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改革”与“开放”的断想 -- 老老狐狸

华国锋与汪东兴，火并了工业科技党”4人帮“，虽然中了功勋们的意，但也太可怕了。

中国农民，是真敢杀人的。

我记得当时改开初期把一个口号改了，这个点可能是一个切入点。。

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 更结合时代的，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文革的一个逻辑就在这个进行到底上，他认为剥削阶级文化的影响是几千年的积淀，如果放弃继续革命，有这个土壤就必然会让走资派掌权复辟，进行到底的方式呐？ 就是试图让平民对官僚阶层有造反权监督权任命权，阶层之间形成流动融合，并形成制度。同时着手摧毁文化传统里面维护剥削制度秩序的基因，尤其是儒家的影响里尊卑秩序的概念,宗教里面屈从因果命运的迷信，还有民俗里面文人权贵富贵高人一等的秩序。。。。在后来的解读里，往往把大字报干校这种视为迫害，从主席后来的言谈中看，他是视为为干部“洗澡”的方式，并不是有意去整人的方式，真惩罚性质的是进监狱劳改这种。。类似的提倡还有比如将军到基层当兵时间的规定，医生去农村基层指导赤脚医生医疗站的规定，干部下乡的时间规定。。厂矿里面一把手也有要去车间的传统。。。同时把陈永贵这种提拔到中央领导层的例子也是开了历史的先河。。基层人众对基础领导的监督权利非常大，贴大字报甚至联合夺权这种都被视为正常。。记得他曾说过，文革要多少年还要来一次；另外也说阶级斗争长期论。。。主席的逻辑里，昔日的革命者如果掌权后背离了革命的目标，也是被革命的对象。。 这样理解的话，主席的革命论是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的，是个只要有人群就有阶级斗争就有革命的框架。。。

邓之后，就废除了这个口号，当时记得是用阶段论来解释的，说大规模疾风暴雨的革命已经结束，主要矛盾变成了落后的生产力和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等于恢复到文革前的提法。。伴随的就是政治群众性运动不再搞了，突出政治的事情不再强调了，慢慢普通人也不再热心政治。。。后来就出现深圳的那个口号，基本能代表邓时代的主题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就是当时说的，效率和公平矛盾之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就是说完全放弃了“革命到底”，而让位给发展经济。

从人性角度，毛的体系对人的思想控制比较严格，价值观对立性很强，主要是分剥削阶级的思想和劳动人民的思想，并认为人的思想是可以被改造的；邓的体系里面前期还有引导，后期慢慢都放弃改造，基本接受的是“人权”的概念体系，基本对个人什么思想是放开不管了，把约束人言行事情主要交给了法律，而这个法律已经和历史和国外都一致了，就是法律主要是社会秩序与统治层秩序的维护角色。。文化传统上基本是恢复了以前的模式。。

从后来时代的变迁看，这两个人都没看错。。

童年时:爸爸真行,什么都懂.

少年时:好像有时也不对.

青年时:老头陈腐不堪,一无是处.

壮年时:爸爸当年要像我这样老练,早就百万富翁了.

开始步入中老年:有些事我应该找老头商量商量,或者他能给我出些主意.

进入老年:真可惜,爸爸去世了,说实话,他的见解非常高明.

老年:可怜的爸爸,您简直是一位无所不知的学者,可我认识太晚了.

这或者就是现代中国人对主席态度的转变吧.

我已经在超重边缘挣扎好几年了。我戴眼镜，但不是黑框的。唯独说笑的天赋我确实没有，但我和人谈话时总是希望能大家都轻松愉快些，懒厨先生对我这么郑重其事，令我感到很不轻松。

懒厨先生的几个问题，我记忆中一部分在之前似乎交流过，我这里着重说不同意见。

社会制度当然可以分类成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的经典判断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这种密不可分是历史宏观意义上的密不可分，短时间的背离是做得到的，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会就还在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

如您所说，改革开放改了经济制度，这种情况下政治制度必然也随之改变。顶层的结构确实没有大的变化，但内核则完全变了。比如说宪法第一条的内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权得不到保障。甚至是公有制企业也是如此，现在的“公有制企业”和改开之前（更确切点，国有企业改制之前）的公有制企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工人的劳动权本来是由公权力保障的，同样只有公权力才能剥夺工人的劳动权，而现在一定级别的领导想剥夺某个工人的劳动权并不是多大问题。劳动权直接关系着最基本的生存权，这种情况下，工人怎么可能真正参与企业管理？

