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岁”之行迹一 -- 桥上

——没有十二“次”，只有十一个周期

古代曾有一个时期，“岁”是指木星，后来古人观察到木星（岁）大约每十二年移动一周天，于是他们把天空分为十二份，称为十二“次”，认为木星是每年从一“次”移动到另一“次”，就此把岁（木星）与年联系到一起，把年也称为“岁”。

郭沫若先生在《金文丛考》中曾指出：“就子和子釜歲（岁）字以觇之，寔乃戉之象形文”，“左右二圆点之象形文，变而为左右二止形之会意字，而歲字以成。是故歲本戉之异文。起用为木星之名者，乃第二段之演进”。“由歲星更孳乳为年歲字，由年歲字更孳乳为歲祫字之祭名。经诸演进而歲与戉分化，歲失其本意遂为形声字矣。”（《汉语大字典》）。

下面是利簋铭文全拓，右下角即是与子和子釜上类似的“歲”字，图片出自《武王伐商的记录——利簋铭文》：

所以《左传》中出现的“岁在”某处，就是指木星移动到了某处，这个某处常常是指某“次”。但木星（岁）的行程到底如何，我还没见到详细的描述。现在有天文演示软件，我们就可以反复地来模拟对于地球上观察者而言的不同时间的星空。为此，我下载了Stellarium软件，检索那时的“岁”之行迹。

考虑一个古代天文观测者，他已在前辈努力的基础上有了对每年恒星运行的清晰概念、有了天球上角度和位置的概念和度量（好比十二“次”和二十八宿、好比把赤道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他又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稳定的条件进行观察，如果他对木星（岁）进行专门的观测和计算，那么他会发现什么呢？

据我的体验，除了木星（岁）运行一个循环用不到十二年、大约每过八十多年、十二“次”相应的年份就会错动一年（超辰）之外，古人还应观察到木星（岁）运行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所谓逆行，这里我把木星（岁）和太阳运行方向相反时称之为木星（岁）的顺行（古人称为右旋），而和太阳运行方向相同时则称之为木星（岁）的逆行（古人称为左旋），但木星（岁）顺行的时间和移动行程都远大于逆行。

木星（岁）这种逆行大约持续四个月左右，在其前后各三个月左右的两段顺行行程是和这段逆行的行程重叠的，然后又是大约三个月左右不重叠的顺行行程。这种“重叠地顺行——逆行——又重叠地顺行——再快速而不重叠地顺行”之过程共耗时约十三个月多，可称为一个小周期。因此，木星（岁）的周期不是比一年略短，而是比一年稍长；不是十二年不到有十二“次”，而是十二年略多几天只有十一个小周期；也因此，不仅是超辰问题导致木星（岁）不能用于纪年，而且木星（岁）本身的小周期也与我们的“岁”（年）格格不入。

例如，从2005年10月8日到2017年10月8日，木星在天球上移动了360?有余，但包含逆行的小周期只经过了11个，分别是：

01.——2006年03月06日惊蛰前后到2006年07月07日小暑前后逆行约四个月，

02.——2007年04月05日清明前后到2007年08月08日立秋前后逆行约四个月，

03.——2008年05月05日立夏前后到2008年09月07日白露前后逆行约四个月，

04.——2009年06月21日夏至前后到2009年10月08日寒露前后逆行约三个半月，

05.——2010年07月23日大暑前后到2010年11月22日小雪前后逆行约四个月，

06.——2011年08月23日处暑前后到2011年12月22日冬至前后逆行约四个月，

07.——2012年10月08日寒露前后到2013年02月04日立春前后逆行约四个月，

08.——2013年11月07日立冬前后到2014年03月06日惊蛰前后逆行约四个月，

09.——2014年12月07日大雪前后到2015年04月03日清明前后逆行约四个月，

10.——2016年01月06日小寒前后到2016年05月05日立夏前后逆行约四个月，

11.——2017年02月03日立春前后到2017年06月05日芒种前后逆行约四个月。

下面是“岁”行十一“次”示例图：

上图利用了王力先生《古代汉语》初版所附《天文图》作为底图；图中蓝色圆点和其下细的蓝色竖线代表木星顺逆行转变位置，稍粗的蓝色竖线代表这十二年开始时和这十二年结束时木星运行所到位置，图底部粗糙的蓝色横线代表木星运行三遍的区域，横的淡紫色箭头代表木星顺行区域及方向。

