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突然理解了体制派 -- 笑不拾

虽然开篇提到了汉语里面，但是主要逻辑还是西方式的。至少中国千百年家国天下的思维里，公权力的概念、私人权利的概念（或者说勉强的对应物皇权、政权、宗族权利、个人权利）是在“天道、仁”的旗帜下尽量寻求统一（即使当下人民民主专政，在口头上还是如此，在90年代各种改制之前，形式上也有得依循），而不是形成了大宪章、美国宪法那样的泾渭分明和对立。他们的思维，恐怕还能追溯到各种军阀国王领主之间的倾轧、政权神权之间的交锋，所谓私人权利也怕是当时各种算计的遗留习惯。

公共知识分子还真的是舶来品。

古代的读书人，除了体制上读书和做官的紧密联系，价值上不曾有分离（出世也许算是某种个人价值个人实现的分离，但是绝对不是对立，即便是傅山顾炎武黄宗羲与“体制”不光是保持距离的），所以不可能算进广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别说当下的狭义的公知了。

真正形成最多也就是民国后的报人、文人作为起源，而变得“专门化”形成泾渭分明或者说对立，我能想到的最早的似乎就是王小波、柏杨了。

民国时候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虽然学生工人组织起来游行，“public domain”的维护更多还看暴力。而对立公权本身似乎并不“稳定”，城头变换大王旗

柏杨时代那些知识分子，包括早年的李敖，尽管骨头很倔，“public domain”发展成熟度却也有限。但是得益于知识教育领域更加的开放贴近西方，解严呼声很高，出美丽岛顺理成章。然后“蓬勃发展”

新中国则是尽量统一、协调甚至包办了个人的利益；而个人利益的塑造、个人实现的引导也很难同国家利益、公权利相脱离。两弹一星、水利建设、工业化建设、三线建设，那些个人的吃苦付出是被歌颂感恩的；即使是上山下乡，也并非日瓦格医生的流放。这时的“public domain”可以说并不存在

倒是政治运动，从50年代开始，的确制造了一批知识分子，同体制的运行出现了或长或短、或连续或间断的不同步，还吃了苦头。文革结束平反开始，反思为起始，在我看来就是思维思想一面的“pubilc domain”正式发育了。

等到改开、等到小老百姓生活中不再有基层、有“组织”，“pubilc domain”的胚胎成型，有了血肉，思维的一面除了对于过去的反思，更有开眼看世界时，发展差距的震撼甚至自卑、完全不同的思想的冲击（西单新大字报墙，弄潮的例如王小波两口子，走火入魔的例如陈丹清、艾未未）；等到90初之后有了普遍的下海、倒爷、老板、物价飞涨、小姐、下岗...21世纪头几年血煤、血汗工厂、城管、持续到现在的买房子、看病、养老...“pubilc domain”骨肉成型，然后我就从梁文道的书里看到了广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适时的舶来品

等到经济起飞，前面曾经的惯性思维的不适应时代、当事人阶层的折腾zuo，广义的含义消失，狭义取代，并被简称了

更加的，或者，除了上面最开始说到的国王领主主教的算计，形成了对于公权力的对立，落实到现在，小政府格局更是为public domain提供了空间

回头想所谓的体制派，要明白一件事情，虽说咱小时候就学唱社会主义好，但是“体制派”成为名词被赋予含义，却是互联网时代。而这个名词的内涵，恐怕并非是三个字表面含义所表达的。实际上，首先出现的语言表达方式是“这一定是体制问题”的诘问甚至攻击，当这句话八股文一样出现在很多文字的结论中，令人耳朵磨出茧子的时候，引来反驳嘲笑讹骂的时候，体制派三个字的出现似乎更像是作为回敬扣过去的帽子。其内涵本身在攻诘的前提下是模糊的。只不过这个帽子看似并没有那么恶毒，就被接过去戴上了。

一桶浆糊的胡诌...

