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周末看了一个黄奇帆的讲话 -- 思想
这是过去那个社会给我们灌输的东西，是不正确的，全国有一个雷锋，可以学习雷锋，可以通过学习诞生出更多的雷锋，但是要全国人民都是雷锋，或者是要在全国人口比例中达到0.1%的人都跟雷锋一样的觉悟，这都是不正确，不客观的。
回到你说的南街村，这个你永远都不可能有我知道的多，因为我老家就是漯河市的，而且从1984年我就了解了河南这几个典型，新乡留庄，郑州下坡杨，临颖县南街村，至于经常说的那个小岗，当时有组织部门带领去参观，我也没有去，提起来那个我不但不认同，我认为就是一群农民懒汉们的事，他们的事还得他们自己解决，而不是靠政策。
至于你说的二战苏联的表现，我是这么看的，当年苏联的有一部分工业在叶卡捷林娜堡那，别说德国人打到莫斯科旁边，就是占领的莫斯科，也离征服俄罗斯人，打败前苏联差十万八千里，只是为了宣传，为了激起士气，把德国人宣传的那么厉害罢了。而中国的情况跟前苏联不是一回事，当时旧中国没有像样的工业，而且基本上都是东北和东南沿海，有战略纵深的重庆和大西北、大西南基本上没有啥工业，所以才会有南京被攻陷后国民政府和军队只能是靠外援维持一口气。
我虽说是个技术人员，我在这的发言也不少，你上来就是一顶帽子给我，人不利己天诛地灭，但我还到不了精致的份上。不管是谁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我比你早很多年拼命地从史书上找，结果还真找到一个：西汉文帝时有一个叫卜式的人，我认为他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你可以查一查。
在日常话术中的军事水平的评价。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论。你到底有没有曾经认为斯大林军事水平低，因为这是最近几十年的话术的结果，你有没有受到影响。
仅此而已。
你还是一直不直接回答我的问询。
你是河南人，你到底知不知道回郭镇的原来的公社书记？资料我可以自己去查。
至于你说南街村，你即使在漯河，也不难知道，呵呵，在1984年，南街村还没有出名吧。
南街村经过了包产到户，然后王宏斌回村去重新集体制度的，我说的对吧？我不知道你到底了解南街村啥让你如此自信。
你知道不知道南街村那位老好人段书记？他是不是下去监视王宏斌的。
你有时候让我很奇怪，你自己一再说了解，但是又不说细节，然后就是批判，你让我们怎么看你？怎么理解你的思路？
就算你要指责南街村，也要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临颍那个穷地方，南街村又不是只有自己，其他几个村啥玩意，你不会心里没数吧，你又怎么解释？
你说小岗村是穷酸，没问题，问题是临颍周边其他村也和小岗村一样狗屁不是，你怎么解释？
那么你到底想说什么呢？我确实不能跟上你的思维。
至于经常说的那个小岗，当时有组织部门带领去参观，我也没有去，提起来那个我不但不认同，我认为就是一群农民懒汉们的事，他们的事还得他们自己解决，而不是靠政策。
你了解的新乡刘庄是啥时代的事情，又是啥让你感到总是不屑，或者你也可以介绍一下你们村的发展历史，是和南街村相同还是不同，你倒是也说说啊，你还不说，就是不屑，我也真是很无语。
粉碎“四人帮”后，当王宏斌入了党并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时起，就着手第一次改革，以改变南街村单靠老祖宗留下的人均几分地搞农业的现状。他用变卖家里的东西，并向亲戚朋友借钱带头集资办起了队办面粉厂和砖瓦厂，学习刘庄走有工共富的道路。
当包产到户后出了问题，出现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群众怨声载道时，1984年刚一过年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并逐步将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经营，进行第二次改革(吃包产到户后悔药)——拨乱反正了顶不住“一刀切”压力搞包产到户，使粮食亩产由一千多斤骤减到五百来斤，人心涣散，人民生活水平和党组织威信降低的大倒退局面。
从此，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支部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不跟风、不随大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完全彻底为村民服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你是对王宏斌1984年受贿大队企业不满么？
我记得应该是1985年，然后是1988年收回了耕地。
那么你1984年了解和学习的是啥？临颍县歌颂南街村吗？不太可能吧。
我记得很早以前是看过时间表的，也就是说南街村确实是分田到户了一段时间，然后村里请回了王宏斌，王宏斌到县里建筑工程队干活去了。
今天这个百度时间表已经不见这种经历和过程了，只是在一些宣传资料中隐隐的还提一些时间点。
1980年初，王宏斌就意识到必须干企业，才能够让南街村富裕起来。于是王宏斌开始带领大家建立面粉厂，当时没有资金，王宏斌就把家里多年的储蓄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筹集了1500元，然后又借了3500，才筹足了5000元。其他所有的村干部都动员起来也就筹措了3万元，还是不够。王宏斌一看，就开始自己拉砂石，自己建厂房，王宏斌踏实肯干的作风感动了建筑队，建筑队答应垫资建设，而后来生产面粉机械的厂家也同意赊销给他们一套机械装备。就这样，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建成了，这个成为了南街村第一个企业。
有了面粉厂，王宏斌并没有停步，而是又开始筹划建设砖厂，但是一分钱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王宏斌的商业头脑就显露了出来。而王宏斌开始“指山卖砖”。所谓“指山卖砖”，就是提前销售，砖的价格低一分，先由村干部预购，而且还有“指标”限制。结果越限制要求预购砖的人越多，不到半月就预售出1300万块，建窑厂的资金已足够了。半年后，全县规模最大的砖厂建成投产。
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建成了两个村办企业，工业产值达到40万。王宏斌带领全村群众走向了富裕的第一步。
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两个厂子承包了出去，后来王宏斌经过集体研究，收回了这些厂子（哈哈哈），然后王宏斌开始带领领头苦干，然后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就越来越好，而发展也越来越快了。
村集体富裕起来了，但是王宏斌对自己和村干部却非常狠，有些人提出要涨工资，但是王宏斌却提出村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定为250元，发扬‘二百五’的精神搞好南街村的建设。
当承包以后，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用血汗办的砖瓦厂、面粉粉厂两个企业不能为集体谋福利时，就向县上省上告王宏斌和党支部的状，并将大字报贴到村上、县委大院和王宏斌的门口。但王宏斌并没有埋怨群众，也不向上推卸责任，主要在自身上找原因：群众告我们，并不是个人恩恩怨怨，而是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是要让支部带领大家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因而，经党支部大会研究讨论后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立即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企业。
不难看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有了这样的党委领导下的党员，那就必然是领导村民坚定信念，务实重干，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坚强战斗堡垒。
我的印象是王宏斌因为包产到户而放弃了村支书。
到了17岁那年王宏斌就已经是生产队长了。担任生产队长的王宏斌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干活总是冲在前头，不过两年的时间，他所在的生产队就取得了全县粮食亩产第一的好成绩，被评为全县先进生产队，他本人也被县里树为典型。再后来，王宏斌进城当了一名工人。可是王宏斌却不安心城里的工作，他的心依然在南街村。最后，全村人开着拖拉机到城里硬是把他们的生产队长“抢”了回来。这一招，倒正合王宏斌的意，他所想的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想的不谋而合。从此，王宏斌甩开膀子，在南街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干起来。
为此，他失去了漂亮的 未婚妻，因为当初未婚妻图的就是要找一个吃商品粮的城里人。
当然，王宏斌并不后悔，虽然他丢了媳妇，丢了铁饭碗，却正儿八经地戴上了“班长”的帽子———1977年，王宏斌被推选为南街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南街村因地制宜办起了一家小面粉厂， 再经过“指山卖磨”计卖砖头办起机砖厂，日后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这是粉碎前）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暖大地时，担任临颍县南街村党支部书记一年多的王宏斌，正在为贫困的南街村找出一条致富路而发愁。 南街村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七分地，又无地下资源，集体也没有分文积累。出路到底在哪里？王宏斌此前在土地上狠下了一番功夫，实现了粮食年亩产超千斤，无奈地少，挤不出几两油水。于是他开始在办工业上动起了脑子。 1980年冬，王宏斌带领村干部开着拖拉机，捎上干粮，到新乡刘庄学习取经。回村后，更坚定了他办工业的想法。在班子会上，他说：“党中央已制定了国家发展的正确路线，咱们这些党员干部的任务就是叫南街村富起来。过去在七分地里刨食，永远也刨不断穷根。要想富，必须搞企业。”经过多方调查，他看到了中原地区农作物丰富的优势，决定围绕这个优势从办面粉厂入手，搞农产品加工业。 建面粉厂的钱哪里来？他提议村干部带头筹集资金，并自报筹集5000元。他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又变卖些东西，只有1500元，后来又找人借了3500元，如期把5000元交给了集体。此时，他家里已没一件值钱东西了。 村干部们东挪西凑，共筹集到3万元，钱还是远远不够。“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干着说着！”王宏斌开始带着村干部拉砂石建厂房，能自己干的活儿，就自己动手，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儿。其它问题边干边想办法。 建筑队的负责人看到王宏斌这一班人为集体拼命的劲头，认定他们可以干成大事，同意垫支一部分工程款，他们又找到一家面粉机械厂，靠诚心打动了厂长，赊了一套面粉机械。经过10个月的奋战，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终于建成投产了。 南街村有近千亩的坡岗地，建成面粉厂后，王宏斌又盯住了这坡岗地。南街村没有地下资源，但这坡岗地的黄土就是地上的资源，用土烧砖卖钱，能挣多少钱哪！俗话说，土能生金嘛。再说这几年盖新房的人越来越多，砖的销路也不成问题。他一有空就到县砖瓦厂转悠，看产品、问价格。经过精心核计，他决心办一个比县砖瓦厂规模更大的窑厂。 王宏斌的想法让支部一班人兴奋不已，同时也为建窑厂所需的30万元犯了愁。而王宏斌却想出了“指山卖磨”的招儿。所谓“指山卖磨”，就是在建窑厂前就搞预售，砖的价格比别处的砖低一分，先由村干部预购，而且还有“指标”限制。结果越限制要求预购砖的人越多，不到半月就预售出1300万块，建窑厂的资金已足够了。半年后，全县规模最大的砖厂建成投产。 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建成了两个村办企业，工业产值达到40万。王宏斌带领全村群众走向了富裕的第一步。
