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时代的衣食住行 -- 桥上
茶壶窠儿就是一个木头做的小箱子，里面放的是烂稻草和棉花，茶壶里装了开水放在里面，刚好能严丝合缝把木头盖子盖上。
按长辈的说法，保温性能有限，无非就是让开水冷得慢一点而已，聊胜于无
喝热水和一贯喝凉生水，这是巨大的无与伦比的历史差距。
对于当年，大城市的烧开水的老虎灶和暖瓶就是巨大的城乡差距。
同时，农村的铁质习惯性喝开水，也是巨大的传统与现代的区别。
在历史传统中，农村人很难依靠大锅提供足够的开水，因为，没有保存的暖壶，仅仅有铁壶，那是很快要凉的。
这些都是应该仔细说明的历史细节。
至于用什么包容瓶胆，不算太重要。
以前是铁的，竹子的，等等等。
瓶胆技术可算当年的新中国的高科技。
每一个工业品被普及进入农村百姓家都是青霉素普及的类似现象。
给新中国的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好处，而这些工业化成果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重要的是人均寿命。
农村现在还是采摘工具。
春秋那时，除原有日中而市的分散交易场所，在中心城邑，都专门设置了市，划出一定范围，作为集中交易场所，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后世。有市，就能抽税，同时在重要商路的关口及中心城邑的城门，也都设卡抽税。
那时常常市、朝并称，可见市已经是城邑中心。那时人们已经下意识地认为，市之中必然拥挤嘈杂，人们都聚集于此。于是，公开处刑乃至杀人以及陈尸示众，也会在市，所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礼记•王制第五》）。
既然有这么广泛的商品交易，就必定出现货币，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币。据说，“真正能够被人类社会当作通货使用的海贝，也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称之为 “货贝”的海贝，只有两种: 一种是 Cypraea moneta (货贝)，另外一种是 Cypraea annulus (环纹货贝)。伯希和指出，自史前时期开始，几乎整个欧洲和亚洲地区都在广泛地使用货贝，或作为装饰品，或作为市场上的交易通货。而且，人类历史上，有关贝币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就来自中国。早在公元前 1400 年，中国就开始使用贝币，直到公元前 338 年之后才逐渐地被朝廷废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3－30页）。”（钱江《马尔代夫群岛与印度洋的海贝贸易》海交史研究2017（01），p 028）
汉字貝的图形，就表明在造字之初，古人眼中貝的代表就是用作货币的货贝或环纹货贝。寶字的图形，也是在屋宇中宝藏了铜器、陶器、以及貝。下面是“貝”字甲骨文和金文字形以及“寶”字和“得”字金文字形，集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
下面是Monetaria moneta货贝，图片出自《二：宝贝的起源》：
下面是Monetaria annulus环纹货贝，图片出自《Monetaria annulus》：
下面是妇好墓出土的海贝，图片出自《唐际根：关于妇好的五个为什么?》：
用作货币的海贝，主要来自海外，可能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云南引入的。在中国内陆深处，固然有少量海贝流入，但毕竟相当珍稀，不能完全担起交易媒介的功能。为此，人们仿制了各种不同材质的贝币，用于补充真正海贝的不足。
下面是1971年人类金属货币之鼻祖——保德铜贝——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古遗址墓地出土的商代铜贝，图片出自《人类金属货币之鼻祖——保德铜贝》：
甚至在沿海地区，越国、鲁国等也都制作了仿贝，这说明，即使在我们沿海，所谓货贝也是稀缺的。
张天恩先生对《考古》、《文物》(包括它们的前身)、《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考古学集刊》、《文物资料丛刊》等书刊所发表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考古资料中出土贝化（货——货币）的情况做了统计，见下表：
