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埃及被来自马其顿的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统治了差不多三百年，因而深深地打下了希腊文化的烙印。而基督教在其早期传播的时候，至少在中东、北非和东非地区，主要是用希腊文传播的。埃及的科普特教属于基督教的最早的分支之一，至今在埃及约有14%的人口属于该教派。
所以所有其它无关的东西基本都被他摒弃了，伯里克利的那段名演讲能收入也只是因为这是战争阵亡悼念的演说。
俺是琢磨着为啥科普特教会要用希腊语呢，难道文献都失传了要恢复更古的文字？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在东方传播科普特文和叙利亚文是两大主流嘛，前几年闹出来的犹大福音书就是科普特语文献
这句话有没有翻译错了？屋大维后来的自身身份就是凯撒集团的继承人吧。
Octavian,adopted heir of assassinated general and dictator Julius Caesar......
的确是我错了。马上改正。
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朝曾经组织七十位犹太学者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语翻译为希腊语（《七十子圣经文本》），这个版本是后来基督教在东地中海传播的教义基础，基督教的产生是两希文明碰撞的结果，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正统前，拉丁版的圣经还不可能出现，一直到公元4世纪晚期哲罗姆才把旧约新约统一翻译成比较精准的拉丁文版本。
这个门口标语是科普特文还是希腊文，模样看起来都差不多。只是国内懂科普特文的可能不多，这种语言在埃及教会应该还活着。
外事不决问wiki：
注意第二行开头那个X带下划线，那是从圣书体演变过来的。科普特文里头有大部分字母是借鉴的希腊字母，但也有部分是本土字母演变的。
地中海海岸东南端有一片难以命名的土地。在极其久远的过去这里曾被称为迦南，但是日后动荡不休的历史让它又有了两个名字：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这两个名字今天都在得到使用，而且各自都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饱受争议的身份认同。对于犹太人来说这片土地是应许之地，当年上帝曾以庄严许诺将这片土地赐予他们的历代先祖；“犹太”（Jew）一词源自这片土地南部的犹大（Judah）古国，在希腊语里就是Judaea。这个国家一直奋力维持独立，抗拒着周边帝国的吞并，和与其竞争的北部邻国相比它的独立时间要更长。这个北部邻国后来占用了“以色列”这个名字。基督徒对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有另外的称呼。他们称这里为圣地，因为基督耶稣曾在这里出生并死去。耶稣的处刑地点就在耶路撒冷城外，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曾经是统一以色列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经常因为其城堡而被称为锡安）之名在犹太圣歌中反复出现，或表达思念，或传递喜悦。基督徒也会咏唱同样的歌词。
耶路撒冷完好地保存了古代与中世纪的城墙，甚至还有罗马时期兴建的城区。第一次造访这座古城的游客往往会诧异于其面积的狭小。但是就在这块方寸之地上却凝聚着炽烈的人类渴望与激情。中世纪基督徒在绘制世界地图时曾将耶路撒冷置于中心。伊斯兰教最为古老且地位最崇高的圣地也修建于此，正好坐落于圣殿山上的圣殿原址，很久之前这里还是犹太人的崇拜中心。因此耶路撒冷与彼此纠结的三大一神教都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历代的人们为了独占这座小城而攻伐不休，众多悲剧也因此产生。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争夺的中心，这片土地的外围面积在没有分割开来的情况下充其量只有150英里乘以100英里，但是这里对于世界历史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如果不理解这里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就无法真正领会诞生于这片土地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经文。
