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洛勇的英文《出师表》 -- 本嘉明

朱熹就算了，大家就当他没有存在过好了。

关键一句是：”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先决条件是天下有变，就是等待曹魏内部颜色爆炸，曹操是统一了北方，但从本质上还只是吃下去而没有消化好的那种统一。如果曹氏政权真是建立了一个大统一王朝的政治制度，国内坚如磐石，得民心至极，咋几代后区区四十年就被司马篡权夺位呢？曹操可称三国用兵第一，这是连刘备诸葛亮都承认的，攻下汉中后咋不乘胜追击灭蜀呢？别人不清楚魏国内部是什么情况，曹老板还不清楚么，李世民评价阿瞒：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万乘之才就是大一统王朝开创之主才有的，不但自己玩得转，继承人还得管几代的那种，司马懿这些世族大家肯定是不忠于旧汉的，但曹家又建立了哪一套让这些士族为他所控的政治制度？本大提代差，魏蜀吴三国在政治上科技水平上实际没有代差，当然魏国人口规模大些，最后靠数量优势是笑到最后，还被司马家摘了桃子。要架空一下，北方当时之主是李世民朱重八，蜀吴两国都不用皇帝亲征，一大将都能传檄而定。另外三国主战场实际上一直在东线，孙十万是打不下合肥，但本大不能黑人家是和平主义者，西线都不够格让曹丕御驾亲征，魏吴两家掐架才是正面战场。最后不还是闹出个高平陵，要那时，周瑜鲁肃和诸葛亮还在，恐怕四家争霸，还真能闹出个天下有变。

诸葛亮要是有篡位的黑料，就算他死前瞒得住阿斗，死后呢？诸葛亮死后，刘禅也没把诸葛亮的后人咋样，诸葛亮的后人面对这个先人想篡位的君主，居然父子二人都捐躯，要阴谋论点儿，我要是司马昭，那肯定得挖点儿诸葛亮篡汉的黑料，为自己篡魏做理论支撑，咋之前本大说的苦诸葛久的益州本土派，投降后也不端出点儿诸葛董卓私制黄袍的投名状，活该不被重用

曹操面临的两汉400年，人心不接收一个叛汉的人做领袖，不是那种隋刚刚得天下，就急于上科举， 伐高丽而不利，门阀群起反抗的局面。

李世民到了三国，恐怕也就关羽，孙权的命。

“诸葛亮”这个事，主要有三个点。

一是历史人物本身的历史局限性。诸葛亮本人，是汉末地主阶级出身的杰出人物，代表了汉末地主集团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政治取向；

二是历史形象在漫长的历史中受到严重拔高。诸葛亮形象，由于三国以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诸葛亮的政治主张符合后世部分政治集团的利益，因此受到青睐，受到了明显拔高。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上，在传说、小说、野史以及各种文学作品中不断得到拔高。在这其中，还杂糅了民众对优秀政治人物的想象和期盼，由此进一步造成了诸葛亮形象的复杂性。在这些各个阶层的政治需求中，也包含了巨大的历史局限性。发展到现在，这部分资源还受到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的刻意撩拨，假借无限度吹捧拔高诸葛亮、以诸葛亮为武器来打压抹黑其他历史人物、从而达到攻击中国文化自信的目的，于是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

三是对于复杂历史人物形象进行虚实分明的批判存在严重困难。之前第一点和第二点已经提到了历史局限性、后世政治需求、民众想象等内容的相互杂糅，以及现代国际政治斗争的渗透扰乱，这些都加大了对历史人物形象进行剖析、分辨其虚增部分与实在部分的困难。

