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世界并没有在1260年结束，约阿希姆的预测以及很多人的期望都落了空。十三世纪中间这十年代表了克吕尼改革时代的最高阶段。因为在这十年里多明我会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如果说格里高利教皇是十一世纪西方教会最关键的人物，克莱尔沃的贝尔纳是十二世纪最伟大的布道者，那么十三世纪阿奎那的思想体系托马斯主义就代表了中世纪西方神学的决定性时刻。阿奎那是意大利南部城市艾奎诺当中某位贵族的儿子，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却很有其所属时代的国际化气派。当时只要你会说拉丁语，就可以与欧洲各地的上层社会人士自由交谈，从斯德哥尔摩到塞维利亚通行无阻。加入多明我会之后，他开始了学习事工两不误的生活，不仅将自己局限于意大利，还去过巴黎和科隆的大学。阿奎那的等身著作显示了西欧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热情（阿奎那干脆就用“哲学家”一词来指代他），他还鼓励了亚里士多德全套作品的拉丁文翻译工作。许多神学家对于他的作法表示反对与担忧，尤其以十三世纪后期为甚。官方教会一直担心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会对基督教信仰构成挑战，但是阿奎那的著作终究还是打消了他们的恐惧。

阿奎那著作的基础在于他相信亚里斯多德的思维体系与理性分析系统并没有否认信仰的中心位置，而是说明甚至于证明了信仰的真理。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以及他关于“形式”的讨论反映了上帝创造的人类本质，人性的形式是理性的灵魂，而灵魂自然倾向于采取理性行动。人们不应提出任何与理性相悖的主张。理性是上帝为我们提供的通向真理的路径。而且理性的运用就应当斗字当头，通过经院哲学——从经院哲学问世开始到阿奎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之久——轰轰烈烈的辩论方式进行争论与反驳，从而形成理智层面上可接受的结论。阿奎那发现，在通过理性辩论接触信仰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非常有用，尤其是关于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新近翻译的亚里斯多德作品。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造物之所以能存在都必然有原因，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阿奎那可以构建一个系统，其中一切得到且可以得到描述的事物都能通过因果关系的链条回溯到上帝那里，上帝就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原因。这个上帝依然是柏拉图口中“不动的原动者”（Unmoved mover），一位完美而全无感情的神。所以单纯认为阿奎那反对柏拉图而赞成亚里士多德是很可笑的看法。他只是在使用任何手头现有的智识资源以便创建自己的体系。这一点的最充分体现就是阿奎那的伟大著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 ，“神学总集成”）*27*

《神学大全》涉及了上帝存在与本质的的最抽象问题，但它同时也非常务实地讨论了看待日常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作为上帝意旨的组成部分而生活。通过讨论问题与区分定义所得出的结论，这部著作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上帝的人世与天堂造物的和谐观念，在这套架构当中，格列高利七世的接班人可以将自己视为上帝的体系在人世间的最高点。托马斯还为借助理性理解这种和谐的行为设下了限制。在全书开篇，他立刻就带领读者得出了一项结论，很久以前亚略巴古的丢尼修就得出过相同结论，拜占庭的神学家对此也很熟悉：“看来我们毕竟不能以任何言语来指代上帝。”考虑到标准英文版的《神学大全》共计61卷，而且直到阿奎那去世的1274年仍未完成，这这番话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这位最伟大的经院神学家理解了问题的核心：所有关于上帝的语言都不得不借助比喻与比方，充其量只是对上帝的侧眼一瞥。因此阿奎那对于真理的判断是多种可能性的总和，是各种争论的折中平衡：那些为了寻求确定性而翻开这本著作的人并不总能欣赏他的作法。

托马斯始终在具体说明和无言意指之间寻求着平衡。他笔下将这一点体现得最明显的一段文本拥有无数天主教徒读者，远远超过《神学大全》的读者数量。这就是他所创作的伟大的圣餐礼赞美诗《鼓舌弥撒曲》（Pange lingua）（“唱吧，吾舌，歌唱荣光圣体与珍贵圣血之奥秘”）。阿奎那在1264年应乌尔班四世教皇本人的要求为新兴的圣体节写下了这篇作品，这也是他的圣职工作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信徒对于《鼓舌弥撒曲》最后两节歌词的体验都是西方拉丁语礼拜仪式所提供的最激动人心的戏剧性时刻之一：这就是所谓的圣体赐福（Benediction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对于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精神的最到位表达，尽管有些姗姗来迟。这种圣餐礼崇拜活动是独特的拉丁语西方传统，由圣体节发源而来。在中世纪西方人的眼里，这个节日的唯一缺点就是意犹未尽，每十二个月仅仅过一次。因此在教会年度的剩余时间里发展起来了一套 “圣体保留”（reservation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仪式：人们会将圣餐礼上经过祝圣的面包“保留”一部分，存放在安全的会幕（tabernacle）当中。日后会幕将会得到越发豪华的装饰与遮蔽。很快这些保留下来的面包就成了俗语当中的“圣体”。在会幕（通常也被称为“圣体之家”）当中，信徒们可以随时将这些面包当做崇敬的焦点，神职人员也开始习惯于将教众集中在会幕前，领着他们进行祈祷。

阿奎那的时代又过了三个世纪后，圣体的保存方式就没这么简单了。这项活动自身演化成了名为赐福祈祷（Benediction）的仪式，成为了整场圣餐礼的焦点与压轴戏。在形式最繁复的赐福祈祷仪式当中，身着盛装的神父或者执事会将祝圣过的面包从会幕里请出来并用它来为面前的信众祝福。主祭会在祭坛前缓慢而虔诚地高举起圣体（一般会罩住双手以免直接接触盛放圣体的容器）并在空中画十字，在实体世界凸显这个属灵的象征。在圣餐礼的所有组成元素当中，赐福祈祷最能够有力体现西方教会的“圣体实在”教义。当神父准备以这种方式聚集上帝的赐福时，在场的其他人则会咏唱阿奎那的《皇皇圣体》（Tantum ergo），这首歌是《鼓舌弥撒曲》的高潮段落：

“皇皇圣体尊高无比，

我们俯首致钦崇；

古教旧礼已成陈迹，

新约礼仪继圣功。

五官之力有所不及，

应有信德来补充。”

“赞美圣父赞美圣子，

欢欣踊跃来主前；

歌颂我主荣光伟力，

万世不尽永无边。

圣灵发自圣父圣子，

同尊同荣同威严。”

“五官之力有所不及，应有信德来补充。”《神学大全》当中提出的难题就这样得到了解答。的确没有任何言辞可以用来形容上帝，但这并不要紧。随着祝颂结束，高潮时刻过去，神父还会率领教众吟诵一段同样出自阿奎那手笔的祷文：

“天主，您在这神妙的圣事内，给我们留下了您苦难的纪念；求您使我们虔诚钦崇圣体圣血的神圣奥跡，必能常常领受您救赎的果实。

Eckhart, writing in vigorous and multi-layered German, introduced the idea that after abstracting the particular 'this' or 'that' and achieving 'detachment', Gelassenheit, the soul can meet God in the 'ground', Grunt, of all reality. There she can achieve an inseparable union with the divine, 'the unplumbed depth of God [which] has no name': 'Life can never be perfected till it returns to its productive source where life is one being that the soul receives when she dies right down to the "ground", that we may live in that life where there is one being.'

这一段是关于埃克哈特大师的论述，请教文中加粗词汇的恰当译法

阿奎那创作这段赞美耶稣基督的弥撒颂词时，大多数拉丁语欧洲居民的生活条件正在不断恶化。将人体比作面包与酒、食物与饮料的象征主义此时产生了苦涩的反响。从1200年起将近两个世纪左右，北半球的气候总体而言越来越冷。欧洲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而且粮食分配很不平等：有权有势之辈自然温饱无虞，平头百姓则只能忍饥挨饿。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增长的欧洲人口对于有限的农业资源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此时的新局面也使得他们身陷苦难。试图将这样的焦虑背景与宗教信仰进行联系难免有风险，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必须纳入考量。但在十三世纪，一种具有显著西方特色的信仰模式开始大行其道。这种信仰模式专注于上帝积极干预受造物的人性侧面，并且更加人性化地展现了关于基督和圣母的人身事实。的确，早在上个世纪这种对于上帝的个人化探求已经显露了端倪。 十一世纪的伟大神学家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不仅以逻辑和辩证形式热情地思考过上帝之美，还写下过另外的言词：“主耶稣基督，我的救主，我的慈悲，我的救恩……我的愿望多么贫瘠，你的爱又是多么甜蜜。”事实上，在他死后几十年以内，人们开始首次运用“meditatio”这个拉丁语词汇来描述此类文本。早在安瑟伦生前，他的冥想录早已经广为流传，而且这些作品在他死后一个世纪还激发了大量仿作（大部分仿作都将他的姓名安在了新文本上）。*30*

然而在1200年之后，人们开始在这种寻求上帝的模式当中以更大的力度来关注涉及基督生平与死亡的具体细节。新的主题就此出现：以阿奎那为集大成之体现的多明我会针对基督的受难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阿奎那构建了一套合乎逻辑的理论（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心服口服），认为基督承受十字架钉刑时遭受的肉体痛苦比起历史上任何其他人所遭受过的任何痛苦都更加强烈。这个特殊的神学发展可能有很多动机。正如玛利亚崇拜在十二世纪的发展那样，面对阿尔比派的多明我会宗教裁判官可能也会注意到洁净派将物质实体与神性向隔离的作法。即使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另一种可能也还是不容忽视：多明我会试图在神学方面打压竞争对手方济各会。在多明我会看来，方济各会倾向于过度强调方济各与受难基督的相似性，以至于方济各自己的身体上都再现了基督的圣痕。因此很有必要强调一下，就算方济各本人也无法与救主相比。*31* 然而这样的考虑也只不过是更普遍现象当中的一点涟漪。要不是有那么多人对于自己的肉身存亡越发担忧，这些为基督教崇拜和思考创造了新观点的不同声音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人听到：；例如科尔尼隆山上的茱利安纳修女就曾经一马当先地在圣餐礼当中推行了远比从前更加物质化基督圣体崇拜。而且除了多明我会修士之外，还有以方济各为榜样的历代方济会布道人与神学家。

方济各对于上帝的寻求有着新的视角。安瑟伦、希波的奥古斯丁以及亚略巴古的丢尼修都像柏拉图一样将上帝视作“不动的原动者”。但方济各并不将上帝视作自有自足的神圣存在，而是一个人，他的主人。方济各反复将上帝称作“主上帝”（Dominus Deus）。主与他的选民签订了协议——即立约，就像当年上帝与以色列民族立约一样。上帝会采取积极行动，而不是自在无为。*32* 上帝最重大的行动就是通过圣母玛利亚成为基督耶稣，一个真正的人。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将基督当作上帝来热爱与崇拜，方济各号召他们看到基督平凡与人性的一面，从而使得人们能更好地热爱并崇拜作为上帝的基督。正是方济各制作了第一个圣诞马槽并为其搭配了只有在次经当中才提到的牛和驴，将其作为教堂里的崇敬对象。

一部十四世纪早期方济各会士的作品应和了方济各本人的个人观点，这部作品在当时非常流行并且得到了大力效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这部作品归功于方济各的门徒，意大利神学家文德。但是今天人们一般认为这部作品的实际完成时间比文德晚两代人，作者是另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德.考利巴斯（John de Caulibus）（因此这部作品的作者经常被称为“伪文德”）。他撰写这部《基督生平沉思录》（Meditation on the Life of Christ）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方济各会的女性支会贫穷顾蕾娜教团当中的一名修女思考基督的尘世生活。这部作品的形式是一系列目击者报告，当中穿插着评论和劝诫。这一切内容全都富有想象力地超越了福音书的叙述范围，借以激励读者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当中效仿基督。福音书的叙述并没有打算包括关于耶稣的一切，这个事实令德.考利巴斯非常高兴，因为他可以填补福音书的空白。举例来说，以下就是他对于救主诞生的扩充版描写：

“水落石出之时终于在周日午夜来临了。圣母站了起来，走到一根柱子跟前坐下。但约瑟一直坐着，满脸郁闷，因为他没能提供更舒适的分娩条件。他站起身来从马槽里捡了些干草洒在圣母。然后他就转过身去。于是神子就这样完好无损地离开了圣母的子宫。刚才他还在子宫之内，接着他就离开子宫落在了母亲脚边的稻草堆上。他的母亲立刻俯下身去抱住了他，温柔地拥他入怀。她把他放在她的大腿上，并依据圣灵的指示用水为他进行洗礼，与此同时天堂令她的胸部充满了奶水。然后，她把他用面纱包裹起来，并把他放在了马槽里。”*33*

这部默想作品有着很强的画面感，（文本手稿也经常布满插图），因此它对于新近兴起的个人化近距离宗教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刺激。这种风格试图借助绘画或雕塑表达视觉化的现实——这种做法与西方传统大异其趣，与东正教艺术的程式化传统更是相差甚远。

方济各会的灵修风格——方济各的圣诞马槽所主张的对于日常生活的颂扬——为西方传统当中第一批以个人身份留名青史的艺术家之一提供了灵感，此人将他的个人愿景投射进了自己的艺术成就当中，他就是人称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乔托在十三世纪最后几年承揽的平生第一批委托工作之一就是监督并领导亚西西大教堂内部敬献给圣方济各及其圣祠的系列壁画。稍晚些时候，乔托又在帕多瓦的阿雷纳礼拜堂绘制了即将被德.考利巴斯付诸文字的耶稣诞生场景。与德.考利巴斯一样，他的视野同样投射到了圣经原文以外：这套画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但画作本身绝非对于日常场景的单纯抓拍。乔托的耶稣诞生为我们的默想提供了一位隐身外部观察者与信徒——例如某位阅读经文的贫穷顾蕾娜教团修女——眼中的场景。他描绘了一位年轻母亲注视儿子的热切眼神，但她的儿子注视她的目光同样热切，根本不像刚出生的婴儿。牛与驴使劲将头探向马槽，牛的目光也牢牢盯着圣母。这幅画面详细展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熟悉的人际关系，只不过圣母与圣子头上的光环以及我们对于圣经故事的了解将我们拉出了自身经验之外并推向完全由爱形成的关系，而这层关系正是基督教救赎故事的核心。*34*

我们只要读一下德.考利巴斯关于基督生平的默想，就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这些作品的叙述特别关注基督尘世生活的两极，即出生与受难。他之所以做出这组选择只是为了呼应同时代方济各会的讲道内容。基督的降生与受难拔高了玛利亚的位置，因为基督通过她才降生人世，而基督最终受难时她也心如刀绞。这种玛利亚崇拜也是十二世纪流行灵修主题的新发展——但这里又添加了新的元素：自十三世纪后期开始，玛利亚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一位仁慈却又疏离的君主，世界各地皇太后与女王们的榜样，而是成了一位心碎欲死的母亲。事实上从十四世纪初期开始，欧洲各地就开始普遍描绘“悲悯圣母”（Our Lady of Pity）的形象或圣母怜子图（Pieta），画面上的圣母双臂怀抱着刚刚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儿子的遗体。*35* 基督的艺术形象也首度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气派的国王或者安详的好牧人，而是成了“忧伤之子”（Man of Sorrows），钉十字架的伤口暴露在外，他的面部也痛苦扭曲。强调痛苦的风格经历了宗教改革，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新教兴起时期，这种风格的关注重点是基督之死以及他通过受难为人类赎罪的事迹。

对于基督受难的不断展示也造成了不幸的副作用。纠结于基督受难的信徒们难免会将目光投向那些圣经叙事当中的罪魁祸首群体：犹太人。方济各会很快就明确指出了这条联系。这种做法使得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沉重起来。希波的奥古斯丁曾宣称，上帝之所以允许犹太人历尽劫难而始终不灭绝就是为了警示基督徒。因此他们应该获准基督教世界维持自己的群体生活，虽然不能像基督徒那样享有完整的公民权：直到上帝打算终结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让犹太人集体皈依基督教。因此犹太人一直都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唯一获得容忍的非基督教群体，但他们的地位总是非常脆弱，被排除在权力或主流财富创造活动之外。这种限制的结果之一就是驱使大量犹太人转向了放债生息（高利贷）的活动。由于对于希伯来圣经不甚透彻的了解，教会禁止基督徒从事这个行业。这个行当的确为犹太人带来了财富，但肯定不能让他们更受欢迎。*36*

的确，方济会并未一手创造出犹太人与受难的联系，也没有率先对其进行炒作。在方济会之前至少一个世纪，西方社会关于圣周的礼拜词就一直在渲染强调受难星期五当天的戏剧性情节，许多人也从礼拜仪式的情感体验当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37* 然而悲剧依然是悲剧：爱之使徒的继承人方济各正是在中世纪西欧日益增长的仇恨犹太人情绪的主要支柱之一。在这种氛围下，英格兰率先在1289年发动了西欧第一次大规模排犹活动，在1289年，帮助爱德华一世国王的议会拒绝替他偿付战争债务，除非他将所有犹太人赶出国境之外。其他统治者随后纷纷效仿。这种反犹恶意伴随着人类事务所特有的繁芜风格，奥古斯丁也曾经对其进行过不冷不热的鼓励。好在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坦诚相待总算还能制衡这种恶意。但骚扰或迫害犹太人的冲动的确成为了西方基督教的持续性特征，直到二十世纪的一系列惨祸之后，西方基督教才开始直面这个问题。*38*犹太人并不是唯一沦为替罪羊的群体：正如前文所见，在时世艰难之际，麻风病人与同性恋也可以充当阴谋反对基督教社会的反派。

除了犹太人以外，另一组新兴的阴谋家也在十四世纪初登台亮相了，也就是撒旦与他在人间的女巫爪牙。约翰二十二世教皇一直因为诸如方济会属灵派之类的各种教会敌人以及捣乱分子而焦虑不已。他总结归纳了此前五十年里大量关于魔法和巫术的学术争论。1320年，他指派了一个神学专家团队来考虑是否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将恶意召鬼视为异端。此前的神学家们对于这个富有争议的主张一般都表示反对，他们更倾向于将魔法、咒语以及与魔鬼的会面当作魔鬼的障眼法，无非是唬人的伎俩。在教皇指派专家团之后又过了六七年，他发布了一份名为《高塔谕令》（Super illius specula）的教令，宣布任何魔法行为或接触魔鬼的行为究其本质而言都属于异端，因此应当由宗教裁判所来处理。这个理念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大行于世。眼下教会的纠察机构还没有针对女巫全力开动，但一个多世纪以后，在一帮偏执难耐的新兴公关人士的协助下，西方教会和它的新教接班人将会发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女巫迫害活动。*39*

现在我们不妨换换口味，再看看中世纪西方灵修的另一个极为不同的侧面：个人神秘主义的强化。这个现象在宗教性隐居妇女群体当中尤其明显。就像更加个性化的基督教故事解读在西方基督徒群体当中的兴起一样，这个现象也是有先例的。最有名的十二世纪的女性神秘学家就是鲁伯斯堡修女院院长宾根的希德格。就像菲奥雷的约阿希姆一样，她也记录了自己见到的异象并预言了世界的终结，不过在时间上要比约阿希姆早一代人。她的著作涵盖了多个不同领域，这种做法即便对于当时的男性学者而言也很不同寻常，更不用说修女院院长了：这其中包括宇宙学，医学，音乐创作，此外还有神学。希德格的发言与写作正好赶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修道院里的女性就像男性一样可以轻松获取学术资料。在她生平期间，最早一批大学正在形成，这些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机构将会聚拢西方拉丁语文化当中绝大多数的智力活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此时的女性会如此受到这种独立于正式智识培训的灵修模式。这种模式依靠心灵与想象力来探寻上帝的隐藏性，并不受经院主义教条化命题或对抗式辩论的约束。这种神秘主义逆转了西方灵修传统的优先侧重点，转而向东方传统靠拢。西方传统重视对上帝的积极知识以及基督教教义关于上帝的积极主张，而东方传统则更重视沉默与他者性。这项传统产生的最著名著作之一是一套创作于十四世纪的匿名默想文本，名为《不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作者可能是一位英格兰的乡村牧师。这部作品比阿奎那更进一步，引用了亚略巴古的丢尼修的言论。这位神秘且不乏颠覆性的东方灵修祖师曾经这样说过：“最神圣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是通过未知而得知的。”*40*

神秘主义的其他层面将神秘主义者从教会的集中化冲动当中解放了出来。绝大多数传达神秘主义体验的著作使用得都是欧洲各地的方言，而不是作为国际文化交流语言的拉丁语——例如《不知之云》就是用英语写成的——因此这些文本专门指向了那些不懂拉丁语或者拉丁语水平不高的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神秘主义者们触及了东正教十分熟悉，但从未得到过西方教会同等官方支持的灵修主题。神秘主义者在男性教会等级体系之外与上帝会面，而且这些人尤其喜欢借助比喻或想象与上帝发生身体接触。这一时期神秘主义著作的特点是强调人类的脆弱特性。这些主题不仅仅吸引女性。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神秘主义著作之一出自一位方济各会修士的拉丁语文本。此人是某位文盲贝干诺派修女阿格尼丝.布兰比肯（Agnes Blannbekin）（卒于1315年）的灵修顾问兼书记员。不妨将这部文本视为两人以对话形式进行的属灵股份制合作。这位行乞修士在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记录了二百多条阿格尼丝见到的异象，其中大量使用穿脱衣服的比喻来形容人与上帝的接触。（在她的天堂里遍布着赤身裸体翩翩起舞的修女和修士）。这部手稿在十八世纪首次付印就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文中可供吐槽之处略多了一些。例如她对于割礼宴情有独钟，以至于在想象当中吞咽了基督的包皮。阿格尼丝的异象充满了转换成符号的日常观念。在一条异象当中，基督在她面前迅速进行了一系列变身，从主教变成了厨师，接着又变成了药剂师和杂货店主。*41*

在这个官方基督教与方济会属灵派相互冲撞的时代，此类神秘主义毫不奇怪地吸引了许多来自宗教裁判官的敌视关注。神秘主义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由个人自由选择滋生而来，而个人自由选择对于教会而言根本无关紧要。当时最知名的贝干诺派神秘主义者是玛格丽特.波蕾特，她将自己神秘主义体验写成了一本法语著作，《纯洁灵魂之镜》（The Mirror of Simple Souls），结果她被打成了自由灵异端，于1310年她在法国身受火刑而死。烈火焚身与万古流芳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德国多明我会的埃克哈特大师在旅居法国期间是波蕾特的熟人。他也同样被指控为异端，在宗教裁判所针对他的审讯还未结束时就死去了。但因为他的作品最终逃脱了彻底谴责的厄运，因此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力。埃克哈特以德语写作，文风活力十足且层次繁多。他引入了如下理念：人们可以与“这或那”的具体事物拉开距离并实现“安宁”（Gelassenheit），人的；魂可以在一切真实事物的“根基”（Grunt）之上与上帝相会，并且与神性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彻底投入“无名上帝的无底深渊”。“生命不可能达到完美，直到返回发源之地为止。在那里，生命就是‘太一’（one being）。在生命死亡时，灵魂就在根基之上接受了太一，而我们也可以享有与太一同在的生命。”人们尽管可以说（埃克哈特也的确这么说过）“上帝通过灵魂的最高部分生出了唯一的圣子。”*42*

在可接受程度的天平上与波蕾特遥遥相对的另一位妇女是瑞典的布里姬，这位十四世纪的瑞典贵妇创立了一个专门接受妇女和助理牧师的修道教团，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教团的许多具体细节都来自她见到过的一个异象，在异象中基督很体贴地用瑞典语与她交谈。许多北欧各地与布里姬同属上层社会的贵族与君主都十分钟爱她的教团，他们对于教团的慷慨捐款体现了中世纪晚期社会的虔诚程度。但有一点仍然值得注意：尽管女性灵修活动如此繁盛，但是自从1300年以来两百年间被册封为圣徒的妇女可谓寥寥无几。其中一位就是布里姬，另一位则是她的同代人锡耶纳的凯瑟琳。这两个人的册封都极具争议——实际上布里姬的册封过程整整重复了三次才得到通过。

布里姬与凯瑟琳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破格提拔，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因为在她们去世几代人之后这么做符合基督代理人的利益。这两位女性的预言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她们坚称在十四世纪初从罗马搬到阿维尼翁的教皇注定要返回到圣彼得的城市。长期看来，这条预言的实现为她们在教皇面前加分不少。*43*回到罗马的教皇很有理由对于此等断言心存感激。在这个时期，教皇在教会当中的主张遭到了严峻挑战，而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还将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各个派系都造成了深远影响，西方教会的故事也将进入新的领域。但是在探索这片领域之前，还有另一个需要讲述的故事。我们将返回东方，返回东正教教会。东正教教会从未经历过类似十二世纪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那样摇撼西方教会的运动。而且东正教教会也没有形成教皇国，而是在新环境当中以新形式保存并促进了当年罗马帝国的理念。

罗马主教的神授能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圣彼得的坟墓，另一方面来自欧洲对于罗马权力和文明同样由来已久的迷恋。在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一系列事件当中，彼得的接班人复兴了罗马帝王统治世界的愿望，并且设法阻止了查理曼大帝的继任者在西方基督教当中以世俗君主的身份独揽大权。在君士坦丁堡那边，权力的平衡则有所不同。新近上任的君士坦丁堡主教利用了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达成的有利配套政策，使自己获得了“自罗马主教以降最为至高无上的荣誉，因为君士坦丁堡乃是新罗马”，而他的教会则竭尽全力试图在使徒传承方面压过罗马，声称自身的建立者是基督最初招募的使徒安得烈。即使按照早期基督教的标准，这项主张也很不靠谱，安德烈也从来没能为他所谓的主教接班人提供多少优势，没能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带来什么实惠。相反，在后来被称为东正教的教会当中，拜占庭皇帝和他们所代表的基督教统治的理想成为了一支重要而鲜明的力量，而此时距离1453年君士坦丁堡末代皇帝驾崩已经过去很久了。

东正教一向以其忠于传统而自豪。宏大的崇拜仪式交织着古老的音乐，每一个手势与动作都大有深意，装饰仪式举行场所的绘画则遵循着悠久的艺术规范，这一切都不妨视为对于天堂永恒特性的模仿。东正教在撰写历史时也总会意识到这个自我形象。因此在讲述东正教故事时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许多人物或事件在特定时刻都曾为东正教未来发展提供过另外的路线，并且在后世东正教史学家那里大受贬损，这一点对于还原事实很有妨害。东正教的公开崇拜传统有个特点，即包含仇恨性质的赞美诗，指向被定义为异端分子的个人，从阿里乌斯到一性论者与二性论者，再到日后的圣像破坏者。*2* 例如，升天节之后周日大晚祷仪式上的第五首赞美诗（sticheron）当中就有这么一段文字。在庆祝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的同时，这段礼拜词还津津有味地描述了尼西亚会议上的头号反派如何因为腹泻而惨死于茅厕当中（其中还包括了一条恶毒的神学双关语）：

“阿里乌斯掉进了罪恶的悬崖，

他闭着眼睛，以免得见光明，

神圣的尖钩

将他撕裂，因此他不仅将自己的

五脏六腑喷泄而出，

还排出了满腹‘实质’（ousia）和他的灵魂，

从此他便被命名为另一个犹大，

因为他的心肠与死状都与叛徒无二。”

这种仇恨性质的礼拜表现往往会指向礼拜仪式上某个参与教会所崇敬的圣徒，因此这种做法对于当今东方基督徒之间的一般性讨论而言颇有些尴尬。但是嘴炮放得再凶也总好过西方基督教火烧异端的行径。拜占庭帝国火烧活人的案例少之又少，在西方世界于十一世纪恢复火刑之后不久拜占庭就彻底停止了这种做法，尽管几个世纪之后的东正教莫斯科公国又重新祭出了这一招—— 显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1490年派往此地的使节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3* 事实上，东正教的教会领袖长期以来对于火刑一直持批判态度，在中世纪西方天主教教会当中基本见不到类似传统。*4* 话又说回来，自从东方与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会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之后，东正教基督徒也没办法迫害基督教异端了——但仇恨赞美诗依然存在，这些礼拜词肯定了以下主张：东正教内有唯一真理，而且唯一真理抗击过各种谬误的恶毒诱惑，这才得以流传至今。

当然，一脉相承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君士坦丁堡教会与其派生而来的分支教会与帝国政治以及帝国继承者的政治从来都是同床共枕的关系：他们的灵修生活也随着历史机遇的节律而升沉起伏。帝国在1453年的毁灭不仅鼓励教会坚定抓紧了一路发展而来的神学身份，拒绝承认当下或者过去的任何其他可能性，这也使得躲过了灭国之灾的教会重申了拜占庭模式神圣王权的作用。直到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后一位东正教国家的君主——希腊国王——才正式失去王位（这位国王的名讳恰好与史上第一位东正教君主以及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相吻合）。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正教文化圈里，依然还有一些统治者向往着类似的地位。

