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庐山大悲剧】一、庐山只有一个谜 -- 造船厂

史公鸡应该单独发到你的总结报告后面作为补遗。花赞！

你怎么看？

假设在上庐山之前，彭也打台球扭伤了腿扭伤了背，没了大炮筒子，大家平平安安开完了会，3年困难时期会避免吗？【学习桃子同学假设一下】

我认为不会，大跃进当时已经是量变积累到质变，不再仅是速度问题，而且是方向问题了，我们的车队正在狂踩油门向着悬崖飞奔

这时候车队总指挥和颜悦色的说，我们的成绩和失误是9个指头比1个指头，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就是速度快了些，

即使那些开车司机选择减速，稍微抬起一些踩油门的脚，我们也依然会冲下悬崖

当时需要的就是雷霆万钧的一喝：

停车！！

彭是个莽撞的人，但他不是傻子，

他不是看不出毛要纠左，他是觉得这么纠左不会取得实质意义上的效果，这才最后决定上书的

毛看到了一些问题，但对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估计非常不足，对彭的上书又怀疑其动机，将其同路人全部拿下，毛当然该负主要责任

1，东哥在庐山会议之前八个月的纠左措施与彭总庐山上书的内容比较。参考资料网上都有，您可以参考。

2，俺所注重的是庐山会议这个具体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大趋势，因为在具体的历史事件里，和当时的大趋势相违背的例子也不少。-----而同时，很关键的一个原则是，就算是一个大趋势，又不是在急切之间可以用一脚刹车来解决的。-----事实上，对于大跃进的责任，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当时的政策执行面。-----不妨给您一个提醒，----您看，在这个讨论国家生产的会议上，负责经济方面的各个大员是如何反应呢？从周公，到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等。---为什么，被打入反党集团的，是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副外长，以及湖南第一书记呢？------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3，东哥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令出必行的。如果他老人家真的能够“一句顶一万句”，那俺觉得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或许会好看的多，但事实上，的确他不可能把那么多责任都接受下来，因为他做不了那么多事。----比如，李锐的文章里很清楚地摘录当时批斗彭总等的各个中央大佬的风范，像康生这种尤其恶劣的，或者贺老总这些尤其坚决的，我们后来者看庐山会议时，可曾对这些人物言行，好好看过？可曾仔细追究他们的责任？

再如，即使依照民主原则，当时对彭黄张周的决议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因此，这是一个合法的决议。包括彭黄张周等本人都对这个决议签字画押的。-----那么，我们至少要看到一点，既东哥当时对彭黄张周的处理是得到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护的，----（事实上，在具体的处理上，东哥还力排众议，给这些“犯错误”的成员留了很大余地。）----那这些积极拥护东哥的中央委员们的责任何在呢？

所以，把所有责任往东哥身上一扔是一个难以深入的做法。为了不自欺欺人，俺不得不在庐山系列的结论部分用含蓄，保留的形式完成，因为，庐山会议本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历史事件啊。

胡兄以为如何？

在把这段放进总结里，俺就是标准的党史祥林嫂了。。。

赞这句:"东哥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令出必行的",

这算是《那年庐山》的总纲了。花之！

一般的情况是，几乎不可能指望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会有一条完全取决于某一个个人的发展主线。-----无论是西洋史或是国史。这个体会，往往要我们经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之后，才会真正触摸到这个原则的广泛和深刻。

史兄搞人民史观而不是英雄史观,我是完全认同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英雄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引领时势",不能以人民史观为由否认英雄人物作出的杰出贡献或造成的巨大损害,更不能因此而"揽功于英雄,诿过于人民".

自1840以来至今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说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具体到各个时代,就不能忽视当期英雄人物的巨大影响,因为国家统一权力集中,毛无疑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对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力最大的英雄人物,可以说,在毛的执政期间,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能力在五千年国史中,也是很高或较高的.

因此,探讨毛作为英雄人物个人的得失,探讨毛个人的贡献和责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并非简单地把一切归结与毛.

