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凹造型 -- 自以为是

转发自“仲坪苍岩”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axingkinglin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知青专列终于到达边陲汪清。当晚，知青们集中在县委招待所餐厅里用餐，这是我和同学们在汪清吃的第一顿饭：每人两个略显粗糙的二号瓷碗，一个盛着大米与苞米掺和做成的二米饭，一个盛着几乎见不到油花的海带豆腐汤。在此之后的多年山村生活实践告诉我，在那个生活物资相当匮泛的年代里，能吃到这样的饭菜确属不易。

仲坪村办公地]记忆中的仲坪公社父母官们办公的地方是铺着灰瓦的一蹓长长的房子。房子的最西头是公社广播站，在田野日晒雨淋的我还兼着广播站的通讯员，常常将写好的通讯稿送到这里；房子的最东头是公社食堂，我在公社中学任教时就是在公社食堂里搭伙的。当年广播站的东南侧有一所独立的房子，是仲坪邮电所，邮电所有三间房间，最外面的是营业室，里面分别是所长办公室兼邮政分拣室和话务工作室兼话务员休息室。在这里，习惯了拨盘式自动电话的我第一次见到了古老的带着摇把的磁石电话机。公社邮电所是知青们常来的地方，它是处于大山之中的知青与千里之外亲人联系的唯一途径。如今仲坪乡行政上辖属于百草沟，办公房舍虽然仍是平房，但屋顶上的卫星天线和院内停着的吉普车，说明今非昔比了。

下乡后的第一天出工，任务就是开荒筑田。山区的田地只能是分布在倾斜的山坡上啦，正因为如此，雨水的冲刷造成表层腐质土的迅速流失，新开垦的荒地一般经过三年左右的耕作，地力已经不济了，只能改作植树，而以新垦的荒地取而代之。于是年年垦荒，岁岁植树，周而复始永无宁歇。对于从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知青，突然经历连续抡镐刨地的劳作，确实是个难关，一镐下去，如果碰到树根或石头，虎口就被震得发麻，一天下来，手心起泡虎口出血，问题是第二天还要接着干，在那个时候，除了硬着头皮挺下去，其实别无选择！

播种后的玉米相继发芽渐渐长成小苗，与玉米苗同时生长着的还有野草，接下来的活儿就是铲地，用锄头铲去野草，并且进行“简苗”，使每耳的两三株苗中只留下一株最健壮的。这活儿确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你看老乡银锄在握，步伐稳健，锄头随心所欲轻贴垅表左右翻飞，那些贴着玉米苗的野草随之被铲去而玉米嫩苗毫发无伤。看似容易做起来难，知青挥起锄头，一锄下去，野草仍在，可怜的玉米苗却被铲掉了，心里越慌手势越晃，于是苗儿又被铲去不少，为掩盖失误，我们用土将残留的苗茬盖上。队长当然不是傻瓜，他看到知青们铲过的垅上苗儿稀少，用手一捋浮土就发现了我们的把戏，于是被队长好一顿批评，然而这技术不是批评批评就能提高的呀，那怎么办呢？无奈中不知谁出一个馊主意：如果不小心铲掉了苗，干脆把根茬也抠了，再将垅表盖平，这下该发现不了了吧，这馊主意在知青中不胫而走广为效仿。队长发现我们铲过的垅上仍然少苗，但却找不到苗茬了，他纳闷啊，当然啦，队长不愧为队长，几经观察，他终于发现了被我们刨出并藏到垅沟里的根茬，气得队长一阵抓狂！我们却纷纷背过身偷笑   ......当然，这只是知青们刚学农活时的一点点“花絮”，经过刻苦实践，我和我的知青伙伴们终于也能像当地老乡一样挥锄生风，眼到锄落，运握自如了......  



