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发展与变革 -- wild007

对人也好，对事也好，理工也好，人文也好，只需要了解万物同构就行了。

有很多观点我们相同，不过有一个根本的分歧在于：你认为中国和西方的核心部分是对立的，并且引申到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核心的对立。

而我认为中国思维的核心是超越的，是可以包融西方思维核心的。中国哲学也是可以包容自然科学核心的，比如可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也可以成为徐光启那样的科学家。

至于局部最佳能否堆砌出整体最佳，则属于技术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或者说，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比如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成绩，科技发展的成绩，我的看法是符合事实的。中国发展科学，并没有什么思想上的障碍，没有核心上的障碍。相比于印度和伊斯兰世界，才能知道什么叫思想和核心上的障碍。

从东方视角出发，局部最佳与整体最佳几乎必然相悖的，两者共存的概率低到几乎可以忽略，即局部最佳堆砌不出整体最佳，这个随着论述的展开应该会是比较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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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非常好。

自然科学是“死”的，有很好的重现性，只要理论正确，试验可以重复几千上万次都是同样的结果。而人文科学却是“活”的，你永远无法找到完全相同的“试验条件”，所有历史上发生的事都只能有限“借鉴”却无法作为指导今天事物的行动纲领。故而就算根据完全还原的历史找出了当初的“最佳路线”，但那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所谓的“历史最佳路线”和“历史实际路线”在借鉴意义上却无法分个高下，因为谁也不知道所谓的最佳实际执行后是什么后果。从这方面来说，历史不容假设的确有道理。也因此，在人文科学领域也就压根不存在什么“最佳”，因为实在无法证明，也无法实践，连基准参照物都没有，又谈什么“最”呢？

方法论牵涉到我们如何学习以及如何认识世界，没有合适的方法论，我们将一直在黑暗里摸索，故而合适的方法论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这世上有很多方法论，因此我们很需要找个切入点来理解各种方法论的应用和优缺点。

在我们的启蒙教育时，都经历了差不多的过程，字母，字型部首，实物对照等等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其中，文字显然是抽象的事物，而实物（包括图片信息）则是具体的事物。在我们此后的生涯中，抽象和具体总是伴随着左右，只是在具体的应用顺序上，东西方开始出现了很明显的分野。西方人从抽象走向更抽象，学科中很多理论性的东西甚至在自然界里不可能存在，而东方始终讲究理论联系实际，故而显得更实用一些。

从东方视角出发，西方这种通过极端抽象然后反馈实用的方法，就类似于“邪派武功”，失败率很高，风险很大，但是能瞬间爆发，威力惊人。东方的抽象——具体交替应用的方法则是“正派武功”，慢，但是稳妥扎实。在实际过程中，现代科学的学科大多都极其抽象，与现实脱节很大，故而屡屡有大学生被一线工人嘲笑的事。在面对大型机械时，多数人都只懂得根据数据按固定的按钮，因此虽然数据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但数据背后的原理和奥妙，真懂的人寥寥无几。这一方面是现代科学的确复杂到单一人脑在有限时间内很难融会贯通，另一方面，现代科学也确实在制造大量的带文凭的“科技盲”。

在人类近现代史中，科学方法的发现无疑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早期的科学家都还是扎扎实实边做实验边设计理论，牛顿是这一层面的代表人物。但到后期，纯理论型科学家开始占据了主流，爱因斯坦算是典型。一个理论型科学家总会有一大批实验型科学家跟进，此时话语权的争夺在科学界变得至关重要，因为谁得到话语权，谁的理论就会优先被实验型科学家去证实。由于设计实验的成本越来越高，话语权的争夺也就变得愈发激烈，这是今天科学界逐渐与工业革命时代的百花齐放愈行愈远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今天科技研发的成本已经基本杜绝了单一科学家或科研所获取象他们前辈那样成功的可能性，科研已经从全面进攻进入到重点进攻阶段。

如果我们摒弃掉字面上的褒贬涵义，那么显然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基本都属于“邪派”方法论。那么什么是现代科学的“正派”方法论呢？很遗憾地说，正派方法论还没有成型出现，华罗庚可能算是开了个头，但文革让这一过程提早终结。河里老说“土共土共”，其实“土”恰恰是正派方法论的特征，不下基层，只会指挥别人的专家，固然有真才实学的特例，但就象邪派成材率向来低下一样，可持续性并不高。葡萄很是说过一阵子“科层社会”，虽然具体所指不明，但如果是指类似于西方近现代的那种科学家架构，可以说可持续性是很差的，因为寄希望于少数天才人物的社会，无法应对大的波折，终究还是要一不留神就走向末日。

