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中的成语13 -- 桥上

《昭二十五年经》：

有鸜鹆来巢。（（p 1454）（10250003））（116）

《昭二十五年传》：

“有鸜鹆(qú yù)来巢”，书所无也。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成之世，童谣有之，曰：‘鸜之鹆之，公出辱之。鸜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鸜鹆跦(zhū)跦，公在乾侯，徵褰与襦(rú)。鸜鹆之巢，远哉遥遥，裯父丧劳，宋父以骄。鸜鹆鸜鹆，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鸜鹆来巢，其将及乎？”（（p 1459）（10250401））（116）

我的粗译：

这里的《春秋经》上写“有鸜鹆来巢”，是记录过去所没有的现象，师己评论说：“我听说在我们文公到成公那时候，一直流传一首童谣：‘鸜之鹆之，公出辱之。鸜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鸜鹆跦跦，公在乾侯，徵褰与襦。鸜鹆之巢，远哉遥遥，裯父丧劳，宋父以骄。鸜鹆鸜鹆，往歌来哭。’所以这事在那时的童谣里已经有了预言了，现在果然有鸜鹆来巢，这些预言要应验了吗？”

一些补充：

文公到成公中间还隔了个宣公，这三个公每人在位都是十八年，共五十四年，随后是现在昭公的前任也就是他的父亲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现在则已到昭公二十五年，总加起来，到现在，离文公上任已过了一百一十年，离童谣的流传也该有一百年左右了吧。

这段童谣的“预言”后来果然一一应验，杨伯峻先生有注：

“往馈之马”：《会笺》云：“与季平子每岁买馈之应。”

“公在乾侯”：二十八年《经》：“公如晋，次于乾侯。”《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乾音干，言其地水常涸也。”昭公死于乾侯，故以为言。

“徵褰与襦”：《会笺》：“与平子每岁归从者之衣履应。”

“裯父丧劳”：裯，昭公名也。《史记》及《汉书古今人表》作“稠”。杜《注》：“死外，故丧劳。”

“宋父以骄”：杜《注》：“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骄。”

“往歌来哭”：杜《注》：“昭公生出，歌；死还，哭。”

下面有“鲁文公薨(hōng)，而东门遂杀適(dí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正是这首童谣所说事变的基本背景。

“乾侯”（杨注：乾侯，晋邑。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8，北纬36.4（漳河店附近）。

鸜鹆据说就是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椋鸟科）（椋音liáng）——又名：鹦鸲、寒皋、华华、鸜鸲。留鸟。在自然界的分布现在应是在淮河以南，那时在鲁国出现也是稀罕事。

下面是两张鸜鹆的图片，截自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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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二十五年经》：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p 1454）（10250004））（116）

《昭二十五年传》：

秋，书再雩，旱甚也。（（p 1460）（10250501））（116）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春秋经》记录下举行了两次“大雩”，这是因为旱情非常严重。

一些补充：

这是昭公时期第六次和第七次“大雩”。去年举行了昭公时期的第五次“大雩”。中间还“有鸜鹆来巢。”（《昭二十五年经》（p 1454）（10250003））（116）。当时的老天爷一定是乱套了。但在鲁国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鲁昭公还要闹事，可见他全无心肝。

杨伯峻先生注《经》曰：“上辛，第一旬之辛日，即辛卯，三日。季辛，下旬之辛日，即辛亥，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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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二十五年经》：

九月己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p 1454）（10250005））（116）

《昭二十五年传》：

季公若之姊为小邾(zhū)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从，谓曹氏勿与，鲁将逐之。曹氏告公。公告乐祁。乐祁曰：“与之。如是，鲁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是以镇抚其民。《诗》曰：‘人之云亡，心之忧矣。’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犹可，动必忧。”（（p 1456）（10250201））（116）

我的粗译：

季公若的姐姐是小邾国国君的夫人，她生了宋元夫人，宋元夫人生了个女儿（宋国的公主），要嫁给季孙意如（季平子），叔孙婼（昭子）前往宋国下聘同时就迎亲，季公若也跟着去了，却告诉宋元夫人（曹氏，“曹”乃小邾国的“姓”，宋元夫人是季公若的外甥女）不要把女儿嫁给季孙意如，说是我们鲁国就要把季孙意如赶走了。

宋元夫人（曹氏）把这话报告了宋元公，宋元公又和乐祁说了这个情况，乐祁说：“嫁给他。要是那些人闹事，最后被赶走的一定是鲁昭公。季氏执掌政权已经三代了，丧失权力的鲁国国君已经有四位了。从来没有不掌握‘民’能成事的，所以国君务必得能对‘民’恩威并用。《诗》里说了：‘人之云亡，心之忧矣。’鲁国国君已经不能掌握‘民’，怎么可能成事？要是小心谨慎的等待机会还行，要是轻举妄动，一定会倒霉。”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公若从，谓曹氏勿与，鲁将逐之”曰：“曹，小邾君之姓，曹氏即宋元夫人。古代姓与氏本有别，但散文亦可通。”

关于曹氏之“氏”字，虽然我们现在说当时有“姓”和“氏”，但“氏”这个名称是后人加的，而当时人口中的“氏”并非像后来那样意味着“姓”和“氏”之“氏”，我体会这里的“氏”大体上是“那些”、“那里”、“那位”一类的意思，当然语序也和现在不完全一样。关于当时“氏”的意义我在别处有详细些的讨论，如有兴趣请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02姓氏宗族家室 2： 二、氏 （上）》和《春秋左传注读后02姓氏宗族家室 3： 二、氏 （下）》。

那两句诗出自《大雅荡之什瞻卬六章》：

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罔，维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68））

高亨先生注此曰：罔，林义光说：“罔读为荒。降荒犹降灾也。”优，厚也。引申为严重。幾，危也。

而乐祁引用这两句诗大概意为：此人快呆不下去了（快要逃跑了），所以忧心忡忡。

《昭十五年经》：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p 1368）（10150004））（116）

《昭十六年经》：

九月，大雩。（（p 1375）（10160005））（116）

《昭十六年传》：

九月，大雩，旱也。（（p 1382）（10160601））（116）

我的粗译：

四年后的九月，我们又一次举行大雩，也是发生了旱情。

一些补充：

上面《春秋经》中记录的这次日食未见什么人直接因此遭祸，当时人也许是将旱灾归因于这次日食了。杨伯峻先生于此注曰：“此公元前五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之日环蚀，此年实以周正之十二月为正月，若以周正计算，当五月丁巳朔。去年应有闰月而未闰，因当时历法固不甚精密，说见《元史历志二》。”

这是昭公时期鲁国的第四次“大雩”。同时郑国也发生了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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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十七年经》：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来朝。（（p 1383）（10170001））（116）

《昭十七年传》：

十七年春，小邾(zhū)穆公来朝，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叔》，穆公赋《菁菁者莪》(é)。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p 1384）（10170101））（116）

我的粗译：

到我们昭公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见我们主上，主上设宴招待他。在宴会上，季孙意如（季平子）唱了《采叔》，小邾穆公唱了《菁菁者莪》。叔孙婼（昭子）评论说：“要是治国没两把刷子，怎么能做得久？”