正当王宏斌踌躇满志要为全村群众过上富裕生活大干一番的时候，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南街村的土地承包给了各家各户，面粉厂和转厂也承包给了村里的两个“能人”。 然而，承包后的现实使王宏斌陷入了深深的迷惑和痛苦中。由于南街村离县城近，有些人在土地承包后，看到在城边上摆个小摊也比种地挣钱多，没心思侍弄土地，甚至有的土地被撂荒；两个企业承包人不履行承包合同，长期拖欠承包金和工人工资，承包人的腰包鼓起来了，群众却没得到一点好处，而且企业接连发生事故，出现一死四伤；村里的路还是那样坑洼难行，小学校舍仍旧破旧昏暗，人们缺少了安全感，喂狗的多了，对贼还是防不胜防；更重要的是党支部的凝聚力没有了，村干部说话没分量…… 1984年元月，王宏斌在一次支部会上坦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几年个人承包村里的企业，个人落了钱，群众受了骗，党支部落埋怨。承包只是一种管理办法，但办法不止这一个，如果集体企业不能使集体经济增长，不能让群众得到利益，那还办企业干什么？个人承包不能再搞下去了。党中央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我们这样做，正是从南街村的实际出发。”会上，党支部决定：终止承包合同，厂子交回集体经营管理。 当王宏斌找到两个企业承包人宣布决定时，他们都不愿把企业交还给集体，并质问：“为什么终止合同？” 王宏斌义正辞严：“因为你们多次违犯承包合同，因为村里群众不满意！” 收回两个厂子，实际上是收回了两个烂摊子。原承包人搞短期行为，设备破损，秩序混乱，工人情绪不稳，生产难以为继，一时连合适的厂长也找不出来，面对一大堆难题，王宏斌一拍胸脯：“我来当厂长，就不信干不好。”他毅然卖掉了自家养鸡场的鸡子，带上铺盖住进了厂子。他在砖厂一住就是几个月，党支部就在厂里办公。他和村干部同工人一起干活，商量解决难题的办法，没明没夜地拼命干。半年过去，砖厂的产量竟相当于过去全年的产量。 砖厂的工作走上正规后，他又把行李搬到了面粉厂，担任面粉厂的厂长，而党支部的办公地点也随他移到了面粉厂。他和支部成员一起堵塞漏洞，理顺财务，公开厂务，消除群众的疑虑，迅速使面粉厂正常运转起来。 在将近一年的日子里，王宏斌完全处于一种忘我状态中，除了换衣服，几乎没进过家门。那一年冬至，雪花飞扬，寒风凛冽。王宏斌顾不上回家吃饺子，在面粉厂一直忙到夜里十点多。想想还有什么事没做完？不知道联系车皮的事怎么样了，今夜如有车皮，还得连夜装车，必须保证把面粉按合同给人家送到。对了，还有一个外出收购麦子的工人没回来……十一点多，他为那位刚回来的工人倒上一杯水，递上一支烟。零点已过，又累又困的王宏斌以为这一夜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就躺了下来。可是，连被窝还没暖热，他就听到有人喊：有车皮了！他慌忙穿上衣服往外跑，身子不听使唤似的，一连在雪地上摔了两个跟头。他咬牙从地上爬起来，稳稳神，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带人装车去了。 一天晚上，一连几天没进家门的王宏斌回去换衣服，却发现年幼的女儿躺在床上，妻子正给她喂药。他知道自己应该在家里照顾一下生病的女儿，可是几个村干部还是有事等他去商量，厂里也有问题等他去处理。王宏斌抬起沉重的脚步出了家门，只听见身后女儿的一声呼叫：“爸……”
1981年，南街村在顶不住“一刀切”压力的情况下，盲目跟风随大流将队办的两个企业(面粉厂、砖瓦厂)和土地搞了包产到户。
结果事与愿违，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引起群众不满。
这就是对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不了解和当时的新闻媒体、工作组不管“宜”还是“不宜”片面地宣传“分”而忽视“统”，似乎只有分才是改革。大队领导也怕戴上不改革的帽子而违心地将集体的企业和土地分了。结果犯了没有吃透上边政策，没有结合自己村的实际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没有借鉴刘庄、滕头村等村为啥不把土地、企业包产到户，把集体财产分光而吃了大亏。当初他们其所以办面粉厂、砖瓦厂，就是借鉴了刘庄“无工不富”的经验后才开始走有工共富之路。因而，1984年大年刚过，他们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以后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将个人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统一耕种。这既符合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也符合南街村群众的需要而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不断借鉴别人的经验，像给食品企业供面粉到自己搞食品加工、和日本人合资办企业等把自己村发展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企业。由于下得民心，上符合中央的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这就创出了既能适应农村改革开放，又能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反腐倡廉真正独树一帜的“外圆内方”。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我不信你们漯河地委敢吹牛和国家对着干，坚持反包产到户。
在艰苦努力下，1985年南街村面粉厂和砖厂的产值达到了70万元，村干部们高兴得心花怒放，村民们更是看到了南街村未来的希望，喜上眉梢。
你说你在1984年学习南街村，你学什么？不分地？1984年就断定1985年会赚钱？
从1984年我就了解了河南这几个典型，新乡留庄，郑州下坡杨，临颖县南街村，
包产到户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解散人民公社，摘掉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
说紧箍咒一点也不为过，一个是那时干什么村里都有一个公社这个婆婆管着，另外，不听话‘资本主义尾巴、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三面红旗’等这些紧箍咒一念，你就会头晕脑胀。
包产到户后，责任由人民公社下放到户，农民有了自主权，在成立的集体就是股份制公司。
这种集体是农民以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入股成立的，乡镇无权干预。
南街村就是生产队解散后，农民在村里企业的诱惑下才又重新整合到一起的
（哈哈哈哈）
南街村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并非大集体的产物。
南街村无非是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名义打市场经济的仗，而南街村渲染红色包装，不过是一种企业文化和一种广告效应，也是迎合一些老干部的怀旧情结，争取贷款支持的特意的包装而已，再就是用人民公社生产队那一套管理模式来管理村民，还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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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是安全了，但是苦了干部，这些公仆们，随时都有被资本主义的生活作风腐蚀的危险，他们为了村民的安全，为了村民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可以说奋不顾身。（我擦，还能这么说话，真不要脸）
这是黑南街村的文字，呵呵。
这才是正路。在全国打工人群中，三和大神是极少数里的极少数。即使是三和大神，也是自愿到的外地，为什么不在家乡？难道是政府用行政力量塞进火车的？
毛泽东是湖南人，习近平是陕西人，都可以在北京当主席，这才是大一统的特征。
地方利益不平衡本身是个错误的问题，大一统国家就不应该有地方利益这个概念。现在这个东西存在，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包袱，要解决。第一步就是国家对干部要因事设岗，就像前面 @睡莲 网友说的那样，凭啥苏州市委书记比青海省委书记级别低？管理那么多人口，那么多企业，那么庞大的经济规模，难道责任不够大，事情不够多？
在工业社会，对大多数人，土地本身已经是非常次要的生产资料，核心生产资料是自己的技能，一个电脑包就能带走。所以封建依附的核心，所谓地方利益早就该被扫进垃圾堆了。
我去过南街村，虽然在了解细节上不是很满意，碰见了下放的段书记，但是我相信王宏斌没有多吃多占。不是么？
歪个楼：
我吃过南街村拌面😂，第一次是在沃尔玛买的，属于临近保质期商品，还差2个月到期，3元一份（2碗用黄色胶带绑成一份，买一送一，相当于1.5元一碗），味道还不错。
有个名叫“美好毛时代”的微信公众号还会卖南街村出品的产品，还是有人会出于情怀购买的。
不过南街村如果做一些文创产品，可能购买者还会多一些。扬州皮市街就有个做江长者文创商品的“浮生记”店铺。
还得跪地谢主隆恩。口头上批驳下或者不得不对等反制下就是不懂经济不尊重市场，甚至是煽动民粹走文革老路......