抽象和具体在现实中是始终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暂时通过抽象来更好地认识事物，但当理解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把抽象还原成具体进行知识升华，虽然这一过程会相当缓慢，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来说，倒是时候“省”着点过日子了。与其让一票“邪派高手”肆意挥霍天量物资赌未来，不如把资源细水流回民间，将科研真正用回到民众中间，而非继续去赌那些个虚无缥缈的未来，防止开除球籍，乃至防外星人入侵地球等等。

又没有完全相同的条件，有无法找到行动纲领，那么决策没有依据只能瞎撞，这就是你心中的“人文科学”吗？

你举个“人文科学”的具体例子可能更容易说清。

另，你把这种瞎撞的思维称作东方思维，把自然科学思维称作西方思维，恐怕是对中国和西方都了解得不深入呢。

小李夫妇闹情绪，家人想找人调解，听说隔壁老王家小夫妻经由学法律的二舅调解成功了。那么按自然科学的办法该怎么处理呢？大致是这样的，先统计一定时间地域内一共有多少例类似的家庭纠纷，其中拥有类似经济条件的有多少，有二舅的有多少，有学法律亲属的有多少，其他调解人成功的有多少，然后进行归纳分析，最终经由计算机输入计算，得出二舅调解的成功率是78.3654%，学法律亲属的调解成功率67.3248%，等等。于是，确定学法律的二舅出马，同时拟定最优化的调解词，事先让二舅背熟。

而从人文角度出发，怎么处理呢？先看看有没有有时间也有精力，同时也了解小李夫妻情况的亲属，如果二舅恰好符合这种情况，那就试试，而如果不是，那么就选择相对来说对情况最了解的长辈出马。

在人类社会的政策制定时，情况会复杂一些，但是本质是相同的。人心时刻在变，外部环境也随时可能变化，拟定的最佳即便经由超级计算机模拟过千万遍，但是依然无法保证“一切尽在掌握”，因为随便加个变量，不仅计算量上个数量级，结果也很可能异变。投票之时变卦的大有人在，投票后反悔并反制的也并不少见，而且就算最后政策正常通过，执行阶段被抵制也是家常便饭。人类社会是始终在不完备的条件下前行的，这注定了人文科学领域充满了孤例甚至无先例的情况。就算有先例，也使得先例并不能完全指导本次的政策执行，只是有一定的优先选择权，也就是“借鉴”。

就如你说的，要找到有时间精力还要了解小李夫妻情况的亲属或长辈，这就是行动纲领了嘛。那么你前贴说的“没有行动纲领”就不成立了嘛。

显然的，既然要有决策，一定是有决策标准的，有行动纲领的，不是在瞎撞。

你第一段说的那些，作为信息采集，其实也没有错，是可以指出一个大致方向的，最好是找既了解情况又懂法律的。而你第二段没有提到懂法律，就是你的一个疏漏，说明你的思维的有效性其实不如“自然科学办法”。

进一步说，你的例子中的自然科学办法，在实际操作中其实不会那么生硬的，“拟定最优调解词背熟”纯属你的想象，真正操作时肯定是在分析以前案例找出要点以后，根据本案具体情况来决定该说什么。在了解法律和人情的基本情况以后才能随机应变，而不是空口白牙地瞎撞。

其实你这个例子跟一般搞工程没有本质区别。搞工程事先也是要调研，就是你的“人文科学”里面的“了解情况”，然后要分析自己的不同情况进行变通，比如莫斯科的寒冷天气和新加坡的热带天气使得工程不能原样照搬，还有比如当时的财力不足要寻找一些变通方案又不能影响工程质量，等等。另外，就算原样照搬，工程上的比如100米，实际上总是有个误差，设计上也要有个宽裕度。这些按照你的定义都成了“人文科学”的内容了吧。

那只能说你定义的“人文科学”其实跟“自然科学”没有本质区别。

关键是，你的一些重点概念跟客观实际的情况严重不符，你想象中的“自然科学”纯粹只是你的想象，跟实际情况没什么关系。你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立起来，其实也只是你自己跟自己较劲。

看看中国日新月异的工厂、桥梁、机械、汽车、电子产品，中国已经达到中级工业化的客观事实，你非要说这些东西背后的思维方式不是中国人的正常思维方式。而事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觉得什么不正常，没有觉得对立。