以后世对诸葛亮的拔高而论，至迟在东晋时代，就兴起了对诸葛亮的拔高。比如郭冲《条亮五事》。裴松之已经论证过，这些全部都是假的（就这种一千多年前都论证过是假的东西，目前还有一些奇怪的网友说什么“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认为即便是假的也可能有真实背景。这些奇怪的人如果是真心实意的，那就回去背诵“人生烦恼识字始”，去学习藏拙；如果不是真心实意的，那就直接说明了是拿谁的钱好了）。那么郭冲为什么写条亮五事呢？据说是官府几个同事谈论诸葛亮，一致认为诸葛亮的能力存在比较明显的短板。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员们已经认识到诸葛亮的能力局限了。然后，郭冲就列举出了这五件事，将其他人驳斥得哑口无言。然而可悲的是，这五件事全都是假的。假的，就说明对方多半是对的。这是一个拔高的故事。还有一个拔高的故事。在南北朝时代，南梁传言，桓温入蜀时，见到一诸葛亮时小吏，年可百岁，极言诸葛亮之贤明。但是计算时日，这个事情多半又是编的。因为诸葛亮卒于公元234年，桓温上书伐蜀，是公元346年，打下成汉，是公元347年，期间相差113年。诸葛亮时小吏，最小也要15岁，那么桓温见到的小吏，年龄最低也要到128岁。而且，这个年龄，他还要能够对答如流。最最要命的是，128岁的小吏，虽然名义上经历了诸葛亮时期，但是还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的认识，要对执政风格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或者直观的感受，在诸葛亮在世时期当上3年小吏是最低限度，正常来说做上三五年五六年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就以最低3年计算，这个小吏能够对比诸葛亮与其他当权者的区别，那么到桓温时代最低也要131岁，正常要有134岁，甚至138岁。我觉得吧，这个传说就是在侮辱世人智商。这么长寿一人，以当时古人之见闻，恐怕早就以为是异事，不可能到了桓温时代还只是以“武侯时小吏”闻名，乃至于不闻其名。所以这也是假的。而其颂语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考察句意，不过是王导“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很多事情，如果抛开他们外表上的那些纹饰，只看实际内容，那么其实关联是极其明白的。这个所谓“武侯时小吏”的话其实就是王导自叹的换了层皮。这个谣言在当时确实只适合南梁制造，因为衣冠南渡之后，南方发生的很多事情北方是不知道那么细的。像王导这样的言论，南朝贵族世家或许是知道的，市面上估计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谣言的作者是南梁大臣殷芸，此人正是东晋世家殷浩的同族（我只知道他们都是陈郡长平人，具体的没查）。殷浩和桓温的矛盾很深，殷浩一边北伐一边谋杀大将导致大将叛变投敌被桓温揪着小辫子往死里告，后来桓温北伐做得很好，把个殷浩整得半死。所有这些线索联系起来看，殷家人造谣的可能性很大，目的应该是为了黑桓温，但是最终成了家传的学问。这样可以看到，市面上流传的很多拔高诸葛亮的话和事，好多都是假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

盛传的人物形象，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早已有了巨大的不同。

据现有的资料，郭冲《条亮五事》最初就是编造的谎言；历史上也没有人真的说过“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最早说这句话的是在骗人。如果有人坚持用这六件事吹捧诸葛亮，就可以完全不用理会了。修辞立其诚，骗子还有什么好说的，抄家伙打出去就是了。

以历史局限性而论，诸葛亮本身是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的。他并不是所谓的寒门书生，不是十年寒窗的平民百姓，而是豪门大族出身。关于他的出身，也有人论证说，诸葛亮的父辈并不是特别大的高官，只是郡丞，不能算什么显贵。怎么说呢，这些人的眼界有些偏高。因为汉代郡国主官是近似于诸侯的存在，吏员甚至有为主官守孝的风气，号称“郡县吏为守令服义”（这样说起来吕布被骂作三姓家奴很冤枉啊）。郡丞已经是很高的官员了。看不起郡丞大约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看不起市长只看得起书记，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哪一个都是大家伙。当然了，也许这些人是北京某小学的，一写作文动不动就是这样的：

“我的外公1996年参加东南沿海的军事演习，那时候老美国欺负我们。演习结束，外公向江主席汇报的时候，江主席说……”（1996年东南沿海演习哦，本来是打算实战的，能做汇报的那可是前线高级指挥官）

“为什么我们的海军是捍卫祖国海防的英雄？我问爷爷这个问题的时候，爷爷笑着给我讲了他当年在西沙群岛打败越南侵略者的故事……”

“2001年，美国侦察机侵入中国领空，王伟烈士英勇牺牲了。爸爸说，他特别生气，那时候爸爸还说如果中国造航空母舰，他就捐一亿元。”