你还要做好全面脱钩冷战热战的准备？哎呀 ，你想吓死那帮没脊梁骨的东西？
首先百度定义是这样的：
下坡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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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下辖村
下坡杨村隶属于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街道办事处。
（这是飞升了，城中村啊，发了）
辖1个村民组。该村总占地约1420亩，清朝和民国时期，该村以种田和造酒、磨粉为生，所生产的酒和粉条出售郑州、开封杞县、尉氏、鄢陵等县市。解放后逐步改掉古代手做事坊的造酒、磨粉行业，现已发展成为以物业为主，多业并存生长的城中村，拥有有下坡杨暖气厂，天亮采暖，海韦力公司等知名企业。1983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下坡杨走上致富路》为题刊发了10幅图片，记录了当时下坡杨村的富裕生活 [1]。
2007年被列入郑州市城中村改造计划，2011年3月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复惠济区下坡杨村城中村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郑政函〔2011〕54号）。
下坡杨村是被暖气片带富的传奇乡村。1975年7月创办集体企业郑州市下坡杨暖气片厂 ，取得开门红后，厂里拿出钱来改善村民生活。 1983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下坡杨走上致富路》为题刊发了10幅图片，记录了当时下坡杨村的富裕生活。当时已有186户村民住进了新建的两层楼院，家里有了电视、收录机、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电，用上了电灯、自来水。村里新建小学和幼儿园，光为幼儿园买玩具当时就花了上万元钱。
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看病住院可以按比例报销， 在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报销的基础上，未报销的药费可到村里进行二次报销。
肯定不是南街村能比的，但是总的说法就这么点，如果说胡辣汤河友学习的目标是这个，确实有问题，里面的描述充满了混乱和奇怪的方向，我在网上找了几个资料，大概都是1984年的那个学习资料吧。呵呵，确实有意思。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bbf1751fd4b86ab4354a1f600565439c&site=xueshu_se
保林之路——重访下坡杨
来自 掌桥科研
年份：1994
作者：刘长贺
摘要：保林姓杨,，是河南省第八届人大代表，郑州市下坡杨暖气片厂厂长。
"你是杨保林厂长吗？"我见了杨保林有点不敢认识了。他用眼扫视了我一下，迟疑地说："哦,，你是老刘，好几年没见面了，老了，老了。"一边说一边给我让座，泡茶。
前些年，我曾是下坡杨的"常客"，从他们在村边一块玉米地上挖土建厂，到下坡杨暖气片成为部优、行销全国,年年我都写报道，为下坡杨人唱赞歌，为这个村办企业喊加油！
八七年以后，我事务缠身，一撂好几年没去。我发自内心地对保林说："这几年你干出了大成绩，下坡杨暖气片厂成了大气候，一进村就感到和过去的气势大不一样。"保林说："和自己比有进步，和人家比有差距。八五年咱们村办企业固定资产是500万元，去年增加到1200万元，每年都有100多万元固定资产增长。"
下坡杨：被暖气片带富的传奇乡村(图)
news.sina.com.cn 2008年11月11日11:22
下坡杨：被暖气片带富的传奇乡村(图)
下坡杨：被暖气片带富的传奇乡村(图)
33年前，郑州北郊下坡杨村的几位年轻人，在村里一片玉米地办起暖气片厂。这个村办工厂由小到大，其生产的“郑暖”牌暖气片也声名鹊起。创业的成功使得下坡杨从远近闻名的穷村成为当地的富村。如今，这个诞生于1975年的村办企业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见证了下坡杨暖气片厂及下坡杨村成长的数位当事人，仍不忘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个厂子带富一个村的传奇。
晚报记者 潘默/文 资料图片
【穷则思变】
打工青年要摘下穷帽子
金秋9月，记者来到位于江山路与天河路交会处的下坡杨村。沿着村中道路往北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一侧一座座漂亮的两层楼院，如果不是道路另一侧的玉米地及几处砖垛，很难使人相信这是一个郊区的农村。
“下坡杨”村名由来已久，不过与杨树并无关系。据说明朝嘉靖年间，山西洪洞杨姓迁此定居，村子地势南高北低呈坡形，由此得名下坡杨。被称为“别墅区”的楼院是村民近年来盖的，再往里走是村子老区，规划整齐的两层楼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老区的楼院现在看上去有点陈旧，不过这些成片的楼院曾经是村民的骄傲。上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下坡杨的贫穷远近闻名，村民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依靠国家救济。外面的闺女不愿意嫁进来，本村的闺女急着往外嫁。
记者在村文化大院门口碰到了现任村支书、58岁的杨发祥，他刚走亲戚回来。聊起当年，他说，那时他和同村外出打工的几个年轻人，目睹村里的状况十分“揪心”，在外面有一定见识的他们私下商量着怎么能让村民过上温饱生活。
【外出学艺】
真诚和勤奋感动了厂方
当年外出做瓦工的杨保林，今年64岁，作为暖气片厂第一任厂长，在任上干了23年。他告诉记者，厂子还没办起来前，就已经费了几多周折。首先是找项目，“当年我们找‘江湖游医’出点子，走了不少冤枉路。后来经人指点，我们决定办暖气片厂。”
方向定了之后，接着就是学艺。几个人自带红薯干、大米，远赴河北邯郸学习生产技术。“人家凌晨三点开炉，我们两点就在厂门口等着，工序结束后我们主动做收尾活儿。”他们的真诚、勤奋感动了厂方，人家除了授艺外，还送了5名技术师傅。当年的学艺人之一、现任车间主任的杨根山回忆说。
【冒险办厂】
软磨硬抗，留下人才
1975年7月15日，在村西头一片玉米地，几位发起人领着群众开始平整土地搭建厂房，同时几元、几十元地筹钱购买设备。迈出第一步很不容易，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尚未吹起，几位发起人大都刚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学习班”出来，被要求刹住“副业单干风”。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为在中国乡村集体经济上的意义，但他们深知其中的危险，不过他们一心想让村子富起来，让村民不再吃贫穷的苦。
杨发祥今天讲当年的情形仍有点激动，当公安人员领着民兵来村里要带走技术人员时，群众拦住去路不让带人，时任村支书的杨俊杰挺身而出，“就是开除我的党籍，也不能带走师傅！”随后公社领导要求厂子辞退技术师傅，村领导、厂委会软磨硬抗，留下了人。这一点被杨保林认为是厂子办成功的最大经验：抓住了人才。
1.2002年1月18日 郑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与德国MAN商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同投资兴建的猛狮客车有限公司签字仪式在郑州举行。公司主要从事中、高档大、中型客车专用底盘及零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2.2002年2月25日 全国社会保险局长会议在郑州召开，郑州市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的成果引起代表们关注。
3.2002年 2月25～26日 郑东新区详细规划评审会经过12位国内知名专家评议，通过了国际著名建筑规划设计大师黑川纪章的郑东新区起步区详细规划和龙湖地区概念规划中期方案。
【产销并重】 打破大锅饭，实行计件工资
回忆起往事，杨保林感触良多。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郑州还很少有人用暖气。厂领导及业务员骑着自行车，不论远近驮着沉重的暖气装置找有关部门推销产品。当年广告语流行“三包”、“五包”，他们打出了“安装试用合格付款”的广告，出新的广告语吸引了人们的眼光，市场就此打开了。
而“抓产品质量”是杨保林总结的第二个成功经验。除了依靠办厂之初请来的技术师傅，还培养了一批批骨干工人，让手握锄把的手变成熟悉工业制作的手。
担任过成品车间主任的杨发祥介绍说，当年厂领导班子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想出了很多当时看来颇具新意的办法，并大胆运用到管理中去。比如打破大锅饭，实行计件工资、产品定额，“干多了有奖，干不了挨罚。”还探索精细化管理，调查研究哪个时段工作效率最高。
3万多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news.sina.com.cn 2008年11月11日11:22
【名利双收】 3万多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生产、销售双管齐下，不出两年效益就出来了。那个年代一个工分几毛钱，而厂里的工人干得好每月能拿几十元钱，“这是很了不得的！”杨保林告诉记者，厂里面工人最多的时候，有五六百人，除了一半是本村人外，另外一半都是外面争着来打工的。
“我们厂子叫‘郑州市下坡杨暖气片厂’，当时乡村集体企业冠以‘郑州’字号的极少。”杨保林神情颇为自豪地说，产品有名了，销售急剧上升，销往全国各地，南方省份装暖气片是为了让酒发酵。
“我们产品坐飞机都到了国外。”杨发祥风趣地说。随后在采访杨保林时，他解释说，产品没有出口到国外，只是当时在蒙古乌兰巴托得了个金奖。不过“郑暖”牌绝对是当时的中国驰名品牌，辉煌的岁月里，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前后有3万多人次。
【反哺乡亲】
家里电器都是村里拿钱买的
“以农业办工业，工业促农业”，多年村干部出身的杨发祥这样描述当年他们办厂的初衷。取得开门红后，厂里拿出钱来改善村民生活。村子还多次组织干部群众到有“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参观。回来之后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制定了目标：十年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1983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下坡杨走上致富路》为题刊发了10幅图片，记录了当时下坡杨村的富裕生活。当时已有186户村民住进了新建的两层楼院，家里有了电视、收录机、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电，用上了电灯、自来水。村里新建小学和幼儿园，光为幼儿园买玩具当时就花了上万元钱。
“村民楼院是村里拿钱盖的，家用电器也是村里拿钱，就连村民收麦、浇地都是免费的。”杨保林说当时村里的福利让周边的村子羡慕不已，而这些福利大多来自下坡杨暖气片厂的利润，可以说是一个厂子带富一个村，并且搞活了村民的头脑，很多后来做生意致富的人不少在厂里干过。