公权践踏私权，于是就有这些公知去批判公权。对比下，在完全没有私权的时代，公权是不会有人挑战的，挑战的被当政治犯处理了。

既然是私权，自然也会分三六九等，公知被抓住小辫子的地方在于有些公知只关心“上等人”的私权，于是在本来也没有多少私权的“下等人”眼里，就变成神仙打架了，公知被描绘成反党右派分子，就很符合从反右斗争年代过来的一贯思维了。

其实社会早已大变了，现实的矛盾与反右那个年代没有多少共同点，但是许多人的视角与手段仍是那三板斧，引蛇出洞，百花齐放，然后焚书坑儒。没有与时俱进。

觉得还是这篇比较易懂。

不过，最后一句话有点画蛇添足了吧。书生造反，三年不成。知识分子，一向是干不了什么的。

基本职能，就是个呼吁，所以好像用不着关心他做了什么。

赞同普兄的观点，公共知识分子是相对于公共权力，公有财富而言的，实质上就是争夺话语权，争夺舆论导向。

记得资中筠教授有一篇关于道统的文章，俺看了有些毛骨悚然，在资教授看来，传统的儒家，才是中国道统的真正传承者，这刚好与毛主席强调的【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相反。

毛主席说的很清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就必然要依附于既得利益的皮肉之上。

中国传统的儒家，表面上是依附于皇权，实质上是依附于士族和地主阶级，可以说，儒家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并不怎么反动，真正反动的其依附的既得利益，也就是士族和地主阶级。

官僚，地主，儒家，是三为一体的，最反动的是地主阶级，因为这是既得利益的根本。

无论是古代的儒生，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要实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都太难了，即使只是经济独立也很难实现，因此，知识分子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为各自的既得利益集团服务。

知识分子，给自己披上道统，和公共的外衣，实质上却在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危害还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分裂，彼此争斗，才更符合知识分子的利益，因此，秦法制的大一统，就是知识分子的最大敌人，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最大危害。

中国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还在鼓吹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想最灿烂的时代，认为中国没有自发形成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秦朝实现了大一统，而欧洲却是真正割据的状态。

这种观点，一方面，忽略了罗马帝国可以向周边掠夺，欧洲长期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偶然性，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中国周围环境封闭，没有掠夺扩张的空间，以及中国的农业文明，黄河的泛滥，和北方草原强大的游牧民族。

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使得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的独立，但这只是少部分，大多知识分子，还是要依附于各种既得利益，羡慕更好的生活方式，而世界上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美国，最优越的生活方式还是美国，因此，大多知识分子都是亲美的。

因此，在依附既得利益集团，和倾向分裂割据，两大危害之后，开放社会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又多了里通外国，胳膊肘向外拐的危害。

俺十分反感所谓三个代表，因为占据公共权力，和公有财富，为人民服务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能代表人民呢？

如果是利用私有财富，和个人能力，引领民众走向富强，还可以说代表人民，但这种代表也是间接的财富溢出效应，直接目的还是为了追求更大利润。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臭大街，并不是因为直接或间接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也不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倾向割据分裂，而是太过亲西方，对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而言是十分不合时宜的。

总体而言，俺对于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怎么在意，这些人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反之，那些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才更应该小心，这些人才可能掀起更大的风浪，而这些人依附的既得利益集团，将主要是民族资本。

主导中国未来的，首先是吃财政饭的机关事业人员，和拥有多套房产的城市居民，其次是民族资本和鼓吹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农民，和农民工尽管人数更多，但是极为分散，经济实力有限，能多些就业机会，少些被掠夺，就不错了，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

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事实上三十年，三百年也难成，因此，知识分子即使再妖言惑众，危害也不会很大，真正的危害在于他们直接或间接服务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后悔了，他们只是间接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了，甚至可以说是好心办了坏事。

因此，必须建设大于破坏，建设先于破坏，对于那些没有更好的新主义，新组织，甚至连基本的蓝图也没有，就鼓动破坏的人，一定要十分的小心。最好的策略，就是先做一个旁观者，正所谓相马不如赛马，让那些煽动者先做起来看看。

但是，旁观者也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多数人处于饥饿或恐惧之中，那么，民众是极容易被煽动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911之后，小布什就是这样煽动美国民众的。

因此，俺鼓吹的中性独立，中流无前是必须统一的，失去了中性独立，民意汹涌的中流无前，也会成为失控的洪水。

俺现在特别在意基础建设，和财富存量，也是因为每多积累一些财富存量，社会就会多一些中性独立的稳定，多一些基础建设，就多一些持续发展的可能。

主体是不值得过于信任的，客体是会逐渐耗尽的，只有环境，体系，结构的载体，才是最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