海贝 蚌贝 骨贝 角贝 金贝 包金贝 银贝 铜贝 石玉贝 陶贝 合计
6878 319 7797 368 69 72 4 27341 4997 98 47953
（《东周列国贝化的考察_》中国钱币1991（02），p 027）
海贝最初可能是作为美丽装饰品引入的，即使到春秋，海贝仍是流行装饰品，贝币的流通，某种程度上也靠这种实用性。但即使有各种仿贝，也未能彻底满足流通需求。
下面是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出土时的状况，图中下方可见四个缀着一排排白色贝壳的马饰遗痕，这是当时的时尚，在考古发掘中不止一次发现类似装饰贝壳的马饰。图片出自《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而到春秋中期，因贸易发达，也因经多年开采，已积累下足够多的青铜原料，就又诞生了两种金属铸币，布币和刀币。
金属铸币产生的充分条件可能得包括铸造者是交易一方：最初，这些金属铸币的铸造者是带着布币和刀币的前身——青铜铲子（“布”——“镈”，又叫“钱”）和青铜小刀去进行交易的，当时交易的主要部分还是易物的，只是双方易物的价值不可能随时随地一致，就需要一些添头，方便交易进行。恐怕，这种一般等价物最初就发端于大宗交易的这种添头。
这些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添头自然也是货物的一种：这种特殊货物首先得不能随意制作，须经专业人士之手；又得有一定价值，且每件价值相对一致；还要整体交易量较大，在实际生活中非常常用，并会有一定损耗需随时补充。青铜铲子和青铜小刀应该就是各自流通范围内被认可的这种添头。
货币的币，本义是布帛，但随后成为贡献礼品的统称，成匹的布帛，也有成为一般等价物的潜力。
实际上，石峁遗址出土的约两万枚骨针，还配有专门的骨制针筒，很可能也有类似性质。下面是石峁遗址出土的骨针，图片出自马虎振-张杰《史前遗址石峁，会是谁的城？》华商报：
在农业地区，会有商人（可能是殷商族人，也可能是上层领主，或由殷商族人代表上层领主）在农产品收成后带着盐和青铜工具及其他手工业产品前往各个家族交易布帛和粮食。于是，就从农业地区实际生活中经常用到的青铜铲子产生出了布币。
当时洛阳王畿地区，由于贵族集中，以及手工业集中，无疑是春秋时代华夏地区最重要的消费中心区域，各种交易频繁发生，也就为金属铸币的产生准备了最好的条件。晋国在春秋中期以后保持霸主地位几乎一百年，同样是各国贡献的集中地。晋国还控制了中原内地最主要的盐池，并且邻接好马的产地，也是大宗交易频发的地方，同样有金属铸币产生的适宜条件，于是几乎同时出现了另一种中国最早的布币。
下面是最早布币之一——耸肩尖足空首布，图片出自《0915-春秋•晋-无文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
下面是最早布币之一——平肩弧足空首布，图片出自《*1012-“士”字平肩弧足空首布一枚》：
下面是原生各式布钱流通区域图，图片出自（陈隆文《春秋战国时期金属铸币的空间特征与地理基础——以北方刀、布币为主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p 044+）：
最初的布币虽已是一范多币，但范内币形还不是模制成形，因此每枚布币都有自身独特的形状，乃至“如果观察到完全相同的布币，伪器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姚江波《春秋布币鉴定》文物世界2013（1），p 049）。
另外，不同生产方式的地区之间会有较大规模交易，可能由殷商族人主导，可能还要借助当地上层领主，通过他们与下面的族长用布帛、金属工具等手工业产品以及粮食交易，主要交换马、皮革等畜产品或鱼盐之类海产品。因此农业地区与牧业或渔业地区之间交易也十分频繁。青铜小刀就是牧业或渔业地区普遍认可的常用工具，又难免损耗，就成为交易的最便利添头，由此产生出了青铜刀币。刀币最早的流通区域，是与晋国邻接的畜牧族活动区域。
下面是最早刀币之一——尖首刀，图片出自《Lot8102春秋•鲜虞“刀”丙型二式尖首刀》：
下面是尖首刀币流通区域图，图片出自（陈隆文《春秋战国时期金属铸币的空间特征与地理基础——以北方刀、布币为主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p 068+）：
春秋时代，南方的楚国也是重要大宗商品来源地，在那里，北方殷商族人和楚国的官商都十分活跃。于是到春秋晚期，楚国发展出另一种货币体系——称量货币，也就是我们大概都听说过的“郢爰”。据新的考证，“爰”其实应该是“称”的异体字“爯”。这是一种金版，“郢爯”两字是戳印在金版上带边框的戳记。
