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岁”之行迹一 -- 桥上

——《左传》中八条涉及“岁”之行迹的段落

根据前面的讨论，由于木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且有顺行有逆行，一年之中不一定只处于一个“次”，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时间点，只有在这个时间点木星处于那个“次”，才可以认为木星此年是属于这个“次”的。

而据陈遵妫先生：“十二次是从星纪起算，以冬至点在它的中央，而十二宫则从白羊宫起算，以春分点为它的起点。”（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p 0416《第三编——星象?第十一章——十二次》），则冬至时木星“岁”之所在才是确定此年在哪一“次”的关键。

那么，如果考虑每年冬至那个点，并按夏历把冬至定为年末，从这个角度去看提到“岁”之行迹的那八条《左传》，结论是什么呢？下面分别讨论：

第一条和第二条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菑，阴不堪阳。蛇乘(chéng)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襄二十八年传》（p 1140）（09280101））（093、097）。

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 （100000）之《颐》 （100001），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襄二十八年传》（p 1143）（09280802））（094）。

这两条在同一年，即BC545年，此年木星一直在房、氐二宿（这两宿以及下面的心宿均属于十二“次”之大火）徘徊逗留，然后开始顺行离开，十一月跨过心宿，十二月进入尾宿（属于十二“次”之析木）。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析木”。而无论“岁在大火”或“岁在析木”（尾、箕二宿），显然都与“岁在星纪”（斗、牛二宿）或“淫于玄枵”（女、虚、危三宿）不符，差距在一“次”到三“次”（星次排列：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

第一条中关于“蛇乘龙”杨伯峻先生有注：“古人以岁星为木，木为青龙。而次于玄枵，玄枵相当女、虚、危三宿。虚、危古以为蛇。龙行疾而失位，出虚、危宿下，龙在下而蛇在上，故曰蛇乘龙。”

这一条下面所接的是下年“郑之罕，宋之乐”救荒之事（可参见《《左传》中的成语03附：乐喜为政》与《春秋左传注读后_补充与修正_西宫之乱11》），则“岁在星纪”以下都不必要，当为后人掺入。或可保留“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第二条中关于“以害鸟、帑”杨伯峻先生有注：

杜《注》：“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失次于北，祸衝（冲）在南。南为朱鸟，鸟尾曰帑。鹑火、鹑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论岁星过次，梓慎则曰宋、郑饥，裨灶则曰周、楚王死，《传》故备举以示卜占唯人所在。”朱鸟即朱雀，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之总称。鹑火在二十八宿中为柳、星、张三宿，鹑尾为翼宿及轸宿。

如上面所列，“鹑火”、“鹑尾”离当时岁星所在（无论是大火还是玄枵）都相当远，杜预的意思似乎是岁星所在位于所要“害”的地方之相应“次”正对面（中间隔着五“次”），才会有“害”。与鹑火、鹑尾正对面的正是星纪、玄枵。不过无论岁星在不在要“害”那地方相应“次”之正对面，裨灶所言都可有各种解释使其成立，裨灶也没说本年岁星应该在哪一“次”。当然裨灶的发言与本段下面所接的本年“楚康王卒”之事（可参见《《左传》中的成语14附：晋楚弭兵6》）没有必然联系，不是没有后加的可能。

不过我们可以关注的是“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和上面一条中“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类似，都反映当时（不知是哪个当时）的人们已经观察到岁星（木星）运动不是那么均匀，且不那么符合十二“次”的设想。

下面是BC545与BC543木星行迹，图中篮色数字代表月日，与之相连的蓝点代表该月日木星所在，顺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下，逆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上；左面一组是BC543年木星行迹，右面一组是BC545年木星行迹，底图割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一书初版所附《天文图》：

第三条

于子蟜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襄三十年传》（p 1177）（09301006））（098）。

这里涉及两个年份，一个年份是前面的BC554年——襄十九年，即“子蟜之卒”那年，此年木星一月在女宿，以后则在虚、危二宿徘徊逗留（此三宿都属于十二“次”之玄枵）。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木星处于危宿，是“岁在玄枵”。另一个年份是十一年后的BC543年，即此条《左传》所属的襄三十年，也即“及其亡也”之年，此年木星一月至十一月在斗宿与牛宿之间徘徊逗留（二宿属于十二“次”之星纪），十二月时进至牛宿与女宿之间（女宿属于十二“次”之玄枵）。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则木星位于女宿，也是“岁在玄枵”。“岁在玄枵”与“岁在降娄”（奎、娄二宿）差了两“次”，与“岁在娵訾”则只差一“次”。到“其明年”，BC542年，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木星同样位于危宿，仍是“岁在玄枵”，与“岁在降娄”就差了两“次”了。不过在此年年末冬至（1222）时，木星已经很接近室宿（属于十二“次”之娵訾），或可云乃“岁在娵訾之口”，只不过差了一年。