【再上台阶】
城中村改造迎来新机遇
9月16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下坡杨村，在下坡杨暖气片厂大门口见到了出差刚回来的现任厂长杨书军。这位46岁的汉子正和一名副厂长用板车拉钢管，卸车后，在厂子销售部坐下，点燃一根烟，跟记者聊起厂子“变身”后的情况。
进入本世纪，根据国家调控政策厂子进行公开拍卖，2001年杨书军竞拍成功。改制以来，厂子实行机械化作业，工人数量在一百五六十人，保留部分铸铁产品，转向钢制、铜铝产品。记者在销售部一面墙壁上看到一块去年6月份的牌匾，上面写着“河南省建筑业协会采暖热器副主任单位”的字样，与记者在2007年修编的惠济区地方志看到有关内容基本一致：下坡杨暖气片厂建于1975年，是河南省规模最大、产品最全的散热器专业生产厂家。
销售部展示的十几种新型暖气片装置中，一帆风顺、苹果、花架等造型比较引人注目。“现在企业多竞争也激烈，尽管在一般人中间的名气不大，但厂子的实力还在，我们在行业的地位还是很靠前的，发展势头也不错。”杨书军对于企业“名气”上的反差淡定自若。
如今身处郊区的下坡杨去年被列入郑州市城中村改造计划中，曾经参与当年“学华西”的杨发祥，作为现任村支书憧憬着：“等城中村改造完成后，村子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包括一栋37层高层住宅在内的居住区，一块是经济产业区，进行招商引资”。杨发祥并不认为下坡杨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他眼中，30多年来下坡杨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在往上发展，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下坡杨村
朱坤杰
下坡杨村是惠济区老鸦陈办事处所管辖的一个历史村庄。位于天河路以西、江山路以东。因生产“郑暖”牌暖气片而闻名全国，曾经被誉为郑州改革开放初期的“小岗村”。村名因村庄所处的地势而得。
据说，明洪武年间，山西省洪洞县姓薛的和姓杨的两户人家结伴讨荒到此，看到这儿土地开阔，植被茂盛，便在此安家，垦荒种田。由于该地地势呈南高北低的坡形，姓薛的住在岗上，姓杨的住在坡下，若干年后，便形成了两个村庄。岗上的叫薛岗，坡下的叫下坡杨，沿用至今。
在清朝和民国时期，该村的手工业一直很发达。主要以种田、造酒、做粉条为主，所生产的酒和粉条销售到郑州、开封及周边多个县市。“文革”期间，该村和全国一样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贫穷村。
穷则思变。1975年，该村村民杨保林（第一任厂长）和同村几个有一些见识的人，私下商量如何才能解决村民的温饱问题，决定办一个暖气片厂。并自带粮食，赴河北邯郸学习技术。他们的真诚和吃苦精神感动了厂方，除授艺外，还派了5名技术员来村现场指导。同年7月15日，在村西头的玉米地里，建起了厂房，并通过集资购买了设备，厂名叫郑州市下坡杨暖气片厂。在当时他们的行为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社领导知道后，几位发起人被送进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学习班”。技术员在被公安人员和民兵带走时，让村民群众强行拦住，后经村领导、厂委会软磨硬抗，苦苦哀求，才被留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由于该厂生产的“郑暖”牌暖气片成了全国的知名品牌。下坡杨村也由此名扬全国。
一看报道，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
第一，1975年，建厂，国家是鼓励支持的，在这里和1984年联系上了，不正常。
第二，建厂的杨保林和村子啥关系，搞不清楚，一直也没提，看起来似乎是干部，但是也不够明确。
这应该是个农村集体厂，但是各种文章完全没有交代清楚。
第三，因此也就造成了第三个问题，这样一个企业，效益不错，是因为什么反哺村里呢？逻辑在哪里呢？
第四，当然了，能够做到反哺村里，似乎建了楼房？没看明白新闻。这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之后呢？似乎就说不清楚了。
光说冒险办厂，但是到底怎么个过程，令人迷惑。
那么我的问题是，当时宣传利好了，学习了，那么之后厂子的效益还交给村里吗？也许胡辣汤河友能说两句？
这个厂子的问题当然不仅如此，主要还是1975年允许建厂并且也获得了效益之后，各方面情况到底如何，说不清楚，以至于无法和改开叙事产生合理的逻辑的联系。
叙事接不上，尤其是和1984年的叙事说不上，根本毫无关联，我在想，胡辣汤河友学习的什么玩意，他又怎样产生了僵化和愚蠢的学习体验呢？
看这个意思当时的村支书是杨俊杰？感觉还不够明确。
其实这个故事里，有问题的就是胡辣汤河友的僵化固定的思维。当然，主流舆论也是编造的一个故事。
重点在于，杨保林是活雷锋吗？他们几个人建了厂挣了钱，难道是为了下坡杨村村民享受福利吗？显然不是。
估计最大的可能是私下建厂，利用了村里的土地和一些资金等一系列的东西，当然，他们自己也出了钱，但是恐怕也不多。
然后建个楼房，给个几年的村里的费用，之后就一拍两散了。他们当中确实有几个村民，但是肯定也有外来的人。
可能给了杨俊杰个人费用了。大概我猜就是这么一个思路，这个和南街村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厂子作为典型，确实恶心。
一开始说五个师傅，又说杨保林也是其中之一，很是混乱。
大概就是这样，大家看看还有啥玩意。呵呵。
这就是造假的时代的特色。
另外南街村有成绩，但为什么周边的村没有学习他们，这是啥原因，你为啥不说说呢？当年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为什么全国那么多的城市没有学成大庆？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农村没有学成大寨？为什么后来不学了？要实事求是，不要人云亦云！
另外即使南街好一点，也不是就说南街周围的村就是稀烂，河南的情况还真不是你说的那样，有好的城市，有好的农村，但每个城市跟农村，除了那部分山区，其他地方，你还真不能说南街能在天上，别人一定是在地上，以我看，最多也就是南街比别的村多吃块豆腐的事，如果南街天天吃肉，别的村吃不饱饭，那肯定是南作假了，或者是南街受到了当年大庆和大寨那样的照顾，被照顾的话，也就不值得附近的村去学习，典型是个啥，农民比你我都清楚，如果自己没有被树为典型，那就老老实实走自己路，过自己的日子，千万不要没有拿到典型的条件，却按照典型的路子去走，那就是坑了自己。你可能不记得，也可能忘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是在河南驻马店遂平县，如果你闲的话，可以去看看。就知道为啥河南人从大跃进之后保守落后，不愿意走在前面了。为什么我怎么推崇南街村，因为跟这个村同时诞生了很多同样的村，只是南街村作为漯河内陆小特区在那个时间段被保的典型。很多原来比南街经济成果更好的村，因为没有了后续的支持，大都销声匿迹。你说的巩县回郭镇，1986年的秋天我去一个项目投运送电仪式，回来坐公共汽车上听见两个回郭镇生产电线的事，一开始他们生产不了那种电路板插座连接用的细导线，他们讨论着怎么能生产那个细电线，因为当时我们生产的变电站控制设备里就用大量的那种电线，利润率比较高。所以很多事，你是年龄问题，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接触到基层运转，大部分信息基本上来自于网络和道听途说。
另外我从没有给你说我去南街参观学习，我给你说的是84年7月去了新乡留庄参观学习，第二天去下坡杨，我直接请假没有再去。在留庄那天中午，史来贺给大家讲了话，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因为很实在，很有道理，到现在我还能说出来：有些人总是喜欢说当干部比群众干的事多，付出的多，最终收获的少。我不这么看，因为你是干部，在村里食堂跟群众一块吃饭，那食堂的师傅看你是干部，给你多盛了一点，多加了一块肉，是不是占了便宜，是不是已经多干的活已经比别人多获得了？我以为是。另外，你是干部，即使吃完饭在村里溜个湾，群众见到你，大都对你笑脸相迎，给你说着你喜欢听的话，精神上你是不是也已经比别人多收获了？我认为是。这段话我记到现在。我想这段话从来没有出现在史来贺的所有采访中。你现在动辄是留庄，南街，我以为你都没有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是留庄是南街，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1986年前漯河只是县级市属于许昌地区管理，当年许昌有不少县的村，比临颖南街都强，只是后来漯河单独设市以后需要这个典型。
84年我去留庄参观学习，那是学习怎么办乡镇企业，在落后的县市发展工业经济。目标明确不？不是你说的有关土地的事。因为83年河南基本上已经全部分田了，83年是最后期限，也就是说最晚是83年年底前。也就是说其他地方已经分了好几年了，分田单干的结果，干部们已经清楚了，这个事实是分田后的产量，并没有有些歪曲宣传的那样，分田之前吃不饱饭，一分田马上打的粮食吃不完，卖粮就能发大财。干部们那个时间还是很着急的，粮食产量即使有增加，但是离富裕起来靠种粮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有大办乡镇企业。你可以想象一下，84年的7月份，干部们已经开始着手要派年轻干部下县工作，主要就是要发展乡镇企业，而不是你说的什么宣传包产到户分田什么的。你赞扬的南街村也是做方便面起家的，论经济效益的话，比很多村办企业都差，只是内陆小特区漯需要这个典型。跟你啰嗦这么多，就是想给你说，事实总是不以你想象的那样存在。另外就是特殊是可以学习的，千万不要想着靠特殊来套一般，没有意义。
说说我们村，因为我们村属于驻马店许昌地区的交界处，宋朝时已经是寨的规模，花知寨，小李广花荣那个官知寨，也就是那个时间我们村是个寨。75年村的牌坊街里的十几个牌坊被那个村支书给拆了。你想象一下就能知道，这是个多顽固落后的村。从解放到文革到现在村的集市从来没有停过一天，从我记事，村里的街上就有供销社、有公社里设在集市上常年营业的食堂，里面卖火烧、白面蒸馍，有时间还卖面包，炸的油条。不过这些都需要粮票才能买到。社员们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鸡鸭鱼蛋羊猪去集上卖，家具什么的基本上随着时代的变化从板箱、柜子，到大立柜、组合柜等，木床、架子车车架，那两个轮子叫底盘，需要在公社里的供销社才能买到，77年开始，已经可以在集市里买到从漯河、平顶山等市里弄来的二手自行车。村里有东方红拖拉机两台，手扶拖拉机十二台，电动机每个生产队三四个，那种40马力的胶轮拖拉机两台，28马力一台。有自己的酱油厂，还有一家妇科诊所，治疗不孕症确实有一套，那个时间也属于村里，收入大部分是村里的，总共是5000多人口，一万亩地左右。当时分田到户，我已经上大学不在家了，过年回来听大人说，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分，结果一个大队三个小村，因为这个事，最终成了三个大队，最后是寨里面那个村先响应政策分了田。我们那个村是最后分的，被戴上了落后村的帽子，直到前几年才被摘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历任村干部除了我哥和另外一个大队书记他们两个在任的时间，比较积极通电办厂之外，其他的村干部，就是落后村的帽子戴着，不急不焦的，人家骑马咱骑驴，后面跟着担挑的，不做那最后一名就行。说实话，也就是名声不咋好听，实际上从来都不比周围的哪个村差，虽说看着村干部不咋作为，但是也不胡乱折腾，几十年下来，虽说爹不疼娘不爱的，也是正常的速度发展，至少没有被时代落下。