在俺做庐山会议系列的过程里，曾经翻过不少书，但遗憾地是出于各种原因，能够公平地对待这段历史的著作非常少。尤其是对于很多这段历史的爱好者而言，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带着先入为主的结论开始阅读的。因此，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评论就无可避免地发生偏差。----而能够纠正这个偏差的唯一办法就是更广泛地收集和阅读材料。

东哥虽然是一个魄力极大的理想主义者，但事实上他首先是一个改变了整个中国命运的伟人，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成就的伟人，至少在他的成功阶段，是始终紧紧把握着现实的。-----恰如林总所说的：“始终围绕着实际，八九不离十。”，所以俺觉得，把东哥平面化为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并以此来作为一条主线推断中国当代史的前三十年，似乎是一个需要更进一步思考的做法。

同样的毛刘之争和毛林之争也远不是单纯因为刘和林妨碍了东哥的政治理想，这两场争斗的性质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但这两个问题牵扯的方方面面太多，俺就不展开了。具体到庐山会议，您的问题是：

“当毛出错的时候,同志们如果质疑或抵制,就会导致分裂,危及国家生存,成为历史罪人,所以彭张等不识大体不足与谋;如果无条件追随,又不利于毛认识并纠正错误,对毛形成体制的束缚,导致错误加深损失扩大;为什么毛的错误应当由支持和反对的所有同志们承担主要责任? ”

史兄这里有些误解我了,说毛的行为是为着"实现其政治理想",并非"把东哥平面化为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有理想和理想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过我的确认为,建国三十年中,正因为过去的“始终围绕着实际，八九不离十"和总是令人惊喜的成就,在权威日盛权力日重的情况下,毛的"不骄不躁谦虚谨慎"越来越少,"自以为是和骄傲急躁"越来越多,总体上是从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逐步蜕变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接近于"空想主义者".

毛的问题,不在水平,而在于态度.

但是您的问题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庐山会议之初，东哥的初衷是“纠左”，他已经在改正自己的错误了。而彭总的信，作为国防部长，他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其实并无很深的深度（他的一些材料都是别人（如贾拓夫等）给的），---东哥后来曾说，彭总他们给提的意见并没有超过他自己提出的纠左意见。-----事实上，东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谈话并没有从正面驳斥彭总信里的具体意见。----使东哥怀疑的是彭总上书的动机。----而东哥的疑心，被彭总的“操娘二十天”所引爆，并在最后的“斯大林晚年”被证实。-----这条主线里的核心内容始终不是彭总上书的内容，而是他写信的目的。----当然，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彭总上书的动机绝非反党或者反对东哥，---但后来的事态发展里，不幸被抓到了证据。----使这桩罪名在半真半假里被落实了。----所以，俺的第一个答案是，对庐山会议这件具体事件，我们首先要实事求是。

毛的初衷固然是纠左的,也有具体的行为可证,但左的根源在毛,左派纠左,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观念和思路并无较大改观,彭正是因此才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冒险上书;党内的左右之别,我以为很大程度上激情与理性的区别,比如周陈,只是理性务实而已,哪里能算是右派?只能算是左派眼里的右派;反右总是一抓就灵扩大化,纠左总是不了了之,我认为一方面激情痛快理性沉闷,人的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激情,尤其对当时那些素养不足的基层干部而言,另一方面就是只要毛的激情仍在,纠左就一定不能深入.

彭的意见是否超过毛自己的纠左意见,这个不好说,毛的话也未可尽信,林就有"揽功于己诿过于人"之诽,但显然会议接近尾声时纠左的程度严重低于彭的期望;毛没有正面驳斥彭信意见,并不能说明彭不是因信中的纠左意见而获罪,也许恰恰就说明彭正是因为信中的纠左内容而获罪.,我认为左的根源在毛,彭及其同盟(限于思想认识而非组织)要求深入纠左的结果,一方面将伤害毛的政治(当时的中心在经济)主导权,一方面将打击毛的追随者的追随热情,从而影响毛氏政治路线的贯彻,最终妨害毛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最高利益---政治理想的实现.相比史兄的毛氏心理路线图,我觉得这个解释更简单平实.

