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 大黄
三、关于九十年代以来的低生育率
上文提到，相对于九十年代之前数据的共识，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九十年代人口统计直到今天仍然残存着不少争议。在这些争议里面，对于人口总和生育率（TFR）的争议是问题的核心。九十年代初，全国性调查的数据都一致性表现出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后来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乃至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到了“似乎难以解释”的极低水平（TFR为1.23）。这引发了人口学者的大量讨论甚至激烈争论。
论争的焦点落在这些指向一致的调查结果到底是否可信，以及如何解释这些数据上。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漏报（官方漏报率为1.81%）构成了这些甚至低于政策生育率（1.46）的低TFR的主要原因，计生委也正是据此把2000年“五普”的TFR值硬调高到1.8。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只考虑统计中的漏报是不够的，实际上，人口统计中同时存在着严重的重报。重报的规模达到2000万以上，接近甚至达到漏报的水平[5]。即使把漏报全部作为出生漏报，也无法合理解释数据，因为这将引起新的自相矛盾和与事实不符[6]。这就涉及到人口科学的一个特点，即人口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自洽的体系，人口学家总可以根据人口资料通过反推、互证来对真实的人口情况做出在一定置信区间之内的合理估计。
如果说漏报率解释不了调查到的低生育率水平，那么怎么才能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呢？这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郭志刚的论文《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6]，在这里面郭对超低生育率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区分了时期总和生育率与经过修正的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并把后者作为终身生育水平估计的依据。这样一来经过修正的生育率就上升到政策生育率以上，其他方面也符合得很好。
这些学术界针对“五普”数据解读的工作从普查结果公布到2004年基本已经告一段落，基本结论是九十年代的低生育率是可信的，超低的TFR数据是可解释的。当然，不同意见仍然存在，但人口统计有另一个特点，即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因为即使有大量的出生漏报，孩子长大以后仍然会进入统计。2005年进行了1%人口抽查，统计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之前的结论[7]。根据最新的数据，年新增人口数已经跌落到800万左右，超低生育率已成定局。进一步的数据将在2010年“六普”中全面体现，六普将对持续了将近20年的低生育率做出一个决定性的总结。距离水落石出的终点已经并不遥远。
在此需要对根据自我观感而判定人口普查数据完全不可信的看法做一点评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是方法论上的，用局部的微观研究的结果来否定宏观调查的结果，中间有着“危险的一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实上，人口学家进行微观研究的并不在少数，但能从根本上否定人口普查数据价值的研究并不存在。这就涉及到第二点，持上述看法的人，能举出的例子通常只是自己有限的经验，比如自己观察到二孩、三孩的还很多等等，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同一地理空间内不孕不育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而这已经是影响生育率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罢了，事实上，持这种看法的人可能连一个社区的全面研究都没有进行过。这种有选择性的观察并不能提供对人口现状有价值的反思，只不过是在特定理论框架下的自我确证罢了。
四、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以上对建国以来的人口发展轨迹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基本没有涉及评价问题。但评价显然是问题的重要方面。在人口评价中出现的问题除了篡改、无视人口事实的方面以外，评价依赖的理论本身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一节集中讨论一下理论问题。
在人口评价中，居中心的问题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胎化”的决策依据，正是建立在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的理论之上。经过长期的灌输，这也是国人普遍的认知现状。
众所周知，人口对经济增长有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影响，通俗得讲就是“手”和“口”的关系。那么这两方面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是如何消长的呢？我们先看国外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的发展[8]。大体来讲，70年代以前，人口增长的“危害论”占主导地位，强调的主要是“口”的方面，这基本是马尔萨斯思路的延续。但这种简单的看法并不能解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比如在人口增长下的经济高速增长。80年代以后，这种简单的看法受到了修正，新的看法对“手”和“口”有更为平衡的认识，甚至更为强调“手”的方面。 相对于已往单纯的对人口总量的讨论，新的理论对人口结构，尤其是年龄结构进行了更多的关注。“人力资本”、“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这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概念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提出的，并成功解释和预测了经济发展的现实。
同时期中国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与国际主流的方向可能恰恰相反。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观念从重视“手”到极端重视“口”，把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后文我会对此做出专门解释。直到20世纪末，新的强调“手”的方面的理论才被引进中国，这里面有代表性的是蔡昉、林毅夫的工作[9]。所以，中国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主流认识，经历了一个“手－口－手”的反复过程，而后半段现在也仅仅只是开始[10]。也正是因为有了经济学家的参与和传播，人口这一高度敏感的话题才慢慢开始解冻，人口学家原来只残存在学术刊物上的声音才慢慢被人听到。
在此把本篇小结一下。本篇主要讨论了九十年代的人口低生育率和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前人口问题的两大焦点，突出出来讨论，很有必要。这两个问题仍将继续争论一段时间，但这个时间并不会太长。我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策略，是把问题挑明，把人口学和经济学内部相关的讨论做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细节我并不打算展开，有兴趣的自然会去发掘。
人口问题，是涉及到人类自身的重大问题，对它的讨论，至少要涉及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等方方面面，各方面形成合力，才能有助于澄清问题，凝聚共识，展望未来。但很可惜，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不能进行充分的讨论，甚至中长期规划这样重要的文件，都没有人口问题的立足之地[11]，这个情况是不可持续，不能继续的。在前两篇里，我对人口问题的实证部分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因为这些基本的事实和理论问题是进行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下面的讨论将转入更有挑战性的部分，也将涉及更多的领域，算一个尝试吧。
[5] 王广州，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报问题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1期
[6] 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人口研究》2004年3月
[7]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8]都阳，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
[9]林毅夫、蔡昉、胡鞍钢等，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
[10]蔡昉，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范式和大人口政策框架
[11]赵晓，世界未必如你所想象，新京报
以70岁的人均寿命，远景总人口是5.6亿。
搞计生的一帮人可以满意了吗？他们的目标似乎是两亿以下。
否则对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是很不利的.