周边村各种折腾的多了去，我大姨那个村，在我姨父的带领下搞起了皮革加工生意，生产的皮子都出口到美国了，可是十年下来挣了很多钱，那典型可不是当年南街的方便面能比的，结果呢？现在你在哪都不可能查到。因为当年把周边的地下水都污染了，沟沟河河的水都臭哄哄的。因为要加工皮子，副产品生产出来很多食品明胶，不知道的吃起果冻那个好吃，我哥只要一看见果冻都吐，我一直给他解释加工过以后不臭了，但是他主要是看见那个过程多了，想起来都受不了。后来是漯河建了很多小纸厂，又来污染一遍，最后规模大的被银鸽收购，小的直接关了。后来漯河还有个饮料，也在CCTV广告了一阵子，最后也垮了。但是双汇带出来一大批做食品的小企业，卫龙的辣条现在还卖着，双汇也在虽说卖给外国了，也经营着。很多人抱着跟你一样的思维，万隆行我也行。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在双汇当年就是常务副总，双汇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经销点的时间，他打电话问我愿意干一个不？我说可以啊，就去参与了万隆主持的招商大会，同学告诉我说加盟费超过15万就不划算了，不能干。结果大会一开始，一个女博士作演讲，总共讲了不到五分钟，万隆一把抓到话筒说：现在机会来了，我就是希望大家跟着我一块挣钱，现在一个店铺的加盟费是75万，纯利润保证15%以上。由双汇在当地把所有开店的前期工作完工后，客户直接拿钥匙开始经营，前三个月由双汇派人直接带队经营。我给同学打电话说老板要75万，如果是郑州的店要价更高，同学说这货脑子烧坏了吧？不能干。事实是投75万开的那家店，第一个月营业收入是110多万。全年营业额近1400万，平均每天营业额3.6万多，谁也没有想到75万的投资一年回来三个。我同学后来认为机会来了，辞职到北京也去生产办肉联厂，听说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就不听消息了，即使是漯河也有不少人办肉联厂，一个朋友还跑到我这推销产品，后来他做了市政府官员，但是知道一点经营，最后被双汇在任上挖走去了做了董事长助理，前年退了。说这些，是想说，我们村尽管落后，离漯河市最远，这个最远也就是25公里，83年柏油路已经修到村头，但是我们村因为落后，死活不出一分钱，村里的路没有铺柏油，看着别的村里路都铺了柏油，村干部只能是让每家出一点钱，从漯河电厂拉点煤渣，把村里的路都铺一下，我回老家听我哥说村干部们不上进，不思进取，落后村渣滓村铺的渣滓路。不过也就是两三年，也跟其他村一样铺了柏油路。路铺好了，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最没技术的也能去漯河的工厂里打个工，后来因为双汇的崛起，需要大量的工人，村里的年轻人当年基本上都是没本事就让你去双汇杀猪去。那些年回家都是听说村里的有点技术的年轻人办厂，办公司，反正有成的，有败的，折腾的很欢，最终都归于无。这些事实摆在你面前，所以不可能有你读几篇文章就激动得这这那那的。说这么多，你满意了不？我需要黑南街吗？
我觉得你的思路或者思想，很奇怪，有关学习模范、榜样，你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谁都不服，就是不爱学习，所以你做了这样的结论？
当然，我也不是让我学谁就学谁的主，否则我也不会是这个德行。我是要思考的，我这个人不聪明，但是看得多，经历得多，我观察，得出结论，也比较执拗。
但是我认为这个世界确实有榜样，有的学不了，我同意，但是有的是可以学习的，这大概是我和你的不同。
我个人认为，南街村是可以学习的，因为，类似的村子也不少，比如周家庄等，当然，周家庄是雷金河老同志的成果，很难说，谁学习谁。
我认为南方的上旺村确实是南方学习的典型，同时华西村也是学习大寨的典型，这些我暂时不展开了。
所以，你这个首先，我是不认可的，当然了，学习这个很难是个事实，极其艰难的难。
这我是承认的。
为什么全国那么多的城市没有学成大庆？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农村没有学成大寨？为什么后来不学了？要实事求是，不要人云亦云！
你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文革结束前是学习了，也有成果的，只是因为粉碎，导致了这个中断，都被批判了，不学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在这里学习就还有这个政治因素。我以前举过例子，这个南街村，也是如此，所以，王宏斌撂了挑子，离开了，去了临颍干活去了。新的领导开始承包一系列，结果当然扑街了，玉树人民请王宏斌回来王宏斌说，取消那两个蠢货的承包，我就回来。
这个事情，当时在段书记的观察下，王宏斌没好意思直接说，但是意思我听是这个意思。
第二块，为什么周边村没敢学习南街村，1984年，是全国分田到户的最后一年，其他村子能学习南街村反对大包干吗，这点领导人之间的区别，你真不懂吗？
昨天我一再问你这个事，你第一，说南街村不可细说，如果不是你家亲属，过于秘密，还有啥不能说的，那些年南街村的所谓龌龊，又贪污、又乱搞的副书记的事情到处乱飞，我不知道你还有啥秘密？
第二，你又说你没去过南街村，又说没学习南街村，我都不知道你想说啥。
现在我没搞清楚的是，你到底是高中学习的下什么杨村，还是大学毕业。总之，你的表达很混乱，后面说。
所以很明显，没人学习南街村的道路，很明显，政治压力，至于后来小岗村到南街村考察，根本就是虚晃一枪，其实是挑刺去了，结果，狗屁都没有找到，不得不说要恢复集体所有制，这等于屁话。
这就是我理解的小岗村的学习，我基本认为小岗村瞧不起南街村。
其实小岗村和南街村确实是很好的比较对象，都是穷村、穷地方，靠近县城，然后南街村努力，自己加油在当地就比较富裕，我个人认为，南街村在王宏斌的领导下，在粉碎前就比较不错了，各种资料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我说王宏斌不可能支持分田到户的理由，然后分田了，他走了，结果一塌糊涂了。
你昨天说的学习时间，恰好是恢复期间，不可能立刻就好了啊，所以你学习什么呢，我基本认为你是记错了时间，产生了混乱。
如果你觉得我分析得有问题，你可以解释和澄清。
南街村成名是在后来，就是王宏斌搞老干部路线呗，其实他一直都不是官方宣传的对象，否则小岗村的颜面往哪里放？新闻联播的大领导也只会访问小岗村，而不是南街村。
王宏斌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搞了上层路线（包括80年代回村后），但是这没啥丢人的吧？
可以肯定，当时南街村正在对抗中央路线，我不太明白当时你们周围要求学习南街村学习的啥？
只学习搞工厂吗，那么下什么杨村，你们又在学习啥？他们后来还保村里的福利吗？
临颍是个穷得不能再穷得得县城，就这样的县能供养东北西街村吗？2000年后我去的南街村，建设发展水平明显有差别，不知道你这个差不多哪里来的。
南街村的问题是比较庸俗，随大流的建设模式，和华西村差不多，但是，建设水平明显比县城高一个档次，你觉得我说的有问题吗？
临颍太穷了，不知道是谁帮助谁，你说临颍帮助西街村，呵呵，我感到你又糊涂了。
我估计你说的是其他类似下坡杨村这样的典型，其实，根本不一样，下坡杨村是郑州郊村，虽然说，当年借力肯定不如今天棚改，但是也不是临颍这种河南穷县能比的。
说改革春风，其实就是毛时代能不能抓到第一次机会，搞工厂副业！！！刘建勋是个不错的毛派领导，虽然没能抵抗住邓小平。但是，他还在河南的时候似乎还是不错的。王宏斌得到了他的支持了吗，我没看到。
从你提的几个名单，都是说搞了工业的，至于改开后沉沦，这是你我都知道的原因。
我记得，南街村是学大寨的临颍漯河典型，呵呵呵，我估计这是你记忆混乱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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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似乎在当地还有亲戚，可以说说么？其实从现在来看，杨保林的发迹路线也不太难，他和杨俊杰必然有暧昧关系。
否则一个小年轻在下坡杨村，1975年说包厂就包厂了？而且用了外来的技术员。据说还是右派技术员，这是什么操作？呵呵呵。
为什么我（你应该少了个不吧？）怎么推崇南街村，因为跟这个村同时诞生了很多同样的村，只是南街村作为漯河内陆小特区在那个时间段被保的典型。很多原来比南街经济成果更好的村，因为没有了后续的支持，大都销声匿迹。
你说南街村被保，依据是啥？王宏斌没有离职吗？这个事能赖王宏斌么？这事我知道啊，雷金河顶住了，史来贺也顶住了，不要高官厚禄了呗。
吴仁宝也是如此啊，当年他们为保住那点集体土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是真不懂吗，这就是我说的政治压力啊，怎么到了你这里成了国家的保护了呢？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很明显，王宏斌在两派之间的争论中获得了一定的活着的支持，呵呵呵，那只是不让他们死罢了，而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或者说找到了合适的发展道路，就是对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有信心的意思，坚持下来了，这叫啥支持？
你说的是错误的！！！
他们一个个都是这样的恶，雷金河还和上级领导签订了生死状，不行就改制，当然不会不行，因为周家庄已经在了金光大道上，只要坚持就是胜利，那是周家庄公社一万多红手印，比狗屁小岗村18个造假血手印强太多了。还他们小岗村冒着危险，要不要脸。
可以看到你说的回郭镇发展很好，结果领导顶不住了，交出了权力，所以后来自然就泯然众人了，这是南街村他们硬顶的错误吗？
我不太理解你想表达什么。
南街村作为漯河内陆小特区在那个时间段
请问你这个想表达什么，有什么依据吗，有什么不能说的？南街村这个事情和吴仁宝坚持世袭一样啊，不就是为了自己坚持自己的制度，不进入国家主流官僚体系吗？
不就是他们的硬抗导致了国家的第一书记入村制吗，不就是王宏斌怕一个小年轻的村书记瞎狗屁搞，卖了南街村吗。
这有啥不可说的。
国家允许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村书记瞎乱搞，但是却不支持南街村等搞社会主义，这事谁不知道。今天各地的家族村啥狗屁德行，你心里没数吗？
史来贺的讲话对于你的观点有啥意义吗？史来贺被撸了你知道吗？
下坡杨村的确可算那时的学习对象，我估计在造假，明显是一个临时的东西，也不合逻辑，我很难相信刘建勋在干这事。但是下坡杨村后来完犊子了，也是很明显的，这个杨俊杰也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这能证明你的啥观点，下坡杨村造假等于南街村造假或者是不可复制的意思吗？
话说这不是下坡杨村放弃了集体所有制吗？
南街村在1984年就是面临了工厂建设的问题，土地整理在粉碎前，王宏斌带领群众基本完成了。这点也是比东街村等三个村他们优越的地方了。否则不会只有南街村面对工厂问题，这南街村还经历了分地分厂的挫折呢！怎么就叫其他几个村为何不学南街村，他们学个啥？他们敢不分地吗？
你吧，说了一些细节，但是也还是虚。
1986年前漯河只是县级市属于许昌地区管理，当年许昌有不少县的村，比临颖南街都强，只是后来漯河单独设市以后需要这个典型。
你确认是这个时间点吗？依据是啥，领导人是谁，后来去哪里了？被打倒了没？
正如你所说，为何不选东街村等等等呢？呵呵呵。
或者你以为有了这个就是发展的依据了吗？
