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时代的衣食住行 -- 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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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要花钱或者开账户的吧。

看起来最开始的丝绵根本不是棉，是丝绸纺织的副产品，拿来填充冬天衣服的。后来木棉这个词主要指短纤维的攀枝花，一般只用于填充。再后来到宋朝海南流行的吉贝布传入中原，是多年生木本棉花（亚洲棉，不是前面说的木棉，应该是灌木吧）纺织而成。到清末质量更好的草本棉传入，才是现在的棉花。这么说明代松江的“衣被天下”原料是木本棉花？这实在没想到。

另外，纤维制品不仅是穿用的各种布，还有用在不同场合的各种绳子和带子，根据这些绳子和带子的功能，当时人有不同的名称。例如，缒（zhuì），指绳索；缨和緌（ruí），《说文》说是“冠系”；纮（hóng）和紞（dǎn），一为系于颔下的帽带，一为冠冕两旁悬瑱（zhèn）的带子；絷（zhí）和辔，还有绁（xiè），都是缰绳一类；绥（suí），专指车上的带子、让乘车人可以拉住；绋（fú）和綍（fú），《玉篇》说是“引棺索”；绶，用来栓系玉饰和印章的丝质带子；组，指宽而薄的丝带；纶，《说文》说是“青丝绶”；还有所谓邪幅，高亨先生认为是“裹腿”；再就是“带”了，专指系在腰间的那一条织物。

下面是那个江西靖安春秋大墓出土的“狩猎纹锦”，极其华美，是当时最高水平的工艺品，不愧是财富的象征。图片出自文化智慧达人《丝衣飘飘——靖安李洲坳再现东周纺织织造奇迹》百家号：

那时钮扣还不普遍，人穿衣服，常常会在腰间系一条腰带，地位较低的人，也就搞条绳子就算了，但地位较高的人，已经在这“带”上边玩出了很多花样，让这“带”成为地位高低的象征之一，于是也就成为财宝的一部分，例如《左传》（还有金文以及出土简帛）中有以“衣裳剑带”作为赏赐的例子，有以“缟带”送礼的例子（《康熙字典》：“【小爾雅】繒之精者曰縞。”），有指定索要“带”给自己当贿赂的例子。而那在江西靖安春秋大墓中出土的最高级的织物——狩猎纹锦，似乎就是一条锦带。

关于纽扣，《诗经今注•召南•羔羊》中有“羔羊之皮，素丝五紽”、“羔羊之革，素丝五緎”、“羔羊之缝，素丝五總”，高亨先生认为：“紽（tuó驼），周代人的衣，一边缝上五个（或三个）丝绳的纽子，古语叫做紽，今语叫做纽。另一边缝上五个（或三个）丝绳的套儿，古语叫做緎（yù），今语叫做扣。穿上衣的时候，把紽纳入緎内，就是下文所谓總。”（《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24）《召南•羔羊》）。这样一种全纺织品的纽扣，一直流传到现在，现在叫盘扣，制作非常麻烦，只能是时尚品了。

被服制作的再下一步就是用布缝衣服了，在春秋时也已经有了专门的缝工，《左传》中曾提到“执鍼……百人”（《成二年传》（p 0807）（08020802））（073），杨伯峻先生认为就是指女缝工，不知江西靖安春秋大墓陪葬者中是否有她们的同行。当然，那些女缝工的工具也是早就臻于成熟，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极为漂亮的骨针。

下面是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骨针的图片，出自桂娟-李文哲《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五千年前牙雕蚕-见证丝绸之源》新华社客户端：

《周礼》中也提到：“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以役女御，以缝王及后之衣服。丧，缝棺饰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内之缝事。”，从这条《周礼》可以看出，需要缝制的织品也不仅是衣服，文献中提到的就还有：冠、冕、弁，屦、履、舄，韤、跗注，帨、巾，衾、裯；以及幄、幕、帷、幔，旗、旌、旆、旟，囊、橐……等等。

下面是山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荒帷纺织品相关图片及荒帷纺织品痕迹细部的图片，出自何静《“遗迹、遗痕与保护——从横水西周墓地“荒帷”的保护说起”讲座纪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

