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03：耶稣会-1 -- 本嘉明

就是上层的“公子文化”，和草根的“草莽文化”。

欧洲和日本等地，都是“万世一系”，君位在贵族间争夺。日本历史上唯一的扰动，就是平民出身的丰臣秀吉。而中国历史上，则健康得多，是两股文化轮流坐庄，代表草根系的有吕不韦，刘邦，刘秀，刘备，赵匡胤,朱元璋，努尔哈赤，最后当然就是主席。

因为贵族是从小培养的，他们身处的环境跟老百姓不同，不接地气，几十年下来，不会说人话了(这不是贬义，是说跟人民的思维不同了)。老是这帮精英持国，肯定会走偏。

孔子是“公子文化”的代表，整天不干正事，不识五谷，神神叨叨搞自己的虚拟世界，搁今天能查出点精神问题来。但他做了件好事，有教无类，推广了教育，这样，“草莽文化”就有机会了。

中国的二元文化交替执政，比美国的选举要暴力，但效果是类似的，就是让“说人话的”隔三差五地掌印把子，洗洗“公子文化”积累过多的毒素，打扫屋子；你洗过头了呢？老孔又反攻倒算回来。老百姓也习惯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崖山之后，还会不会再有崖山？概率上讲是永远可能的。一个不小心，文化是会被消灭的。

主席之后，还会不会再有主席？这几乎是肯定的，钟摆还会荡回去，人民需要强有力的代言人，像闰年那样消除前几代“太平世”积累的“公子文化”毒素。但肯定不是习近公，不是不厚公------主席只能出自于人民，而不是贵族。

我们其实在问的问题是：下一个主席，以何种方式(暴力的，民选的)，出来为人民服务？主席2.0，是不是比主席还要优秀得多？他会不会带有宗教的色彩？哪一种宗教的色彩？

豫北平原一个村，周边村都有信的。

我们村大概50个左右，偶有波动，波动的原因就是谁家里出了事，比如死了儿子、没了老伴之类，基本上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且以不识字的老太太为主。有次他们祷告，过去看，见个讲道的（也是村里的，只是多认几个字）拿了张路边发的广告那样的纸在那说，问了下这哪来的，说路上捡的，看了一眼，哇塞，语气有点像李老师改信基督教后写的东西，心说这都哪跟哪啊。

附近村有正式的教堂，周末可以去做礼拜。不过这些老头老太太信教基本上为了解闷，有个说话的地方，祷告内容也主要是，打工的儿子别出事，没娶媳妇的孩子早点找着对象这样的。

如果你问他们一些问题，对话很可能是这样的。

问：信的是耶稣还是玛利亚？

答：说不清，反正都是救人上天堂的。

问：知不知道教皇是谁？

答：教皇是啥？

问：知不知道什么是三自爱国方针？

答：恩?

看世界历史，世界各国基本上是按照自己传统的轨迹走的，兼顾时代的特点和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西方传承希腊罗马文明，自古就有民主传统，现代重新操起这个旧业一点不陌生，老百姓也习惯，大家从传统上就习惯商量着办事，也确实能把事情办好。

中国传统不一样，大环境上从来没有民主气氛，大家习惯跟着强权走，只要这个强权能指出正确的道路，中国发展效率是很高的。

所以我感觉中国现在的政治道路未必比西方更不高明。我们一定要重复人家的路吗？也许根本就不适合我们的国情。

要说古代集权统治的弊端，就是世袭制造成的，未来领导人的选择面太窄，又从小缺少社会实践，当然是一代不如一代。还有和社会环境有关，不管领导人怎样，社会自有其发展规律，该衰落就得衰落。

但是我感到中国现在的领导选择制度还是有弊端的，那就是从长远来看，党内民主并不是有个强力的约束。如果未来遇到一个逆天的强人，能力超卓，他完全有能力改变这个制度，按照自己的心愿创造新的制度，没有法律或者别的可以约束他。罗马共和国不就是因为这个走向了帝国吗？因为出了凯撒。

我注意到你在讨论问题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说话喜欢用绝对的词，比如“一定”如何如何；一个是常常没有论据。