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单独一座教堂建筑发展起来的，这座建筑对于东正教的影响力甚至要远远那些至关重要的西方圣地，例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克吕尼修道院教堂。这就是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或者说圣智慧大教堂。与克吕尼教堂相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结构保养得更好，但命运却也更加坎坷，曾经一度被改造成了清真寺。这次改造高度概括了东正教的历史创伤。圣智慧大教堂的目前形制主要归功于两个人，其一是一位讲拉丁语的巴尔干男孩，其二则是一位在床笫之上虎虎生威的前马戏艺人，他们就是查士丁尼一世皇帝和他的配偶狄奥多拉。*5* 在前文中检视451年之后西方教会以及拒绝承认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其他教会的故事时，我们已经见过了这对尽管有些不搭调但却着实气魄不凡的夫妇。即使在查士丁尼于527年成功继承他那位巴尔干出生的军人叔叔查士丁之前，夫妻二人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运用过双重策略将帝国重新统一，一方面是与卡尔西顿会议的一性论敌人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则是在东方和西方发动军事征服。

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出现之前，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是最后两位影响力遍及其所属时代整个基督教世界各个部分的基督教君主。而且与维多利亚女王相比，他们的影响力要更加个人化，也不完全局限于象征层面。正是查士丁尼在533年主持了第五届君士坦丁堡会议，会上谴责了奥利金的神学传统，试图加强教会对于二性论的抵制，顺便还将当时在位的维吉里教皇羞臊了一回。狄奥多拉则为那些偷偷建立一性论教会等级体系借以挑战卡尔西顿派系的人们提供了庇护。拉文纳的圣维塔莱帝国教堂当中至今保存着皇帝夫妇的马赛克肖像。画面上的夫妇二人威仪堂皇，一副天下共主的气派，此外这幅画还打破了造像的惯例，让皇帝夫妇与神职人员及其随从虔诚且和谐地站在了一起。如果只看画面，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多么丰富多彩。要想了解这个方面，还得看宫廷史官普罗科匹厄斯的著作。此人有着非同一般的细致文笔。他虽然在皇帝夫妇面前毕恭毕敬，暗地里却憋了一肚子怨气，因此一方面对于皇帝的功绩与建筑成就不吝溢美之词，另一方面则以皮里阳秋的笔法恶毒攻讦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以绯闻形式记录了同样的事件。这部作品名叫《秘史》（Secret History），于十七世纪由教皇的梵蒂冈图书馆馆员重新发现，并且极大促进了当时历史研究的趣味性。*6*

查士丁尼登基之后仅仅五年后就遭遇了一场政治动荡，几乎终结了他的统治。因此他才兴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他的生活豪华无度，还积极发动边境战争，随之而来的税收激怒了君士坦丁堡的活跃市民，致使他们团结起来与他作对。君士坦丁堡城里有两个体育派系，分别是绿党和蓝党，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城里的大赛车竞技场（Hippodrome）举办公众娱乐，因此在城市政治当中发挥了领导作用。532年，两个派系搁置了平时的竞争，共同努力推翻查士丁尼，并且推举查士丁尼的一个侄子上台掌权。民众呼喊“尼卡”（胜利）的吼声充斥了整个城市，他们还纵火焚烧了众多城中主要建筑物。根据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述，查士丁尼皇帝在烈焰和恐慌之中差一点就要逃之夭夭，多亏狄奥多拉斩钉截铁地宣称“紫袍是最美丽的裹尸布”，这才稳住了皇帝的心神。皇后还派出部队将尼卡叛军杀戮殆尽，最终劈砍交加地重新掌控了城市。*7* 在战抖的皇帝周围，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区域都沦为了废墟，其中就有历时两百年，位于竞技场和王宫旁边的圣索菲亚教堂。

此时查士丁尼显露了他对于建筑物的热爱。他号令自己的建筑师以非凡的速度拆除了老教堂的遗址。兴建于原地的新教堂将会覆压大赛车竞技场，成为整个城市的大教堂，象征着帝国在他手下的统一，也将永久警告未来意欲作乱的人们。新建教堂的整体结构仅仅花了五年就得以完成并得到了命名。就规模而言这座教堂超越了所有先例。它摒弃了前身的长方形教堂设计，展示了皇家建筑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此前基督教建筑当中几乎从来只能屈居次席：这就是穹顶，对于天堂华盖的再现。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人们就利用穹顶来覆盖圆形或中央发散型的基督教建筑，主要象征通过死亡到达天堂的道路——例如安葬重要人物的陵墓教堂，或者见证基督徒罪孽之死的洗礼堂。在这里穹顶的目标则有所不同，旨在为皇帝、牧首以及教众创造一个集会空间，让人感到整个长方形教堂的东西长轴都处于穹顶的笼罩之下。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效果。是因为这个穹顶的宽度和高度都十分惊人，在其底部还开了一排窗户，一道道光柱穿过窗口钉住了教堂内部的下层空间。东西两侧的两座半穹顶托举着主穹顶。整体结构的高潮是位于东侧的祭台。祭台并不位于穹顶之下，而是位于一座半圆（apsidal）圣堂的中心，圣堂护壁（apse）的顶端也有一座半穹顶。一位六世纪的诗人示默者保罗描述过这种结构的视觉效果：这座穹顶“形如巨盔，四面曲折，恰似天穹，熠熠生辉……以空气为基座，似苍天而高居。”*8*

示默者保罗的诗句其实是为了纪念圣索菲亚大教堂在一场早期地震破坏后的修复。教堂穹顶在1346年再次部分倒塌。没有几座其他教堂胆敢冒险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大胆且复杂的建筑形式一较高下；查士丁尼后来又兴建或重建了许多教会建筑，但是没有一座完全遵照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模式。圣索菲亚大教堂对于中央穹顶制式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其他东方教会皇家建筑或者日后试图认同东方教会传统的其他教会的建筑都将中央穹顶当成了母题。更有甚者，当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从露天庭院转化成室内空间之后，圣索菲亚大教堂开创的穹顶先例也成为了清真寺的主要特征。当其他东方教会建筑运用穹顶时，穹顶往往会呈现出早期基督教建筑当中的制式，成为中央发散布局的核心。最常见的用法就是将其安置在两臂等长的十字架——希腊式十字架——的中心。这种设计可以适应小规模社区的需求，例如农村教区或小型修道院，尽管尺寸有所缩减，但依然足以彰显九霄高天的煌煌气度。在为时更晚的发展当中，人们还会用名为圣像屏的屏风将祭台遮蔽起来。不过在查士丁尼之后大约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于此类教堂内饰的构想都与此不同。

东正教相建筑、艺术和礼拜仪式三方面最辉煌的结合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人们经常干脆称其为“大教堂”。虽然目前教堂内部有些萧条破败，但这番景象既不能体现教堂原本的盛景，也不能体现成为清真寺之后建筑本身接受的大量修缮保养。在612年，塞尔基奥牧首曾经下令削减在他看来冗余无用的人员和过度的排场：删繁就简之后得到牧首认可的人员组成包括80名神甫，150名男性辅祭，40名女性辅祭，70名副辅祭，160名读经师，25名唱诗班领唱，还有100名门房。*9* 穿过这一队规模骇人的神国廷臣，参拜教堂的教众们可以看化身穹顶和半圆顶的天堂。圣索菲亚教堂原有的装饰绘画还是比较简单的，此时也变得更加繁复精细起来。只要抬头看看教众上方的穹顶，就会看到万物之主（Pantocrator）基督荣光无限审判天地的形象。向东看去，在面包和酒成圣的桌子边上，通常会有圣母的画像，而且画中的圣母通常会怀抱道成肉身的婴儿基督。在这些端坐王位道成肉身的神圣代表周围是更多马赛克壁画人物造像，随着东正教的发展，这些画面的布局与内容都已经固定了下来，所有这些固定程式的用意都在于反应画作的原型，恰似柏拉图理念当中的真实形态可以通过特定物体得到反映。统治者、圣徒与教士等级分明，各安其位，但都与上帝以及“神之承载者”圣母玛利亚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对于观看画作的教众们来说，这些画面无时无刻不在向他们保证，仁慈的上帝允许人类与他如此亲近。

有趣的是，拜占庭式教堂内饰的圣徒排序并没有反映基督教崇拜当中的季节轮替，相反，圣徒们往往会分类分组，例如殉教者组与守贞处女组等等。*10* 教会的年度——圣诞节，复活节，升天节——以月份流转的线性方式讲述了一个以基督生平为核心的故事，其中也穿插了纪念各位圣徒生平当中特定历史事件的纪念日。与此相反，圣餐礼则不受时间影响，反映了永恒的天堂。东正教教堂艺术规划的特征就是调动这种永恒——祭台之上的艺术规划所指向的唯一时刻就是基督荣光统治世界的时间终了之际，所有圣餐礼仪式都是对这一时刻的参与。东方教会的教众集会方面始终没有养成加洛林西方的态度，即认为需要将圣餐礼加以私有化，需要将圣餐礼的力量指向特定目的并完成特定意图，因此可以将圣餐礼的形式加以缩短。在东方教会这边，之所以庆祝圣餐礼是因为圣餐礼需要得到庆祝——在东正教历史上最坏的时代，教会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么多了。此外，东方基督徒似乎很早就得出结论，参加圣餐礼的信徒没有必要非得接受面包和酒。这恐怕是因为此时的圣餐礼已经将面包和酒赋予了新的意义，而食用基督血肉的经验实在太令人生畏了。东方教会的普通教众差不多每年才能领取一次圣体，西方教会很久之后才取得同样的发展。事实上早在四世纪后期，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就曾经记录过自己对于东方教会习俗的否定态度。

组织化崇拜上帝活动的目的是在巨大头盔状穹顶的保护下使天堂的圣洁拥抱每个参与者。礼拜词的咏唱模仿了天堂的音乐，天使就位于信众身边的唱诗班当中。东方教会的传统只允许使用人声，不许使用乐器。相比之下。西方拉丁语教会甚至远在埃塞俄比亚的教会都在中世纪逐渐接受了乐器的使用。歌唱的教众走在通向圣洁的旅途上，受到程式化礼拜词的保护，他们的行进队列不仅仅主导了教会的神圣演剧，也主导了君士坦丁堡的日常街头生活。进入神圣场所的时刻特别重要，尤其是对于皇帝本人来说，如此小心的目的自然在于迎合上帝祭台上的圣餐礼演剧。发源于游行队列的音乐后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用途。例如东方教会最流行的赞美音乐《三圣颂》（Trisagion）据说就是五世纪中期一个男孩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原意是对他在游行队列当中吟唱的忏悔赞美诗进行评论，旨在祈求上帝将人们从一系列凶暴地震当中解放出来。这段颂歌成功地平息了地震，因此在礼拜词当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也在拜占庭疆界之外的东正教基督徒心中扎根下来。*12*

东正教的崇拜方式将僧侣以及修道院之外的普通教众推向了一个在几百年间逐渐成为东正教灵修生活基础的理念：与神性相结合，或者说“圣化”（theosis）。这个词的含义足以令人晕眩，也令许多西方基督徒感到震惊，因为这个词可以翻译为“神化”。这个概念很可能将基督教信徒引向非常不同的方向，远离奥古斯丁对于人神之间原罪鸿沟的强调，远离西方教会的理念。这个概念主张人类社会可以通过事工与礼拜词得到圣化，自愿投身于此类操劳苦工的人们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冥想来圣化世界。查士丁尼之所以要推进首都重建的重大项目并围绕着圣索菲亚大教堂创建一整套神圣仪式，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宫廷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在这个社会当中，每一项之前曾经是非基督教帝国结构组成部分的公共活动现在都得到了祝圣，成为了侍奉上帝的手段。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第一项重点工程就是将五百年来罗马帝国所作出的各种法律决定编纂成册。这项工作看似与圣化全社会的计划离题甚远，但查士丁尼的编纂删减实际上是基督徒对于帝国法律遗产的有意识重塑。与四世纪的早期基督徒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统一罗马法律的做法相比，查士丁尼的目的性要明确得多。这部法典是查士丁尼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在西方世界，这部法典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消失了几个世纪之久。不过到了十一世纪，重见天日的法典对于格里高利教皇的社会改造以及欧洲第一批大学的问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其后制定的大多数西方法律制度提供了依据。此外直到拜占庭帝国在1453年灭亡之前，这部法典也仍然是东方帝国司法的基础。但幸存也是有代价的：法典本身被很快翻译成了希腊文。

查士丁尼继任者的帝国当中没有拉丁语的未来。地中海东部的人们仅仅将拉丁语视为西方西方殖民当局强行施加的外来语言。拜占庭人继续称自己为“罗马人”（阿拉伯人也用相同的称谓来称呼他们以及他们位于小亚细亚的故乡——拉姆（Rhum）），但他们用得是希腊语：于是他们就变成了Rhomaioi。此外他们也失去了享受拉丁语文学的胃口，直到很久以后的十三世纪，在新一轮东西方文化接触期间，他们才开始阅读新一批拉丁语诗歌与哲学著作的希腊语译本。*13* 新罗马排空了一切旧罗马或者非基督教的内容，这一点对于查士丁尼的统治以及他于565年死后留下的局面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查士丁尼与565年去世，此后又过了一个半世纪，东方帝国社会形成了一套全新的自我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拜占庭。

查士丁尼不仅仅通过征服意大利和北非的军事行动使得传统罗马社会走上了绝路，他也破坏了东罗马帝国绝大部分的历史。529年，查士丁尼封闭了雅典学院。在罗马帝国自信的高峰期，在第二代智术师的全盛时代，这座机构有意识地重建了亚里士多德的古代学院，直到此时仍然坚持着柏拉图的学术传统。同样也是在查士丁尼时期的550至551年，贝来图斯（今贝鲁特）的另一座高等教育机构在大地震摧毁城市之后也遭到了关闭，只有亚历山德拉保留了古代非基督教学术中心的地位，直到伊斯兰势力将其征服为止。遭受了这样的损失，教育越发成为了基督教神职人员的私产以及高人一等的象征。传统书籍十分稀缺，因此一种新型书籍流行起来：选集（florilegia）是完整著作当中简短摘录的集合，借以充当宗教题材导读。一般来说这些选集在编纂时都有着明确的神学主题。此外另一种形式的新书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圣徒传（hagiography）——圣徒的传记，他们所行的奇迹，以及与崇拜他们的圣所相关的奇迹——这种题材以埃及的安东尼的生平为模版，成为了拜占庭的主要阅读食粮。*14*

这也是很自然的。人们越来越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失去控制，最大的希望似乎就是圣所与圣者在天堂与人间的屏障之上凿出来的细微缝隙。六世纪晚期的拜占庭帝国在各条战线上越发处于守势，查士丁尼在地中海西部赢得的领土也损失不小，此外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还占领了巴尔干地区的大片帝国领土。613年，一支波斯军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堂而皇之地扎下营寨，与君士坦丁堡遥遥相望。626年，城市迎来了史上最大的危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与波斯人的三方联军围困了君士坦丁堡。在赫拉克里皇帝外出征战未归之际，牧首号召全城民众携带圣像举行游行。在围困期间，据说有一位人们确信是圣母玛利亚本人的女子领导了守城将士的抵抗：这个传说极大地刺激了东方教会当中早已十分活跃的玛利亚崇拜

拜占庭历史上最伟大也最经常遭到抹黑的英雄就是赫拉克留皇帝，他面对着层层累加的军事威胁取得了非凡的功勋，他在610年的登基继位标志着一个历经整个七世纪的皇朝的开始。尽管如此，他最大的失败依旧赫然在目：他过分专注于击败东部和西部的敌人，却错过了南部的阿拉伯穆斯林，而这支新兴入侵势力才真正是帝国的心腹大患。 636年拜占庭军队败在了阿拉伯人手中，帝国很快就失去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全部南方行省。实际上在为期六年的时间里，不顾一切捍卫西方行省的君士坦斯二世皇帝干脆抛弃了君士坦丁堡，将整个宫廷搬到了西西里避难。他最终在668年死于愤怒的廷臣之手，因为他为了保障收入而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打算永久性地定都西部。从此之后他的名字就永久性地遭到了丑化，人们不再用他的教名“君士坦丁”称呼他，而是蔑称他为君士坦斯。*16*

赫拉克留的继承人的确成功地防止了整个帝国遭到吞噬。678年，君士坦丁四世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击败了攻城的穆斯林军队，他一方面凭借着高大坚固的城墙严防死守，另一方面则借助人称“希腊火”的创新燃烧武器（其具体成分一直得到了严格保密，可谓是拜占庭的终极秘密武器）摧毁了阿拉伯军队的战船。*17* 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拜占庭的胜利视为阻挡伊斯兰势力在接下来几百年里向西挺进欧洲的关键一步，但是当时的人们却看不到多少宽心的理由，因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自然灾害加重了连绵不绝的战祸：从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场大规模瘟疫向西蔓延到了帝国国境内外，并且反复发作直到八世纪为止。帝国各地人口锐减，君士坦丁堡也未能例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叙利亚看到这场灾难造成的强烈冲击。此前的叙利亚一直存在着蓬勃发展的经典世界城市文明，但是瘟疫吸干了一座座城镇的生命力并且永远灭绝了人烟，在半沙漠化的荒野里留下了一系列废墟。此时的君士坦丁堡也满目疮痍，只不过是全盛时期的一道鬼影而已。*18* 拜占庭与萨珊社会都因为这场瘟疫而大为削弱，这也一定是阿拉伯人轻易压倒两个强大帝国并夺取大片土地的原因。考古学家们注意到，当地出土于650年到800年之间地层的硬币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当时的经济活动一定枯竭了。*19* 一个遍及地中海的社会面临着灭顶之灾，难怪此时的拜占庭很乐意满怀敬意与向往地倾听那些试图拉近帝国与上帝之间距离的人们。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身居宫廷之外，充满活力且不断扩大的机构越发承担起了在帝国境内保存拜占庭文化的责任。就像在四分五裂的各个西方王国那样，修道院成为了学术知识的保险柜与生产厂以及对帝国政策进行干涉的据点。帝国教会越发频繁地选择修士担任主教：基督教世界当中没有能与业已消失的雅典学院相提并论的机构，也没有类似于489年芝诺皇帝驱逐出埃德萨的神学院那样的学府。因此人们只能来到修道院学习如何捍卫信仰或与灵修人员商讨教区牧养工作当中的实际问题。一系列主要的五世纪教会历史学家描绘了好几位尼西亚与卡尔西顿正信的领军人物。他们当中最突出人物有凯撒利亚主教巴西尔，甚至还有西方教会的图尔主教马丁；在修道生活刚刚兴起的时候，正是他跨越了看似无边的鸿沟，将修道与主教这两大职业结合在了一起。因此到了十一世纪，东方教会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惯例，必须由修士来担任主教。东正教将这一做法延续到了今天。*20* 东方教会的惯例导致了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双轨制职业生涯：那些既无意修道也不想担任主教的神职人员依旧继续着遵循早期教会的做法，结婚成家并且留在地方教堂面向教众布道。这一点完全与中世纪西方相反。

到了查士丁尼的时代，整个东方帝国都开始尊奉特定的几座关键修道院。最初的基督教皇帝们反对在都城之内修建修道院，这一惯例在五世纪中期遭到了打破。一位名叫斯托迪亚斯（Stoudios）的富裕元老在都城城墙之内的自家宅院里兴建了修道院。修道院拥有施洗约翰的头，并且凭借这件镇院之宝在将近一千多年的君士坦丁堡宗教生活当中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此外在即将落入穆斯林阿拉伯人之手的帝国边疆地区，两座最重要的早期修道院挺过了日后漫长岁月当中的各种灾难，一直幸存至今。耶路撒冷附近的圣撒巴修道院自五世纪八十年代落成之时开始就是一座大型修道社区（即大劳拉修道院），拥有大片的附属建筑。修道院的创始人是来自卡帕多西亚的撒巴修士，他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去世，时年高龄九十余岁。另一座更偏远且更古老的修道社区是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这座偏远建筑也是查士丁尼教堂建造热情的产物。在巨大花岗岩墙壁的背后，沙漠地区的干燥条件保存了修道院内部的非凡木刻作品。教堂大门是查士丁尼时代的产物，在此后安装的镶板后面隐藏着原装的原木屋顶，上面镌刻的铭文称颂了皇帝与暗地支持一性论的皇后狄奥多拉，因为他们为这座关键性东正教修道院的重建与加固提供了慷慨捐款。

在查士丁尼死后令人焦虑万分的时代，若干位直到当代才为西方所了解或欣赏的关键修道院作家创造了一套具有鲜明东正教世界特色的灵修体系。圣凯瑟琳修道院是拜占庭修道生活最重要塑造者之一的所在地。这位天梯若望（John Klimakos 或者Climacus）是修道院院长，此人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为他撰写了一部名为《登天之梯》（Ladder of Devine Ascend）的著作。天梯若望就像西方的本笃一样生平晦涩，而且他可能是本笃的六世纪同代人（因为我们对于这两人全都知之甚少）。我们如今也只能通过他的著作来了解他。他的作品与本笃的《修院圣规》不同，并不是修道生活的规章大全，而是指导修士生活的语录。这部作品通过攀爬梯子来比喻苦行生活的进展，这个比喻在东西双方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当中都是显著特征之一。几百年来，许多神秘主义者都谈到或者写到过朝向某个目标前进以及向上攀升的冲动，即使从世俗眼光看来这些人总是沉浸在静止当中一动不动。静止就是旅程的目标，而且这段旅程注定劳心费力。

《登天之梯》从过去汲取了大量内容。这也是神秘主义作品的另一个特色，即反复呼应之前的著作，而且许多此类作品的作者很可能并不直接认识这些前作的作者们（有时相同的神秘主义主题会彼此独立地出现于许多不同的作品当中）。天梯若望的文本与不少埃及苦修者的主张相应和，其中就包括本都的艾瓦格利欧斯，此类主张当时尚未被谴责为异端。天梯若望从这些主张当中提炼出来了apatheia的概念，即无激情或不动心，这是与神性结合或者说圣化过程的最主要阶段之一。天梯若望的作品有着尖锐的洞察力，甚至还不乏幽默。这使得他的作品非常个人化。他的作品当中最具原创性的主题之一——也是后来反复重申的主题之一——是自相矛盾地坚称基督徒的神圣欢乐始于哀悼：“所谓的哀恸（penthos）与悲痛居然如同蜂巢储蜜一般紧密包含着喜悦与欢乐，实在令我惊讶不已。”*22* 东正教修道院至今仍然习惯在四旬斋期间用餐的时候命人朗读《登天之梯》。

在下一代人当中，另一位修士进一步塑造了东正教的灵修生活。此人经常被视为拜占庭传统当中最伟大的神学家：他就是忏悔者马克西穆斯（580-662）。他的著作几乎可以引导修士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教条，苦修实践，礼拜和经文理解——而且所有这些内容都充溢着马克西穆斯频繁提起的与神性相统一主题。像天梯若望一样，马克西穆斯也并不追求原创性。他重申并丰富了过去的信息，但他的选择却奠定了未来的方向。他的信息来源之一是亚历山德拉的西里尔主教——他将此人当作后来得到卡尔西顿会议肯定的基督本质神学的坚定捍卫者——此外他还本着与上一代人相比更加谨慎的态度引用了奥利金与艾瓦格里欧斯。不过马克西穆斯还引用了另一位作者，此人号称是大数的保罗在雅典成功发展入教的寥寥几人之一，即亚略巴古的丢尼修。*24* 其实这位“伪丢尼修”的作品很可能是在马克西穆斯时代之前八十年左右于叙利亚地区编纂而成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位浸淫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当中的基督徒兼一性论的同情者——这一点对于马克西穆斯的坚定卡尔西顿立场来说着实非常讽刺。*25* 事实上这位伪丢尼修的职业生涯相当可观：东正教神秘主义著作的背后总有它的身影。自从他的著作于九世纪由爱尔兰哲学家约翰.斯科图斯.爱留根纳翻译成拉丁语以来，他在西方拉丁语神秘主义传统当中也成为了一个很有分量的声音。

在探索神性如何通过净化、照耀与联合的过程与人性紧密结合的时候，亚略巴古的丢尼修采用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马克西穆斯之后许多神秘主义基督教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这几个阶段。这些作品全都起源于这样一部出处可疑的著作，这一点表明了教会会议小心确定的界限根本限制不住基督教神秘主义。*26* 丢尼修神学的宇宙观也与新柏拉图主义相一致，将宇宙视为一系列层次组成的结构。新柏拉图主义认为这些等级并不是人神相交的障碍，而是将上帝的高远莫测与低等造物的可知特性相结合的手段，就好比平头百姓必须借助廷臣的斡旋才能得见君主龙颜一般。人们还可以通过不可言说的方面（即否定式（apophatic）上帝观）与可以确证的方面（即肯定式（kataphatic）上帝观）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方式来接触上帝。伪丢尼修就像许多其他神秘主义传统的作家一样，喜欢用光线为譬喻，借以阐述不可知的超然存在与代表可知神性的存在层次之间的关系：

“等级导致其成员在所有方面都成为了上帝的影像，等级好比一尘不染的镜子，反射原初之光以及上帝自身的光辉。等级保证了其成员在接受这充盈且神圣的光辉时可以慷慨地将光辉再行传播出去。”*27*

马克西穆斯急切地吸收了这些主题，并将其更详细地应用于灵修和崇拜的许多不同方面。对于他来说，圣化就是人类救赎的终点。人类的救赎因为亚当在伊甸园犯下的罪孽而岌岌可危，但这并不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实际上整个受造的宇宙都以圣化为存在目的。马克西穆斯对于圣化的思考基调就是逻各斯，太初既有之道，在众多古代哲学流派当中一再发声并且在约翰福音序言与基督教辩护士著作当中再次得到呼应的理念。对于马克西穆斯来说，整个宇宙故事当中的核心时刻就是永恒神性与受造之物结合为一体的道成肉身之时。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职业生涯后半期致力于艰苦的公共斗争，以维护他对于这一理念的卡尔西顿理解立场。但逻各斯的含义很深，绝不仅仅局限于道成肉身这一个层面上。上帝的造物全都包含多重的“道”（logoi），这是上帝创世的用意，也是受造之物千差万别的根源。唯一且单纯的上帝本着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原则设计了一切的造物。换句话说，“根据这些道，上帝在造物之前就已经理解了所有的造物，因为道就在上帝之中且与上帝同在，道在上帝之中，而上帝正是万物的真理”。理性的受造者要通过他们的道来返身折回，与上帝相逢。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任务。*28*

因此耶稣以及所有造物都能体现逻各斯，圣经文本当中也能体现逻各斯。马克西穆斯曾经为“道”描绘过一幅极其富有质感的图画，“据说道变得‘粗糙’了，因为我们的心智就是粗陋的，而道也为了我们的缘故接受了道成肉身与付诸文字的表达方式，从而将我们吸引过去。”*29* 马克西穆斯对于奥利金率先开发的经文研读方式非常津津乐道，他也认为应当穿越字面意义的遮蔽，看清无边无际的真理之海。这套方法为信众们造福颇多，尤其是为圣经当中随处可见的文本不一致与不通顺之处提供了解释并将其赋予了积极的价值。寻求这些字里行间的含义是与造物主重逢的又一途径，一条由爱指引的路径。爱“是最杰出的圣化力量”。不过无论走哪条路线，最终目标都是“成为基督的活画像，与基督一致，成为基督的副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救主本人，除非有些人认为这样做等于渎神。”*30*马克西穆斯反复将基督徒指代为恩典所生之神。*31*

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很难接受这种语言，但马克西穆斯逃脱了后世的一切谴责，并一直保持着东方教会权威人士的地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充满激情地相信教会的礼拜仪式是神化的主要手段：他的著作在庆祝礼拜词的属灵财富时个人感情流露得最为强烈。他将仪式的每一个部分都与通向神性的上升联系在了一起，上升过程的最高点就是领取圣餐面包和酒，因为通过圣餐“上帝完全地充满了受圣餐者，使得他们全身无有空虚之处。”*32* 因此他不仅为修士个人的内在生活提供了指导，还将自己最杰出的雄辩留给了将教士与教众结合在一起的公共演剧。同样重要的是，此时拜占庭皇帝们再次试图通过发展一套基于亚历山德拉的西里尔的共通神学来安抚教会当中的一性论观点，而马克西穆斯则通过他的作品和他在生命结束时期所遭受的苦难成为了东正教抵抗皇帝意图的主要象征。