作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是1969年4月初在北京车站乘坐火车离开北京的。火车到达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川火车站后，前来接应的马车已经等候在火车站出站口了。县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在太平川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我们就乘坐前来接应的马车去了插队落户的生产队。

我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太平山大队第三生产小队，大家临时住在队里的两间房子里，王队长安排一位大婶帮我们做饭。我们九个人算作一个知青集体户，张保华担任知青集体户的户长。

帮我们做饭的大婶是三队记工员李秋明的媳妇，我们都喊他李大婶。李大婶当年不到四十岁，她家两个孩子，都是小子，大的叫李军安，当年十七岁，初中毕业，刚参加生产劳动不到一年。二的叫李军平，当年十四岁，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了。

东北的4月乍暖还寒，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还有未融化的残雪和冰冻，当时正处在春耕备耕的准备阶段，地里的农活还不忙。李大婶来帮我们做饭的时候，李军安也跟着一起来，帮着挑水，帮着挑柴，十七岁的李军安已长成了大小伙子，他很开朗很大方，对我们北京知青特别热情，我们对他的印象也很好，都喊他军安哥哥。

春耕备耕生产开始以后，王队长让我们四名女知青跟着李军安往地里拉粪，我们四名女知青拉车，李军安驾辕。空车回牛棚的时候，李军安就让我们四名女知青坐在架子车上，他拉着我们一溜小跑，一口气就跑回牛棚。往车上装粪时，李军安也很卖力气，他一个人差不多能顶我们四个人。

记得是端午节那天一大早，李大婶给我知青送来了九个煮鸡蛋，一人一个。在长岭县有端午节吃鸡蛋的习俗，这一天村里的乡亲们都要吃一个煮鸡蛋。吃过早饭出工劳动时，李军安偷偷塞给我两个煮鸡蛋。我说李大婶已经给我们送来了煮鸡蛋，李军安说这是他专门送给我的。

之后的日子里，李军安对我们知青特别关照，帮我们干农活，有时也到我们居住的队部帮我们挑水。李军安很勤劳很善良，他对我特别好，我发自内心地敬重他，感激他。

那年秋后，队里给我们知青盖了三间新房子，新房子离李大婶家很近，晚饭后的时间，李大婶经常到我们知青集体户来，帮我们腌咸菜，帮我们渍酸菜，问我们有没有需要缝缝补补的东西。我们和李大婶也不见外，谁的纽扣掉了，衣服破了，都让李大婶帮着缝补。

一次李大婶给我们送来了一碗咸豆子，让我们当咸菜吃。吃完了咸豆子，我去给李大婶家送碗，李大婶笑着对我说：“玉珍，我家也没有女儿，你干脆做我的干女儿吧，我来做你的妈妈，我会像亲妈妈一样疼爱你的。”“好呀大婶，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女儿了。”说完，我喊了一声妈，李大婶把我紧紧搂在她怀里，眼泪都落在了我的头发上。李大婶一边抚摸我的头发，一边哽咽着说：“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

从那以后，我不再喊李大婶了，改口叫干妈。干妈可真像妈妈一样，她是真疼我啊。

一晃就到了1974年春天，李军安也二十二岁了，到了二十二岁还没定下婚事，这在当地农村，那可是不多见的。当时农村青年结婚都早，二十一二岁就都结婚了。李军安不着急相看对象，干妈可着急呀，天天逼着他去看对象。干妈还说，过了二十三四还找不到对象，就得打光棍。

那年夏天，我们太平山大队又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一个是去公社供销社饭店工作，一个是去县邮电局工作，大队刘书记把去县里工作的招工审批表给了我，结果我又没通过政审，还是因为我大伯去台湾的事情，我们一家都成了“反革命”，我的这个大伯我都没见过。

接二连三招工受挫，我心里很难受。大队刘书记就对我说：“周玉珍，你不能招工进城，干脆就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吧，先教着书，以后慢慢等机会。”

那年秋天，我到太平山小学当了民办教师，总算脱离了繁重的生产劳动，我发自内心地感激刘书记。

那年冬季，我和两名同学一起结伴回北京探亲，李军安赶着队里的马车把我们三个人送到了太平川火车站。那天天很冷，风很大，李军安就把他的大棉袄脱下来给我穿。我怕他冻感冒了，说啥也不穿。李军安说他身上还穿着一件棉袄，不会冻感冒。我确实冻得够呛，就穿上了他的大棉袄。

到了车站，李军安帮我们把行李搬进候车室，他才一个人赶着马车回了村子。

春节过后回到太平川，刚走出车站，李军安已经等候在出站口了。那天也挺冷，李军安还带了一床棉被，他说是干妈让带的棉被，怕我们下车后挨冻。

图片来源网络

那天回来的路上，我背靠背和李军安坐在一起，他用宽厚的肩膀为我遮挡风寒，我都感觉到了他的体温。

那年初秋，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我们知青集体户的房子漏雨了，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实在不能居住了，王队长就让我们搬回队部的那两间房子暂住。干妈看队部的房子里一角也漏雨，她就拉着我去了她家。在干妈家吃住了四五天，等雨后队里给我们维修好了房顶，大家都搬回了集体户，我才回到集体户吃住。