再说回衣服，那时高端衣服的式样已经相当复杂，《左传》等文献中提到的就有偏衣、庬衣、尨服、衮、袍、玄衣、玄端、玄衮、朝服、戎服、戎衣、深衣、燕衣、缟衣、鞠衣、长衣、褒衣、冕服、爵弁服、素沙、素纱、襢衣、明衣、祎衣、揄狄、阙狄、展衣、缘衣、等等，而且既有外罩衣——褧衣，衬衣——裼衣，还有内衣——衵服、亵衣、亵服、泽。

那时衣服的主流是上衣下裳加两条不连属的裤腿，还有内衣内裤。高级人员外面会再加个象征性的皮围裙——“芾”，表示要应付屠宰。别以为屠宰是贱役，像后世那样，就是个卖肉的、“镇关西”。当时，虽然孔子已经主张“君子远庖厨”，但屠宰仍然还是族长的特权，哪怕是名义上的，所以那时屠夫的装备已经转化为荣誉的象征。

“芾”下面是下裳，上衣下裳的下裳。那时的下裳，基本就是裙子。而那时的上衣，据宋镇豪先生总结说是曲裾交领、或短或长（宋镇豪《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中原文物1996（2）），且这种式样是通乎上下不分贵贱的。不过，据孙机先生总结，虽然式样相同，但这些衣服的尺度却是随着穿着者地位的不同有所变更的，大体上是地位越高，衣服就越长越宽。

还有一点，就是那时男女正常衣服的式样并没有太大区别，而且那时的男子，也和现在的女子一样，要用鲜艳的色彩装点自己。可以说，那时的男子就像雄孔雀一样，比女子更加花哨，更注重装饰自己并加以炫耀。

当然，那时不同的族群，所穿衣服的式样还是不一样的。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左传》中还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襄十四年传》（p 1005）（09140103）），正可见当时的戎狄与华夏族所穿衣服的式样不同。至于南方，吴国那一带的人群发式与华夏族不一样，楚国那些人戴的帽子和中原人不同，都是一眼能看得见的。

但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孔老夫子当作大是大非的问题，竟是好象无关紧要的左衽右衽，就是与交领相连的衣襟左边在上还是右边在上。这到底是为什么？这种样式的形成是否是出于偶然性？有说是便于鞍马骑射，显然与当时情况不合，大概还是按有的说法是与各自生产生活活动的便利有关。至于具体的内涵，我猜测是因为左衽则便于左手从怀中取物，右衽则便于右手从怀中取物之类。当时没有衣兜，会把一些常用的小东西收在怀中。一般来说，取东西之类还是用右手方便，但对于畜牧族，因为常要对付活物，往往右手腾不出来，则左衽就更加合理。至于上升到文化族群大义，必定是后起的。

下面是传出洛阳金村东周王室大墓后流入日本的银着衣像的线描图，图片出自孙机《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像族属考辨》（《考古》1987（6））：

下面是出土春秋-战国着衣男子像的线描图，图片出自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下面是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虢仲墓出土麻织品的图片，出自李清丽-刘剑-贾丽玲-周旸《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出土麻织品检测分析》中原文物2018 (4)：

除了缝制，还有染色，不过这就是贵族（君子）们的事了。一般的“民”和农奴则只能穿素衣，不必染色。实际上一般的“民”和农奴是穿不上丝衣的，要穿也是穿麻衣（布衣），乃至衣不蔽体；至于贵族（君子），麻衣一般只是他们的丧服，所谓降服，穿低等的衣服，以表现他们的感情，例如《左传》中有“季孙练冠、麻衣……”。

下面是根据肖世孟[URL=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1214&filename=1011403557.nh&uid=WEEvREcwSlJHSldRa1FhcEFLUmVhaTIxdndWWGxJQjg0akI1SlZKNG10N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jY5NjIxTHV4WVM3RGgxVDNxV HJXTTFGckNVUjdxZlplZHVGeUhuVXIzTFZGMjZIN2U0SGRUSnFKRWJQSVI4ZVg=]《先秦色彩研究》[/URL]（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模拟的春秋时黄、青、赤、白、黑五色以及对比的红、绿、蓝三原色：