所以只能说，你的归纳严重不符合事实。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很推崇厚积薄发的，“忍”“谦虚”等等都是很好的写照。大体上中国人的淡泊名利与歧视“奇技淫巧”，都与推崇厚积薄发的人生态度有关。故而中国人自古都是不屑于过分推销自己，事实也证明，沉稳的人是古代中国成功人士的基本要素，就算是机关算尽的智神诸葛亮，终究也要栽倒在稳扎稳打的司马懿面前。只是当历史演进到现代社会，一切似乎都起了变化。

与厚积薄发相对的无疑是薄积厚发，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不算是个好词，但是偏偏今天很多的人和事，还就都围绕着它发生。最早在中学的时候，男生的武侠小说开始出现“奇遇”，大意就是主角一不小心跳崖，结果就很狗血地获得了武功秘籍和灵丹妙药，于是脱胎换骨成为那个世界的NO1（武功不够RP补），于是呼风唤雨，金钱美女信手拈来。女生的言情小说要“现实”一些，说得浪漫一点是王子与灰姑娘，说得土一点就是钓金龟婿。但凡受过这类作品“毒害”过的青少年们，潜意识里多少对于薄积厚发就有些刻意忽略了。于是在一步一步的潜移默化中，我们今天的社会就变得极其浮躁，数载暴富，借“势”成功，推销神话等等等等。虽然大家都明白真能成功的是少数，但是在大量光鲜的传言和攀比中，今天的多数人恐怕都开始相信“双赢”“共富”并不是啥遥不可及的梦。因此薄积厚发作为一种“手段”一个“过程”也就被广泛地认同了。只是薄积厚发到底不那么让人觉得靠谱，于是一种全新的“厚积厚发”理念开始占据了多数人的脑袋，虽然这个词对大家都还是陌生的，不过其实这一概念已经被大体归入了“中国特色”中。

抛开字面的意思不说，厚积厚发在今天的现代世界的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甚至按劳分配也可算是厚积厚发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一切都开始数字化精确化的今天，积与发之间达成一种黄金分割比例似乎也不算什么难事，只要“设计”并“控制”得足够巧妙，积累多少就得到多少当然是可期的。今天我们社会里各种证书、档案乃至很多人推崇的信用评级（最终连扶老奶奶过马路也能被纳入的信用评级），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表现。不过由于现代社会终究是“不完善”的，故而还有一种不太精确的积累手段被广泛纳入，那就是“人脉”。即便是西方的科幻电影里，人脉的比重也是相当可观的，比如冷不丁就会冒出一个可以完全信赖并恰好能解决问题的“老朋友”。

在东方世界里，厚积薄发是正道，积和发就象建筑的基础与上层，除了佛塔东方很少有那种一飞冲天式的建筑，相反西方就比较张扬，哥特式建筑直插云天可谓主流了。与此相对应的，西方从古至今都推崇一种小概率的“借势而起”，其典型思维就是集合一系列“恰到好处”的特长干成惊天动地的壮举。在西方搞笑电影系列《惊声尖笑》的某级中，主角被禁闭在一个充满各种乱七八糟的工具的房间内后突然灵光闪现，短短几分钟，一辆威猛的拖拉机就被组合出来然后破墙而出。这算是西方人对自己投机取巧到极致后的一种自嘲。只是真正让我们感受到西方人开始反思的还是最近的《碟中谍4》，在本片中，汤姆克鲁斯终于开始“犯错”了，在红场被狼狈地炸晕，爬摩天大楼时，高科技手套失效，跳窗时竟然撞头，最后的决斗也完全失去了各种优雅，可以说，阿汤哥的RP似乎在前3部用光了，只是在本片中，导演终于开始宣扬一种以往的好莱坞片几乎从来没有的理念，那就是“精确”其实是小概率事件。虽然这一结论是那么的普通，但是在好莱坞一贯灌输的理念里，巧合才是主流，所以永远不要对小概率丧失信心，只要“坚持”，小概率一定会出现。看起来，这似乎在宣扬厚积薄发，但是电影里从来不会表现厚积的过程，港片里至少还会出几个英雄落难的特写截图，而好莱坞片里却从来是一句简简单单的XX years later，故而它实际在推崇什么其实一目了然。