眼光太高，没法陪聊。

这样的人是可以看不起区区一个地级市市长水平的人的。

不过我觉得中国的网络上还是普通人多一些，所以就不要急着说诸葛亮出身不怎么好了。我觉得诸葛亮的出身已经相当不错了，至少从这个级别的阶层开始，提供得良好教育，提供的良好机会，已经足够可以帮助他们的子弟问鼎中央了。

诸葛亮是地主阶级中上层出身的杰出人物，论起阶级来，他不是小地主，甚至不是中小地主。诸葛亮接受到了当时地主阶级中上层的教育。这是他的能力来源。

与此同时，家庭的不幸，也导致了诸葛亮的特殊处境。在荆州士人集团面对刘表将死、继承人无力维系局面、曹操孙权刘备三方博弈的局面，打算投石问路的时候，上面没人的诸葛亮就被作为石子投了出去。

但是石子和石子是不同的。诸葛亮这个石子不是死子。在投石问路的时候，既为了防止对方看轻本集团的实力，也是为了本集团占据较有利的位置，士人集团还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隆中对这么精彩的对策，就是一个精心准备的礼物。很多人以为，诸葛亮去见刘备，提出隆中对，这就是诸葛亮一人闷在书斋里空想出来的方案，其实这样的方案怎么可能没有经过推敲和商讨呢？以为一个计划可以凭空而来，这是十足的空想。任何一个做过实际工作的人都会知道，无论多么神奇的计划，都是依据现实推演出来的。我很多次研讨过隆中对这个计划，这里面奇怪的东西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很早就认定这不是诸葛亮自己想出来的。现在来看，这本来就是一群人共同思考的结晶。

刘备与诸葛亮的结合是符合他们二人的阶级分层的。刘备本身就是士人集团的一部分，他是大儒卢植的弟子、辽东豪强公孙瓒的同学、和党锢事件中被封杀的士人一起因为镇压黄巾而兴起也一起因为汉室清理这些士人而倒霉。刘备也是一个看起来颠沛流离的人，其实他本身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而且早早就明确了站位。他和曹操的对立，不是因为个人野心，而是在统计集团内部的派别有所区分。但是要说汉贼不两立也不对，因为对于汉室来说，士人才是贼，汉桓帝汉灵帝一直致力于打破士人门阀的垄断。曹操出身于协助汉帝清剿士人的宦官家族，其实比刘备、袁绍代表的士人更加靠近汉室一些，当然发展到后来曹操也变成了汉贼——或者说，后来的曹操变成了新的汉室。所以，宽泛地说，他们都可以说是汉贼，严格来说，曹操是帮助汉室打压汉贼的宦官集团中演化出来的、最终在改朝换代意义上的汉贼，刘备、袁绍属于血统上源出于汉室、但是政治出身却属于被汉室打压的、政治取向意义上的汉贼集团。其实，没有历史虚假光环的袁绍在这方面更加清楚一些。他一个门阀世家，本身就属于汉室打击对象，一旦自立，就立即成为第一军阀，这种货色，就算打赢了统一战，也不过是一个更早的晋武帝。历史上，袁绍到了晚年，还让诸子外甥分镇各州，和晋武帝没什么分别。可以说，中国历史发展到三国时代，已经注定要进入到有信史记录以来第一次灭国亡种的时期了。实话实说，我现在才发现儒家原来这么坑。刘备和袁绍其实是一路人，只不过刘备出身存在严重缺陷，极度缺乏号召力（从宗法上来说，刘备自称出于中山靖王之后，学者考证说，他的祖上应该东汉时代是犯法削爵的宗室。其实我也觉得奇怪，因为东汉是不承认西汉爵位的，只有两个例外。从门阀上来说，刘备显然不具备袁绍这样巨大门阀在士人中的号召力）。这样看起来，刘备招引诸葛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以刘备的身份地位，正常来说，他只能招引到诸葛亮这个级别的士人，而断然不可能招引到声名素著的大佬。因为他这棵树还太小。