对于一片如此之小的区域来说，耶路撒冷的地理条件可谓相当复杂。附近的海岸线上没有几处像样的港口，合用的几处也基本都被以色列子民以外的其他民族占据了。因此犹太人从未成为航海民族（在经文当中对于海洋以及海洋生物也往往持负面态度）。沿着海岸是一片宽阔而肥沃的平原，东部背靠一列南北向丘陵，最北端坐落着高山。耶路撒冷就坐落于丘陵当中。在丘陵向北升为高山之前还朝向海岸线拐了一个弯，围住了入海的基顺河河谷。在这个拐弯处只有一条南北通道，扼守通道的是一座今天名为米吉多的古老要塞。这是陆路交通的主要路线，由此沿东北方向可以前往埃及、整个中东以及更远地区，尤其是曾孕育众多文明并历尽兴衰的伊拉克两河流域。因此古代世界的强权为了这块极具战略意义的土地而反复开战也就不足为奇了。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这片圣地具有了极大的国际重要性，也为居住在此的居民带来了无穷的不幸。强权之间在米吉多要塞周边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沉甸甸积累下来的战争记忆使得这里成为了末世大决战的象征：基督徒在自己的经文中称之为阿米吉多顿。在启示录的作者看来，邪恶与神性之善这两股势力终将在这里进行一场宇宙级别的交锋。
在漫长的东侧，丘陵逐渐没入了壮观的南北向约旦河峡谷。约旦河对于犹太人来说极富象征意义，在犹太人记忆中这是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最后一道需要穿越的障碍。约旦河北端是名为加利里海的大湖，耶稣与早期门徒所居住的社区就分布在湖岸周边。而在南端约旦河则令人称奇地流入了死海，一个远大于加利里海的大湖。干旱而遍布岩石的峡谷内气温极高，以致上百万加仑的约旦河河水在流进死海后都蒸发了。因此死海没有出水口，水中盐分含量也极高，就连水性最差的人也不至于在这里淹死。水是巴以问题当中绕不开的考量因素：沙漠向南延伸至西奈半岛，向东越过外约旦的群山，越往南走雨水越少。大多数携带雨水的风都是从西边海上吹来的，来自沙漠的东风则裹挟着致命的酷热。最难熬的时间就是夏天，春天的收获季节已经结束，人们总会年复一年地担心今年或许不会下雨而明年将颗粒无收。这片土地的产出一般来说并不稳定，这使得收成问题成了这里人们的头等大事。犹太人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一方面他们激烈反对竞争宗教的繁殖崇拜，另一方面则死死固守这片条件复杂且谋生不易的土地。圣典告诉他们当年他们为了赢得这块土地进行了怎样的斗争，上帝如何在古时候将这片土地托付给他们的先人，这块土地又是如何失而复得。耶稣小时候在加利里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
希伯来圣典为以色列人及其传承提供了详尽的记述，一直可以追溯到上帝造人为止。这些细节记述与现代历史学家所研究与理解的历史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并且引发了众多关于圣典“可靠性”的深切争执。因此对于那段历史的任何讨论都十分微妙，而下文中对其加以重构的尝试也无疑将招致众多反对。*3* 圣经第一章创世记中记录了众多被人称为族长的领导者。第一位族长是亚伯拉罕，按圣经记载他来自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吾珥城，上帝称不止一次与他立约，赐这片土地与他的后裔永远为业。为象征这一约定，上帝赐予他亚伯拉罕之名，意为“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十分不老实，明目张胆地骗过好几次人，后来他与一名神秘的陌生人通宵摔跤并最终落败，此人将他改名为以色列，意为“与神角力”。在那个夜晚雅各与展现神力的上帝化身摔跤之后，以色列之子的历史就正式开始了。在所有凝聚于单一宗教之下的民族中，很少有谁会通过名称宣示自己曾与本民族所崇拜的神灵动过手。以色列民族与上帝的关系十分激烈、个人化且冲突不断。以色列与他的宗教都源于那一夜的摔跤比赛，而他本人及其宗教的追随者们则受到以下教诲：即便通过最为恶劣可鄙之举——例如与那些最深爱他们的存在动手打架——也能多少领略到他们与上帝之间的联系。