总之，在我看来，此条《左传》前半段之（于子蟜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应该是原有的，不是后人能编出来的，其以下所言天象与实际不符，当为后人掺入。而“降娄中而旦”是每年在阳历六月下旬都会出现的天象，这事如果发生在下一年BC553年，则才会有“岁在降娄”且“降娄中而旦”的天象。因此只有“岁在降娄，”和“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这两段最可能是后掺的。当然，据刘坦先生，“降娄”的名称也是后起的。至于“伯有”流亡乃至被杀事，可见《《左传》人物事略31：良霄——犹能为鬼》及其下各帖。

第四条和第五条

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昭八年传》（p 1305）（10080603））（109）。

此年是BC534年，此年木星一到十月在角、亢二宿徘徊逗留（二宿为十二“次”寿星所在），十一月、十二月进入氐宿，向房宿方向移动（二宿均属于十二“次”之大火）。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大火”，与“今在析木之津”（《尔雅?释天》：“析木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差一“次”（箕属十二“次”之析木）或两“次”（斗属十二“次”之星纪）。不过“析木之津”既是指“箕、斗之间汉津”，则意味着该年年末冬至（1222）时木星是跨在析木（尾、箕二宿）、星纪（斗、牛二宿）两“次”之间，也说明古人（不知何时）已认识到岁星运行不是按照一年一“次”来的。

夏四月，陈災。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昭九年传》（p 1310）（10090401））（109）。

此年是BC533年，此年木星一到九月在房、氐二宿徘徊逗留，十月进入心宿（以上三宿为十二“次”之大火所在），十一月、十二月在尾宿（尾宿属于十二“次”之析木），或可认为是“淫于析木”。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析木”，与杜预所云“是岁岁在星纪（斗、牛二宿）”差了一“次”。

上面那段后面所接的是五十六年后楚再度“灭陈”之事，则“岁在鹑火”至“且”不必要，可能是后来者加上去的。或者颛顼“岁在鹑火，是以卒灭”之类的话是当时（不知是哪个当时）的传说。

下面那段后面所接的也是楚再度“灭陈”之事，则“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不必要。此段与上段所加当是一体。

另外，楚再度“灭陈”是在BC478年，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该年正是“岁在鹑火”（属于十二“次”之鹑火的有柳、星、张三宿），有认为据此可看出《左传》的成书与此时相距不远。

说到“岁五及鹑火”，则BC533年以后，到BC478年，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岁在鹑火”的年份分别是BC525年（在张宿）、BC513年（亦在张宿）、BC501年（仍在张宿）、BC490年（在柳宿）、BC478年（亦在柳宿），正好是五个年份，但按十二年一个周期看则错动了一年（BC501年与BC490年间隔只有十一年），且所在的宿亦有变动。

下面是BC534——BC531木星行迹，图中篮色数字代表月日，与之相连的蓝点代表该月日木星所在，顺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下，逆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上；自右至左依次是BC534年、BC533年、BC532年、BC531年之木星行迹，图中可见逆行周期所在时段逐渐向后（左）推移；底图割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一书初版所附《天文图》：

第六条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昭十年传》（p 1314）（10100101））（094）。

此年是BC532年，此年木星一到十月在箕、尾二宿徘徊逗留（箕、尾二宿属于十二“次”之析木），十一月、十二月在斗宿内向牛宿方向移动（斗、牛二宿属于十二“次”之星纪），或可认为是“淫于星纪”。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星纪”，与“岁在颛顼之虚”即“岁在玄枵”（女、虚、危三宿）差了一“次”。

此段下面所接的是本年“（秋七月）戊子，晋侯-彪卒”之事（可参见《《左传》中的成语14附：晋楚弭兵13》），则“兹岁在颛顼之虚，”可不必要。但“有星出于婺女”似为当时实录，亦见《竹书纪年》，据说是超新星现象。

第七条

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昭十一年传》（p 1322）（10110201））（109）。

此年是BC531年，此年一月木星在斗宿和牛宿之间，二到十一月在牛宿徘徊逗留（斗、牛二宿属于十二“次”之星纪），十二月进入女宿（女宿属于十二“次”之玄枵），或可认为是“淫于玄枵”。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玄枵”，与“岁在豕韦”（《广雅》云“营室谓之豕韦”，营室即室宿，属于十二“次”之娵訾）差了一“次”。

此段下面所接的是两年后“（楚）平王封陈、蔡”之事，则“岁在豕韦，”及“岁及大梁，”不必要，当为后人掺入。

另外，“蔡复，楚凶”在BC529年，或者“岁及大梁”原为“三岁”（三个年头）。而该年年末冬至（1222）前后木星在奎宿，属于十二“次”之降娄，与大梁差一“次”。下面再列一遍十二“次”之顺序：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

