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你們如何看澶渊之盟 -- 匿名

我说的是公元十一世纪的宋辽合议，没有任何影射当下的意思。因为我觉得影射是一种很糟糕的思维方式，除了把本来就复杂的问题搞得更晦涩不明之外，没有任何认识价值。

如果说是当下，那中美之间谈不上什么平等和议的问题。第一，中美没有打仗。第二，中国是有辽那样肉眼可见的军事强势，还是有宋那样公认的经济文化优势？两样都不沾，所以就没什么可谈的。

就是瓦剌大军为什么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宣大的防区之内，还能大摇大摆的在宣大防区内搞埋伏，灭了朱勇的四万骑兵，说明朱勇是在做梦都想不到地方被伏击的，这完全不合常理。

我认为土木堡之变和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兵败高粱河一样，这里面充满了阴谋。高粱河之败，疑点太多，宋军战线崩的完全不合理。

至于张居正，他的问题在于实物和徭役折银和考成法。实物徭役折银动摇了大明的税收根基，考成法又逼各地知县为了完成绩效考核，无所不用其极。

宋类似欧盟，辽类似俄罗斯，辽内心对中原文化非常向往和认同。

如果就事论事，不带影视的说，澶渊之盟，当时看确实对双方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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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历史的高度，澶渊之盟让宋失去了长城沿线的屏障，当辽衰败，丢掉长城沿线的屏障的时候，宋直接就暴露在金的进攻之下了。

台湾省(包括钓鱼台、太平岛)的份量，比得上"燕云十六州"吗？

在中美之间，从军事、政治、外交角度看，似乎有一点可比性。

不然，美帝的汉学者怎么会提出澶渊之盟这么个古老到奇怪的古怪命题？

澶渊之盟有两方面，一是大国和平，不打了。二是领土、安全线维持现状、经济上公平贸易(岁币政治外交上是屈辱\经济上是顺差补偿)。

澶渊之盟的成立有一个条件不太容易引人注意，宋朝是个商业气息极其浓厚的非典型农耕封建军事帝国文明。它对遵守契约的重视超过一般封建王朝。杯酒释兵权后，甚至宋朝军事武装集团的商业化程度也很高。(所以，澶渊之盟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就真地只是一个生意一场交易一笔买卖)。

对俄罗斯、欧盟而言，乌克兰(或乌东四州+克里米亚)或许相当于"燕云十六州"。

对俄罗斯、中国而言，中亚、蒙古、东北亚(《尼布楚条约》所定领土)或许才相当于"燕云十六州"。

{另}《尼布楚条约》马马虎虎管用了近两百年吧？、算是更成功的澶渊之盟？

对中、美而言，恐怕要整个日韩台南海东南亚第一岛链，才算是相当于"燕云十六州"。

美方谈澶渊之盟，一是全球核平之下，中美打仗的风险太高了。美国外强中干、中国从来都是安内任务难度超高。双方都不太愿意打。中美打仗，战略上只会更有利于其它几极。一战二战经验表明，多极、列强局面下，旁观者、最后下场者才笑到最后。中、美是可以和平地。

二是领土、安全上要维持现状，经济上要公平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了)，中国得帮助美国继续维持住美元体系，继续买美国国债(岁币？)。

目前来看，俄罗斯希望与欧盟、美帝达成澶渊之盟，但它却没有实控"燕云十六州"，没有足够签约的本钱。

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澶渊之盟从晚清、民国、常元帅到前三十年、改开、新时代，一直有变化。中俄之间直接武装冲突规模、烈度都极低，远小于中日、中英法。

相对于英法直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日本占南北两京武汉半壁沦丧，俄罗斯一直都算是羞答答地切割边荒苦寒、实控力有限、屡叛常乱及无主之地，强占所谓"有争议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除外黑龙江流域，绝大多数地区中、俄双方其实至今最终也都没能完全控制住，成为缓冲带。

中俄之间其实甚至长期都是"和平"地。

美国墨西哥之间，也一直是"和平"地。虽然经常闹"独立"，但美国可是至今都牢牢控制了得州、加州。

中俄之间的"燕云十六州"，地理界限一直在变化、范围极其夸张。一百几十年时间，"燕云"文化意义上甚至已无汉人、华夏了。

中、美之间的澶渊之盟终究是会达成地，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只是陆战，还缺少一场海战。