一些补充：

季孙意如唱的是：“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意在：“君子来朝，何锡予之？”小邾穆公回唱的是：“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意在：“既见君子，乐且有仪。”非常得体，所以叔孙婼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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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十七年经》：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p 1383）（10170002））（116）

《昭十七年传》：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p 1384）（10170201））（091、116）

我的粗译：

这年的夏六月甲戌朔（朔指该月的第一天），又发生了日食。负责应对的祝史向上司请示禳灾用什么贡品，叔孙婼（昭子）告诉他：“出现日食的时候，天子会停办宴会，派人在‘社’里擂鼓；诸侯则会在‘社’里献上祭品，派人在‘朝’上擂鼓；这是‘礼’。”季孙意如（季平子）却拦住说：“等一下，只有在正月朔，阴气未生的时候发生了日食，那才需要擂鼓、献祭品，这才是‘礼’。别的时候不用。”

旁边的大史赶紧说：“现在就是需要献祭品的那个月，当太阳过了春分点但还没到夏至点的时候，如果日、月、星出现灾异，就需要百官都穿起素服，主上取消宴会，日食时主上还得避出正堂和正寝，让‘乐’负责擂鼓，‘祝’负责献祭，‘史’负责朗读祝文。所以《夏书》上说，‘辰不集于房，瞽（盲人，当时常常作乐师）奏鼓，啬夫驰（监察官骑着马巡视），庶人走（农夫乱跑）’，说的就是应如何应对月朔时出现的灾异。而且现在正是夏四月，是所谓孟夏之月。”

但是季孙意如不听。叔孙婼在退朝以后说：“此人将要有不安分的想法了，他已经不把我们的主上放在眼里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曰：

此年六月无日食，日食在周正九月癸酉朔，而据《传》文，亦在周正六月。传文或是错简。此年应有闰，若闰在十月以后，则为周正十月癸酉朔。

杜《注》：“礼，正阳之月日食，当用币于社，故请之。”古人以夏正四月为正阳之月，周正六月即夏正四月也。请所用币即请示用何种物祭社。

杜《注》：“正月谓建巳正阳之月也，于周为六月，于夏为四月。慝，阴气也。四月纯阳用事，阴气未动而侵阳，災重，故有伐鼓用币之礼也。平子以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古人迷信，常以天象与人事相连，以夏正四月为纯阳之月，谓之正月，亦见于《诗小雅正月》。《正月》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夏正四月不应繁霜，故繁霜则忧伤。若周正正月，即夏正十一月，本应繁霜，何必忧伤？

啬夫之名见于《仪礼觐礼》、《管子臣道篇上》、《鶡冠子王铁篇》等。郑玄注《觐礼》，以为司空之属官；尹知章注《管子》，则以吏啬夫为检束群吏之官，人啬夫为检束百姓之官；《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则谓“啬夫，掌币吏”。《韩非子说林下》亦有啬夫，为县邑官。疑此啬夫为乡邑官。

杜《注》：“逸《书》也。”今伪古文《尚书胤征》作“辰弗集于房”。杜又云：“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则食。”杜未知日食，故误注。《周语》“辰在斗柄”，韦《注》：“辰，日月之会。”此辰字亦此义。每月朔日，日-月与地球成一直线，若月遮蔽日光，即月球中心离白道（月绕地球轨道平面与天球相交之大圆）与黄道（地球公转轨道平面与天球相交之大圆）相交点入食限，则日食。若相交点在上限（十八度三十一分）外，则无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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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十九年经》：

己卯，地震。（（p 1400）（10190003））（116）

《昭二十一年经》：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p 1423）（10210004））（116）

八月乙亥，叔辄卒。（（p 1423）（10210005））（116）

《昭二十一年传》：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災，阳不克也，故常为水。”（（p 1426）（10210501））（116）

于是叔辄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将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辄卒。（（p 1427）（10210502））（091、116）

我的粗译：

四年后的秋七月壬午朔，又发生了日食，我们的主上就问梓慎：“是何物也？祸福何为？”这是什么征兆？会有什么样的祸还是福？梓慎回答说：“在二至二分的时候，如果发生日食，就没有灾。因为日月运行的轨道在春分秋分的时候是相同的，在夏至冬至的时候是相交的。在别的月就会出现灾祸。阳不胜阴，所以常会发生水灾。”

当时叔辄（子叔）为发生日食而哭泣，叔孙婼（昭子）评论说：“子叔将死，非所哭也。（叔辄要死了，哭的不是地方。）”到这年八月，叔辄就死了。

一些补充：

《春秋经》记录的一系列灾异，日食、地震、水旱灾、虫灾等，如未指明发生的地方，则多是本地的灾异，按某种当时人的说法，都是上天对本国统治者示警，都是要应在某些本国统治者身上的。

不过前面的士文子和这里的梓慎都在试图用自然界自身的规律解释这些灾异，当然那时人对自然的认识还不像我们现在那么深入，所以虽然这些解释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值一提，而且即在当时也可能不是认识世界的最前沿，但这毕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所留下的一些痕迹。

叔辄所在的子叔氏是此时鲁国在三桓（季氏、叔孙氏、孟氏）以外另一个跻身卿位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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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二十二年经》：

大蒐于昌间。（（p 1431）（10220003））（116）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p 1432）（10220010））（116）

《昭二十三年经》：

八月乙未，地震。（（p 1440）（10230009））（116）

《昭二十四年经》：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孙玃卒。（（p 1449）（10240001））（116）

一些补充：

“昌间”（杨注：江永《考实》云：“《括地志》，‘昌平山在泗水县南六十里，有昌平乡，故山为名。’然则昌间其在泗水县境欤？”），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1，北纬35.5（阙里南）。

仲孙玃（孟僖子）是鲁国排第三位的卿，他死前把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其中一位会接替他当孟家的族长）托付给了孔子进行教育。

《昭七年经》：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孙宿卒。（（p 1282）（10070007））（116）

《昭七年传》：

十一月，季武子卒。晋侯谓伯瑕曰：“吾所问日食，从矣。可常乎？”对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诗》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其异终也如是。”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p 1296）（10071401））（116）

我的粗译：

到了这年十一月，季孙宿（季武子）去世了。晋平公听说以后，就问士文子（伯瑕）说：“我上回问的日食那事应验了，要再有这样的预兆还能这么预测吗？”士文子回答说：“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诗》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其异终也如是。”他的意思是：不行。六物的关系已经改变，民心也起了变化，事情发生的过程也不一样，有关的官职更不相同，虽然开端相似，但结果却很可能不同，怎么会有不变的模式呢？《诗》里说“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国”，结果就是会这么不一样。

晋平公问：“何谓六物？”回答：“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又问：“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人家给寡人说过好多‘辰’，都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辰’？）”回答：“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太阳和月亮交会的点叫作辰，所以用来纪日。）”