借助圣经里的参考点来判断，族长们接受承诺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但是这样一来就出了问题，不必对照任何其他材料，只要对圣经文本加以认真阅读就能发现端倪。在 “后世”伟大先知如耶利米、何西阿或者第一位先知以赛亚等人的言论中极少提及这些“族长”，而他们的言论则主要发自公元前八至七世纪。这方面的沉默意义重大，似乎后世先知们总体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关于千年之前以色列人起源的基础故事，而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关于族长的引述则极大地丰富起来。按照逻辑，圣经中族长故事的出现时间要晚于第一批主要希伯来先知出现的公元前八至七世纪，尽管创世记中的各种故事无疑非常古老。*6*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在于“族长”们的故事往往与发生在公元前1800年之后六百年、确定性更强的“历史”事件暗合。其中比较触目惊心的例子包括：某城市访客遭到轮奸威胁（威胁者都遭到了致命的下场）的情节就在创世记19章与士师记19章各发生了一次。以色列之子们还两次对倒霉的示剑城刀兵相向，一次是在创世记34章，一次是在士师记第9章，这等漫不经心要是让《不可儿戏》中的布莱克纳尔夫人看见了一定会大摇其头。下一个问题：族长们的叙述中提到过一两次非利士人，而这个民族此时还没有出现。至于另一个与族长们有着近亲关系的亚兰民族——亚伯拉罕曾十分明确地在自家家谱当中为亚兰人留下了位置——就更有问题了。亚兰人最终在十分合理地靠近迦南/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但是历史证据表明这一过程最早也要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开始，与所谓的族长时代相去甚远，此外在他们最终定居的时代之后以色列之子即将迎来新一轮大动荡。*8* 总而言之，如果在更为可靠且宽泛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那么创世记中的编年顺序根本站不住脚。
传统上人们将创世记与之后的其他四部书统称为摩西五经（Pentateuch）。因为自创世记最后一章起，之后的所有内容都有着同一个主题，讲述着同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以色列人进入埃及、获得解放并再次向东北方向行进的经历。进入与离开埃及的旅程花费了大约430年，期间以色列与约瑟夫的后裔生活在法老统治之下。这四个世纪在圣经叙事中悄无声息地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一段细节极为丰富的出埃及移民史诗。移民们的目标是占领在创世记中上帝许诺给族长们的迦南地。在出埃及的过程中，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日常起居以及神殿的装饰与运行——还要再过几百年这座神殿才能盖起来——都做出了极尽详细的要求。这段缺乏关联的叙述依旧难以与外部历史或考古证据相联系。但是在进入以及离开埃及的故事核心当中还有很特别的一点，任何后世以色列幻想家都不会故意编造，因为这件事实在令人颜面无光：出埃及的领袖，以五经作者的身份为人所知的那个人却取了一个毫无犹太特征反而十分埃及化的名字。*9* 摩西这个名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便于我们将最终定居在迦南/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族群与离开埃及的移民联系在一起。或许埃及移民只占日后当地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出埃及的故事则成为了更广泛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与士师记中的应许之地见到这个民族。
士师记终于提供了开始有资格与常规历史遗迹考古证据相提并论的故事，这些证据发源于公元前1200-1050年期间。此时圣经文本中的以色列还不是一个君主国，而是由士师领导的联邦。按照圣经的描写，士师是上帝亲自选定的平时与战时领袖，但他们的统治无法继承。以色列与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民族之间常年攻战不休而且从来未能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去，这也是士师记当中可悲而现实的暗藏基调。士师记的作者尤其担心非利士民族对以色列之子的威胁，而非利士人（Philistine）的名字也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下来，因此今天的巴勒斯坦（Palestine）一词总能让人想到当年以色列民族的大敌。但是非利士人也为以色列民族帮了一个大忙，正是他们的存在确定了士师记的成书时间。现代考古学家发现非利士人不仅与以色列人作对，还经常与埃及发生冲突，这样一来在埃及就有了大量关于非利士人的记载，根据这些记录，非利士人大约于公元前1200-1050年期间从西方渡海前来，占据了巴勒斯坦的沿海地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场范围极广的大动乱摧毁了迈锡尼，非利士人的迁徙就是这场动乱的一部分。