赫拉克留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努力来捍卫并巩固自己的帝国，其中或许影响最深远的措施就是在塞尔吉乌斯牧首的鼓励下促成了在神学领域彼此作对的臣民们的和解。皇帝指派了一批神学家为帝国的教义分歧寻求解决出路。他们认可两种本质（人性和神性）都能在基督身上得到体现，借此来坚持卡尔西顿原则。但为了迎合一性论者，他们又认为这两大本质相遇之后会在行动（energeia）或者意志 （thelma）方面取得一致。马克西穆斯是这种所谓神恩独作论（Monergism）或者说一志论的主要反对者。他认为上帝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造物都十分尊重，决不允许逻各斯以任何低于受造人类本性的形式不完全地表现出来：所以道成肉身的基督必须拥有完全的人类行为和完全的人类意志。当基督在客西马尼不顾自己五内如焚，毅然俯伏在圣父面前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时，他是在利用人类的意志来服从神的意志。这是一个大胆的主张，基于一个当时还十分新鲜的观点，即认为意志在理性之内与有意识理性之外都能发挥自决作用。任何一位希腊语教会哲学家——更遑论神学家——此前都从未全面阐述过这项主张，或将其视为理解基督的核心要义。*33* 由于马克西穆斯的反对，皇帝与牧首下令对他施加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据说他被割掉了舌头，截掉了右手，从而阻止他说话或写作。

马克西穆斯后期著作当中大力重复的论点尽管十分新颖，但是这些论点以及他的信念最终招致的虐待都深深嵌入了东正教当中。面对阿拉伯势力的军事成功，帝国当局越发急迫地达成一志论妥协从而谋取政治利益，行事手段也越发野蛮，不仅对马克西穆斯下手，还逮捕了西方教会的马丁教皇。这一来反而给一志论路线帮了倒忙。马克西穆斯没能活着看到680年至681年的第六次君士坦丁堡会议对一志论予以谴责。对于基督人类意志的成功主张为救主的受难提供了直观的人类感受——救主的意志虽然与信徒相比强大得多，但并无性质上的区别。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这一信念支持了许多经受各种苦难的东正教教徒。*34*

681年一志论者们遭到挫败之后，他们阴郁地将帝国新近遭受的一场打击称作上帝对帝国行径表示不满的征兆：这就是保加利亚人的南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亚各个民族前赴后继地向西迁徙，意欲在欧洲定居，保加利亚人就是其中之一。680年保加利亚人在相当于今天保加利亚的地区击败了帝国边防军，并在普利斯卡建立了新的大本营。对于拜占庭皇帝来说，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保加利亚人一直都是反复发作的顽固疾患。但是伊斯兰教的威胁似乎更能集中体现上帝对于帝国的怒火。尽管678年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击退了阿拉伯军队，但是伊斯兰势力依旧一直威胁着帝国位于小亚细亚的领土。人们难免会考虑，这些战绩非凡的战士的宗教信仰与宗教实践当中是否包含了某些特定元素，能够体现上帝对于基督教教会的意旨。有一位军事主官坚信这一点，此人常年坚守在帝国边境苦战不止，这份战绩最终在717年将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了里奥三世。

里奥三世是所谓伊苏里亚王朝的开创者，王朝得名于他在帝国边境行省的籍贯出身。很可能就是在这里，在毗邻伊斯兰领土的家乡，他切实领教了穆斯林简朴作风的一个方面：拒绝以绘画形式表现神灵。这种做法与拜占庭宗教界越发显著的崇拜特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拜占庭方面将绘像与圣像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其富有神力。伊斯兰教憎恨圣像，拜占庭热爱圣像，而且此时伊斯兰教似乎占了上风。上帝还特别通过常见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大规模火山与地震活动强调了自己所要传达的信息。726年，一场强烈火山爆发重创了圣托里尼岛，并导致附近海域出现了一座全新的岛屿。里奥的顾问当中有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纳克雷亚的主教君士坦丁。早在圣托里尼岛火山爆发之前他就曾经指出，所谓法力无边的圣像在阿拉伯大军的兵锋面前显然一无是处。他绝对不是唯一一个抱有这种想法的主教。*35* 圣像恐惧很容易转化成毁灭性的活动，即圣像破坏。于是里奥也就顺应形势，开始推行圣像破坏政策。

接下来一个多世纪的纷争并非单纯由伊斯兰教所激发。这场纷争暴露了基督教内部的一条巨大断层，基督教的双重源头分列两边，一边是希伯来文化，另一边则是希腊文化。正如前文所见，基督教之前的希腊人认为以人类形体来表现神灵是天经地义之举，人体造型完全主宰了他们的雕塑艺术。而犹太人则与周边各种其他崇拜展开了长期斗争，因此犹太教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虽然在某些文化背景之下犹太人也能够创作以神为题材的绘画甚至雕塑，但是在他们的宗教活动核心是上帝告知摩西的十诫（Decalogue），其中明确指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么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36* 这话基本上已经说死了。主流基督徒在二世纪的一番激烈斗争之后保留住了希伯来圣经的圣典地位，因此他们就像犹太人一样无法忽视十诫。然而问题依然存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圣经评论家们都意识到，禁止偶像是十诫当中篇幅最长且文字最详细的诫命。但是这一点根本没能加强诫命的权威，反而使人觉得有可能这条诫命只是对第一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补充说明，而并不属于基础诫命的一部分。

这一来基督徒又面临了新的可能。他们想也不敢想要更改十诫当中的诫命数量，毕竟至少早在申命记时期十诫就已经成为了犹太教的立身之本。但是他们或许可以在诫命序号上做做文章。他们可以将禁止造像的诫命塞进第一诫，而不是将其作为独立的第二诫（这也意味着要将原本关于贪欲的最后一诫拆成两诫来保持十诫的总数）。希波的奥古斯丁敲定了这种做法，之后整个西方教会都沿袭了他的套路。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才有一部分（并非全部）新教徒重新拾起了这个问题并再度按照犹太教的规矩来安排十诫，借以为他们刻骨仇视传统教会艺术的立场正名。在奥古斯丁所知的教会当中，至少早在君士坦丁时期，可能还要再早，宗教雕塑艺术就已经得到了广泛接受。人们实在很难不感到日常崇拜活动与禁止雕刻偶像的基本诫命完全背道而驰。

人们可能会以为东方教会对于神圣画像一贯万分崇敬，因此也会采取奥古斯丁重新为十诫编号的做法。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东方教会一直遵循奥利金的圣经释义，尽管他的大部分神学理论此时都已经遭到了谴责，但是他的圣经评注依旧享有当之无愧的深切敬意。奥利金也注意到了十诫的问题，但是他坚决采取了犹太人的立场。因此禁止造像诫命也就保住了第二诫的地位。显然，这一观点并未阻碍东方教会的教众们创造大量宗教艺术财富，但是他们遵守诫命的方式非常咬文嚼字：他们的造像艺术并非雕刻而成，而是平面作品——密布镶嵌宝石的墙壁，碎玻璃与彩石拼成的马赛克地板，还有木板上的画像。最后这种形式成为了东正教教会的典范之作，也就是圣像。

近来有人认为，圣像可能源于古埃及木乃伊的葬礼绘像传统，这一传统在埃及基督徒手中得到了热切的发扬光大。*39* 显然，圣像当中的圣徒就像阴魂不散的木乃伊绘像一样富有视觉冲击力，因为他们的目光都直勾勾地盯着观众。但是埃及人的丧葬习俗似乎并不足以见识东方教会非雕塑艺术的大行其道。这种做法有着自己的神学根源：这是解决第二诫悖论的精妙方案。自然，在八世纪圣像破坏者（iconoclast）们看来，这种做法纯粹就是掩耳盗铃。这种看法也有自己的神学基础。圣像破坏争议还涉及哪些内容呢？研究这个问题的麻烦之一在于圣像破坏者为自己辩护的文献基本全都被最终获胜的护卫圣像者（iconophile）销毁了。754年，君士坦丁五世皇帝在耶列娅宫召开了一场圣像破坏派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的声明成为了唯一一份留存至今的圣像破坏者宣言。这份文件之所以得到了保存仅仅是因为787年的护卫圣像派尼西亚会议将其当成了掰开揉碎彻底打倒的靶子（这次会议残忍地专门找来一位改弦更张的前圣像破坏派主教将这份声明从头到尾念了一遍）。*40* 足够可信的证据表明，在教会艺术之争的背后是关于如何接触上帝神圣的争论，换句话说就是神性与人类世界之间有什么关系。*41*

圣像破坏者们认为我们会在诸如教会礼拜仪式之类的特定情形下接触神圣，此时教士会将我们展现在上帝面前。因此圣像充其量也只是无关紧要的摆设。他们认为圣像不可能是神圣的，因为教士们不会指着圣像说出特定的祝福祷文。（可能正因为如此，今天东正教的圣像都搭配有专门的祝福祷文）。*42* 圣像破坏者们就像他们的反对者一样强调礼拜仪式的进行，但是对于那些认为礼拜仪式已然过于宏大陌生、无法满足所有参与者的属灵需求的人们，圣像破坏者们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而护卫圣像者则另有说法。他们认为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的举措就可以使某件事物进入神圣的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与神圣进行接触，因为一切上帝造物究其本质而言都是神圣的。所以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只要感到上帝的召唤就可以通过圣像与上帝进行接触。

在接下来圣像被人赶出教堂的年月里，这一点成为了圣像的救命稻草与力量来源：这些小木牌可以在信众的私宅里获得庇护。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往往是母亲或者祖母行使源自习俗的权威，作出保护这些画像的决定，并且将自己对于这些神圣力量私人来源的的珍爱镌刻在子女们的心间。此外，圣像以及保卫圣像的活动还与另外一个群体联系在了一起，这群人与教会集团或者教会面对皇帝政策所作出的妥协都没什么瓜葛：他们既平凡又不平凡，平时四处游荡居无定所，但是依然声称自己的圣洁程度不亚于修士或者隐士。热爱圣像的修士与修女们可以与扎根于普通教众的保护圣像运动结盟，将圣像从高阶教士与帝国政策手中解救出来。

一开始，反对画像与圣像的运动并没有闹出来多大动静，无非就是象征性地撤掉了帝国建筑内部为数不多的几件圣像以及用白灰粉刷了不少马赛克壁画。里奥去世之后，接任皇帝的是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此人同样反对圣像，而且在神学造诣方面比他父亲高出一截。他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在圣像破坏主张的激励下，君士坦丁五世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一座非凡的教堂。这座教堂其实是对于八世纪四十年代地震之后受损的伊莲娜大教堂的重建——日后奥斯曼入侵者对这座建筑大加侮辱，将其当成了托普卡匹宫附近的军械库，建筑内部的宽敞空间近几年来则承担了音乐厅的功能。遮蔽祭台的后殿半穹顶以金色马赛格为底色，装饰着一个硕大且毫无花纹的黑色马赛克十字架。这是圣像破坏者们所选用的典型替代性艺术品。十字架对于圣像破坏者来说意义重大，不仅象征着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还象征着伊斯兰教对于东方教会的征服，阿拉伯军队对于耶路撒冷的占领以及赫拉克里皇帝大费周章迎回真十字架的经历。在伊莲娜大教堂以外的其他教堂内部，依然可以看到源自这一时期的十字架造型隐藏在此后各时期人像马赛克壁画之下。

八世纪的圣像破坏派皇帝们倒也的确武运昌盛了一段时间，当时这些胜利一定巩固了他们的政策方向。看起来当时在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确有一股广泛存在的情绪，而皇帝们则是趁势而为。在当年倭马亚王朝以及阿巴斯王朝统治地区出土的教堂马赛克画作表明了这一点。原本组成人像的马赛克被小心地除去，以非人型的图案取而代之。根据原作完成时期推断，这一修改大约发生在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间，与推行圣像破坏运动的里奥王朝处于同一时期，不过在拜占庭帝国的疆域之外也存在着此类改变。*44* 同样，在帝国东北疆域之外的亚美尼亚也出现过为期更早的圣像破坏运动。*45* 这一回的破坏水平相当高。拜占庭境内早于这一时期的圣像几乎完全不存于世，其中最著名的传世作品就是皇帝统治范围之外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里的藏品。

无论圣像恐惧症背后有怎样的民意支持，破坏圣像导致的争议都对帝国造成了严重伤害。这项政策惹恼了罗马方面，促使教皇越发紧密地与法兰克王朝结盟。在拜占庭皇帝自己的领地里，这项政策引发了一阵阵怒火，在军情紧急之际导致了拜占庭内部的严重分裂。并不意外的是，修士们采取了与帝国政府相对的保护圣像立场。君士坦丁五世不仅是一个固执己见之辈，也不仅是戏剧与音乐的热切爱好者，同时他还非常厌恶修道生活。他对修道活动多加限制，还处决了几位保护圣像的修士，其中有一位受害者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赛车竞技场被皮鞭活活抽死的。*46* 这些行为为他在拜占庭的史册当中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形象，尽管他的军事成就颇为不俗，还在一系列自然灾害的侵袭之后下大力气重新修整了君士坦丁堡。

在帝国边境之外的巴勒斯坦圣撒巴修道院，饱受尊崇的大马士革的约翰花了一辈子时间来近距离研究并批判伊斯兰教，在他看来眼前的冲突似曾相识。他曾经树了一个稻草人当做自己的穆斯林论敌，并向其发问道：既然穆斯林鄙视基督徒崇敬十字架的举动，那么他们自己在天房朝觐黑石的作法又怎么讲呢？*47* 约翰成为了杀伤力最大的反破坏圣像宣传家。他是当时思想最敏锐的人物之一，一位了不得的哲学家，后世的托马斯.阿奎那对他极为仰慕。阿奎那经常引用约翰的言论，他声称自己自从成人以来每天都要拜读几页约翰的著作。在讨论造像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时候，他都继承了这位阿拉伯基督徒的思路。*48* 大马士革的约翰是最后一位直到现当代仍旧持续影响西方基督徒的东方神学家

约翰为造像的辩护大获全胜。此后几百年里他不仅作为一名神学家与传道人而声名大振，而且身为诗人的名声也不小。作为一名诗人，他珍视各种形式的造像作品，无论其诉诸于文字还是视觉。这些造像能照亮并强化我们对于上帝的观想。由于上帝具有不可知的终极特性，这些造像对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通过上帝的行为以及其他源自上帝能量的受造之物来认识上帝，而造像正是出自这两者，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造像对上帝加以侧眼一瞥。所以约翰并不仅仅是在旧约禁令的面前保护圣像——他声称这条禁令的有效期仅限于耶稣基督出世之前——而且还在积极地宣扬圣像的正面价值。他遵循了忏悔者马克西穆斯的传统，认为卡尔西顿会议上确立的基督人性与神性的平衡显示了神性可以渗透受造之物。“神性本质有常，时间之内受造的肉体因为赋予理性的灵魂而苏醒。因为如此，我对一切剩余物质心怀敬意，因为上帝将其中充溢了恩典与威能。”*49*

约翰在诸多圣像拥护者当中率先区分了另一组希腊语词汇的细微意义区别，就像四个世纪之前大巴西尔以及卡帕多西亚教父们建立可接受的三位一体词汇表一样。他在这里区分开了两个分别表示绝对崇拜与相对崇拜的词汇。latreia这个词表示膜拜，只能用于对上帝的崇拜。表示对于受造之物的尊崇要用proskynesis，例如对于帝国皇帝的崇拜。此类受造之物“被人以神相称，并非源于其本性，而是由于其接纳了神性。好比说红热的烙铁炽烈如火，并非出自铁的本性，而是经受烈焰烧灼所致。”信众们在家里或者在教堂崇拜圣像的举动就是proskynesis。*50* 很久之前，同一位卡帕多西亚教父大巴希尔曾经认为，向皇帝造像敬献的尊崇可以传达至本尊。同理，向某位圣徒的造像敬献的祈祷与尊崇也会通过造像传达给圣徒本人并由此进一步传达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是万物的造物者，也是天堂当中所有圣徒的救主。*51* 在约翰的咬文嚼字之举背后，潜藏着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与原因论的切实掌握。他将这一点流传给了后世的圣像辩护者。受造人类与万物第一因之间的关系自然不同一般，不同于他或她与有能力担当第二因的其他受造之物——例如皇帝——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人接受了这套用语以及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框架，那么在基督教体系内对于视觉造像的热爱就是很安全的行为。

但是不管怎么说，君士坦丁五世当时还是占了上风。要不是后来他的儿子里奥四世的未亡人伊琳娜女皇出手干预，后来的帝国继承者也很可能走上他的老路。拜占庭历史当中皇家女性干预政治并最终影响神学决策的传统由来已久，其源头甚至比普尔喀丽亚张罗卡尔西顿会议的举动还早，而伊琳娜女皇也不是这一光荣传统的最后一人。此时她抓住主动权，召开了一场再度树立造像权威的会议。没有人知道她究竟为什么要如此激烈地扭转帝国政策。后来当年满二十六岁的君士坦丁六世显露出行使实际权力的意向时，她命人在皇帝出生的房间里刺瞎了皇帝的双目，此后就不受制肘地成为了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位独掌大权的女皇。与其说这次会议反映了伊琳娜的深刻精神世界，倒不如说她的篡权体现了强烈的母性本能。伊琳娜女皇决心在教会与宫廷的当权派面前贯彻自己的意志。她召开的第一批次会议完全被圣像破坏派主教与同情他们的军方势力控制了。于是她效仿了将近五百年前君士坦丁大帝的先例，于787年再度召开牧首会议，会议地点是便于她施加控制的尼西亚。新任大牧首——其实是一个刚刚领受圣职的教众，由于敌视圣像破坏活动而当此重任——主持了会议，摄政女皇与（尚未双目失明的）少年皇帝则密切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次会议对于大马士革的约翰早已在latreia与proskynesis之间划定的区别进行了官方认可。

人们可能会以为对于造像的重新肯定会使得怒火中烧的西方教会当局心满意足——事实上阿德里安一世教皇也的确热情地接受了第二次尼西亚会议决议。类似这次这样教皇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决定而欢呼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少，终将彻底消失。但是在政治层面上还有其他的现实问题需要考虑。在法兰克地区，查理曼正在以他的法兰克王朝为基础塑造一个西方帝国。当他在800年加冕称帝之后，新任皇帝与东方古老帝国皇帝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堪重负。查理曼十分敌视东方帝国的势力，而第二次尼西亚会议决议当中一项条款的拉丁语误译则更是火上浇油：根据译文，塞浦路斯教会的一位牧首声称自己对于造像与三位一体抱有同等的崇敬，而事实上他遵从了护卫圣像派的官方口径并发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见。查理曼责无旁贷地谴责了东方教会推崇造像的神学，并且授意发展了另一套将造像价值打压到极致的神学宣言，史称《加洛林书》（Libri Carolini）。794年，一群法兰克修士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继承了这套宣言的思路，并且对他们所理解的东方教会滥用造像之举进行了激烈抨击。*53*

这是西方教会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时刻。加洛林王朝圈子里的仇恨声响情绪无疑与政治脱不了干系。比方说《加洛林书》当中曾经嘲笑过东方帝国的皇帝妄自尊大，竟然下令为自己造像，随后又听任其接受崇拜。这一点以及其他许多事例都能够有力地表明拜占庭已经抛弃了他们身为帝国的荣誉。*54* 但是西方教会圈子对于造像还有着更加深刻的不安。有好几位西班牙背景的神学家在应对近在身边的伊斯兰教势力边界时采取了与东方的圣像破坏者相同的作法，认为穆斯林的成功表明了上帝不认可造像。他们当中有一位狄奥多夫，查理曼在法兰克福会议之后将他封为了奥尔良主教，今天人们认为他就是《加洛林书》的作者。

狄奥多夫同样也成为了卢瓦尔河畔势力强大的卢瓦尔河谷弗罗莱修道院的院长。修道院附近还矗立着他在主教宫殿里为自己建造的主教宫殿。今天这里坐落着一个名为热尔米尼代普雷 的小村镇，而这座建筑则成为了教区教堂。十九世纪教堂后堂半穹顶表面灰泥脱落，露出了镀金的马赛克镶嵌画。这是狄奥多夫时代留下的非同寻常的宝藏。画面风格使得观者仿佛置身拜占庭，但画面主题则不尽然——至少与此时拜占庭世界的任何幸存艺术品都不相同。画面的中心是上帝之手——上帝的面容隐而未现——两侧是一对天使，他们的下方是一对小天使，小天使的翅膀覆盖着约柜，后堂周围的铭文则告诫观众要注视约柜并且为狄奥多夫祈祷。在《加洛林书》当中也有一段评论约柜的文字与这条铭文相对应。在卢瓦尔河谷的一片宁静当中，我们意外地卷入了查理曼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激烈神学辩论。我们正在观赏圣像破坏者的艺术。*55*

仇视圣像的情绪很快就传到了西方，因为加洛林王朝后期的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资助所鼓励的极端版本宗教活动产生了警惕性。当时另有一位特别狂热的西班牙人名叫克劳迪乌，此人是个圣经注释作家，活力十足且读者众多，尽管笔下内容未必深刻，行文也不算特别优美。在816年左右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将此人封为了意大利重镇都灵的主教，因为与东罗马帝国皇帝里奥五世进行外交谈判时他的观点可能会有用。此时这位皇帝又一次采取了仇视圣像政策。克劳迪乌一点也不敬重教皇，他经常攻击一切人形绘像，朝圣之旅，圣徒遗物与圣徒崇拜，甚至就连对于东方教会的圣像破坏者来说依旧意义重大的十字架崇拜都不放过——他甚至销毁了自己所在教区的教堂的全部十字架。他曾经指桑骂槐地将朝圣者们概括为一帮“无知之辈，为了获得永生而径直前往罗马，对于随便什么无甚高论的属灵领悟都崇敬不已”。尽管遭到了教皇的谴责以及一场法兰克主教会议的审查，他去世时依旧毫无悔意并且保有着自己的教区，他的赞助人法兰克皇帝路易仍然保护着他。但是他的著作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性评注，他本人也越来越被视为异端，虽然他的圣经注释依然读者甚多。即使在生前的时候，克劳迪乌也很清楚自己违逆了教区内部的主流情绪，他的狂怒根本无损于朝圣活动与圣所的存在，法兰克统治者也不打算逆潮流而动。*56*

西方中世纪教会就像东方人一样迷恋视觉图像。西方教会此前对于十诫就采取了替代性编号的作法，现在也打算毫无禁忌且轰轰烈烈地继续发扬人物雕塑传统。雕像而非圣像成为了拉丁语西方教会崇拜活动尤其是圣母崇拜的核心。此外西方教会一方面改进了尼西亚信经的术语，另一方面也承认希腊语比拉丁语更能表达教义的微妙之处：他们用另一个表示尊崇的希腊语单词dulia代替了proskynesis。到十三世纪，对于上帝之母玛利亚的崇拜活动在东西双方都得到了增长，这使得大马士革的约翰的崇拜者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hyperdulia这个进一步细化的概念，专指敬献给上帝最伟大造物圣母玛利亚的特殊崇拜。直到十六世纪，憎恨造像的新教徒才重新发现了都灵的克劳迪乌，《加洛林书》以及法兰克福会议，并兴高采烈地将这项发现抬出来复活证明新教主义原则古已有之。《加洛林书》在1549年第一次得到了印刷出版，这件事的承办人是另一位改革派法国主教，约翰.加尔文的朋友让.杜提勒，此人随即抓住这份历史发现大做文章。罗马天主教则十分蹩脚地指责这份材料出自加尔文的杜撰。*57*

因此第二次尼西亚会议的结论仍然争论不断，一方面是因为伊琳娜女皇的统治一直难以服众，而且就大多数方面而言并不成功，最终以她的废黜与流亡而结束——她夺去亲生儿子双目的行径肯定是为她招惹反感与敌意的原因之一，但最后一根稻草似乎是她与查理曼大帝结为连理的打算。813年，利奥五世皇帝向造像宣战并且推倒了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当中的一幅关键圣像，圣像破坏运动就此卷土重来且更加凶猛。*58* 护卫圣像者一方的愤怒表明教会对皇帝的崇敬是有条件的，甚至在君士坦丁堡也是如此。史杜迪特的西奥多（Theodore the Studite）（当时史杜迪特修道院院长，也是一位主要的修道生活改革派）成为了圣像的主要倡导者，他曾经毫不客气地对利奥皇帝说道：“皇帝陛下，您的责任是指挥军国大事。将您的心智与教会事务留给教士与布道人吧。”*59* 甚至在西奥多离职流亡之后，他与一套修士网络依旧相互保持着联系；他们之所以这么硬气是因为有教皇撑腰，此时教皇对于皇帝的和解姿态还保持着冷淡的态度。与此同时，圣像破坏运动在军事上也未能取得超过伊琳娜女皇的成功。838年，穆斯林军队攻占了小亚细亚的主要前沿城市阿摩利翁并且重创了帝国。这场失败在拜占庭的民间传说和歌曲当中流传甚久。人们难免会想到最后一任圣像破坏派皇帝狄奥菲洛对于这场失利难辞其咎。

狄奥菲洛的皇后德奥多拉最终扭转了破坏圣像的政策。就像伊琳娜一样，她这么做的最初动机也被感激不尽的东正教圣徒传作者们掩盖了。狄奥菲洛死后，担任摄政的德奥多拉下令让麦瑟迪乌斯牧首恢复各座教堂里的圣像。843年3月11日，四旬斋的第一个星期日，圣像回归了原位。这一天成为了东方教会史上最重大的庆典之一，人称“正统的胜利”。在这一天，人们抬着各种圣像在东正教教堂里来回巡游，一份大约撰写于当时并且记述了这项九世纪决策的文件得到了庄严的宣读。为了造势，这份文件（Synodicon）当中包括了一张主要护卫圣像者的名单，每念出一个人的名字人们就会欢呼一声“万古流芳！”德奥多拉担心儿子的声誉，因此将儿子的父亲、自己的丈夫狄奥菲洛的名字从接下来的反面典型名单当中删去了。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的暗示预防了任何针对圣像破坏者的报复攻击活动，在整个九世纪后期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申辩，但再也没有得到过来自官方的支持。

前后两位护卫圣像派女主彻底堵死了东正教传统当中其他崇拜形式的可能。她们和她们的支持者使得圣像崇拜成为了东正教传统的强制性组成部分与东正教身份认同的徽章。这种做法不仅仅涉及审美偏好，还改变了东方教会出产的艺术品的本质。上文中的各种激烈争端促进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又突出了东正教圣像的特殊性质。根据这一概念，在艺术领域存在一个十分特殊的门类，即并非出自人手的耶稣造像（acheiropoieta）。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传说当中基督本人生前赠与奥斯若恩国王阿布加五世的埃德萨之巾——埃德萨之巾传说的完整版本很可能源自圣像破坏争议的时代。这些物品彻底粉碎了圣像破坏主义认为圣像没有得到教会专门祝福的主张：上帝的造物足以让一切吹毛求疵之辈闭嘴。*60*

一位当代评论家曾经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圣像破坏争端的来龙去脉：“在将近180年的辩论过程中，希腊语教会的神学家们用来构陷圣像的语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做法向艺术品赋予了与神学等同的地位，艺术家从此就与神学家平起平坐了。”*61* 艺术不再是人类个体表达创造性的途径，而是成为了宣扬教会集体体验的手段。搞艺术的人们必须心无旁骛摒除杂念，并且对于传统必须要有敏锐的认识。一项技术变革加剧了这种势头。最早的圣像，例如华丽丽地保存在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六世纪基督和圣彼得肖像——不妨将其视为晚期罗马自然主义艺术的典范——都是通过蜡画法绘制的，用融化的蜡汁当做颜料。就其性质而言，这种技法鼓励快速绘画，风格上近乎于印象派，因为速度稍微慢一点蜡汁就凝固了。在这些作品当中自然主义成为了个人才能的盟友。临机决断与大胆无畏在这里是值得称道的品质。后来的圣像则通过蛋彩法绘制，用蛋黄来调和颜料。这种技法鼓励深思熟虑之后精心施加的细微笔触，十分适合诚心正意与一丝不苟的创作风格。蛋彩画艺术家可以依靠越来越正式的成例来表现神圣题材，把他的全套个人技术都用来诠释越发精巧繁复的图像化神学信息成例体系。

并非所有的修士都反对破坏造像，但拥护圣像者的领军人物除了两位女主之外就是诸如史杜迪特的西奥多这样的修士。此外他们也很热衷于扩张圣像恢复活动的背景范围，将君士坦丁堡的祈祷活动与祈祷仪式也纳入了革新与丰富的范畴。此时加洛林王朝和他们的主教正在极大地丰富法兰克的礼拜仪式，但他们将罗马当做了自身行为的参考。与之相对，拜占庭则将视角投向了东方：这座城市在九世纪进行了一场礼拜传统革新，灵感则来自耶路撒冷。如今耶路撒冷早已落在了穆斯林的手中，君士坦丁堡的人们自然希望保护耶路撒冷的灵修传统免遭灭绝，圣像破坏者对于十字架的崇敬就彰显了这种想法。许多巴勒斯坦修士发现，穆斯林统治在八世纪末期造成的压力远胜以往，于是他们为了维护信仰而来到了帝国境内。西奥多向来钦佩圣撒巴这样的巴勒斯坦修士圣徒，史杜迪特修道院也成为了一座实验室，专门用来试行巴勒斯坦修道院带来的崇拜文本和崇拜仪式。很快，修道院使用的礼拜词（自忏悔者马克西穆斯以来历代修士都曾经在论文当中对其进行过悉心点评），就与索菲亚大教堂的礼拜词融会贯通于一体，成为了整个教会通用的礼拜词。*62*