按肖世孟的观点，春秋时所谓五正色的色彩中心位置为：

黄色是含赤的浓黄色（Lab：L*68，a*22，b*68；HSB：38°，纯度89%，明度87%），

青色是靛蓝色（Lab：L*25，a*20，b*-58；HSB：224°，纯度89%，明度58%），

赤色是深赤色（Lab：L*33，a*52，b*31；HSB：355°，纯度85%，明度60%），

白色是纯白色（Lab：L*100，a*0，b*0；HSB：0°，纯度0%，明度100%），

黑色是漆黑色（Lab：L*0，a*0，b*0；HSB：0°，纯度0%，明度0%）。

这些色彩虽然有色彩理论如三原色之类的渊源，但并不是按照色彩理论确定的，而是依据当时能得到的染料和颜料如朱砂、蓝草、柘树汁来确定的。

总而言之，那时，由丝、麻、毛、葛等纤维制成的织物和衣物已经可说是品种丰富，顶级织物和衣物更是异常华美。同时，贵族（君子）与一般的“民”和农奴所穿所用，已经有明确的等级差异。当时的贵族（君子）就是利用这种差异，来别贵贱、建威仪。于是衣饰不仅是衣饰，还是文化和政治的标识物，也是一种语言。衣饰的这种象征和表现功能，也源于远古古人发明服饰时最先的动意。

“被”应该有“批”衣服的意思吧？

文章是讲衣服的，好像“衣”没怎么出现，这是为什么？

“服”的本意和衣服有关系吗？我们平日里，常听说，佩服，宾服，服气，不服气，服药，等等吧，这些“服”的意思，和“服”做衣服的意思，有内在某种关联吗？

引用这篇文章配图肯定有问题，高抬了日本

那参考意义就有限了

难免不够准确，多谢指出。

衣服要到（下）里头才出现，（上）先讲材料，也是因为能找到的关于衣服的材料比较少，难以敷衍成文。

民以食为天，说到吃东西，我们春秋那时的先人老早就有糊口和饱腹的说法，所以这口腹，就代表了饮食，不仅是味道而已，还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

春秋也属于周代，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周人对农业十分重视，是他们自认为擅长的领域，所以春秋时人们在满足口腹之欲时也难免有这方面的印记：讲究时令，讲究搭配。既因为受到自然条件包括地域的限制，也因为在对自然认识基础上产生的理念。

好比《礼记•月令第六》中就提到要春天吃麦子，配羊肉；夏天吃豆子，配鸡肉；秋天吃麻子，配狗肉；冬天吃糜子，配猪肉；在各个戊己日则要吃谷子，配牛肉；虽然这是后来的说法，又有附会的成分，但显然反映当时的人们已经把时令和饮食的搭配上升为了理论，尽管是附会的、神秘化的理论。

不过，春秋时的中原，并非只有单一的华夏族居住，还住着大量从事畜牧的戎狄，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虽然与华夏族比邻而居，但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化都与华夏族不同，吃的东西自然也不一定相同，例如他们可能吃肉和奶类比较多。（国科大考古系《食奶改变了蒙古》“科技考古”微信号）。

另外，当时华夏族大多住在“城”——“国”内，那里“国人”的上层（君子）与下层（一般的“民”，小人）也会有不同的饮食供给，这就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肉食者”与非“肉食者”的区别，他们吃的东西显然不会相同。至于在“国”——“城”外聚族而居的“野人”，由于离土地近，吃的东西未必比“民”的下层差，但品种是会有区别的吧。

对于春秋时代的“肉食者”，食品除了用来填饱肚子，还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用于祭祀，从祭祀用的食品也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吃什么，事死如事生么，但毕竟不会完全一样。另外则是用于彰显等级，好比送礼等情形。从典籍对“肉食者”祭祀和交往的记载中当可反映出，那时哪些食品是珍稀的，哪些是普遍的。

要了解春秋时我们先人都吃些什么，固然可以在典籍中找到一些记载，可那大都是“肉食者”的情况，下层人群都吃些什么，还要靠考古发现解决。虽然传统考古发掘到的也是“肉食者”居多，但考古方面已经得到了两大新式武器，能够更多地解决一般人吃什么的问题，这就是“浮选”和“稳定同位素分析”。

“浮选”能找出各个地层中当时的种子和粮食的孑遗，从而有了可以推断当时环境、作物和人们食谱的某种依据。

“稳定同位素分析”能够通过对遗留人类和动物骨骼成分的分析，乃至烹煮用陶器中残留物的分析，牙垢的分析，了解当时人们吃的谷物是什么，吃的肉类有多少。另外，通过对骨骼中锶同位素的分析，还可能了解人与动物生长在什么地方，是当地土著还是外来者。