你所说的“最终，经济自由一定会跟专制发生矛盾”，这里面谬误实在太多。

首先，何谓“最终”？人类社会还在发展，并未终结，你怎么证明这个“最终”一定会发生？

第二，自由不可能是无限的。任何方面的自由都必须在社会能够包容的限度下存在。当某种自由对整个社会产生威胁时，这种自由就要受到限制，否则整个社会都会受到损害。在一个运行正常的社会里，对社会有益无害的自由，只会被鼓励而不会被限制。如果没有证据能证明经济自由会对专制制度产生威胁，就不能随意得出“经济自由一定会跟专制发生矛盾”的结论。

第三，婚姻自由也“横扫”了中国这个“专制”社会，而且是由“逆天的主”主动横扫的。这个例子就证明了我前面所说的，当它对社会有益无害时，它就得到了鼓励。

第四，美国人的拥枪自由早已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危害，但却一直得不到限制，这个例子只能证明美国这个民主社会已经丧失了部分自我调节的功能，有病不能自愈了。

关于布什的智商我更多的是在开玩笑，所以用了一个“据传”。不知你说的130来源在哪里，看你说的言之凿凿，却总不给出信息的来源，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

世袭条件下皇帝的能力递减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缺乏锻炼能力和积累经验的机会。但你依然不能证明教宗能力有递减现象，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世袭，一个是精英选举。可见，领导人能力是否递减，不在于是否集权专制，而在于领导人上位之前是否有足够的锻炼机会。

臣子的问题属于干部选拔任命的方式和标准问题，与我们目前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你跑题了，打住。

第一点，绝对词不好，接受批评。

第二条，自由不是无限的，近乎绝对真理，不必讨论。

第三条，我没有把婚姻自由和一般的自由民主联系起来。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说，尽管专制或者精英选举可能比民主选举好，但是，我，不要，而且估计与我有相同观点的人不少，就像尽管父母包办婚姻可能比自由恋爱好仍然在工业化国家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样。另外，在“逆天”搞婚姻自由的时候，可是还有3000湘女上天山的壮举的。而且，为什么先有婚姻法，后有宪法？

第四条，关于布什智商130的来源，在链接下面的帖子里，130的没找到，找到一个119的，反正不低就是了。再强调一遍，把国家领导人与教皇的选举类比是不合适的。从根本上讲，国家是一个垄断性的（除非你出国）暴力机器，而教会是竞争性的非暴力团体。另外，天主教几百年来的衰落，是不是跟这种选举方式有关呢？

其实和知识界一样嘛，都只是工具，统治者的想法历来如此的。所以说北京不会失去信仰的，除非极其愚蠢。

观点表达的充分，辩论有力。能写篇论文了，赞一个

一般是上层文化衰败（或不能与时俱进三个代表）导致分裂相互攻伐，社会动荡，然后才是草根文化出来接盘。草根文化接盘的过程确实是以暴制暴，但一般已是后半段的制暴。

这也从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上层文化的敌手并非草根文化，而是它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时俱进三个代表，关乎它自己的命运，关乎国家的社会的命运。

与其问“下一个主席”的问题，不如问更现实更直接的问题：现在中国的主流统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三个代表？

二元对立是西方的概念，不是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概念是阴阳互补。

真洋教需要很强的（西方式）思辨能力，就象当年"耶稣会"的那帮家伙们那样。这样的思辨能力，别说东方基本从来就没有过，现在的西方可能也找不到几个了。

上海的洋教我有些基本了解，十年前比现在强多了。因为那时的华洋经济文明差距比现在大得多，洋文明教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另外，去年圣诞去新西兰，接待我的原上海教会朋友现在是在新西兰圣公会实习。我鼓励他，挺好，与国内的居委会功能差不太多。

这就是“爬天梯”，后面的拱着前面的，前面的那位一偷懒就给踩下去了。

但这两位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少了一个，另一个也就完了。

雌雄同体，自给自足，这样的文化体系还是不多的。其他，大多数是一元，一条道跑到黑，万一贵族被杀光，文明就完蛋,薄而脆。

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纯洁运动”，比如孔子的“克己复礼”，以及完全实践了孔子狂想的“王莽新政”。到后来就是暴力型，比如蒋光头的“宁可错杀三千”，是要彻底摧毁受到赤化的“草莽文化”精英(这一招在台湾228又用了一次)；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wg，则是“草莽文化”试图一劳永逸地吞并“公子文化”，把全体国民改造成一个模式。