有句俗话，叫钱大管不了钱二，您赚一万，我赚一千，我们仍然可以坐下来平等地讨论一些问题（当然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万可以通过资本运作让一千变成零）。因此改开前虽然也广泛存在贫富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但人民（基本上）是平等的，因为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是得到国家公权力保障的。而改开之后，您赚一万，我赚五千，但您随时可以砸了我的饭碗，这种情况下，我除了附和于您，不可能有什么别的选择。社会主义要达到共富，这没错；但一定程度上的共富却不一定是社会主义。

并且，共富也只可能是一定程度上的，这一点如您所说，人有私心。当然私心不光是资本家有，工农也有，理论上可以竞争从而达到某种平衡。但实际上，这种竞争是不平等竞争，个体的工农绝大多数条件下只有让步一个选择。

这又提到私心问题了，我记得上次和您交流时说过，恩格斯曾经指出“私”是社会产生的，而非生物本来的。当然我也认为，这个结论并不直观，“私”必然也有很多生物学上的原因。但很明显地，“私”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私欲”不是能与“食欲”、“性欲”等等相提并论的基本需求。人要吃饭，要繁殖，这是天定的，人管不了，但私欲则没这么简单。我前面提到，毛通过调整社会制度来解决问题，毛时代，为公客观上也是谋求私利的方法，很可能比通过自私的手段去谋求私利还有效。当然具体讨论其收益、可持续性，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无力说清。不过这对思考是个启发：现在的公私标准，放在毛时代准确吗？我认为由此多少可以看出，私确实是个社会学上的概念。

的教授。

很多工程方面的教授，写论文很有本事，但是动手就不行，远不如一般技术人员。纯理科方面的，那就更不用说了。

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有 “治校” 的欲望，热衷于此的，也绝对不会纯洁。你即便支持大学自治，也不要说些 “外行领导内行” 的牢骚，对于管理大学，教授基本上都是外行。

让我放松了许多，于是我又可以放胆胡言几句。

您说的制度的内核，我不争议，虽然我认为，依旧是共产党执政，整个国家都还是由这个党来管理的，管理的方法不一样了，内核是否有变，如何变，见仁见智吧。

关于劳动权的保障，我也承认您说的改开前后的区别，但我想补充一点是，改开前的保障，是以牺牲效率作为代价的。讲个小故事，珠三角改开初期，第一批港商来开厂，所雇佣的工人，是政府指定的，工资36元，虽然管理权归港商，但是即便迟到早退旷工，也不许开除，即便工资仅为香港工人的十分之一，港商依旧是亏本的。做也36，不做也36这句俗话就是那时候流传开的。后来没办法，折衷处理，港商提出不开除也行，但要计件算工钱，于是，就出现了早上排队等开工的盛况，而工人的实际收入是远高于36的，奇怪的是港商也开始有钱赚了，我实在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可见，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有不同生产效率。当然，哪种生产效率高，您或许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保障工作权力，另一个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人的流动性也会受到抑制，譬如有个工人在广州工作的，听说西湖很漂亮，想调动到杭州工作，改开前，估计会是异常困难吧？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种流动性可有可无，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包括我，很喜欢这种自由，在改开前，恐怕是无能为力吧？

关于您说的改开前“人民（基本上）是平等”，从经济上讲，这种平等，我个人的看法是由于物质的缺乏，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表面差距不太明显。从政治上来讲，不同级别的干部，分配的差异可以非常大，例如级别较高的，分配的房子会大一些，到了一定级别，可以有车有司机，在往上，还可以有厨师。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依旧是有等级的，只不过等级的界定，是依靠官职（或者说是权力）来界定而已。改开后，基本上就是靠金钱来划分等级了。

至于城乡差距，那是另外一个痛点了。我父母皆出自农村，文革前考上大学，我妈的村，几百人，改开前只有两个人可以考上大学，离开农村，我爸的村，只有三个人有机会出来，三伯跟我爸考上大学，四伯去当兵，退伍到了广州。没错，后来有所谓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可惜学位有限，他们的村还是没有人能出来。最近河里有人呼吁防止阶级固化，我叹一口气，哪有比那时的固化更严重的？