不过，要说诸葛亮倒行逆施，我觉得也有点过了。因为以诸葛亮的历史局限性，他是支持在限制豪强的基础上，维持地主阶级统治的。这算是一个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有人说，当时谁没有这样的历史局限性呢？我原本也是这样想的，后来看到唐朝开国搞均田制，我就忽然发现，其实有人不这么想了。均田制，这一制度在实行时必须要限制地主，甚至必要时还要剥夺地主，否则是无法实行的。唐朝可以实行这样的制度，这很让人意外。因为唐朝皇帝出身于北朝军功贵族集团，货真价实的权贵。但是这样的权贵居然敢玩这样革命性的举动。唐朝之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最主要的口号几乎都是“均田”。唐末黄巢要“均平”，宋初王小波要“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两宋钟相、杨么“等贵践，均贫富”、明末李自成“均田免粮”、清末太平天国“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清末民国“平均地权”，新中国建立的很大一部分力量，就来自于土改后翻身农民的全力支持，后来即便重新分地，也不敢放任兼并，而是一再以“耕地承包期限再延长三十年”的方法维持耕地平均。可以说北朝时代开始实行的均田制，形成了中原王朝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传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皇帝居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底层老百姓的利益。中国古代制度设计，真是特立独行于世界。所以说，诸葛亮这个历史局限性，并不是就不可以突破，封建时代一样有尝试突破封建所有制生产关系的人。

刘备和诸葛亮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他们以荆州士人集团为基础，统治蜀中，必然要想尽办法榨取蜀中的资源，这也就导致他们必然要对蜀中豪强进行打击和压制，否则不足以集中力量。不过这一点，在历史上主要是法正配合刘备执行的。后来诸葛亮利用法正身在前线的机会，置换掉了法正的职务（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不像宣传中那么伟光正）。但是诸葛亮执政以后，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抑制豪强的路线。一开始我觉得这是因为诸葛亮是个开明政治家，后来我想起来蒋介石到了台湾也是搞土改的，这样就可以看出，这种开明的本质，在于刘备集团是外来政权，所以他们必须要打土豪、分田地，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也就解释了北朝实行均田令的深层原因：作为统治阶级，北朝以类似于汉武帝推恩令削藩的方式，强迫均田，打击土豪。

诸葛亮的局限性就局限在，他其实还是要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甚至要恢复东汉时代士人的统治，并不能真正认识到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外来政权的特殊性，以及战争压力的紧迫性，他带有西汉前期使用严酷的法令抑制兼并的色彩，但是本质上，他只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荆州士人集团——的一个杰出人物。而且荆州士人集团本身也四分五裂，投靠了魏蜀吴三方，诸葛亮只不过是荆州士人集团的一部分。他本身不能代表社会发展的潮流：一方面，他不能代表魏晋豪门垄断政权的潮流，因为他迫于形势必须打压豪强；一方面，他也不能代表农民追求均田制的潮流，因为他打压蜀中土豪实际上是打算壮大荆州士人集团。这个人很委屈，委屈就委屈在他要代表的荆州集团已经被打碎了、没有根源没有根基了，挣扎得很徒劳，白白消耗了汉朝整体国力；但是他又很幸运，因为历史强迫他做了一些比较进步的事，能够限制蜀中的豪强；最幸运的是，以诸葛亮当时的政治基础，他一方面不可能篡位，因为荆州士人集团政治实力不足；另一方面不可能真正成为地主阶级的敌人，因为他本身不是军功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军事不行。虽然他和曹操有相仿的地方，都是抓着大军常年在外，但是与曹操不同，他总是打不赢，所以不存在自立可能。诸葛亮不能打胜仗，这实际上是他和曹操最大的区别。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抄别人的，打铁还要自身硬，光靠抄是不行的。

我一直认为诸葛亮的能力有明显局限，不过我觉得，他还到不了倒行逆施的地步，仅仅是做了一些在当时比较正常的举动。我以前看军政府和文官政府的研究文章，当今世界各国都有很多政治尝试，大体看来，军政府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众需求，文官政府往往具有强烈的裙带腐败倾向。但是军政府经过长期执政以后，往往会出现政治理想蜕变、腐败滋生、能力下降的问题，特别是二代执政时不能代表民众，于是最后被迫放弃政权，交给文官政府，然后文官政府就用惊人的腐败告诉老百姓什么叫瞎了眼睛，于是只能寄希望于新的军事政变。第三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军政府-文官政府的交替中动荡不安，原因之一就是军队可以代表民众、但是军政府不能长期维持政治理念，文官则从来都不能代表民众。这大约也可以解释关羽张飞对诸葛亮的不满，以及后来关羽被荆州士人轻易放弃、张飞也被杀害的原因。这应该就是个阶级原因（张飞被杀是因为鞭挞健儿，但是这些健儿对他如此不满，应该也有士人阶级宣传洗脑的原因，毕竟舆论的影响力是极大的）。我觉得，诸葛亮的政治理念大约必然会导致文官政府的结果，但是他的政治行为在当时是有着军政府特点的。否则无法解释世人对诸葛亮的颇多赞颂。说他是彻底的圣人肯定是胡扯蛋，说他是倒行逆施也有点过了。