一些补充：

那句《诗》出自《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今本作“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士文子引此是要以同一批官员的命运会有很大差异来说明类似的开局会有大不相同的结果，当然这并非诗人的原意。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

岁有二义，一，《说文》云：“岁，木星也。”二，《尔雅释天》云：“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其实，商亦用岁，如《甲骨文录》五七四“乙丑卜王贞，今岁受年十二月”可证。服虔、杜预并云：“时谓四时也。”日，服虔、杜预并以为“天有十日”之日，即自甲至癸。服虔、杜预并云：“月，十二月也。”星，服虔、杜预并云：“星，二十八宿也。”然当时所见之星，实不仅二十八宿，即行星则不在二十八宿之内。《诗小雅大东》“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启明、长庚皆金星。故星实指当时天空所能见之星。辰之义甚多，详下文及《注》。

当时对辰有多种概念，如《论语为政》之“北辰”，则北极也；《公羊传》昭十七年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则心宿也；桓二年《传》“三辰旂旗”，则日、月、星也；成九年《传》“浃辰之间”，浃辰，十二日，《疏》谓“从子至亥为十二辰”。僖五年《传》“龙尾伏辰”，则日月之会也。

如上面杨先生所注，“辰”有很多不同的义项，很多词汇都难免如此。有些古人经常利用一个词汇的多义性从一个概念偷换到另一个概念，很少有人像晋平公这么较真。不过偷换概念的风气可不是什么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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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八年经》：

秋，蒐于红。（（p 1299）（10080006））（116）

《昭八年传》：

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shèng)。（（p 1302）（10080401））（116）

我的粗译：

下年秋天，我们在“红”举行了大蒐（杨注：大检阅，诸侯有遍境出军之法。），从根牟一直到商、卫，征召了革车千乘。

一些补充：

“红”杨先生未注，应该就在鲁国国都附近。

“根牟”（杨注：根牟，鲁东境，今山东-莒县西南五十余里。），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7，北纬35.4（沂南县东南）。

“商、卫”杨先生注曰：“商即宋，惠士奇谓此文当纪于定公时，故避定公讳，不曰宋而曰商。鲁西南边境与宋邻，西北边境与卫邻，自东至西，全国动员，而大蒐于红，革车千乘。”

“革车”是相对于“木车”而言，估计是指车厢部分很多部位如底板、侧板等用皮革代替了木材。

《昭八年经》：

大雩。（（p 1300）（10080008））（116）

一些补充：

这是昭公时期第三次“大雩”，又发生了旱情。

《昭十年经》：

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玃帅师伐莒。（（p 1313）（10100003））（116）

《昭十年传》：

秋七月，平子伐莒(jǔ)，取郠(gěng)。献俘，始用人于亳(bó)社。臧(zāng)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饗鲁祭乎！周公饗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tiāo)。’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p 1318）（10100301））（116）

我的粗译：

两年后的秋七月，季孙意如（平子）率兵进攻莒国，打下了“郠”。回来后举行了献俘礼，头一次用人在亳社献祭。臧武仲（臧孙纥）当时在齐国，他评论说：“周公以后不会再来接受鲁国的献祭了！我们的老祖宗周公要的是‘义’，可现在我们鲁国已经没有‘义’了。诗里说：‘德音孔昭，视民不佻。’我们这种轻率的行为本已过分，但还要一意孤行，那谁还会为我们赐福呢？”

一些补充：

郠（杨注：郠音梗，在今山东-沂水县界。），推测位置为：东经118.56，北纬35.87（沂水县-后古城村西）。

臧孙纥此时流亡在外，他被赶出鲁国的经过见《《左传》中的成语00附：臧孙哭石2》。

那两句诗出自《小雅鹿鸣之什鹿鸣》，杨伯峻先生注曰：

郑玄《笺》云：“孔，甚；昭，明也。视古示字。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偷薄）于礼义。”

《昭十一年经》：

五月甲申，夫人归氏薨。（（p 1321）（10110005））（116）

大蒐于比蒲。（（p 1321）（10110006））（116）

《昭十一年传》：

五月，齊归薨，大蒐于比蒲，非礼也。（（p 1324）（10110301））（116）

我的粗译：

下年五月，齊归去世，可我们又在比蒲举行了大蒐，这么做不合于“礼”。

一些补充：

比蒲（杨注：比蒲，杜无注，不知在今何地。）。鲁国之内有蒲圃，我猜所谓比蒲乃意为靠近蒲圃之地，或在鲁国（城）之内东南部，那里“有一片路土呈长方形，东西长约75，南北宽约60米”（《曲阜鲁国故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p 014）《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三节、文化遗址和墓区的分布二、大型建筑基址》），像是个小广场。

齊归——归氏，即鲁襄公的妾，也是鲁襄公嫡夫人敬归的妹妹，还是鲁昭公的生母，此时母以子贵，当然也就是“夫人”、“小君”了。

《昭十一年经》：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归。（（p 1321）（10110009））（116）

《昭十一年传》：

九月，葬齊归，公不慼。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史赵曰：“必为鲁郊。”侍者曰：“何故？”曰：“归姓也，不思亲，祖不归也。”（（p 1326）（10110701））（116）

叔向曰：“鲁公室其卑乎！君有大丧，国不废蒐；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慼。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无慼容，不顾亲也。国不忌君，君不顾亲，能无卑乎？殆其失国。”（（p 1327）（10110702））（116）

我的粗译：

到了九月，为齊归夫人下葬，但我们的主上昭公一点都不悲伤。当时晋国派了一位“士”来送葬，回去以后这位“士”对史赵说了这个情况。于是史赵说：“必为鲁郊。”他的侍者就问：“何故？”他说：“此人（指昭公）出自归姓，可一点都不思念自己的亲族，它的祖上也就不会归附他。”

晋国的大夫叔向也批评说：“难道鲁国的公室已经衰落了吗！主上家有重大的丧事，可国家照旧进行检阅；有应该服丧三年的丧事，却连保持一天的悲哀都做不到。“国”内的人不顾忌应该尊重国丧，是不在乎他们的主上了；主上没有悲哀的样子，是不在乎他自己的亲族。“国”内的人不在乎主上，主上不在乎亲族，怎么能不衰落？最终他们的主上丧失国家也不奇怪。”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必为鲁郊”云：

杜《注》：“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国。”章炳麟《左传读》驳之，谓据《荀子礼论》及《春秋繁露》，“圣王无后者，寄食于后王之郊。昭公寄食齐、晋，亦犹此也。言鲁郊者，鲁有郊祭，举近者为言耳”。昭公之后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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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十二年经》：

公如晋，至河乃复。（（p 1330）（10120004））（116）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齐。（（p 1330）（10120008））（116）

《昭十二年传》：

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朝嗣(sì)君也。公如晋，至河，乃复。取郠(gěng)之役，莒(jǔ)人愬于晋，晋有平公之丧，未之治也，故辞公。公子慭(yìn)遂如晋。（（p 1332）（10120401））（116）