这些试图把二元文化“纯洁”为一元文化的失败实践，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体两面，阴就是阳，阳就是阴，而且随时在互相转化，以有余补不足。“公子文化”就是端着的“草莽文化”；“草莽文化”就是短打的“公子文化”。把其中任何一方破坏过甚，中华文明都会气息奄奄，要么缺氧，要么缺血。

具体说，现在大家普遍仇官，但一个单位几千几百人里头，凭什么就是张三当官？多数情况下，是人家付出了某些努力，情商/素质也都比较高。既然现在无官不贪，那就革命，统统撸掉，打倒在地，那解气是解气了，社会怎么运转呢？

而另一方面，如果为富不仁者肆意压榨弱势，激起更多的民变，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随后又“猝不及防”来个经济危机，老百姓活不下去，铤而走险，鱼死网破，又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为政就像开飞机，既不能把操纵杆往左扳到底，也不能往右扳到底，那样都会翻跟斗。让这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人群，相安无事，一边吃好，另一边吃饱，这大概就是“王道”了吧。

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不过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矛盾。子女不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顶多被扣个“不孝”的帽子而已，反起来要容易得多，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包办婚姻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要容易得多。

但是，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危，不是小事，不能随意改变。而且你自己也在下面说了，国家是个垄断性的暴力机器，那么作为一个公民，说“但是，我，不要”，本身就是违宪，是一种缺乏法治观念的行为。而全体公民选举国家领导人，前提就是所有公民遵守宪法。

你的问题是：首先自己对民主概念不清，其次行为上不符合民主的规范。这也是中国不能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也再强调一遍：任何组织都需要领导人，而且任何组织都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方式产生自己的领导人。教会跟国家当然不同，公司跟国家、教会也不同，军队跟公司、教会、国家都不同。既然公司产生CEO的方式跟教会可以相似，就没有理由国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不能跟教会公司相似。对教宗的产生方式不满，教徒可以弃教；对公司CEO的产生方式不满，股东可以撤股；对国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不满，公民也可以移民，都是一样的道理。

对于一个公司股东来说，如果不赞同董事会选定的CEO，要么自己努力成为董事会成员，要么撤股到别处赚钱，这才是堂堂大丈夫的行为。那种进不了董事会，对CEO不满，却又不肯撤股另投它处，整天唧唧歪歪，这种形象并不好。

产生领导人的方式，是否适合于这个组织，唯一的标准就看领导人对组织的影响。正面影响多于负面影响，就说明这种方式适合这个组织，否则就不适合。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这种方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方国家的方式适合中国。

你所追求的东西，是一个不能证明对中国有效有益的，也不能证明有损有害的巨大改变。但这种改变绝对会产生数十甚至上百年的影响，有可能使中国更加强大，也有可能使中国分崩离析。在中国目前正蒸蒸日上的时刻，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需要在这个时刻做这种改变。我认为这是一个谨慎负责的公民应该持有的态度。

这种改变能给每个公民带来的唯一确定的“好处”，就是给公民一种虚无缥缈的“主人翁感”和“权力感”，以为决定国家领导人的权力真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伴随这个“好处”的另一个“好处”则是无论领导人犯下多大的错误，后果由所有人承担，责任也同样由所有人承担，因为是他们把他选上去的。这就好比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怪不得任何其他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更愿意买酒厂的酒而不自己酿，就因为大家都知道专业的质量比业余的高。但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问题上，却又都自信满满，毫无根据地相信业余的选择会比专业的更好，这其实是一种反理智的愚昧。

这种无根据的揣测有讨论的必要吗？

no, that's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protestants.

It is the COMPETITION that shapes up the once corrupted Catholoic church.

Watch thi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i1gupkGAW0

你们继续辩论啊，求你们了

天主教会是堕落还是中兴，主要还是跟外部竞争形势有关，而跟教宗如何产生关系不大。同理，美国是兴起还是衰落，也主要跟国际形势有关，跟总统是如何选出的关系不大。逆境时，领导人殚精竭虑，因此失误少。顺境时，领导人容易狂妄骄纵，犯错误的机率就大。

但总的来说，由一小群经验丰富、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选出的领导人，比大众根据形象、风度、谈吐等外在表现所选出的领导人更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