美国提出澶渊之盟是为了避免中美间直接发生战争。但没有战争，哪来的澶渊之盟？

小学生知识也来问。原子弹、美军基地是结果不是原因。

白银以自然属性成为中国社会的上币，是自五代、宋、元、明、清的千年间开始、发展。一直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导致以品质重量为衡量的白银银锭，逐步退出中国社会，被银元和纸币所取代。这个千年过程，恰好与士大夫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相同步。

在明代建立后，朱元璋、朱棣二代皇帝的货币政策，是禁止白银作为货币，而是以铜钱+大明宝钞作为中国、东亚、以及郑和下西洋沿途地区的货币。这几年在非洲都出土过明代铜钱，我相信未来也会在阿拉伯、伊朗、东南亚地区发现大明宝钞实物。

而士大夫阶级，则是终明一朝，不断在推动白银（银锭）货币化。除了废止郑和下西洋、放弃马六甲海峡（旧港）、安南等海外贸易重要据点外。特别显著的一步，就是创立“金花银”，以收取白银代替收取实物税收。这个是在明英宗刚刚即位（当时只有七岁），三杨团伙大权在握时，搞出的收取白银为税赋的方案。这个比张居正一条鞭法涉及的缴税折银，早了一百多年。三杨的理由十分奇葩：说是朱棣迁都到北京，百官的俸禄米仍然在南京发放，为了北京百官的方便，所要发白银。白银哪里来？即以全国几个缴实物税不方便的地区，改为缴白银。他们这个理由才真叫人听了肝儿疼！缴实物税、也就是粮食农产品运输不方便的地区，难道是地里会长出银子？

明代的皇帝倒是不断强调要用大明宝钞，直到天启皇帝在位时，还不断拿宝钞赏赐给文臣武将。

三杨于谦团伙倒是也不傻，知道不能收上白银全部给文官自己，不能吃独食，那样‘不安全’。所以金花银一部分给皇帝内库，一部分给文官治下的武将。

在成化年间，一个叫邱睿的大臣就上书给皇帝，劝皇帝批准白银货币化，他写的东西叫《大学衍义补》。而《大学衍义》正是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作品。由此可见这个邱睿就是明代的程朱理学之徒。

在张居正之前，高拱也尝试过推进白银进一步合法化。张居正搞的折银，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即士大夫阶级极度希望白银货币合法化的背景——起初张居正的改革，看起来是顺应了士大夫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实际上也得到了官员的某种程度的配合。

考成法，难点不在于某一地收税的数量，而是税赋对底层百姓不公平造成的：士大夫阶级隐田太多，纳税人口甚至在某些地区都不到当地人丁的一半，而这些人确实太穷，缴不起税。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清查田亩，在查清楚所有田地的情况下，再进行税赋均分。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其实正是在张居正清查田亩的基础上，加之八旗骑兵的武力，才做到某种程度的“官绅一体纳税”。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改革中发现的遇到的问题，要继续深化改革才能（找到办法）解决”。

一条鞭法也不是张居正的首创，而是早已在南方某些地区实施了的，被证明可以为百姓降低税赋（运输花费大大节省）、便利的办法。张居正实现了的改革，就是把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利用士大夫阶级急于白银合法化的动机，以考成法来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田亩清查——查田使户部的纳税田亩增加了36%-40%。也使明朝中央首次掌握了600万两的白银库存储备。

这些就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计划？显然不是，因为张在盛年突然就被一次痔疮手术搞死了，手术者是徐阶的家庭私人医生。而张居正死后，不仅被抄家。有关他改革的幕僚、计划，也全部消失了——一场涉及全国范围的改革，不可能没有一帮人帮助张居正——胡宗宪的三年抗倭，其幕府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上百人。而张居正的幕僚似乎都消失不见了。

元代发行纸币，最初就是以白银储备为锚。即使现在找不到张居正有什么继续改革的方案资料，我们设想他会以白银储备为锚，重塑大明宝钞的信誉，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以徐阶为代表江南士大夫商人团伙——明代东林党，应该是深知这一点，才会下手暗杀掉这个当初被徐阶一手提拔的、看起来是士大夫阶级利益的维护者的张首辅。这就类似只有金国才知道岳飞的份量、只有凯申公才视教员为TG之首。——敌人才是最知道谁是他们最危险的对手。