维多利亚时代的考古学家们在公元前1216年埃及法老麦伦普塔赫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而树立的石碑上首先发现了“以色列”这个词最早的非圣经记载。在他对自己成功攻伐迦南的叙述中（很可能有水分）声称“以色列惨遭践踏，其种无存”。值得注意的是，法老的碑文在列举其战功时用了不同于描述迦南地其他具体城市的象形文字符号来形容以色列，暗示着“以色列”一词当时并不是地名，而是民族名称。但是在阅读碑文的埃及民众心里，这个民族很显然与“种”，或者说谷物有关。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以色列”当时是一个散布于整个迦南地的农耕民族，但是此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10* 士师记中反复多次提到唯一神（时而成功时而徒劳地）呼吁以色列民族忠实于他的指挥。这可能反映了以色列的身份源自他们的宗教。或许宗教是唯一能凝聚这一民族的因素，而不是种族或者祖先。
从早期开始，以色列之子也被称为希伯来人（Hebrews）——一般使用这个名称的人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甚至在希伯来文旧约中也是如此）。这个词在圣经之外倒是有不少可靠的出处。这个词曾以“Habiru”的形式广泛存在于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现代的伊拉克）的众多不同时期与地点。这些出处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所指代的似乎是一个社会群体而非民族，至于出处的上下文则往往表明这些人是无根的游民，寄身于社会边缘，除了添乱之外没有别的价值。*11* 对于那些以“以色列”之名聚集在士师统治下并在迦南地生活的人们来说，很可能这就是他们的起源。他们是一群边缘人：游牧部落与半游牧部落，丧失了一切并开始寻找新落脚点与新生活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这样的民族算不得特殊。但是对于这群来自埃及或其他地区并于公元前十三世纪聚集在迦南地的希伯来民族来说，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事：他们为自己构造了一个新的身份，确定这一新身份的是一位未必与社会上层或较久远崇拜有关的上帝。因此这位上帝的崇拜者们很自然地开始了漫长的整合过程，将来自各自家园的不同古代故事拼接成单独一个关于共同祖先的可信故事，这些祖先当中自然就包括了亚伯兰/亚伯拉罕与雅各/以色列。这些族长们全都接受了上帝的改名，这一点意义很重大。或许希伯来人认为这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上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身份。
那么这位上帝究竟是谁呢？五经当中对于族长们与摩西的宗教的描写之所以令人着迷正是因为它们看上去不全是后期的虚构：这些繁复而不成规矩的描写之所以得到出于尊敬的保存是因为其出身古老，尽管这样做会造成诸多不便。比方说有一处沉默就很有趣：尽管以色列日后发展了一套十分精细完备的祭司体系，但是在创世记中关于祭司的描写仅有一处（第14章，看上去似乎是迦南地大祭司的麦基洗德），而就是这段描写也十分不合常规并令人摸不着头脑。尽管日后的以色列民族对于圣殿与献祭的规定十分小心，但是此时祭坛的修建似乎还与献祭没有多少关系（例如创世记12章7-9节，13章18节以及26章25节）。关于圣树与圣石的描述十分频繁且毫无禁忌，这一做法在日后犹太人的崇拜活动中也是见不到的。还有最有趣的一点，各位族长对神的称呼也是多种多样：亚伯拉罕之子以撒“所敬畏的神”（创世记31章53节），雅各的“大能者”（创世记49章24节），还有亚伯拉罕的“盾牌”（创世记15章第1节）。在创世记31章53节中，雅各卷入了一场纠纷，而纠纷解决的方式则是祈求纠纷双方各自的神进行裁决，一边是亚伯拉罕的神，另一边则是拿鹤的神，而雅各本人则指着他父亲他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