“郢爯”这种戳记虽然带边框，但排列不整齐，分布也不均匀，因此并无标示货币边缘的意味；又因金版大小厚薄不一，也无法成为重量大小的标记；我猜测，打上这种戳记，是代表对这种金版黄金纯度的保证。
而这种称量通货之所以采用黄金，或者说，黄金之所以成为称量通货，是因为黄金质软，易分割，同时熔点相对较低，易于将碎块重新熔铸，也因为黄金价高，同样价值下重量最轻，易于携带，还有就是黄金化学性质稳定，不易锈蚀。
为使用这种称量通货，楚国还发展出了当时最精确的称量体系，包括天平和砝码。砝码重量体系采用二进制，是非常科学的体制，后世衡制的十六进制，大概就是经过这里发展过来的。最轻的砝码小于一克，到今天也仍然可算是相当精确。
下面是郢爯，图片出自陈立鼎《怀远博物馆馆藏的楚国货币》文物鉴定与欣赏2013（05），p 062：
下面是长沙-楚墓出土战国“钧益”铜砝码，图片出自《战国“钧益”铜砝码》：
下面是江陵-九店M246出土一套天平与砝码的线描图，图片出自孙剑秋《楚国天平砝码和金币的考古学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p 012（转引自《江陵九店东周墓》）：
下面是楚金币、天平砝码分布地区示意图，出自孙剑秋《楚国天平砝码和金币的考古学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p 043：
当然黄金还是过于贵重，一般日常交易楚国还准备了铜钱，就是著名的蚁鼻钱，形状大体为椭圆形，属铜贝体系一员。
下面是蚁鼻钱，图片出自陈立鼎《怀远博物馆馆藏的楚国货币》文物鉴定与欣赏2013（05），p 061：
不过称量通货这东西，主角一开始并不是黄金，而是青铜，青铜在那时也是宝贵的金属原料。先秦文献中有很多赐金的记述，提到的“金”大都不是黄金而是青铜。出土的不少青铜彝器，铭文中都有以所得吉金铸器的表述。
据认为，“在周王室统筹下开展青铜冶铸生产并分配给各诸侯国，可能是这一时期青铜工业生产体系的主要形式”（郁永彬-陈建立-梅建军-陈坤龙-常怀颖-黄凤春《试析西周早期社会青铜工业生产机制———以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铜器为中心》文物2019（5））。
当时铜料很多都不出自中原本地，而来自长江以南——那时的蛮夷之地，并且铜料是在当地冶炼熔铸成铜锭，再运到中原。这样的铜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货币的作用。
也出现过专为交换铸造的铜锭，含铅较多而不含锡，不能用于铸器，反倒容易敲碎，便于称量交付。（戴志强-周卫荣《中国早期的称量货币：青铜——长江下游地区出土青铜块的科学验证》中国钱币1995（02））
后来用青铜铸造各种货币，无疑也借助了“金”的威名。乃至有一些金属铸币上铸有“釿”作为货币单位，这里的“釿”可解为一斤“金”，也就是一斤青铜。又有币文中包含[十斤]字样的铸币，应该是“釿”字铸币更进了一步吧。于是，这类铸币的价值就可以远超其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了。
称量货币影响十分深远，后来古代金属铸币虽不是称量货币，但很多时候还保留称量的特征，甚至后世半两、五铢这类明文标示重量的铸币，一直延续了近千年。
在交易的原始阶段，使用哪种实物作为一般等价物，端看交易双方尤其是接受这种一般等价物那一方对这种实物的接受程度。从这个角度看，虽然贝币早已成为一般等价物，但在交易人群扩大后，可能因贝币被交易某一方认可的程度不足，这才产生了布币和刀币。而圜钱的产生和推广：一方面是人们已经认可了一般等价物与实物的区别，从后期布币和刀币普遍脱离原有状态而且逐渐变小变薄就可看出；另一方面，也需行政力量介入。
下面是空首布的演变，图片出自唐晋源《空首布的演变》收藏2013（07），p 084：
下面是军都山削刀分式与尖首刀图，以及石永士先生文尖首刀分式图，出自陈平《从军都山戎族墓地的发现谈尖首刀的起源和国别问题》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2002，p 113：
货币无疑需要有独立政权主体为之背书，这也是几种货币只能在那些政权威信所及范围内大量流通的原因。而由于春秋乃至战国时代多个独立政权主体并立，也就产生了多种不同货币，到秦大一统，半两圜钱才能独步天下。
这个我困惑了很久了，一直不知道gip字要怎么写！