我的粗译：

齐景公、卫灵公、郑简公前往晋国，朝见去年即位的晋昭公。我们的主上也去了晋国，到了黄河边上，却被挡了回来。由于两年前我们攻下了莒国的“郠”，莒人向晋国告了状，当时晋国正赶上平公去世，没时间管这件事，所以让我们的主上先回来。公子慭代表我们的主上去了晋国。

《昭七年经》：

三月，公如楚。（（p 1281）（10070002））（116）

《昭七年传》：

公将往，梦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p 1286）（10070302））（116）

我的粗译：

我们主上将要前往楚国，梦见我们的襄公为自己送行。梓慎就说了：“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他的意思是我们主上去不成，当年我们襄公去楚国的时候，是梦见了老祖宗周公为自己送行，现在只是襄公来送行，主上最后去不成。

可是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这是说：得去！我们的先君襄公没去过楚国，所以老祖宗周公为先君送行来指引他，现在襄公已经去过楚国了，所以由襄公来为我们的主上送行，指引我们的主上。要是不去，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一些补充：

十年前，襄二十八年，鲁襄公曾往楚国，正赶上楚康王去世，在葬礼上，楚人企图贬低襄公的地位，闹得很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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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七年经》：

叔孙婼如齐涖盟。（（p 1281）（10070003））（116）

《昭七年传》：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災，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zāng)’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zhé)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p 1287）（10070401））（085、116）

我的粗译：

这年夏四月甲辰朔（初一），发生了日食。晋平公问他的大夫士文伯说：“谁将当日食？”他是问这次日食带来的灾祸会落到谁头上。士文伯回答说：“鲁、卫恶之。卫大，鲁小。”这意思是鲁国和卫国会有灾祸，卫国的灾祸大，鲁国的灾祸小。

晋平公又问：“何故？”士文伯回答：“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災，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他是说日食是从卫地开始，然后到达了鲁地，所以带来的灾祸鲁国也会挨上。但主要的灾祸恐怕会落在卫国国君头上吧，鲁国就会有上卿要倒霉。

晋平公接着问：“《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士文伯回答：“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他的意思是：这说的就是不好好执政。国家无人治理，不能任用好人，就会招来日月之災，所以治理国家不可不慎。但只需要注意三点：第一要选出好人，第二要顺应“民”心，第三要不误农时。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曰：“此公历三月十八日之日全蚀。”

晋平公问的那两句诗也是讲日食的，出自《小雅节南山之什十月之交二章》，高亨先生指出：“据古历学家推算，（这诗中所唱的日食是）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日食。”“周历十月，等于夏历八月。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七七六年九月六日。”下面就是《十月之交二章》：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80））

高亨先生注此曰：

告凶，示人以灾凶。行（háng杭），道也，轨道。此句言日月没有遵循常轨运行。四国，四方的国家，指天下。无政，没有善政。常，正常。此二句言：上次月食还算是常事。于，犹如也。臧，善也。此二句言：这次日食却是多么不吉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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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七年传》：

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谢息为孟孙守，不可，曰：“人有言曰：‘虽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礼也。’夫子从君，而守臣丧邑，虽吾子亦有猜焉。”季孙曰：“君之在楚，于晋罪也。又不听晋，鲁罪重矣。晋师必至，吾无以待之，不如与之。间晋而取诸杞。吾与子桃，成反，谁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鲁无忧，而孟孙益邑，子何病焉？”辞以无山，与之莱、柞。乃迁于桃。晋人为杞取成。（（p 1288）（10070501））（082、116）

我的粗译：

晋国派人来监督我们把那块杞田归还给杞国，季孙宿准备把“成”那个城也移交给杞人，“成”是孟孙家的主要采邑，当时为孟孙家管理“成”的是谢息，他坚决反对，说：“我听人说：‘只要会用陶罐打水（挈缾），就知道不能把陶罐随便借人，这是规矩。’现在我们孟孙家的家长仲孙玃正随我们的主上（鲁昭公）出访楚国（夫子从君），我这个“成”的管理者竟然把城邑搞没了（而守臣丧邑），换作是大人您也会认为是我在搞鬼吧。”

于是季孙宿安抚谢息说：“我们的主上去了楚国，这就已经得罪了晋国，要是我们这次再不听从晋国，更会大大得罪晋国。晋国一定会派军队讨伐我们，我抵挡不了，所以不如现在先把‘成’交出去，等晋国这股劲过去再从杞国那里把‘成’拿回来。我现在先把“桃”那个城给你们，等以后把‘成’那个城拿回来了，没人敢要，不还是归你们，那你们就有了两个‘成’了。我们鲁国免除了一场灾祸，你们孟孙家多了个城邑，大人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谢息又提出“桃”那个城没有山，于是又把“莱、柞”那个地方给了孟孙家，谢息就把“成”那个城的“民”迁到了“桃”，由晋人为杞国接收了“成”。

一些补充：

“成”（杨注：成即郕，本杞田，后为孟氏邑。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并见隐五年《经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18，北纬35.86（田家林）。

“桃”（杨注：桃，今山东-汶上县东北三十五里之桃乡，亦见襄十七年《经注》。“桃”《公羊》作“洮”，同从兆声。地在今山东-汶上县北而稍东约三十五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6.60，北纬35.90（汶上县军屯乡南陶村）。

“莱、柞”（杨注：《水经淄水注》引应劭（当作阚因，郦误）《十三州记》谓太山-莱芜县-鲁之莱祚邑。顾栋高《大事表》八上云：“莱祚在今莱芜县。莱、祚二山名，盖邑有二小山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7.83，北纬36.20（莱芜县城子村莱芜故城）。

不过从上面的文气来看，所谓“莱、柞”当就在“桃”附近，好比，“桃”南面不远：（东经116.57，北纬35.85；东经116.58，北纬35.84）就有两座小山。

“杞”（杨注：杞，国名，姒姓。杞本旧国，汤封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曾言之，证以卜辞中有杞侯（《殷虚书契后编下》三七五），良信。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是为重封，故亦称夏（见《逸周书王会解》），犹宋之称殷、称商。国都初于今河南杞县，春秋前即已东迁。清-光绪间，山东-新泰县出土杞伯器多种，许瀚以为新泰即杞都所在，详见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卷二。），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4，北纬35.07（僖十四年前，襄二十九年后，泰安县淳于村）。

“杞田”当在“杞”、“成”之间。

这一段表现了季、孟两家堂而皇之地私相授受。

“挈缾之知”（qiè píng zhī zhì），“缾”或为“瓶”，“知”或为“智”，是出自这里的成语，大意是不懂得很深奥的道理。

下面是我估计的当时所谓“缾”——打水器具（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者也）的可能的样子（图片截自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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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七年传》：

楚子享公于新台，使长鬛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启彊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曰：“何贺？”对曰：“齐与晋、越欲此久矣。寡君无適与也，而传诸君。君其备禦三邻，慎守宝矣，敢不贺乎？”公惧，乃反之。（（p 1289）（10070601））（116）