巴勒斯坦修道院为君士坦丁堡教会带来了音乐和赞美诗的传统，这两大因素从此成为了拜占庭礼拜仪式的核心。八调式最早也是在巴勒斯坦发展起来的。这些音乐不仅应用于君士坦丁堡，很快加洛林王朝和西方教会也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作曲与咏唱，所以这些音乐也是整个西方音乐传统的起源。*63*此前君士坦丁堡教堂采用的音乐以名为集祷颂（kontakion）的叙事性布道歌集为主，就体例而言是领唱者与歌唱副歌的唱诗班或者教众之间的对话。根据现在的习惯，只有一部集圣颂能够得到全本吟唱，吟唱时间是四旬斋的第五个周六，题目则是赞颂圣母玛利亚。因为这部作品被赋予了特殊的荣誉，在礼拜仪式的这个部分全体参与人员都必须起立。其他集圣颂仍然出现在礼拜仪式当中，不过都遭到了大幅简化。取代集圣颂的圣歌形式是卡农曲（canon），一套九首赞美诗。这些成套赞美诗起源于巴勒斯坦修道院对于圣经主题的冥想，九首赞美诗的高潮则是一首歌颂上帝之母的颂歌。

东正教礼拜仪式一直是对于圣经文本的折射，是一张解释和阐述的网络，尤其是在清晨与晚间的非圣餐礼礼拜活动当中。卡农曲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而已。截取其中的段落只能使人稍稍品尝一点个中滋味：这里有两篇选自金口若望为神圣礼仪（Divine Liturgy）的集圣颂，第一篇在周日演唱，题目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很适合四旬斋之前的悔罪情绪；第二篇在仲夏的节庆日演唱，题目是纪念基督变换形像满脸神光并与摩西和以利亚交谈的时刻。*64*

父啊，我愚蠢地逃离了你的荣耀，我已将你托付给我的财富挥霍在了恶行上。所以我向您献上回头浪子的悔悟之言：我得罪了你，慈心的父亲：我现在追悔莫及，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你在山上变形，你的门徒也看见了你的荣耀，基督上帝啊，他们都竭力看到；当他们看见你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知道你的受难出于自愿，并向世界宣告，你是真正的圣父之光。*65*

因此，听到第一段咏唱的信众们也会和基督比喻（路加福音15.11-32）当中的浪子一起悔罪。而另一个季节里的信众则与门徒们一起满心敬畏地站在泰伯山上，他们放心地得知，即便是地位非凡的第一批基督追随者也只能看到基督神性的一小部分。在这个光辉时刻之后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里，他们都会期待救主尘世之死的纪念日，这一点在高山上已经得到了预言。这场体味经文的缓慢礼拜舞蹈意味着西方传统相比，东正教处理圣经及其含义的手法与更加不倾向于将圣经学术成果与冥想以及日常崇拜活动相分离，至于这一特色的利弊则一言难尽。

九世纪的“正统的胜利”不应该掩盖以下事实，即帝国东部的亚美尼亚领土上存在着一支非常不同的基督教流派。这些异见者对于官方教会集团的反对远比一般拥护圣像派修士修女以及教众反对圣像破坏派主教的力度更加强烈。他们是二元论信徒，类似于诺斯替主义者和摩尼教徒，虽然很难说他们与早期二元论之间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似乎就像当年的马西翁一样，通过自己对于基督教新约特别是保罗作品的解读，他们建立了一套在肉体和精神之间划出鸿沟的神学。正如我们前文所见，这个时期在拜占庭帝国东部的确存在着一批马西翁主义者，但这里的新兴二元论看起来似乎与他们没有关系，这些人最早出现于七世纪后期的亚美尼亚。他们的敌人送给他们一个蔑称叫做保罗派（Paulicians），这里的保罗可能指的是这个教派的早期创始人，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对于使徒保罗的钦佩如此深厚，致使他们遵马西翁的先例从新约正典当中删去了两份彼得书信。显然这是因为彼得后书3.16当中对于保罗书信的评论，认为“他一切的信上……信中有些难明白的”，这句暗藏机锋的评论无疑惹怒了他们。*66*

根据他们的信仰，物质是邪恶的造物。因此保罗派很合逻辑地鄙视帝国宗教当中诸如玛利亚崇拜或者洗礼仪式之类的肉身性质侧面。当然，他们也仇恨圣像——不过与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者不同，他们还将自己的仇恨扩展到了十字架本身。至于相似之处，他们也像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者那样热衷于吸引士兵。君士坦丁五世这样的圣像破坏派皇帝不仅大度地容忍了保罗派，还不介意招募他们参军。甚至就连护卫圣像派皇帝都意识到了这些人参军的价值并且把他们部署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巴尔干边疆，从而不知不觉地将他们的信息传递到了西方。到了九世纪，这些人对于帝国教会的威胁已经达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以至于保加利亚大主教专门驳斥了他们的教导，但这种做法并没有阻止二元论教派在第十世纪保加利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苦行色彩更加浓厚的教派根据九世纪教派创始人的名字被人称作鲍格米尔派（斯拉夫语意为“为神所爱”，在希腊语当中他也被称为提奥非罗斯）。鲍格米尔派在帝国全境迅速蔓延开来，大约在1098年，一位名叫巴西尔的鲍格米尔派教派成员在拜占庭以异端罪名身受火刑而死——他是极少数已知的此类受害者之一，也许是最后一个。*67* 巴西尔的火刑彰显了残酷的对应关系，一方面是因为火烧异端的行为在西方愈演愈烈之时却在东方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则因为鲍格米尔派似乎激励了与他们类似的地中海西部洁净派苦行教派，在十三世纪的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期间，洁净派成为了拉丁语教会的受害者之一并且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无情的迫害。

对于理应成为无隙整体的拜占庭东正教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意外的文化出口产品。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集中了一批雕工精细、文字费解且阴气森森的的大型石质墓碑，曾经有人认为这些石碑就是鲍格米尔派留下的遗产，但这一假说已经遭到了否定。虽然自十三世纪之后鲍格米尔派在波斯尼亚的活动就没有了可靠记载，但是笔者的确曾经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牛津遇到过一位自称鲍格米尔派的波斯尼亚难民。在九十年代期间，种族冲突在波斯尼亚造成了令人惊骇的创伤，而经过相当程度重构的鲍格米尔派历史则在这场冲突当中发挥了相当作用，波斯尼亚人当中的此类自我意识就反应了这一点。当地各个民族都极力主张自己的优越性，其中就包括波斯尼亚穆斯林，如果他们真是鲍格米尔派的后裔，那就可以对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主张反唇相讥，声明自己不是奥斯曼帝国迁入此地的外来者。此外，无论他们如今是不是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可能都会因为当地曾经有过以鲍格米尔派为基础的独立教会而感到自豪。因此冲突各方都倾向于将零散而争议不断的鲍格米尔派历史抓在手里，进一步推进各种彼此不相容的主张。*68*

这个宗教异见扩张进入巴尔干地区的故事开启了九世纪拜占庭的另一层面，这个层面对于东正教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帝国的传教活动向西扩展到了中欧，进入了西罗马帝国基督徒的活动区域以及旧帝国疆域之外的新鲜领地。促成这一发展的动因既有拜占庭帝国多年斗争之后焕发出来的新活力，又有一位名为佛提乌斯之人的远见卓识。他在一连串危机当中就任了牧首。843年护卫圣像派获得胜利之后，一度因为分裂而苦不堪言的教会急切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而早已深受牵连的现任牧首麦瑟迪乌斯则没有这个能力。他仅仅硬撑了四年就遭到了废黜。他的继任者伊格纳提乌斯看上去也没什么指望。此人是一位惨遭去势的帝国王公，德奥多拉女王掌中的傀儡。865年女王失势之后此人也应声倒台。*69*

顶替伊格纳提乌斯的佛提乌斯看上去显然资格更过硬。他是一位富有的普通教众的儿子。他的父亲笃信护卫圣像的理念，因此遭到流放并且在流放期间困顿而死。此外他还是主持了第二届护卫圣像派尼西亚会议的牧首的侄孙。不过佛提乌斯不仅仅只有显赫的家世，他还是历任牧首当中最有才华与创造力的人物之一。佛提乌斯撰写了一部在古代世界绝无匹敌的著作，将他自己在识字生涯的前三十年所读到过的大约四百部基督教时期与前基督教时期文学作品进行了总体点评——光是这份阅读量在当时恐怕就超凡绝伦了。佛提乌斯非同寻常的学识使得不少修士对他抱有疑心，他们怀疑他是个潜藏的异教徒，声称他在礼拜仪式期间会默念世俗诗人的诗句。此外修士们也很难相信一位尽管独身但却不是修士的教士居然有权力管理教会。他们的敌意与前任牧首伊格纳提乌斯的怒火交织在了一起，与现任牧首作对的他显示出了令人侧目的韧性与耐力。

这两股合流一处的恶意曾经两次试图将佛提乌斯从牧首宝座上捅下来。第一次是867年，反对势力企图支持伊格纳提乌斯复辟。第二次是886年，这一回佛提乌斯的各种敌人竭力试图败坏他的历史记录。但是东方教会最终还是决定将他封为圣徒（教会手腕灵活地将佛提乌斯与他那位阉人对头的名字在礼拜仪式颂歌当中并列在了一起）。教会方面很有理由对佛提乌斯表示感激。*71* 佛提乌斯成果斐然的牧首任期恰好赶上了接连好几位才干不凡的皇帝，在过去两百年的悲惨遭遇之后，这几位皇帝下大力气重振了帝国的国运。他们建立了一个延续将近二百年的马其顿王朝，这是整个罗马帝国史当中第一个如此长命的王朝。王朝的名称源于创始人巴西尔的出生地。巴西尔有着相对卑微的亚美尼亚出身，以廷臣兼士兵的身份起家，借助阴谋与杀戮于867年登上皇位。早在863年他就立下了击溃阿拉伯军队的战功。巴西尔一世及其继任者很有耐心地建成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甚至还扩展了帝国原有的疆域。他们尤其关注西方而非东方，尽管他们也很漂亮地阻截了伊斯兰势力对于帝国东部边境的进一步蚕食。皇帝们重振拜占庭国运的同时，教会也开始扩展东正教宗教活动的界限，而这正是佛提乌斯留下的遗产。当今东正教的文化底蕴都要归功于他的举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佛提乌斯牧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长期以来蒙受的恶名。

佛提乌斯当上牧首之后不久，尼古拉一世就登上了教皇宝座。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了他如何为了主张罗马的特殊权威而鼓励想象性的史料写作。尼古拉教皇很乐意倾听前任牧首伊格纳提乌斯的控诉，借此为佛提乌斯制造麻烦。佛提乌斯尽管学识渊博，但是却对拉丁语一窍不通，这一点在此前历任牧首当中也算个例。因此西方教会很不待见他。此时的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首脑都是自我膨胀之辈，于是两人关系紧张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这段紧张关系将会决定中南欧洲巴尔干地区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伊利里库姆（即以利哩古）与大摩拉维亚）大片地区——失去已久的罗马帝国领土——在未来的基督教派系归属。三世纪末期戴克里先皇帝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的分界线横贯了这片区域。法兰克拉丁语基督教向北欧与中欧地区扩展的时候，拜占庭也受到了刺激，产生了传播自己的信仰的兴趣并且将目光投向了疆域之外。帝国边境上有不少诸如保加利亚人之类的民族整天制造麻烦，使他们皈依拜占庭的信仰无疑是解决麻烦的最佳手法。

在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一场大规模事件显示了替代性皈依的可能性与危险。这起事件一定激发了帝国教会在疆域之外的运作。黑海东北部有一个力量强大且战略位置显要的哈扎尔王国，全体国民在国王的领导下皈依了犹太教。佛提乌斯手下口才最佳的基督教辩护士耗费了无数唇舌，还是无法劝说国王回心转意。这或许是因为国王还记得一个世纪以前有一位哈扎尔公主嫁给了破坏圣像派的君士坦丁五世皇帝，而严格禁止造像的犹太教对于的拜占庭帝国后来转向护卫圣像派的路线很不以为然。哈扎尔的宫廷用语从此成了希伯来语，这也是犹太教历史上最重大（尽管经常遭到无视）的时刻之一。*72* 除了政治考量之外，佛提乌斯本人对于传教活动也抱有极大热情。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他为巴西尔一世颁布的新法典《序言》（Epanagoge）撰写了序言。文中谈到帝国境内皇权与教权关系的时候，佛提乌斯声称牧首的责任除了推动促进正信之外，还要赢得所有不信者。*73* 他利用了帝国在东部边境的军事成功，一再拉拢孤悬异乡的亚美尼亚一性论教会，采取了细致的外交手段并展示了相当程度的善意。所有这些努力最终归于徒劳并不是他的过错。*74*

佛提乌斯与罗马的关系就没这么一团和气了——实际上他游说亚美尼亚教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他们支持自己并反对教皇。尼古拉教皇很乐意在拜占庭边境指手画脚，而边境地区的各路土霸王们也很快学会了利用东西方基督教的冲突来坐收渔利。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位是一肚子坏水的保加利亚包理斯可汗。他的第一招是与西边的邻居法兰克国王日耳曼人路易结盟，眼角余光还不怀好意地盯着拜占庭与保加利亚边境的摩拉维亚人。拜占庭方面无法允许这个联盟的存在，于是仰仗着大军撑腰于863年强迫包理斯可汗在拜占庭而非拉丁语教士手下接受了洗礼，并且让他将前任拜占庭皇帝米契尔的名字当成了教名。但是此后包理斯可汗依旧肆无忌惮地与新旧罗马的两位主教玩弄着外交扯皮的手段，让他们为了未来保加利亚教会的管辖权而彼此争斗，严重毒化了东西双方的交涉氛围，并且使得许多陈年争议话题再度焕发了活力，例如西方教会对于尼西亚信经当中和子说条款越发频繁的应用。佛提乌斯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怒火中烧的评论，后世史学家将这番评论比作“延时炸弹”。与此同时对抗局势正在文火慢工地不断升温，最终的高潮则是1054年的东西方相互绝罚。早在此前的867年，佛提乌斯与尼古拉就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彼此革除了对方的教籍。*76* 东西方再次陷入了分裂。

尼古拉教皇于同年去世，而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罗马方面很快就发现自己迫切需要拜占庭的军力支持来对抗伊斯兰势力对意大利南部的袭击。结果就是869年与879年的连续两届君士坦丁堡会议。接下来包理斯-米契尔可汗以及保加利亚教会都彻底倒向了拜占庭。拜占庭方面开出的条件很对他的胃口：他有权任命自己的大主教，并且在实际层面上对其施行日常化控制。第二次会议尤其令佛提乌斯扬眉吐气，因为他的对头伊格纳提乌斯在顶替他成为牧首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也随即官复原位。皇帝对他扩张君士坦丁堡教会管辖权的多年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圣眷加身的佛提乌斯在这次会议上被封为了普世牧首，拥有了与教皇并驾齐驱的权威。这个结果并没能促使罗马方面以进一步的热情解决两次会议决议导致的麻烦，但是这两次会议依旧奠定了基督教向巴尔干地区最强大且最持久王朝之一的永久性扩张。

佛提乌斯传教战略的另一项成功是针对摩拉维亚地区斯拉夫人的传教。斯拉夫人的统治者罗斯季斯拉夫也有着与包里斯可汗不相上下的野心与外交技巧。这项成功的意义既重大又复杂，直到今天斯拉夫人的历史归属问题依然会惹得东西方基督徒吵成一团不可开交。今天的摩拉维亚扎实地位于罗马天主教文化圈当中，就像临近的奥地利、波西米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一样。而且在近几十年来微妙的中欧国家关系局势当中，也有人可以理解地提出了以下主张，即罗斯季斯拉夫统治的“大摩拉维亚”实际上覆盖了东南欧洲如今主要尊奉东正教传统的大片地区。促成这场皈依的传教士是来自拜占庭第二大城市、爱琴海滨重要港口帖撒罗尼迦的一对兄弟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生长在帖撒罗尼迦的兄弟俩从小就认识许多斯拉夫人，君士坦丁对于学习外语尤其感兴趣且天赋过人。早在佛提乌斯还在从事治学工作的时候君士坦丁就是他的学生，而佛提乌斯也从未忘记过这位学生的才能。*77* 牧首当年曾经派遣兄弟二人前去游说罗斯季斯拉夫大公放弃犹太教。尽管二人劳而无功，但是当罗斯季斯拉夫大公要求拜占庭方面制衡自己境内法兰克教士的影响时，佛提乌斯还是再次将他们派了出去。

有证据显示，早在罗斯季斯拉夫提出请求之前，这对兄弟就着手从事了一项对于未来而言意义深远的工作：他们创作了一套可以精确表达各种斯拉夫语言用法的字母表。这套字母表名为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这个词在古斯拉夫语当中意为“声音”或者“动词”。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不止创建了一套书写系统，他们还费尽心思以希腊语为基础创建了一套表达基督教抽象概念的词汇表。话说得好听一点，格拉哥里字母表的特质相当卓尔不群，与当时存在的任何字母表体系基本上都扯不上关系。当后世的保加利亚人打算书写他们自己版本的斯拉夫语时，格拉哥里字母表一点吸引力也没有。相比之下他们更熟悉当地从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希腊语铭文。因此在传教兄弟的时代过去之后不久，另一位学者很可能正是在保加利亚设计了一套更简单的字母系统，更加紧密地仿照了希腊语字母表的安色尔形式。*79* 人们称之为西里尔字母。它被命名西里尔文以纪念君士坦丁，但是指的是他在生命尽头采用的修道姓名。这份致敬的手腕很高明，除了体现敬意与谢意之外，无疑也有助于新式字母表取代前辈并获得用户的接受，尽管两位神圣先驱所创作的字母表用起来的确不太顺手。

格拉哥里字母倒是流传了很久，不过主要都是以斯拉夫语祷文文本形式存在的。此外包理斯-米契尔可汗在接受西里尔字母表的同时也接受了格拉哥里字母，将其作为保加利亚教会礼拜词用语。他很可能看到了这些创新性字母表及其体现的本地语言文学具有怎样的价值，因为这两者都有助于他与法兰克势力以及后来君士坦丁堡教会当中的庇护者们拉开足够方便的距离。这两套字母表都是为了促进基督教信仰而问世的，它们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基督教化斯拉夫语言不仅被人用来翻译圣经与教会早期神学家的著作，而且还有着更具有创新性且更加富有争议的用法。这两套字母表使得斯拉夫语言礼拜辞成为了可能。这套礼拜辞是由金口若望牧首的希腊语礼拜式翻译而来的，而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对于这套礼拜式也很熟悉。这种做法对于摩拉维亚的法兰克教士们构成了直接挑战，因为他们在当地带领教众进行崇拜活动时也像在自己的地盘里那样使用拉丁语。

尽管在摩拉维亚地区的传教活动明显体现了东西方的冲突，但是多亏了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的外交手段，当地局势与保加利亚相比差异显著。兄弟二人自己并不是教士，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传教活动与罗马教会整合在了一起（尽管要遵照自己设定的条件），为自己的一部分追随者寻求来自教皇的祝圣。在前往罗马的途中，兄弟二人途经威尼斯并且卷入了一场维护斯拉夫方言礼拜词的辩论。在君士坦丁传记当中颇为一边倒地记录了这场辩论的内容。反方声称“唯有三种喉舌有资格礼赞圣经中的上帝：希伯来语、希腊语与拉丁语”，因为这三种语言被人刻在了基督受刑的十字架上。君士坦丁则反唇相讥道：“上帝的雨露莫不是普降众生吗？太阳的光明莫不是普照众生吗？”*80*

君士坦丁在罗马受到的款待则要宽松得多。因为他为阿德里安二世教皇带来了一份厚礼：最早期教皇先辈克雷芒的骨骸残片。当年他在黑海沿岸哈扎尔地区传教时很有预见性地发现了这件宝物，尽管这次传教活动从其他方面看来并不成功。当代历史学家很可能会令君士坦丁大为扫兴，他们会指出克雷芒一世教皇流放黑海的说法实际上混淆了史实，将另一位大概的确在黑海地区去世的五世纪圣徒圣克雷芒当成了教皇。但是当时阿德里安二世教皇还是深受感动并且爽快地进行了君士坦丁所需的祝圣。一厢情愿的念想与几块遭到错认的遗骨就这样促成了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81*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君士坦丁留在罗马并成为了，法名西里尔。当他于869年去世之后，他在当时就已经非常古老的圣克雷芒教堂当中得到了得体的安葬。在拿破仑占领意大利时，他的遗体遭到了破坏。到了二十世纪，保罗六世教皇同样很得体地将遗体的残余部分送还了这位圣徒的故乡塞萨洛尼基，使其能够在一座专门兴建的东正教教堂当中得到妥善安置。

西里尔对罗马的造访为中欧教会指明了更加宽宏大量的未来，并且将尼古拉与佛提乌斯之间的恶意抛在了身后。阿德里安教皇有理由青睐三方外交，因为他很清楚法兰克统治者有着自己的盘算，未必全然符合教皇的利益。他任命美多迪乌斯担任自己的驻中欧地区使节，甚至还批准了使用斯拉夫方言举行礼拜仪式的做法，尽管他同时也要求首先要用拉丁语诵读圣经原文。这种和解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太久。美多迪乌斯的教士与法兰克教士形成了直接竞争，而后者并不是一帮老好人。他们逼迫拜占庭传教士向东步步撤退，直到后者躲进保加利亚为止。这些传教士从教会在保加利亚的中心奥赫里德（位于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境内）出发，再次向西行进前往新兴的塞尔维亚王国，意在加强当地东正教传教力量。从塞尔维亚再往西，东正教在阿尔卑斯山与卡帕西亚之间地区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尽管当时最重要的一起文化变革就发生在匈牙利。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作品在这里从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对于西方教会造成了永久性的影响，尤其极大地影响了托马斯.阿奎那。*82* 东正教与天主教在东欧地区开展了漫长的拉锯战。在此期间，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与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文化分界线最终变得与戴克里先划分罗马帝国的界线非常相似。就在最近几年这条界线严重毒害了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尽管双方使用用一种语言。

美多迪乌斯和西里尔（以及他们的赞助人佛提乌斯）为东正教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希腊语不能垄断东正教礼拜词的原则。于是从九世纪后期开始，东正教教会就通过多种多样的语言谱系以及这些语言所塑造的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分化发展。实际上在东正教世界的各个部分，教会礼拜辞正是决定哪种语言可以主宰当地文化的最强大力量。这些文化并非全都与斯拉夫民族有关联。最大的东正教教会之一是罗马尼亚教会。教会名称当中的“罗马”二字以及教会用语都表明了这个教会非常珍视自己的拉丁语历史。这样说来，分布于各种民族与社会当中的东正教教会如此看重关于管辖权的争端以及随后而来的东正教教会隔离与分裂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这段纠结的历史并没有使得东正教对于教义统一的骄傲完全沦为笑柄。分裂与异端并不是一回事。从查士丁尼时期到正统胜利期间关于东正教教义的各种争论与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大量选择性的教会历史记录）产生了极为深厚的跨文化身份认同。他们都记得君士坦丁堡的索菲亚大教堂，都继承了圣化理论倡导者忏悔者马克西穆斯的神学遗产，都因为843年破坏圣像派的最终垮台而欣喜不已。所有这些记忆将众多不同文化捆绑在了一起。正如前文所见，这份共同遗产的影响力如此深远，以至于为东正教教众们提供了谴责不认同这份遗产的其他基督徒的集体仪式性手段：以仇恨为主题的东正教赞美诗很可能正是在九世纪正统胜利时期首次出现在了东正教礼拜仪式当中。*83* 这一点与拉丁语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六世纪西方教会宗教改革不仅摧毁了拉丁语礼拜词的普适性——东方教会当中并不存在拉丁语这样的普适语言，这种普适性很可能促成了宗教改革背后的挫折感——而且还撕裂了西方基督教的广泛神学共识。到了十六世纪西方教会异见大爆炸的时候，拜占庭帝国早已作古多时了。帝国衰亡的部分原因在于西方拉丁语基督徒拙劣且时常饱含恶意的干涉，他们与其他多种因素一起摧毁了佛提乌斯与马其顿皇帝们一度大力复兴的国体。

在公元一千年左右，居民总人口达到六十万的君士坦丁堡是欧洲人眼中全世界最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的规模超越了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城市巴格达，也令罗马与威尼斯相形见绌。尽管拉丁语西方世界竭尽全力试图在罗马与威尼斯实现城市生活，但是两座城市的各自人口充其量也只是君士坦丁堡的十分之一。*1* 古代与中世纪的高耸城墙环绕着广大的区域，至今依然能使得穿行其中的人们感到惊诧。在一个农村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社会，初次接触城市的体验一定像登月一样令人心潮澎湃。拜占庭帝国强大且守备有方，帝国皇帝是帝国金币的担保人，而且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相比，帝国金币的份量与纯度都令人惊骇地未曾改变分毫。作为当时全欧洲唯一的黄金通货，帝国金币在希腊语与拉丁语当中的官方名称都是力量与可靠性的体现，人称诺米斯玛，意为“公认的”。在西欧纹章学当中，象征帝国金币的金色圆盘符号一直流传至今。在诺曼语与法语混用的纹章学术语当中，这个图形的的名称也取了拜占庭的名号，叫做bezant。

从867年开始掌权的马其顿皇帝们很乐意使用雇佣兵。雇佣兵为帝国的军事活动带来了新型战术，并且帮助拜占庭夺回了早已丧失的东部领土，最远达到了塞浦路斯与叙利亚的安提阿。君士坦丁堡教会也开始了自信的扩张。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其顿王朝在帝国西线取得了另一场重大军事胜利，吞并了保加利亚并且在接下来的二百年里剥夺了当地大主教与君主的独立性。帝国的胜利也导致了北部基辅地区异教统治者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失败与死亡，因为此人对于保加利亚也有自己的盘算。988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皈依了基督教，东正教于是在另一块新地区扎下根来并且对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更远的西方，帝国依然控制着意大利南部，尽管穆斯林军队于962年攻占了当地最后一个据点城市西西里。自信且务实的马其顿皇帝们很乐意与许多被卡尔西顿派基督徒视为异端的群体结为盟友。随着帝国向东推进至人口凋敝的西里西亚与亚美尼亚，皇帝们在当地安置了大量一性论定居者并且允许这些人自行建立不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主教体系。许多拜占庭教会领袖对于这种在帝国基督教历史上绝无先例的做法都大为光火，但是这种做法有效地制衡了居住在边境地区的穆斯林，而且也为桀骜不驯的新来者们提供了主动维护拜占庭长治久安的理由。

不管怎么说，拜占庭社会的复元还是通过一段活力十足的主张得到了表达。提出这一主张的机构曾经为正统胜利出力良多，现在则永久性地塑造了拜占庭的宗教。当时的人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记录宫廷与教会的各种仪式。有一位学识与思想都特别过人的皇帝对于拜占庭宫廷的排场进行了决定性的记录，将其作为指导继承人的教材。这位君士坦丁七世（945-959年在位）被人们称作波菲罗根尼蒂斯——“生于紫色之中”。这个称号的用意在于强调他的皇家身份与地位，因为他的父亲在第四次婚姻当中才生下了他，而且这场婚姻在神学层面上很有争议。或许正是因为出身的纠葛才使得君士坦丁七世如此关注各种典礼仪式的规范。此时的宫廷仪式已经与教会分不开了，因为任何教会节日无论重要性大小都需要帝国官方出面捧场，需要官方代表参与游行与礼拜仪式，并且在仪式结束后以主宾身份参加牧首主办的正式筵席。几乎所有存世最早期拜占庭礼拜词手稿都是从十世纪流传下来的，尽管它们都是更早期文本的抄件。此时在帝国内部涌起了一股为这些新文本订立规程的强烈要求。到了十世纪后期，巴西尔二世皇帝赞助翻译者西蒙（Symeon Metaphrastes）率领一队学者编纂了一部圣徒生平月志（Menologion）。与此同时，有一位君士坦丁堡历史的爱好者收集了各种更为古老的材料，编写了一部城市主要建筑物与历史景点怀古观光指南。*4*

对于东正教教会内部统一价值观的主张以及十至十一世纪期间新出现的财富也使得修道院这个在冲突时期成功捍卫（或者说发明）了统一价值观传统的机构得到了大量投资。自然，大部分投资都涌向了历史悠久的古老修道院，其中大部分都位于帝国首都或者其他主要城市。但是修道精神的躁动却使得许多鼓舞人心的圣者走出了修道院去寻求全新的荒野。这是占领“神圣山岭”的大时代。这个时期修道团体的最主要幸存者就是圣山共和国，位于希腊马其顿地区一座直插爱琴海的阿陀斯山半岛。这里的壮丽景色与避世环境在先前几个世纪也吸引了若干隐士前来隐修，但是当地最重要的修道群体大劳拉修道院成立于963年。随着希腊语修道群体的扩张，东方教会的其他语言群体也在当地兴建了修道院。接下来的历史气运流转使得圣山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东正教信仰源泉之一。如今位于希腊境内的圣山共和国享有完全自主权，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全体人口均为男性的国家，在国境内就连由人豢养的兽类与鸟类也全都是雄性。