某地的集中制作工坊出货量大，价格稳定，占据了周边市场，而且二手交易活跃，于是有实物储蓄保值功能。类似香烟，可可豆也有被当成货币的时候，最近例子比如比特币，只要交易市场活跃，而且有升值功能，其实也可以算具有货币功能。不排除当时青铜本身的保值功能，国家涉入后，开始出现不再依赖特殊工坊的工具生产力，转向专门制作代表国家信用和金属本身价值，可以收铸币税的，轻便利于流通的货币。应该是生产力进步和国家组织成型后的事，毕竟城主要铸币，也是要管好原材料，冶金工具和金融管制官僚。不是每个中原城主，都是的家里有铜的。当然这套中央铸币发行机制也要到汉朝，国家经济稳定后才算基本完善。
被服，是说裹在人们身上的被褥衣服。和口腹相比，被服虽是身外之物，但毕竟会和人紧挨着，能保护人，更能为人保暖，总归是少不了。而且，我们常说要饱暖，一是饱腹，一是暖身，暖身也就得靠被服。还有，我们说衣食住行，穿衣服更是被摆到前头。
春秋时，被服大多已是纺织品。而说到纺织品，其实品种很多，仅仅用来纺和织的纤维原料就有很多种。据我所见，春秋时代的纤维原料主要有四种，丝、麻、葛、羊毛。纺织品之外，用于被服的其它原料还有皮和革。
纤维原料首先是蚕丝，这是中国独有的纺织品原料，用蚕丝纺线织布是我们祖先在五六千年前的重大发明（乔地《河南考古发现：5000年前先民已会观象授时养蚕织绸》科技日报）。
下面是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家蚕丝织物绢片，经碳十四测定距今4200—4400年，图片出自《“世界丝绸之源”为何属于湖州钱山漾？》：
到春秋时代，因为桑是养蚕的主要资源，于是各地的地名中有好多都包含桑字，也到处都可见“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的景象（《诗经》），还有了专事养蚕的“蚕妾”。那时，《左传》中有用“治丝而棼”打比方的，《礼记》会提到“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诗经》里唱到有人“抱布贸丝”，《国语》说到“貢絲于周”，在当时，“丝”已经是很普通的东西。
不过说到底，“丝”的产量还是有限的，尽管穿着舒适又漂亮，但只够供贵族使用，甚至贵族的亲近之人也未必都能用上，贵族本人穿的也不全是“丝”织品。
再下来是麻，麻纤维本身还有不同品种，大麻、苎麻……等等，古人分得很清楚，各有不同名称。甚至雌雄异株的大麻，古人对雌株——苴（jū）和雄株——枲（xǐ）也要分别处理，充作不同用途。
中国人利用麻这类纤维制成织物同样至少有数千年时间，可能比丝还早。考古发掘中，出土丝织品时经常会同出麻织品。
在春秋那时，《左传》中的说法是“虽有丝、麻，无弃菅、蒯”，“麻”和“丝”一起，都被认为是主要的纤维原料。《诗经》里有“麻衣如雪”，《礼记》也多次提到“麻”，但大多是丧服，反映“麻”是比“丝”低一等的纤维。至于菅和蒯，更是等而下之了。
不过，“麻”既是更皮实更易得的纤维，在日常生活中就常会用到。例如《左传》中提到的“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以及“冬，葬敬嬴，旱，无麻，始用葛茀”。
下面是春秋时代白鹅墓地出土皮革、绳、竹等有机遗物，其中绳很可能就是麻绳；图片出自杨及耘-曹俊《白鹅展翅引吭歌——北白鹅墓地新收获与认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上面提到另一种植物葛，也被我们的先人利用来制成织物，据认为还是“第一个主流纺织物纤维”，“通过考古所知中国已知最早的纺织品是距今约6200年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文化遗址第十层发现的葛织物”（李强《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纺织技术研究》）。后来，葛织物虽不像丝麻织物那么普遍，但因其特殊性能，到今天也还有葛布，又叫夏布。
而春秋那时，已经把葛布分成两种，一种是粗葛布，叫“绤”（xì），一种是细葛布，叫“絺”（chī），甚至还有“绉”（zhòu）——“絺之细也”。《礼记》说是“浴用二巾，上絺下绤”，《诗经》提到“蒙彼绉絺，是绁袢也”。
葛布也用于丧服，说明葛也是比丝低等的织物，例如《礼记》中的“葛带榛杖，丧杀也”。《左传》中又提到“无麻，始用葛茀”（《宣八年传》（p 0697）（07080501）），更说明葛比麻还低一等，但也说明葛非常常见易得。于是，在《诗经》中就有用“葛”来起兴的，“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要从植物原料得到纤维，得先用水浸泡，利用微生物除去胶质，叫“沤”，现在还这么叫。而那时《诗经》里就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左传》里也提到“鄫人之沤菅者”，都反映这类操作随处可见。