明天再继续。

看土木堡之变不能不看朱高炽在位后期和朱祁镇继位初期的庙堂之争和社会矛盾。

从史书，很难去探索真实的细节，因为从司马迁开始，儒家有篡改史书的传统。

从结果看，土木堡之后，掌握兵权的勋贵，就失去的兵权，转而由儒家文人掌握兵权。——这就是矬宋的传统。

最后大明的覆灭，与宋类似。

实际上，回到明初，洪武皇帝的朝廷，是有三股势力组成，其一是皇族、其二是勋贵，其三是儒家官僚。

靖难之后，皇族基本退出朝廷，朱棣开了先例之后，就只能重用太监了，太监成为皇权的延申。靖难前后，文人的表演，可圈可点。

土木堡之后，勋贵严重失势，基本退出权力中心。

至此，洪武皇帝设计的朝廷格局，被彻底颠覆，大明也因此步入死亡。

西汉灭亡，有一大堆姓刘的来挽救汉，也有无数忠于汉的人出来；东汉末年，也有刘备等宗室挽救东汉。

明朝灭亡时，皇族和勋贵全部靠边站，当政的儒家文人，干脆把皇帝卖给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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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问题，不在于经济手段，在于政治问题。

去一个个分析张居正的政策，是一个方法，但是很难追究细节；换个角度，从权力看，很清晰。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争夺，贯穿了中国历史。张居正选择的是，强化中央权力。

与张居正立场类似的，有嘉靖的严嵩，有之后的9000岁魏忠贤。——这些都是被文人骂的，文人的出身和立场，天然站在地方权力上。而污蔑对手、把亡国的责任推卸给政治对手，属于儒家的常态。

那么，张居正的改革，问题在哪里呢？

张居正和他的政治对手，在盘剥百姓方面，是一致的。张居正的行为，属于牺牲平民百姓，把财富集中到朝廷，因此朝廷能办一些事。

张居正的政治对手呢？把财富敛聚到个人手中，因此有著名的“五人墓碑记”，因此明末的东南有无数的“奴变”，也因此有“联虏平寇”——这里的寇，除了李自成张献忠之外，还有大量的东南普遍平民。

从平民的角度来说，文人官僚盘剥我，与张居正盘剥我，有什么区别？难道你张居正亲近皇权，就香一些吗？

对于平民来说，两者都是一样的，一条鞭两条鞭，都是抽打在平民的身上，一样疼，他们都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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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出路在于如何强化民间权力。

西汉东汉有成败兴亡，但是，无论怎样兴亡，都没有沦落到亡天下的底部。

即使东汉灭亡了，三国纷纷向外扩张，东汉虽灭了，但是诸夏不灭。

其原因在于，非政府的民间，有强有力的组织。

曹操可以从家族带出一支军队。

刘备呢？刘备在荆州时，军队来自糜竺，而糜竺是商人，数千人的军队直接给了刘备——这是糜竺一直不倒的原因，糜竺弟弟坑了关羽，但是糜竺没事。

即使是在西晋末年，祖逖也很容易建立军队，而中原遍地坞堡。

——这就是儒家上台前后的区别。

没有不灭的朝廷，但是亡天下是真正的悲剧，中原遍地坞堡，民间可以自救。

南北朝被称为“五胡乱中华”，但是没有人说“亡天下”，因为那个时代，在文化上，华夏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五胡之乱"并没有改变这一格局。

当民间的组织能力被儒家官僚肢解之后，就是真正的悲剧。

无论张居正，还是他的政治对手，在肢解民间组织能力上，是一致的。

张居正打压心学，捣毁书院，主要针对的是何心隐这一派系，这个派系，强调民间自组织。

在打压何心隐这个方面，张居正的立场，和他的政治对手，是一致的。

也因此，张居正罪有应得，并不值得同情。

明末文人哀叹“亡天下”，这个亡天下，主要的责任人就是文人官僚。

而这些人，至今尚未得到清算。

张居正参政执政，经嘉靖末至隆庆到万历十年，前后不过十六年时间。明朝后期这一百多年，只有张居正执政这十多年形势好一些，之前内忧外患不断，之后明王朝一直走下坡路。万历后期党争起来了，内外矛盾重重，政治腐败，决策错误，终使明朝走向灭亡。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张居正那十多年与其前后两个时期不同？

严格意义上讲，张居正只是明王朝的一个好管家，他不是建章立制之人，他在制度框架上没有大的建树，但他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从实际矛盾出发，厉行治理，取得了实效。他他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正确地应对内外的矛盾和危机，从而使明王朝在嘉靖时期内外矛盾的积弱困境中走出一片天地来。这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否认的。