把希腊人的宗教与犹太人的宗教对比一下，我们会注意到一蓬燃烧的沙漠灌木首次向摩西揭示所有这些个人神灵的时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及雅各的神通过灌木以一个不是名字的名字来称呼自己：“我是自有永有的。”这句话为那个在希伯来经文中成百上千次得到使用的名字——耶和华——做出了解释。就其自身而言，这个故事让人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假设所有这些个人神灵之前曾以同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个故事讲得是人们认识一位新神灵的经过，在接下来的场景中这一点进一步得到了强调，上帝对摩西谈到亚伯拉罕、以撒以及雅各时称：“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15*。如此重大的转变，除了是摩西或其他人受到个人天启（如果你更喜欢“开悟”这个词也行）的结果之外还能有更可能的解释吗？这是一位不局限于特定圣地的上帝，与士师记时代以色列人在迦南试图征服的旧有土地崇拜全然不同。这位上帝通过个人生活的经历、个人本性的多变与他们对神意的反抗来体现自己——他的受众则是一群流浪者，例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摩西。*16* 围绕在这样一位宣布新身份的个人神灵周围，身无长物之人与移民——也就是希伯来人——找到了慰藉与新的自我认同。
对以色列与耶和华的第一次历史性亮相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灵活性、适应性以及发展能力是犹太教在进入基督教时代初期时的主要特征，并且得到了日后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继承。而这些特征很可能就源自这初次亮相。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以色列人生存的周边环境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因此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末期，一位名叫扫罗的士师兼军事领袖登基称王，建立了与同时期其他王国十分相似的国度。称王的做法在以色列族群当中并未获得普遍的欢迎，只要看看撒母耳记中对于这一改变的记录当中那些含混不一致之处就可以了。这些关于君主制的记述笔调苦涩，使得许多世纪后的一部分基督徒义无反顾地成为了共和派。*17* 不管怎么说，最后一位年轻且富有魅力的廷臣大卫推翻了扫罗的统治，他极大地扩展了王国的势力并首次为以色列夺取了战略要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就此踏上了担任世界历史上最知名地点的职业生涯。
对于一位篡位者来说选择这座城市作为新首都借以平抑国内竞争派系的嫉妒在政治上是十分精明的一招。接下来顺势而为的政治后手则是将一件耶和华崇拜的信物转移至耶路撒冷安置，为自己的冒险行动来了个锦上添花。这件信物是一个名为约柜的木头箱子。约柜在日后引发了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无尽猜测与遐想，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信息来源来确定箱子里究竟装了什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箱子最后神秘地消失了，消失时间则无可考证。*18* 日后埃塞尔比亚基督教会曾经以大无畏的努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尽管结果有些不靠谱。大卫王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中最伟大的英雄，以诗篇之名编纂而成的礼拜赞美诗合集中全部150首诗歌据称都出自他的手笔，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明显创作于更晚的时期。对于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们来说，在受膏者耶稣与这位古代英雄之间建立确实的血缘联系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才能使得人们可以将耶稣称作“大卫的子孙”。*19* 不过当初是大卫的亲生儿子所罗门称王之后在新近征服的耶路撒冷修建了供奉约柜的圣殿。任何耶和华宗教所创造或继承的其他崇拜圣地都无法与这座圣殿相提并论，而且大量日后被归于所罗门父亲名下的赞美诗也是在这里创作出来的。精美的音乐是这套新创建于耶路撒冷的崇拜规程的显著特征之一。