我的粗译：

我们的主上到了楚国，楚灵王在新筑的高台设宴招待我们的主上，楚方派出了高大的侍从，还把著名的好弓“大屈”送给我们主上。但很快楚灵王就后悔了。楚国的大夫薳启彊听说了，就来见我们的主上。我们主上留他说话，他忽然向我们主上拜贺，我们主上就问：“何贺（有什么好贺的）？”他说：“齐国和晋国、越国早就想要这把‘大屈’，寡君一直没想好该给谁，现在终于传给了主上。主上以后要小心了，得防备那三家邻居来抢这个‘宝’。主上得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岂敢不拜贺。”我们主上害怕了，就把那把“大屈”还了回去。

《昭七年经》：

九月，公至自楚。（（p 1282）（10070006））（116）

一些补充：

下面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古代战争馆展出的春秋晚期竹弓，由湖南省博物馆提供，1971年2月长沙浏城桥1号墓出土。这弓当然没有“大屈”那么精良，但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弓的实物之一。弓呈黑褐色，弓干完整，做工精细。弓长1120毫米，弣部宽27毫米，厚20毫米。弣部向两端走向渐细，至末梢有20毫米长的部分再收细。两端连线至弓弣的垂直间距为190毫米。弣部用三层竹片叠合而成，然后用丝线缠紧，外表髹漆。漆皮已松裂，脱落。该弓出土脱水后仍不变形，由此可证明制作系用优良材料，经过特殊加工处理而成（图片截自网上）：

《昭五年经》：

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p 1260）（10050004））（116）

《昭五年传》：

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牟夷非卿而书，尊地也。（（p 1270）（10050601））（116）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以及防和兹来投奔我们。牟夷不是卿，但《春秋经》还是写上他的名字，就是为了他带来的土地。

一些补充：

这里明言能上《春秋经》的一般都是卿。

牟娄（杨注：据《清一统志》，牟、娄为两邑，牟城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二十里，娄乡城在诸城县西南四十里。杜预《注》以牟娄为一邑，即诸城县西之娄乡。昭五年《经》及《传》“莒-牟夷以牟娄与防、兹来奔”。如此，牟娄实为一地，杜说可信。），推测位置为：东经119.18，北纬35.84（程戈庄遗址）。

防（杨注：防在今山东省-安丘县西南六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9.04，北纬36.32（方家埠）。

兹（杨注：兹在今诸城县北，安丘县稍西而南。），推测位置为：东经119.14，北纬36.16（石埠子镇东北）。

《昭五年传》：

莒人愬于晋，晋侯欲止公。范献子曰：“不可。人朝而执之，诱也；讨不以师，而诱以成之，惰也。为盟主而犯此二者，无乃不可乎！请归之，间而以师讨焉。”乃归公。秋七月，公至自晋。（（p 1270）（10050602））（116）

我的粗译：

莒人为牟夷的事向晋国告状，晋平公想扣押我们的昭公。范献子（士鞅）反对说：“不可。人家来朝见我们，我们反而把人家扣了，这就成了我们把人家骗过来。要惩治犯错的诸侯，却用欺骗手段来实行，这是怠惰的表现。我们是盟主，却采用欺骗手段，而且还怠惰，无乃不可乎！请主上放了他，以后再派军队去惩治他。”

于是晋国把我们的主上放了，这年秋七月，主上从晋国回到了我们的国都。

《昭五年传》：

莒人来讨，不设备。戊辰，叔弓败诸蚡泉，莒未陈也。（（p 1270）（10050701））（122、116）

我的粗译：

其后，莒人来讨伐我们，但不设备。戊辰那天，叔弓率领部队在蚡泉击败了莒人，主要是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布阵。

一些补充：

蚡泉（杨注：“蚡”，《公羊》作“濆”。《谷梁》作“贲”。分、贲古音同，故从分声与从贲声之字得通假。蚡泉盖莒、鲁交界之地名。），当地至今仍有一泉水，推测位置为：东经118.19，北纬35.46（沂南县双堠镇盆泉村前）。

下面是鲁、莒、牟娄事件相关几个地点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从中可以看到，鲁国是抄了莒国的后路，不过牟娄以及防和兹一带也是鲁国的淮夷的老窝，所以鲁国在这一带的势力也早有基础（后面会详细些介绍）：

《昭六年经》：

夏，季孙宿如晋。（（p 1273）（10060003））（116）

《昭六年传》：

夏，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晋侯享之，有加笾。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不敢求贶。得贶不过三献。今豆有加，下臣弗堪，无乃戾也？”韩宣子曰：“寡君以为驩也。”对曰：“寡君犹未敢，况下臣，君之隶也，敢闻加贶？”固请徹加，而后卒事。晋人以为知礼，重其好货。（（p 1277）（10060401））（116）

我的粗译：

下一年夏天，季孙宿前往晋国，拜谢晋国默许我们取得莒国的田地。晋平公设宴招待，宴会中多上了几笾食品，季孙宿（武子）看到以后，马上退下，派我方的行人禀告晋人说：“我们小国侍奉大国，只要大国不加罪，我们就很高兴了，不敢接受额外的恩惠。何况正常的待遇不过是赐酒三巡，现在增加了额外的食物，下臣承担不了，会不会以后招来灾祸呀？”

韩宣子就告诉我们的主上：“寡君以为驩也。（寡君是想和您好好乐一乐。）”武子赶紧说：“就是敝国的主上来了也不敢接受这样的礼遇，更何况下臣只是主上家的奴才，怎么敢接受额外的恩赐？”于是武子坚持请晋人撤回了增加的食物，然后才接着继续完成了欢迎的仪式。

晋人认为武子知礼，额外送给他一些贵重礼品。

一些补充：

关于“笾”，杨伯峻先生注曰：“笾音边，古代盛枣、桃、栗、梅、蔆、芡、脯、脩、膴、鲍、糗、饵等类无羹之具，以竹为之，形似豆，祭祀、享燕用之。豆则以木为之，盛肉类之礼器，亦盛虀、醢、葅、酱等较湿之物。”下面则是截自网上的“笾”的图形，出自台湾國語辭典簡編本【網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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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六年经》：

秋九月，大雩。（（p 1273）（10060006））（116）

《昭六年传》：

秋九月，大雩，旱也。（（p 1279）（10060801））（116）

我的粗译：

这年秋九月，因为发生了旱情，又举行了大雩礼。

一些补充：

这是昭公时期第二次“大雩”。

《昭四年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p 1244）（10040001））（116）

《昭四年传》：

大雨雹。季武子问于申丰曰：“雹可禦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災。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dí)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冱(hù)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jù)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火出而毕赋，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qiān)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菑霜雹，疠(lì)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菑，谁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p 1248）（10040201））（116）

我的粗译：

我们鲁国下了一场大雹子（去年冬天也下了一场），季武子（季孙宿）就问申丰说：“雹可禦乎（有办法能抵御雹灾吗）？”申丰回答说：

要是这儿的掌权者是圣人，那就不会有雹灾，就算有，也不会成灾。古时候会在太阳运行到“北陆”时储藏冰，到早上能看到“西陆”时开始把储藏的冰取出来用。藏冰的时候，要去“深山穷谷，固阴冱(hù)寒”的地方取冰；至于用冰，那些在朝廷上有地位的人都有份，迎接宾客、国君的日常饮食、丧礼、祭祀的时候都要用到。