关于社会制度的讨论，我总结一下我的思路，就是不同的安排，会有不同的得失，这些得失计算，不同人有不同的标准，要得出共识，恐怕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最后略为谈谈私的问题，我还是倾向于私是人类的本性，只不过，人也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社会中，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大家都不笨，手法不得不变得更复杂，换言之，私这种本性，变得更隐秘而已，有没有某种制度可以改造，我非常怀疑。这一点，容我我保留不同意见吧。

无论如何，跟解甲先生讨论，实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相信您不会介意我的胡言乱语，如果哪里说得不对，还盼您点拨一二。

毛邓两位操盘手都在先后试错，试着试着就变成中国现在这个模样了

苏联路线是中央一杆子插到底，全面管制全国经济。从大跃进，中国的计划经济路线就是层层决策，条块分割，分层负责。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容易出现“大跃进”式的数额巨大而且重复低效的投资失败。最早的那次就是大炼钢铁练出饥荒，如今的大跃进失败就是房地产大跃进阻碍了经济技术升级。

的确比钱多钱少我穷你富，更接近问题实质。

如何保护劳动权，就是个政治课题了。你说靠“公权力”，但是又如何能保证“公权力”一定用在正确方向呢？提出正确方向不容易，保证正确路线的执行，更难。

有河友提出“力平衡”思想，蛮有道理。首先要使人民认识和认同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然后就要保证人民，无论阶层，都可以进行有“力”的斗争来保护自己的最大利益，比如劳动权。

在西方，这个保证是由“言论结社参政”来实现的，希望人民通过舆论自己组织，然后斗争。同时，又有“财产权”，以避免民粹。

西方（尤其米国）现在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民对什么是自己的最大利益认识不清。表现出来，就是建制派的各种“收买”手段，很能迷惑人民。

从河里的言论看，国内人民对什么是最大利益，不仅没有共识，甚至有严重分歧。所以吵架特多。。。不过，现实社会可能不是这样的，共识可能比河里大很多。

包括良种，大都是通过官员推广下去的，而且粮食产量确实有了较快增长。

而且什么时候官员都有素质差的，但当时官员的素质比现在强。

因为一个村三个出来的都来自你家，所以阶级固化？

如果说出来总数少，只要选择机制合理，那不叫阶级固化。是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问题。

大家都爱听故事。

首先放一个前情提要。

这里要接着讲的呢，是“红眼楼”的故事，那个帖子没讲完。

“红眼楼”之所以叫红眼，不是群众们看着眼红耳热，而是真正急红了眼闹了起来。我家面积是七十平米，那是分了一户出去的情况下。您可以想想原设计是多大，在那个年代确实够令人咂舌的了。

//究竟是谁或谁们、出于怎样的考虑设计成这样的，我没听说。“私心”这个东西，确实是什么时候都有的。那个年代的可贵之处不是人们没有私心，而是私心能有效地被公心所遏制。大可不必发现那个年代也有私心而感到受到欺骗、幻想破灭、如何如之何。干净的房间是因为打扫得干净，而不是不产生垃圾，不产生垃圾的房间只可能是没人的房间。

这栋楼本来是做干部楼的，消息传开后，工人们哗然了。工人们聚集到集团总部机关大楼前面，向干部示威。最终决定召开会议，重新研究分配方式。

//示威这种事情，是需要组织的。现在要，当时更要，也许在很久的将来，人民群众觉悟普遍达到了很高层次之后不要。现在对付这种事，办为首的一个“破坏生产秩序”的罪名以开除威胁，考虑到一家老小的生计不怕他不服。蛇无头而不行，示威自然就散了，但当时不行，所以工人们的意见得到了考虑。不是说坐在办公室里跟着制定计划才叫参与管理，这也是参与管理。

讨论的结果，是一户分作两户，两家共用厨卫。其中一家是干部，另一家由工人选出来（或是干部提名工人同意，这一点我知道的不是很清楚）。还有新提拔的（同时可能是民望不高甚至民怨较大的）干部没分到。这有个名目唤做“团结户”，我家的“团结户”是位老山东，革命伤残军人。记得小时候他家包饺子必送给我家一碗，油大且香，那个口味在饺子馆还真没吃到过。