在所罗门的漫长统治期间（公元前970-930年），以色列国土面积扩展到了极致，甚至还有可能被人视作一个地区强权。在日后更为惨淡的岁月，圣经作者们从未有意淡化过这一地位。在众多随之而来的糟糕时代，人们对于这个短暂而绚烂的以色列强权都抱有着浓厚的怀念，并且期盼着它的回归。因此在公元前一千年即将过去时，以色列已经有了日后犹太教的雏形。从大卫到“大卫的子孙”耶稣之间这一千年的历史也是基督教的历史，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得到确立的理念——例如神选者大卫的王国与耶路撒冷圣殿的重要性——决定了日后的基督教思想与意象的形成。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段历史展现了神意注定的救赎，尽管日后犹太人因为屡屡违反与误解神意而一次又一次惨遭上帝的报复。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段历史则讲述了确立耶和华唯一神地位的斗争，这位唯一神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或者能与其相提并论的伴侣（例如女性配偶）。*20* 希伯来经文的创作者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不过经文的编辑们往往对于自己继承的古代文本过于尊敬以至于没有完全清除竞争对手的声音。这种出于尊敬的保存行为在创世记里就有很多例子。
所罗门去世之后，他的帝国很快分裂成了两部分，南部的犹大与北部的以色列。即便在大卫在世时这两部分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很脆弱。分裂的苦果导致了两国之间激烈程度不一的反复交战。对于那些将大卫王朝视为耶和华意旨极致实现的人们来说，眼前情景一定极其令人失望。犹大控制了所罗门创建的首都耶路撒冷以及圣殿，而以色列国王则不得不撤退至北部城市撒马利亚。他们控制住了战略要地米吉多，因此与其他地区强权的南北向通商以及其他活动有了更多接触，也因此更倾向于对其他文化与宗教产生兴趣，相比之下犹大统治者则更为闭关自守，满腹怨气地守卫着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圣殿。不过不管怎么说两个王国都出现了愿意尝试接受更强大民族神灵的国王，因为这些民族可能成为他们的同盟或统治者。
在士师、大卫以及所罗门的时代，恰逢埃及衰弱，亚述王朝的战略方向也指向另一边；这一大环境可能为以色列统一王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从公元前八世纪中期开始，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帝国就开始越发积极地干涉巴勒斯坦/以色列的事务。这是亚述帝国漫长军事成功历史的第三阶段，现在帝国的势力已经从波斯湾伸展到了埃及边境。通过亚述战胜记功碑上的铭文我们可以得知亚述人十分热衷于借助恐怖与惩罚性施虐来巩固自己的军事胜利。这支可怕的北部新势力自然对以色列王国的威胁要比对犹大王国更严重。圣经叙述与亚述史料都表明，公元前722年左右以色列遭遇了亚述的正面攻击并惨遭毁灭，千万人流离失所，王国的政治组织就此不复存在。*21* 这一来就只剩下了茕茕孑立的犹大王国。之所以犹大能够逃过这次的亡国之灾是因为亚述后方发生了叛乱，圣经自然将这一历史事件视为神意干预。犹大王国又苟延残喘了一个半世纪，但是除了自公元前167年开始大约一个世纪的哈斯摩年政权期间，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一直都是外部势力的瓜分目标，直到现代依旧如此。这一新形势对犹太教造成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的各种危机强化了先知这个新兴群体在犹太文化与社会中的角色，这些人自称是耶和华的传声筒，向犹太民族传递紧急信息。先知（Prophecy）一词在现代往往与未来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误导；希腊语中的propheteia一词意为诠释神意的天赋。正如十九世纪发现的中东古文献所记载的那样，以色列并不是该地区唯一一个赋予先知重要角色的古代社会。早在公元前十八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的马里王国就出现过先知，在亚述这个当年犹太人的同时代大敌内部也出现过先知。不过以色列历史的独特背景使得以色列先知保存了诸多文献，关于这些先知自身的文献也得到了他人的保存。这些因素一起使得这些先知在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的历史上拥有了特殊而持久的地位。先知的首要任务是讨论当前而非未来，而且早在这个时期之前以色列也有过其他先知——不过这些先知很显然不如敢于直面当权者的新一代有胆量。有些先知关注外敌，即一系列威胁到犹太民族存在的强权。他们往往会对眼前的危险做出过于明确的警告——不妨将此类警告视为对外交政策辩论的参与。但是先知同样惧怕内部的敌人，这些敌人可能会通过鼓吹不正当的圣地或者宣传繁殖崇拜来背叛耶和华并且污染耶和华崇拜。在当时十分盛行的繁殖神巴力崇拜以及其他迦南原有崇拜都以繁殖崇拜为主。公元前九世纪中期耶和华崇拜与繁殖崇拜之间爆发了一场经典冲突。非利士公主耶洗别与以色列国王亚哈联姻后将巴力崇拜带进了以色列。而她所要面对的是先知以利亚的怒火。以利亚（“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个名字言简意赅地反映了他的主张。在以利亚与亚哈和耶洗别的冲突之后，耶和华戏剧性地结束了一场长年干旱，表示以利亚的上帝只要愿意就能打发掉任何一繁殖神。在这场冲突中以利亚与耶洗别都大造杀业，杀死了大量对方的先知，死亡人数约有上百。*23*