我以为毛的一系列反左是不得已而为的,若说本来要纠左的毛因为彭的骂娘而跑去反右,这个历史的偶然就过于偶然了,政治家不是孩子啊.

其次，东哥的支持者也不是“无条件追随”，----左派诸侯里的一大部分是怀着私心的。或者说，他们在前一段大跃进期间是欠了债的，这个“债”不仅是他们的工作错误对所在省，人民犯下的极大损失，同时，他们之前给东哥吹得牛皮，同样也是一个大“债”，而如果庐山的纠左深入下去，他们的屁股恐怕会越擦越不干净的。-----东哥其实在庐山会议相关的文章里成了两方面的“筐”，对于彭总和秀才方面，东哥是“镇压”他们的“一言堂”，而对于那些因为私心犯下大错误的左派诸侯们而言，东哥成了他们推脱自己罪名的一个借口。----事实上，大跃进时候，踊跃向中央报喜的是他们（并且一面还把这些牛皮作为命令强压下面执行），但东哥开始纠左的时候，这些诸侯却个个阳奉阴违。最后到文革的时候被冲击了一下啊，就化为被迫害者写起回忆录了。----所以，庐山会议的悲惨结果当然不是东哥一人的责任，---但是对于我们爱好者而言，显然，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东哥是一个比较“简明”的做法，也因此更容易“接受”了。

我所说得无条件追随,是从组织角度而言,与是否在思想上与毛保持一致无关,我认为毛在庐山面临的是:当这些左派是因为过度贯彻毛的路线并且在毛的怂恿下犯错的时候,毛需要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包庇纵容不利于纠正错误,惩罚清算又将打击追随者的热情,毛起初采取的是息事宁人的暧昧态度,但当彭张打破暧昧的时候,毛选择了包庇纵容;这个让我们想起三十年代某人对毛"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错误"的评价.

纵观国史,位高权重者即令明察秋毫严求苛责,也不能完全杜绝下属刻意讨好蒙蔽冒功,何况毛是在这个位置,何况毛是这个暧昧态度?"气可鼓,不可泄"!TG的作风从实事求是朴实无华蜕变至吹拍浮夸大行其道,毛难辞其咎,"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干部素质低下决不是主要原因.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所以，庐山会议的悲惨结果固然不是东哥一人的责任,但东哥应当负主要责任!

庐山的天空群星璀璨,东哥正是最最最亮的那个SUPER STAR.

第三，朝战之后，中国的形势其实并不太好，因为一方面，朝战的结果固然提高俺们在世界共党阵营的地位和威望，但同时也让中国成了西方世界的敌人。（举个小例子，网上有历年的《参考消息》下载，我们可以看看1959年的《参考消息》里刊登的，当东哥宣布把当年的经济指标下调时，西方舆论是如何幸灾乐祸的。），同时，台湾还没有解放，这看起来是小问题，但其实也不算小啊，尤其是当时台湾的海军实力应该还强于大陆。-----而且，在1959年之际，因为大跃进，东哥和TG已经和赫鲁晓夫吵得比较厉害了，另外，因为西藏平叛，阿三对俺们也指手画脚。------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东哥在反右的时候得罪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们，这些带了帽的右派们，尤其是章伯钧，罗隆基等等，正等着看东哥在大跃进胡闹后的结果。-------所以，对于TG而言，当时的党内团结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解释了另外一个小小的迷，就是关于彭总等反党集团的决议公布是在文革初，（当时只是传达到了县团级干部），因为TG同样要考虑如果他们向世人宣布自己的国防部长反党时，会有多大的冲击力。

形势好坏,只是相对而言,总不能说朝战赌胜后,面临的生存威胁反而比之前更紧迫,生存环境反而更险恶,反而更需要无条件团结,敌人幸灾乐祸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到今天也是一样,显然不是涉及生死存亡的紧要之事.我的认识是:韩战之后,党和国家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是空前的宽松,是TG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大好,执政基础是TG从来没有过的牢固,西方的敌视北方的争吵南面的印度东面的台湾,并不涉根本.