这个时代是修道生活成功与扩张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内在张力则通过新神学家西蒙的生平与著作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一开始人们人们称他为“新神学家”可能只是出于讽刺，但是这个绰号很快就将他推上了足以与福音约翰以及四世纪神学家尼撒的格里高利相提并论的地位。新神学家西蒙于二十八岁那年加入了帝国首都的史杜迪特修道院，但是后来又被赶了出来，因为他不愿遵守院规，而且对于一位名叫虔诚者西蒙的高阶修士（此人行止十分古怪，以至于有些当代史学家将他当做了圣愚一类的人物）显示了过分强烈的仰慕之情。后来新神学家西蒙又加入了君士坦丁堡城墙以外的圣玛玛斯修道院。这一回他的鲜明个性产生了更加正面的效果，没过几年他就升任成为了修道院院长。他担任了二十五年院长，期间一直大张旗鼓地尊崇虔诚者西蒙（他为自己的灵修之父树立了圣像，还会特意举行祭日纪念活动），此外他的布道也充满了个人风格。凡此种种最终超出了教会上层的容忍极限，到头来虔诚者西蒙的圣像遭到了破坏，新神学家西蒙本人也遭到了终生流放。

汹涌起伏的个人经历使得新神学家西蒙在著作当中应用了光线与圣化的传统东正教主题，并且以少见的坦诚作风记录了自己正反两面的灵修经历。天梯若望对于灵修体验之泪的强调在他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新神学家西蒙与教会当局的冲突使得他产生了不少极端思想。他着重指出当时的传统允许未经祝圣的修士对忏悔者进行宽恕。从这一点他又推而广之，声称“凡人的祝圣”不等同于上帝通过圣灵进行的钦点——这项主张令教会当局大感不安。新神学家西蒙对于奉命行事的学术活动嗤之以鼻，相比之下更加重视个人灵修体验。他写了一段歌词，声称上帝在派遣圣灵的时候

“并未将其遣往爱慕光荣之人，

并未将其遣往修辞家，或者哲学家，

并未将其遣往希腊著作的研究者……

并未将其遣往口若悬河舌灿莲花之辈……

而是将其遣往了属灵与人间生活的匮乏者，

心灵与肉体同样纯洁之人，

因为他们讷于言语且生活单纯。”*5*

此等潜在破坏性巨大的理念与服从健全权威体系的要求很难协调共存，因此这些理念长期以来一直遭到怀疑与审查也就不奇怪了。到了十四世纪静修派（Hesychast）争端期间，西蒙的教诲将会催生一场关于修道传统本质的大争论。但是新神学家身为最深刻东正教作家之一的美名此时早已传播到了修道仰慕者的传统之外。

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巴西尔二世的统治终于在1025年结束了。征服保加利亚的战绩使他获得了“保加利亚人屠夫”的名号。巴西尔二世是一位才干超群且精力充沛的统治者，推动基辅贵族皈依基督教的头功就要算在他的名下。他身后留下的帝国江山看上去固若金汤。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皇帝终生未娶，没有子嗣，因此无法维持马其顿王朝先人所开创的长久稳定。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至高权力争夺战再次将帝国搅得天翻地覆。坚定领导者的缺失使得新近吞并的行省人心惶惶，尤以巴尔干地区为甚。十一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诺米斯玛金币遭遇了七百年来的第一次贬值。这件事成为了帝国国力衰微的显著征兆。*6*

国际形势要求帝国必须拥有一位与巴西尔不相上下的强势皇帝。因为东西双方的新兴强权都盯准了拜占庭的财富与繁华。占有欲强烈的拉丁语民族，尤其是西西里的诺曼君主以及威尼斯与热那亚这两个意大利商业城邦，都在一门心思盘算着如何将自身影响力扩展到地中海东部商路。教皇正在筹划组建十字军并且越发将东方视为发兵目的地。在东方，众多穆斯林部落在名为塞尔柱人的突厥家族领导下结成了新的联盟，首先压倒了巴格达的穆斯林统治者，接着又横扫了拜占庭的东部行省。塞尔柱统治者为自己加封了“苏丹”头衔，在阿拉伯语当中意为“权力”。

拜占庭与塞尔柱人在1071年小亚细亚的曼齐克特进行了奠定大局的交战。时任帝国皇帝的罗美纳斯四世不仅一败涂地，而且还沦为战俘。尽管他受到了优渥的款待并且通过巨额赎金换回了自由之身，这场失败依旧造成了重大后果。此后塞尔柱人的劫掠逐渐掏空了小亚细亚地区，越来越广大的领土脱离了拜占庭的控制。绝大多数在拜占庭修道生活当中举足轻重的修道山区都因为入侵而损失惨重，修士们要么逃走要么沦为奴隶。于是远在马其顿不受刀兵侵扰的圣山就逐渐获得了最高的地位。1081年，帝国将领当中最成功的阿历克塞.科穆宁掌握了皇权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他随即为了保护帝国免于解体而四面征战。身为皇帝的阿历克塞一世既不能完全信任家族也无法完全信任军队，或许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他在帝国疆域之外寻求盟友。他不止一次地恳求西方统治者们协助他对抗各种敌人。1095年，他的请求首次得到了认真考虑。正是他的请求致使乌尔班二世教皇掀起了最终引发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公共宣传运动。

对于帝国来说，尽管阿历克塞一世以及科穆宁王朝的继任者们才干不俗，在十二世纪竭力重振帝国国运，但是十字军东征还是成为了一场贻害久远的大灾难。如果说东西方的渐行渐远导致了相互不理解与敌视，那么双方最近的频繁接触则导致了东西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与恶化。甚至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胜利期间，西方大军进驻拜占庭领土的局面就已经令人感到戒惧不安了。与此同时，拉丁语世界也在大后方迅速酝酿着旨在自我开脱的说辞，声称两面三刀的拜占庭妄图暗中破坏十字军的英雄功业。1147年至1149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未能按照预期攻占巴勒斯坦与大马士革，结果致使双方的恶意进一步加剧。在这场惨不忍睹的远征当中充斥着拉丁语世界与希腊语世界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十字军官兵罔顾军纪的恶行。千辛万苦才从圣地杀回西欧的残兵败将们带回了满腹怨气。与这场大败局形成明显反差的案例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就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葡萄牙的基督徒们在另一路十字军人马的协助下自发地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里斯本。这场成功发生在南欧地区，与拜占庭相隔遥远。拉丁语世界的表现越恶劣——等而下之的恶行还在后头——他们就越喜欢中伤诋毁拜占庭，声称拜占庭阴险狡诈，腐败无能，因此怎样收拾他们都不过分。

问题还不仅仅出在十字军身上。教皇越发以天下共主自居，这项主张不仅对于普世牧首来说是十足冒犯，而且任何东方教会人员都无法接受。因为东方教会一直更贴近主教群体通过教会掌握群体性权威的旧式理念。东方教会很有道理地将西方教会视为不守成规的捣乱分子，而西方教会则刨出来了以往历任教皇主张罗马权威的大鸣大放言论，一路追溯到了六世纪的何尔米斯达斯教皇。1137年，一个造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希腊语教会使团途径卡西诺山修道院并驻足休憩。他们告诉修士们，教皇看上去更像皇帝而不是主教。*8* 西方教会的教法律师格兰西编纂了一部法典，将教皇奉为普世主教。与此同时，东方帝国最伟大的教法律师巴萨蒙（Balsamon）（后来他丧失了自己的安提阿牧首之位，因为拉丁语教会十字军指派了另一位效忠罗马的牧首来取代他）在自己的法典当中将西方基督徒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一通。他化用了诗篇55节的内容：“他们的口如奶油光滑，魔鬼使他们的心刚硬。”*9*

自从1025年巴西尔二世去世之后，帝国的不安全感就与日俱增。症状之一就是针对一切帝国教会异见的不宽容。这股新兴的不宽容态度与九世纪马其顿皇帝的务实作风形成了鲜明反差。但是对于各种教派进行定义与分类的欲望也是马其顿治下东正教的特征之一，而不宽容态度其实也是这一特征的合理发展结果。新兴不宽容情绪的最初表现发生在在巴西尔皇帝去世之后，宽容东部行省一性论居民的帝国政策遭受了致命的削弱。新任皇帝在1028年突然中止了宽容政策而且再没有恢复，这种做法使得长期面对塞尔柱王朝压力的边境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后果。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鲍格米尔派成员巴西尔在大赛车竞技场遭受火刑的情节。就在同一时期，君士坦丁堡还发动了若干起异端审判，当时拜占庭的文学与神学学术领袖米凯尔.普塞罗斯以及他的学生意大利人约翰都被卷入了其中。普塞罗斯最终躲过一劫，但是意大利人约翰就没那么幸运了。反复好几场对他不利的听证会之后，从1082年起他遭受了封口令的制裁，只得在修道院里郁郁而终。

意大利人约翰的审判也涉及了政治因素，因为他与科穆宁家族内部的篡位阴谋牵扯在了一起。此外他有意大利背景，还与西西里的诺曼人势力有牵连，因此拜占庭权威在意大利南部的崩溃也为他招致了不少怀疑。阿莱克修斯一世皇帝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公主是父皇的坚定拥护者，也是记录皇帝统治的优秀史官。她鄙夷地记录了意大利人约翰的希腊语水平如何低下。但是这场审判还涉及了更长期的问题。普塞罗斯师徒都很喜欢使用经典文本——尤其是柏拉图的文章——来阐述基督教。当年的佛提乌斯主教曾经因为热衷于前基督教时期的文学与哲学而招致了挥之不去的恐惧情绪，如今这种情绪再次被意大利人约翰挑动了起来。这种情绪在之前新神学家西蒙的反智主义思想当中就能得见一二。哲学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还能有什么用呢？

这场对抗持续了下去，并且殃及了意大利人约翰的学生尼西亚大主教尤斯特拉修斯。此人点评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尤斯特拉修斯小心地将自己与意大利人约翰的观点区分了开来。阿莱克修斯皇帝还因为他的学术功底而专门征召他来筹备辩论，借以反对亚美尼亚地区帝国臣民所奉行的一性论神学。但是尤斯特拉修斯组织论证时借助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辩证法，这一点激起了许多神职同事的敌意。1117年尤斯特拉修斯遭受了审判，之后皇帝就把他停职了。君士坦丁堡城内对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兴趣并未就此湮灭，文学作品的多样化也是科穆宁时期的主要特色之一。但是就主流神学而言，拜占庭已经形成了与拉丁语西方教会的巨大反差。正当西欧地区即将通过经院主义对经典学识进行创造性探索并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时候，拜占庭当局却远离了同一个智识源泉。这股情绪在东方教会内部的某些角落不断激化并且在十四世纪导致了进一步的动荡。*10*

拜占庭的历史总是在兜圈子，中央集权带来的国运复兴之后总是四分五裂的乱局。1180年阿莱克修斯在担任了将近四十年帝国皇帝之后撒手人寰，他的死亡使得帝国陷入了新一轮轮回。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里，平均每两年就会爆发一起夺权政变、叛乱或者其他各种阴谋。*11* 如此混乱不堪的局面为巴尔干与中欧行省提供了兴兵造反摆脱帝国的大好机会。保加利亚再次成为了独立王国，塞尔维亚也在高寿的斯特凡.尼曼雅大公（1166-1196年在位）统治之下成为了独立君主国，匈牙利国王则乘机攫取了帝国最西端的领土。尽管如此，巴尔干地区绝大多数各路土皇帝们还是将君士坦丁堡当做文化榜样，从而为自己的政权增光添彩。他们依然会模仿拜占庭宫廷的名号与规矩来设立官职衙署。十三世纪初期，保加利亚王国当时的首都特尔诺沃建立了独立的牧首体系。这座城市一开始被人称作第三罗马，承接此前的旧罗马与新罗马。很久以后的十六世纪，这个名号将会在一个中心位于极北之地的全新东正教世界重获生机。*12* 此时第二罗马早已沦陷于奥斯曼苏丹之手，而帝国崩坏的根源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所导致的灾难。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背后是威尼斯方面意图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地中海东部的野心。威尼斯人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通商特权不受拜占庭方面的掣肘。八年之前，他们已经在1112至1114年的东征活动期间小规模预演了未来的惨状。这场征讨的目标是夺取穆斯林手中的推罗，但是征讨军队也在拜占庭境内的爱琴海沿岸进行了大量劫掠作乱活动，旨在迫使皇帝进一步拓展他们早已赢得的割让领土。征讨军队从推罗凯旋而归，并且带回了一块当年基督曾经坐过的大理石，又从拜占庭的希俄斯岛取得了圣伊西多的遗骨。如今到了1201年，他们又开始策划新一轮十字军东征。一个由西欧十字军组成的财团与威尼斯方面达成了野心勃勃的协议，让威尼斯为他们兴建一支舰队，从而使得十字军能够直捣开罗。假如他们打算干掉伊斯兰势力的重镇并且挺进耶路撒冷，那么这项提案还是很合理的。而且假如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地区不采取军事行动，这项协议也并不违背1198年与大马士革阿尤布王朝统治者达成的停战。但是签约者们的计算出了大错，他们无法让其他十字军遵守舰队协议，此外也找不到足够多的人手来填充这些造价惊人的船只

威尼斯人决不允许自己的投资打水漂。他们强迫十字军在利多很不舒服地安营扎寨，并且迫使他们按照对威尼斯有利的方式履行协议。这一回威尼斯不再让他们远征穆斯林盘踞的开罗，而是将矛头对准了拜占庭的基督教重镇。这批十字军当中有一位名叫阿莱克修斯.安苴利的年轻人，他是一位（不甚过硬的）拜占庭皇位继位人选，因此这个新计划很有几分令人瞠目的可行性。*14* 原本积极支持东征大业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事态发展面前越发无助，部分原因在于他安置在十字军当中的代理人红衣主教彼得.卡普亚诺此时开始自行其是。1202年，英诺森惊恐地看到十字军摧毁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扎拉市，尽管这座城市实际上由匈牙利国王管辖，而国王自己也是十字军成员，但是国王此前犯下了与威尼斯交恶的错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1203年与1204年君士坦丁堡也遭到了袭击。接连好几位帝国皇帝登基不久就死于非命，其中就包括无甚可取的阿莱克修斯。基督教世界当中最富庶也最有文化的城市惨遭践踏。简而言之接下来几百年里东正教有了无数个怨憎天主教的理由。

在刀兵蹂躏过后的君士坦丁堡城里，几乎所有足以服众的下一任皇帝人选都死绝了。这一来就为一项胆大包天的新计划铺平了道路：扶植一位拉丁语西方教会成员佛兰德伯爵鲍德温成为帝国皇帝，向十字军军阀们割让大片帝国领土，再将君士坦丁堡教会与罗马教会正式联合成一体。人们静悄悄地忘记了向东发兵夺回拉丁语教会王国首都耶路撒冷的打算。英诺森教皇此时非常纠结。几百年来罗马一直企图统一东西教会，眼下这份宏图大志就在他的任期内成为了现实，这自然使得教皇感到志得意满。但是这份抱负的具体实现方式又令他耿耿于怀不能释然。一开始教皇还因为君士坦丁堡的沦陷而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世界末日与基督再临的先兆，甚至还大段引述了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言论，借以抒发满腔兴奋之情。但是他很快就改换了调门。“令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看似获利丰厚的事物其实令我们一贫如洗了，令我们相信自己伟大无比高于一切的事物其实令我们更加卑微了。”他向卡普亚诺哀叹道。*15* 此外还有一件令教皇感到堵心的事情：威尼斯方面事先未曾知会他就为新近登基的鲍德温皇帝选出了十五位司铎担任索菲亚大教堂的座堂圣职团（Cathedral Chapter），圣职团又选举了一位威尼斯人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16*

即便如此，英诺森教皇也并不主张将君士坦丁堡归还给希腊语教会的异端。1215年他在拉特兰召开了完全由自己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发布的第四份敕令充分表明了他对于希腊语教会的态度。这份敕令的名称是《论希腊语教会对拉丁语教会的傲慢》。在君士坦丁堡刚刚遭受蹂躏之后，这样的题目实在算不上满怀歉意。*17* 教皇必须考虑实际层面上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处理圣物战利品的问题——倒不是纠结于劫掠行为本身的道德是非，而是担心这批战利品抵达西欧之后如何对其鉴定真伪。英诺森在拉特兰会议上颁布的第六十二号敕令严禁销售圣物并且（全然无效地）命令所有此类新近出现的圣物一律都要送到罗马来接受鉴定。这股圣物大潮席卷了整个西欧地区。在距远拜占庭的英国诺福克海岸，布鲁霍姆修道院的院长一直因为资金紧缺而发愁，此时他终于发现了解决方案。修道院公开展示了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顺手牵羊而来的真十字架残片，并且颇为讽刺地将其命名为“布鲁霍姆的好十字架”（Good Rood of Bromholm）。朝圣者与各种经济收益随之滚滚而来。*19* 不过这里的做法只能算是小打小闹，相比之下满怀热情的法国十字军国王路易九世才当真称得上大手笔。他完全无视拉特兰会议的敕令，通过威尼斯的掮客从手头拮据的拉丁语教会拜占庭皇帝那里买到了基督受刑时佩戴的荆冠。这笔收购案的结果足以与路易的梅罗文加王朝先祖们历代积累的全部圣物藏品相提并论，足以证明他的卡佩王朝继承了先祖们挣来的全部上帝恩宠——对于一位圣徒国王来说（他早在1297年就被封为了圣徒），还有什么宝物能与神圣无比超越一切王冠的救主荆冠更应景呢？路易九世在巴黎中心的皇宫建筑群修建了圣礼拜堂，借以作为陈列荆冠的展览柜。万幸地是这座建筑在大革命的怒潮当中大体保存完好，今人依旧可以赞叹于建筑内部摄人心魄的高耸空间（尽管展品早已无影无踪）以及奢华的玻璃彩绘与雕塑。*22* 1261年拉丁教会被驱逐出君士坦丁堡之后，许多此类失窃圣物——或者说原件的复制品——开始在君士坦丁堡城里的各自原址重新露头，拜占庭方面声称这只能说是一系列奇迹。*21*

更大的奇迹是逐渐发生的：拜占庭社会经历了艰苦的重建，但是这次的建设模式却堪称前所未有。由于该死的拉丁语势力依旧把持着帝国首都，拜占庭领袖们只得坐镇其他城市来管理重创之后的帝国。远在东北方的黑海，科穆宁家族的成员占据了特拉比松并且建立了一个独立“帝国”（一开始他们为了对抗塞尔柱王朝的威胁而处于蒙古人的保护之下），这个帝国甚至在奥斯曼人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后还强撑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1461年才灭亡。在1204年前夕的帝国另一端，一位与旧帝国皇室沾亲带故的贵族在希腊西海岸的伊庇鲁斯建立了自己的公国。但是在所有这些新兴小国当中，位居小亚细亚内陆群山，临近马尔马拉海的尼西亚城成为了最有帝国气象的传承国家的首都。这座城市优势显著，以至于一位继承大统的希腊教会普世宗主教在此继位，他还为一位王子施行了涂油礼并将其册封为皇帝。

最终正是尼西亚的统治者于1261年从拉丁语势力手中夺回了君士坦丁堡。接连好几任教皇都大声鼓噪，要辅助遭到废黜的拉丁语拜占庭皇帝重登皇位。但是他们还有很多其他顾虑，而且人为建构的拉丁语拜占庭当局在西方世界也没什么朋友：夺回君士坦丁堡的尼西亚皇帝正是从威尼斯的商业劲敌热那亚那里得到了支持。*22* 考古学家们在当代伊斯坦布尔发现了一座暗黑而又引人入胜的遗址，集中体现了拉丁语拜占庭帝国的无路可走。1967年人们在挖掘伊斯坦布尔卡朗德哈清真寺——这座建筑曾经是修道院教堂——的底层时发现了一座小教堂。教堂内部填满了泥土，入口封得严严实实，还画上了壁画。教堂内部是西方风格的壁画，内容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生平。事实上这也是该题材已知最早的壁画。此外还有方济各向飞鸟布道的画面。很显然当方济会修士们逃离君士坦丁堡一去不回头之后，这座向西方教会新出炉圣徒致敬的小教堂随即被人彻底打入了冷宫。*23*

如果我们考虑到希腊语教会在许多拉丁语教会的新建飞地遭受了怎样的傲慢对待，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上述行为背后的深切感情。在拉丁语教会把持的塞浦路斯王国，希腊语教会组织普遍受到压制，采用传统礼拜辞的希腊语教会信众也经常受到骚扰。打压希腊语教会的做法在1231年达到了极致。这一年有十三位希腊语教会修士遭受了异端指控与火刑处决，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传统，拒绝使用西方教会的无酵面包来举行圣餐礼，使得拉丁语圣餐礼的正当性遭到了质疑。此等暴行发生之际塞浦路斯皇室的权威正因为一场拉丁语教会信徒之间的内战而分崩离析，但是这一点很难拿来当成借口。因此人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两年之后一场普世宗主教研讨会直接否定了拉丁语圣餐礼的正当性。*24* 此外在十三世纪还有另外一个致使拉丁语教会与希腊语教会之间产生神学隔阂的题目，也就是西方教会对于炼狱教条的阐述。当西方教士们在东方的各种神学论辩场合阐述炼狱教条时，与他们争辩的希腊语教众们随即正确地意识到这项教条源自奥利金的神学理论，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得拉丁语教会对于炼狱的谈论看上去好像奥利金普救说异端的危险复兴。*25*

尽管1261年君士坦丁堡又回到了拜占庭的掌握之中，但是帝国的政治统一性终究没能得到恢复，这个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拜占庭社会的根本事实就此化为了泡影。特拉比松与伊庇鲁斯维持着各自的独立地位，许多拉丁语世界的军阀依旧把持着自己在希腊境内的飞地，而威尼斯人直到1669年才吐出来他们在地中海东部抢占的最后一块领土克里特岛。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又有了一位皇帝。但是没有多少人会忘记，尽管这位米凯尔.帕拉罗古斯身为军事领袖、统治者与外交家展现了杰出的才干，但是他毕竟为了称帝而将自己年轻的受监护人约翰四世排挤下台，之后又夺去了他的双目并将其投入监牢。此等残忍暴行使得许多富有影响力的教会与社会领袖与他离心离德。这还不算完，帕拉罗古斯或者说米凯尔八世还继续一根筋地寻求与西方拉丁语教会的统一。他不仅将这一举动视为巩固帝国权力的必然政治手段，还将其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他的政策激怒了相当数量的拜占庭臣民，而这项政策激起的仇恨则令他既痛苦又困惑。他的代表与教皇以及西方教会主教们在1274年里昂会议上通过小心谈判所达成了教会联盟在他死后不久就遭到了废弃。*26*

1204年之后，东正教基督教内部的权力平衡也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希腊语教会之外的东正教教会原本由拜占庭帝国创建并一直受其压制，此时这些教会终于完全摆脱了帝国的阴影。新近出现的塞尔维亚王国的斯特凡.普佛温卡尼（“第一加冕者”）国王率先试探了英诺森三世，想看看自己能捞到什么好处。但是后来教皇改变了心意，没有赐予他皇家标帜，致使国王陛下龙颜大怒。尽管在十三世纪期间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两国最终还是都接受了教皇的加冕，但是两国国内东正教发展势头过于强大，以至于根本无法将这两个国家长期纳入拉丁语基督教的轨道。新近坐稳江山的塞尔维亚君主与保加利亚君主（此时他们自称沙皇）发现更方便的做法其实还是让尼西亚牧首来承认两国教会自治（autocephalous）。圣山在两国转向东正教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在塞尔维亚，人们则牢记着一位出身王族且充满魅力的阿陀斯山修士，斯特凡.普佛温卡尼的兄弟萨瓦。年轻时的萨瓦舍弃了宫廷生活，前往圣山投身修行。之后他的父亲前任大公斯特凡.尼曼雅也加入了他的行列。父子二人合力修复了山上早已荒废的希勒德修道院。之后萨瓦回到了塞尔维亚并按照拜占庭模式组织了一套宗教生活。1219年他成为了塞尔维亚自主教会的第一任大主教。

尽管投身修道生活的萨瓦与其父看似舍弃了世俗的抱负，但事实上他们的教会人员身份对于塞尔维亚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希勒德修道院成为了塞尔维亚国家团结的外部焦点，并且象征了塞尔维亚与东正教东方世界的联系。塞尔维亚君主们不仅接受了拜占庭的权力体制，还大张旗鼓地在自己的领地根除了鲍格米尔派异端。大约在1200年前后，他们还首次鼓励在拜占庭风格的教堂绘画当中使用塞尔维亚语铭文。在十四十五世纪涌现了一场翻译运动，旨在将希腊语神学与灵修著作翻译成各种斯拉夫语言民族能够大致理解的正式书面白话。而希勒德修道院正是这场运动的中心。总而言之，在高度毒化且四分五裂的塞尔维亚权力政治生活当中，萨瓦的高绝灵修地位为塞尔维亚的皇家王朝赋予了延续不断的神圣特质。关于他的记忆成为了塞族身份认同当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1595年征服塞尔维亚的奥特曼土耳其人专门在贝尔格莱德挖出了萨瓦的遗骨并公开付之一炬，旨在羞辱并恐吓塞族民众。*27*

1204年之后各种故事情节的最高潮是东正教的重组。显然1261年重新继位的拜占庭皇帝们享有崇高的地位，尽管他们的实权与日俱损，直到十五世纪迎来凄惨的最后时光为止。吊诡的是，对于那些生活在伊斯兰势力统治之下因而不受君士坦丁堡控制的麦尔基派（“皇帝派”）基督徒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对于他们来说，皇帝就是至高无上万世长存的权威，而上帝的宏伟计划远远不受此时此地情况的限制。*28* 但是不管怎么说，东正教的身份认同与政治帝国的存续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维护这份认同的责任越发落到了东方教会的头上。普世牧首曾经为尼西亚皇位竞争者的法统资格问题给予过足够的理论支持，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的教会独立运动曾经在同一位牧首手下获得过神圣的担保，这位牧首还曾经批准过帝国北部边境伏尔加河沿岸众多新兴教区的建立。到了十四世纪末期，菲洛修斯牧首给俄国王公写信时使用的措辞足以使得英诺森三世脸色发白，尽管这些言词恐怕不太可能传播到罗马。“既然上帝已经指派了谦卑者担任普天下人居之地当中所有基督徒的领袖，收纳并看护他们的灵魂，那么他们所有人都要依托于我，我既是他们的教父又是他们的教师。”*29*

就这样，牧首与皇帝的运势发生了奇特的逆转。远在旧帝国疆界之外的统治者们为牧首提供了大量资金，他们就算不完全认同上述主张，至少也因为这项主张的气魄而倾倒。牧首的住宅与索菲亚大教堂气象庄严、门庭若市，相比之下隔壁的帝国宫廷则越发寒酸落魄，各种皇家仪式的排场一再缩水，财政状况也日渐拮据。*30* 各家教堂纷纷得到了奢华的重建或二度装修，并且由此掀起了拜占庭艺术的大胆复兴。这一时期的存世作品当中最打动人的代表作位于伊斯坦布尔附近乔拉的圣救世主教堂。这是一座造型精美的修道院建筑。1261年拉丁教会遭到驱逐之后人们精心修复了这座原本残破不堪的房屋。后来教堂充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清真寺，教堂内部的马赛克壁画也就被遮蔽了起来，直到现当代才重见天日。这些绝大多数源于十四世纪的壁画开启了一场全新的艺术探索，开始尝试将作画对象表现成为具有激情与感情的人类。甚至就连基督与圣母的造型与早期拜占庭造像惯例相比都要柔和不少。从圣救世主教堂的壁画中，我们可以想见拜占庭的艺术家们原本可能沿着同时期拉丁语欧洲文艺复兴艺术与文化的发展方向继续探索下去。可惜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政治形势截断了东正教文化思考全新发展可能性的冲动或者机会。

在十四世纪早期，1261年短暂复兴过后的帝国再次陷入了内战与领土沦丧的困局。帝国的西边是走对外扩张路线的东正教塞尔维亚政权，东边则是一个新兴的土耳其部族。该部族在小亚细亚西北部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公国，并且与决心驱逐他们的拜占庭在1301年交手并取得大捷，就此扎根下来。这个部族的军阀首领名叫奥斯曼，于是部族便沿袭他的名字自称奥斯曼人。在十四世纪期间，奥斯曼人的势力遍布了整个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地区，压倒了保加利亚人，对拜占庭形成了包围之势。越来越多的东正教基督徒落入了伊斯兰势力统治之下，而且穆斯林统治者们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态度也越发不宽容——可以说，这也是十四世纪亚洲、北非以及欧洲地区普遍文化不宽容态度的体现。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伊斯兰势力的主宰地位看上去越发不可逆转，以至于君士坦丁堡牧首专门向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们提供了非正式性的建议，告诉他们隐藏信仰的举动并不至于使得他们得不到救赎。*31*