下面是由日本学者得到的碳、氮同位素研究背景资料图，图片出自张雪莲《应用古人骨的元素、同位素分析研究其食物结构》，《人类学学报》22（1）2003，p 078。一般来说，吃的肉越多，氮同位素值越高。而碳同位素值则主要和吃下去的植物种类有关：中原地区自然环境中的植物都属于C3植物，主要农作物中C3植物有麦子、稻子，C4植物有谷子、玉米、甘蔗；C3植物主要生长在温带，C4植物主要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谷子和玉米除外：

结合考古与上述先进工具所得结果以及文献记载，我来试试讨论这一时期人们的饮食状况。

我把春秋那时的食品分为七个大类，粮、菜、肉、果、酒、油、调：

一、粮是粮食，五谷、六谷、薯蓣类，各种淀粉类食物；

二、菜是蔬菜，包括菜瓜类，还包括野菜；菜应该主要是指野菜，那时自然环境中野菜比现在多得多，一般不必专门去种植，同时栽培的蔬菜还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好吃。

三、肉是各种肉类，包括猎获的野味；肉主要是统治者吃的，所以有“肉食者”的说法，当时可并非贬义。而下层就需要以菜来补充粮食的不足，造成面色青黄，于是出现了“菜色”这个词（《礼记•王制第五》），不过在当时，人们不会说这是面色青黄，而是说“肉食者无墨”（《哀十三年传》（p 1677）（12130401）），说那面色青黄像涂了墨。

四、果是各种水果和干果，其中大部分是各种野果，不过甜瓜除外，《左传》说“瓜时”和“及瓜而代”（《庄八年传》（p 0174）（03080301）），应该就反映那时人们对瓜类成熟及采摘时间已有清楚的认识，这种认识应是建立在长期培植基础上的。

五、酒，有很多种酒，很可能还有果酒，但还没有蒸馏酒，喝酒大都和酒糟一起喝。

六、油，油脂类食品，可分为油料作物和动物油脂两大类。

七、调，是指各种调料，调味的，首先是盐，这是必需品，一般平民都有得吃，盐到不了的地方大概人也不去。不过，那时调和五味，虽然没有现在的醋、白糖、辣椒、味精……，可是有很多别的替代品，能调出各种味道，“肉食者”的美味享受是极其丰富的。

下面就分别介绍这七类食品：

一、粮

咱们先说粮——粮食，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左传》里提到的粮食都有：稷、粟、黍、谷（穀）、禾、苗、粱、麦、稻、菽。前面都是谷子，不属于谷子的只有后面的麦、稻、菽三种，麦是麦子，稻是稻子，菽是大豆。

当时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有些地方燃料遗存炭屑中含有甚多农作物种子，据认为正反映那时的先人有甚多农作物秸秆可作为燃料。

下面是邾国故城2015年度出土的部分植物遗存，图片出自马方青-陈雪香-路国权-王青《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5年发掘出土植物大遗存分析——兼议古代城市管理视角中的人与植物》东南文化2019（03），p 058：

所以春秋时代的粮食，除了非主流属于油料的大豆以及麻子之外，主要是三大类：谷子，麦子，和稻子，这三种谷物其实各有其适宜种植的条件。谷子和麦子都是旱作作物，其中谷子更耐干旱，更能适应贫瘠土地，麦子就需要有灌溉条件，至于稻子，种植时是需要更大量水分的。但从产量上说，则是稻子高于麦子、麦子高于谷子。这样，这三种谷物就各有其分布范围，谷子和麦子主要分布在相对干旱的北方和西北，有些地方甚至麦子都不多，稻子则主要分布在南方和东部沿海，其北部麦子的种植也更普遍。

下面是中国农业考古（粟、黍、稻）遗址点分布图，出自《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18年48（2）：

上面这张图虽然不专属于春秋时期，后来气候条件也有所变化，但还是可以把图中两个分界略向南移一点来考虑春秋时状况的。同时可以大体把麦子考虑在二者之间。

春秋时各类谷物的比例可见如下几例，不同地方各有不同：

下面是河南-淅川-申明铺遗址-龙山、春秋、战国时期出土农作物的百分比及出土概率柱形图，图片出自刘焕-宋国定-龚一闻-蒋洪恩-王昌燧《河南淅川申明铺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华夏考古2017（01），p 060：