史兄关于彻底反左将导致分裂进而危及党国的推论,我以为过虑了,这个推论低估了TG当时执政基础的牢固程度并忽略了TG自始至今的强大组织力量(这个力量似乎大不如前了),同时也低估了毛的权威巨大力量.

我认为除非毛决意分裂TG(毛有此能力,但不可能有此意愿,即便为了他的理想),彻底反左必然不会导致分裂.

毛在彻底纠左中或许将损失部分组织路线的追随者并暂时交出对政治的主导权,而且不得不被迫修正其政治理想并冒着失去再次实践其理想的实践机会的风险,而这个理想,是毛怀胎数十年的结晶,是毛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弃的.

毛最次也只是成为另一个总司令,当然,以毛的激情和个人主义,是不可能甘当总司令的,搞出更大的乱子来也不是不可能.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选择了死亡作为毛的极限,但并不说明这个选择就是必然的;我们依然可以且有必要YY.

指点江山是草民的合理需求嘛!

总而言之，对于历史而言，有的时候，“搞清所有的事实”就是历史本身。而如何评论，已经评论的深度，都只有在前面发掘事实的基础之上。勉强不得啊，这也是俺最后的评论部分写的吞吞吐吐的原因啊。。

呵呵,俺狂吐为快,不吞.吞吞吐吐,..啊

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我和文化体制兄的意见一致：

庐山会议纠左不成变反右，东哥负主要责任，康生、李井泉等负次要责任，总是被人以为急性子误事的彭其实责任最小

论起政治经济，彭当然不如毛远甚，可毛已经反了8个月没有成效，此次庐山会议又是温吞水，“感觉很多问题没有说透”，彭担心今后仍然效果不佳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所提到的周薄二李，刚被毛反反冒进整过，当然得收敛一些，毛不明确表态，自己哪里还敢出头；

至于那些中央委员，一上庐山就被灌输了中央意见东哥意见，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彭，有几个还敢当面说毛不对呢？

正是因为毛影响力的举足轻重，所以不是

“东哥和谁站在一边，谁赢”

而是

“谁和东哥站在一边，谁赢”

东哥明确表态前，那些日后大张旗鼓批判彭的人不也老老实实地接受批评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在造时势

我对老史这个决策民主论也是很不认同的

首先,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是两个概念,在投票人受到压力不能自由表达其真实意见的情况下,投票结果并不能反映投票人的集体意志,所以这个过程不能认为是民主决策的过程,这个结果不能认为是民主决策的结果.

中央委员们有没有受到压力呢?显然是有的,不但有现实的挨批罢官被列入反党阵营的危险,而且还有被后人评判为不顾大局制造分裂的危险啊.坚强的革命战士们为什么不能顶住压力自由表达呢,一方面是"重压之下,必有懦夫",一方面另见下文.

如赵高指鹿为马,视鹿为马固然是各级官员全体表态认可的结果(不同意的被拉出去砍了),但决不能因此认为此过程是民主的/此结果是各级官员的真实意志.就视鹿为马这个错误结论而言,我们无疑应当谴责主导者赵高的擅权,而不是指责各级官员的懦弱--谁有权利要求官员用生命维护真理?

其次,要注意TG的组织性和组织力量,TG向来是以个人服从组织为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对组织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老一辈视党籍为如生命即为具体体现.这些坚强的革命战士们之所以违心表达(当然,也有很多真心的,比例难说,但肯定不是全部),主要还是基于其组织性(彭签字画押,即是其组织性的体现,并不能依此认为彭真的认错服批),另外也和一贯对党中央和毛的信任有关.

最后,毛有一个特权,就是会前会中私下或小范围吹风打招呼,高岗也搞这个,结果被指为搞反党集团的罪证,彭只是正常交流,也被指为窜联,成为罪证,可见这个特权的重要性.

总结:

虽然当时对彭黄张周的决议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但这只是一个"形式民主"的决议而不是"民主的决议",不能依此认为大多数中央委员发自内心地认为彭黄张周搞了反党集团.即便这个民主已经是当时TG的最高形式,那也只能是TG式的伪民主而已.况且,TG一向是以全体通过为荣的.