很明显，木星（岁）的运行每周天11.8622年只有约十一个小周期，没有十二“次”。

这在数学上其实也是明显的，我拟了个粗略的运算公式，简化假设木星（岁）和地球分别以太阳为中心沿圆形公转轨道转动，二者的轨道在同一平面上，地球轨道半径1.496亿公里，木星轨道半径7.7833亿公里。

从中可见，木星（岁）每运行大约360?，只会出现十一次顺行转逆行再转回顺行的小周期。下面是算式：

木星（岁）在观察者眼中位于天球的角度=

arc tan{[5.203 sin（C+α）- sin（11.8622α）] /[ 5.203 cos（C+α）-cos（11.8622α）] }

5.203是（木星公转轨道半径/地球公转轨道半径）；

11.8622是木星公转周期（年）；

（11.8622α）是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角度（?）；

C是由木星和地球在公转轨道上之角度差产生的初始值（?）；

（C+α）是木星在公转轨道上的角度（?）。

在C=0这个特定情况下，α就是木星（岁）在公转轨道上的角度，于是有：

木星（岁）在观察者眼中位于天球的角度=

arc tan{[5.203 sin（α）- sin（11.8622α）] /[ 5.203 cos（α）-cos（11.8622α）] }

以上忽略了木星和地球的公转轨道都不是正圆且两者不完全在一个平面上，但对结论应该没有实质影响。

我利用Excel作图得到了根据上面算式计算出的随着地球绕太阳的运动木星在地球人眼中在天球上运动的情况，横坐标是α（约11.8622年转360?），纵坐标是木星（岁）在观察者眼中位于天球的角度，下面就是木星运行示意图：

根据计算结果和上图，可以看出，这十一个小周期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角度接近4324?，比十二年多不到四天。

当然，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是明显的事实，只不过他们不屑于广而告之罢了。

——帛书《五星占》呈现的十一个周期

在马王堆墓中曾出土一部被定名为《五星占》的帛书，记录了BC170年以前古人观察到的五大行星之运行状况，据说对于金星的观测十分精准，但其中对于木星的观测更十分有意思，反映古人已经观察到其实木星并非按十二“次”而是按十一个周期运行的。下面是《五星占》中提及的与木星有关的十三次天象：

木星于_正_月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名為攝提格

其明年_二_月與東壁晨出東方，其名為_單閼

其明年_三_月與_胃_晨出東方，其名為_執徐

其明年_四_月與_畢_晨出東方，其名為大荒落

其明年_五_月與東井晨出東方，其名為_敦牂

其明年_六_月與_柳_晨出東方，其名為_協洽

其明年_七_月與_張_晨出東方，其名為_涒灘

其明年_八_月與_軫_晨出東方，其名為_作鄂

其明年_九_月與_亢_晨出東方，其名為_閹茂

其明年_十_月與_心_晨出東方，其名為大淵獻

其明年十一月與_斗_晨出東方，其名為_困敦

其明年十二月與_虛_晨出東方，其名為赤奮若

其明年_正_月與營室晨出東方，_復_為攝提格

其中明确说到前十二次天象之间的十一个间隔各耗时十三个月（未计闰月），只有最后两次天象之间那个间隔耗时一个月（或两个月，如果年底置闰）。

而在这个只耗时一个月的短间隔中，因为二十八宿之分布本就不十分均匀，木星的运行也不是匀速的，且虛（赤奮若）与營室（攝提格）间隔相对比较小，木星运行若是处在顺行且速度较快的阶段，也就勉强能够仅用一个月即从虛宿跨过中间的危宿及时运行到下一宿營室。

另外，这里的營室与東壁相当于后世的室宿和壁宿，但在十二“次”中都属于同一“次”——娵訾，且这里也没出现与后世析木那一“次”相应的、占位相当广的尾宿和箕宿。因此，如果把《五星占》这里的十二种位置称谓：

