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与泉畔人家河友商榷军事历史，您我都不是相信官方学说的 -- 真离

７月１号左右，应该是中央直接电报陈粟谭，确定方针是四路分兵、各打各的，，歼灭敌人越多越好。感觉这时候上下都有点过于乐观。

两个纵队到鲁南，是之前孟良崮六纵潜伏鲁南出奇兵。想用同样的策略，结果此一时彼一时。。。

（好像还提到过更长远的两三个纵队出击到闽浙赣的想法。？不太确定）

到1947年７月中旬，中野攻羊山集时，几乎同时攻击汶上、济宁、滕县、邹城、临朐。结果除了中野集中全力拿下羊山；其余各处兵力不足，都拿不下。然后就是都暂时丧失战斗力。

豫东战役华野西兵团整个打残了，北撤休息，老耄三令五申打济南，都拖着。

最后还是山东兵团动手。

邱清泉又没受什么重创，何来双方都要歇口气。

国军控制了战场。

山东兵团马上拿下了兖州，

然后就是中央要拿下济南，粟裕各种叫苦。各种拖。

最后山东兵团为主拿下济南。

这就是9/10月份的事了。哪来什么顺便打临沂？

因为刘邓直出大别山，实际是由华野西兵团展开于豫皖苏，在江淮河汉间机动。

结论：真正存在的问题是刘邓陈粟两军如何合力打破顾祝同系统。而不是其他任何问题，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在战局发展中解决此问题的执行方案。

1947年5月4日，军委终于直接拍下来（不等你了，我来说）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

（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反击国军进攻）。

（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以前完毕，

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

或打郑汉，

或打汴徐，

或打伏牛山，

或打大别山，

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

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

作者：金州铁匠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814709/answer/1266742398

6月初，在同意刘邓休整至月底后，军委再次强调

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指导刘邓提高警惕、做好最坏的打算）

6月底，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向南出击。到7月23日，军委终于提出跃进大别山的计划。

华野七月分兵，军委准备以陈唐部加入中原战场。

陈唐应以一部钳制邱、吴，主力迅速行动，放手歼击陇海线上及其以北地区分散孤立薄弱之敌，扩大该区战场，钳制邱、吴于该区内，待其分散时相机歼其一部。

陈唐不可轻出陇海以南，仅在必要时可临时以一部或大部出至陇海、新黄河、淮河之间机动。

尔后，陈唐可往来陇海南北机动，并可以一部回至鲁南配合主力（刘邓）作战。（扫清刘邓的屁股）

7月29日，直出大别山的计划再次被修正，又回到了出击豫皖苏。

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

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

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根据陈粟的意见，军委又考虑陈唐与叶陶会合作战，不要过湖西以利刘邓之行动。

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

因为准备山东全军内线作战两个月，又改回去了。

变成了两个月后看（刘邓）情况，逐步向南发展，或者直出大别山。

但是！！！军委话音刚落，7月30日刘邓又决定：现在就直出大别山！

我们当面有敌19个旅，至少有10个旅会尾随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

大别山和晋冀鲁豫的联系又没人了，军委又做出部署调整：

我们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

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陈唐、叶陶到豫皖苏后，照刘邓虞电，在该区活动一时期，掩护刘邓南进。

尔后即活动于陇海南北地区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军委并询问华野的作战计划，

陈毅不在，粟裕单独回复：

西兵团目前应位于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

刘邓挺进大别山，背后必须有跟进部队。出击是一步一步来的，逐渐向前延伸。

小河会议，陈赓参加了，彭总参加了，贺龙也参加了。彭总如同支持抗美援朝一样，支持了主席的意见，在会议上指出：九十万人养九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

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解决。

有了彭总的支持（陈赓部已划为彭总指挥，彭总意见至关重要）经过这次会议，终于确定了陈赓部不去陕北，而改为出鄂豫陕。

刘邓为什么突然又改变计划变成要直出大别山了？

接到军委直出大别山的指示后，刘邓沉默。

27日，先按捺不住的是陈粟，他们说：坚决拥护新方针，在具体执行上我们有点话想说：

内线大量歼敌完全可能。

迅速插入敌后作大发展，是能逼敌迅速回头，减轻（中野的）正面压力和解放区痛苦。

但没有（华野的）根据地依托，大规模作战困难太大。

是否再内线再歼敌一个月，等九十月底，雨季过了，解决了棉衣，对我便利较多。

先派先遣队预先打下基础。

28日，刘邓：坚决拥护新方针。

（一）南渡黄河后因连续作战，战果不小，但损耗甚大，伤亡约一万三千人，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

（二）经费已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发生冬衣困难。如果在陇海路南北坚持两个月时间，并消灭其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

但我们积极做行动准备，立即休整半月。

如能在八月底补充五万新兵（包括谢陈各部），东北支援一批炮弹，则阵容更为整齐。

29日，军委同意了刘邓陈粟的意见。

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洛线，切断陇海路，调动胡宗南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作战。

29日刘邓汇报计划：

来电奉悉，当遵照准备，惟照当前情况，我必须于休整十日后再找时机歼灭王仲廉三五个旅，才能打开南进通路。

因此，恐一时难于得到很好的休整，出动时间适合势不可能，如陈士榘、唐亮兵团转到鲁西，又当别论。

我部在羊山集之战中伤亡近万。

根据目前敌情，确系很好的运动仗机会，可惜我们已甚疲劳，请考虑陈士榘、唐亮兵团接叶飞、陶勇两纵队后适时转至鲁西南打一两仗后向东，是否可能，请陈粟谭示复。

简单说：刘邓觉得部队疲劳，再打一仗有困难。需要陈唐叶飞四个纵队加入战场打这一仗。

30日，军委批准了这一计划：

如陈唐到鲁西，则与陈唐协同打一仗，然后留陈唐于路北，你们出路南。

陈唐叶陶8月1日会了师，并且向刘邓靠拢。

30日这天，刘邓突然推翻了自己提出的30日已经被批准的会合陈唐叶陶这个“甚好”的计划：

直趋大别山。

陈唐叶陶如果加入鲁西南，国军大批部队会尾随跟进。

并不是简单的陈唐叶陶从天而降，国军徒唤奈何。

很可能给国军造成一种可在鲁西南决战的态势。

陈唐叶陶加入鲁西南，会导致五军及欧兵团也跟进追击而至。这仗并不好打。

刘帅本来想合兵打一仗再去，结果发现合兵有可能引发大战，加上黄河汛情将至，于是改来改去选择了去大别山。

7月23日，伟人提出建议，刘邓直出大别山，叶陶南下闽浙赣。

7月26日，27日，两次催促刘邓，立即集结休整准备南进。

7月27日，陈粟回电，困难太大，委婉地不赞成，建议内线作战1个月后再考虑。

7月28日，刘邓回电，困难多，非常委婉地不赞成，建议先陇海路打两个月再考虑（刘邓在不赞成时提出的困难，都没考虑到（一）黄泛区行军很困难，重武器会全丢掉。（二）大别山群众基础会那么差，桂系在那边民团会搞的那么好。