就好像此前的拜占庭历史一样，每当世俗当局疲软的时候，修道院就会蓬勃发展。此时圣山已经成为了众多修道山区当中最醒目的幸存者，直到1423年之前都不受奥斯曼人统治。而此时穆斯林势力已经将圣山包围了一个半世纪还多，在此期间山上的修士们一直孜孜不倦地试图教化穆斯林当局。值得注意的是，1423年圣山修士们面临着选择的机会，而他们宁愿选择穆斯林苏丹的统治，也不愿投奔拉丁教会的威尼斯人。一想到要让1204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会人员统治自己，修士们就感到无比厌恶。此时拜占庭皇帝早已沦为了圣山修道院众多君主赞助人当中的一位。萨瓦在圣山兴建的修道院清楚表明，早在十二世纪这里就已经成为了希腊语传承之外多种东正教身份认同的焦点。众多奉天承运的统治者都从东正教教会当中汲取合法性，其中就包括千里之外的基辅公国与莫斯科公国统治者。

正是在这个时期，东正教教堂内部最为人熟悉的特色得到了完全的发展：圣象屏是墙壁一样的屏障，将祭台与周边神圣区域与信众隔绝开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绘像隔板”，因为屏障上画满了圣人和圣物，而且绘像顺序和人物姿势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根据习俗，圣像屏并不会接触屋顶，因此神职人员在祭台周围诵经的声音可以从上方以及通过圣像屏上的门户清晰地传播出去。圣像屏花了很长时间才发展成今天的形式。在教堂建造的最初几百年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教堂里都会安置低矮的隔板，用来区分标识祭台周围的圣地。这些隔板的不同发展方式很有启发意义。西方拉丁语教会用更高的屏障将神职人员与唱诗班的所在区域整个包围起来。这也是一项出现时期较晚的发展，受到了十三世纪圣餐礼崇拜热情高涨的鼓励。但一般来说，拉丁语教堂的屏障自腰部以上都是镂空透亮的，从外部就可以看见屏障内的主祭台。拉丁语教堂的屏障很少采取东方式的实心结构，只有修道院或者大教堂的神职人员为自己举行礼拜仪式的时候才会进入教堂建筑内部的封闭空间。这些新出现的西方教堂屏障往往会承载着基督受刑十字架的雕塑，十字架两侧分别是哀痛的圣母玛利亚与基督指派给她的新儿子福音约翰。因此西方教堂教堂的圣坛屏（chancel screen）也被称为“十字架屏风”。

东正教在这方面的发展则截然不同。东正教教堂屏障的发展时期是十三至十五世纪，此时西方教堂的圣坛屏已经发展成型了。这一点恐怕不是巧合。对于东正教礼拜仪式来说，圣像屏遮蔽得是一套行为活动而不是神职人员及其助手们所占据的区域，尽管圣像屏也的确标识出了一块圣地，将未经许可或未曾身负特定职责的在家俗人阻挡在外。圣像屏庇护并定义了只能在祭台上举行的礼拜活动。东正教教堂里的隔板一开始也很矮，这种隔板名叫圣幛（templon），高度也仅仅达到腰部，顶部安装有开放的连拱。因此对于所有人来说祭台一直都清晰可见。接下来圣幛上的神圣图像越来越多，因此隔板板面也越来越结实。有些教众团体认为将祭台上的崇拜活动核心部分也遮蔽起来更能彰显虔诚，于是连拱之间就挂上了帘子，教士们仅在特定时刻才会将帘子掀开。在其他教堂当中，圣像会悬挂在连拱上或者帘子上，这一来隔板就呈现了“圣像屏风”的特点。

然而，尽管圣像屏阻碍视线的功能看上去似乎远比西方圣坛屏更加强大，在信众的眼中却不是这么回事。西方圣坛屏装饰当中出现的任何圣物或圣徒都只是屏风性质的附属。与之相反，圣像是圣像屏的精髓所在。因为每一幅圣像的所处位置都有神学依据，每一幅圣像都揭示并折射了天堂的景象。圣像屏并不像西方圣坛屏那样起到阻碍视线的作用，而是成为了通往天堂的透明门户，就像另一边的祭台一样。圣像屏遮蔽了凡人的眼目，同时却又辅助了属灵的眼目，使其能够看到更高一层的现实。此外，完全发展的圣像屏还位于一组台阶的最高层，而台阶则象征着灵魂朝向天堂喜乐的上升。台阶指向圣像屏之前的一个矮平台，绝大部分礼拜仪式都会在这个平台上举行。不过这个平台也向不能亲身进入圣地的教众开放，他们尽管不能千盛踏入圣所，却大可以尊崇圣像屏上的圣像。

门户自然需要门扇。圣像屏上的门非常重要。门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中央入口——“美门”——打开之后就能看到祭台。中央入口两侧还有若干较小的门——所有这些门扇上自然全都承载着恰当的圣像。在崇拜活动时间之外，这些门全都关着。原则上美门是主教的专用通道。侧门则在礼拜仪式中供执事们出入（因此侧门上承载的圣像往往是基督教的第一位殉道执事司提反）。门户旁边还绘有其他圣徒、先知以及节日场景。基督和圣母的大幅画像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尺寸较小的基督与圣母画象则分布于圣像屏的其他位置。日后的俄罗斯东正教将会举得圣像屏及其结构性装饰的最重大发展，但早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圣像屏的整体概念与应用就已经在帝国境内得到了普及。

吊诡的是，尽管在1204年之后的时期内拉丁语基督教与希腊语基督教之间关系极尽恶劣之能事，拉丁语文化与东正教文化相互接触的密切程度与频繁程度却达到了过去五百年里从未有过的高峰。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威尼斯与其新近获取的殖民地成了影响力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传播的媒介则是打包装箱的大量艺术品。这其中不只包括在洗劫君士坦丁堡期间偷来的四尊古代青铜马，还包括数量庞大的大理石雕塑。这些物品沿着希腊海岸经水路来到亚得里亚海地区，并且改造了圣马可大教堂的外观和内饰。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东正教崇拜活动特色鲜明，其独特的礼拜仪式模式可以追溯到圣金口若望，圣巴西尔以及圣雅各等人奠定的东方教会基础，东西方教会的礼拜仪式咏唱依然在一个显著方面保持着极大的相似性。在十二世纪晚期或十三世纪初期的紧张气氛中，希腊语教会的教法律师居鲁士主教若望仍然可以声称东方教会的咏唱文本与旋律通用于东西双方。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类似复调这样的西方音乐创新也会在希腊语教堂里响起——的确，在中世纪期间，希腊语礼拜圣歌和西方素歌（plainsong）听上去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区别。*33* 1453 年奥斯曼帝国彻底征服拜占庭并且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从此之后东西方教会才真正分道扬镳，音乐实践当中的极大分歧也由此开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正教从来没有像西方教会那样养成对于管风琴的热情钟爱。在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时代，管风琴也开始了对于西方基督徒音乐想象的漫长主宰。

在高于一切的思想领域，两个世界之间的对话也变得远比以前更加频繁了，尽管并不总能保持和谐。几个世纪以来，希腊语世界首次开始阅读拉丁语文本，尽管拉丁语世界的希腊语阅读量要大得多。思想交流的催化剂之一正是十三世纪历任教皇全都高度关注但最终还是徒劳无功的东西方教会再联合谈判。教皇向东方派遣了大量行乞修士谈判专员，其中有一位多明我会修士莫埃贝克的威廉，他收集了大量希腊语手稿并且将许多希腊语作家的著作翻译成了刻意字面直译的拉丁语版本，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因此他为扩展西方世界对于古代学术成果的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34*有几位东方教会人员也对此前一直遭到忽视的西方神学家产生了兴趣，其中包括最著名的西方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米凯尔.帕拉罗古斯八世的一位廷臣曼努尔（修道法号马克西穆斯）.普拉努得斯将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首次翻译成了希腊文。甚至当皇帝的继任者放弃了与教皇对话的政策之后，他依然还在坚持自己的工作。当然，这意味着他也翻译了奥古斯丁对于和子说的意见，尽管出于目前尚且无法解释的原因，他还写了两篇论文来攻击这一教条。*35*

普拉努得斯的翻译工作并不局限于神学。当时东方世界已经完全遗忘了拉丁语经典作品，而他则从中整理出来了一批题材宽泛的著作：西塞罗，波爱修斯，甚至奥维德诗歌当中不算太三俗的部分。许多其他学者纷纷效仿他的榜样，进一步拓宽了翻译范围。这些人当中有一对普克欧罗.西多内斯与德米特里.西多内斯兄弟，他们进行了一场了不起的赌博：这两位十四世纪中叶的翻译从事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项目，比方说德米特里就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与《哲学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翻译成了希腊语。自查士丁尼的时代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承认异域文化可以为拜占庭社会作出重大贡献。但在东方教会内部的很多部分，这种看法依旧深具争议性且不能为人所接受。*36*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局势令人丧气地日渐恶化，其中有一场争端尤其将教会折腾得不轻。争端的题目是一种名叫静修（hesychasm）的神秘主义祈祷方式是否有效。这场争端的主要参与者有两位。一位叫做额我略.帕拉马斯，圣山上的一名修士，也是静修活动的主要倡导者。另一位名叫巴尔拉姆，是一位来自卡拉布里亚的修士，此地是意大利的宗教边疆，拜占庭修道生活和拉丁语修道生活在这里并肩存在。静修活动只是使得这两人陷入纷争的诸多话题之一，但其结果却造成了最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第一次遇到静修一词的人们来说，这个词看起来像是神学术语体系当中特别令人生畏的碎片之一。但其实这个词源于希腊语动词hsychaz，“保持静止”（或沉默）。静止思想与拿着光线做文章的的典型神秘主义理念密切相关，这种理念将光线视为了解上帝的载体或者对于上帝知识的比喻。额我略.帕拉马斯声称在进行祷告的时候可能看到神圣之光的异象，神圣的光明能够揭示上帝的自有能量，换句话说就是圣灵。他指出了对观福音当中关于耶稣变形的段落。当时耶稣与门徒们登上了他泊山，并且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 *37* 此时基督的变形在东正教当中早已得到了比西方拉丁语教会更加精心的纪念，因此也成为了静修派圣像题材的最爱。

神秘主题总喜欢在出人意料的环境当中冒出头来，与其他各种结构化版本的基督教信仰针锋相对。后世的一场基督教运动饶有趣味地呼应了静修派对于静止与光明的强调。贵格会（Quakerism）出现于十七世纪内战期间的英国，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地点上来说距离十四世纪的拜占庭都非常遥远。，贵格会与静修派的鲜明对比在于后者植根于指定的灵修实践方式。除去在圣像面前默想之外，还有构建静止或沉默祈祷的具体途径：适当的身体姿势和正确的呼吸方式都非常重要。典型做法之一是重复一句灵修短语，最常见的有“活神之子主耶稣基督怜悯我”。此短语或以此为基础的变体被人们称为耶稣祷文（Jesus Prayer）。这种套路化的祈祷技巧难免让人联想到东方世界的系统化祈祷方式，从佛教到伊斯兰教苏菲派都会采用类似做法，而这些宗教本身则很可能汲取了印度灵修生活的经验。Hesychast和苏菲派之间的确可能存在直接关系，尽管关于哪一方影响了另一方的问题至今仍有争议。*38*

静修派及其反对者们都诉诸于东正教的过去；实际上双方都十分推崇忏悔者马克西穆斯，以及马克西穆斯之前那位借用亚略巴古的丢尼修之名为他本人思想撑腰的无名作家。巴尔拉姆希望捍卫保卫他自己对于修道灵修生活的理解，他相信自己的理解真正忠于东正教传统精神。在他看来，帕拉马斯的主张与伪丢尼修的否定性断言——上帝的本质即是不可知——背道而驰。因此认为个人只要集中精神进行祷告就能感知圣灵的看法可谓愚蠢之极，因为圣灵也是上帝本质的一部分。想要做到这种程度无异于混淆造物者与受造之物。静修派很可能会忘记很久以前马克西穆斯指出过的各种危险，听任神秘体验失去控制，甚至在寻找上帝的过程当中完全拒绝理性控制。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会抛弃有目的冥想的传统，而这项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四世纪的本都的艾瓦格利欧斯，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东正教神秘主义者们的珍视，尽管关于艾瓦格利欧斯本人的记忆早已遭到了黑化。

巴尔拉姆点明了好几个异端教派，其中也包括鲍格米尔派，并且不无道理地暗示静修派很可能会像鲍格米尔派一样陷入过犹不及的谬误，以过分的热情来排斥这个堕落世界里的各种基督教排场。为了报复，帕拉马斯和他的崇拜者声称巴尔拉姆不过是一介理性主义者而已，只愿意根据人类的理解能力来谈论上帝，结果说得再多也只是无的放矢而已。巴尔拉姆坚称早期教会的伟大神学家使用“光”作为知识的隐喻为知识，这种说法与新神学家西蒙轻视哲学的态度遥相呼应，帕拉马斯则对此嗤之以鼻。巴尔拉姆还不惮于赞美传授型知识的缺乏，认为这一点其实对属灵生活大为有益——甚而几乎就是得到救赎的条件。考虑到他本人为了自己选定的神学主题写作了长篇大论的繁复论述，这样的立场未免有些古怪。*39*

不过就在巴尔拉姆与帕拉马斯为了他们自己的传统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最近才出现在拜占庭的西方神学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助长了他们的辩论。帕拉马斯从普拉努得斯翻译的奥古斯丁希腊语译作当中撷取了大量内容，借此阐述自己的理念，即圣灵的本质是圣父与圣子的彼此之爱，这个概念在东正教神学当中可找不出来。此外他还（不加指明地）引述了奥古斯丁的论点，声称圣灵是上帝的能量，是本质不可知的上帝在受造物面前揭示自己的手段。*40*帕拉马斯为了支持自己的理念而富有倾向性地借用了奥古斯丁的著作内容，而他的理念在奥古斯丁看来未免有些奇怪：凡胎肉眼之辈居然也能在他泊山上看到神圣之光。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当中十分著名地描述了自己接触上帝的经历。当时他正与母亲在罗马港口城市奥斯底亚的花园里交谈，两人突然“神游物外”并且“触摸到了永恒的智慧”——但是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刹那之间，而且尤其要强调的是，这一刹那也是全心思考与讨论的最终结果。*41*

至于巴尔拉姆，他既阅读托马斯.阿奎那也阅读伪丢尼修。因为他对西方神学颇有了解，君士坦丁堡牧首要求他加入与罗马教皇代表之间的谈判。在谈判期间，巴尔拉姆很乐意以西方神学的方式来肯定“圣灵由圣父圣子发出”说法的可行性，尽管他同时也坚定主张人们应当诵读381年尼西亚信经的原始版本而不是西方教会的加料版本。*42* 帕拉马斯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地批评巴尔拉姆采取西方拉丁语神学的手段来捍卫东正教——考虑到帕拉马斯本人也向东正教引入了诸多同样来自西方的创新，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讽刺。将奥古斯丁视为东正教盟友的情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帕拉马斯日后的仰慕者兼拉丁语译者普克欧罗.西多内斯试图用奥古斯丁的理论来捍卫他的已故宗师的神学，结果他遭受了异端审判并被逐出了教会。从今以后奥古斯丁在东方神学体系当中重新沦为了不存在的人。*43*

最终1351年的一场教会会议重申了此前对于巴尔拉姆的肯定。此时距离他遭受异端谴责已经过去了十年，他也已经加入了四旬斋开始时东正教礼拜词当中的谴责名单，成了这份庄严诵读的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巴尔拉姆在流亡期间去世，他最终栖身于阿维尼翁的教廷并且皈依了天主教。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教授了希腊语，为西方文化做出了一项重大贡献。*44* 相比之下，帕拉马斯彻底摆脱了自己的灵修教诲可能招致的各种危险，因为他后来成为了塞萨洛尼卡（即帖撒罗尼迦）的大主教。塞萨洛尼卡当地出现了一个由塞族人支持的强力分裂派系，于是帝国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威并取得了成功，册封帕拉马斯担任东正教就是其中的一项措施。*45* 实际上君士坦丁堡牧首后来还在这位静修派运动主将去世十年之后将他封为了圣徒。即使在帕拉马斯的一部分仰慕者的眼里，这种做法恐怕也有些过火了。圣山一直是静修派的强大支持来源（尽管其内部意见从来都不一致），对于静修派的肯定也进一步提升了圣山的地位并掀起了新一轮修道院建筑热潮。圣山逐渐地重新获得了足以与城市主教教区相抗衡的权力与尊重。

帕拉马斯和静修派运动在这场争端当中大获全胜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他提供了接触上帝的确切方式。在当时，拜占庭的政治机构日渐朽烂腐败，已知世界面临着可怖而不可解的黑死病，伊斯兰势力也在步步逼近，所以如此直截了当的接近上帝途径自然很能抚慰人心。至于奥斯曼人，他们对于鼓励新近征服的基督教臣民们内省内观消极不作为的神学运动自然也乐见其成。此外静修派对于东正教教会也很有吸引力，因为静修派神学断言凡胎肉眼也能在他泊山上看到神光，东正教教会则曾经激烈地捍卫过圣像的地位，而圣像正是沉思神光所必需的载体。此外，帕拉马斯与静修派对于理性的神学地位的打压也应和了新神学家西蒙的突出主题，此时他的著作在修道圈子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尊重。

相比之下，巴尔拉姆不过是体现了几百年来众多态度诚恳且思路明晰的神学家们在面临基督教民粹主义运动时的反应：针对替代性基督教观点、资质、批判和微言大义的开放态度。人们尽管可以将他丑化成一位亲西方教会份子。毕竟他最终在心灰意冷走投无路之下投靠了教皇，因此这项指控听上去多少有些可信。他曾经视同拉拢东西双方，也曾经指责过帕拉马斯。当这些努力全都被一扫而空之后，静修派就此踏上了通向东正教传统深处的坦途。静修派的冥想技巧以及祷文，尤其是位于静修核心的耶稣祷文，至今已经滋养了无数顺逆沉浮处境各异的基督徒。

此时君士坦丁堡的面积已经大为缩水，满目疮痍。众多村庄在古老的外围城墙之内寻求荫庇，村庄之间则是大片的农田。尽管索菲亚大教堂与其他新罗马的古代标志性建筑物依然高耸。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几任皇帝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一方面是由于高大城墙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从十四世纪末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反复围城之后，皇帝们甘愿在苏丹面前俯首称臣。皇帝们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能忍气吞声。他们拉拢西方世界为自己撑腰的企图屡次落空，只落得一地鸡毛与满嘴闭门羹。有一位名为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的帝国皇帝，他的母亲是意大利公主。这位皇帝在走投无路之下干脆于1355年以个人身份向罗马教廷投诚。但是他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强制自己的教会做出任何改变。接下来发生在1378年的教皇大分裂（Great Papal Schism）致使教皇宝座沦为了争抢的目标，声称自己应当成为教皇的人物一下子冒出来两个，后来又增加到了三个，致使任何东西统一计划都在东方教会当中彻底砸了招牌。

尽管时机非常差劲，但是西方世界还是开始很不自在地意识到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仅威胁到了分立宗派的东方基督徒，也威胁到了他们自己。现在奥斯曼势力开始向西推进，进入了希腊、塞尔维亚以及保加利亚地区。在教皇分裂期间西方世界经受了一次十字军狂热大发作，并且导致了特别悲惨的结果。1396年，西方世界集结了一支大概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十字军，参军的骑士们来自法国、德国乃至遥远的英格兰与苏格兰，由匈牙利国王担任主帅。这支大军围困了多瑙河畔的尼科波利斯，并且在城下遭遇惨败，上千人在土耳其军队手下受戮而死。这场大灾难促使曼努埃尔二世帕拉罗古斯皇帝不远千里奔赴英格兰祈求新一轮援助。他收获了许多同情，他的尊严与谦恭也赢得了普遍尊重，但是到头来他并未得到任何实际支持。

直到1417年康斯坦斯会议重新恢复了西方教会的统一，人们才得以再次研究教会联盟可能为君士坦丁堡带来怎样的好处。到了十五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拜占庭的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对于东西教会和解方案的探求也越发紧迫。西方教会依然深陷分裂，一边是教皇，另一边是在巴塞尔连续举行的教士会议，后者一门心思想要在梵蒂冈面前重振议事会的权威。两派人马都劲头十足地劝说拜占庭皇帝进行统一谈判，因为双方都看到了这样做的好处：重建失落已久的统一教会将会带来极大的声望。1427年，两只拉丁教会舰队分别代表两派势力驶向了君士坦丁堡，意在接载拜占庭代表团前往各自的会议地点。在这场奇特的教会海上竞速大赛当中，教皇的舰队比巴塞尔教士团体的舰队提前一个月驶入了港口。

拜占庭使团意识到，与教皇的对手相比，教皇提供的支持有着更广泛的基础，因此接受了教皇的邀请并参加了教皇的会议，这次会议首先在费拉拉重新召开，后来又搬到了佛罗伦萨。拜占庭使团的用心十分严肃：使团共计七百余人，其中包括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瑟夫与约翰八世帕拉罗古斯皇帝。实际上自从451年卡尔西顿会议以来，同一时期的各种基督教教派从未如此济济一堂，而且直到二十世纪的大公主义会议之前此等盛景都不会再现。来自东方的访客全然是一锅大杂烩。在1445年会议达成最终决议之前的各个不同阶段，各路求助者纷至沓来，其中有格鲁吉亚教会代表，卡尔西顿派与非卡尔西顿派东方教会代表，埃及一性论科普特教会代表——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就连埃塞俄比亚教会都派了两三个人过来露面。*46*

最终的结果对于拜占庭来说只是一场镜花水月而已。贯穿会议的问题并不新鲜：拉丁教会尚未准备好做出实质性让步，即便仅仅是在有限的议题范围当中做出让步——和子说条款（这个简单的拉丁语词汇或者由三个单词组成的希腊语词组整整占据了六个月的辩论时间），炼狱，无酵面包的应用，圣餐礼上的祝圣用词，还有教皇的权限。尽管如此，皇帝还是让步了。无休止的角力令他身心俱疲，饱受尊敬的约瑟夫也在会议期间去世了，致使皇帝没了依靠。1439年他终于认可了一份教会统一信经。当他于次年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发现根本无法就君士坦丁堡是否接受会议结果的问题达成任何一致意见。1444年又一支教皇组织的西方军队在黑海附近的 瓦尔纳 铩羽而归。对于许多拜占庭人来说，事已至此，实在没有必要继续自取其辱了。

在这场失败之后，君士坦丁堡几乎失去了一切幸存的希望。但是在1452年，最后一任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拉罗古斯最终还是决定在圣索菲亚教堂公开宣布东西方教会合并。在世与故去教皇的名字被正式纳入了双连画（diptychs），即东方教会的官方祈福名单。这一举动加剧了此前十二年一直在君士坦丁堡肆虐不止的争吵，而且也始终未能在东方教会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在北方，莫斯科公国早已干脆地否定了皇帝的做法，这将会对俄国东正教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此时距离奥斯曼大军彻底保卫君士坦丁堡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君士坦丁十一世手里满打满算只有八千守城士兵，而攻城的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则发动了六万大军，还有好几路杂牌盟军从旁策应。*47* 很难说这就是一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较量，因为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苏丹麾下的主力部队全是基督徒雇佣兵。

古老的城墙并未遭到破坏。奥斯曼军队之所以能杀进城里全靠及时抓住了守军的纰漏。拜占庭方面的热那亚籍将军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在城墙以外的战斗当中身负重伤，于是要求守军打开一扇城门放他进程并回到自己的座船上。结果城门一打开奥斯曼军队就跟着撤退的拜占庭军队冲进了城里。与避战求生的朱斯蒂尼亚尼正相反，皇帝本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的具体阵亡地点或方式已经不可考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奥斯曼军队抢走了他的遗体。破城的前一天，圣索菲亚大教堂里挤满了教众。皇帝本人也御驾亲临，按照全套传统仪式领取了自己平生最后一次圣餐，随后就离开了教堂准备披挂上阵。见此情景，教堂内部“哭号震天……无不悲叹流泪”。1453年5月29日破城当天，整座城市都陷入了谋杀、强奸与劫掠。与此同时在位于城市最高点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当中，晨祷还在继续。到最后无数奥斯曼士兵推倒了专供皇家游行队列进出教堂的大门，淹没了宁死不屈直到最后一刻还在礼赞上帝的信众。皇帝的首级被奥斯曼人塞满稻草并在穆斯林世界的各个主要城市巡回展览。皇帝的王朝也在君士坦丁大帝的都城里化为了齑粉。

就在1204年的惨祸降临之前不久，阿拉伯世界的旅行手册《孤身行者朝圣指南》（Ali ibn Abi Bakr al-Harawi）曾经倾慕且渴求地评价过君士坦丁堡。“一座比其名声更加伟大的城市，惟愿仁慈慷慨意旨高绝的真主将此城赐予穆斯林栖身。”*49* 现在奥斯曼苏丹终于实现了首次打出阿拉伯地区以来历代穆斯林征服者的梦想。无论是1204年的十字军还是分崩离析的科穆宁王朝的各路希腊语继承人在穆罕默德二世所取得的功业面前都只得甘拜下风。在他的手下，东罗马帝国的原有疆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而奥斯曼势力的扩张还将继续。耻辱与悲痛的情绪席卷了西欧，但是除了教皇例行号召西欧各国组建十字军攻打君士坦丁堡之外，此时已经没有多少能做的事情了。西欧世界只能哀悼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并抵御奥斯曼大军的进一步西征。1455年，西欧最伟大的作曲家纪尧姆.杜费正在大后方意大利的萨沃伊伯爵手下听差。他为创作于那不勒斯的歌词撰写了四部复调经文歌（motet），借以吊唁君士坦丁堡的结局。在其中一首经文歌当中，杜费借圣母玛利亚之口动人心魄地唱出了针对上帝的指责：

“至怜悯者啊，希望的源泉，

我那爱子的父神，我是他那痛哭的母亲，

我在您的庄严宫廷之前凄苦悲叹，

您的权柄与人类的天性

使得为我带来如此荣光的爱子

遭受了如此悲惨的伤害。”

一个洪亮的拉丁语男高音围绕着这段法语痛苦呼号发出了谴责的声音，引用了先知耶利米对于耶路撒冷沦陷的评价，在纪念圣周的仪式上经常能听到这些言论：“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她的朋友都以诡诈待她，成为她的仇敌。”*50*

萨沃伊伯爵听到这段针对他本人以及所有西方君主的含蓄指责之后究竟作何反应呢？众多布道者与杜费这样的音乐宣传家推动了一股情感大潮，而远在君士坦丁堡西方的塞尔维亚城市贝尔格莱德则是这股潮流的直接受益者。因为走投无路的西方联军在1456年发动了新一轮远征，暂时将这座城市从奥斯曼人的手下抢救了回来。此时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一个世纪之后的1557年，一位名叫赫罗尼姆斯.沃尔夫的奥格斯堡学者兼图书馆馆员发明了一个拉丁语单词。笔者在本书当中经常使用这个单词来描述希腊语东正教东方世界的文化：他以君士坦丁堡的古希腊语名称为基础，创造了“拜占庭”这个词。*52* 这是一位身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的外部观察家对于这个扎根于前基督教世界的基督教文化所做出的描述——对于沃尔夫来说，“拜占庭”指的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个帝国。在沃尔夫的时代，拜占庭早已不再是、以后也再不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政治实体了。

没能及时逃走的君士坦丁堡居民的确遭受了杜费作品当中耶利米所描述的命运：就像很久以前的耶路撒冷居民一样，他们也全都沦为了奴隶。但是苏丹希望自己的新都城充满生机，他不能容许这座城市长期荒废。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他立刻引入了大量新居民，其中大多数依然还是基督徒与希腊人。苏丹意识到，重新恢复普世牧首之位可以有效地鼓励移民进城，也能最大程度地展示他的善意。因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提拔了一位杰出的教士。此人名叫乔治.斯科拉利乌斯，后来成为修士之后法号吉那迪乌斯。早年吉那迪乌斯还是个在家俗人的时候就跟随拜占庭代表团参加了佛罗伦萨会议，因为他熟悉西方神学与经院主义治学方法。不过这段经历却使他成为了西方教会的反对者，而且他还尤其反对与罗马统一，于是苏丹就捡了个大便宜（自然。吉那迪乌斯上任之后立刻弃绝了拜占庭教会与罗马的统一关系）。新任牧首首先解决的事务之一就是焚烧了十五世纪拜占庭最著名哲学家之一格弥斯托士.卜列东（卜列东其实是他的笔名，这个名字既有“饱满”之意又暗指柏拉图）的最重要著作，因为他反对卜列东对于柏拉图哲学乃至前基督教时期古希腊宗教的热情拥护。