第八条

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昭三十二年传》（p 1516）（10320201））（132）。

此年是BC510年，此年一到八月木星在亢宿徘徊逗留（亢宿属于十二“次”之寿星），九到十一月在氐宿，十二月进入房宿（氐宿和房宿属于十二“次”之大火），或可认为是“淫于大火”。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大火”，则与“越得岁”之各种解释其中一种相符，由于其时已接近岁星十二“次”与实际天象符合最好的时段，这也是可以预见到的。而且这里没出现“大火”这种可能后起的名称，因此这一段不像是后人掺入。

而在三十七年后“越灭吴”那年，即BC473年，木星一到十月在尾宿徘徊逗留，十一月经过箕宿（尾宿和箕宿属于十二“次”之析木），十二月进入斗宿（斗宿属于十二“次”之星纪）。年末冬至（1222）前后，木星在斗宿，或可认为是“淫于星纪”。

下面是BC510与BC473木星行迹，图中篮色数字代表月日，与之相连的蓝点代表该月日木星所在，顺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下，逆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上；左面一组是BC473年木星行迹，右面一组是BC510年木星行迹，底图割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一书初版所附《天文图》：

————————————————————

《左传》由于其教材的性质，应是累积的形成的，并非出自一人一时，最早的内容与最后的内容之成文应相隔百年以上，其后从口头传承到成书可能又经过若干年，则难免驳杂。试看今日之教材，很多都非出自一人之手，且几十年内、乃至十几年内，也总要经过数次变动，更别说经过百年以上了。同时，《左传》文本和绝大多数古籍一样，成书后难免还会掺入后人的东西，如此处讨论的多数关于十二“次”的内容。但《左传》提供了春秋时期大半宝贵的史料，并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倾向，应该无疑。

约合11.862地球年。查书就能知道，不用这么复杂吧。

——帛书《五星占》呈现的十一个周期

在马王堆墓中曾出土一部被定名为《五星占》的帛书，记录了BC170年以前古人观察到的五大行星之运行状况，据说对于金星的观测十分精准，但其中对于木星的观测更十分有意思，反映古人已经观察到其实木星并非按十二“次”而是按十一个周期运行的。下面是《五星占》中提及的与木星有关的十三次天象：

木星于_正_月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名為攝提格

其明年_二_月與東壁晨出東方，其名為_單閼

其明年_三_月與_胃_晨出東方，其名為_執徐

其明年_四_月與_畢_晨出東方，其名為大荒落

其明年_五_月與東井晨出東方，其名為_敦牂

其明年_六_月與_柳_晨出東方，其名為_協洽

其明年_七_月與_張_晨出東方，其名為_涒灘

其明年_八_月與_軫_晨出東方，其名為_作鄂

其明年_九_月與_亢_晨出東方，其名為_閹茂

其明年_十_月與_心_晨出東方，其名為大淵獻

其明年十一月與_斗_晨出東方，其名為_困敦

其明年十二月與_虛_晨出東方，其名為赤奮若

其明年_正_月與營室晨出東方，_復_為攝提格

其中明确说到前十二次天象之间的十一个间隔各耗时十三个月（未计闰月），只有最后两次天象之间那个间隔耗时一个月（或两个月，如果年底置闰）。

而在这个只耗时一个月的短间隔中，因为二十八宿之分布本就不十分均匀，木星的运行也不是匀速的，且虛（赤奮若）与營室（攝提格）间隔相对比较小，木星运行若是处在顺行且速度较快的阶段，也就勉强能够仅用一个月即从虛宿跨过中间的危宿及时运行到下一宿營室。

另外，这里的營室与東壁相当于后世的室宿和壁宿，但在十二“次”中都属于同一“次”——娵訾，且这里也没出现与后世析木那一“次”相应的、占位相当广的尾宿和箕宿。因此，如果把《五星占》这里的十二种位置称谓：

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鄂，閹茂，大淵獻，困敦，赤奮若；

与后来的十二“次”：

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

相比，虽然有将二者一一对应的，但其各自所包含的“宿”显然不尽相同，且其含义也未必相同，在《五星占》这里的攝提格等十二种称谓甚至可能未必有十二“次”的意思。

我利用Stellarium软件搜寻了BC170年前符合上面《五星占》中所述天象的时段，在BC177年以前，离着最近的，应是从BC224（-223）年冬至前后那个月开始，到BC209（-210）年春分前后那个月结束，约十四年多，按夏历最符合《五星占》的上述描述，还包括其前后各三十年左右，也可以说是大体符合《五星占》的描述。