在这两个以后最大的困难当时都完全没想到的情况下，就不太赞成的）。

7月29日，伟人回电，同意大家的看法，刘邓先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再说。

山东全军也两个月后再说。

7月30日，刘邓突然转向，给中央回电，准备休整半月后，就直出大别山

（伟人收到这份电报后可能也是有点懵逼的，因为伟人在7月30日也给刘邓发了两份电报，

第一份还说你们提的歼敌3-5个旅打开南进通道的计划甚好。

注意作战前至少要休整10天，同时必须两个战役间争取休息。

第二份就变成如果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那么需要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而且刘邓实际并未休整半个月，8月7日就开始直出大别山了。

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

1947年12月11日，刘撤出大别山

1948年2月19日，邓撤出大别山

1948年3月28日，主力全部撤出大别山，后撤500里。

出征时12.4万人，转出后5.86万。重武器全丢。

伟人7月29日的电报原文（详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158页，原电文见我后文附注），我们会发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是属于原电报第二点的内容，也就是陈赓兵团负责的内容，和刘邓大军并无关系，因为只有陈赓兵团才能调动胡宗南，刘邓大军并不能调动胡宗南。最后实际也是陈赓兵团调动的胡宗南。

陈谢南下吸引胡宗南，从而缓解陕北困难这个点都意义不大，因为陈谢是8月22日才强渡黄河，吸引胡宗南兵力的。

8月20日，彭总已经取得沙家店大捷，用伟人说法“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

反对造原子弹的那些人都有谁？说让陈毅元帅穿上裤子的就是他。后来运十下马的还是他。

毛对挺进大别山有几种情况的预测，最后的结果就是预测的情况最差的一种。所有你说的这些全未实现。

1月2日伟人提出挺进中原要求，经过长期准备，多次要求，6月23日中野正式行动转入外线，但是此前7个月一直都没有提出过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个选项，这是直到7月23日，已经外线出击一个月后才提出。

因为刘邓在大别山站不稳脚跟，华野西兵团提前中止了扫荡江淮河汉间，建立根据地，创造战场的任务，和陈谢发起平汉路破袭站。

小河会议决定陈庚改为出鄂豫陕，以迫使胡宗南分兵的方式帮助陕北，而不是直接加入战场。刘邓部于是有了和陈庚呼应的需要，

本来刘邓的计划战线范围向西是要到潼关的，现在陈庚来了，刘邓就要向东向南延伸，

于是直出大别山应运而生。

但是刘邓陈粟均认为不太合适，大家决定再打两个月看看。

只是刘邓突然改主意，实在是有点奇怪。

其实从后续电文看，军委在收到刘邓陈粟的意见后，对于直出大别山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性。

刘邓发电承认北渡黄河加重山东。

刘邓不愿意出豫皖苏，刘邓真实的意图是在鲁西南继续作战，这样背靠解放区，实在不行了就把部队拉到黄河以北。这事他们之前就干过。

但是主席对这个意见很大，对刘邓的要求是：不要在鲁西南磨蹭了，出击到豫皖苏。

继续呆在鲁西南这条路基本不会被批准了，剩下出击豫皖苏和直出大别山二选一，还是山上安全些。

据中野作战科科长张生华后来的回忆（见刘伯承回忆录326页），此时国军开始围过来，黄河水大涨，传言蒋要炸堤，危急。但矛盾的是文中提到在8月6日的作战讨论会议上，虽然都知道了黄河决堤风险，但许多人仍然坚持要内线多打几仗再说。而7月30日刘邓已经下决心跃进了，怎么会到8月6日的作战讨论会上还讨论要不要跃进，这又是自相矛盾的。

要求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和要求陈粟赶紧七月分兵，这两个是连续的决策，本质是一样的，结果也是类似的。最后都是刘邓和陈粟，在结束后还必须在内部做很多思想工作，宣传强调这两件事的战略意义。

1947年7月10日，伟人写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

（一）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一切区域均已将敌战略进攻停止，并已转人我军之进攻。

敌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由于地形等条件，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已能主动作战；东北及太行早已采取攻势；五台自改善领导后亦能主动作战；山东敌集中攻我鲁中，估计亦难持久，我军将逐步转人攻势。

（六）第二年我军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其它略）

此时离千里跃进大别山还有1个月，此时伟人还没提出跃进大别山。

军委48年元月的电报《对大别山区作战部署的意见》提到“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

应是主席对挺进大别山的评价。

另外刘邓吸引了国民党军的大批机动部队，使得陈粟能顺利地挺进豫皖苏，恢复豫皖苏根据地。

军委才在47年10月3日给陈粟的《陈粟部在一两个月内应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和4日给刘邓并告陈粟的《在新区作战的方针》中强调，近期应以小仗为主，分散一部分主力部队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巩固新建根据地。

“……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

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陈谢十个旅分散五个旅于豫西、陕南十余县，打民团、土匪、保甲及一团营之正规军，集中五个旅打中等规模之仗，甚有效力。

陈粟目前情况，则宜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歼敌，过一时期后，再集中六至七个旅往来机动，打中等规模之仗。此种办法可制敌死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如有有利之机，我军是不放过大歼灭战的，如47年10月24-27日之高山铺战斗。

联系上下文，伟人这段话所有目的就一个，希望陈粟刘邓配合解决大别山站不稳的困难，确立大别山根据地。并不是他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南线胜利重要环节，而是在此时此刻，大别山很困难的情况下，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对南线胜利重要。