从隆庆到万历十年，这十六年间的施政，实际上是前后连贯的，张居正都是在着力解决嘉靖晚年留下的许多问题，改变那时对上下官吏放任自流的状况。以及他通过京察来考核官吏在减轻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接任首辅的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七月，张居正便奏请举行京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责令自陈）。

关于ziyun2015河友说的“一条鞭法”导致朱明王朝灭亡：

不止如此他们可能不懂，但不少专家、历史学者都认同那就是故意的了，这才是让人无语至极。

在这里谈点自己关于“一条鞭法”的一点粗浅见解吧，如有不对之处，还请河友指教。

节流是一个方面，考成法最有效的是开源，那就是均平赋役的负担。

张居正在给当时应天巡抚宋仪望的一封信中写道：

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他认为：治贪腐还好办，治官僚主义则非常困难；如果有人钻政策空子，就会出现不吃白不吃，挥霍公共财物的情况；所以必须改变作风。

因此，在税制方面，张居正一个重大措施是推行“一条鞭法”，这实际上是差役征收方法上的改进。明代民间有差役的义务，而差役又分力差和银差两种。由于差役编派不够，造成民间负担轻重不等，所以要推行均徭法。“一条鞭法”，是把一个县的力差和银差加在一起，完全摊派到全县的丁粮里面，随同赋税完纳，由此所得银两收入由国家政府用来雇役。这样征收的办法简化了，民众负担也平均了，丁粮多的富户负担重了，丁粮少的负担轻了，征收手续也比较方便。

第一个提倡这个办法的是浙江巡按庞尚鹏，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浙江推行，以后周如斗在江西巡抚任内也曾推行。隆庆初年，继周如斗任江西巡抚的刘光济亦奏请在江西全境推行一条鞭法。隆庆四年（1570）十月，庞尚鹏任福建巡抚，再次奏请推行一条鞭法。所以一条鞭法先是在南方推行的。

万历四年（1576），张居正把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次年他决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广。那时他说：“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到万历九年的正月，他通过诏旨，将一条鞭法推行到全国。故“一条鞭法”是自下而上，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最终在全国推行。要推行一条鞭法，与之相关的，是必须弄清丁粮的实际情况，丁要有户口的编审，粮要丈量土地，只有田亩的所有关系弄清了，才能真正实现均平负担。

《明史·食货志二》里也写了：

可见张居正对一条鞭法的推行是有功的。

明朝国家的岁入，主要是赋与役二项，赋是田赋，役是丁役，一是按田亩来分摊，一是按丁口来分摊，要分摊得合理，便必须把田亩和丁口调查清楚，负担才能均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你），朝廷命国子生等分行州县，量度田亩方圆，确定土地主名及田之面积，这样便在全国丈量土地，编制鱼鳞图册。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全国有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户，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田亩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多了三百万顷，接近洪武年间的数字，从这个数字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考成法在整顿赋税收入上还是有成效的。

至万历六年，太仓的岁入达到四百五十余万两，比嘉靖时翻了一倍，从收支上讲，应该说基本平衡了，这就是张居正“为考成法以责吏治”所取得的成绩。“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由于财政上扭转了局面，明朝万历初年的政局处于稳定向好的状态，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张居正的努力。

张居正还解决了北方的边疆问题。

为了处理与土蛮部的关系，张居正任用戚继光与李成梁对付土蛮的侵扰。经过几次战役，与土蛮部亦达成通贡。当时辽西有戚继光，辽东有李成梁，蓟门的防守甚固。这个地区在嘉靖年间，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杨选皆以失律被诛。而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这一切虽得益于前方将士的努力，但与中枢主持政事者的支持和关心是分不开的。戚继光、李成梁在中枢靠张居正的支持，倚任不移。

北方的边疆，俺答互市成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接下来河套地区的吉囊也请求封贡互市，得到允许。隆庆末万历初，北方边疆的中西部封贡互市，王崇古迁兵部尚书，边镇由方逢时接任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两人首尾共济，边境安宁，正北和西部边境得以稳定。