在谈金融的时候，我说过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衡量增发，可惜几乎所有国家和组织的货币政策都倾向于超量增发，因为只有此时，“双赢”才会成为主流，换言之，衡量增发的货币体系是个不稳态体系，它总是会被迫向“现实”低头。在“积与发”的问题上，其实也与此类似，厚积厚发是个很完美的事物，但是它与现实很难调和，当你选择了厚发，后面往往就由不得你了。就象今天，我们总在喊经济软着陆，但是GDP增长始终还就是在10%附近。今天我们多少还能调侃地说一句，“步子别太大，小心别扯着蛋”，只是当无效商品越来越多，各种为了创造岗位而工作，拆了建，建了拆的类“富翁吃屎”事件越来越频繁，终有一天我们就和美国佬半斤八两，真面临薄积厚发的窘境了。

本文承接谈一谈工业社会

对于中国传统的蚕茧型社会，看来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也许我们太习惯于用一个个个体来看待社会中的“人”了。按今天的思维，社会是由人来构成的，故而人是社会的最小单元，如果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活体，那么人无疑就是细胞。

可是蚕茧对应的是一条条丝线，并不存在很明晰的细胞，这里其实就有着一个东西方对人类社会理解的根源性差别。在传统东方世界里，人并不仅仅代表个体，在他出生的那刻，他就和父母兄弟乃至亲朋邻里联系在了一起。换言之，按东方的人文观，“人”是一种处在一种纠缠态的生物，很难以类似于细胞的个体来单独进行考量。

在西方，私有财产私有领地不可侵犯，因为个体的人就象细胞一样必须有自己的空间，也就有一层细胞膜把彼此区分开来；而在东方，人的社会性更被看重，个体在与其所依附的群体冲突不大时才有独立空间，更多的情况下，人表现为一种千丝万缕下的共同体。故而在古代东方，“私”这一概念一直发展不起来，大体上一个人活着就必须为群体考虑，故而家族可以干涉个体的大部分事物，甚至包括备受现代人诟病的爱情和婚姻。当然西方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东方更喜欢给类似的故事加一个美好的结局，因为东方人倾向于认为两方都没错。

东西方由于对于“人”的看法南辕北辙形成了很多迥异的差异，其中住宅观念就很突出。西方的住宅很强调私密性，房间和房间的隔断总是很严密，而东方在家族或村落内部的住宅隔断是很稀疏的，“夜不闭户”乃至干脆就是一层布帘也是常态，只有对外才讲究高墙壁垒。在医学领域，西方是从细胞开始考量人体，而东方则从“五脏六腑”“奇经八脉”角度出发，大致也是同样的路数。今天的国人无不把拥有一套独立的大房子作为最高诉求之一，而得到房子后，却又只把房子作为休息室。串门是件辛苦活，“客厅”的使用率其实并不高。于是人与人之间开始产生信任危机，类似于西方的细胞膜开始包裹在城市里的中国人身上。

如果说住房影响了中国人对传统的回归，那么另一项西化得更彻底的特性无疑更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教育。传统的中国人把教育看做自己生命一种延续，故而很强调因材施教，但首重人品。而现代西方观念，大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育细胞，只有精英教育才值得因材施教，至于精英嘛，以前靠智商，目前主要靠资本来进行甄别。故而我们今天的所谓“素质教育”也好“应试教育”也好，着眼点其实昭然若揭。说白了，在美国的全球资本体系下，目前的教育基本只产生两种人：为工业化服务也就是间接为美国服务的螺丝和直接为美国服务的高级移民。不过这倒不完全是坏事，至少螺丝（现在）和高级移民（未来）将成为反嗜美国的主要力量。

今天我们早已没必要完全回归传统，但是我们在西化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中西合璧这条路，如今关键点在于如何认识东方的思维，西方思维其实我们已经太熟悉了。要想树立自己的文化核心并反攻美国，千里之行，当始于当下。

PS：今天的美国其实“东方化”的程度相当地高，甚至超过今天的中国，这可以看做一种东西方文明的殊途同归。但本质上美国是在西方的基础上不停地“模拟”东方，只是这条路如今越来越难走。不过相关论述还没有完全想到合适的视角来简单说明，故暂不展开。

那个，想与您商榷一下自然科学是死的这个问题。我是学文科的，只是看了一些科普的书，如果有不对的地方，麻烦您指正。您所提到的那些自然定律，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除引力之外没有其他作用力。但是，我们在真正的现实应用中，很少遇到这么简单、完美的现象，所以在使用这个定律的时候，不得不引入其他的公式，从而使我们的计算能够更好的接近“现实”。