从实际结果来看，也不是那么重要嘛，在伟人这份电报前1个月刘已经撤出了，1个月后邓也撤出了，两个月后，主力全部撤出了。

47年12月，刘邓一部向江汉、桐柏、淮西（刘率1纵进入此区）发展，注意是发展，是撤离大别山去这些地方。

48年2月，邓主力撤出大别山。

华野9月即出击外线，国民党军11月开始重兵围攻大别山。

8月底进入大别山，9月底占了20几个县。12月刘带领后指过淮河。

江汉桐柏还搞出了点样子。

邓的前指2月和大别山分手。大别山根据地全丢光。

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

过去山东啃骨头，我们在冀鲁豫就吃肉

总设计师这么说，做思想工作而已。

同志们一定感到是个谜，同志们的看法是真的，需要设计师开导。

各部队这种报告都很多，都是结果不如意的时候。

中原局都被从大别山打出来了，险些被11师包了饺子，刘帅直呼是李逵背娘，险些把娘送了虎口。

战略上是刘邓在中原北部作战失利，然后北部放是一个包围圈，所以只能选择向南

在不是解放区的地方，还是可以了。

至少补给从当地上不是一无所有。

想想西北路军，刚刚进入东北的红军，还有刚刚进入苏南的粟裕部队。

47年底，中共的军队基本上被压到黄河以北，在此情况下，就存在可以将华东地区国民党调到东北的可能性

中央军委电：

我们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

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陈唐、叶陶到豫皖苏后，照刘邓虞电，在该区活动一时期，掩护刘邓南进。

尔后即活动于陇海南北地区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军委并询问华野的作战计划，

陈毅不在，粟裕单独回复：

西兵团目前应位于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

刘邓挺进大别山，背后必须有跟进部队。

在华野大举出动之前的10月31日，鉴于刘汝明弃商丘、孙元良弃郑州，各路敌军正纷纷向徐州收缩，而中野主力（四个纵队）也已东来，粟裕特别向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在此种态势下，粟裕主动请求由“陈、邓实施统一指挥”，一方面，是“敌变我变”的形势所需，因为我两大野战军，正从原定的“配合作战”逐渐演变为“联合作战”；

另一方面，也是粟裕的高风亮节所在，他担心“陈、邓”碍于中野自身实力有限，不方便首提这项动议。

为什么粟裕只提及“陈军长、邓政委”来统一指挥，而非“刘、陈、邓”呢？前文已经说明，刘司令员当时还远在豫西，并未确定赶来徐蚌战场，毕竟牵制住敌人最精锐的黄维兵团，也是“小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军委次日复电同意了粟裕所请，即着陈、邓统一指挥战事，然而陈、邓却在11月2日的复电中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其实是陈、邓两位首长最初予以“婉拒”的意思，这里面有两层原因：

其一是中野全军只有三分之二的兵力抵达战场，华野仍然要唱绝对主角，在原定作战计划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贸然接手指挥权不太合适。

其二是有实际困难，之前中野分兵时，刘司令员、李参谋长带走了野司的电台，邓政委、陈副司令员是暂时跟随四纵司令部行动的，而陈赓手里的电台，可以跟军委联络、可以跟中野各部联络，却不能直接与华野联络。

也就是说，“粟谭”和“陈邓”两部在短时间内，尽管都可以跟军委进行联络，双方却不能直接沟通，那又如何能够“统一指挥作战”？

因此过早地实施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在条件上确实也不成熟，搞不好是要贻误战机的。

如果“陈、邓”首长当时具备指挥条件，比如陈赓纵队拥有可以跟华野联络的大功率电台和密码本，那么早在11月6日战役打响之前，我军在淮海战场就应该实现了统一指挥，恐怕后来也就不会出现关于这方面的误解和争议了。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正式下达了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命令，军委在命令电的结尾清晰指出：

“。。。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召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由刘陈邓任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解释几个问题，其一，为什么还要通知华北局？因为淮海战役的地方部队出任务，以及支前工作还包括了“冀鲁豫军区”，这是隶属于华北军区的二级军区，奉命也要临时接受总前委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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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总前委是在华野、中野的前委委员中，选择党内职务、军队职务最高的五个同志组成，由于华东局饶书记不是华野前委成员，是以不能入选（详情参看笔者之前的文章）。

其三，总前委在淮海战役进程中，有权“临机处置一切”，也就是代表中央军委行使整个战区的最高指挥权，包括作战、后勤、人事等所有方面，否则还叫什么“处置一切”？

其四，任命“刘陈邓”为常委、且以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那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在总前委成员中，以小平同志的党内排名、党内职务最高，而另外两名常委，分别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

也就是说，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三名常委，同时也是两大野战军的军政主官，掌握着绝对的军事指挥权，毕竟粟裕的职务前面还都有个“代”字，而陈毅虽然暂时挂职中野第一副司令员，仍然兼任华野军政主官。

总前委的最高指挥权，不仅仅限于组织层面，还体现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中。

“刘陈邓”考虑到黄维兵团孤军深入，与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拉开了一定距离，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更改粟裕之前提出的“包围黄兵团打而不全歼，争取诱歼东援之邱、李两兵团”的作战计划，调动原在徐州以南打阻击的中野主力和华野一部，立即转为进攻姿态围歼黄维兵团。

西柏坡的回电第一时间就到了：“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进一步指示道：“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也就是说，中央军委已将淮海战役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总前委，且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注意，这已经是军委第二次在电文中，重申“刘陈邓”有权临机处置一切，权责规定得非常清楚了。

都看过《神探狄仁杰》电视剧吧？狄阁老每每拿到的圣旨里面，都有“替天巡狩，便宜行事”之权，喏，就是这个意思。（精彩的马屁）

粟裕将军也是总前委委员，既可以参与总前委的工作和讨论，也要服从总前委的决议和命令，这是没有任何含糊的。

由于粟裕、谭震林必须坐镇华野司令部，某种意义上，淮海战役的指挥核心，其实是在中野司令部。

有一个军事常识读者必须理解：“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为败”，换句话说，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之中，近60万人民解放军和数量更加庞大的地方武装、支前队伍，只能有一个指挥中枢，如果令出多门，那不乱套了？

这一点甚至连对手也很门清，众所周知，敌人的“徐州剿总”总司令为陆军二级上将刘峙，早在1948年6月即已到任。

既然敌人都懂的简单道理，我们又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所以总前委才是淮海战役唯一的最高指挥机关，华野和中野的所有作战和调动事宜（这不就是歼灭黄维一件事吗），必须接受总前委的领导，此一点勿庸置疑！

比如战至1948年12月10日，总前委根据战场形势判断，若想保持战役的主动权，必须尽快消灭黄维兵团，因此特向全军指出：“我军当前的作战任务，主要是在倾力吃掉黄维兵团的同时，也要看住杜聿明集团”。