下面是这一段长安BC224——BC209木星分别与十二个不同的宿一起“晨出东方”情景的Stellarium软件模拟图，共十六张，图下侧标出的时间之第一项，如“-223”，是天文年，加一以后才是公元前年（BC224）；各图对应时间都在二十四节气所谓“中气”前后，或可认为分别处于夏历的一至十二月；图中红线是木星轨道，黑线是其它行星和卫星的轨道。从这些图或可了解古人所说分别与十二宿一起“晨出东方”时木星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观察上面图中木星与相应一起“晨出东方”各宿的关系，按同样标准考虑，就可发现，尽管处在顺行且速度较快的阶段，木星一个月运行的距离仍是有限的，在第二张图和第三张图中（还有倒数第三张图和倒数第二张图中）与木星一起“晨出东方”的，仍然既可以认为前后分别是虛和營室，也可以合并认为只是虛或只是營室，并不需要把小间隔那一个月单独分离出去。而这一合并，就变到十一个周期了。

其实在BC177年以前不久，还有更符合《五星占》描述的时段，是从BC295（-294）年冬至前后那个月开始，到BC280（-279）年春分前后那个月结束这十四年多，其前后各约三十多年也大体符合《五星占》的描述。但这个时段与上述时段按十二年一个的循环看，不在同一循环系统内，而是错开了一年。当然，由于木星运行周期与太阳年并不一致，且木星到底与哪一宿一起“晨出东方”也有不同归算方式，这也正常。

如果按同样标准考虑，其中也可以合并认为在十二年一个的循环中，最后一年的十二月与下一循环头一年的正月，木星只是与虛或只是与營室一起“晨出东方”的，从而变到十一个周期。

另外，在《五星占》木星部分还开列了另一张表，记载从BC246年（秦始皇元年）到BC177年（汉文帝三年）的七十年间每十二年一个循环木星在不同年不同的月份与十二个不同的宿一起“晨出东方”的情况，其中包含了我上面那些图中展示的那一段及其前后各约三十年，木星与各个宿一起“晨出东方”的年月按夏历也相同。就是说，二者提到的可以是同一段。

此表中那十二个宿依次是：

室，壁，娄，毕，井，柳，张，轸，亢，心，斗，虚。

而上述每十三个月移动一“位”、木星与之“晨出东方”的那十二宿依次是：

室，壁，胃，毕，井，柳，张，轸，亢，心，斗，虚。

两相对比，其中只有娄宿换成了相邻的胃宿，这也是因为各宿相距本不均匀，木星行迹也有变化且观察者归算角度亦未必相同吧。

由于上述表中也描述的是木星“晨出东方”时所在位置，则因为各宿在一年中晨出东方的时间都有固定时段，二者描述的实际是类似的现象，即木星大约十三个月移动一“位”。只在室宿和虚宿之间，是一个月或两个月（如果闰月在年底）就要移动到位的。所以，其实也是很容易变到十一个周期。

据陈遵妫先生：

木星合日前后约三十三日间，位于太阳近傍，无法观测。过了这期间，木星在日出前，出现于东方天空中，叫做“晨始见”。这是间隔三百九十九日，即一年又一个月余所发生的现象，《汉书?律历志》已载有这个日数。（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p 0808《第四编——天文测算?第七章——天体观测?一、五星观测》）。

由此可见，到那时古人已认识到这个约十三个月的小周期，所以才有隔十三个月观察木星与不同的宿一起“晨出东方”的安排。这也是一种巧妙的设计，既迁就原有十二“次”的概念，又迎合木星运行的实际周期。这种设计只差再进一步，就可以走向更符合木星实际运行的认识，从而不再使用木星作为年的标志。但后来由于十二年一循环这个概念与干支之类古人原有概念非常契合，木星实际运行与太阳年的不合拍又正好有利于星占术的发挥，为当时即将失业的多数星占术士——也是当时主要的天文观察者找到了用武之地，于是这个认识就被淹没了，把木星与年联系起来的做法又延续了上百年，为后世留下不少麻烦。

比《五星占》稍晚几十年的《淮南子?天文训》亦有木星每次相隔十三个月、在不同的月与不同“次”一起“晨出东方”的记载，使用的也是攝提格等十二种称谓，但二十八宿的归属等已改变到与后世十二“次”极相似的系统，与木星一起“晨出东方”的已不止一宿，而是该“次”内所有宿，增加了灵活性，以适应“超辰”带来的变动。其中未明确提及十二年最后那年与下一循环开始那年之间会有一个仅一或两个月的短周期，还是模糊的默认了十二“次”，应该说不但没有比《五星占》再进一步，反而退步了。

下面是帛书《五星占》的图片，出自《占卜天文书籍》：

《五星占》观察者所处的是天下扰攘的时代，从秦始皇到汉文帝，从秦并六国到楚、汉相争，这位观察者（或者是父死子继）坚持持续不断的专注观测五大行星运行七十年，终于有所发现，不能不让人感慨。而后人没能及时在这发现基础上更进一步，也使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