//记得之前和豪哥说过改开前工人怎么监督干部，这大概是个很好的例子。当然，那个年代普遍实现这种监督不太可能，但我觉得也不是个例。

我祖父改开后应该是倒了点霉，我小时候不知道他曾经是个比较大的领导。他是得罪某大领导了还是有三种人嫌疑被靠边站了还是兼而有之，我听说的也是众说纷纭。我确知的是他最后“按离休待遇退休”，至今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待遇，大概不是正常待遇。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的原因，其实是我父亲向我普及他的光荣历史。他和我讲：“你爷爷当年比某某某、某某某（列举系统内仍很有名的老领导）都得人心，不然也分不着这套房（三楼两房朝阳，按一般标准是楼里最好的户型）”。

//出于亲情，我描述中对祖父难免有些溢美，可能让人觉得他是个正气凛然的老干部。但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他离那种形象差距很大，当然也可能与我记事时他的脾气已经改了很多有关（我父亲对他的印象和我的印象完全是两个人）。前情提要里我一个回复讲到我认为严于律己是工作方法，但他在分这套房的时候显然没有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可能是这种方法解决不了，也可能有别的考虑，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个事例，我祖父晚年有些疑神疑鬼，觉得自己得了肺癌，其实他只是一直以来呼吸系统有点毛病。总之他症状稍微严重就去医院，他看病是全额报销的，一般的老人，应该会有些经济上的考量。

//所以说我回想祖父的行事准则，与其说他是大公无私，不如说是公私分明。公家给的他就拿，公家不给他不伸手。有多位河友提到，大公无私这种作风难以推广，难以持久，我很赞同。但公私分明呢？在合理划定公私界限（这里再和懒厨先生重复一下“私”这个概念有很强的社会性因素）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行的，并且是于社会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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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一个故事来回应懒厨先生关于自由的话题，可能不太贴题：

就我所知，毛时代并不限制迁徙，只不过当时的社会形态，城市是以企业、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就我所知，城市里直接就把工作的地方叫做单位）。脱离了单位很难生存下去，换单位是比较难的，从而客观上造成迁徙的困难。

内人的养母（内人身世比较坎坷）就是在文革中迁徙的，她是嫁到了外地（这一点当时比较少见，但我知道是有些原因的），但又离婚了（这一点当时也很少见，我不知道原因），于是又在当地再嫁。可能是因为这一系列当时都很少见的举动，导致她户口有些问题。她再嫁的对象就是内人的养父，一位退伍军人，在农村当老师。毛时代是挣工分的，内人的养母参与生产队劳动有工分，内人的养父教书也有工分，一家人生活没有问题。

但改开之后，分田了，干活多把手谁都欢迎，但一个外来人想分村里的田却没那么容易，于是内人的养母没分到田。而内人的养父，因为他是退伍军人，所以他的教师是有编制的，不是民办教师。但正因为他有编制，所以田也不用分给他，那些年农村教师的待遇大家都知道。民办教师待遇固然不好，但公办的待遇就算好些，恐怕也是好得极为有限，并且一样被拖欠工资，这造成的结果，您可以想见吧？

内人当时已经上学了，一家人靠内人的养母走街串巷卖些日杂（据内人的说法，主要是袜子）维持生活。小学还好（内人的养父是小学教师），中学不是一个村的了。义务教育免学费，但杂费是要交的（据内人的说法，往往还有些乱收费）。这些钱对当时她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往往拖欠（据内人的说法，有钱也拖欠，因为有些费用可以拖到不用交）。但当时的教师们思想工作水平大概是差了一些，言语甚至行为上，对一个青春期少女来说难免就不太友善了。这事是内人的伤心事，这个故事，我是听她哭着给我讲的。

这事要看怎么说，自由嘛，至少是有卖袜子的自由了，这在毛时代大概要被判投机倒把。倘若卖袜子发了财，歌颂改开就是好来就是好，邓小平是人民大救星也不奇怪。但内人的养母并未因此发财，您觉得她对这种自由是怎么想的呢？

当然了，这事不能全怪社会，应该检讨自己没有本事。但实话实说，就我对内人养母的了解，性格坚毅，杀伐果断，已经算是难得的女中豪杰了。考虑到她没受过太多教育，也没有太多见识，又是背井离乡，找点客观理由，实在不能说是推卸责任。那么问题来了：考虑到各种客观理由，您觉得能从这种自由中获益的，是多数还是少数呢？

