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麦客、收割机、一炮轰及其他回忆 -- shiningworm
中国耕地多使用牛或骡子？好像欧洲使用一种很壮实的温血马，不知道其他的地方耕地采用什么畜力？对农业的了解太少了，兄台能否多提供点信息？
这几天老家正夏忙，和妈妈又通了电话，麦子已入仓，玉米已种完，一块地已经浇了水。家里就爸爸妈妈老两口来忙所有这些事，他们都没让在附近做生意的弟弟回去帮忙。弟弟忍不住回去转一下，还被他们给赶走了。老俩口一天收了七亩地的麦子，一天种了七亩地的玉米，20多分钟就浇完了一片玉米地的水，电话中还给我说：轻轻松松搞定一切。我问咋弄的，说全靠了收割机、一炮轰和地里埋的管子。
看得非常开心！
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不仅“一石”是多少不一样，“一亩”是多少也不一致。
个人观点，按现在667㎡为一亩看，建国前，即使是在关中、丰年，一亩也打到400斤小麦也很难的。
您太客气了，让我很惭愧，这篇小文仅仅是很个人的一些观察、回忆与感受而已。下面我也只是瞎说说，因为没有研究过，阅读也不多，谬误之处请多谅解。中国的历史周期律或兴亡周期律属于对历史上此类现象的归纳，归纳我感觉就是猜测，或假设，在这点我个人倾向于科学哲学一些流派的观点，尤其是库恩和波普的看法，通过归纳提出一套能自洽的逻辑体系，面对同样的事实或现象不同的逻辑体系也在互相比较和竞争，谁能以最少的成本解释最多的现象就会胜出。如果发现新现象新事实，看能否纳入此解释体系，如不行就小改动，小改动还不行就说明原有的解释体系有问题。按照此角度，周期律也只是一个解释的假设，这个律是law还是theorem，甚至能否称为“律”都可以再思考，正如您文中提到何炳棣以人地矛盾极限点来研究周期律，而黄炎培则从是否精神抖擞还是懈怠来解读周期律。从归纳法来看，观察到A成立时B成立，但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多强呢，能否确定A成立B就一定成立呢。人地矛盾到了极限时，是否一定导致朝代灭亡，也很难说，因为中间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比如政府的救灾能力如何，民众是否有其他出路，甚至如那种维系社会结构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是否有效，如朱德写“我的母亲”中提到，生了13个孩子会溺死5个，等等。还有土豆，中国好象是在明朝时由于航海发达才引进了土豆，因此用一个地方选择种植土豆作为判断中国历史朝代兴亡的指标好象怪怪的，在德国时看到威廉一世的墓上放有新鲜土豆，很好奇，被告知是威廉一世给德国引进了土豆，那时已经18世纪中期了呢。
正如您所说，石到底是多少在历史中也不断变化，加之关中平原一直被称为是陕西的“白菜心心”，情况可能会稍稍有些特殊。谢谢您的资料、例子和解释，我会反复来仔细看的。
宝一个吧
刚仔细读了您贴出来的文章，作者资料整理得很翔实，反复考证，很有启发性。文章中一个小结论就是，关中历史上的理想产量“亩钟”折合成现在的单位，小麦是294.5斤/亩，当然这是在气候条件包括灌溉条件等都能满足情况下才能达到的。民国时的产量那么低，文中归纳的最主要原因是水利设施的荒废，使得大面积的水浇地变成了旱田，我感觉说得很到位。从个人经历看，小麦生产期最少浇四水（刚种下时的催苗水、冬灌、春天返青水、抽穗时的灌浆水），玉米也最少四水（下种时的催苗水，中间高温高热天气再至少浇三水）。如果这八水跟不上，那就彻底玩蛋了。
专业研究者的正规出版物也不一致。所以不同时代间的比较很难。
建国前的数据时间相对较近，资料便于查证，好一点。
另外，还有些地方是直接以常年产量作面积单位，比如本狐老家湖北孝感，解放前说村里哪家有多少地，不是有多少“亩”田，而是有多少“石”田，一石田就是能打一石谷子的田。
皇粮不用交了!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
宝推!