藏冰的时候，要用黑色的公牛和黑色的黍祭祀司寒。取用的时候，要以桃木做的弓和酸枣枝做的箭来消灾。冰的储藏和取用都要遵循节令。有权吃肉的人，都会分到冰。大夫和命妇死后洗身子，也要用冰。藏冰的时候要先祭祀司寒，开始用冰的时候，要先向神明献上一只羊羔。用冰首先要让我们的主上用，然后等“火”在黄昏出现的时候，大家就都会分到，“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

这冰，是由负责山区的官员率部属取出来，再由所经地方的长官率部属运过来，由我们城中的“舆人”接进来，再由那些“隶人”收藏起来。这冰，是因有了“风”才长大的，又在起了“风”之后被取出来用。冰储藏得严密，使用的普遍，就会“冬无愆(qiān)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菑霜雹，疠(lì)疾不降，民不夭札。”

可现在，好不容易从川池取来藏好的冰却弃而不用，（也不肯分给大家，）结果没等秋风起，草木都凋谢了，没听到打雷，人畜却被电死了。这个样子，又有谁能抵御雹灾呢？

去看看《七月》那首《诗》的最后一章吧，那里交待了“藏冰之道”（杜《注》：“《七月》，《诗豳风》。卒章曰，‘二之日凿冰沖沖’，谓十二月凿而取之；‘三之日纳于凌阴’，凌阴，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谓二月春分蚤开冰室，以荐宗庙。”）。

一些补充：

去年夏天旱灾之后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又接连发生了两场严重的雹灾，所以季武子有此一问。

杨伯峻先生注“日在北陆而藏冰”曰：

北陆指虚宿（有星二颗，即宝瓶座β和小马座α）与危宿（有星三颗，即宝瓶座α和飞马座θ及ε）。地球公转至此为小寒与大寒。是时为夏正十二月，正极冷之时。《诗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沖沖”，足证西周于夏正十二月挖冰块。《周礼凌人》，“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周礼》称岁，即用夏正。《礼记月令》亦云：“季冬，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皆足证古代取冰在十二月。

下面是截取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所附星图的虚宿与危宿部分：

杨伯峻先生又注“西陆朝觌(dí)而出之”曰：

西陆指昴宿和毕宿。昴宿有星七颗，即金牛座17、19、21、20、23、η、27诸星。毕宿有星八颗，即金牛座ε、68、δ、γ、α、θ、71、λ诸星。诸星早晨出现，则出藏冰，其时应是清明、谷雨，当夏正四月。然据《豳风七月》及下文，似二月即开冰窖，此乃惟君王如此。若他人用冰，则三、四月移藏于冰窖。杜《注》谓在夏正三月，服虔以为在二月，皆据奎星朝见而言。

下面是昴宿和毕宿的图片，截自网上，您可以和下面截取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所附星图的昴宿和毕（畢）宿部分比对，注意两图方向不同，此图中昴宿在左侧（那一团蓝色的星星），毕宿在右侧，右下角黄色亮星是毕宿五（金牛座α）：

今本《诗经》的《豳风七月卒章》是：“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与“藏冰”有关的只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从这里看不出更多的深意，但《诗经》作为教材，必然附有进一步的讲解，就像《左传》之于《春秋经》，只不过今天失传了。因此申丰所言的“《七月》之卒章”，恐怕也包括了这种讲解。

关于“冬无愆阳”的杜预《注》：“愆，过也。谓冬温。”

杨伯峻先生注“民不夭札”曰：

夭，短命而死。札，流行病死亡。《周礼大司徒》郑玄《注》：“札，大疫病也。”

“凄风苦雨”（qī fēng kǔ yǔ）是后世的常用成语。

“桃弧棘矢”（táo hú jí shǐ）也是成语，古人常用，但现在已很少有人做那类仪式了，就不那么常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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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昭四年经》：

九月，取鄫。（（p 1245）（10040005））（116）

《昭四年传》：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p 1254）（10040501））（116）

我的粗译：

到了这年的九月，取鄫，用“取”，是说来得容易。那时莒国发生了动乱，著丘公当上了莒国国君，但对鄫人不好，鄫人叛而来，所以《春秋经》用“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春秋经》“取鄫”曰：

鄫本国，姒姓。襄六年灭于莒，今为莒邑。鄫在今山东-枣庄市东七十余里。杜《注》：“《传》例曰，克邑不用师徒曰取。”

推测其位置为：东经117.91，北纬34.85（鄫城前村北，有故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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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四年传》：

季孙谋去中军，竖牛曰：“夫子固欲去之。”（（p 1259）（10040805））（091、116）

《昭五年传》：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p 1261）（10050101））（116）

我的粗译：

季孙宿谋划要去中军，竖牛也附和说：“夫子（其父叔孙豹）固欲去之。”他是说刚刚去世的叔孙豹（穆叔）也一直想要“去中军”。

到我们昭公五年春王正月，又取消了中军，这也是为了减损公室的权力。在施氏那里决定了要毁中军，然后在臧氏那里重新整编了部队。当年（二十年前），建立中军的时候，把直属公室的人员一分为三，三大家族各取其一。季氏家族让这些人仍保留公室的身份，只是编入由本家族子弟为骨干、在本家族族长指挥下的中军之中，叔孙家族则让原属于公室下属的本族子弟转为本族的家臣，孟氏家族是把原属于公室下属的一半人员转为本家族的家臣。

到这次取消了中军，则让所有的人员都作为公室的下属，向我们的国君纳赋。

一些补充：

竖牛是叔孙豹的私生子，没有继承族长的可能，但此时把持着叔孙家族的大权，已经借叔孙豹之手杀掉了两位可能的族长继承人。可是竖牛拥立的族长继承人叔孙婼上台后，首先就杀掉了竖牛，孔老夫子评论说：“叔孙昭子之不劳(杨注：劳谓酬劳，盖昭子为竖牛所立，不酬其立己之功，而反杀之。)，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昭五年传注》（p 1263）（10050105））。

此时孔子十五岁，因此他和叔孙婼可算是同时代人，但孔子的评论未必是当时做的。其实我猜想后来孔子教仲孙玃的时候是常拿叔孙婼作样板的，叔孙婼在《左传》中多次出现，非常正面。而且在孔子当上仲孙玃的老师一年后，叔孙婼就去世了，盖棺论定，用来做榜样没有顾忌。

此次“四分公室”，“季氏”独大，此后出现了“季氏”代“鲁”的窗口，但“季氏”没能争取到足够多“鲁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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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五年经》：

公如晋。（（p 1260）（10050003））（116）

秋七月，公至自晋。（（p 1260）（10050005））（116）

《昭五年传》：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齊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p 1266）（10050301））（114、116）