在干妈家吃住了几天，我感受到了他们一家对我的真情实意，也感受到了李军安对我的特别关爱。那年冬季，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决定和李军安结婚。

当初干妈说啥不同意，她说我是她的干闺女，这样会惹人笑话的。再说了，知青回城是早晚的事情，她怕我以后会后悔。

有一次晚饭后我去干妈家串门，刚走进院子，就听到了干妈的说话声：“军安，玉珍是你的妹妹，她早晚都能回城，你不能毁了她的前程。你二大娘给你介绍的那个吕月英，长相也不错，我看挺好的，你要是定下了婚事，玉珍也就不用可怜你了……”

我在屋门口咳嗽了一声，走进屋叫了一声干妈，笑着说：“干妈，我是喜欢军安哥，不是可怜他。干妈，我都想好了，我给您做儿媳，保证不后悔。”听了我的话，干妈把我搂进她的怀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那年腊月，征得父母同意，我和李军安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婚后的生活不说有多幸福，但我感觉很快乐。

第二年秋天，在八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张淑芹嫁给了他们生产队队长家的二小子，成了第二个嫁个当地农民的北京知青。也是那年秋天，李军安的弟弟李军平也结婚了，他娶了本生产队王延香，王延香是王队长的侄女，长得很漂亮，是我们太平山大队的一枝花。

第一年恢复高考时，我已怀孕七个多月，就没去参加高考。第二年夏季的高考我倒是参加了，但没考上。其实，在学校当一名民办教师也挺好的，高考落榜对我的影响并不大。

1979年春天，国家有了新政策，没有招工进城的知青可以返回原籍了。冷不丁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的差点没跳起来，离开家乡十年了，我总算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去了。第一时间，张淑芹就来约我和她一起到公社办理返京手续。到了公社一打听才知道，和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还没有返城政策，要想回城，只能离婚一条路可走。

从公社回来，我躺在在炕上睡了两天，也没去学校给学生上课。李军安知道我是在闹情绪，他知道我回京的愿望有多么强烈。李军安啥都没说，到学校替我代了几天课，等我稳定了情绪，他才出工劳动。

过了不长时间，张淑芹来找我，她说她已经办好了回京手续，就要回北京了，来给我道个别。

原来，张淑芹跟她丈夫离婚了，两个儿子她一个也不要，只身一个人回北京，她答应以后有了工作，适当给孩子一些补偿。

张淑芹走后，我心里突然感到莫名其妙地失落和惆怅，我也很想回北京。看我又闹起了情绪，李军安就让我在家歇着，他又到学校替我代课去了。我婆婆也知道我的心思，看我不吃不喝蒙头大睡，她心疼我，就对我说：“玉珍，当初我说啥来着，你后悔了吧，我知道早晚你都得后悔。孩子，你们年轻，做事想的不周全，你现在后悔妈也不怪你，可你不能作贱自己的身体，你这样不吃不喝妈心疼你。你起来吃饭吧，实在要想回北京，我就让军安到公社跟你打离婚……”

听了婆婆的话，我扑倒婆婆的怀里，失声痛哭。

说句实话，跟李军安结婚不到一年，我就开始后悔了。到了1976夏天，招工政审就不那么严格了，张保华也是可以教育好黑五类子女，他就被招工到石油勘测队当了工人。我却因为和农民结婚，就失去了招工进城的待遇。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我也是因为和农民结婚，不能回京，你说我能不后悔吗？

后回归后悔，痛定思痛，想想婆婆一家对我的好，想想李军安对我的关爱和呵护，再想想我们可爱的女儿，我决定当一辈子民办教师，再也不提离婚的事情。

1981年初夏，我被安排到公社负责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转成了非农户口，月月也能领工资了。听公社书记说，这属于对留守知青的照顾，是国家的政策。

我到公社工作后，李军安顶替我到学校当了代课老师。后来老师和学生都说李军安有耐心会教书，大队书记就让他当了民办教师，不属于临时代课了。

也算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吧，1984年秋天，李军安考上了县教师进修学校，他在县里学习两年，毕业后回到我们乡中心校任教，转成了公办教师，也端上了公家饭碗，吃上了国库粮。