为此，总前委决定调动华野第3纵队、第13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加入到歼灭黄维的作战中，从而使中野能够腾出手来，与华野共同来解决杜聿明集团，充分说明总前委亦拥有华野各部的指挥权。

与此同时，华野还要分兵接替中野防务，阻住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不使其北进一步，因此刘司令员才有了“现在我们是要吃一个（黄维），挟一个（杜聿明），又要看一个（李延年和刘汝明）”的形象比喻。

这是总前委站在战役全局的高度，对战场形势的总结和部署，是对华野和中野“全军”的指示，“粟谭”直接指挥的华野也必须遵令执行。

当然，我们也必须铭记粟裕将军的重大贡献，一方面，在淮海战场上的我军部队中，华野拥兵42万人并装备较好，而中野仅有14万人且火力匮乏，因此由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必然要承担主要战役任务。

华野在总前委的领导下，圆满地完成了消灭黄百韬兵团、围歼杜聿明三个兵团的任务，打掉了徐蚌地区敌人的主力，这与粟裕将军良好的大兵团指挥能力和敏锐的战场感知力，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作为总前委成员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根据对敌人的了解，数次在军事上提出自己的建议，也得到了军委和总前委的高度认可，比如判断杜聿明可能的逃路、组织华野各纵大追击等等。

所以单从军事角度来讲，粟裕确实是淮海战役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将领，涵盖了战役构想、战役实施、战术变化等多方面，毛主席为此在战役结束后表扬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总前委的绝对领导，在战略大决战阶段，在涉及到两个以上野战军联合作战时，我军先后成立了平津战役总前委、太原战役总前委等机构，林帅和徐帅作为总前委书记，都是毫无争议的战役指挥核心。

同样，淮海战役的总前委和总前委书记，也拥有这个权限，这是“党指挥枪”大原则的重要体现，不能因为粟裕将军指挥的兵力较多、军事上发挥的作用较大，就模糊这一原则和历史事实。

如此规模庞大的战役，过分突出某位将帅的作用，明显也是不合适的，别的不说，光华野40多万人马加上大批俘虏的人吃马喂，如此巨大的后勤消耗，就不是华东局委员、华野代司令员粟裕能够解决的。

另外还要考虑级别和资历因素，笔者曾撰文说明，抗战爆发初期，新四军的军部和八路军的师部是基本平级的，“刘邓”很早就是第129师的军政首长，而“陈粟”最初仅仅是新四军下属支队的司令员、副司令员。

因此粟裕将军跟刘、陈、邓三位首长相比，党内和军内的级别确有差距，包括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到中野挂职也只能是“第一副司令员”，那么在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时，“刘陈邓”成为常委毫无争议。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9年2月间，为筹划和实施渡江战役，中央军委电令以“淮海战役总前委”改称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人员和权责不变，负责统一指挥二野、三野和两大军区的120万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949年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根据这份纲的规定，我百万雄师要采取宽正面、有重点、多路突击的战法，分别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

东突击集团：由三野的35万兵力组成，在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的指挥之下。

中突击集团：由三野的30万兵力组成，在三野副政委谭震林的统一指挥之下。

西突击集团：由二野的30万兵力组成，在二野司令员刘伯承的统一指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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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三大突击集团各由一位总前委委员统率，而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和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则坐镇总前委所在地瑶岗统筹和指挥全局。

在总前委名单和职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不难发现，粟裕将军在渡江战役中，已不再指挥三野全军，而只是统率大约半数稍强的兵力，这就意味着百万大军的指挥权和兵力分配权，完全归渡江战役总前委所有。

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权责，我们不能因为中野拖瘦了（还需要指出，中野并未继承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全部兵力）、华野壮大了，致使两大野战军的兵力出现明显差距，就认为粟裕才是淮海战役的实际指挥者。

须知两大野战军都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必须无条件执行党的指示，而“拥兵自重”这个名词，那是蒋系军队的顽疾和专属。

决战淮海——张震

在我军突入济南内城时，司令部根据侦察的情况，判断徐州之敌不会再行北援。

粟裕代司令员便立即同我们研究，下一仗在哪里打、怎样打的问题。

他的想法是：

一、经徐州以东地区南下，在海州、连云港、两淮地区作战。

其目的是削弱、孤立徐州刘峙集团，调敌出援，创造战机；

打通苏北和山东的联系，取得新的“粮仓”，以支持和准备更大规模的作战；

亦便于尔后从苏中南渡长江，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渡江任务。

二、经徐州以西重返中原地区，配合中原野战军逐次歼敌，将敌人打至（长）江边各点固守，为我军渡江创造条件。

当时，多数同志倾向于出徐州以东地区。

据此，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之时，于1948年9月24日向军委发电，提出：

“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

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

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时，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该电还提出了战役的阶段划分、兵力使用与主要歼击目标等。

这是淮海战役建议的首次提出与最初设想（小淮海）。

第二天，就得到了中野首长的同意和中央军委的批准。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复电中说：“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并估计敌黄百韬兵团即将回到新安镇地区，因此你们淮海战役的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遵照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10月9日，我们在曲阜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重心与部署。

根据情况变化，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案可选：

一是“围城打援”，以一部兵力攻打连云港、海州，调动黄百韬兵团东援，在运动中歼灭之；

二是直接分割包围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力求全歼，并以一半以上兵力打援。

与会同志多倾向于第二方案，并分析了战场情况发展的五种可能性。

10月12日，我们将讨论的意见综合上报了军委。

就在我们研究和上报作战方案期间，毛泽东主席于10月11日又发来电报，明确指出：

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

第二阶段攻歼海州等地之敌；

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淮阴、淮安）方面作战。

并要求我们（延续）采用“攻济打援”的兵力部署原则，在战役各阶段均以一半以上兵力担负箝制与打援。

（毛的）电报还提出：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州）徐（州）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以配合华野在徐州方面的作战。

此电即后来载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的著名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3天后，军委和毛主席再次对歼黄打援问题作出指示，明确了战役首战的基本打法，特别强调要促使敌人产生的第一个感觉是我军意在夺取徐州，而不是歼灭黄兵团。

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徐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的威胁，则很难赴援。

