天（杨注：辛巳，二十八日。），我们“公”薨逝在了楚宫。[/COLOR]

叔仲带（叔仲昭伯）趁乱偷拿了主上（鲁襄公）的大玉璧，传给他的侍卫，塞进那人怀里，后来就从那里搜了出来，因此坏了名声。[/COLOR]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公作楚宫”曰：

杜《注》：“适楚，好其宫，归而作之。”《秦始皇本纪》谓秦每破诸侯，图画其宫室而仿效之，作于咸阳北阪上。此是其先例。

杨伯峻先生注“《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曰：

杜《注》：“今《尚书?大誓》亦无此文，故诸儒疑之。”杜预所见《大誓》，乃西汉后得之《大誓》，马融《尚书传序》云：“其文似若浅露。”且云：“吾见《书?传》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众。”诸儒疑之者，马融其一也。王肃亦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经》。”此又其一也。西汉后得之《大誓》已亡。东晋-梅賾又献古文《尚书》，其内有《泰誓》三篇，悉采记传所引《大誓》，则更不足信矣。

杨伯峻先生注“叔仲带窃其拱璧”曰：

拱璧，襄公之大璧。

下面是山东博物馆藏鲁国大玉璧（1977年出土于鲁国故城遗址，为战国时期的随葬礼玉，周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器型较大，为国内发现的战国玉璧中最大的一件）的图片，出自《鲁国大玉璧：国内已知最大的战国玉璧》：

杜预《注》“由是得罪”云：“得罪谓鲁人薄之，故子孙不得志于鲁。”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楚”——“郢”——“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有遗址，长方形城，4500╳3500，1600万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楚——为郢：庄十七至庄十八，庄三十二至僖二十七，僖二十七至文十四，宣八至昭五）。

《襄三十一年经》：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p 1183）（09310003））（087）

《襄三十一年传》：

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p 1185）（09310303））（087）

《襄三十一年经》：

冬十月，滕子来会葬。（（p 1183）（09310005））（087）

《襄三十一年传》：

冬十月，滕成公来会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将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无从乎？”（（p 1186）（09310501））（087）

《襄三十一年经》：

癸酉，葬我君襄公。（（p 1183）（09310006））（087）

《襄三十一年传》：

癸酉，葬襄公。（（p 1186）（09310601））（087）

我的粗译：

于是我们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作主上（鲁襄公）的继承人，让他住到季家。秋九月癸巳那天（杨注：癸巳，十一日。），他去世了，因为哀伤太过。

这年冬十月，滕成公（滕子）来会葬，表现得疲懒，鼻涕眼泪流了很多。于是子服惠伯（子服椒，孟椒）评论说：“滕君将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无从乎？（这位滕国国君快要死了，在履行职责时松懈，偏偏特别悲伤，出现这样的状况还是在坟墓上。他能不跟着去吗？）”。

这个月癸酉那天（杨注：癸酉，二十一日。），为我们的襄公下了葬。

一些补充：

杜预《注》“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云：“胡，归姓之国。敬归，襄公妾。”

杜预《注》“卒，毁也”云：“过哀毁瘠，以致灭性。”

杜预《注》“惰而多涕”云：“惰，不敬也。”

杨伯峻先生注“怠于其位”曰：

谓惰。

杨伯峻先生注“而哀已甚”曰：

已，太也。谓多涕。

杨伯峻先生注“兆于死所矣”曰：

死所，谓葬。兆，将死之预兆。

“滕”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8，北纬35.04（滕，滕州-东滕城村周围，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内城？：东555，西590，南850，北800。周-汉）。

《昭元年经》：

六月丁巳，邾子-华卒。（p 1198）（10010005））（087）

葬邾悼公。（（p 1199）（10010009））（087）

《昭三年经》：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p 1231）（10030001））（087）

《昭三年传》：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书名。（（p 1233）（10030201））（087）

我的粗译：

三年后，我们的昭公三年（公元前五三九年，周景王六年，晋平公十九年），春王正月丁未那天（杨注：正月二十四日壬戌冬至，建子。丁未，九日。），滕子-原（滕成公）去世了。因为此时滕国是我们的同盟，所以《春秋经》上记下了此人的“名”。

一些补充：

滕国在滕子-原（滕成公）主持下此一段时间内一直是鲁国的同盟者。而邾国在邾子-华治下则一直是鲁国的对手。

杨伯峻先生注“六月丁巳，邾子-华卒”曰：

丁巳，九日。无《传》。孔《疏》云：“华以襄十八年即位，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渊，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邾、鲁俱在，是三同盟。”传世有邾公华钟，据铭文，为此人（元年）所铸。

下面是邾公华钟（传山东省-邹县出土，器上有铭文75字，高36.4厘米、口宽18.1厘米）的图片，出自《邾公华钟》：

杨伯峻先生注“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曰：

《公羊》“原”作“泉”，原即滕成公。据孔《疏》引杜预《世族谱》，是文公之子。文公死于成十六年，《经》书“滕子卒”，未书名。即隐七年书“滕侯卒”。宣九年昭公死，亦仅书“滕子卒”。昭公为宣公之子，鲁僖十九年宣公为宋所执，未书卒。鲁桓公二年滕子来朝，庄十六年盟于幽，此人当为宣公之上一代，亦未书卒。自滕子-原之死皆书卒、书名。原自襄五年于戚、九年于戏、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渊、二十五年于重丘，凡与盟者六次。襄公卒，原来会葬；其葬，鲁卿亦往会，相亲好如此。

“邾”——“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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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襄公三岁即位，从小就被控制，管不了事，就让季武子（季孙宿）有了施为的空间，从“三分公室”（襄十一年）到“四分公室”（昭五年），几乎与襄公时期重合。

小时候书不好买，都是在书店里站着看。速度第一。很多都不记得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