以利亚以及其他公元前九世纪先知们的发言当中只有一小部分通过日后的圣经故事得到保存，不过圣经对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们（阿摩司、何西阿、弥迦以及第一位以赛亚）的记录很可能以接近其原本形式的体例表现了最早期未经编辑的连贯希伯来语经文。这些内容是慷慨激昂的个人声音，而不是从零散的早期文章中精心编辑出来的合集。因为此前的同类文本存世极少，因此很难肯定他们的发言中有多少内容是新的或原创的。但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穷途末路性质意味着他们的确为耶和华之民带来了一条新信息。先知们对自己成为先知的情况谈得很多，一般而言成为先知并非一项职业选择，而往往与压力或创伤联系在一起。阿摩司被上帝从他位于犹大的富饶农场硬扯到了充满敌意的北方，并且一直矢口否认自己是先知；何西阿则发现自己无法收拾的婚姻显示了以色列的无信，以至于他后来甚至声称是上帝让他步入了这场婚变烂摊子。*24*
这些先知自称单数的“我”。但是这里的单数用法与日后第欧根尼在雅典目的性的搞怪还非常不一样。这些人表达的是自己的孤独处境以及自己与当时主流官方宗教之间苦涩的疏离感。他们甚至还攻击耶路撒冷的圣殿崇拜，尽管身为一系列先知之首的以赛亚对此持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谴责圣殿以及日常祭祀活动，另一方面却又在仪式当中强烈体会到了耶和华的存在。*25* 不过与此类不一致性相比，更重要的还是先知们的共同点：先知的言论并不针对个人，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宣判。此前的先知，尤其是御用先知，经常受雇在宫廷当中诅咒异邦人并祈求各国和平。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们极少传达和平的信息。如果说还有什么安慰性的言语，流传下来的也只有几句。因此第一位以赛亚面对着公元前八世纪晚期亚述人攻打犹大的急迫局势，效仿当年的以利亚成为了先知，并且将自己的儿子称为施亚雅述，“余民将回归”。*26*
根据古代国家政治的规则，无论怎么看外部威胁与最终征服都本应将以色列的民族认同与宗教抹杀得不留痕迹，正如同中东地区其他所有由国家结构产生的民族认同或早或晚统统遭到了抹杀一样。但是以色列却一枝独秀得以幸免。这个民族的耶和华崇拜——很可能是众多不同材料整合的结果——首先挺过了北方以色列王国的毁灭，其后又挺过了公元前586年南方王国的毁灭。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犹大与以色列先知们的洞见。无论是出于个人的才能还是神意的启示，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们都十分理解国际形势。亚述人的军事实力随时会带来灭顶之灾，长期看来唯一能拯救他们免于灭种的希望就是对耶和华的顺从，此前一个世纪以利亚与他的先知同行们一直在为此而斗争。而且耶和华的力量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在有些情况下，先知们还会将耶和华称作全世界历史与万国国运之主，而并非仅仅主宰犹太人。对于一个在各个强大帝国面前看上去只能任人宰割的民族来说，这一主张简直骇人听闻。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27*
先知并不是公元前八世纪唯一一群对民族崇拜改造做出贡献的人。自北部王国覆灭之后，犹大的国民开始就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以及如何捍卫得以从灾难中幸免的一切进行了反思。他们对未来的激烈辩论是通过诉诸历史来完成的——实际上应当说是对历史的大规模再诠释与发明。我们可以从斗争胜利者撰写的历史中——列王记下与历代记——瞥见这个故事的一鳞半爪。王国内部的政治动荡最终在公元前640年导致了一场政变，犹大国王亚们被杀，他的儿子约西亚则沦为傀儡国王。随着这名男孩逐渐长成，他无处发泄的能量与精力成为了一项改革项目的动力。正如此类创新在古代社会经常采取的形式那样，这场改革在明面上看来是一份重要文献的重见天日：一部由摩西本人撰写的法典。这份文献的问世时间可谓无可挑剔，文献内容包括各项行为规章，尤其是针对献祭活动的规定。这套规定在出埃及时代从未得到执行，但在人们看来却与约西亚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这套法典的完善版本保存在五经当中的申命记里。（申命记（Deuteronomy）意为“第二法律”，这是当年希伯来经文的希腊翻译给出的译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献的发现地点是耶路撒冷圣殿，那位幸运的发现者则是圣殿大祭司。*28*