当夜，粟总召集我们开作战会议研究如何从各方迫近徐州，造成会攻徐州的态势，以保证主要突击方向顺利围歼敌军的部署。

10月23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签发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决以10个纵队及特纵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并箝制运河车站东西地区的李弥兵团，3个纵队由台儿庄渡运河南下，促使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起义，在徐州东北形成攻击态势，使徐敌不能大胆东援。

另外，3纵、两广纵队等部归中野指挥，出鲁西南从西面侧击徐州，拖住商丘、砀山地区的敌军。

为配合华野在徐州以东的战役行动，陈毅、邓小平依据军委指示，率中野主力于10月下旬解放郑州与开封，并继续东进。

刘伯承司令员率中野一部在平汉路南段牵制张淦、黄维两兵团。

这时，中央军委曾考虑：

要中野主力向南集结蒙城地区，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前出于津浦路南段。

华野则于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主力直出两淮地区，两军形成战略上的配合。

后来，陈毅、邓小平认为中野还是在陇海路先歼敌第4绥靖区部队和16兵团为宜，遂建议中野主力不出淮南，于徐州西南的永城、亳县、涡阳地区集结，逐步逼近津浦线，争取打孙元良，牵制邱清泉一部，并威胁徐蚌，与华野配合作战。

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强调为直接威胁徐州，箝制邱清泉兵团，应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徐砀两线相机行动为宜。

我们华野的作战部署，也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作了几次修订，并报告了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

10月31日，鉴于淮海战役即将发起，粟裕同志考虑到，这次（小）战役规模很大，需要华野与中野两军密切配合，便向中央军委建议，请已到达淮海前线的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

翌日，中央军委电复：“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此时，蒋介石还在“集中于徐蚌段”实施“攻势防御”和“退守淮河”这两种方案之间举棋不定，11月初，他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等最终商定集中兵力于徐蚌段两侧。他们认为：这样的部署既便于攻，又便于守，也便于撤。

因此，命令黄百韬兵团从新安镇地区西撤，确保运河西岸；邱清泉兵团以永城、砀山为中心集结；

李弥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行动；

孙元良兵团以蒙城为中心进行“清剿”，掩护津浦线西侧安全；

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守备临城、台儿庄地区；

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移驻临淮关；

第9绥靖区李延年部从海上南撤，该绥区所属的44军，后改从陇海路西撤，归黄百韬指挥。

11月4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签发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6日，我们向中央军委报告，决按已定方针发起淮海战役。

当晚，即率华野主力从赣榆、临沂、滕县、单县地区出发，以新安镇为主要目标，向南开进；

一部自宿迁向北开进。战斗，首先在新安镇北面的郯城打响。

华野指挥所开始是在临沂，后到庄坞和马头镇，指挥部队实施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与合围。

7日中午，粟裕、陈士榘和我发电给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并报军委和陈毅、邓小平。

要谭王率7、10、13纵迅速南下，切断陇海线东段（黄伯韬向西的退路），并统一指挥自宿迁北上的11纵和江淮军区两个旅，（预备）阻击邱清泉兵团东援（黄伯韬），求歼李弥兵团一部，以保障运河以东各部攻歼黄百韬兵团。

我们还建议：中野主力在歼灭刘汝明部后（未实现），宜直出徐蚌段，切断徐州邱清泉、李弥兵团等部的南撤退路（此时判断徐州集团意图退却）；

华野主力于歼灭黄百韬后，则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催促中野攻击），孤立徐州，尔后或歼黄维，或歼孙元良，或夺取徐州，则依当时情况再定。

因为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

更有利于今后之渡江作战。

所以，电请陈、邓首长和中央军委予以指示。因该电系午时（11—13时）发出，按照代码称为“虞午电”。

黄百韬兵团等待44军到达新安镇以东后，于7日自该地西撤。那时，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敌军和随同撤退的国民党地方党政机关人员拥挤桥头，争相过河，混乱不堪。

当晚，我1、4、6、8、9纵立即向敌猛追（此时认为黄伯韬必定在新安镇驻留判断失误）。

陈士榘参谋长率前指赶往第一线，直接指挥追击行动；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7、10、13纵攻占运河线的重要孔道万年闸大桥后，渡运河南下；

苏北兵团韦国清司令员、吉洛副政委指挥2、12纵与中野11纵，插向新安镇以东的阿湖地区，8日晚越陇海线，向西迂回追击。

11月8日，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使我军得以顺利地通过3绥区防地，威逼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

这是战役发起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此时，我华野部队已完全集中，阻击徐州援敌，全力解决黄百韬兵团的有利态势已经形成。

战场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连休息、吃饭都忘了。待警卫员送来点吃的东西时，这才想到饿了，随手抓点什么，边吃边围在地图前研究。

粟总同我商量，拟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乘胜扩张战果，力争将南线敌主力歼灭在徐州及其周围。我完全赞同他的想法，因黄百韬部不久将被解决，这样，我华野十几个纵队腾出手来，同中野紧密配合，就可在徐州附近打更大的歼灭战。

于是，粟总和我于8日联名向陈、邓首长和中央军委建议：

由于近来全国战场的不断胜利，蒋介石有可能采取下述两种方针：

第一，将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侯镜如部），继续留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江南及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我们不知老解放区（山东根据地）对战争尚能支持到何种程度，如尚能予以较大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更为有利。

因为从军事上讲，一旦把敌军的主力悉数歼灭于江北，那么，在尔后渡江作战和最后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就不会遇到太大的抵抗了，江南的许多城市就能免遭战火的损失，从而很快为全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所以，我们主张在歼灭黄兵团后，不必再按原定计划，以主力向（东方的）两淮进攻，而应转向（西方的）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

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地区，截断浦（口）蚌（埠）线，错乱敌之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军。

该电系8日辰时（7—9时）发出，称为“齐辰电”。

电报发出后，我们收到军委和毛主席11月7日晚来电：完全同意华野11月6日晚呈报的战役部署，

并指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华东局）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一贯作风和统帅气度。

对此，我在豫东战役时就（已经）深有感受。

这个电报，还对战役发展进程和我军歼击目标作出了预测。

认为我们第一仗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如能歼敌21个至22个师（整编旅），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

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但粟总和我仍感到切断徐州之敌的退路（宿县），不让其撤至蚌埠以南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应极力争取这一有利决战态势的形成。

就在粟裕代司令员与我商量之时，我们收到了军委和毛主席8日复示：“虞午电悉”，“估计及部署均很好”。

接着，又收到了军委和毛主席9日复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军委在9日当天的另电中，还明确指出：“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