84年我去留庄参观学习，那是学习怎么办乡镇企业，在落后的县市发展工业经济。目标明确不？不是你说的有关土地的事。因为83年河南基本上已经全部分田了，83年是最后期限，也就是说最晚是83年年底前。也就是说其他地方已经分了好几年了，分田单干的结果，干部们已经清楚了，这个事实是分田后的产量，并没有有些歪曲宣传的那样，分田之前吃不饱饭，一分田马上打的粮食吃不完，卖粮就能发大财。干部们那个时间还是很着急的，粮食产量即使有增加，但是离富裕起来靠种粮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有大办乡镇企业。你可以想象一下，84年的7月份，干部们已经开始着手要派年轻干部下县工作，主要就是要发展乡镇企业，而不是你说的什么宣传包产到户分田什么的。你赞扬的南街村也是做方便面起家的，论经济效益的话，比很多村办企业都差，只是内陆小特区漯需要这个典型。
确实没看懂你想表达啥，我感觉是南街村成了典型，收到了保护，所以发展起来了，后面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东街村或者你们村如果有了这种保护，也能发展得和南街村一样，你是这个意思吗？南街村作这个典型面临多大的压力，你真是心里没数吗？
这是保护的意思吗？
你当时算下乡干部？你当时的认识确实没跟上国家官方需要么？呵呵呵。
我感觉你在指责南街村造假典型。
你想象一下就能知道，这是个多顽固落后的村。
从解放到文革到现在村的集市从来没有停过一天，从我记事，村里的街上就有供销社、有公社里设在集市上常年营业的食堂，里面卖火烧、白面蒸馍，有时间还卖面包，炸的油条。不过这些都需要粮票才能买到。
社员们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鸡鸭鱼蛋羊猪去集上卖，家具什么的基本上随着时代的变化从板箱、柜子，到大立柜、组合柜等，木床、架子车车架，那两个轮子叫底盘，需要在公社里的供销社才能买到，77年开始，已经可以在集市里买到从漯河、平顶山等市里弄来的二手自行车。村里有东方红拖拉机两台，手扶拖拉机十二台，电动机每个生产队三四个，那种40马力的胶轮拖拉机两台，28马力一台。有自己的酱油厂，还有一家妇科诊所，治疗不孕症确实有一套，那个时间也属于村里，收入大部分是村里的，总共是5000多人口，一万亩地左右。
当时分田到户，我已经上大学不在家了，过年回来听大人说，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分，结果一个大队三个小村，因为这个事，最终成了三个大队，最后是寨里面那个村先响应政策分了田。
我们那个村是最后分的，被戴上了落后村的帽子，直到前几年才被摘帽。（我认为这是好事吧）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历任村干部除了我哥和另外一个大队书记他们两个在任的时间，比较积极通电办厂之外，其他的村干部，就是落后村的帽子戴着，不急不焦的，人家骑马咱骑驴，后面跟着担挑的，不做那最后一名就行。
说实话，也就是名声不咋好听，实际上从来都不比周围的哪个村差，虽说看着村干部不咋作为，但是也不胡乱折腾，几十年下来，虽说爹不疼娘不爱的，也是正常的速度发展，至少没有被时代落下。
周边村各种折腾的多了去，我大姨那个村，在我姨父的带领下搞起了皮革加工生意，生产的皮子都出口到美国了，可是十年下来挣了很多钱，那典型可不是当年南街的方便面能比的，结果呢？现在你在哪都不可能查到。
我觉得你们这个村子确实很好，这好像没证明你的说法吧？你们村子在改开后的堕落和你说的“被保护”有啥关联吗？
你们村不折腾比南街村今天厉害吗？
这个时候我是蒙的，不知道你要说啥，你要的那个被保护到底是个啥啊？
双汇的事情似乎和咱们的讨论没多大关系吧？不在于机会，你都没选，还说啥，当时确实机会多，但是这些都不是正常道路。没啥意思。
就算你留在地委，可能也和今天不同了吧，还是说你确实留地委了？呵呵呵。
我们村尽管落后，离漯河市最远，这个最远也就是25公里，83年柏油路已经修到村头，但是我们村因为落后，死活不出一分钱，村里的路没有铺柏油，看着别的村里路都铺了柏油，村干部只能是让每家出一点钱，从漯河电厂拉点煤渣，把村里的路都铺一下，我回老家听我哥说村干部们不上进，不思进取，落后村渣滓村铺的渣滓路。不过也就是两三年，也跟其他村一样铺了柏油路。路铺好了，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最没技术的也能去漯河的工厂里打个工，后来因为双汇的崛起，需要大量的工人，村里的年轻人当年基本上都是没本事就让你去双汇杀猪去。
你们村在毛时代，粉碎前后已经很牛逼了，虽然说距离漯河远，但是也没有影响啥，正如你所感慨，你哥哥也有成为王宏斌的机会，但是很可惜，你哥没有抓住，因为他当时屈服于了国家的大政方针。
我感觉，你哥后来也进入了国家公务员体系，也没啥好抱怨的。
至于1983年，你村没有接上路，这肯定不是南街村的问题啊。按你所说，你们村那么多企业，不该缺这点钱，那么就是你哥没能力么？还是你们村积极参加了各种分田，包括机器工厂设备？以至于随着公社解体，没了这笔资金呢？还是你哥还想让上级出这笔费用？
要比落后，我村就是这样，第一批渣滓道就没赶上。我老娘的村子，一直落后就是这个熊样。我小时候就在那里成长的，嘿嘿。
我们那个村子就解放初土改时还好一些，虽然我太姥爷挨揍，挨分地了，但是老爷子基本还觉得公平，其实我们就是上中农成份。也有坏人，否则我太姥爷不会挨揍，但是也有好人，所以我们家成份不需要遭受更多的压力。
但是我家属于胆小的，谨小慎微的，以至于80年代年龄小的几个舅舅因为自己的成份才找对象，除了之前找的。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心理吧。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逻辑，大概意思是贫农不愿意理咱吧。
我村也有点工业，但是比你们村差远了，你村还是牛皮的。
你们村没有成长完全是领导的问题。一旦私有了，就完犊子了。我就是这么看的。
因为i，我村也一个样。我村还没有拖拉机呢。
我估计当年和回郭镇齐名的河北东风公社也和回郭镇一样沉沦了，虽然王国藩被收拾了，但是穷棒子公社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估计比你村还要强，因为穷棒子公社是山区村子。
王国藩合作社
穷棒子社，也称穷棒子合作社，王国藩合作社；1952年，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县西铺村，在带头人王国藩的带动下，一个由二十三户贫雇农和三条驴腿组成的农业合作社。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有关王国藩合作社的按语和论述。按语说：“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正文来自：遵化党史网）
王老爷子被改开打倒了。
2023年8月14日，说起当年父辈们艰苦奋斗的经历，杜合军（中）和“穷二代”们觉得必须把“穷棒子”精神传承下去。
2018年，杜合军上任后，村两委干部和村民齐心协力，实现了村内道路硬化，新建了幼儿园，不断改善村民的人居环境，广泛探索致富良策。
“我是在合军的指点下种植栗蘑的，现在一年四茬，收入挺可观。”61岁的王德富同样是23户贫农的后代，现在是村里的致富能手。他十几岁开始凭借木工手艺讨生活。随着国家政策走进山村，山场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王德富和兄弟承包了600多棵果树，白天外出劳作，晚上做米面加工生意，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了10多万元的积蓄。后来，他经营过农用车，开过砖厂，现在更将老厂房改造成冷库，经营板栗加工、油品加工和栗蘑种植等产业。“我们西铺人骨子里有种拼劲，以前的苦日子好像就在昨天，我们绝不能再过回以前的日子。”王德富说。
山上栗树成荫，栗蘑长势正旺，作坊里晶亮清澈的核桃油、苦杏仁油、香油散发着阵阵香气。“没想到这么个小山包底下有忒多好东西！”来西铺村的游客时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如今，西铺村的优质农产品远近闻名，杜合军作为法人，成立了唐山市圣水裕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秉承“穷棒子社”互帮互助的理念，帮助村民开辟销售渠道，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对于未来，杜合军有着自己的打算。西铺村的栗蘑销售红火，他谋划从村里拿出一部分土地，组织村民开展栗蘑科学种植，提高产量。依山而建的西铺村，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他准备扩大山上的水面，引入旅游项目，打造旅游景点，带动农家院经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杜合军踌躇满志地说。
1952年“穷棒子社”诞生，西铺人靠自己的双手，终结了“糠菜半年粮，祖居破草房，全家一条被，三载着一装”的苦日子。如今，西铺村的“穷二代”们继承了前辈的“穷棒子”精神，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合作社”已现雏形。“我们有党的好政策，有父辈的精神激励，有用不完的干劲，西铺村致富实现了父辈们的愿望。”杜合军说。
田玉存：榜样传递了力量
“记者是苦差事，采访是一门大学问。”这是本报老记者田玉存的切身体会。他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唐山的许多乡村有他的足迹。
1987年田玉存到西铺采访。当时“大包干”政策推行，西铺作为以“合作社”闻名全国的老典型有何境遇，会怎么干？“我必须去现场看看！”强烈的好奇心和责任感促使他下乡一探究竟。
“当深入了解后，很多地方出乎了我们的意料。”田玉存和同事扎进村里，7天里走访了王国藩家、村书记家、村史馆、村办企业等地，看到了纺织厂、电线厂、贸易公司等企业，在田间炕头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挖掘了很多故事。“想不到，西铺早就开始施行了‘大包干’；想不到，西铺1983年就有了个体户；想不到，村办企业就有六七个。西铺当时又一次走在了唐山地区改革前列。”田玉存很惊喜。
“大包干”的实施，让西铺“活”了起来。采访中，他们看到西铺人的那种坦然，利用村里设施办起了企业；他们看到有了土地自主权的农民，在农田里热火朝天地劳作；他们看到年迈的王国藩和村干部们为村办企业奔走，发展集体经济……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西铺没有躺在之前的“功劳簿”上讨生活，而是从种地打粮这种单一的生产模式，转变为多元化发展、多渠道增收，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田玉存说，搞“穷棒子社”是为了百姓过好日子，搞“大包干”也是为了百姓过好日子。西铺一直在变，但“穷棒子”精神没有变，干部团结群众的作风没有变。从王国藩到后来的几任书记，都一心一意为百姓服务。王国藩告诉他们：“累也得跑！也要干！西铺绝不能落后！”
“西铺的精神，让我很有感触。30多年里，我一直关注农村，采访从不敢懈怠。”田玉存说。
（魏伟 郑芃芃 李艳辉 李亦兵 葛昌秋 照片摄影 葛昌秋）
这又是一篇不要脸的文章。还要合作精神，还要吹分散单干。这就是我昨天骂的你的那套思路。
你说的虽然混乱，有一些细节，但是肯定不够，你看看我的问题吧，是否混乱，如果方便，还是希望你回答一下，尤其是你村的成长，以我多年的农村体验，我感觉你村真不错了，结果没啥成果，和毛主席没关系，也不是南街村抢占了你们的名额，我是这么看的。
最后，送你一篇周家庄的一万多红手印的报道。你来说说和南街村搞关系的差别，和你们村的差别。
是的，雷金河利用自己是抗战模范的身份和领导达成了一个军令状！！这意味着什么，你懂不？
https://www.meipian.cn/29flhoyd
周家庄万民摁下红手印的故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0810/07/9020620_1091854953.shtml