在申命记中特别强调了要唯独崇拜耶和华，还号令虔诚的读者们对于以色列族群中可能建议尝试事奉别神的人们痛下杀手——就算他们是同胞弟兄、儿女、怀中的妻或是如同性命的朋友也不能例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29* 此外申命记还特别强调“约”（covenant）的概念。耶和华与他的百姓立约，百姓们则必须守约。在这一理念更为完善的版本中创作时间晚于这一时期的文本（例如整合进创世记的一部分文本）将会强调亚伯拉罕是第一位受约者，上帝告诉他要对自己的所有男性后裔实施割礼，以此象征自己对圣约的遵守。但是申命记则强调上帝在西奈山上将十诫作为一套复杂法律体系的核心授予了摩西并借此与摩西立约。*30* 在约西亚统治时期过去很久之后还会出现新的法律，不过这些法律也都一并被人们投射回了摩西的时代。约西亚的创新举措恰逢亚述势力的衰退，当时这一事实无疑会被视为神意赞许的征兆并对申命记改革起到激励作用。*31*
申命记集团愤怒且详尽的立法计划甚至扩展到了五经之外，成为了对犹太历史的全面改写。他们发动了一场在学术与文学创造性方面极为不凡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可能历时几十年并涉及大量参与者，最终结果是将一批较老的文献编辑整合进了一系列书中（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还有耶利米哀歌），这些编辑过的文献小心地将以色列的兴衰起落与其对耶和华忠诚与否联系在了一起。所有这些文学的一致性不仅可以通过这一核心理念的发挥得到体现，还甚至能从行文中习语应用看出来。作为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运动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应，犹大境内任何可能与耶路撒冷圣殿相竞争的其他崇拜圣物或圣地都遭到了喜气洋洋的摧毁。但是除了对犹太圣地分布的激烈简化之外，这场改革还取得了对当时的宗教而言十分难得的成果。几乎在同一时期，荷马史诗开始成为全体希腊人的核心文学作品并获得独一无二的重要性，而犹太人也开始将他们的宗教身份集中于一本书的内容上。一开始的申命记只存在一份，用于查阅与公开诵读，但是它与所有其他受其启发而产生的文学作品一起成为了耶和华宗教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参考标准。这一点对于犹太人即将遭受的新一轮劫难可谓至关重要。
南部国家设法挺住了亚述人的攻击。如果说这一结果主要归功于幸运而非判断，遵从申命记传统的历史学家则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这一结局是忠实于上帝命令的结果。但是幸运并未持久——或者说忠诚发生了动摇。随着亚述政权在公元前七世纪的崩溃，一个基于巴比伦的中东新强权将其取而代之。这个强权对于很久前曾经在同一座城市发号施令的前任帝国极为骄傲。与其他强权联手的巴比伦人在公元前621年废弃了原亚述首都尼尼微的首都地位。没过几年犹大王国就发现自己被巴比伦军队淹没了。在最后一任国王反抗附庸地位失败之后，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废弃了早已破败不堪的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并将大量犹大居民强行迁移到了巴比伦。遭到流放的人们很可能都是社区领袖，留下来的人们则显然大多无足轻重。直到公元前539年波斯统治者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之后，这批流亡者才获准返乡。并非所有人都返回了故土，许多犹太人在巴比伦建立了当地社区，在接下来几百年里一直都是除发源地之外最重要的犹太教中心之一。
他写了一些《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很有意思。但是他只写到马拉松战役，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