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麦客、收割机、一炮轰及其他回忆 -- shiningworm

南方的气候条件太安逸了，土豆们就变懒了不愿意储存养分了，结果就是越种越小，适合种土豆的地方大致在俺ID这条线以北，以及这条线以南的高原地区。

但其实这就是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工业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

宝推楼主。

因为您试图用人力的劳动强度约束来描述种力的极限，但以为对于前近代中国，真正的约束在于粮种的单产能力。

因为人力的耕作——不管是否使用畜力——可以相对调节。如果地多，自然耕作粗犷，如果地少，不得已精耕细作。但精耕细作虽然稍稍提高了单产，如果没有良种，也无可奈何

我处南方，南方水稻虽然不同于小麦，但对于中国的人地问题应该是一样的。但我听家中老辈讲，解放前一亩地也只能收一担谷（大约150来斤），而且只能种一季。现在随便就超出6、7倍的产量，这里的良种和化肥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良种和化肥应该也是人力资本提高的作用

又，我颇怀疑49年以前楼主讲的小麦亩产有300到500斤的描述，印象中小麦的亩产一直低于水稻，49年以前的产量能够有这么高是极其难得的。

南方气温高，土豆“分芽”（忘记原话了）增多，所以单个的土豆就变小了。

我觉得产量应该没有减少太多，小土豆要炸薯条就不太合适，其他都还好。

您把我难住了，我试着来回答：

我是从“雪打菜子花，麦收石七八”和“石”是多少来推测的。

“雪打菜子花，麦收石七八”这应该是在当地流传了很久的一句谚语，因为偶尔菜子开花（一般是4月初）时下雪，就会从很多人口中听到这句话，很自然地说出来，并且这句话所指的产量明显不是49年之后的产量，加之我在老家种地时，绝对没有听过谁再创造出一句能让大家都认可且口口相传的谚语，基于这些理由，假设这句话的流传和描述的情形有比较长的历史应该可以接受。

“石”是多少斤，这是我稍长大点后问爸爸才知道的，因为“石”是一个正式场合很少使用、不太规范的计量单位，课本中没有，报刊杂志广播中几乎听不到，但在当地农民聊天时却经常这样交流，很好奇也很纳闷，就问爸爸，得到的是“300斤”这样的回答，后来我以“石”指代300斤和其他老农聊天时，从来没有过误解，因此，假设这也是一个在当地民间有比较长时间认可和使用的概念也勉强能站得住脚。

“雪打菜子花，麦收石七八”预示着大丰收，因此才有人注意到、总结出、流传开，过去如何防治害虫不得而知，但应该很棘手，而菜子开花时下雪可以冻死不少害虫，增加水分，产量有提高应该是比较确定的事。

从上面这三个假设出发，推测偶尔的大丰收时，产量500斤，平时正常的产量假设只有一石300斤，应该是比较保守，因为下雪杀虫和增加土壤墒情从而产量增长70%是很疯狂的算法，因此，300斤的产量应该是保守而不是过多。

个人猜测，这样的产量主要还是得益于关中的水土条件。关中平原或渭河平原的土壤一部分是从黄土高原堆积下来，一部分是渭河、泾河等河水泛滥沉积而成，土质极好；加上中间河流多，自秦朝开始就修了许多水利工程，灌溉极方便；且黄土高原和秦岭将其夹住，实际上起到屏障作用。除非象极端的天气如“民国十八年年馑”那样在历史上都罕见的连续3年不下雨，其余时间都是非常适宜于耕作的。一年两熟就足以展示其水土条件的优越。小时候读战国策看到谋士称关中为“天府之国”，以为是拍马屁的话，后来发现这个马屁也不是随便到处拍，而关中的富饶在历史上的记录比比皆是，所以觉得耕地产量有保证是最起码的条件，否则在古代的物流条件下，难以支撑十二个朝代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对粮食的需求。

好象有人研究过中国古代粮食产量，有相关的文献，据这些测算，秦汉时农田产量就达到亩产200多斤，以后一直稳步上升，唐朝时300多斤，宋朝时近400斤，明清时新作物的引进和人口的增加，在精耕细作条件下，亩产好象达到400多斤呢。您可以查询参考一下。

甘肃是中国土豆的种植和产出大省，好象排名很靠前，产量曾经排过全国第一。我之所以了解到土豆喜沙土地、耐旱，就是在甘肃那边和农民还有研究所的人接触时听到的。甘肃许多地区降水极少，而小麦和玉米这样很费水的庄稼就没法种植，但土豆就可以长得很好，所以种的农民很多，也以此为主食。从那边回来后，给一个城市美女说，当地农民自称“早上吃洋芋、中午吃土豆、晚上吃马铃薯”，美女感慨：“没想到他们的餐桌这么丰富”。当地农民就告诉我，土豆在一块地儿最多最多连续种三年，否则病虫害和生长状况都会很差，这个情况农民叫作“连茬”。南方我在贵州见过有种土豆，其他地方不太清楚呢。