我认为，是能力上的不足，导致了诸葛亮在现实中的困境；同样是能力上的不足，导致了诸葛亮在宣传上的优越。

要说他是曹操周瑜鲁肃荀彧这个级别的顶级人才，他还是要差一点。要说他比周瑜露宿荀彧差多少，我觉得差距也并不太大。曹操也是有很大缺陷的，但是军事上曹操很行。周瑜死得略早，但是他能够为孙策东奔西跑拉来那么多人才，这个人天生就有大格局，后来指挥打赢了赤壁之战，能力相当之强。鲁肃能够创造性的提出榻上策，在赤壁之战前敏锐判断战局提醒孙权做好准备（其实早几年他就提醒孙权），能力也非常强大；荀彧的强大早就为世人所知。和他们几个人相比，诸葛亮短板非常明显，比如说刘表去世前后，诸葛亮在历史记载中几乎可以说是失踪了，可是曹操、荀彧、鲁肃都留下了正面记载，周瑜也仅仅是身在外地所以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周瑜身为统帅指挥打赢了赤壁之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情。你收你和别人是一个水平的，结果同样一件事，大家都参与其中，你还在消息中心，结果别人都有洞察时变的判断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你失声了，这正常吗？考虑到历史记载经常出现只记载传主积极一面、回避消极一面的传统，只能认为刘表去世前后的诸葛亮确实没有发挥出负责谋略的军师作用。很多人说，诸葛亮促成了孙刘联盟。这个观点是可笑的，因为诸葛亮这个促成孙刘联盟，在历史上是鲁肃在刘表去世前先行赶赴荆州、走到境内时曹操已经杀进荆州、刘备狼狈逃窜至当阳长坂坡、鲁肃准确判断出刘备行军路线在当阳截住刘备、然后鲁肃与刘备谈判、决定孙刘联盟以后，然后传说中的赵子龙七进七出、张飞吓死夏侯还在鲁肃与刘备会谈之后，然后鲁肃人家表示讲诚信、不放弃结盟打算，再然后鲁肃回去报告孙权，再然后周瑜带兵增援，这个时候诸葛亮才去与孙权结盟，这都几个然后了？这个时候，与其说诸葛亮促成了孙刘联盟，不如说他是在结盟之后去做联络员的。历史赋予的假象剥离越多，则越看得出来诸葛亮并非传说中那么神奇。

其实我是很羡慕诸葛亮的，因为他实在是有一个较好的背景。但是我也同情他，因为他的背景不够，以至于要做探路石子。但是不论羡慕还是同情，我都有一个看法，那就是人要自己努力，不能等靠要，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依靠关系网是没有出息的。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玩什么花样，终究还是要立足实际。

有很多时候，从历史上看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觉得封建皇权坏，（相）臣权好。好么？举几个，东汉、唐、明，末期，这些重臣，哪一个好？

原来看赫逊河畔谈历史，觉得是管理手段的落后，所谓不能数字化管理。马伯庸站出来啪啪打脸。就算是迭代，真能迭代到现代的，也不多。欧洲现在有点名气的国家，大部分都牛过一段。像波兰、瑞典这样的国家，赶上运去好，没准也能统一了欧洲。到底是分好还是统好？欧盟用脚给出了答案。但是，要是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就统一了呢？那没准我还在放羊、生娃、放羊的循环中。

诸葛亮是处于相对平静的南阳，稍微有些缓冲。如果处于中原，恐怕连苟全性命的选择都没有，而必须马上积极应对。传统的历史好像他还有诸多选项。其实并没有。

其前提背景是当时因长期战乱而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

不管怎么说，还是值得尊敬的。

他操劳一生，没有为了自己。

但他不是完人，也有各种不上台面的小动作，也毫不留情地压榨人民。伐魏屡败屡战，以他的聪明，明知事已不可为，还不惜民力。“忠君（知遇之恩）”和“君轻民重”，这两条儒家纲常，他是如何取舍的呢？