就牧首本人看来，这种审查手段很好理解。但是对于希腊东正教的未来发展方向来说，这一举动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此时此刻西方文艺复兴对于经典文学的再发现与热情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卜列东传播开来的柏拉图著作。卜列东的存世手稿在西方教会的图书馆里得到了妥善保存与高度尊重。*53* 文学如此，艺术亦然。拜占庭晚期艺术当中不断发展的自然主义——乔拉的圣救世主教堂当中的马赛克壁画就很充分地表现了这个流派——遭到了抛弃。与卜列东手稿命运同样意义重大的是十六世纪基督教世界最杰出艺术家之一的奇异职业生涯。此人名叫多米尼克斯.希奥托科普罗斯（1541-1614），生于克里特岛。他在岛上接受了圣像画师的训练。当时克里特岛依然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殖民属地，他利用这一点向西出发，历经威尼斯与罗马，最终在西班牙落脚，并且在此期间开始从业——尽管基本没有证据能证明他真心实意投靠了西方天主教。在旅行途中，他的绘画风格越来越个人化。他抛弃了圣像绘画的宁静肃穆，转而投向了暴风骤雨式的强烈视觉效果。他的画作当中充满了左顾右盼的眼神、不依不饶的光照与蠢蠢欲动的阴影，他笔下的任务往往面目骇人且刻意拉长。这种风格很符合一部分西方金主的重口味。但是尽管他的艺术生命漫长且多产，但是他却不仅仅会使人们产生敬仰之情，还会让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感到困惑不解——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为了在自己的文化当中为希奥托科普罗斯安排一席之地，意大利人与西班牙人只得强调此人的他者性——他们将他简称为“希腊人”（El Greco）。希奥托科普罗斯远离出生地的游历生平仅仅是表面症状而已，深层疾病则是东正教丧失了包容艺术风格激进创新的气度：毕竟即便在西方他也是个格格不入的家伙。

奥斯曼帝国对待基督教君士坦丁堡的方式遵循着最早期阿拉伯征服以来一直为人们所熟悉的模式。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城中的大部分主要教堂改建成了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自然位列其中，拱顶造型的轮廓搭配上了前所未有的四座宣礼塔。征服君士坦丁堡一个半世纪之后，时任苏丹在这座雄壮建筑的激励下就近打造了同样体量庞大的伊斯兰教原创建筑，即（蓝色清真寺）。这座建筑建立在了旧皇宫的地基上，而且配备了更多的宣礼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十几座清真寺从城市高地一字铺开，通过各自的穹顶和半穹顶向这座东方基督教最伟大的失落教堂表示了敬意。以其悠久礼拜仪式与音乐传统而闻名的史杜迪特修道院在城市沦陷之后就立刻被关闭了。除了教堂之外，修道院的其他建筑全都没有保留下来。 而这座教堂也像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样被改建成了清真寺。于是影响力遍及整个东正教世界的两套礼拜活动模板全都消失了。*54*在曾经的拜占庭领土以及君士坦丁堡城里，基督徒手里剩下的教堂必须比附近任何清真寺更矮，而且使用教堂大钟或拍板来传召会众举行崇拜活动的做法也遭到了禁止。这是不可避免的城市景观改造的一部分。基督教教堂的塔楼与正面外墙装饰逐渐遭到了拆除。原本安置于路边墙壁上的壁龛以及其他圣所当中公开展示的圣像——它们对于基督教建筑的意义相当于小额零钱之于日常生活——逐渐从路边消失了。从村庄前往各大城市的旅行者们会看到宣礼塔占据着天际线，城市当中崇拜活动的声音也变成了宣礼员的呼喊而不是号召信众进行祈祷的钟声。

环境的改变也伴随着人口的变迁。在奥斯曼帝国治下，基督徒人口就社会地位而言全都成了吉米，有一定特权但低人一等且受到各种限制。所有基督徒属于同一个米勒特（Millet）或者说专有社区，他们的首脑则是普世牧首。基督徒广泛分布于君士坦丁堡、希腊以及小亚细亚。与他们情况相似的另一个迅速增长的团体是来自西欧的犹太人，两帮人都生活在吉玛制度之下。自十五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千千万万名遭到西班牙与葡萄牙驱逐的犹太人抵达了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当局之所以欢迎他们入境恰恰是因为他们此前遭受了基督徒的压迫。在塞萨洛尼卡，犹太人一直占据了当地人口的大多数，直到1922-1923年的悲剧事件致使大量希腊难民涌入当地为止。此后这里还将在纳粹手中罹受更惨重的灾难。*56* 奥斯曼人的领土当初在小亚细亚零敲碎打地成型，因此后来的奥斯曼帝国也保留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与管辖权，并没有试图将伊斯兰教法或习惯法守则推而广之（不过涉及穆斯林的法律纠纷还是要靠教法来解决）。

苏丹将普世牧首认可为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基督徒的首领之后，牧首的权力在理论上得到了巨大提升。在他的周围，再次在君士坦丁堡城里繁荣发展起来的希腊人形成了一个专门与奥斯曼当局打交道的权力掮客精英阶层，他们主要居住在牧首总部附近的法纳尔区，因此他们被人称作法纳尔人（Phanariotes）。一个格局如此狭隘逼仄而且俯仰征服者鼻息的团体很容易腐败变质徇私自谋。而且法纳尔人的希腊文化和他们对于自身历史的骄傲总难免会隐隐刺激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或罗马尼亚人，而这几个族群也同样置身于牧首的管辖之下。与此同时，牧首的所谓权威完全听命于苏丹的摆布，因此难免不断遭人拆台。奥斯曼政府频繁罢免并更换牧首，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另一部分在于新任牧首继位要缴纳手续费，此外现任牧首的竞争者也会竞相贿赂当局。于是在 1595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共计三十一名神职人员参与了五十五次牧首更迭。

通过与征服者的鼎力合作，牧首保护着他们的社区躲过了受压迫处境的最糟糕可能。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东正教群体遭遇了一场隐约可见的重大威胁。当时有一批主要伊斯兰教法律师或者说乌里玛（ulema）试图攻击基督教根深蒂固的特权。他们辩称因为当年君士坦丁堡抵挡过穆罕默德二世的攻击，之后才被征服，所以基督徒无权享有米勒特地位。牧首与当时的宰相与苏莱曼苏丹进行了大量秘密谈判，再加上宫里宫外多方打点，这才使得基督徒群体堪堪躲过了这一劫。牧首找到了征服早期的人证，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已经一百零二岁了。此人声称自己是守城战期间的士兵。*58* 不过在1568-1569年，乌里玛们比这次更加成功地说服了塞利姆二世苏丹针对修道院地产采取更加激进的没收措施。这种做法看上去难免让人想起同时期西欧新教徒解散修道院的举动，穆斯林可能也的确受到了新教徒的影响。帝国境内的修道群体因此遭受重创，圣山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山上的修道群体之所以得以存续基本上是仰仗了北方东正教统治者的慷慨捐赠。*59*

在基督徒群体内部，东正教权威阶层除去绝罚之外并没有什么好办法来执行教规。绝罚通过官方煽动与公众意见获得了众口铄金的力量。根据希腊民间文化的说法（这种说法得到了教会作家的大力非正式支持），遭受绝罚失去教籍的人死后无法像常人那样肉身朽坏，而是会转化成一种名为“鼓尸”（tympaniaios）的不死生物。根据传说，这些不幸死者的不朽肉身将会不断肿胀膨大，致使全身如同鼓皮一般绷紧，这也是这个名字的由来。摆脱此等可怖怪物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遗体或者棺材上泼洒东正教圣水并由教士进行赦免仪式。教士们用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对于教众的控制，并且在当地的伊玛目以及游走各地的天主教传教士面前展现了自己的权威。*60* 但是假如一名基督徒打算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已经皈依穆斯林的基督徒如果想要重新回归基督教就会遭受死刑，教士们只好抓住这一点做文章，大力宣扬迷途知返的殉道者。传教工作根本不可能开展。历任牧首试图在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学院进行范围广泛的神学研究，与西欧的同类型高等教育相抗衡，但是这方面的努力也颇受限制并且时断时续。

于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教徒人口比例自十六世纪后期开始明显稳步下降。一些人成为了秘密基督徒，这种非同一般的生活方式往往可以延续好几代。据说在塞浦路斯岛上——1570年土耳其人终于从威尼斯人手里夺取了这个岛屿——有很大一部分伊斯兰教皈依者就好像麻布覆盖的棉布，从两面看去材质各不相同，所以他们被称为莱诺瓦姆瓦克人（Linovamvakoi），意为“亚麻棉布”。这种双重效忠一直存续到了 1878 年英国终结奥斯曼帝国在岛上的统治为止。在小亚细亚地区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当地生活着几万名秘密基督徒，甚至还有在明面上伪装成毛拉的教士*61* 这些人的消极幸存很好地体现了占领时期东正教的总体精神状态。1453年之后，面临着镇压与二等公民身份的基督徒们本能地保存了能够保存的一切。这场灾难彻底终结了东正教的突破性创新时代，这个时代从八九世纪破坏圣像争议开始，一直延续到1351年静修派获得认可为止。值得思索的问题在于，如果拜占庭东正教从十四世纪至今并非一直处于守势，今天的东正教可能会拥有截然不同的气场，对于变革的态度或许会更加开放，还可能会产生许多全新的神学设想。

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基督徒——此时已经由于宗教改革而分裂成了新教徒以及罗马天主教徒两大阵营——对于东方教友所遭受的无尽折磨产生了新的兴趣。位居西方教会裂隙两边的基督徒们都想为了各自的目的而拉拢东正教，困窘不堪的东方基督徒往往也会急切地寻求他们的帮助。但是在东西方基督教之间依然横亘着两道阻挡理解或和解的障碍： 1204年的会议笼罩着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接触，致使东正教无法完全顺服教皇的权威；而新教徒对于造像的厌恶——甚至包括路德宗在这个问题上的微妙立场——也使得热爱圣像的东正教愤愤不已。*62*

君士坦丁堡教会当中的确出现过一位试图抓住主动权并寻求创造性变革的领袖，名叫西里尔·卢卡里斯（1572-1638），但是他的作为最终仅仅使得东正教基督徒进一步坚定了捍卫自身历史的决心。他的职业生涯最终也以悲剧收场。有一位伟大的东正教神学家兼主教对他评价甚高，认为“他大概是自圣佛提乌斯以来历任牧首任职者当中最有才华的人”。*63* 身为高阶东正教教士的卢卡里斯有着异乎寻常的国际化出身。他来自威尼斯统治时期的克里特岛，在威尼斯共和国兴办的著名帕多瓦大学接受了西方高等教育。帕多瓦本身在西方欧洲的地位就很不寻常。尽管反宗教改革天主教势力在意大利半岛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是这座城市却在私下里与新教徒交好。卢卡里斯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向北游历并且来到了波兰立陶宛联邦，从而进一步接触到了新教与另一个不同的东正教世界。1596年，他在这里目睹了罗塞尼亚东正教教会如何在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会议上向教皇权威低头。这起事件令他惊骇不已。他认为之所以会闹出这种局面，部分原因在于东正教教士受教育水平低下，在受过高度训练的耶稣会会士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听任对方推进联合。他开始同情其他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西方基督徒，在波兰这主要指的是改革宗（即非路德宗）新教徒。*64*

回到地中海之后，卢卡里斯于1601年在规模较小的亚历山德拉麦尔基派（卡尔西顿派）东正教教会当选了牧首，此前他有一位表兄弟也曾获此殊荣。1612 年他又当选了普世牧首。他的任期注定要遭受多次打断，最终还会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野蛮的终止。他结识了一位改革派荷兰商人兼外交家科尼利厄斯.冯.哈加，还与国际新教改革运动当中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艾伯特进行过书信往来，而卢卡里斯的家人则深入参与了日渐增长的英格兰-奥斯曼贸易活动。在地理位置与出身背景上相距如此遥远的两位大主教看到了双方在反对罗马天主教方面的共同利益。他们甚至考虑过重新联合双方教会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

艾伯特向詹姆斯国王（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兼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引荐了卢卡里斯。国王陛下一直以国际新教政治家自诩，对于基督教的重新联合非常感兴趣。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创作并最终出版过一部长诗，庆祝基督教海军在1571年勒班陀战役当中大败土耳其海军的战绩。*65* 有了詹姆斯国王的热心支持，英国政府雇佣了好几位希腊学者来英国进行研究工作。这其中有一位卢卡里斯的克里特岛同乡名叫内森尼尔.科诺皮尔斯（Nathaniel Konopios），日后成为了士麦那的大主教。据说此人喝下了牛津大学里的第一杯咖啡。*66*卢卡里斯对于改革派新教神学家的同情心如此泛滥——这其中就包括经常被视为该群体代表人物的约翰.加尔文——以至于没过多久就有人很不客气地将他称作“加尔文宗牧首”。*67*

在牛津大学喝下的那杯咖啡——为接下来一个半世纪里伦敦咖啡馆当中生机勃发的智识生活开创了先例——算得上是卢卡里斯牧首任期的寥寥几件遗产之一。除此之外他所留下来的几乎就只剩下了大量的恶意。卢卡里斯的教牧意识很强，在他眼中，自己的教众群体当中充斥着无知与迷信，他自己的教会也明显走上了下坡路，这使他非常苦恼。1627 年他重新开放了奄奄一息的君士坦丁堡学院，并且为其配备了印刷机以及在伦敦接受过培训的希腊印刷工。没过几个月，耶稣会的天主教传教士就组织了一帮暴徒洗劫了印刷车间。但卢卡里斯不为所动，坚持资助完成了新约的现代希腊语译本。1629 年，为了教导希腊东正教信徒，向他们介绍一下他眼中的西方神学珍宝并与东正教传统融会贯通，他出版了一份《信仰声明》（Confession of Faith）。在这部著作的众多主题当中，卢卡里斯特别阐述了新教因信称义教条的一个特定版本以及宗教改革从这一教条发展而来的预定论。这一来他在自己的教会里掀起了一场反对的风暴，耶稣会士则趁机从中煽风点火。他们还暗中在奥斯曼土耳其当局面前搬弄是非，将卢卡里斯塑造成了为境外颠覆势力服务的第五纵队首脑。为了将这项指控做成铁案，他们花费了大量罗马的财富用于行贿。1638年卢卡里斯遭受了死刑处决，罪名是鼓励莫斯科领导下的哥萨克人攻击帝国。英格兰国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关系此后从未彻底断绝，但是东正教方面也在极端政治环境下就此养成了机会主义的恶习，而且双方的大量相互神学误解也牵涉其中。*68*

卢卡里斯是一位生不逢时的创造性人物。他的敌人在东正教教会内部培育了毒汁横溢的反新教情绪。随着希腊东正教在十七世纪接近了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士们也取得了针对卢卡里斯的最终胜利。这一幕的背后是天主教法国君主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方基督徒的持续投资，其中既有商业干预也有谨慎的皇家外交支持。在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依然是一支充满活力且对外扩张的军事力量，西方世界干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能力仍然有限。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例如 1565年在马耳他守卫医院骑士团总部的胜利，以及随后天主教哈布斯堡势力在勒班陀取得的胜利。直到十七世纪末期情况才有所改变。1683 年，波兰和哈布斯堡联军在维也纳击退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军队，这一战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国运由盛转衰的标志。不过此时奥斯曼帝国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是曾经的西方十字军列强。在奥斯曼边境以北还出现了一个新的东正教帝国，这个帝国将会再一次改变世界基督教的动态。

九世纪欧洲正对着君士坦丁堡的另一端，在英格兰南部的某处，也许在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的宫廷里，一位抄写员正在绞尽脑汁地试图将一份五世纪拉丁语文稿翻译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语言，这部文稿是希波的奥古斯丁的西班牙崇拜者奥罗修斯撰写的《异教史》，内容讲得是曾经发生过的世界性灾难。在这份文稿当中，他反复遇到了普世基督教的概念。为了翻译这个概念，他想出了一个新的盎格鲁撒克逊单词，“Cristendom”。*1* 我们这位抄写员发明这个术语是为了让他的读者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归属感，他们都属于这个聚焦于耶稣基督并且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化。这种文化历经灾祸却依旧幸存至今。尽管这位西班牙教士的确经历过极大的灾难，但是奥罗修斯的基督教并没有被扑灭，这使得文士十分欣慰。事实上，他的译文风格比原文更加坚定开朗。在奥罗修斯的时代，各路蛮族将基督教西方帝国大卸八块，还洗劫了罗马城；抄写员的乐观基调则无视了当时的环境：威塞克斯正面临着新的蛮族威胁，这帮人显然意图摧毁基督教对于英格兰而言所意味的一切。横渡北海的凶徒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英格兰他们被称为诺曼人，丹麦人或维京人。他们谋杀国王，强奸修女，火烧修道院——东英吉利国王埃德蒙就是此等折磨与屠杀暴行的受害者之一，他成为了这个可怕时代的象征，长久以来被视为英格兰的主保圣人。

从西到东，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遭受了这些人带来的痛苦。在遥远的东方，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们也遇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维京人。但是在东方这些人的名称是另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单词：罗斯人（Rus或者Rhos）*2* 这个词一开始也是恐怖的代名词。一场游荡、劫掠与定居运动此刻正盛行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罗斯人也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将诺曼人发往了英格兰，又将他们推向了东欧平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似乎是从瑞典乘船来到东欧的。这些人修建了多个新定居点，并且将自己的总部驻扎在内陆深处，位居山顶，背靠大河，战略位置十分优越。在当地的斯拉夫语当中此地的名称是戈罗季谢，但对诺曼人来说这里是霍尔姆加德。日后在总部周围发展起来的定居点会被称为“新城”或Novgorod。*3* 860年罗斯人一路向南滚滚进发，直逼君士坦丁堡城下。富有想象力的九世纪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斯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这次围城的经历。这群出人意料的来客在都城里引发了极大的恐惧情绪：他们外貌粗野，语言古怪，还将城郊地区劫掠一空。

佛提乌斯的反应一如既往地富有远见：为了解决这个政治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宗教方案。就像此前哈扎尔人、保加利亚人或者斯拉夫人兴风作浪时的应对手法一样，他设计了针对罗斯人的传教计划。 869年，他的罗斯人传教团主教抽时间返回君士坦丁堡参加了两场东正教主教会议的第一场，并且无视出席会议的教皇代表的怒火，公开坐实了保加利亚教会与拜占庭教会的联系。*4* 佛提乌斯很清楚自己的做法在西方有先例。本世纪初，英格兰人也开始主动接触一贯折磨他们的维京人，并试图劝说他们皈依基督教，从而驯服他们；加洛林王朝的君主虔诚者路易也曾经在日耳曼北部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地区进行过类似活动。在所有这些传教活动当中，英格兰人最为成功。加洛林王朝与佛提乌斯的代表团都没能取得持久的效果，虽然在戈罗季谢掘出来的同时代拜占廷金币的确显示拜占庭的货币通过和平或者不太和平的手段得到了转手。*5* 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世纪，从没有人听说罗斯人的地盘上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基督教活动，但这些边远地区和拜占庭之间的接触的确得到了增进与巩固。

此时诺曼人势力现在已经向戈罗季谢以南蔓延了数百英里，抵达了第聂伯河水系。到了十世纪中期，他们夺取了一个位于哈扎尔领土边界的定居点。此地的名字是基辅，是河流汇合之处，有着易守难攻的山丘，很适合存储武器和运输途中的货物。*6* 统治此地的是一个氏族群体，后世史称留里克人（Rurikids），因为他们传说中的先祖名叫留里克。现在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原本的诺曼身份认同，还接受了斯拉夫姓名。他们与拜占庭帝国建立了活跃的贸易往来，并且开始迷恋从拜占庭窃取或交易的来的财富。因此他们也就逐渐熟悉了拜占庭帝国的文化。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开始将罗斯人纳入自己的雇佣兵序列并派往边境作战。这方面的最早记录始自935年，当时基辅甚至还没有落入诺曼人的手中。*7* 在十世纪俄国考古地层当中，人们挖掘出了带有希腊语铭文的器物——绝大部分铭文都是随手刻在陶器上的——但更重要的是，此类铭文在数量上远远不能与西里尔铭文相比——后者在壶罐，封泥，符木以及刀剑上随处可见。*8* 所以罗斯人和他们的斯拉夫语臣民们不仅仅接触到了希腊人，还接触到了保加利亚基督徒。当时保加利亚基督徒正在统治者的鼓励之下创建一套基督教文学，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则可以在远离自身家园的北方地区得到理解。

拜占庭与罗斯人双方的接触越来越倾向于贸易而非暴力掠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957年留里克公主奥尔加从基辅前往君士坦丁堡进行了礼节性访问。此时她正在为自己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担任摄政王太后，她访问的目的是接受洗礼，从而完成自己皈依基督教的全套程序。她为自己选择了一个象征意义明显的教名叶莲娜，以此迎合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女皇海伦娜。对于拜占庭而言，她的访问是个十分值得回味的时刻。海伦娜的丈夫君士坦丁七世皇帝也很有爱地在他的宫廷礼仪手册当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活动的大小细节——有趣的是，他忘记了描述洗礼仪式。皇帝的沉默表明拜占庭和奥尔加公主对于这次访问的期望并非步调一致，她的后续行动也体现了她的失望情绪。她转向了强大的拉丁语罗马帝国皇帝奥图一世，希望奥图皇帝能提供替代性的基督教传教团。她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向君士坦丁堡施加外交压力，但这一次她的期待似乎又落空了。她的殷勤提议在奥图那里仅仅得到了不冷不热的回应。斯维亚托斯拉夫对于母亲的无功努力很不以为然。彻底掌权之后他也不打算像母亲那样投靠基督教。*9*他有着属于自己的帝国野心，这份野心使得他对保加利亚基督教汗国垂涎三尺。这份野心毁灭了他。972年，当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军队占领了保加利亚之后，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趁势入侵并吞并了保加利亚。留里克大公死在了撤退回国的路上。

（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和继任者（弗拉基米尔）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在君士坦丁堡的军事成功面前忍气吞声。但双方世界之间新近结成的亲密关系也给了他一个利用拜占庭皇室内部斗争的机会。976年，年轻的巴西尔二世接替了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许多对头都在觊觎他的宝座，其中包括他的共帝，也就是他的弟弟。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巴西尔二世向基辅大公请求大量的兵力增援，并且许诺将自己的妹妹安娜公主许配给他——这种交易性婚姻一直被视为对于皇帝的合法婚生女儿的贬低，约翰一世的祖父君士坦丁七世还专门起草了禁止此类行为的规定。此前撒克逊的奥图二世就想迎娶这位公主但是没有成功。但是这笔交易还是推进了下去，罗斯人保镖捍卫了巴西尔的宝座。*10* 此后拜占庭继续从北方招募精锐战士，不仅仅在罗斯人当中征兵，还直接找上了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十世纪结束时，拜占庭人将这些战士称作瓦兰吉卫士（Varangian）。这个名字常常被错误地投射到当初通过谈判进入拜占庭基督教世界的最早一批诺曼人捣乱分子头上。此等混淆的根源是十二世纪基辅史书《往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的作者，他试图理清两百年前自己的民族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但是手头资料很有限。于是他仅凭着一套古老的王公姓名就构建出了最早期留里克大公的生平。*11*

一位拜占庭的公主可谓是意义深远前无先例的厚礼，弗拉基米尔大公绝不会让这份大礼从手中溜走。在988年，为了加强自己与皇帝的新联盟，他突然下令全国臣民一律皈依基督教，他自己也接受了巴西尔这个教名（用俄语拼写就是瓦西里），与自己的内兄保持一致。《往年纪事》当中有一则著名的轶事：当年弗拉基米尔不仅仅是在拉丁语或希腊语基督教形式之间犹豫不决，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在争夺他的注意力。最终使他下定决心的因素是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发回的报告。他们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后立刻就陷入了无比敬畏与惊讶之中，“我们全然不知自己究竟是身处人间还是来到了天堂。”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况，弗拉基米尔在接受东正教洗礼的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犹豫心理。但是对于日后的东正教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很能带来满足感的故事，难免让人联想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杜撰的格里高利教皇与英格兰奴隶男童的轶事。这里的故事同样也能起到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效果。此外这则轶事总结了两条真理：其一是拜占庭基督教文化创造了欧洲和西亚地区最宏伟的建筑，其二是基辅现在被拜占庭基督教文化迷住了。这种感受在当时并没有立刻得到投桃报李的回应。拜占庭的史官对于弗拉基米尔的皈依与帝国婚姻保持了令人侧目的沉默，他们大概觉得这场婚事深深地贬低了王朝的体面。*12*

弗拉基米尔从明显有些勉强的巴西尔皇帝那里洋洋得意地将新娘迎娶回基辅之后，随即为新娘提供了配得上娘家出身的排场。原本由木质建筑占据的基辅很快拥有了一套石质宫殿建筑群，石质教堂的数量也开始大大增加，根据基督教范式的城市改造就这样开展起来。拜占庭风格意味着纪念性大规模建筑、镶嵌画和壁画——自然没有雕像——连同建筑庇护之下的礼拜仪式。但是这一切的具体特征则得到了更为地方化的发展。与更加老成持重的拜占庭建筑风格相比，基辅的教堂及其模仿者采用了多穹顶或者多圆顶（cupola）结构。之所以会如此可能是因为一开始当地建筑以木质为主，使得如此精巧的结构成为了更现实的可能。这种历经发展的建筑风格又激励着日后的石匠们重现同样的效果。基辅的第一大教堂就是木制结构，有不下十三座圆顶。在罗斯各地，规模更大的教堂也经常会拥有七座圆顶，因为数字七有着许多不同的象征性解释。*13* 同样，圣像屏在十二世纪的首次发展过程中也成为了俄罗斯教会的一大特色，比起希腊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拜占庭圣像屏习惯于设置三层圣徒绘像，而十五世纪的俄罗圣像屏则习惯于设置五层绘像，两个世纪后甚至增加到了八层。

俄罗斯东正教的特点就是从拜占庭选择特定的主题，然后倾尽全力发展到极致。基辅的第一座大教堂意料之中地敬献给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但除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外，还有一座如今早已消失的君士坦丁堡教堂尤其有力地打动了基辅崇拜活动的想象力。自六世纪以来，布雷契耐圣母教堂一直保存着圣母玛利亚的长袍和奇迹频发的玛利亚圣像——这两件圣物在过去几个世纪有力地抵挡了各路围城者与卑劣的圣像破坏者。据说圣母在临终之前捐出了这件长袍——东方传统将她的临终称为圣母安眠（Dormition）。在十一世纪，基辅的一位基督教皈依者据称见到了圣母显灵的异象，玛利亚在异象中吩咐他修建一座安眠教堂，并且用圣火将建筑图纸烙在了地面上。因此这座由圣母本人亲自设计并于十一世纪落成于基辅的教堂对于罗斯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安眠大教堂在俄罗斯世界遍地开花，每一座教堂都效仿基辅的原作，采用了独特的（而且不得不说是很缺乏想象力的）的多圆顶设计。一个世纪以后建于乌拉底米尔的安眠大教堂是最完美且最令人满意的仿制品典范。研究仿制品是衡量范本原貌的唯一方法，因为基辅的原作在后世历经多次改建，在1942年德国士兵将其炸毁之前，这座建筑已经极大地偏离了圣母本人的蓝图。这个最后的版本如今早已得到了修复并且光彩照人地置身于洞穴修道院建筑群当中。*14*

基辅的属灵传统还创造性地增强了了来自拜占庭的圣徒传承。在新创建的教会当中获此殊荣的第一批圣徒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两个儿子鲍里斯和格列布。将皇家创始人奉为圣徒看起来似乎并不出人意料。但假如按照几百年前的标准，鲍里斯和格列布根本没资格成为圣徒候选人。这两人的主要封圣事迹是他们的死亡，但是他们并非殉道而死，而是死于政治谋杀。凶手是他们俩同父异母的弟弟斯维亚托波尔克，行凶目的是为了确保自己在1015年弗拉基米尔去世之后能够继承大统。真实的故事情节早已被晦暗的政治伎俩湮没了，而且再怎么说也与两位王子得到纪念的理由没有关系：他们二人之所以受人尊崇，是因为据说他们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流血而拒绝抵抗凶手的杀戮，所以他们的受难是完全无辜的，受到了悲悯与非暴力精神的激励。*15*