就象古话说的，桔生淮南淮北都各异。水、土、气候，这些不同的话，同一个植物的生长发育会差别很大。

到现在都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在困惑着我，就是仅隔了一条渭河，然后河两边地里长的玉米棒的行数就不同。在我那些年陆续随机检验的几千个玉米棒中，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一边的永远是单数，另一边的永远是偶数，就仅仅隔了渭河。

交皇粮时要用石当单位，用来估算有多少粮养多少人的财务预算简单一点。每次都换算成斤的话，乘乘除除的非要用算盘不可。

手头上有一本《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网上有下载），其中有各省稻麦杂粮的各种种植面积、产量及产额（亦即为市斤/亩）。各省普遍稻谷的单产要于小麦，以湖南为例，水稻单产大抵在300-400市斤/亩之间，而小麦通常在100多市斤的亩产量。甚而有几十市斤的单产量。各省的小麦单产一般在150斤左右。其中陕西的尤其比较低。从1914年到1949年，最高的年份单产为189，最低单产仅为60（1937年，也许与天气有关）。但多个年份在100斤以下（9个年份）。平均数大约在130市斤（这个数据有可能高，详见下面有关亩的统计中的扭曲因素）。

此外，还有另一个旁证怀疑这个数据。民国全国人均土地在2.6至3.0市亩之间（1947年因为战乱反而高了一些）。陕西的人均土地要高一些，1946年陕西的农民人均土地为5.87亩。在近代中国，中国的人地比例差不多已经是当时土地产量的极限，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养得活，就会有这么多人，有时稍稍生多，就因为疾病与饥饿而死。因此，几乎可以逆推（除少数商品粮输出大省），人均土地基本上就是这几亩土地养活一个人的水平。也就是说，陕西的总体水平，基本上也就是要4、5亩的产量才能养活1个人。正如楼下所言，300斤在当年就是一个人1年的口粮。如果按您所说，当时亩产就达到300斤，这意味着1亩就能够养活1个人，也许极少数的土地和个别的农民能够做得到，但放在一个地区，恐怕极其困难。

另讲自身家乡的水稻亩产的印象。我家乡湘东南，记忆中，父母告诉我们大约在70年代中期才可以吃饱饭（不饿肚子），当时亩产才基本上达到了3、400斤。之所以如此，也因为有良种（虽然杂交稻没有出来，但已经有其他优选稻）和大力施农肥以及少量化肥的作用。80年代因为良种（杂交水稻）和大量施加化肥，才上升到6、700乃至今天的1000斤。水稻尚且如此，我有理由怀疑亩产历来低于水稻的小麦能够在解放前达到比较普遍的亩产300斤的地步，至于500斤，那简直是一个神话。

您说的古代亩产300、400斤，我不甚清楚其计算的标准。我颇怀疑您是将两熟、乃至3熟的总产量算为1熟的单产。此外，古代因为计税的缘故，亩数的统计往往较宽，比如1996年国家统计全国土地14亿亩（人工统计上报），这两年通过遥控卫星测量（而不是人工统计上报）的手段一查，发现有24亿亩（这是在已经耕地大规模占用开始城市化的情况下取得的，若无城市化，28亿亩不是没有可能）。放在明清“摊丁入亩”的时代，谁愿意实打实地报亩数？尤其是1996年的统计亩数的准确程度肯定要比唐明清的统计更为科学准确。

谚语可能有夸张，也可能只是个例，还有可能就是其中石的标准有问题。石应当读作担，与我所讲的1担谷相同。查民国官方的计量标准，1石为100市斤。但估计民间往往会稍高，故我以为150斤为准。因为小时候以家乡通常的箩筐挑谷，一担谷装平，大家就估个100斤，若堆满，估计150左右。

细节决定成败，兄弟你一定能做成大事。亏我还号称当了十几年农民，从来不知道苞谷棒子还有这等差别。苞谷棒子于我有恩情呀。生我的第二天，生产队分苞谷棒子。我家多分了300斤，因为多了口人吗。在吃不饱肚子的年代，更显的珍贵。大家都说这娃生的是时候。早产了20多天反倒成好事了。

同意兄台有关亩产的的看法。

因为关中一带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关中平原是难得的风水宝地，通常情况下上不太可能出现大的饥荒，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读何柄棣先生的文章里提到，在特定社会技术条件下，当人地矛盾达到一定极限时，再多的人力投入已经不可能有新的产出增加，而这个极限点在不同的地域可能是不同的，比如东北就不同于关中。当达到这个极限点时，可能就是周期律发挥作用的时候了。问起土豆的问题也是基于这点考虑。何先生提到，如果人们已经开始开发坡地并且以土豆为主食时（好像土豆是最皮实高产的可作为粮食的作物），周期律的发生就快了。因为这时候人们仅能维持温饱，根本谈不上发展，因为没有剩余，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饥荒和流民，整个社会的动荡时期就开始了。考虑到传统中国农业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我想具体了解一下土地的承载力在关中是怎样的，因为主贴写的非常棒，故有此问。通过这一个个例，应该能部分反推回历史上导致社会大变动的缘由，毕竟民以食为天。

个人觉得兄台的这一段观察的非常深刻，里面包含的信息极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