至于羊毛，用来制成织物可能在丝、麻前后，但羊是外来的，我们祖先利用羊毛恐怕是学来的。不过，我们祖先毕竟学会了这门手艺，学会了利用这种纤维：《诗经》中提到的“毳衣”，《周礼》中提到的“毳毛为毡”以及“毳冕”，就都是羊毛制品。
又有粗羊毛或粗麻织成的布做的衣服叫“褐”，《左传》中曾提到“马褐”，《诗经》中也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都是粗陋的服装，不仅是下等人穿，还会给马穿。
除了纺织品，还有动物皮毛，所谓食肉寝皮，古人用作铺盖。当然，春秋那时早就不那么粗放，而是如《诗经》中所咏唱，睡觉时皮毛上面还有“角枕粲兮，锦衾烂兮”。
但为了保暖，皮毛也会被人们穿在身上。而且，春秋时穿着裘皮还是贵族的一种时尚。
那时的贵族，会在不同场合穿着各种不同皮毛制成的“裘”，好比，《左传》、《礼记》、《诗经》中都多次提到狐裘，《左传》、《礼记》、《论语》、《诗经》中也都提到羔裘，《左传》和《礼记》中还都提到虎豹之皮，《左传》中提到的还有狸製，製是披风；另外，《左传》中曾以“狐裘而羔袖”形容行为不恰当，而在《礼记》和《诗经》中提到的正确做法则是羔裘豹饰，《诗经》中又提到羔裘豹袪和羔裘豹褎（袖），《礼记》中还提到狐青裘豹褎、麑裘青豻褎，以及虎裘和狼裘，《论语》则还提到狐貉制的衣裘和麑裘，这都是“君子”们穿的，不完全是为了保暖。
除了皮毛有保暖的功用，那时还没有棉花，不过古人已经会用丝绵保暖，虽不普遍，但在“君子”们那里也相当普通。《左传》中就两次提到：
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
上面的“纩”（kuàng）和“茧”都指的是丝绵。
更下一等的还有麻絮——“缊”（yùn），《论语》中有“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子路）也与”。
再就是皮革也可以做成某种衣服，或用在衣服的某个部位。最醒目的应该是围裙——《诗经》里有所谓“芾”（通韨）：“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高亨先生注：“芾（fú扶），通韨，古代官服上的蔽膝，革制……”。“芾”可能还叫“韠”，“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我意，这蔽膝作为官服其实是从围裙转化来的。皮围裙是屠夫的标准装备，但在古代，屠宰是族长的特权，那时主要执政者还有别称是大宰，就是传统的孑遗。
但皮革制品更主要的是皮甲和战服，例如《左传》中提到的“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明言“甲”是牛皮或犀兕之皮制的，又例如《左传》和《国语》中的“韎韦之跗注”，直接提到原料是皮革——“韦”。因此，“韦”还是馈赠佳品，《左传》中两次提到用“乘韦”——四张牛皮送礼，其中一次，送礼人是大名鼎鼎的“郑-商人弦高”，别说您不记得了。
再说回纤维制品，各种纤维要加工成纺织品再制成被服，得经过几大工序。
第一个工序是纺线，纺织纺织，纺就是纺线，织才是织布。最原始的纺织工具是纺线用的纺叀（纺轮、纺锤），近一万年前就出现了，汉字里的“叀”（专）字就是纺叀之象，下面图中是“叀”字甲骨文、金文和篆体字形以及徐中舒先生的注释：
下面是宁乡罗家冲遗址出土八角星纹陶纺轮的图片，出自《长沙考古有新发现 或证明4500年前宁乡已经养猪》：
春秋那时，类似的纺轮还是主流，要到战国以后才得到改进，下面是战国前后纺叀（专）变迁示意图，图片出自李强《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纺织技术研究》：
被服制作的下一个工序就是用纺出的线来织布，男耕女织，其来有自。《左传》中曾提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就反映当时这种分散的、家家户户各织各的布的模式是普遍现象。
不过到了春秋时，已经有了专门的织工，《左传》中曾提到“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斲、执鍼、织纴，皆百人……”（《成二年传》（p 0807）（08020802）），上面三个“百人”中，“织纴”杨伯峻先生认为就是指“织布帛工”，他们的纺织技术已经远非那些一家一户中的妇女可比。
同时，春秋时一般的纺织技术也十分成熟，出产的纺织品已成为贵族们相互馈赠礼品的代表性品种，因此《左传》和《国语》等古籍中常常用纺织品“幣”（币），或者用包含纺织品的“玉帛”，作为这类礼品和贡品的总称。