“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

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

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军委和毛主席的来电，肯定了粟裕和我的想法，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

这样，就把原来以歼灭徐州（东部）右翼集团敌军为主的目标，扩大到求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把原来仅限于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扩大到了徐州、蚌埠地区，“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歼灭黄百韬兵团，是淮海战役的首战，对全战役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军迅速合围、分割黄兵团，以及多路逼近徐州的攻势行动，使刘峙在大战开始前几天摸不清我军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所在，直到我军已将黄百韬团团围住时，方才大梦初醒，

急忙于11月11日下达命令：

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李弥的第13兵团自徐州沿陇海铁路南北地区东进，救援黄百韬兵团；

同时，将李延年的（海州连云港）第9绥靖区机关改为第6兵团部，指挥刚从葫芦岛南撤的第54、39军，

将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机构改为第8兵团，指挥第55、68、96军，于蚌埠集结完毕后，沿津浦线北上宿县；

孙元良的第16兵团第41、47军进至符离集地区；

从确山东调的第12兵团黄维部4个军向阜阳、蒙城开进。

至此，徐州“剿总”集中了7个兵团及其他直属部队共80万人，摆开了与我军决战的架势。

这场在徐东地区的血战，极为残酷激烈。

从战役指挥上讲，此仗获胜的关键，首先在于我军除计划以主力前出运河东岸围歼敌军外，还部署了山东兵团经3绥区南插这一着棋。

这样，就在战场情况发生变化，黄百韬兵团撤逃至运河西岸之际，我7、10、13纵等部在单集、曹八集地区迎头堵截，切断了该敌退路，并与自宿迁北上的11纵等部会合，保证了追击部队对黄百韬兵团的合围，也控制了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的有利阵地。

其次，还在于有效地阻止了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

我们以7、10、11纵在徐州以东的大庙一线占领阻援阵地，由10纵宋时轮司令员、刘培善政委指挥，正面阻击邱、李两兵团；

以苏北兵团韦国清司令员指挥2、12纵、中野11纵和鲁中南纵队，向徐州东南郊急进，侧击邱、李兵团，并在大王集歼灭了由睢宁向徐州撤逃的第107军。

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歼击黄百韬兵团的行动。

为便于对部队实施及时的不间断的指挥，我华野指挥所尽量靠前，进至陇海路南土山镇附近。

这时战况报明：

在陈士榘参谋长指挥下，我追击部队已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碾庄圩地区，并在窑湾地区歼灭了第63军。

碾庄圩地区村落密集、地基高（目的是防洪水，当地称“台子”），多水塘、水沟，一个村庄由几个台子组成，台子之间是水塘、洼地，大部分村庄有围墙和外壕。其中，碾庄圩是个百余户人家的大村子，有两道圩墙和水壕，水壕宽10多米，水深1米多。李弥兵团在此驻防时已构筑有工事，黄百韬兵团到这里后，利用村庄、台子和原有工事，逐村设防，加修工事，使每个村落都成为环形的野战防御阵地。

因我军由野战迫击转入村落攻坚，未及时转换战术，仍然是猛冲猛打，在已有野战工事的敌军火力杀伤下，部队每攻一村，费时费力，伤亡较大，进展较慢。

14日晚，粟裕代司令员及时召集会议，决定调整部署：

改由指挥机构比较健全的山东兵团统一指挥，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改急袭为强攻，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近迫作业接敌，逐村逐堡攻击；同时集中榴弹炮、野炮、山炮80门，组成数个炮兵群，对敌炮兵进行压制射击，并以特纵坦克大队参战。

这样，便加快了战役进程。

随后，我华野指挥所即西移双沟附近，继续指挥阻援方向的部队行动，并密切掌握攻坚方向的进展情况。

这时，徐东阻击战也进入关键时刻。7、10、11纵打得十分英勇，尽管这一带地形开阔，除少数丘陵小山，基本上无险可守，但他们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以顽强的阻击和反击行动，死死地顶住了敌军。

邱清泉、李弥兵团集中了最精锐的第5、8、9、70军等部队，动用几百门重炮和数十辆坦克，并以空军支援，强攻了3天，才前进不到20里。

15日，顾祝同到徐州督战，刘峙决定使用总预备队第74军。

我苏北兵团的第2、12纵队与其在房村遭遇，给予迎头痛击后，我军直趋潘塘，形成了对徐州及其援敌的侧击之势。

其间，军委曾几次来电，要求我们在歼击黄百韬兵团之战接近尾声时，阻援集团放开正面，张网以待，准备合围邱、李兵团。

粟总和我研究后，作出了部署：

令7、10、11纵退至大许家以西；

苏北兵团与潘塘之敌脱离接触。（放邱李东进）

并向军委建议：

放邱、李兵团东进的时机不能过早，应视解决黄百韬兵团的进展情况而定；

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组成一个强力兵团，

或先攻徐州，

或协同中野打黄维，

或加强山东兵团歼击邱、李兵团。

军委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明确

中野在南线先打宿县之敌，然后或阻或打黄维，华野在北线歼灭黄百韬后，

首先要完成对邱、李兵团的包围，隔断徐州与邱、李的联系。

并强调不要同时打两个目标，一切等华野歼灭黄百韬和中野歼灭宿县之敌后，再定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根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16日凌晨，中野部队攻克宿县，切断了自平汉线以西赶来的黄维兵团和位于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徐州的通道，封闭了徐州之敌沿津浦线南逃的大门。

这是战役发起后的又一个大胜利，标志着淮海战役从徐东会战发展成为南线决战，为夺取战役全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态势。

11月16日，军委和毛主席电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80万人左右，

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

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

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十分敏锐地把握战争发展的形势，适时作出了这一重要决策，从而为华野与中野密切协同，实施更大规模的决战，确保歼灭刘峙集团主力于长江以北，提供了组织领导上的坚强保证。

经过重新部署后，我军于11月16日再次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攻击，至19日，在前、后黄滩歼灭了敌44军和100军残部。当晚22时，总攻碾庄，我4、8、9纵3把尖刀，一举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将敌兵团部及第25军大部歼灭，接着又直趋大、小院上，于22日全歼敌第64军及25军残部，兵团司令黄百韬毙命，64军军长刘镇湘被俘。

淮海战役首战告捷。

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我华野在中野的密切配合下，斩断了徐州之敌的右臂，共歼敌一个兵团部和6个军，1个绥靖区所属两个军大部起义，并给予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而突然的攻势面前，指挥失当，部署错乱，终于失地丧失，遭致失败。

