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阶级论就可以看到社会的本质吗？ -- 河蚌

这是前面一个争论的延续，由“人民军队”谈到了阶级论，本来想简单回复一下，却发现最后写的很长了，所以就单独发个主题吧。

在关于阶级的帖子中，确实可以看出和现实的很多差异来。很多的词汇，如果以阶级论来解释，确实和我们现在的词语不一样（虽然曾经这些词汇是那么熟悉）。比如“资本家”、“劳动人民”，“剥削者”、“被剥削者”，当然最大的差异在于”统治者“、”被统治者“。

没有发现在阶级论中，二元色彩十分明显吗？这个社会难道只能分出“资本家”和“劳动人民”，只能分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只能分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吗？非此即彼吗？就象当年的东林党人一样，难道这个社会上只有“君子”和“小人”吗？

那么，我这样的职业算什么，一个地区分公司的主管，有自己的技术队伍，对上，向老板负责，年终要向老板汇报工作，然后要保证工作业绩，对下则有全权，招人、定薪、提级，提拔好员工，开掉差员工，确定每个人的薪金，保证每一个合格的员工既不会因薪金过低而流失，也不会因为薪金过高而造成财务压力。

不是资本家，因为公司不是我的，但是，在这个公司里，却有着和老板一样的权力，这种角色，在这个社会里比比皆是，而现在一般会称这种角色为“职业经理人”，当然，我知道，阶级论里对这种角色称之为“买办”。

实际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资本家这个词是存在的，一般我们会叫他们”老板“，不叫资本家，是因为无论是“小老板”或者“大老板”，他们其实都不是食利者，而是企业的管理者，承担着沉重的压力，他们的工作并不比那些每日工作10几小时的基层员工更轻松。

而资本家对立面的所谓“劳动人民”，则分出了经理人、部门主管、技术人员、蓝领工人，如果再细分，恐怕还能分出更多的种类，每一种类在企业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老板和蓝领工人可以划为“资本家”和“劳动人民”的话，那么中间这一群算什么。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革命的成果还很低级，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依靠对外掠夺和强行推销（想想工业革命了的英国仍然在中国卖不出棉布就知道那些产品的质量了，你见到现在农民还有几人去织布），工厂的管理模式十分简单，盈利模式是通过压榨员工的绝对剩余价值。这时候，工厂其实就是由老板、为数很少的管理人员和大量的蓝领工人组成的，而全社会的工厂也都是这种模式，因此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的分析，认为工业社会就是资本家和劳动人民，就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十分正常。

但是，为什么会有修正主义，为什么第二国际的分裂中，大多数的反而是修正主义（实际上，如果不是恩格斯死在分裂之前的话，他会如何选择显然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那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工厂的利润很多的依赖于科技，依赖于设备，而不是依赖于工人的劳动时间，二十世纪末期是一个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代，我们知道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贝尔发明了电话，我们是否知道这些大发明家，后来也都成为了以他们命名的大公司的老板。

其实我们在中学时都上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学过剩余价值，都知道在绝对剩余价值之后有个相对剩余价值。不过，如果你现在回头看一下，你不觉得那个相对剩余价值是十分可笑吗？凭什么要用所谓实际工作时间去除以有用工作时间，然后得出现代白领虽然工作时间只有8小时，但是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却是4倍，而蓝领工人工作12小时，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只有1.5倍。这个所谓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是一个面向当代社会而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补充，然而，它显然是个笑话。

其实，即使是绝对剩余价值理论，难道没有缺陷，在这里面，所有的设备归为不变资本，而只有付给人的工资作为可变资本，这与现实相付吗？在十八十九世纪，工厂设备确实与地主的土地相仿，同质性很强，没有技术含量，老板买设备建工厂与地主买土地收租子相似性很高，食利的色彩也很浓。那么现代，设备里面所蕴含的科技含量，对生产效率的提升，难道不是起主导因素，同样的一个人，用不同的设备，可能造成生产效率成倍的提升，而按照绝对剩余价值理论，这些多出来的效益都只算在人员工资的头上，这能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吗？

而这一切，都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我们必须承认，马恩哲学的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的精细分析的基础上的，是当时学以致用的科学，要不然，马恩哲学也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时代又发展了100多年了，现在的社会再去套用那套理论，并且是先承认理论，再去社会上去寻找现象和这个匹配，不去到生活中去，而是在网络上整天找一些极端事件来印证理论，就自认为认识到了真理。而面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不认同，却仍然坚持已见，作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势来。这就是现代社会里，左派的最大的问题。

科技改变了这个社会，实际上也造成了劳动者个体的差异，血汗工厂为什么血汗，是因为工厂里的工人都是同质的，如果10天就可以将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工人的话，那么这样的工厂就必然血汗化。如果我们去了解上年度《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中国工人”那个群组的经历，我们就会知道，那些女工的来源都惊人的一致，但是却随着工作经历的长短，其地位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社会的现实，认识到人的个体差异在社会中经济地位的实际不平等，保证弱势者有存活的权利，保证强势者有扩张的权利。要保证强势者的扩张不是以占有弱势者的利益为手段的，而社会更应防止的，是用简单的二分法，将一个社会划分为二元，将经济社会简单地划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然后再以些二元为基础，认为社会就是对立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认为只有革命才是出路。这样的思想也难怪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在经济社会中如此，在政治体制上何尝不是如此。将社会人群简单的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是统治者，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让工农劳苦大众为统治者。那么我们看一下这种理论的实践吧，在1949到1979这被某些人视为田野牧歌式的理想社会的三十年，工农大众真的是统治者吗？陈永贵、吴贵贤、郝建秀等数人就能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了，王洪文是不是也能代表工人阶级，确实，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异数，那么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吗？一个和平了20多年的国家，竟然让大多数老百姓一年吃不上肉，让所有的人都有粮食限量，让所有的人一年只能有那么几米布票，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穿三年，这难道能叫工农作主。

只要是人类社会就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也必然在各方面有特殊权力，并会利用特权来谋私。这不单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也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的共识。但是简单的，将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则又是一个二元论，对立论。现在没有皇帝了，也没有明显的官吏分野，于是官有大小之分，到哪一级算统治者，到哪一级算被统治者，还是说不管科长处长村长，只要带个长就是统治者。一有什么黑暗，就去说这是统治者在压迫被统治者，然后用阶级论调来分析这些事情，得出社会一片黑暗，必须推倒重来，这难道不是阶级论的最终论调。

而阶级论在中国，最具有破坏性的，是认为现在的社会是工农阶级做主的社会，以前的社会则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然后所有的官员（包括皇帝）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将中华文明中几乎所有的思想精英、政治精英、军事精英说成是帝王将相，是统治者压迫者。这种论调造成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严重破坏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无疑也是造成洋奴思想的最根本原因。

社会是复杂的，历史是复杂的。二元可以将社会简单化，可以让某些人认为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可以让人觉得社会一片黑暗，也可以当作“一块红布，蒙住双眼也蒙住天”，然后眼前就只剩下“幸福”。但是，二元所得到的东西，毕竟不是社会的真实，社会是复杂的组合，是无论如何用二元无法表现。而因此，二元思维，无论怎么美化，其破坏性都远远大于建设性。

而阶级论，难道不就是这样一个二元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