下面是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虢仲墓出土麻织品三维视频显微图（50×），图片出自李清丽-刘剑-贾丽玲-周旸《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出土麻织品检测分析》中原文物2018 (4)：
下面是欧潭生《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中与织物有关内容的图片：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朗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中有关丝、麻、草织品的图片——《考古学报》1977（1）：
那时已经有了表示织品细密程度的单位，叫“升”，《礼记•问传第三七》：“斩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缌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曰缌。此哀之发于衣服者也。斩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
《汉语大字典》说“升”是“古代区别布的粗细所用的计算单位”，郑玄解释说“布八十缕为升”。所谓八十缕，大概是指全幅宽（全幅宽当合汉代尺二尺二寸约等于51.9厘米）每升等于八十根线，三十升则全幅2400根，大概三十升等于每厘米经线或纬线46 根左右，当时的布专指麻布，能到每厘米46根线，或者是极致了。至于丝绸，由于丝线可以远细于麻线，密度还可以高得多。
下面是江西靖安春秋大墓出“狩猎纹锦”及其复制品（每厘米240根线，表面120根）的图片，出自王晨《东周时期高经密织锦的丝织技术研究》：
下面是江西靖安春秋大墓出其它各种丝织品的图片，出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靖安县博物馆《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2））：
如上图可见，春秋那时，已经有了密度极高花纹繁复的织物，据模拟，需要复杂的提花织机才能织成。
那时的织造已经形成非常专业而专门的行业。例如江西靖安春秋大墓入葬者就大都是纺织从业人员，她们大多随葬了“木质纺织工具如绕线框、梭、打纬刀，竹质纺织工具如签、管、绕线筒、勺以及陶纺轮”。但这些专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是女奴，没有基本的人身权利，随时会被杀——江西靖安春秋大墓入葬者就是例子，随时会被送人——《左传》中提到的“织纴”等各“百人”就是例子。
下面是江西靖安春秋大墓葬入的年轻女织工身边所带纺织工具的图片，出自《探索发现20150801最新一期靖安大墓之谜中集|47具棺木墓主人是谁？》：
下面也是江西靖安春秋大墓葬入的年轻女织工身边所带纺织工具，主要有木质绕线板、分经片、木纬梭、打纬刀，卷布棍、木梳、竹管、绕线筒以及陶纺轮，两张图片均出自文化智慧达人《丝衣飘飘——靖安李洲坳再现东周纺织织造奇迹》百家号：
各种纤维，麻也好，丝也好，葛也好，如果没有织布工序就没有用。
这个不比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发现纺织技术，因为羊毛挤压在一起成毡，就可以用作衣料了。
动物毛皮的使用大概可以表明与游牧民族贸易很早就存在。
从那些网站上引用，花了些钱吧。
不是现在的棉花
真花不起，真要花钱就太贵了，无非是使劲搜，搜不到就不用，好在没要求一定穷尽，我尽量。
杜仲：樹皮、葉子和果實可提取具有絕緣性的杜仲膠。其实杜仲是「绵」。
木本棉：木棉花一名攀枝花，以吉贝苗接乌桕根，结花为绵。也就是树棉。
非洲棉：汉唐间流行。又名草棉或小棉。
亚洲棉：宋元起流行。古代常说的棉花。
陆地棉：清末传入中国。现在常说的棉花。
明清时期，木棉主要指亚洲棉，后来也指陆地棉。比如《木綿譜》。非洲棉是汉唐间传入的。目前来看，只有晋时已有记载的树棉才是这种棉花。
另外，攀枝花和木本棉也是多义的，其实是两个品种，但能出棉花的是树棉。
查不了文献，记忆可能不准确，见谅。
想起来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找到参考了，请看这里。前文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