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鄂，閹茂，大淵獻，困敦，赤奮若；

与后来的十二“次”：

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

相比，虽然有将二者一一对应的，但其各自所包含的“宿”显然不尽相同，且其含义也未必相同，在《五星占》这里的攝提格等十二种称谓甚至可能未必有十二“次”的意思。

我利用Stellarium软件搜寻了BC170年前符合上面《五星占》中所述天象的时段，在BC177年以前，离着最近的，应是从BC224（-223）年冬至前后那个月开始，到BC209（-210）年春分前后那个月结束，约十四年多，按夏历最符合《五星占》的上述描述，还包括其前后各三十年左右，也可以说是大体符合《五星占》的描述。

下面是这一段长安BC224——BC209木星分别与十二个不同的宿一起“晨出东方”情景的Stellarium软件模拟图，共十六张，图下侧标出的时间之第一项，如“-223”，是天文年，加一以后才是公元前年（BC224）；各图对应时间都在二十四节气所谓“中气”前后，或可认为分别处于夏历的一至十二月；图中红线是木星轨道，黑线是其它行星和卫星的轨道。从这些图或可了解古人所说分别与十二宿一起“晨出东方”时木星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观察上面图中木星与相应一起“晨出东方”各宿的关系，按同样标准考虑，就可发现，尽管处在顺行且速度较快的阶段，木星一个月运行的距离仍是有限的，在第二张图和第三张图中（还有倒数第三张图和倒数第二张图中）与木星一起“晨出东方”的，仍然既可以认为前后分别是虛和營室，也可以合并认为只是虛或只是營室，并不需要把小间隔那一个月单独分离出去。而这一合并，就变到十一个周期了。

其实在BC177年以前不久，还有更符合《五星占》描述的时段，是从BC295（-294）年冬至前后那个月开始，到BC280（-279）年春分前后那个月结束这十四年多，其前后各约三十多年也大体符合《五星占》的描述。但这个时段与上述时段按十二年一个的循环看，不在同一循环系统内，而是错开了一年。当然，由于木星运行周期与太阳年并不一致，且木星到底与哪一宿一起“晨出东方”也有不同归算方式，这也正常。

如果按同样标准考虑，其中也可以合并认为在十二年一个的循环中，最后一年的十二月与下一循环头一年的正月，木星只是与虛或只是与營室一起“晨出东方”的，从而变到十一个周期。

另外，在《五星占》木星部分还开列了另一张表，记载从BC246年（秦始皇元年）到BC177年（汉文帝三年）的七十年间每十二年一个循环木星在不同年不同的月份与十二个不同的宿一起“晨出东方”的情况，其中包含了我上面那些图中展示的那一段及其前后各约三十年，木星与各个宿一起“晨出东方”的年月按夏历也相同。就是说，二者提到的可以是同一段。

此表中那十二个宿依次是：

室，壁，娄，毕，井，柳，张，轸，亢，心，斗，虚。

而上述每十三个月移动一“位”、木星与之“晨出东方”的那十二宿依次是：

室，壁，胃，毕，井，柳，张，轸，亢，心，斗，虚。

两相对比，其中只有娄宿换成了相邻的胃宿，这也是因为各宿相距本不均匀，木星行迹也有变化且观察者归算角度亦未必相同吧。

由于上述表中也描述的是木星“晨出东方”时所在位置，则因为各宿在一年中晨出东方的时间都有固定时段，二者描述的实际是类似的现象，即木星大约十三个月移动一“位”。只在室宿和虚宿之间，是一个月或两个月（如果闰月在年底）就要移动到位的。所以，其实也是很容易变到十一个周期。

据陈遵妫先生：

木星合日前后约三十三日间，位于太阳近傍，无法观测。过了这期间，木星在日出前，出现于东方天空中，叫做“晨始见”。这是间隔三百九十九日，即一年又一个月余所发生的现象，《汉书?律历志》已载有这个日数。（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p 0808《第四编——天文测算?第七章——天体观测?一、五星观测》）。