毛力排众议放反党集团一条生路,不能认为全体中央委员皆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也不能说明毛把彭黄等搞成反党集是在全体中央委员的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这些积极拥护东哥的中央委员们的责任何在呢？在毛伟岸身躯三十公里之外的远处.

合不合法?或许是合法的吧!

而值得思索的是，在谈论东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在做结论，而不是给出材料。比如您说的这一句；

其中的“比例难说”一句，恰恰反映了我们对基本情况把握的模糊之处。而这是很多让大厦倒塌的空心柱子之一啊。。

再比如说“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坦率地说，俺觉得后者似乎是一个比较书面的词汇，---所指向的现实内涵比较空洞。-----因此，能否拿来作为一个参照物，同样是另外一个值得推敲的前提。

对于俺而言，在写这个系列的初衷并非为了证明一个结论，而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反映那个事件的多个侧面。事实上，俺翻过来的牌越多，就越感到这不是一个大满贯的合约，而是一个四方流局的牌。----或者说，这并非一个一边倒的事件。----举一个小例子吧：

关于洛甫同志在庐山会议的表现，目前为止，官方的表达是一致的赞扬。基本上说来，就是在洛甫低头之前，他是忧国忧民，并且深入地看到大跃进的问题出在党内民主，而东哥发怒之后，洛甫的低头是违心地为党的团结。-----当然，从逻辑上很容易看出，洛甫的这两个正面评价在原则上是不一致的。-----甚至我们可以因此推导出一个俏皮的结论，洛甫在低头之前，并没有着眼于党的团结，而低头之后，则是未能坚持真理。-----您看，这个推导其实是可以成立的。

再引一句庐山会议期间，一位当事人对洛甫的评价：

“谭震林说：彭德怀、黄克诚两同志的检讨我是不能满意的，他们都没有把心交出来。他们两人都是进行阴谋活动，来达到攻击党，攻击党中央，攻击毛泽东同志的。在阳谋方面，过去的不必说，就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彭的信，黄的发言，张闻天的发言，周小舟。周惠、李锐的发言，都是阳谋，都是烟幕弹加毒气弹。在阴谋方面，除了怕讲什么缺点错误，有压力等之外，最恶毒的是斯大林后期的危险。这是这次斗争中，在最紧张最困难的情况下，才揭穿的。这一点洛甫同志有一点功劳，他先揭穿嘛。黄克诚是在被迫之下不得不讲。这样，这个核心堡垒才最后被攻破。”

而且，我们可以参看洛甫于1959年8月3日给东哥的信：史文恭:【原创】那年庐山（二十五）屈服的开始，然后我们再想想，在写这封信之前，洛甫找彭总多次，背后议论了东哥不民主，有斯大林晚年危险等。---那么，反观这封信以及信中洛甫表现出来的谦虚和自我检讨，---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洛甫同志的人格呢？

同样的，彭总的那一句操娘，如果仅仅针对庐山会议他受到的批评，作为后人我们自然能够理解，但他的那一句话是一个有因果关系的句子，很清楚地表示，因为十几年前，他在华北会议上被“操”了四十多天，所以，---他要在庐山会议“操”回来。-----那么，这个表述说明了什么？-----换句话讲，假如我们是东哥，在那个时候，应该如何表示才能体现风度呢？

再进一步的说，俺粗鲁地认为，无论是彭总或者洛甫，相对于东哥，他们可曾有任何道德意义上的高度吗？----抑或，我们更应该索性不要用道德，或者民主之类的标准来评价庐山会议，会更好一些？

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有同学说，：“喂，小史，按你这么说，庐山会议上几乎没有完人了？”----而俺的回答是：“Welcome to real life.”事实就是如此，新中国，和她当时的政治精英以及政治体制恰恰就在那个Level,我们不应该用后来的原则，或者其他国家貌似行得通的原则来硬套庐山会议这个具体事件，恰如我们不能把一件莫文蔚穿起来好看的衣服硬套在沈殿霞女士身上，并要求后者要穿出风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