每次都推俺，感激涕零中
整天造反，运动，分居，上山下乡，“省”掉了不少“造人”数量。 ：）
俺就知道“手”可以产出，然而产出的同时也需要消耗，而且整的不好消耗会大于产出。而“口”在任何时候都是消耗，而且经济水平越高消耗的越厉害。
所以俺的看法是不关TFR现在多么低，不管日后的老龄化要付出多少代价，人口政策一定要坚定的执行下去，总人口必须按计划回落，如果有可能最好提前回落。
最近翻看一本老书《只有一个地球》，感触颇多。
五、人口政策与计生委
以上对建国以来的人口理论和现实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按说下面会涉及人口政策，尤其是未来的人口政策问题了。但是且慢。首先，虽然以上的讨论澄清了很多问题，但恐怕更多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尤其是那些尚没有明确答案，甚至不容易有明确提法的问题，这在下文会有所涉及。如果仅仅根据几个事实来进行政策的评价或主张，我看是有些急了。其次，本文并不试图将政策建议作为讨论的终点，即使它很重要。事实上，如果没有能够超越这种或那种具体政策的视野，那只能是画地为牢，自缚手脚，即使在细节问题或许有所洞见，也很难意味着在深度和广度上对人口问题有所把握。
比如，人口政策应当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本身。这是在具体政策之前的前问题。首先是一般的公共政策辩论应该如何进行，即使在西西河这样的虚拟社区里，也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在这种讨论中，重要的是各方提出或否定了何种事实，并据此如何展开具体的论证，至于结论，反而是个次要的东西。任何一种公共政策选择都会有利有弊，所以只要论据可靠，论证严密完整，无论什么结论我看都可能成立，毕竟每个人的价值偏好都会有所不同。但遗憾的是，通常只见表态帖、口水帖，既没有共识，也没有交锋，实际上离公共政策还很遥远。
其次是政府，具体在人口问题上，计生委在制订人口政策的作用，这是人口政策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计生系统已经高度利益集团化，一切有害于或者威胁到自身生存的政策倾向，都在其严密封杀的范围之列。因为计生委垄断了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大部分权力和资源，所以即使是学术研究也举步维艰，最简单的，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关键数据都不公布，至于利用行政权力进行的其他压制就更不用说了。人口学者往往噤若寒蝉，使得即使有了研究结果也并不能进入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公共政策，这并不是人口学者的错。计生系统并不包含能否定自身的因素，甚至与其他利益集团化的政府部门不一样，它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具有单向性，即其本能得反对放松或者取消严厉的“一胎化”政策。这使得它在自身受到威胁或感到时日不多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疯狂，临沂等地近年的野蛮计生行为，就是这一心态的明显体现。
在此似乎我有把问题装到体制层面这个筐里的倾向，其实恰恰相反。在我看来，把人口问题中存在的体制问题做普遍化理解，恰恰遮蔽了问题本身。很简单，以行政吸纳政治，在政府内部引入一定程度的制衡，将决策、执行、监管做适当的分割，在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成熟的惯例，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决策体制是落后中的落后。当然，表面上人口问题也有相应的体制建制，比如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政府系统的跨部门的老龄化委员会等等，但要么人员主要是由前官员构成，要么仅仅是一个“九龙治水”的松散架构，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形成牵制和制衡的力量。这种计生委独大的状况即使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中也并不是一个常态，这是相当令人疑惑的事情。而更扣击心脏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公共舆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令人吃惊的缄默，这个情况在其他有关利益集团裹胁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是不存在的。如何理解这些问题？这恐怕要回到计生系统的强化初期，尤其是“一胎化”政策出台的前后，做一个全景式的考查，才能获得一些解决这些疑惑的灵感。
花之！
以后得改口叫虎老师了，哈哈，虎老师多批评则个！
1，《只有一个地球》，为什么东南亚，印度不看这个书，要中国看，地球是大家的嘛！
2，你解释一下，马尔萨斯时代以来，乃至80年代的罗马俱乐部，他们预言的一个个极限为何落空，人类反而生活得越来越好！
3，在你看来人口要么锐减，要么膨胀，难道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吗？
3，我看过《只有一个孩子》这本书，深为其社会危机所触动。让我体会到社会结构的和谐，和资源能源的考量一样重要！
光强调数量，不强调结构，如割肉减肥，肥减下来了，自己也成瘫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