其实本文的主旨也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书本中的“自然科学”和现实的“自然科学”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书本中的自然科学是那种抽象化，同时预设条件都完美化的自然科学。就象大量物理试验的先决条件之一都是“真空”，可是“真空”这玩意，现实中到底存不存在可不见得那么想当然，但这并不妨碍书本的理论里到处预置这一先决条件。

物理、化学和数学作为单一学科在现实里的应用面都相当有限，但在理论层面，他们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单打独斗”都可以招揽一大批人力，构筑一个完全虚拟的理论世界。

东西方对理论的应用，关键性分歧就是东方对“虚拟”型理论的坚持度很弱，如果一个理论在可见的未来不能带来现实的意义，那么这项理论在东方就很容易被归入空谈而束之高阁。而西方人却可以持续地在抽象的海洋里一路“遨游”下去，在爱因斯坦之后，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于验证各种千奇百怪的“理论”，而不是真正去对世界民生做出贡献。故而葡萄总说西方试验室里有大量的“宝”。的确，他们是有宝，只是这些“宝”可以有啥用，或者啥时候有用，那是研究者自己也完全搞不清楚的。

如果用赌博作一个类比的话，东方人是赌3把收手，出门挣钱以便下次再赌。西方人是绝不收手，没钱就借就骗就抢，所有路断绝后，就哀叹一把末日，然后掀桌子赖帐或与赌场同归于尽。

就纯理论来说，理解“自然科学是死的”这一命题我想并不困难，因为理论都是预设条件极其完美的，不会有意外。可是在现实里，兄台都注意到连自然科学的“重现性”都很值得怀疑，那么比自然科学变量更多，时效性更明显的人文科学会是什么样的局面，自然也就不用过多说明了。本文中“活”这一特性，指的就是如何处理变量过多情况下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问题。事实上在现实里，我们多数情况都既等不起也无法有效判断所谓的“最佳途径”，那么此时的取舍问题才是人文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谢谢您的回答。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很多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于精致完美的数学模型，而那些模型在现实中毫无用处，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现实中的变量远远超过那些数学模型所能够负担的。我个人觉得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这个层面上，西方的好处是对于细节的偏执，而东方的好处是对于大局，大势的把握。中西合璧当然是最佳的选择，可是我很怀疑有没有这个可能。

在方法论上，西方注重“穷极”，东方讲究“大略”。穷极可以算无遗策，但是系统误差可能极大（出一个未知变量就要命了），而且很容易丢西瓜捡芝麻（人的精力不可能一直保持100%的专注度）；大略容错性极佳，对最终目的的达成拥有很高的成功率，但是过程可能很让人纠结，出错更是家常便饭。

在中西合璧的问题上，存在一个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选择，目前西体中用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只是穷极法的适用范围毕竟比较狭隘，虽然西方人拼命增加各种反馈与预备方案来尽可能接近“大略”的效果，但是却总与现实有着各种各样的差距。这一点可以用数学中的“极限”这一概念来表述，西方人认为当数值倾向于“无穷大”时，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也可以最终统一，比如多边型的边趋向无穷大时就变成了圆，0.9999...可以=1等等。但在现实里，这种情况其实基本不会发生，于是西方永远徘徊在离完美“差一点”的纠结态中。差一步的完美的制度，差一步的终极理论，差一步的资本主义最终解决方案，等等等等。

而中体西用，这一问题其实就很好解决，社会本来就不完美，没必要考虑这么多，现在失败了，无非下一次再来过，即便人类灭亡了，自然也会有“外星人”继续人类社会的历程，我们都只有近100年的时光，为啥一定要猜测并安排今后500年乃至1万年的路？重要的是当下，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所有的未来也都基根于现实的取舍。这样再来考虑中西合璧的问题，相信就不用那么悲观了。

关于中体西用，还是中用西体的问题。我以前总是把中国的问题都归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特别是后来看到“全盘学习”西方俱乐部的日本足球队表现越来越好，而“中体西用”的中国足球则节节败退，更是以为只有彻底学习西方的那一套才能够有出路。可是在出国生活的那三年里，我深深地认识到一个中国人变成一个加拿大人有多难。那时，我最纠结的一件事儿就是，如果我真的放弃了我身上的中国特质，那么“我”还是我吗？于是有点了解清末知识阶层的痛苦。

前些日子下了钱穆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有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