自由是好事，我也喜欢，甚至我还可以有点自信地说，我能从这种自由中获点益。但从国家政策上讲，兴一利必生一弊，任何好处都是有代价的。那么这个代价是值呢？还是不值呢？我在别的帖子说过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哪有什么客观答案，有什么样的立场，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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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故事了，回答懒厨先生讲到港商的问题，这问题当然存在，事实上“干多干少都一样”是改开后提出对旧时代批评里很主要的一条。既然这个说法广泛流行（我知道对这个事实有些河友有不同意见，但我就切身经历觉得确实广泛流行了），我认为不能简单归结为改开派的洗脑宣传，而是有其现实基础。但仔细想想，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宣传把戏。

改开之后，干多干少确实很不一样，但改开之前，干多干少其实也不一样，只不过“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改开前干得少，就轮不上晋级提干，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都受影响，这能叫一个样？恰恰是在港商那里，才可能是一个样的，因为港资企业很可能没有与“不得开除”这种保障工人劳动权配套的奖惩制度。我之前和豪哥讨论时提过，社会制度是一个体系，改开已经彻底破坏了毛时代的体系，因此单独提毛时代一个政策，比较而言确实可能没有优越性，甚至还是反过来的。但从体系层面上整体来看呢？

再说说“不得开除”的问题，这个被诟病为“养懒汉”。诚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我们要讲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道德。但实际上，汉，即使是懒汉，他总是要吃要喝的。而一个没吃没喝的汉，即使是懒汉，很明显地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现在的企业目的就是谋求利润，当然没必要也不应该养懒汉，但当年的企业同时也是社会组织，要考虑社会效益。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一定的社会福利，很多“纳税人”对此多有诟病，懒厨先生应该不会想不通这一政策在社会层面是有收益的。并且，社会主义多方教育，改造懒汉；这比资产阶级劫勤济懒来维持懒汉毫无希望可言的生存，甚至放任其犯罪再加以法办的行径，显然有非常强的优越性。

其实就这一点，同样可以分辨很多河友的立场。觉得人是可以教育的、对犯错的人惩罚要适当，要以挽救为导向的，这些河友是无产阶级立场的；而觉得人必须严刑峻法加以控制的、哪怕是随地吐痰都必须强烈谴责，与其划清界限的，都是资产阶级立场的。

很妙的是，这个问题上所显示的河友立场比例，与对改开态度问题显示出的不太一致。

对这个不一致我的观点是：有些人并不拥有成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资产，却有部分资产阶级意识，这种人一般称之为小资。但他们往往自居为革命者，以比谁都革命的面貌示人——这段话，应该会让我损失不少积分。

您这话“这哪有什么客观答案，有什么样的立场，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回答。”，我的说法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标准”，我不太愿意使用“立场”这个词，太容易引起纠纷了。我们的看法，本质上应该是很接近的了。

关于这个问题，“那么问题来了：考虑到各种客观理由，您觉得能从这种自由中获益的，是多数还是少数呢？”，我勉力尝试回答一下，不是抬杠，仅仅是一家之言，要是您觉得不对，尽可驳斥。

为了避免误解，我还是先定义一下“获益”，简单点，在扣除必需品之后，手头可用于改善生活的钱多了，就是获益，少了就是受损。（写完再想想，这个定义不够严谨，至少还应该考虑必需品的质量，通货膨胀等因素，今晚太累，一时无法细想，先这样吧，还请见谅）

到底是多数还是少数人获益，我个人的感觉是要看长短线之分，改开的初期，获益的恐怕还是少数。但长线来看，要我下赌注的话，我会赌获益的人占了多数。两个理由：

1. GDP的增长明显，在国际的排名，是不断上升的。但这种上升到底带给劳动人民多少具体的好处，我算不出，但我会拍脑门赌比改开前多；

2. 这种自由，意味着个人能力与职业匹配的自由，可以更大程度提高生产效率。在改开的初期，可选的职位不多，令夫人的养母生活坎坷，应该不是个例。到了中后期，这个职业选择的情况，应该明显改善了。

关于铁饭碗不得开除的问题，社会效益的说法我同意，改开前的教育做法比资本主义的做法更加优越，我也同意。但是我要补充一点，除了懒，还有一种情况是对本职工作毫无兴趣，却又没有办法更换，那个年代，工作都是政府分配的，自己能够选的不多吧，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思想教育是很难改造的吧？

总结一下，就是效率与公平无法兼得，“从国家政策上讲，兴一利必生一弊，任何好处都是有代价的”，这话，我百分百同意。

不过是碰巧都是我家出来的而已，我爷爷是贫农，没有文化。

天知道这个机制是否合理，但几十年间，几百人的村里只出来几个人，如果这不叫固化，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叫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