下面是胶东地区不同遗址农作物经千粒重、单产量换算之后的数量百分比对比图，图片出自魏娜《胶东地区周代农业活动和野生植物利用考察》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p 070：

下面是山东地区-青铜时代农业和野生植物利用考察——周代禾谷类作物代表性对比图，图片出自安静平《山东地区青铜时代农业和野生植物利用考察》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p 040：

谷子是中国的传统作物，最常见的有粟和黍两种，这两种又都可能是江山社稷的“稷”，春秋时期占主流的是粟，但远古时期最先被驯化并占主流的也可能是黍，因此，“江山社稷的“稷”，有可能是黍在唱主角”（吕厚远《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与新进展》——《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18年48（2），p 184。）。而后来因为黍的产量不高，谷子的主要品种就变成了粟。“有学者推测 , 黍在商代是酿酒的主要原料，商人好饮，故重黍而轻粟[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1）81～107]。”（赵志军《关于夏商周文明形成时期农业经济特点的一些思考》华夏考古2005（01），p 076）。黍能作为酿酒原料，可能是其在粮食作物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

至于麦子（包括小麦和大麦，小麦为主），虽然春秋时已经在中国出现了近两千年，而且已经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甚至在有些地方“成为仅次于粟的作物”（《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麦作农业》，《第四纪研究》，2019（1）。），当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谷物，但还没有像现在那样全面取代谷子成为主流。麦子成为主流要到战国乃至西汉（《农作物传播视角下的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2017，47（5）。）。

另外，“麦”——“麥”这个字一直有学者认为是出自“來”——“来”这个字，但仔细想来，应该是“來”——“来”这个字出自“麦”——“麥”这个字：

中国古文字常见现象之一，就是占用某种根据现实中实际事物描摹而成的、读音相近的独体象形字，来表示一种抽象的意思，“來”——“来”正是这类表示抽象意思的字，须占用现实中实际存在的“麦”——“麥”的象形字来表现，而“來”——“麥”字的图形表现的正是麦子的形象。

因此，“麥”这个字应该是在造字之初就已出现了，而当需要有一个读音相近的字来代表抽象的“來”那个意思时，才占据了这个已经流行的“麥”。至于后来二者写法有了区别，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麥”字应该庆幸，因为有了区别，代表麦子的“麥”这个字就没被改造成某种形声字，好比“莱”，“荬”之类。

当时麦子成熟早，谷子成熟晚，形成两季，正可以互补，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粮食。《左传•襄二十九年传》提到：“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p 1157）（09290701）），就反映了这种互补关系。

麦子未能成为主要作物的原因之一，按赵志军先生的观点，是当时的人们只会粒食，还没发现麦粒磨成粉后会更好吃，于是虽然麦子的单产已经不下于谷子，但仍未能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据说转变发生在战汉时期，在冶铁技术的支持下，很快也就有了石磨，支撑面粉这种美食原料的广泛推开。

而据钟华-崔宗亮-袁广阔《东周时期河济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河南濮阳金桥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农业考古2020（04），p 019：在当时，我国以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种植制度——麦—红小豆—春玉米（高粱、谷子）的二年三作制可能已经萌芽。

另外，据考古发掘，在个别地方，当时人们食用的粮食还有适应当地条件的藜麦和菰米，以及作为补充食物的绿豆和红小豆。或者还有各种其他补充食物，适应各种当地条件，例如麻子、橡子、薏苡、薯类。

由于当时主食是粒食，于是有一种干粮叫“糗”，大概是饭团一类，从日本人至今还在吃饭团来看，以饭团作为干粮还是有其技术上的合理性的。

至于稻子，主要流行于南方，虽然在更古时代一度流行范围跨过了淮河和秦岭，但因为需要大量的水，限于自然条件，在中原地区只能是分散种植，作为补充，成为不了主流。

小麦中特有的麦麸蛋白质是小麦有别于其他谷物的优点。但是如果麦粒不能成为粉状则这个优点不能体现。

学长有否看到我国石磨出土的年代记录？

该采用另一处的“以粟和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制度”。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