曾经，人们在周家庄按下了3055枚鲜红的“红手印”，誓保人民公社的成果，这成了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8610500851850805&wfr=spider&for=pc
我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书记带千枚“红手印”力争，今人均收入破万
1982年。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分产到户的运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制度迎来了最后的结局。
但是，雷金河再一次“任性”了起来。
他认为周家庄公社可以给社员带来幸福，不属于需要取缔的那一种。
于是，雷金河召集了全公社的社员，让他们投票表决要不要“分家”。
情理之中，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们在“不分家”的协议上按上了红手印。
3000多个红手印密密麻麻地列在纸上，向上级单位昭示着周家庄社员们继续搞集体经济的决心。
带着这份红手印，雷金河找上级陈情，要求再给周家庄公社一年的时间。
他们要在这一年里证明周家庄模式的可行性和先进性，如果不行，周家庄公社将被撤销。
看着一摞鲜红的红手印，省委书记李尔重沉默良久。
他问雷金河：“你能保证全社农业生产量年年增加吗？能保证社员年收入持续增长吗？”
闻言，雷金河肯定地回答：“能！”
就这样，他再一次为周家庄争取到了机会。
在雷金河的带领下，周家庄公社继续坚持发展集体经济。
35年前，周家庄万名农民摁下红手印誓走集体化道路
在安徽小岗村，有个十八人摁下红手印偷偷单干的故事；
然而，在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也有摁下红手印的故事，那是周家庄万名农民誓保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坚决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摁下的红手印。
只是这个红手印故事被人为刻意掩藏。
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强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之下，周家庄人民公社党委实事求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排除种种干扰义无返顾地选择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周家庄人民公社6个生产队的万名社员用勇敢和智慧抵制住了解散人民公社的风潮，勇敢摁下红手印明志，保住了人民公社经济集体体制。
当时，担任周家庄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雷金河怎么也想不通，新中国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有什么错？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错？况且，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人民公社已经具备了十分雄厚的物质基础，十分适合社会化的大生产，如果分田单干必然是对先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当时，许许多多的公社顶不住压力纷纷解散，周家庄人民公社面临生死考验。当时，河北省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给县委书记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周家庄公社解散，把土地分掉。
“大家都知道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除了一两户之外，其他的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 如今年逾古稀的刘建中亲自参加了当年征求群众意见的讨论会，至今记忆尤新。人民公社带头人、“老坚决”雷金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开始了他的顽强的力争。先是拖，拖不过。雷金河心急如焚四处奔波向上反映情况。
为了表示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决心，周家庄农民采取了十分特别的办法明志，以示保卫人民公社的坚定决心。在传达讨论上级解散人民公社的会议后，社员们都不愿意分。于是，每家派代表在保留人民公社的“生死状”上签上名字，摁上了鲜红的手印。
除此之外，雷金河还向当时的河北省省委书记李尔重同志写下保证书：“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就这样，在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地抗争之下，周家庄的人民公社经济体制才最终“换汤不换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但省里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把公社的名称改成乡。
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就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所有乡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而且福利范围和水平在不断扩展和提高。
当初从公社出走搞单干的几户人家又纷纷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
https://www.hswh.org.cn/wzzx/llyd/ls/2017-06-29/44887.html
周家庄是真手印，小岗村是事后补的假手印，万里就是在造假。
看了胡辣汤的文章，感觉很好，就是太零散。
个人建议，不如单独起一个主题比较好。之前的比较好的回应文章，都整理放在一起。
不黑不吹，很真实，里面很多细节，没有亲历，是写不出来的。
这个有点老西西河的味道了！
当年大集体，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农村生产队里的保管、会计、队长、种田能手们，都会在生产队集体收获里先吃先喝多吃多占。城市工厂里也是一样，只是领导们做的相对比较隐蔽点罢了。即使到现在，政府，全世界的各种政府也是执行的这个角色，把控制国家的全体财富管理着，他们一样是先吃先占多吃多占，只要私有制还存在，就一定会有这些现象发生，不管谁来做这个政府，即使是你今天做了最高领导，也是一样。
生产队长、种田能手到底该不该比一般农民获得的工资/公分高一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应该的。因为必须承认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不一样的。
老马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在当下还有一个实际应用就是，导致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
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在一定的时期是一定。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他获得的分配是一定的。如果他要养老婆、孩子，这会导致三人获得的分配低于社会平均。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这种现象是公平的、不公平的。
=====
不得不佩服，老马的理论具有超前性。
通篇都是情绪化的东西。比如你说临颖是穷的不再穷的县城，这明显就是胡说八道了，即使改革开放前，临颖在河南的县城里也算是不错的，跟你说的穷的不能再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看文章是这样的情绪化，那没办法给你讨论。
另外，我说去下坡杨，那是跟去留庄不是一天，第一天比留庄，第二天下坡杨，但是第二天我没有去。你要是不愿意仔细看，那就不回你了。你可以继续情绪化下去。
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年分田到户虽说最后有点强制，但从来没有说不搞集体经济，从来都存在你说的南街村顶着压力的事。当时已经分田好几年了，一大部分干部已经发现靠种田不能致富，已经提前开始带着年轻干部参观学习乡镇企业办的比较好的村，这里面没有南街村。我们一个市，至少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听说过组织市里的村去南街学习参观什么的。我说南街村是因当时漯河市是全国内陆小特区，也想搞改革开放的典型，南街村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从来没有说过南街村造假，而且我认为南街村这样做法在当时的河南100多个县里多不胜数，只是南街村被当成典型，就这样。为什么不愿意跟你说那么细，因为很多事实你不知道，我也不想跟你说，资本主义也不都是万恶，你说的社会主义也不全是一团和气。
我哥当年做过大队会计，后来是因为计划生育的事，我妈天天去抓孕妇，即使不去抓，但是去到人家里把麦子、粮食、值钱的衣物都收到大队里，跟旧社会的狗腿子一样，是坏人。然后他就跟大队书记一块辞职了，大队书记领办一个木器加工厂，几年后破产。我哥年轻，被要求兼任团支书，但是他也下定决心自己单干，开了电机、无线电修理部，后来去漯河小纸厂打工，再后来去了私人办的技校里当电工老师。如果他当时愿意听组织的安排，他们那一批老高中毕业生先是去乡里当文秘，最终全部招了县组织部。家教不一样，文化修养也不相同，不但我哥，还有我，从来没有你的这种思维：如果机会好，抓得住，就能成为某某一样的人，一样的成就。1983年别说是大队里的农机，就是连田里路边的树都分到每家了，再修路就需要大家出钱共同承担，刚刚分到手的钱，哪个愿意再拿出来？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拿。不是我哥他们不想问上级要，想要谁搭理你，再说乡里也没有啥钱。直到十年后的1992年，乡里干部的工资还得各种提留来发呢。