我的粗译：

这年的秋七月，我们的昭公出访晋国，从在远郊的欢迎仪式开始，到后面的互赠礼品，圆满完成了所有复杂的礼仪程式，一直没出纰漏。很让晋方人员吃惊。于是晋平公就问手下的大夫女叔齊（叔侯）：“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女叔齊回答说：“鲁侯焉知礼！”晋平公问：“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这话意思是我们的昭公圆满完成了所有的礼节，一直没出纰漏，怎么还不算“知礼”呢？

女叔齊回答说：“那是‘仪’，不能说是‘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现在鲁国的政令都出自公室以外的私家，权力无法收回，有贤臣子家羁，不能任用。背弃与大国的盟约，而去陵虐小国。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趁火打劫，却不能察觉自家的隐患。现在公室的部属一分为四，由别人指挥，‘民’的生计也都依赖他人。‘民’的心已经不再向着公室，此人还不设法解决。虽然是国君，但灾祸已经近在眼前，还满不在乎。以上这些才是‘礼’的要点，可他却热衷于熟悉琐细的仪节，说这种人‘善于礼’，不是根本不沾边吗？”

贵族们都说这里叔侯（女叔齊）才是“知礼”的。

一些补充：

我在别处也曾讨论《左传》中的“仪”、“礼”之辨，如有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14左传与礼 一、从豊到禮》。

《襄三十一年传》：

立敬归之娣齊归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之，必为季氏忧。”武子不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p 1185）（09310402））（116）

我的粗译：

（我们的首席执政大臣季武子准备）立敬归（鲁襄公夫人）之娣齊归之子公子裯为我们的新国君，但另一位执政大臣穆叔不同意，他说：

“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之，必为季氏忧。”

穆叔（叔孙豹）在这里提到了传统的立国君的顺序：首先是太子（国君夫人的长子），如果太子死了，其次是他嫡亲的弟弟，如果再没有嫡子（国君夫人生的公子）了，就立年龄最长的公子，如果两位公子年纪相同，就立最贤明的，如果都很好，就依靠占卜决定。就算没有適（嫡）嗣，国君夫人妹妹（娣）的儿子也没有优先权。

他还指出：此人（公子裯）父亲死了却不哀伤，应该面容憔悴却红光满面，说明此人没有分寸。没分寸的人，没有不兴风作浪的。如果非要立此人为我们的国君，日后一定会成为你季氏家的麻烦。

季孙宿（季武子）不听，还是立了公子裯，这就是我们的昭公。昭公当时已经十九岁了，犹有童心。虽然前面已经为他换了三件丧服（衰，縗），可是到为襄公下葬时，他身上穿的那件丧服的前襟又已经变得又脏又破、和旧衣服的一样了。从这里，贵族们就都知道昭公这个国君当不到底。

一些补充：

此时距离“三分公室”已经四十年，鲁国国君早已没什么实权。穆叔的议论也反映了此点，其中的口气就好像昭公是季孙宿的下属，而非他的主上。

另外，这里的“齊归”之“齊”之所以特意用繁体字（打出来其实很麻烦），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字在这里读音和意义在现在“齐”字的解释中都没有：“齊”在这里读zhāi，实际上是假借为“齋”（斋）字，作为称号大体上是庄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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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p 1197）（10010001））（116）

《昭三年经》：

秋，小邾子来朝。（（p 1232）（10030004））（116）

《昭三年传》：

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旧而加敬焉。《志》曰：‘能敬无災。’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季孙从之。（（p 1242）（10030801））（116）

我的粗译：

小邾国的国君小邾穆公来朝见我们的国君，季武子不想以平等的礼节接待他，但是穆叔（叔孙豹）说了：“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旧而加敬焉。《志》曰：‘能敬无災。’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他的意思是：现在只有曹国、滕国以及两个邾国还一直支持我们，我们好好地接待他们，还恐防他们会背弃我们，要是这次不能尊敬地对待我们这个友好邻邦，以后别的友邻还会再来吗？我们应该比过去更隆重地接待他。《志》里说过：“能敬无災。”（災即灾）。《志》里还说过：“敬逆来者，天所福也。”（逆即迎）。

季武子（季孙）听从了穆叔的建议。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此注曰：“小邾于鲁，朝庄公、僖公、襄公各一次，至此复来朝。”

“曹”（杨注：曹，国名，姬姓，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都陶丘，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七里。说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四。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史记》有《曹世家》。曹本地名或国名，卜辞已见。如《殷虚书契前编》二、五“在 [東東/口]，贞”，《后编》上十五“猷伐 [東東]，其 [栽-木]”。 [東東/口]、 [東東]皆曹字，《说文》作“ [東東/日]”。但不知其地是否在陶丘。#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余里。#杜《注》：“陶叔，司徒。”陶叔疑即曹叔振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此说是也。（亦犹战国时魏之称梁，韩之称郑。）#杜《注》：“以伯爵居甸服。”然桓二年《传》言“晋，甸侯也”，此又以晋、曹相比，而谓曹在甸服，似两“甸”字义有不同。晋甸侯之甸已详桓二年《传注》。《周礼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以地望言之，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距周初王畿较远，与《大行人》甸服合。），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05（马集镇费庄北，陶丘）；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桥案：以上“曹”有两个地点，我倾向于后者。后者据说已挖到地下有汉城遗址，且距曹国墓地仿山较近，前者则无遗迹。

“滕”（杨注：滕，国名，周文王子错叔-绣，武王封之，居滕，今山东省-滕县西南十四里有古滕城，即滕国也。此滕侯不知其名与谥。自叔绣至滕宣公十七世，乃见于《春秋》；滕隐公卒于鲁哀公之十一年，滕隐公以后，尚有六世为君，孟轲犹得见滕文公。《战国策宋策》谓宋康王灭滕。孔《疏》引《世族谱》谓齐灭滕。金正炜《战国策补释》主宋灭滕说。彝器有滕侯 [魚木] 簋、滕虎 簋。“滕”字并从舟从火作“ [腾-月+舟-马+火]”。《魏三体石经左传残石》则作“縢”。一九八〇年于滕县-庄里西村发现一套青铜乐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8，北纬35.04（滕，滕州东滕城村周围，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内城？：东555，西590，南850，北800。周汉）。

