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三中猜想 -- 达闻奇

苏联：

1921-1922年大饥荒：主要影响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南俄地区，约有500万人死亡。

1932-1933年大饥荒（霍洛多莫尔）：主要影响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等地，约有300万到700万人死亡。

1946-1947年大饥荒：战后复苏期间的粮食短缺，影响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地，死亡人数估计在数十万到上百万。

中国：

1959-1961年大跃进大饥荒：全国范围内，尤以河南、安徽、山东等地最为严重，估计有1500万至4500万人死亡。

朝鲜：

1990年代大饥荒（苦难行军时期）：全国范围，估计有几十万到数百万人死亡。

柬埔寨：

1975-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大饥荒：全国范围，约有150万至200万人死亡（包括政治屠杀）。

埃塞俄比亚：

1983-1985年大饥荒：主要影响提格雷和阿姆哈拉地区，约有40万到100万人死亡。

莫桑比克：

1980年代大饥荒：全国范围，约有10万至100万人死亡。

古巴：

1990年代初的特别时期饥荒：苏联解体后失去援助、美国的经济制裁，具体死亡人数不详。

你要是有本事，就好好去追溯一下，为什么全国的物流没瘫痪、上海的路桥也没断，但物资和民营的物流体系没有进来。

在那个激荡的历史时刻，毛主席以他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创作了六篇《党内通信》。这六篇通信犹如他在时光长廊中撒下的珍珠，每一篇都如同一颗智慧的明珠，闪烁着深邃的历史光芒。

第一篇通信如同一支嘹亮的军号，振奋人心。毛主席鲜明地提出，公社化运动必须坚持四大原则，不能在实践中失去原则性。这是他为运动确立的坚实方向标，为前行的大道点亮了明灯。在那个纷扰不安的时刻，毛主席巧妙地为运动注入了冷静与坚定，使整个革命的火炬更加明亮。

第二篇通信如同一双慧眼，审视整个运动的脉络。毛主席在通信中指出，运动中的问题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未完全解决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洞察。他以独特的历史视角，剖析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为后续整改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篇通信如同一剂良方，为运动的病症提供了治疗之策。毛主席明确指出，运动中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左”的倾向，为整风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这篇通信中，他以深邃的智慧，勾勒出了运动正确方向的图谱。

第四篇通信如同一盏明灯，为迷失的战士指明了回家的路。毛主席在通信中指示，要密切联系群众，尊重他们的热情和实践经验，着力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对运动真实性和广泛性的充分认可，为整个运动注入了务实的血液。

第五篇通信如同一部放大镜，将视野聚焦到省级。毛主席在通信中对省级领导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要求深入基层，密切联系，发动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对地方领导的深刻关照，使整个运动更具地方性和可操作性。

第六篇通信如同一篇家书，直抵基层生产小队。毛主席在通信中强调要关心农民利益，充分发动群众，消除一切对农民的不良影响。这是对农民的亲切关怀，也是对整个运动的精准定位。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领导全党作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1959年3月9日至5月2日，为了尽快实现纠“左”的目的，毛泽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写了六篇《党内通信》。这六篇《通信》，特别是第五篇，对于纠正当时党内盛行的“左”倾错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长远影响。

4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对这种试办中的大型合作社，即发展到后来的人民公社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这种新组织形式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慎重。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参观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说道：“人民公社名字好。”但没想到这句话后来被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发到了《人民日报》上。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摄影师的侯波回忆，8月13日，看到了这则消息后，“毛泽东吃了一惊，失声叫了起来：哎呀！糟糕，给捅出去了，事先还没经过讨论，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他告诉秘书，以后再也不能让新闻记者跟着了。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在小范围解释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但那是在参观中针对七里营人民公社讲的。是我不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同志，现在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徐肖冰 侯波 李蒙《毛泽东之路》 第488页-489页）

参观七里营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农村中的一站。这次视察是实地调研农村情况，为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准备。当时凡是看到农村热火朝天的情景的中央领导人，地方各级领导人，无不感到精神振奋，正如邓小平1980年所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因此，8月29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1981年7月1日发表的《崇敬和怀念--回忆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说：“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要纠正的。在他的提议和主持下，党中央在这年十一月初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下半月开了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五月开了上海会议……”

公社化这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所引出的问题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从1958年10月初起，毛泽东通过派人赴农村调查，召集天津和河北省市地县的负责人听取汇报，了解到人民公社出现的一些混乱的思想。毛泽东在与有关负责人谈话时重点谈到“浮夸风”“共产风”和基层干部作风问题。关于“浮夸风”，毛泽东强调：“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毛泽东指示：“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批评基层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已经觉察到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一路上，不断召集各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他在调研中已经察觉到，在公社化中冒出的一大堆混乱思想，发展下去后果难以预料，需要对那些持有诸如“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等观点的同志做说服工作，让大家冷静下来。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企图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错误思想倾向，为接下来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做准备。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决议》，集中体现了党对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决议》对人民公社的兴起给予极高评价，同时强调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决议》确认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今后无论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决议》还强调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这些规定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相继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刹住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尽管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多次强调，“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等等，但解放后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趋势有巨大的惯性，使得大家一下子难以冷静下来，“共产风”仍然很猛。毛泽东决定从公社所有制的分级问题入手，调整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纠正“共产风”。