我女儿十六岁那年，户口迁回了北京，在北京读完高中，考上了北师大，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高中老师，也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李军安退休后，我俩回到北京生活了两个月又回到长岭，北京的夏天太热，我们有些不习惯。

目前，我和李军安还是过着像候鸟一样的迁徙生活，炎热的夏季在长岭生活，其他时间回北京和女儿女婿共享天伦之乐。当年我嫁给农民虽然后悔过，可我们现在的生活却很富足很快乐，李军安的退休工资比我还高，我俩的生活可说是衣食无忧，我感到很知足。

当年的知青集体户（图片来源网络）

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就跟大家讲述完了，曾经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日子虽然很苦，但乡亲们都很善良，对我们城里来的知青特别关爱，曾经的温暖与感动，我永远会记在心里的。也许过不了多久，知青这个词语就会不复存在，因为知青岁月离我们已渐行渐远。写下这段文字，就权当是对那段知青岁月的一个回忆和记录吧。

张德江，男，汉族，1946年11月生，辽宁台安人，1968年11月参加工作，197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吉林任职

1968~1970年 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太平大队知青

张德江的父亲是中国的“炮兵鼻祖”张志毅，是老革命家，为中国的炮兵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于1964年晋升为少将。

知青经历磨练了张德江吃苦耐劳的品格，也让他对基层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基层锻炼多年，张德江深知民间疾苦，对老百姓怀有深厚感情。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积极推动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张德江在农村插队时的一位老会计说，张德江是七队集体户的户长，在知青中很有威望，有着当地青年都赶不上的吃苦劲头。由于表现出色，张德江成为当时１００多名下乡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人。

属于被称为“老三届”的知识青年。

张德江1968年11月到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下乡。“这些小青年每天参加完生产队劳动收工回来就到篮球场打篮球。”当时的老会计邢锡国说，“张德江是七队集体户的户长，他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知青中很有威望。”生产队里的什么活儿张德江都干，铲地、割庄稼、上山冬采、赶车拉烧柴、放爬犁，有些当地小青年都没有他这种吃苦的劲头。他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经常代表七队在大会上讲话，讲得条条是理儿，比老百姓想得还周到。春节集体户的同学们都回家和亲人团聚去了，他就主动留下来看房子。

在队长胡乃和政治队长张德江的带领下，太平七队很快就走在了全大队的前面。当时学校的老师每月才拿30元工资，而每个社员一个月平均能收入100余元。张德江由于表现出色，成为100多名下乡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人。

（本版文图来自《济南日报》）

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他步入中学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到农村去，插队不忘学习

1974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李克强与其他同学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

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由于水土不服，李克强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往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1976年5月，他终于站在了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

1969年初，毕业于北京35中的王岐山来到陕西，在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落户。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吃。王岐山多年后回忆，当时他选择了延安圣地，没有去黑龙江，“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李源潮：

4人一天割稻7亩2分

与政治局委员中其他几位插队知青不同，李源潮是农场知青。位于江苏大丰境内的海丰农场最早是上海农场的一个分场。李源潮是第一批5000多名“老知青”中的一员，待在仿部队建制的海丰农场庆丰二队，当时还用“李援朝”的名字。和他一起下放的知青梁铁旦回忆说：“我们四人一天割稻7亩2分，那时秋收很紧张，农活很艰巨，虽然很艰苦，但大家看到劳动成果，心里很高兴。”如今在上海知青纪念馆展览室，馆藏资料中就有当年李源潮所在知青点的考核记录等。

汪洋，男，汉族，1955年3月生，安徽宿州人，1972年6月参加工作（17岁），197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学硕士学位。

1972-1976年 安徽省宿县地区食品厂工人、车间负责人

1976-1979年 安徽省宿县地区“五七”干校教员，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

并且你自己说了，如果目前的中央更改了说法，你也跟着改，并且认错。

我这里说的，“我就跟着中央的调子”，指的是目前的调子，请注意原文“目前”两字。我既没有说我曾经跟着中央以前的调子，也没有说将会跟着未来中央的调子。何来中央改观点我也跟着改？

那么我提一个问题，打倒四人帮是否符合当年的宪法、是否符合党的组织程序？陈平有没有针对此事说过“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