“邾”（杨注：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僖二十一年传称之为“蛮夷”。）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 [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绎音亦，邾邑，今山东省-邹县东南有峄山，绎、峄字通。邾文公所迁当在峄山之阳与郭山之北夹谷地带。一九七二年夏于此地因大雨冲出一铜鼎，为费敏父嫁女与邾之媵鼎。沈钦韩《地名补注》引《山东通志》谓邾城在邹县东南二十五里，邾文公所迁城周二十余里，在峄山之阳，俗误为纪王城，邾迁都后，境内又另有绎邑，宣十年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峄，乃取其别邑，非取其国都。#“绎”，《公羊》作“蘱”，不知其故。杜《注》：“绎，邾邑。”孔《疏》云：“文十三年《传》称邾迁于绎，则绎为邾之都矣。更别有绎邑，今鲁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绎山为名，盖近在邾都之旁耳。”余见文十三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郳（小邾）”（杨注：“郳”，《公羊》作“倪”；“犁”，《谷梁》作“黎”。郳与倪，犁与黎，字均得通假。据《潜夫论志氏姓》、孔《疏》所引《世本》及杜预《世族谱》，郳为附庸国，其先世出于邾。邾君名颜字夷父者，有小子曰肥（《世族谱》作“友”，今有邾友父鬲，当即此人），邾颜封之于郳。犁来，肥之曾孙也。其后附从齐桓公以尊周室，周室命之为小邾子。穆公之孙惠公以下春秋后六世，而楚灭之。郳与小邾一地两名。郳，据顾栋高《大事表》，当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六里。然据《太平寰宇记沂州承县》条，则当在今山东-嶧城镇西北一里。两者相距百余里，未详孰是。卜辞两见“兒白（伯）”，一见《铁云藏龟》，一见《殷虚书契后编》，或云即此“郳国”，不确。又有“郳 [女白]鬲”。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二十七云：“郳 [女白]当是郳之夫人， [女白]姓之女。”#“郳”，《公羊》作“兒”。或云另是一郳，其地已不可考。说参吕大圭《春秋或问》及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未详孰是。#小邾子即郳犁来，详庄五年《经》、《传》并《注》。此时已得王命，故来朝书爵。#郳，小邾。），推测位置为：东经117.44，北纬34.95（西集镇东集河北村东，郳故城遗址，梁王台，郳犁来迁来）。之前郳国的推测位置为：东经117.34，北纬34.94（羊庄镇土城村，郳故城遗址，郳犁来之前，后为“滥”）。又有郳国墓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7.42，北纬35.02（东江村南一里许“靴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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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三年经》：

八月，大雩。（（p 1232）（10030005））（116）

《昭三年传》：

八月，大雩，旱也。（（p 1242）（10030901））（116）

《昭三年经》：

冬，大雨雹。（（p 1232）（10030006））（116）

我的粗译：

这年八月，因为发生旱情，举行了大雩礼。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此注曰：“《春秋》鲁书“雩”者共二十一次，而昭公占其七，三之一矣。二十五年且旱甚而大雩，足见当时气象之变化。”

这是鲁昭公时期的第一次雩。也是《左传》在昭公时期提到的第一次自然灾害，这次是旱灾。这年冬天，还发生了严重的雹灾（《春秋经》“冬，大雨雹”，雨是动词）。

杨伯峻先生注《桓五年传》“秋，大雩。书，不时也”曰：

雩有二，一为龙见而雩，当夏正四月，预为百谷祈雨，此常雩。常雩不书（不书于《春秋经》）。一为旱暵之雩，此不时之雩。《春秋》书雩者二十一，《左传》于此年云，“书，不时也”；于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则曰“旱甚”；余年无《传》。首言不时而后皆言旱，互文见义，皆以旱而皆不时也。说本汪克宽《纂疏》。（（p 0106）（02050501））。

杨伯峻先生又注《桓五年传》“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曰：

龙，苍龙，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之总称，其中有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之星。见同现。龙见，非谓七宿尽出现，角、亢两宿（角宿有室女座之二星，亢宿有室女座之四星）于黄昏出现东方，即可谓之龙见，是时当夏正四月，孟夏建巳之月。金鹗《求古录礼说》必谓苍龙七宿尽见始谓龙见，因谓雩在午月，恐非。雩，祈雨之祭。（（p 0106）（02050501））。

如杨先生所注，所谓大雩是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礼，典籍中曾多次提到：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礼春官宗伯第三》）。

“是月（仲夏之月）也，命乐师修鼗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篪簧，饬钟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礼记月令第六》）。

“雩宗，祭水旱也。”（《礼记祭法第二三》）。

“旱既大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无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高亨先生注：无，当读为雩，求雨之祭也。此句言举行求雨的雩祭也不能止住旱灾。）（《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45）《大雅荡之什云汉》）。

雩祭祈求的对象包括了上帝山川鬼神等各路神仙，在鲁国有专门的地点，就是舞雩台。

孔老夫子就曾“游于舞雩之下”（《论语颜渊第十二》），《论语》中还有著名的一段话提到这个舞雩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第十一》）。

“舞雩台”遗址位于鲁城南东门正南1735米，南泉村西南约500米，坐落在小沂河南岸，雩河之北，亦称雩坛或舞雩坛，卫宏《汉旧仪》、《水经注》、《寰宇记》等书均有记载。今台基近方形，东西120，南北115，残高7米，有两层，上层东西残宽60，南北残长65，残高5.3米。仅西南角保存着较好的边沿，西北角近期被破坏，但边沿清楚，与西南角对称。上层台基的东部破坏比较严重，估计原来台呈长方形。下层台基的边沿除西部和西南部已被破坏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清楚。由于上层台基的东部已被挖掉，因而下层台基的东部显得特别宽，有一便道由东北向西南穿过台基。在南面西部曾发现石块堆砌的遗迹，四周散布着不少战国和汉代的瓦片，在被破坏的台基的东面和西北面，暴露着清楚的夯层。从台基东面的夯土结构观察，台基似有上、中、下三层：上层夯土深褐色，厚约0.6米，包括三个夯层，夯窝圆形圜底，直径约8—9厘米，夯土中包含布纹瓦和陶片，时代当属西汉。中层夯土灰褐色，土质坚硬而纯净，厚4.1米左右，夯层厚11—15厘米，夯窝圆形平底，直径6—7厘米。根据所用夯具，年代当属战国时期。下层夯土为黄黑色花土，粘性大，质量较差，夯窝圆形圜底，直径约3—4厘米，厚约1.5米，含有较多陶片。下层夯土只分布于东部，西部没有发现，根据所用夯具，时代当属春秋以前，可能是早期的台基遗迹。（《曲阜鲁国故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p 015）《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三节、文化遗址和墓区的分布二、大型建筑基址》）

（《曲阜鲁国故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p 016）《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三节、文化遗址和墓区的分布二、大型建筑基址》）

下面是舞雩台的Google Earth卫星图片：

由此可见，春秋时舞雩台应该只有下层，高不到两米，但应该很大，“东西120，南北115”范围内都是，所以当时鲁国的“大雩”规模也应该很大。下面是几张现在舞雩台的图片，截自网上：

既称舞雩，则雩有舞，《说文》云：“雩，羽舞也。”则是舞者头戴羽毛或手持羽毛为装饰，《公羊传桓公五年》“大雩者何，旱祭也。”有注曰：“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雨，故谓之雩。”，但（《南齐书志第一礼上》）则云“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据认为雩舞可能还与舞龙有些渊源王建纬《《龙舞》的原始——兼论雩舞的起源》。

其实求雨的仪典多种多样，并没有一定之规，例如电影《黄土地》中，应该也曾表现了一种雩舞，非常激烈，但不知他们拍得是不是讲究。而当时鲁国的雩舞则应该比较文雅。但是如果出现大旱，赤地千里，也还有更残酷的祈禳之法，例如汤武自献于桑林，就反映还有人祭之法。《僖二十一年传》中也有鲁国差点这么干的记载：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脩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p 0390）（0521020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