由此可见，到那时古人已认识到这个约十三个月的小周期，所以才有隔十三个月观察木星与不同的宿一起“晨出东方”的安排。这也是一种巧妙的设计，既迁就原有十二“次”的概念，又迎合木星运行的实际周期。这种设计只差再进一步，就可以走向更符合木星实际运行的认识，从而不再使用木星作为年的标志。但后来由于十二年一循环这个概念与干支之类古人原有概念非常契合，木星实际运行与太阳年的不合拍又正好有利于星占术的发挥，为当时即将失业的多数星占术士——也是当时主要的天文观察者找到了用武之地，于是这个认识就被淹没了，把木星与年联系起来的做法又延续了上百年，为后世留下不少麻烦。

比《五星占》稍晚几十年的《淮南子?天文训》亦有木星每次相隔十三个月、在不同的月与不同“次”一起“晨出东方”的记载，使用的也是攝提格等十二种称谓，但二十八宿的归属等已改变到与后世十二“次”极相似的系统，与木星一起“晨出东方”的已不止一宿，而是该“次”内所有宿，增加了灵活性，以适应“超辰”带来的变动。其中未明确提及十二年最后那年与下一循环开始那年之间会有一个仅一或两个月的短周期，还是模糊的默认了十二“次”，应该说不但没有比《五星占》再进一步，反而退步了。

下面是帛书《五星占》的图片，出自《占卜天文书籍》：

《五星占》观察者所处的是天下扰攘的时代，从秦始皇到汉文帝，从秦并六国到楚、汉相争，这位观察者（或者是父死子继）坚持持续不断的专注观测五大行星运行七十年，终于有所发现，不能不让人感慨。而后人没能及时在这发现基础上更进一步，也使人感叹。

约合11.862地球年。查书就能知道，不用这么复杂吧。

——《左传》中八条涉及“岁”之行迹的段落

根据前面的讨论，由于木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且有顺行有逆行，一年之中不一定只处于一个“次”，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时间点，只有在这个时间点木星处于那个“次”，才可以认为木星此年是属于这个“次”的。

而据陈遵妫先生：“十二次是从星纪起算，以冬至点在它的中央，而十二宫则从白羊宫起算，以春分点为它的起点。”（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p 0416《第三编——星象?第十一章——十二次》），则冬至时木星“岁”之所在才是确定此年在哪一“次”的关键。

那么，如果考虑每年冬至那个点，并按夏历把冬至定为年末，从这个角度去看提到“岁”之行迹的那八条《左传》，结论是什么呢？下面分别讨论：

第一条和第二条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菑，阴不堪阳。蛇乘(chéng)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襄二十八年传》（p 1140）（09280101））（093、097）。

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 （100000）之《颐》 （100001），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襄二十八年传》（p 1143）（09280802））（094）。

这两条在同一年，即BC545年，此年木星一直在房、氐二宿（这两宿以及下面的心宿均属于十二“次”之大火）徘徊逗留，然后开始顺行离开，十一月跨过心宿，十二月进入尾宿（属于十二“次”之析木）。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析木”。而无论“岁在大火”或“岁在析木”（尾、箕二宿），显然都与“岁在星纪”（斗、牛二宿）或“淫于玄枵”（女、虚、危三宿）不符，差距在一“次”到三“次”（星次排列：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

第一条中关于“蛇乘龙”杨伯峻先生有注：“古人以岁星为木，木为青龙。而次于玄枵，玄枵相当女、虚、危三宿。虚、危古以为蛇。龙行疾而失位，出虚、危宿下，龙在下而蛇在上，故曰蛇乘龙。”

这一条下面所接的是下年“郑之罕，宋之乐”救荒之事（可参见《《左传》中的成语03附：乐喜为政》与《春秋左传注读后_补充与修正_西宫之乱11》），则“岁在星纪”以下都不必要，当为后人掺入。或可保留“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第二条中关于“以害鸟、帑”杨伯峻先生有注：

杜《注》：“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失次于北，祸衝（冲）在南。南为朱鸟，鸟尾曰帑。鹑火、鹑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论岁星过次，梓慎则曰宋、郑饥，裨灶则曰周、楚王死，《传》故备举以示卜占唯人所在。”朱鸟即朱雀，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之总称。鹑火在二十八宿中为柳、星、张三宿，鹑尾为翼宿及轸宿。