对于边防要害地区军事将领的考成，要考虑到边防军事的实际情况，这与对一般地方官员的考核不同，前者叫巡边。张居正接任内阁首辅以后，把巡边放在首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问题。他派兵部侍郎汪道昆巡视东面的蓟、辽二镇；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的王遴巡视陕西四镇，即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这就是明代在北边的九镇。巡视情况张居正都亲自具体过问。这三个巡视大臣都是兵部侍郎，都是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进士，与张居正同年。汪道昆巡视的蓟、辽是戚继光的驻地，张居正让其带信给戚继光，信中说:

这就是事先打招呼，要双方互相尊重，所以汪道昆去了以后一切顺利，议额银、增设墩台的计划，一切都依原先的设想得以实现。王遴去陕西，张居正也去信加以鼓励，把事情办妥以后，王遴便告病还乡了。

吴百朋去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则引发了一些误会。宣大总督王崇古当时顾虑受人掣肘，吴百朋则认为自己出使是贬谪，张居正给双方写信疏通。吴百朋这个人办事很认真，他去了之后，对总督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山西总兵郭琥都指出其功过，对大同总兵马芳则提出弹劾，同时言官还弹劾宣府的总兵赵岢，这让总督王崇古脸上挂不住了。然而，王崇古是封贡有功之臣，马芳与赵岢还是能战的宿将，轻易动不得。故张居正给吴百朋写信，他首先撇清自己与马芳和赵岢的关系，又说明为了边防安全不能将二人轻易撤换：

最终，马芳还是被免职，张居正再去信向吴百朋做解释，说明自己的苦衷。九边他要派人巡视，但九边的人选不能轻易变化，因为这牵涉到边境的安全。守边的将领与北方诸部的人事关系也很复杂，且这些人兵权在手，军队里的袍泽关系是历史形成的，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因人事变动发生变化，一旦边境多事，问题就更棘手了。

李成梁是那时守卫辽东地区的名将，威镇这个地区，他对付插汉和建州卫颇有策略。李成梁在辽东镇守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不下十次，然而他“贵极而骄”，“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李成梁去位以后，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满洲的努尔哈赤随之起于辽东。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明廷不得不重新起用李成梁，他复镇八年，辽左少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处理军队的问题特别是处置边防将领，应注意轻重缓急，权衡其中的利害关系。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有分寸的，否则边防稳不住，就会影响大局稳定。

张居正在治理黄河方面也是有功的。

关系到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的，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治理黄河的问题，一个是保障运河漕运的问题。每年通过运河运输到京师的粮食达五百万石左右，保障了北京及边防的粮食供应。运河有一段是借道黄河，故治理黄河与漕运关系密切，治河保障运河畅通，才能使北京作为明代政治中枢的作用正常发挥，巩固北方边防。

元朝末年贾鲁治河的办法，是导河入淮，逐淮入海。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多里运道俱淤。到了隆庆年间，黄河水暴至，在睢宁、宿迁之间迁徙不定。这时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是在徐州、邳州、宿迁之间。到了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黄河水在清河与淮河合流，经清江浦东至草湾，再折西南，经淮安入安东直下云梯关入海，而入海口泥沙淤积，河水入海不畅，导致河流泛溢，使苏北之盐城、淮安、高邮、宝应这一带成为一片泽国。那时管理水道有两套机构：一是河道总督，一是漕运总督。一旦水道发生问题，这两个机构都不能不管，但河、漕意见往往不同。

张居正则认为，河、漕是左右手，要同心协力，以期共济。而河患又有一个时间问题，黄河水落时，黄淮并流，一切没有妨碍；黄河水盛时，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再加上高邮、宝应的洪泽湖泛滥，于是淮安、扬州一带便成为一片汪洋了。万历六年，张居正果断采取措施，先是命吴桂芳兼理河、漕，吴桂芳去世后，他又让潘季驯总理河、漕，借淮之清水以刷黄河之浊水，筑高堰束淮水入清口，以敌河之强，采用的是二水并流、海口自浚的办法，到了万历七年，河工成，治河取得了成效。

接着，张居正又调整运船的时间，“居正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漕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潘季驯前后四次奉命治河，一共用了二十七年，才使河、漕都得以平稳下来，这一点与张居正知人善任关系很大。

张居正在考成、理财、边事、河工这几个问题上处理得是比较好的，他对黄河的治理也为万历初年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对于张居正执政的这十年，应该给予正面评价。张居正的功绩不在制度设计方面，他是坚持成宪，有决心，有才干，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才能收到实效。张居正曾说过“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足见其大智大勇。没有这样大智大勇的实干精神，考成法、“一条鞭法”在惩治贪墨、巩固边防等各个领域也不会取得效果，也就无法扭转嘉靖以来的颓势。尽管相关的主张徐阶、高拱都曾提到过，但是真正全面、深入付诸实施并收到实际效果的是张居正。