刘峙开始既令黄百韬兵团迅速向徐州收缩，又为接应自海州西撤的44军，令黄百韬推迟两天自新安镇撤退。黄百韬兵团于11月10日进至碾庄圩时，李弥兵团却按刘峙的命令，于9日自曹八集撤往徐州。这就给我军合围分割黄兵团提供了战机。如果黄、李两兵团连接后再撤的话，将会增加我军分割合围黄兵团的困难。

据说，黄百韬阵亡前有“三不解”的哀叹：一、为什么自己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44军两天不走；二、既然在新安镇等了两天，为什么不派出部队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有东援我部之任务，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们西撤。

就这样，在战役指挥上，敌人为保住一个军，结果丢掉一个兵团，又为了保住这个兵团，结果丢掉五个兵团。敌人的指挥错误和失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又是必然的。

黄百韬兵团被全歼之际，中央军委、刘陈邓首长以及我们都在考虑下步行动问题。

经过反复商议，最后，军委和毛主席确定了在南线先打李延年、再打黄维之方针。

我们在组织攻歼黄百韬兵团的最后阶段，从战场抽调4个纵队分两批南下迎击李延年，以7个纵队监视北线邱、李、孙3个兵团，确保南线中野全力对付黄维。

我们还建议中野，可于南坪集、孙疃集线作为歼击黄维兵团的战场，得到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的肯定。

这时，中央军委的意图和部署是：

在我军作战重心逐步转向南线后，以中野全力打黄维，华野全力歼灭李延年、刘汝明部。

只要在宿县以东地区迅速歼灭李延年部，再将刘汝明部驱至蚌埠，黄维兵团就孤立了。

尔后，中野与华野密切配合，再打一个歼灭黄百韬兵团那样的大仗，取得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

粟裕同志曾经问我，在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敌军可能有几种变化？我的看法是：

一，徐、蚌、蒙三处敌军以宿县为中心对进，打通南北联系；

二，黄维兵团发现有被我包围之征候，即可能向蚌埠收缩，会合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再行北进；

三，黄维被围攻，情况紧急时，徐敌可能倾全力南援。

我比较担心的是第二种情况，因南面两路敌军分则弱、合则强。

若黄维兵团按第一种情况，从蒙城地区取捷径向宿县攻击，因这一带是我们抗战时打游击的地方，从地形上讲，河流多，皆为淮河支流，又都是西北东南流向，层层阻隔，不利于他们这样的机械化部队开进与展开。

如果他们先到了蚌埠再北进，对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能起到督战的作用。

11月23日，蒋介石将刘峙和杜聿明召至南京，训斥他们指挥无能，损兵折将，并决定以徐州之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向符离集进攻，以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和黄维兵团分向宿县进攻，以求“三路会师”，打通徐蚌线。

在徐州“剿总”的催促下，黄维兵团进展很快，其先头部队已达南坪集地区，正与中野部队激战，一部已突过了浍河。

24日上午，我们收到刘陈邓首长给我们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认为因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迟迟不进，而歼击黄维的时机甚好，

“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

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

粟裕、陈士榘和我立即于当日午时复电总前委首长和中央军委并告韦国清、吉洛：“我们当遵命，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李暂采阻击与歼灭其一部之方针”。

在北线，决以7个纵队全力阻徐敌南援，对南线的部队也迅速作出调整。

下午3时，中央军委、毛主席也给刘陈邓和我们发了电报：

“（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充分肯定了总前委首长的建议。

从24日到25日，我们作出的部署调整是，将中野11纵队归还中原野战军建制，调华野第7、11纵和特纵一部集结于宿县以南，准备参加对黄维的作战行动。

华野指挥所率10纵南下进至时村以西地区，作为预备队。

以韦国清、吉洛指挥第2、6、13纵阻击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保障中原野战军的翼侧安全。

在北线，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7个纵队（1、3、4、8、9、12、鲁中南、两广纵队）监视徐州近郊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坚决阻其南窜，以确保南线战场我军的行动。

中野于11月25日对黄维兵团达成了合围。

此时，南线的李延年兵团已撤逃蚌埠。

我们即决定留6纵在蚌埠以北监视李延年，野司率2、10、11纵北返宿县附近集结待机，以确保南线战局的顺利发展。

28日，中央军委、毛主席给总前委和我们发来电报，指出：

在解决黄维后，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的可能。

尔后，又估计敌有可能向连云港从海上逃跑。

我们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行动部署问题，有的同志主张把主力放在徐州以东及两淮地区，以防意外；

有的主张围死徐州，不让敌军出来。

粟裕认为：敌放弃徐州的可能性很大。如经连云港海运南逃，船只、码头都有困难，遭我尾追后将背海作战，招致全军覆灭；

如走两淮经苏中南逃，该地区河川纵横，不便于大兵团行动，且均为我老根据地，难于逃脱；

如沿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则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可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一举两得，故敌走此路的可能性较大。

我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和判断。

战役进行到此时，敌军撤出徐州，无论朝哪个方向逃，都已是强弩之末，再想“退守淮河”，已不大可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其与黄维兵团会合，影响中原野战军的攻黄行动。

因此，粟总和我们研究决定：华野主力成弧形部署在徐州以南的津浦线两侧，确保中野歼灭黄维兵团。

同时，待徐敌离开坚固设防的城池后，准备在野战中将其一举歼灭。

敌军企图逃跑，我们整夜都守在作战室。

12月1日凌晨得悉，徐州守敌三个兵团连同大量地方党政人员正向西南撤逃。

据已先抢占徐州的我12纵报告，他们在萧县附近俘虏了邱清泉部第200师的一名士兵。

当时，谭震林副政委判断，杜聿明集团主力还没走远，因杜不会丢下邱单独走。

我们商议后，决心追歼杜聿明集团于徐州西南地区。

粟裕代司令员即命令各纵展开迂回追击、平行追击与尾追，并将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

3日上午，杜聿明部正向永城开进途中，国民党空军派飞机空投蒋介石手谕，令杜聿明转向濉溪口，取捷径解救黄维。杜聿明明知改变行进方向凶多吉少，但对蒋介石的命令不敢不执行。这是杜聿明被俘后，我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