如上面所列，“鹑火”、“鹑尾”离当时岁星所在（无论是大火还是玄枵）都相当远，杜预的意思似乎是岁星所在位于所要“害”的地方之相应“次”正对面（中间隔着五“次”），才会有“害”。与鹑火、鹑尾正对面的正是星纪、玄枵。不过无论岁星在不在要“害”那地方相应“次”之正对面，裨灶所言都可有各种解释使其成立，裨灶也没说本年岁星应该在哪一“次”。当然裨灶的发言与本段下面所接的本年“楚康王卒”之事（可参见《《左传》中的成语14附：晋楚弭兵6》）没有必然联系，不是没有后加的可能。

不过我们可以关注的是“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和上面一条中“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类似，都反映当时（不知是哪个当时）的人们已经观察到岁星（木星）运动不是那么均匀，且不那么符合十二“次”的设想。

下面是BC545与BC543木星行迹，图中篮色数字代表月日，与之相连的蓝点代表该月日木星所在，顺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下，逆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上；左面一组是BC543年木星行迹，右面一组是BC545年木星行迹，底图割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一书初版所附《天文图》：

第三条

于子蟜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襄三十年传》（p 1177）（09301006））（098）。

这里涉及两个年份，一个年份是前面的BC554年——襄十九年，即“子蟜之卒”那年，此年木星一月在女宿，以后则在虚、危二宿徘徊逗留（此三宿都属于十二“次”之玄枵）。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木星处于危宿，是“岁在玄枵”。另一个年份是十一年后的BC543年，即此条《左传》所属的襄三十年，也即“及其亡也”之年，此年木星一月至十一月在斗宿与牛宿之间徘徊逗留（二宿属于十二“次”之星纪），十二月时进至牛宿与女宿之间（女宿属于十二“次”之玄枵）。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则木星位于女宿，也是“岁在玄枵”。“岁在玄枵”与“岁在降娄”（奎、娄二宿）差了两“次”，与“岁在娵訾”则只差一“次”。到“其明年”，BC542年，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木星同样位于危宿，仍是“岁在玄枵”，与“岁在降娄”就差了两“次”了。不过在此年年末冬至（1222）时，木星已经很接近室宿（属于十二“次”之娵訾），或可云乃“岁在娵訾之口”，只不过差了一年。

总之，在我看来，此条《左传》前半段之（于子蟜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应该是原有的，不是后人能编出来的，其以下所言天象与实际不符，当为后人掺入。而“降娄中而旦”是每年在阳历六月下旬都会出现的天象，这事如果发生在下一年BC553年，则才会有“岁在降娄”且“降娄中而旦”的天象。因此只有“岁在降娄，”和“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这两段最可能是后掺的。当然，据刘坦先生，“降娄”的名称也是后起的。至于“伯有”流亡乃至被杀事，可见《《左传》人物事略31：良霄——犹能为鬼》及其下各帖。

第四条和第五条

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昭八年传》（p 1305）（10080603））（109）。

此年是BC534年，此年木星一到十月在角、亢二宿徘徊逗留（二宿为十二“次”寿星所在），十一月、十二月进入氐宿，向房宿方向移动（二宿均属于十二“次”之大火）。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大火”，与“今在析木之津”（《尔雅?释天》：“析木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差一“次”（箕属十二“次”之析木）或两“次”（斗属十二“次”之星纪）。不过“析木之津”既是指“箕、斗之间汉津”，则意味着该年年末冬至（1222）时木星是跨在析木（尾、箕二宿）、星纪（斗、牛二宿）两“次”之间，也说明古人（不知何时）已认识到岁星运行不是按照一年一“次”来的。

夏四月，陈災。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昭九年传》（p 1310）（10090401））（109）。

此年是BC533年，此年木星一到九月在房、氐二宿徘徊逗留，十月进入心宿（以上三宿为十二“次”之大火所在），十一月、十二月在尾宿（尾宿属于十二“次”之析木），或可认为是“淫于析木”。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析木”，与杜预所云“是岁岁在星纪（斗、牛二宿）”差了一“次”。

上面那段后面所接的是五十六年后楚再度“灭陈”之事，则“岁在鹑火”至“且”不必要，可能是后来者加上去的。或者颛顼“岁在鹑火，是以卒灭”之类的话是当时（不知是哪个当时）的传说。