因势利导以《党内通信》方式指导各级干部纠“左”

尽管六中全会《决议》高度肯定了人民公社，但总的来说，毛泽东还是把它作为一种探索。早在1958年10月26日，他就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灾难。”（吴冷西：《忆毛泽东》第95页）谈完话后，毛泽东派吴冷西和毛泽东自己的秘书田家英各带几个人下农村去搞调研。

1958年农业获得丰收。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就把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大问题”来思考的毛泽东发现，不少农产品却不能按时完成收购任务，“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肥皂，什么东西都缺。”对此，毛泽东感到既忧心又困惑。在1959年1月底2月初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会上，毛泽东坦言道：“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

”1959年2月12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道：“人民公社也还要看，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或者巩固下去，或者崩溃，部分崩溃是难免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586页，以下简称《年谱》）（其实本文意思是公社不对，哈哈哈哈，强行要说不说，这是不符合当时历史真相 的）

◆1958年，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到河南锻炼的干部们亲切交谈。

2月15日，毛泽东看到了广东省委转发的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雷南县没有一个队不瞒产不私分，而且情况十分严重。广东省委1月31日转发的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年谱》第591-593页）

关于瞒报，早在1958年11月21日，武昌会议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就指出：“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在看完广东的报告后，批示：“即送刘、彭真、周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越好。另印如前示。”22日，毛泽东对指示稿进行少量修改后定稿，拟题为《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月下旬，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研，发现不少生产队瞒报私分，而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广东报告的现象一样，与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有直接关系。毛泽东认为：“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1963年至1966年5月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四清，在农村中最初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在城市中最初是“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后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一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成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说道："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内容

播报

1963-1966年在中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城乡社教运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前十条”对 “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社教运动开始以 “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城市的社教运动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期都发展成为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

“四清”运动对改变农村干部的作风，完善基层财务、保管制度，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这场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特别是1965年初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到1965年12月，全国有1/3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 “社教”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 [1]

《前十条》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前十条》颁布后，中国各地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

"五反"试点主要集中于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由于"五反"运动是中央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因此，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和《六十条》精神，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简称"四清"）。保定四清的经验，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63年5月20日，中央将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随同《前十条》下发。此后，中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

丹东市前阳公社，地主在批斗会上

从试点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地区搞得比较好，但是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同志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8省视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彭真同志如实地反映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

从《后十条》的基本内容看，这一文件的制定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讨论后集体智慧的成果，是对社教试点的经验总结，也是带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义的文件。但是，《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此后，随着运动的逐渐铺开，必然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尖锐，从而使试点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因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根据而更加发展。

试点后，中国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后两反阶段，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由于后两反斗争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既有敌我性质的问题，也有大量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为此，中央监委于1963年11月8日向中央汇报了"两反"问题的处理意见，就如何开展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指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这对防止运动中发生打击面过宽等过火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经过"四清"试点，特别是普遍宣讲《双十条》后，农村各地陆续铺开了运动。与试点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点面结合，既有面上开展粗线条四清，又在点上开展细线条四清，运动的范围明显扩大。点面四清的最大区别就是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面上主要就是宣讲《双十条》，干部和群众洗手洗澡等。

这一阶段的农村四清运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如北京市郊区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64年1月23日，先后发生自杀事件40起。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说："不是有10%到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党内高层又出现修正主义，并提出了一整套国际国内纲领；此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开展要，而且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发展高潮

工作队员访贫问苦，向群众了解情况

自1963年下半年后，中国的周边形势严峻。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中美两国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中国国内四清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了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考虑，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等问题外，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

在这次会议上，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不切实的概念，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1963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1963年6月28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月5日至26日，又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视察，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

据逄先知回忆，刘少奇曾邀请田家英一道去南方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当时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不太赞成刘少奇对农村形势和基层干部的过"左"估计以及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左"的做法。但他又很尊重刘少奇，也不能不服从组织，最后勉为其难地参加了文件的修改工作。离北京南下的前一天，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问他对修改文件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两点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没有表态。

1963年9月18日，修改稿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后，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同《后十条》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丹东市前阳公社，新选贫下中农代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批转了一系列文件，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9月1日，正式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0月24日，又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这样，就把三大夺权样板推向全国。11月12日和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

随着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刘少奇视察四清、第二个《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权样板的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中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中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应该说，刘少奇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两位领导人也逐步走向了公开的冲突，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进入转折

鉴于前段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过火斗争等严重的"左"的错误，196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总结前一段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会议本来计划并不很长，但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会议也由此延长至一个月之久。

1964年12月15日下午3：30，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四清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当刘少奇说：”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毛泽东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吗？你一缩就行了“。刘少奇最后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已有所流露。

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四清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刘少奇说：”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回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刘少奇矛盾的性质，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26日，在毛泽东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讲了一些明显带有不满情绪的话。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据参加宴会的薄一波回忆："席间鸦雀无声。"

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并且是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的。他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此后，在1965年1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刘少奇同志

毛泽东与刘少奇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二十三条》的制定，这对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二十三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

《二十三条》下达后，对整个四清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