把曹操演得不那么坏，《军师联盟1》就成功了；如果把诸葛亮演得不那么好，《军师联盟2》也就更成功了。

把诸葛亮演成完人，这部戏就输了。

要更好地了解中国，须从中国本身历史中去寻，“西学中用”并无必要，也不应该。本先生的思路，我看是受西学影响大了些，本先生有这份雅量，因此这个批评我就直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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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诸葛亮思想上是法家，这一点记载很清楚，我之前写过一篇文字，罗列过一点证据。

诸葛亮被视为大儒，甚至一些行为也被用儒学解释，那是程朱理学大兴之后的事。有一个例证，就是诸葛亮在唐朝就入了武庙，接受官方祭祀；但入文庙却是在明朝永乐年间。顺带一提，文武庙受祭人选的变迁，是中国史上政权意识形态变迁一个极好的映射，从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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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受文革“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很多人有儒法两家根本对立这样一个印象，但实际上并不是。以我的观点，法家是先秦儒家吸收了道家思想后形成的一个思想流派。法家思想的传承并没有明确轨迹，比如代表人物韩非，其受业恩师却是大儒荀况，多少能够侧面说明法家思想的来龙去脉。

说法出于儒，还有个原因，就是法家根子上其实和儒家是殊途同归的，即维护君主权威。所不同的是，儒家构想的社会结构，是君君臣臣的等级化社会；而法家设想的则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扁平化社会。

这里有必要着重说明一点，“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商鞅法办秦孝公太子的典故。这句话经常被误传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误传就差之一字谬之千里了，按法家的构想，天子的意志就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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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理论上）拥有无上权威，应该说是中华文明的特征，辩证来说，这必然有利有弊，其利，我之前也写过一篇文字阐发一二；而其弊，就是君主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权的命门。

权责对等是不言自明的普世价值取向，事实是没有人能担得起无限的责任，自然就没有人能拥有无限的权威。所以儒法两家都是在做“顶层设计”，为君主分责，同时也是分权（道家的设计则是干脆“小国寡民”，不要君主）。

儒家的规条是道德，看似对君主的要求多，限制大，但实际上的限制作用较小。因为按儒家的规划，没有人可以“替天行道”来批评君主，当一个人站出来从道德上指摘君主的同时，他就已经不再居于道德制高点。

法家的规条是法律，看似对君主没有要求，但实际上限制作用非常大。因为君主的意志（主要体现为言论）就是法，这就从客观上限制了君主不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再有，虽然没有人能凌驾于君主的权威来审判他，但君主却被囿于自己的权威，不能（轻易地）自相矛盾。宏观上来说，这对为人处世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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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能是由于“评法批儒”（该运动在实际操作中近乎“颂法批儒”）的影响，很多人觉得法家进步而儒家反动。这显然是合理的，但要注意两点，一是也要考虑历史背景；二是儒家也并不一无是处，同理法家也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证，如果儒家一无是处，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上并非儒家主导的时代，儒家也通过“外儒内法”这种形式，在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儒和法当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这矛盾却未必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二者常常可以互补。有儒无法，则上位者缺乏限制，长期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结构崩塌；有法无儒，则社会关系中缺乏缓冲，矛盾的爆发将更频繁，更激烈，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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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要评法批儒，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儒家道德已经被社会主义新道德所替代，在新社会，儒家思想已经主要起反动作用，而法家重公平、重公开的思想仍有价值。二是毛主席作为伟人，对社会稳定性的价值判断明显和一般人有偏差，尤其是在关键历史机遇期，势必要做出取舍的时候——这种取舍的正确我无力评说，但作为拜年语里几乎必有“岁岁平安”一句的民族，传统上对社会稳定性的看重也可以说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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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历史，也就不难发觉诸葛亮历史上得享大名的原因了：诸葛亮很可能是把“外儒内法”这一理想政治形态，或者干脆说中国的“王道”实行的最好的人。他的统治术是法家的，并且卓有成效；他本人道德上也严于律己，堪称楷模。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本先生的一个错误：本先生推断诸葛亮的施政目的是为了维护小团体统治，这是一种阴谋论论调。世界上的确存在很多阴谋，因此这类论调很有市场，但是讨论政治的时候以阴谋来推测，则失之于小家子气（并不总是错，但也往往错）。