00年以前，实在实在太难太难了，尤其90年代中期时，钱很紧的感觉，怎么努力都赚不到钱，粮食也卖不出价，到处都拖欠工资，人都困在地里，只有一些小孩子开始在初中毕业后出去打工，农村就象一台机器，停滞在那儿一样的感觉。后面的这十几年就象机器的轮子开始转动，刚开始慢慢的，但后来越转越快，越来越顺畅。在这种情况下，谁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谁就能获得全社会资本积累在农村所创造的租。
但现在老家那儿有两个问题，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1、村一级的基层政权名存实亡，没有权威性。我们村曾经好些年都选不出村长，一个人想当，另一个人就来“打匝”（故意捣乱的意思），不为别的，就因为看你不顺眼。后来硬选了村长出来，就走马灯似的，干个半年一年就不干了，农民点评，“吃肥了抹抹嘴就走了”。并且选举时，那些“歪人”抱着投票箱到村民家中，看着你来填选票。村民都依宗族、或生意伙伴等形式自组织着自发行动，村中也没有什么长期的发展规划，好象没有过村委会班子有发展的提议或想法去往外跑往上跑寻政策寻资金。如果不是中央层面出台许多支持政策并一杆子插到底，老家那儿农民的日子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好过呢。
2、村中小学基本荒废了。因为没人来管，教室都很破败，也没有人来组织翻修，留不住老师，学生都跑到市县里面去读书，要么家长去陪读，要么住在那种专门开办的寄宿家庭中，十几个孩子住架子床，那户人家来给他们做饭、还会留一间屋子摆上桌椅监督他们自习。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但对我来说，春天的微风吹着返青麦苗微微颤动，新挖的野菜鲜嫩肥美，夏天傍晚的凉气从天而降，秋虫在寂静的晚上肆意吟唱，冬天积雪覆盖的野外一望无际，自己亲手种的庄稼长得生气勃勃，全家人在一起时的热热闹闹，这些都是我永远的最美好回忆，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感受着自己与那片土地的联系。不知道他们能否感受到
您说的很对。
所以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目字管理”，建立一个规范的标准体系并传之后世，还有许多路要走呢。
参考丘光明写的《中国古代度量衡》。
自秦统一制定度量衡以后，各代大概都沿用这样的单位：十升一斗，十斗一石。一升是多少，各代有变化，但是大概是围绕着约合今天二百毫升这样一个数值变化。一斤十六两，一石一百二十斤则是自宋以后大体固定下来。
这样算的话，“石七八”大概是二百市斤出头，这是丰年产量。
作者所处的地理坐标为四川，是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不但“跑了20多年田坎”，还能写论文，至少可称得上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土专家了。从他的视角看建国以来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与变化，相信是相当有意义的。
以下简单摘录一些内容：
而到1945年以后，中国农村更已可以用“濒临绝境”来形容！当时全国粮食的平均单产还不到70公斤，人均耕地不到4亩，交纳的地租却高达五成，再加上被提前数十年“预征”的皇粮国税……雪上加霜的是因水利荒废，农村对旱涝灾害抵御能力几乎为零，民国10年到27年间就发生了11次大灾荒，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全国仅仅因患血吸虫病而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就有一千多万，此外广泛传播的还有鼠疫、天花、结核、疟疾、霍乱、黑热病、回归热……
战乱、饥饿、疾病、灾荒已使农村趋于崩溃。解放后有“三年困难时期”却不知民国时年年都是困难时期！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在重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有发达的轻工业。否则，购入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的费用会是国家流血不止的伤口，产业链也会受制于人，只能赚取最微薄的辛苦钱。重工业是轻工业、农业发展的基础。
90年代推广杂交玉米那几年，我们不仅自己要种玉米（观察试验、品比试验、大区示范），还要提着种子走村串户上门去帮忙播种，就算这样有些老顽固仍不愿换种。最终成绩政府总结是杂交玉米推广率80%，我估计为60%。虽然也算成绩斐然，但比起水稻……
水稻品种民国时以本地“白足鹅”等为主，品种退化严重，单产最高也仅百余公斤。1952年开始引入川大、农大系列，但因山区气候特殊未成功，后陆续引入南特号、洋早谷、珍珠矮、矮脚南特、成都矮8号等，于70年代初本地品种基本全部更换为矮杆品种，单产上升至200公斤以上。此后又引入桂朝2号、泸科3号、广二104等中杆品种替换了矮杆品种。1976年以后大力推广杂交水稻，先后引入汕优、岗优、二优系列等100多个品种，规模种植30多个品种，在80年代实现了杂交水稻的普及，并辅以化肥、农膜的推广和耕作制度的改良，单产突破了400公斤，现在耕作水平较高的坝区最高可达600公斤。
不谈化肥、农膜和耕作制度（水田自然免耕、旱育秧、抛秧、预留行等）的推广，仅就品种而言，至我论文完结时间止，全县在50年时间里，规模种植的品种就达到了近80个，这样快的品种更新速度决不可能是侥幸得来的，也不可能在自然经济下实现。事实上现在在工作中仍可深刻感受到当年的农技推广系统的高效和务实，当年留下的农技人员虽然现在都在60以上了，但基本都仍被各乡镇政府返聘就是因为他们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在群众中的声誉。可惜的是，因方向错误的以美国为模板的改革，土地下户后工作难度加大，及其它一些因素，现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实际上已全面崩溃，乡镇农服中心的人唯一干的和农业有关的事就是（私人）卖种子农药了，而有些新人是连“小春”是什么都不知道。
写论文查阅资料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土特产”的，其中绝大部分居然是在解放后才由农业部门陆续引入推广或开始规模化商品种植的，如油樟、蚕桑、魔芋、红麻、茶叶、柑桔等等。
题外话，作者对三年困难时期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妨一看。
按照《汉书·律历志上》，在汉代，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一石就是一百二十斤。 但汉斤是多少呢？
但是真正的重量一直有争议，因为没有一个固定基准在。
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 宋斤的分量现在基本有共识，是今天的640克，所以按照沈括的说法，一石的分量是59.2公斤。
所以， 我认为古人用一石这个单位，发音是一担，实际上就是一个成年人长时间挑得动的基本单位， 大概在1百多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