张居正不愧于封建王朝的“改革家”这一评价，就算放在今天也是一个有革故鼎新精神的“改革先锋”。

张希清是不是“政治间谍”还不好说，但是现在体制内有包含高官在内的部分官员就有“政治间谍”。 商业间谍和军事间谍很多人都听说过也了解过，但政治间谍就不一样了，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出致命一击，危害性甚至远超军事间谍，当真是在颠覆国家、篡夺政权上杀人不见血。

我知道肯定有人觉得我在耸人听闻，但是这的的确确是事实。 明镜系下有不少21世纪以来关于我国政治间谍的揭露，比如平西王逆案里就牵扯到不只2位的政治间谍（还不是尼尔·海伍德）。 “新时代”很多高官的简历都被删改过（尤其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不用怀疑其中一定有抱有敌意、受敌影响、专搞敌对的政治间谍。

1，中美之间恐怕还是要先打一仗。美国对此\为此有所准备\作好了充分准备。

2，美国对战争进程结局的总体评估预计、对中美战后的安排设想预案，总体还是倾向于按澶渊之盟模式来谋和平共存|共同领导世界。

中美之间过去按和平环境条件下联合公报、声明形式确立格局，现在恐怕越来越难了。

其实七十多年前美国政府与常凯申大元帅大队长签订的很多条约，基于当时中美完全不对等客观现实而以平等为口号，其立意、本质虽然很坏，但表面文章却都是高度体现对等平等友好、积极主张和平互利共赢地，堪称和平友好平等互利条约之典范。

在中国正式彻底结束内战完成完全统一后，再拿出来复印一下就可以了。

一是张居正改革的后续效果：让中国可以战胜来自日本的侵略。这不仅是钱粮的储备，也包括两支张居正倚重的著名军队：戚继光的老部队和李成梁李如松的辽东骑兵部队，都在那场抗日战争中为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是目前谈论张居正，基本不谈如果他不死于57岁盛年，而如李太后青年万历所愿，继续执政十年、二十年，他准备做什么？

这个问题被历史学界、经济政治历史研究者忽略，首先是有关的资料都被东林党删除拉黑了。张居正改革不可能没有一批幕僚，但是今天我们基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无从从这些人的遗作中发现张居正接下来想改革什么。

B站那个UP主“金币与海”，大谈“国家铸币权”，认为是张居正“出卖”了国家的铸币权，从而让士大夫阶级掌握了这种重要的权力，进而导致明末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民不聊生、国家无钱建设国防，最终导致王朝灭亡和改朝换代对百姓的巨大伤害。

这种似是而非、借助当前美元PK人民币的话题，来迷惑大众的说法。其实也和本楼关于美国公知挑起“澶渊之盟”的话题，是非常类似的。

我目前想到两点反驳上述的说法，也请丽华兄、双华兄等众河友完善：

一是张居正已经完成的改革：一条鞭法、考成法而完成了对全国土地的重新清丈。这目标指向很明确，就是加强了国家、中央的控制力、威信。即便有两位河友说他的改革“压榨”了百姓（这是有争议的），也同意他的目标指向是权力向中央集中。

因此，在接下来的改革（未完成的）中，张居正关于货币铸币权的改革，继续目标指向是收权归中央，是极大可能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一是以中央的白银储备为锚，重新树立大明宝钞的信誉。二也可以铸造银币——彼时经西班牙等欧洲商人之手流入中国，已经有银币的形式。而这，无疑比清丈土地，更是动了士大夫阶级的奶酪、命根子。这是东林党暗杀他的最直接的动机。

其次，是关于张居正可能的货币改革计划，是有历史和现实的两相参照：即元代的纸币发行以贵金属为锚，和欧洲、阿拉伯地区流入的白银，不少已经是银元的形式。

何心隐的同志，泰州学派的李贽，一直在为张居正辩护，说搞死何心隐不是张居正的本意，而是湖北反对张居正的士大夫官员搞的鬼。类似大跃进搞亩产万斤田的修养之辈。

与其吹遍地坞堡“才可以保华夏文明”，你还不如直接说“人人持枪，他才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