杜的日记，对每日生活之所得，对时局、战争之评述，颇为详尽，也有一定见解，字里行间，有不少对“老头子”（指蒋介石）指挥的不满。我认为这本日记有些价值，看完后便交给华野政治部，后来不知去向了。20世纪60年代，杜聿明先生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我们在开会时见过几次面，想起此事，总觉遗憾。假如杜先生的日记还在，我定会物归原主的。

12月4日，我军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将杜聿明集团30万之众合围，并迅速在南面组织了坚强的防御，阻止该敌与黄维兵团会合。杜部在东、北、西三面遭受我军猛攻，连续向南突击，也未能得逞。后来，杜聿明下令分路突围，接着又决定固守，结果是“锣齐鼓不齐”，孙元良的兵团部及所属第41、47军在突围时被歼，孙元良仅率少数随从逃脱。邱、李两兵团8个军20多万人，没有突围，被我逐步压缩在陈官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只好就地增修工事固守。

12月10日，陈毅司令员打来电话，说歼灭黄维兵团可能还要7至10天。

我们也感到，中野、华野在南北相距约60公里的地区内，分别围住了敌军的两个重兵集团，蚌埠北上的援敌距黄维兵团只有40公里，蒋介石正想方设法从武汉白崇禧集团中调兵增援徐州。如相持日久，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商量后，乃建议再抽一部兵力配合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先解决中间这一坨。

尔后，中野负责阻击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我华野再歼杜聿明集团。

总前委当即同意并报中央军委，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于是，华野在原已参加攻歼黄维兵团的7、13纵和特纵一部的基础上，再由陈士榘参谋长率3、11纵、鲁中南纵队和特纵一部，前往双堆集地区参战。

12月15日，黄维兵团全部被歼。

这时，我们野司在濉溪口附近的相王城，指挥部队合围和歼灭杜聿明集团。当地群众向我介绍，相王是商汤时期的一个诸侯，最早发明了马车，他赶着马车到此建城，相王城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粟总和我登上城边的相山，望着陈官庄一带浓烟滚滚的战场，听着隆隆的炮声，感到胜利已经越来越近。

此时，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经发起。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军委和毛主席两次打电报给粟裕，指示华野部队，对杜聿明集团暂时“只作防御，不作攻击”，转入战场休整。

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已40多天，甚为疲劳，时常吃不到油盐，也需要及时补充，以恢复与保持体力。粟裕、陈士榘、钟期光和我签发电报，建议华东局、军区首长慰劳参战部队，平均每人5包香烟、半斤猪肉，举行一次会餐。中央军委为此专门发电：“前线将士浴血歼敌，辛劳备至，粟陈钟张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凡不吸香烟者，得以其它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

此前，毛主席预见到歼灭杜集团已不成问题，曾于12月12日指示总前委：“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

17日，总前委在萧县的蔡凹召开会议。蔡凹村北面是条小干河底，也许是因此得名。我们华野指挥所就设在村北的一个农家。听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首长要来开会，大家都很高兴。我要机关准备会场，安排好刘陈邓首长的休息住房。准备停当后，我早早就到村子外去迎候首长。小平同志一下汽车，就风趣地说：“你们住这么大的村子，不怕飞机炸？还是要‘怕死’一点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插了一句：“现在蒋介石搬家都搬不赢，顾不上来炸我们了”。粟裕对刘伯承司令员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有17年没有见面了！”

几位首长在淮海战役即将全胜之时，相会蔡凹，都显得特别高兴。他们着重研究了明年夏季渡江作战方案和对部队整编的问题。休息时，还一起照了相。这张宝贵的5人合影，使人们今天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战斗风采。当时，总前委首长要我们华野的几个部门领导参加，但我们谁也没有靠上去。今天想来，还真有几分后悔，因为这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啊！

会后，刘伯承、陈毅同志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邓小平同志返中野司令部驻地宿县临涣集以东的小李家。

12月下旬，天气骤变，接连10多天的雨雪交加。敌军粮弹两缺，饥寒交迫，不得不靠宰杀军马、吃树皮为生，士兵饿死冻毙者日众。蒋介石不断派飞机空投粮弹，最多时每天出动120架次，但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争抢空投的大木、大饼，敌军架起机枪，互相残杀。飞行员在我对空火力射击下不敢低飞，只能在高空投放，不少空投物品飘落到我军阵地上。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队中，出现了以手表、戒指、银元、手枪等换取柴米、大饼、罐头的奇特市场。我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赠送食品、散发传单等。毛主席还专门为淮海前线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内，敌副师长以下1.4万余人携械向我投诚。经过战场诉阶级压迫苦，广大新解放士兵很快就懂得了解放军是为人民谋解放的军队，立即摘掉帽徽，调转枪口，参加我军作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即俘即补”、“即补即战”。

经请示总前委并报军委和毛主席同意，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我于1949年1月2日在蔡凹签发作战命令：决趁杜聿明集团尚未得到充分补给和动摇恐慌之际，发起总攻。首先歼灭较弱的李弥兵团残部，尔后乘胜扩张战果，歼击较强的邱清泉兵团残部。以3、4、10纵、渤海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旅，统由10纵首长指挥，由东向西攻歼李弥兵团；山东兵团指挥第1、9、12纵和35军（济南战役起义的吴化文部改编）由北向南，苏北兵团指挥第2、8、11纵、鲁中南纵队由南向北，分割邱兵团与李兵团的联系，同时防止敌军突围；6、7、13纵、两广纵队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为预备队；特纵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兵团炮兵，协同主攻部队作战。各部统于1月6日发起攻击。

6日15时30分，我军发起总攻，以绝对优势的炮兵火力，掩护步兵对据守各个村落之敌实施连续爆破，并利用20天来挖掘的交通壕，迅速突入敌阵地。仅仅用了两天时间，我军就攻克36个村落据点，敌防御体系开始瓦解。1月9日，敌军连续向西突围，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率大批战机到陈官庄地区上空助战，并投掷催泪毒气弹，掩护突围。当晚，10纵宋时轮司令员打电话给我，说敌已全线瓦解，他已令4、10纵并肩出击，楔入敌突围部队中，将其分割，现正激战。我立即报告了粟裕代司令员，他当机立断，命令我军全线展开猛攻。至10日16时，全歼杜集团，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化装成伤兵只身逃脱。通过第三阶段的作战，我军共歼灭杜聿明总部、邱兵团部及其所属的5个军和李兵团部及其所属的3个军。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一役，我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60万对80万，以少胜多，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战役规模最大、歼敌人数最多的光辉记录。毛泽东主席曾经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每当我想起淮海决战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的著名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