我们村解放前是啥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1975年夏天分了小麦的生产队大会上，一个老光棍愤愤不平地说：旧社会我给地主线扛长工，管吃管住，一年分给我麦子都比现在多。队长上去把他拉下来让他不要说了。这个事很说明问题，社会主义搞了二三十年，同样的劳动，还不如旧社会的收获，这就是事实。当然，你尽可以情绪化地一厢情愿。不管这样的事多么少，但是存在，而且是事实，不容反驳。农民又不是傻子，当然是有想法的，不然中央也不会搞分田到户。至于分田到户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对我们村来当时的条件说，绝对不是什么先进的生产方式，但往往就是需要坚持三五年就会有改观，但是就是这个时间点上最容易冲动变化。说你情绪化，是因为我们村当时也是大部分人情绪化，认为既然大家一起干，连最棒的劳动力都感觉不满意，分了干试试看，当时不仅是南街村，也有不少的村都合在一起了，但是后来又分开了。如今你们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又没有准确的资料，连管中窥豹都达不到万分之一。我给你点一个原因，因为79年正式改革开放，为了人心，当时把原来财政上的钱花完了，然后就发国库券，继续花，到了83年，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财政上都没有了钱，于是农村直接分田单干，田都给你了，你打不出粮食，挣不到钱，就不是集体的事了。城镇里开始了奖金和计件工资，思路是一样的，有能力你挣更多的钱，没能力你挣的少，那也是你自己笨蛋。社会主义的干法快三十年了，老百姓需要换口味，即使吃一口后发觉不对味，那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现在回头再论过去的事，以现在的思维和条件去说那个时间的事，既不现实也不理智。但是你要说否定当年干大集体时的付出，连我当年那么小，都出了不少的力，要说那个时间不是真心干社会主义，那肯定是昧着良心说话。实际上是大家为了干社会主义苦了累了，流血流汗，大家都是真心的，收获的怎么样，大家是真的那么干了一场。二三十年总结一下，认为付出跟收获有点让人不是那么满意，就试试另外的路子呗，这就是事实，没有你说的那些个这这那那的。另外，你也不总是感觉或者是认为河南当年很穷，现在河南也很穷。你可以查一下，建国以后河南的GDP一直都是第五名和第七名之间徘徊。总量摆在那，各个县就不会太差，所以你说的很多话都是情绪化的无中生有。
在我的记忆里，我家左边邻居是个五类分子，这老小子解放前贩大烟、私盐，解放后他儿子在厦门上大学，他在家里扒灰跟媳妇生个孩子，后来他儿子回来跟老婆离婚，家里就是他的那个儿子和他儿子的一儿一女。右边是四类分子，他解放前在汉口做过警察连长，解放前夕跑回了老家，他有两个老婆，大老婆生了一个儿子，二老婆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前后两个院子，解放后，他被划为四类分子，但是他有妹妹留在汉口。后来他女儿和两个儿子都去武钢干临时工，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一直跟我家关系算是不错，他三个儿子都跟我父亲学习做了木工，后来也算是靠着会木工有了不错的收入，对我家一直还不错吧，只是偶尔听大人说不能走的太近。我家后面是大队副书记的家。有一年这四类分子看见副书记把生产队晒的麦子往家里扛了一口袋，就以此要挟大队以后开会不要点他的名，因为我们大队只要一接上级开批斗会，基本上就是批斗他一个。他要挟的结果是被副书记强烈报复，从那一年开始，每次不但批斗他，公社里批斗也少不了他，每次地主和坏分子们游街基本上他都坐在解放牌大卡里，为此他实在不能忍受，他从车上一头栽下去，刚好车转弯，他突栽到麦地里，不然不死也残。那个时间这可是不愿意接受教育顽固对抗人民自绝于人民的行为，在后来的批斗中更厉害，但也防着他自杀，直到79年最后一批摘帽。最后我解释一下，我们村，也就是我们大队，跟其他相邻的两个大队，虽说都是一个姓，但是对文革那段时间的做法差别极大，在我的记忆里有排队对着主席台喊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喊着喊着就成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最后的人呜啦的啥都听不清了，因为吃饭前端着碗排着队去喊一遍，从地里干完活，回家做饭，做好了，再去排队喊一遍，时间长，就成了形式。我还问我哥后面的人咋那么不认真？我哥说干了半天活都快使（累）死了，等着回家吃饭呢。再就是一年最少要吃上一次忆苦饭，一开始用野菜做的汤真是又苦又难喝。吃两次，以后再做，就是象征性用地菜代替了野菜，从保管室里弄出来香油黄豆芝麻再加上粉条、豆腐，做一大锅汤，那个大锅直径大概都有1.5米以上，反正在我的记忆里忆苦饭特别好吃，当然了，每一次大人都交待不能出去乱说。因为我们大队的书记还有其他干部都是村西头的多，村里的几个大地主也是村西头的，他们都是一大族的，所以每一次搞批斗会，都是找一些坏分子批一批。基本上极端的事没有。
最后，当年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是一种选择，三十年后，老百姓又选择了跟着共产党搞改革开放，也是选择。这种选择是顺应了当时绝大多数人愿景。每一种选择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亿万人的共同愿望自然是一副波澜壮阔的画卷，每一次大的趋势滚滚而过，注定会有一些被历史车轮无情碾压的无辜者。也有一些被潮流推上了浪尖上的弄潮儿，他们都是时代前进的代表，只不都正反两个方面，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是被潮流挟裹的每一个水分子罢了。
我哥是大队干部，每个大队干部都得带着人去每家每户做工作，做不通的就拉人家的麦子，把人家里的值钱的家具、衣物都拉到大队里。这样的事经常干，我父母都特别反对，尤其是我妈直接说：这跟旧社会伪保长和狗腿子有啥不一样？有知识有文化有手艺为啥干这种事？为这事经常跟我哥吵架，最后我哥自己也烦了，就和村支书一块辞职不干了。
知道“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事。
马克思谈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人的思想没达到共产主义的状态，不能按需分配，只能按劳分配，故而依然存在资产䧍级法权，即劳动所得并不人人一样。
小普兄这里换了个概念：
老马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在当下还有一个实际应用就是，导致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
现在中国总体上并不是按劳分配，你描述的这个现象，并不符合马克思说的社合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物权法的范畴。
掩其盗铃就掩耳盗铃呗，我刚刚回 @达雅 河友说，不讲阶级不讲社资，那就讲钱。也跟小普兄你讲讲钱：中国的钱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了？
我说了临颍穷就叫情绪化了？我不太理解你的逻辑啊。
你这也是还没回应我的关于东街村西街村北街村的质疑，我是不能理解你的思路，怎么就叫情绪化了呢？
就临颍那个经济水平，建设水平，你说不穷，是不是也得靠点谱啊？
我说去下坡杨，那是跟去留庄不是一天，第一天比（应该是去吧）留庄，第二天下坡杨，但是第二天我没有去。你要是不愿意仔细看，那就不回你了。
你可以继续情绪化下去。
你自己写的不清楚，埋怨我有意思吗，这和情绪化有啥关系？有个自己的看法就叫情绪化了？我实在不能理解你的思路和情绪点。
你第二天没去，我自然以为你没去啊，否则你说第二天啥意思呢？
既然你去了，就说你理解的下坡杨村就好了，老说我情绪化干嘛？简直莫名其妙。
当年分田到户虽说最后有点强制，但从来没有说不搞集体经济，从来都（不，这里应该是你丢了字吧）存在你说的南街村顶着压力的事。
你看看华西村，周家庄、南街村，怎么就不是强制了呢？我的个去，你这个从来不是强制从何说起，史来贺是不是降级了，只当村书记了？你这还不叫强制叫啥？
你们村小队被你自称为落后的核心意义在哪里呢？
不就是因为政治压力吗？你这个从离开不存在的说法依据在哪里？
当时已经分田好几年了，一大部分干部已经发现靠种田不能致富，已经提前开始带着年轻干部参观学习乡镇企业办的比较好的村，这里面没有南街村。我们一个市，至少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听说过组织市里的村去南街学习参观什么的。我说南街村是因当时漯河市是全国内陆小特区，也想搞改革开放的典型，南街村就是这样诞生的。
我一直知道你再说南街村很普遍，我也承认在粉碎前或者说公社解体前，南街村很普遍。我只是说他也算当地的学大寨典型村，我说的是学大寨建设典型，而不是从经济上评价，这也是你的核心看法，南街村经济直到你这段话时期，并不经济典型。
但是，你这个南街村不突出和漯河典型，我个人认为你是自相矛盾。
因为80年代漯河评典型不可能突出南街村学大寨，只能是经济水平。
另外，我前面问的是你说这个漯河典型到底是哪年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局的你说的时间对不上。
在这里南街村是经过了一段瞎折腾时期的，就是分田+企业外包的几年时间，我感觉，从常理上来说，1985年很难说南街村就能恢复经济活力，那两个人的承包不知道是肥了自己还是厂子经营也差劲了。这是我的疑问，因为我确实看到有一些资料也说他俩经营不善。
和气不和气的，还能打架么？如果是南街村为此取得了典型获得了支持，就现在的南街村来说，我觉得是成功的，这先不说。
就是说你话里话外总是认为南街村不够格，你可以说说硬指标，软指标，你这个虚虚实实的说法，如何让人信服呢？你可以说南街村采取了阴谋手段，哪怕上不了台面的，具体你不必说，但是，在哪个步骤，大概什么意思，你总可以说吧？
说句不好听的话，就那个地方，有几个企业是事实，但是经济真不怎么样，这还是我去的2008年！！！
为什么不愿意跟你说那么细，因为很多事实你不知道，我也不想跟你说，资本主义也不都是万恶，你说的社会主义也不全是一团和气。
我的意思是你说的那时可能还行，但是2008年真不怎么样。你的这话根本就是白说，南街村经济不错，周边村经济不咋地，呵呵，这就是事实。
1983年别说是大队里的农机，就是连田里路边的树都分到每家了，再修路就需要大家出钱共同承担，刚刚分到手的钱，哪个愿意再拿出来？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拿。不是我哥他们不想问上级要，想要谁搭理你，再说乡里也没有啥钱。直到十年后的1992年，乡里干部的工资还得各种提留来发呢。
第一，南街村有这种困难么？
第二，这个问题你埋怨谁？
这不是证明了我的分析和结论么？和我们村一个德行啊。过了两千年，随着经济好转，我村的赤脚医生也发了就是我说的那位老好人医生。但是集体出钱，他肯定不乐意啊。我肯定理解啊。因为他为人确实不错，本职工作基本问题不大，就是医术差点。大家认可啊。
我只知道1975年夏天分了小麦的生产队大会上，一个老光棍愤愤不平地说：旧社会我给地主线扛长工，管吃管住，一年分给我麦子都比现在多。队长上去把他拉下来让他不要说了。
这个事很说明问题，社会主义搞了二三十年，同样的劳动，还不如旧社会的收获，这就是事实。
跟一厢情愿毛关系，跟情绪化毛关系，你这个更像老段子，他吹牛逼，旧社会有这个待遇。
我家又不是没雇过工人，忙的时候给吃饱，闲了给他一分钱吗？这不是开玩笑吗，你到了现在又扯这个，给人感觉你要复辟地主似的。
不放高利贷的啊？大家谁心里没数啊。
家里的用具、化肥农药，你家解放前有的吗？卧槽，那你家牛逼了。
我家从50年代照相，衣服的布料的变化是可数的，不知道你哪里来的生活没变化，这叫常识，算啥情绪化表达啊，你这也是够意思了。
我妈一解放高龄上的学，你们村女人在解放前就能上学了吗？你们村解放前就有农机了吗？你这个没变化也说得出口？
河南是农业大省，其他我不想多说，说了你也不服。刘建勋带领河南人走的还行，但是显然也不是前列。
批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村经济不行，但是批斗基本没啥了，都在文革前期批斗完毕了，70年代中后期没有了。我想说，你说的批斗你认为是普遍现象的意思吗？
至于你最后一段，不知道怎么推出来的，你的回答还是虚。你不实在，我感觉你在忽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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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运行分析：临颍篇
研究院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