原因很简单，毛主席教导我们：搞政治要以阳谋不以阴谋。就我个人的体会，并非因为阳谋总比阴谋更有效，但宏观上阳谋却总是胜于阴谋，这是因为在大范围内实施阴谋，难度要远比实施阳谋高。而政治是一种宏观人类活动，这是很显然的。

具体到诸葛亮的执政，如果他想用阴谋手段来保证荆州小团体的统治权，搞“先军政治”是一种手段，但是正确的搞法应该是引而不发，以外部军事威胁，来作为内部高压的正当性（比如老蒋，小蒋宣称反攻大陆能说不能做，这一套也就搞不下去了）。像诸葛亮主动去北伐，那就不符合这种阴谋的原理了。战争难免有胜负，倘诸葛亮负了（他也的确负过），他的威望受损，反对者要不要质疑？质疑多了，如何保证这种体制得以维持？既然曹魏并不想战，诸葛亮何苦主动挑战？

而且长远来说，阴谋总是不能长远的，诸葛亮应该把阴谋搞成阳谋。那就是借战胜之机（他也的确胜过），进一步篡取蜀汉正统，从而道义上合法化他的小团体统治。历史证明，这是司马昭之下无数篡臣的不二法门，但是诸葛亮也没有这么做。

史有定评，诸葛亮是好人，诸葛亮是能人。我们现在提出质疑，认为诸葛亮未必如此之好，或者未必如此之能，都是情理之中的。但翻案翻成诸葛亮既蠢又坏，那我说句难听的，步子太大，难免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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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到诸葛亮，还应该说说刘禅。

刘禅这个人，按儒家标准去看待，顶多算个中下之君，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德行，还不太能控制自己下半身。要是算上最后灭国，那还得加上宗庙不守，不忠不孝，得算下下了。

但按法家标准，刘禅作为君主得到的评价应该很高。他很好地履行了法家体系中君主最重要的一条职责：选择适当的宰辅，并信用之。对比同时魏吴都有废立的权臣，可以看出单是放权就并不简单，更何况蜀汉的宰辅干得都还可以。

可以这么说，但凡刘禅稍微不配合，诸葛亮也留不下现在这样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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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试回答本先生的疑问。诸葛亮流芳百世并不奇怪。从为人的角度说，立德立功立言，诸葛亮都有可称；从人臣的角度说，诸葛亮更是生极人臣，死得哀荣。

哪怕是从君主的角度说，有个像诸葛亮这样勤于所事的辅臣也不是坏事，事实就是大部分人（君主自然也是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君主自然更有条件）都难以抗拒耽于声色的诱惑。当然，大权托付于人，君主难免会有所疑虑，但是诸葛亮已经盖棺论定为可靠，这种情况下自然可以作为楷模来宣传了。

至于本先生最后的疑问，要直接回答的话，我会认为诸葛亮真有可能会交出政权（未必是交给刘禅，可能是交给接班人如蒋琬辈）。因为从种种表现看，诸葛亮所恋的并不是权，本先生想一想，恋权首先得有命掌权，本先生可还能举出一例史上把自己累死的权臣？

诸葛亮不还政刘禅，也并不能因此证明他就废弃了皇帝的权威。蜀汉的权力配置，其实有其合理性。不妨反过来请教一个问题：本先生以及河友们觉得建国初期，毛主席决定退居二线，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您连这个都不清楚，何必来批评我呢？

在蜀国，诸葛亮一直是本质上的摄政王（相父嘛），这已经是无父无君了。他的理由是：我是有父有君的，我的父君是刘备。但是刘备死掉了，刘禅就应该继续骑在你这个奴才头上，接着当父君。

诸葛亮给自己残留一点独立人格的渣渣，不肯被乳儿摆布，在三国的大格局里不当棋子而当棋手。他走的路子，跟曹操当丞相时类似（只是斯文些），想灭李严还是照灭，看谁的脸色了？不就是宫廷政变吗？

诸葛亮至死不废刘禅，他的儿子会不会废？他儿子不废，他孙子会不会废？总之大权始终在他家。

本朝主席的事，跟我们摆龙门阵无关，不要事涉敏感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