鲍里斯和格列布的事例反映了一个常见于中世纪欧洲北部流行宗教当中的现象，这个现象无论是在拉丁语基督教还是在东正教当中都很普遍：人们觉得遭遇暴力死不逢时的受害者理应当之无愧地成为圣徒。在西欧，罗马当局强烈反对这一想法——就基督教传统而言这种反对态度无可厚非——并且针对这种地方性崇拜反复作出了尖锐的谴责，尽管往往徒劳无功。基辅的官方反应则远没有如此强烈。这一点反映了俄罗斯属灵生活的一道分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道分支一直走势强劲：“虚己”（kenotic）强调了基督的忘我、谦卑以及关爱他人之心。如果说基督是逆来顺受的（passive）——这里既指这个词的现代用法也指他对于受难的态度（后者更接近passive的拉丁语词源patior，即“忍受”），基督的追随者也应当效仿这种虚己作风。在莫斯科有一位熟悉东西方基督教的教区神父曾经向笔者这样说过：西方教会对于问题的反应是寻找解决方案，而东正教更倾向于与问题共存。*17* 东方基督教历来讲究 “协同效应”，或者说与人类努力与上帝恩典的合作，因此东方传统更容易接受虚己主题，相比之下西方教会成员就要费事不少，因为他们师从希波的奥古斯丁，而奥古斯丁的原罪学说斩钉截铁地断言原罪已经不可挽回地污染了所有的人类努力。然而，虚己思想也曾多次悄悄地潜伏回到西方基督教当中。在上个世纪的世界范围内，无数无辜者遭到了工业规模的杀戮。这一场场惨剧使得虚己主题超越了原本的具体背景，超越了俄罗斯历史当中层出不穷的暴力与残忍，在基督教当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相关性。

虚己理念强调纯真与摒弃自尊。与这一理念挂钩的是一股新兴的流行潮流，很久以前（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当中有一路老派东方圣者就曾经享受过此等人望，而且这股潮流还一直流传到了现代俄罗斯东正教当中：这就是圣愚。也许真正的圣愚当年沿着贸易路线蹦蹦跳跳地从东欧来到了基辅。但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即基辅的修士们在记录拜占庭与保加利亚圣徒生平的文献中发现了圣愚的存在，此后这个理念就与当地对于纯真与非理性日渐增长的敬拜融合在了一起。基辅地区第一位有记载的圣愚名叫伊萨基（Isaakii）（卒于1090年），此人首先将基辅洞穴修道院的日常生活搅了个天翻地覆，之后就成为了一名消极内省的隐修士。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愚行与冥想这两大极端，这一点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两种接近神性的方法都揭示了超越理性的属灵本能。在十一世纪的拜占庭，同样的情绪为新神学家西蒙提供了灵感，后来还激起了静修派拥护者的热情。静修派于耶稣祷文成为了俄罗斯属灵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虚己属灵领域，个人内省和狂放张扬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都补全了东正教礼拜仪式的有序集体肃穆特质。*18*

基辅的文化观和宗教观虽然受到了君士坦丁堡如此之大的影响，但是双方的官方关系还是频繁陷入紧张状态。就像巴尔干地区其他东正教教会那样，基辅的地方教会领袖也往往急于在普世牧首面前主张自己的权威。而普世牧首则于1039年批准在基辅设立主教职位，并且允许基辅主教行使大主教职能，成为地区性教会领导者，在这块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土地上管辖随后即将成立的所有主教职位。基辅的首领们跟随着头前探路的奥尔加公主继续与拉丁语世界的君主们进行着接触。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儿子雅罗斯拉夫（1019年至1054年在位）让自己的六名子女与西方世界的王室结成了婚姻。 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与法国亨利一世的婚姻将菲利普这个东方名字引入了卡佩家族。直到十九世纪，历代法国君主都经常使用这个名字来为他们的孩子命名——当时这是奥尔良王朝王位觊觎者当中第二普及的名字。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的关系在十一世纪日渐恶化，但是基辅方面对此并不买账。直到十三世纪君士坦丁堡才成功说服基辅基督徒将拉丁语教会视为异端，因为此时位于东欧的拉丁语教会主教明确地将基辅教会称作异端并开始侵占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基辅领土。*19* 此时曾经蹂躏过亚洲基督教的力量已经彻底改变了：这就是向西横扫的蒙古人，在北欧他们被称为鞑靼人。

就像在亚洲一样，蒙古人一开始对于罗斯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冲击。 1240年，他们在欧洲中东部地区发动了为期一年的作战，这也是这支烧杀无数的打草谷大军向西挺进的极限。作战期间他们洗劫了基辅。他们对匈牙利的袭击据估计杀死了当时匈牙利总人口的10%至15%，抹去了基辅罗斯以及跨多瑙河匈牙利平原上的社区和贸易网络。这些链接原本可能会继续先前的蓬勃发展，将拉丁语教会与东正教教会的界限向东推向中欧地区。如今这场刀兵之灾彻底掐灭了这种可能性。*20* 虽然基辅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已经消失了，名义上的及辅助角仍然是所有罗斯地区基督徒的东正教大主教，尽管他现在往往要远离基辅辗转栖身于当地各处。现在鞑靼人的势力支配了东欧，并且要求获准存在下去的政治实体进献贡品。这支游牧大军的侧翼最初由成吉思汗的儿子率领，占据罗斯的这部分人马后来被俄罗斯历史学家称为金帐汗国，但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钦察汗国。*21*

钦察汗国的可汗们一开始保持着自己的万物有灵论信仰，但他们的人马当中包括许多突厥人，因此他们也就跟随其他蒙古领袖的先例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尽管鞑靼人一开始凶猛无比，但是他们对于基督教倒是比较宽容，允许在伏尔加河流域新成立的都城（他们先后建立了两座都城，并且都称为撒莱）设立主教职位。突厥人只有两项要求：教会要按时进贡，还要让神职人员为可汗祈祷——对于突厥人来说，祷文与贡品具有同样的价值。总体而言，他们对于基督教臣民的干涉远远没有其他地区的穆斯林那样深入，尤其没有遏制基督徒崇拜圣像。*22*主张顺从鞑靼统治的罗斯地区基督徒领袖眼前就有拜占庭皇帝作为榜样：君士坦丁堡迫切需要缔结盟友借以抵挡奥斯曼势力的步步紧逼，此外教皇和拉丁语基督教统治者与蒙古人结盟的兴趣也使得君士坦丁堡忧心忡忡，因此拜占庭皇帝很快就开始竭力与新兴强权拉关系。一系列帕拉罗古斯皇帝的非婚生女儿乘船远嫁给了钦察可汗。撒莱的主教大多说希腊语，而且基辅大主教的任职体系似乎有意让罗斯出生的教士人选与希腊语教会外来者轮流上台。但此时的皇帝当真只是个山高皇帝远的角色，而且自从1204年惨遭拉丁语教会重创之后他的实际权力从未真正恢复。罗斯的主教们究竟能不能找到另一家基督教强权势力并寻求更有效的支持呢？

罗斯各地的城市生活都吃尽了苦头。蒙古人的猛攻将一座座社区夷为平地，逃得性命的难民们离开了沦为废墟的城镇，四散逃进了安全的森林，这场灾难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能力。这是东正教信徒默想痛苦的又一原因，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鲍里斯和格列布那样声称自己清白无辜。许多人推测这场劫难一定是上帝对于他们的罪孽的惩罚，因此他们求助于祈祷，既为自己祈祷，也为死者祈祷。他们很自然地将修士当成了祈祷的专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新殖民的土地上至少兴建了一百座修道院，其中的修士领袖主要来自贵族家族，因为这些家族在边疆社会是天然的领导者。*23* 但是随着修道生活重要性的稳步增长，一座位于极北之地的重要基督教历史名城挺过了侵袭八方的破坏并保持了独立，这就是诺夫哥罗德。

诺夫哥罗德不能忽视新的政治格局，于是也向鞑靼人进贡。但是这座城市还是毫发无损地渡过了十三世纪四十年代，因为鞑靼人出于各种考虑决定放弃向北进军。于是这座城市就依赖贸易，尤其是其对于毛皮行业的控制而繁荣发展起来，并建立了自己的北方帝国，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到乌拉尔山脉。在十二世纪，这座城市拒绝了基辅统治者的管辖，然后创建了一个由富商家族组成的共和国，主教在这个国家的话语权比一般的王公更大，一般老百姓可能也会觉得他们能够通过公众集会评论国家政策从而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事。由于政治责任的广泛分摊，诺夫哥罗德的市民们远比该地区的其他任何地方更加重视扫盲。今天的人们在当地发现了大量可以追溯到四世纪的桦树皮手稿，证明了这座城市的高水平识字率。这个了不起的城市组织在罗斯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城市与人称汉萨同盟的日耳曼城镇商人联合会交往密切。这个组织也以同样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的名义主宰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皇帝的实际权威正在日渐远离此地。诺夫哥罗德对于自己的共和国地位十分骄傲，以至于在十五世纪该城市甚至仿照远方大贵族共和国威尼斯的设计范式铸造了一批自己的货币。*24*

诺夫哥罗德以及相邻商贸中心普斯科夫就像汉萨同盟一样有着远比东方以及南方其他定居点更加强烈的世界主义色彩。城市里的教堂宛如森林一般茂密——至1500年已经落成了83座，基本与同时期的伦敦相当——教堂内外装饰着大量艺术品与纪念碑，甚至就连日耳曼与塞尔维亚的工匠们都不远万里来此开工。这种与西部和南部的接触致使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在十四世纪对于批评教会领导层世俗化的宗教异见运动持有特别显著的开放态度。当时的罗斯对于这种现象还不太了解，但类似的运动在西方教会已经开始冒头了。*25* 于是诺夫哥罗德为北欧的东正教未来提供了一种可能模式，与日后俄国历史的专制背景截然不同。诺夫哥罗德是第一个从保加利亚的特尔诺沃借用“第三罗马”这个头衔的城市，这个响亮头衔的前程十分远大，但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头衔注定要转手易主。*26*

诺夫哥罗德最终没能塑造俄罗斯的命运。说到底这要归功于一个名为莫斯科的中等规模定居点的统治者。莫斯科位于诺夫哥罗德东南数百公里，此前在罗斯的地方事务当中一直不甚引人注目。后来到了十三世纪，野心勃勃的莫斯科统治者开始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远离鞑靼人利害关系或者干涉能力的地理位置优势。他们着力与钦察汗王拉近关系，定期前往拜访，并留下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在十五世纪期间他们向汗王进贡并且在教会的礼拜仪式当中专门为汗王保留了一段祷文。同样，当莫斯科在十四世纪后期开始自行铸币的时候，许多铸币上都有祈祷汗王长命百岁的阿拉伯语铭文。*27* 不出所料的是，莫斯科大公建立的许多政治机构时都仿照了蒙古社会的先例，但他们也公开张扬自己对于君士坦丁堡教会传统的尊崇。到了十四世纪，随着他们的领土范围和影响力不断扩大，鞑靼人允许他们使用大公头衔，欧洲各地的统治者也逐渐听说了这个名叫莫斯科公国的遥远国家。诺夫哥罗德很快就很不舒服地感到了来自莫斯科公国的竞争。而莫斯科公国也要与各个临近公国不断对抗，此外还要应对西方立陶宛大公们不断增长的势力，双方的关系越发紧张。*28*

在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向东直到乌拉尔的各路势力当中，一位莫斯科公国的十四世纪后期东中欧局势观察员将会指出立陶宛最有可能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力量。立陶宛的大公们是全欧洲最后一批主要拒绝在三大一神教之间作出抉择的统治者，他们自豪地保持祖先流传下来的万物有灵信仰。这些大公都是活力十足的军阀，他们抓住了蒙古人入侵的机会，将当地的各种残破社区当成猎物，并在十三世纪后期到十四世纪期间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统治了东欧平原和山脉，并且从波罗的海最终推进到了黑海。就像钦察可汗一样，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对于基督徒也很宽容。就像此前应对信奉万物有灵论或者伊斯兰教的可汗一样，罗斯贵族们（boyar）也很乐意接受他们的统治。

立陶宛大公们急着要将广大领地内的众多传统尽可能地统一起来。在讲拉丁语的精英阶层面前，他摆出了“dux magnus Litvanorum Russiaeque dominus et haeres naturali s”的架子——“立陶宛大公兼罗斯主宰与天然继承人”。然而他的官僚们则讲一口“罗塞尼亚”形式的斯拉夫语，反映了他们对于东正教教会礼拜辞的熟悉，他的家人信奉东正教，而且他的许多贵族以及大多数臣民都是东正教徒。*29*于是不久后当地东正教也就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向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将曾经辉煌一时但如今只剩断壁残垣的基辅抛在了身后，此时大主教几乎根本不会造访这里。1363年基辅也落入了立陶宛手中。然而，从十三世纪后期开始，大主教就将在莫斯科或同样位于莫斯科公国境内的弗拉底米尔当做了自己的本部所在地。于是莫斯科也就产生了将这项安排固定下来的野心。在整个十四世纪期间，莫斯科公国和立陶宛之间举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目的就是争夺罗斯地区基督教关键人物——换句话说就是争夺“罗斯天然继承人”的地位。普世牧首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十分乐意地担任了裁判，因为这个角色有效地振作了他们的脆弱地位。回想988年，拜占庭对于基辅的弗拉基米尔的皈依还是一幅爱答不理的架势，与如今的态度相去甚远。这个连横合纵的世纪所产生的后果在俄罗斯东正教历史上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

在立陶宛和莫斯科公国的比赛当中，拜占庭的裁判们必须小心权衡：一方面立陶宛的力量的确日益强大，另一方面立陶宛统治者是一个非基督徒，而莫斯科公国则恣意张扬着自己的东正教信仰。因此在宣传层面上后者更有优势，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项优势。1326年，基辅以及罗斯全境大主教彼得在搬到莫斯科居住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对于这位大主教的崇拜也迅速成长起来，信众们称他为“行奇迹者”，他随即被封为圣徒。彼得生前曾经在距离莫斯科更远的竞争对手特维尔公国那里遭受过十分恶劣的待遇，之后才被热情迎接到了莫斯科，对于莫斯科来说事情的经过可谓有利无害，莫斯科公国的史官们也在他们为彼得撰写的圣徒传记当中着力记述了这件喜事。*30* 1346年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部分倒塌，莫斯科公国的西蒙大公迅速向君士坦丁堡送去了修复基金，借以在东正教世界展示自己的国际地位。此外来自大公属地的捐款也流向了圣山。*31* 1371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为自己的一个儿子选择了988年基辅的弗拉基米尔皈依受洗时使用的教名， 1389年这个男孩在成为了第一位名为巴西尔或者瓦西里的大公。

相比之下，立陶宛大公的表现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在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在维尔纽斯处决了三名立陶宛基督徒，因为他们在基督教禁食期间拒绝吃肉。愤怒之余的君士坦丁堡将三名死者包装成了崇拜活动的焦点，因为他们显然是当代的殉教者，其殉教方式与罗马帝国初期的事例非常相似。普世牧首获取了他们的遗体并供奉在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面。维尔纽斯的殉教者一直被后人所铭记，到了十五世纪初他们已经成为了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公国在基督教层面达成团结一致的标志。1411年，约翰三世帕拉罗古斯皇帝迎娶了瓦西里二世的一位女儿，他借此机会向莫斯科大主教佛提乌斯送去了一件华美的礼拜仪式法衣（sakkos）。这件法衣至今仍然保存完好，上面绣着立陶宛殉教者的图像，与皇帝以及大公并列一处。*32* 当时这款设计象征着莫斯科公国与立陶宛之间冲突的最终结果。

不过立陶宛和莫斯科公国的较量过程还将长期持续并充满变数。1352年，对于三位殉教者引发的怒火依旧记忆犹新的普世牧首拒绝了立陶宛大公奥格德的大主教人选提名，选择了一位与莫斯科大公家族关系紧密的莫斯科人。接下来立陶宛的盟友热那亚共和国（这是维持君士坦丁堡脆弱繁荣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拜占庭皇施加了外交压力，为立陶宛大公换回了一个安慰奖，专门祝圣了一位权限仅限于立陶宛境内的大主教。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举动，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但在几年之内人们看清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位于莫斯科的大主教对于罗斯的西部领土没有任何个人兴趣：这一点致使君士坦丁堡作出了不同的任命，为加利西亚地区任命了一位单独的大主教，此地原本是基辅罗斯的一个省，后来在1349年遭到了波兰王国的吞并。从1375年至1378年期间，基辅甚至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大主教，两人都是由普世牧首委任的，分别是为了照顾莫斯科和立陶宛的面子。可以说这件事为拉丁语西方教会当中即将爆发的教皇分裂提供了奇怪的临时性先例。*33* 基辅罗斯西部地区的东正教稳步发展出了一套有别于莫斯科公国的特色，以至于应该专门将其称为罗塞尼亚教会。

这场比赛当中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西方。胸怀国际外交格局的立陶宛大公自然不会仅仅考虑东正教世界，还要注意拉丁语基督教，而莫斯科公国则远不必如此操心。在立陶宛边境的稳步扩张进程中，拉丁语基督教条顿骑士团一直令立陶宛如芒在背，因为他们不断地兴兵讨伐不信上帝的大公，并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了波罗的海沿岸许多富有吸引力的领土和城镇。到了十四世纪后半期，立陶宛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投靠某种基督教形式所能够带来的战略优势，但他们应该选择谁家的基督教呢？立陶宛大公雅盖沃一度倾向东正教，毕竟东正教能使他与大多数臣民团结一致。早在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就软磨硬泡地娶回了一位北方主要东正教统治者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女儿。但选择这条路线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丝毫无助于减轻立陶宛与条顿骑士团的对抗，因为条顿骑士团认为东正教基督徒是罗马教宗的敌人，比起立陶宛异教徒好不到哪里去。而且话又说回来，雅盖沃大公也不想看到东正教贵族在他的领土内获得太大的权力。

对于立陶宛来说，更有指望的做法是与波兰结盟。波兰人也是条顿骑士团的受害者，但他们同时还是毫不妥协的天主教徒。因此，他们就像条顿骑士团一样可以很轻松地接触到罗马教会的中央机构，与他们结盟很可能抵消条顿骑士团的权势。他们也有王朝法统的问题：他们的统治者不仅仅是女性，而且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与雅盖沃结盟能够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因为当时中西欧地区有好几位不招人待见的皇家求婚者正在蠢蠢欲动。因此波兰贵族没有与十一岁的雅德维加女王多作磋商就同意了她与雅盖沃的婚事（当时雅盖沃已经快将近四十岁了）。1386年他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并接受了弗拉迪斯拉夫.雅盖沃这个天主教教名，之后波兰贵族就推举他成为了波兰国王。这个联盟完全是通过雅盖沃皇室的个人联系结成的，皇室后人既是波兰国王又是立陶宛大公，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了十六世纪末期。尽管如此，联盟还是将波兰王朝推向了天主教那边，尽管天主教徒在大立陶宛公国是少数群体。

对于东正教和罗斯的未来而言，这件事是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对于他们自己的罗塞尼亚东正教臣民来说，立陶宛大公对于自己是罗斯天然继承人的主张现在看起来也不太有说服力，至于其他东方东正教徒就更不服气了。这样一来通向这个角色的道路就开放在了莫斯科公国面前。现在大主教的驻扎地点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了莫斯科。实际上雅盖沃当初提名的基辅大主教西普里安就一直驻扎在莫斯科。他的任期一直持续到1406年，尽管中间遭到过打断。他是东正教传统的有力捍卫者，鼓励修道社区的发展，为修道社区内部的静修派运动进行了祝福，还将《登天之梯》之类的修道规范亲自翻译成了俄语。*34* 立陶宛选择推进罗马的意图，对于佛罗伦萨会议将东西方基督徒重新联合在教皇手下的尝试也抱有乐见其成的热情态度。相比之下，西普里安在莫斯科的接班人则反对一切此类活动，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同时也要反对君士坦丁堡的皇帝。

1436年接受大主教任命的伊西多上任不久就在1438年至1439年离开莫斯科参加了佛罗伦萨会议。会议期间他忠诚地接受了约翰八世帕拉罗古斯皇帝敲定的东西方教会联合方案。当他于1441年回到莫斯科之后，瓦西里二世大公立即宣布将他废黜并投入监牢。他成为了最后一任由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任命且驻扎在莫斯科的大主教。*35* 七年后，瓦西里大公召开了一场教会会议并选举了另一位大主教，完全没有请示君士坦丁堡。就在瓦西里二世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教会内部主张自己权威的时候，他的铸币也开始承载一个新的头衔，“罗斯全境主宰”或者“俄罗斯全部领土主宰”。他的父亲瓦西里一世（1389年至1425年在位）发行的铸币曾使用过“罗斯全境大公”这个头衔，显然是对于基辅与罗斯全境大主教的模仿。现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头衔压倒了大主教的称号，有些人或许还会觉得这个头衔颇有帝国气象。半个世纪之后，莫斯科大公们又鼓足勇气在其他统治者可能会看到的文件当中使用了这个称号。当时瓦西里在自己的领地里还有许多其他冲突需要处理，其中有一场冲突导致他被一个亲戚刺瞎了双眼。但是当新头衔出现在铸币上的时候，莫斯科公国已经以保卫东正教为名义与古老的君士坦丁堡势力分道扬镳了。这一点似乎并不是巧合。*36*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仅仅坐实了双方的分裂而已。

在这场十四十五世纪政治斗争背后，一支既强调自己的拜占庭根源又具备独特地方特色的东正教正在逐渐凝聚成形。罗斯几乎没有任何学习或学术中心，无法自行解答基督教主张提出的难题。不过这里拥有从拜占庭基督教崇拜活动当中引进的复杂规范与惯例，拥有普通民众在艰辛求生之余试图接近上帝的渴望，拥有能够孑然一身自由徜徉于属灵遗产宝库当中的人类想象力。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成型并且扎根于醒目的希腊罗马文化残余之间的基督教在气质上不可避免地与俄罗斯基督教大相径庭。这里的人们毫无理由对古典文化产生兴趣，现在这个版本的东正教则成为了这些人的信仰基础。这些人在寒冷冬季的漫长黑暗当中苦撑苦熬，接着陡然而至的春天就会将东北欧地区的平原与大森林注满生机。一望无垠的森林向遥远的北方蔓延，一直延伸到北极圈附近的穷山恶水为止。这里的社区微小而脆弱，而且相距遥远。因此孤独成为了日常生活体验的一部分，远远超过对于一般人类而言的正常水平。俄罗斯基督教从引进的东正教当中吸收了许多在这种环境之下似乎很有价值的特色。

东正教的礼拜辞与音乐都表现了东正教对于集体生活的强调，这个特点对于中世纪俄罗斯社会很有吸引力，因为这里的人本来就需要合作求生。个人主义在这里不是美德，除非是圣愚所彰显的欢天喜地反文化式个人主义。圣愚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受到强劲规则约束的社会当中有几个特定方面应当遭到颠覆与嘲弄，而颠覆与嘲弄都是为了对这些方面加以重申。俄罗斯东正教并不注重关于信仰奥秘的新观点或原创理念，而是讲究深化传统，充实现有礼拜辞，以及通过冥想增强洞察力。改革意味着根据以前的标准整顿教会生活。当然这也这是西方拉丁语传统的一贯说辞。但是在西方，复古辞藻的主要用途是掩饰稳步推进的激进创新举措。自十四世纪接受静修派以来，东正教基本上就终止了这种做法。

激进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在莫斯科公国教会并不受欢迎。这方面的标志之一是教会故意重塑了一场前往东方的传教活动，这场活动的发起者是修士兼教士彼尔姆的斯蒂芬。他笃信世界将会在受造之后的第七个千年结束后迎来末日——这个期限与他自己的时代贴得极近——在这一信念的激励下，斯蒂芬认为自己有责任前往莫斯科公国东部边境以外的土地传播基督教信息，一路前行直到能看见乌拉尔山脉为止。 1376年，斯蒂芬来到彼尔姆地区的科米人当中传教，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使得大主教将他封为了当地主教（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他的传教活动致使莫斯科公国大公取代诺夫哥罗德成为了该地区的霸主）。就像此前的美多迪乌斯与西里尔兄弟一样，斯蒂芬也为他的皈依者们创建了一套字母表，并为他们翻译了圣经和礼拜词文本。但时代已经改变了。尽管斯蒂芬得到了后人的崇敬怀念，莫斯科当局最终还是决定批准另一套教会语言有损无益。当这一地区在十五世纪后期更加牢固地受到大公的政治控制之后，教会斯拉夫语就取代了当地方言在当地教会生活中的作用，斯蒂芬的字母表也逐渐淡出了教会生活。*37*

十四世纪罗斯教会属灵生活的主宰人物不是大主教或者大公，而是一位修士名叫拉杜尼斯的谢尔盖。拉杜尼斯是莫斯科郊外一个小镇。蒙古人入侵后人们到处寻找避难所并且在偏远的森林地区修建修道院，谢尔盖也趁势创建了一座圣三一修道院（Lavra），修道院所在地距离拉杜尼斯有几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后来根据他的名字而得名，叫做谢尔盖耶夫-帕萨德。就像埃及沙漠中的安东尼那样，谢尔盖也成为了一个隐士，虽然他是形势所迫：他的兄弟无法忍受孤独，因而放弃了他们共同开创的修道生活前往了莫斯科。谢尔盖很满意自己的孤寂处境，但他发现自己也像当年埃及的安东尼那样，将许多希望模仿这种生活方式的其他人吸引到了自己开辟的林中空地当中。最后他只得就任修道院院长，并采用了君士坦丁堡史杜迪特修道院的规章。与基辅地区组织松散的修道基础相比，这套规章代表了更加严格且制度化的修道生活。圣三一修道院是 “沙漠”模式修道生活在俄罗斯复兴的灵感来源。

尽管如此，谢尔盖对于隐修士生活的偏好并没有遭到遗忘。这份偏好鼓励其他人仿效他一开始作出的榜样，以至于隐修士在俄罗斯教会当中比起在西方教会当中更常见。他们的生活方式一般不受修道规则的保护与制约：修道院的有序修道纪律成为了两个极端之一，徘徊在另一个极端的则是与游方圣人，后者代表了一套与教会等级几乎不发生接触的属灵存在。这些特立独行的人物拥有自己的神授权力，就像基督教教会早期的先知那样，这套神授权力将权威授予了他们自己，而机构化的俄罗斯教会对待这些人也抱有与早期教会类似的怀疑态度。然而这些游方圣人往往是穷人与教会之间最亲密的联系，更不用说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了。这些人当中的二十世纪典型代表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甚至迷住了俄国皇后并且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东正教过程发展出了许多令人惊讶的身份认同，普通百姓通过它们以对自己而言合乎情理的方式重新诠释着自己的信仰和崇拜，但他们的作法却与主教以及修道院院长眼中的灵修秩序以及礼拜词正确性渐行渐远。随着谢尔盖激发的修道运动不断发展分化，这一趋势在十五世纪已经显露端倪。*38*

谢尔盖生平所彰显的模式——从个人隐修士到大型修道院院长的过渡——在罗斯各地不断重复。几个世纪以来，定居点稳步扩大到了北部和东部的偏远地区。在这样一个永久性的边疆社会，这个模式有着很强的实用性。隐士在偏僻之所建造小屋并使得该地区成为圣地，后来其他人纷纷加入并根据史杜迪特规章的某种变体创建修道院。反过来，对于此类集体生活以及相应规章感到不舒服的修士也有可能动身离开，前往更加偏远的地区成为隐修士，从而开启新一轮循环。*39* 修道生活就这样传播了开来——莫斯科公国大公对于罗斯东部和北部的垄断性政治控制也随之扩张。谢尔盖的圣三一修道院（后来也被人称为谢尔盖耶夫-帕萨德修道院）由于与大公结盟而获得了巨量的财富，也成为了环绕莫斯科的众多修道院之一。万一有外敌来犯或者发生内乱，这些修道院还可以起到堡垒的作用。

十四十五世纪还设置了莫斯科公国与罗斯地区的艺术范式并决定了俄罗斯未来的艺术发展走向。尤其要指出的事实是这一时期的艺术基本上全都是教会艺术。艺术家们将拜占庭教会艺术当做榜样，对于重见天日的前基督教时期希腊罗马艺术则几乎没有兴趣，而正是后者导致了同一时期拉丁语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变革。原创性并不为人重视，衡量天才的标准是表现传统所必需的流畅笔触与道德狂热。十六世纪有一位去世已久的修士安德烈.鲁布廖夫（约1360-1430），此人成为了壁画和圣像绘制风格的最重要拥护者——1551年，教会立法机构“一百圣职团大会”将他的作品确定为了俄国宗教艺术的标杆。考虑到如此斩钉截铁的官方认可态度，十分不幸地是尽管据称出自鲁布廖夫之手的作品如今在莫斯科与弗拉底米尔多有存世，但是能够确定出自他手的只有一件。不过这件作品相当特殊。这是一幅以三位一体为题材的圣像，今天陈列于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件珍宝都保存在与之同名的谢尔盖耶夫-帕萨德圣三一修道院，其重要性仅次于同样保存在此地的圣谢尔盖遗骸。为了折射三位一体的主题，鲁布廖夫根据基督教传统绘制了途经幔利并在橡树树荫下得到亚伯拉罕族长盛情款待的三位神秘天使访客，圣三一修道院的修士们可以在这幅圣像面前沉思这座修道院向三位一体奥秘的致敬。1988年，为了庆祝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一千周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将鲁布廖夫封为了圣徒。这一举措宣告了宗教艺术在东正教属灵生活当中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