下面那段后面所接的也是楚再度“灭陈”之事，则“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不必要。此段与上段所加当是一体。

另外，楚再度“灭陈”是在BC478年，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该年正是“岁在鹑火”（属于十二“次”之鹑火的有柳、星、张三宿），有认为据此可看出《左传》的成书与此时相距不远。

说到“岁五及鹑火”，则BC533年以后，到BC478年，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岁在鹑火”的年份分别是BC525年（在张宿）、BC513年（亦在张宿）、BC501年（仍在张宿）、BC490年（在柳宿）、BC478年（亦在柳宿），正好是五个年份，但按十二年一个周期看则错动了一年（BC501年与BC490年间隔只有十一年），且所在的宿亦有变动。

下面是BC534——BC531木星行迹，图中篮色数字代表月日，与之相连的蓝点代表该月日木星所在，顺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下，逆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上；自右至左依次是BC534年、BC533年、BC532年、BC531年之木星行迹，图中可见逆行周期所在时段逐渐向后（左）推移；底图割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一书初版所附《天文图》：

第六条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昭十年传》（p 1314）（10100101））（094）。

此年是BC532年，此年木星一到十月在箕、尾二宿徘徊逗留（箕、尾二宿属于十二“次”之析木），十一月、十二月在斗宿内向牛宿方向移动（斗、牛二宿属于十二“次”之星纪），或可认为是“淫于星纪”。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星纪”，与“岁在颛顼之虚”即“岁在玄枵”（女、虚、危三宿）差了一“次”。

此段下面所接的是本年“（秋七月）戊子，晋侯-彪卒”之事（可参见《《左传》中的成语14附：晋楚弭兵13》），则“兹岁在颛顼之虚，”可不必要。但“有星出于婺女”似为当时实录，亦见《竹书纪年》，据说是超新星现象。

第七条

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昭十一年传》（p 1322）（10110201））（109）。

此年是BC531年，此年一月木星在斗宿和牛宿之间，二到十一月在牛宿徘徊逗留（斗、牛二宿属于十二“次”之星纪），十二月进入女宿（女宿属于十二“次”之玄枵），或可认为是“淫于玄枵”。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玄枵”，与“岁在豕韦”（《广雅》云“营室谓之豕韦”，营室即室宿，属于十二“次”之娵訾）差了一“次”。

此段下面所接的是两年后“（楚）平王封陈、蔡”之事，则“岁在豕韦，”及“岁及大梁，”不必要，当为后人掺入。

另外，“蔡复，楚凶”在BC529年，或者“岁及大梁”原为“三岁”（三个年头）。而该年年末冬至（1222）前后木星在奎宿，属于十二“次”之降娄，与大梁差一“次”。下面再列一遍十二“次”之顺序：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

第八条

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昭三十二年传》（p 1516）（10320201））（132）。

此年是BC510年，此年一到八月木星在亢宿徘徊逗留（亢宿属于十二“次”之寿星），九到十一月在氐宿，十二月进入房宿（氐宿和房宿属于十二“次”之大火），或可认为是“淫于大火”。按年末冬至（1222）时状态算，应该是“岁在大火”，则与“越得岁”之各种解释其中一种相符，由于其时已接近岁星十二“次”与实际天象符合最好的时段，这也是可以预见到的。而且这里没出现“大火”这种可能后起的名称，因此这一段不像是后人掺入。

而在三十七年后“越灭吴”那年，即BC473年，木星一到十月在尾宿徘徊逗留，十一月经过箕宿（尾宿和箕宿属于十二“次”之析木），十二月进入斗宿（斗宿属于十二“次”之星纪）。年末冬至（1222）前后，木星在斗宿，或可认为是“淫于星纪”。

下面是BC510与BC473木星行迹，图中篮色数字代表月日，与之相连的蓝点代表该月日木星所在，顺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下，逆行的点数字标注在上；左面一组是BC473年木星行迹，右面一组是BC510年木星行迹，底图割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一书初版所附《天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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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由于其教材的性质，应是累积的形成的，并非出自一人一时，最早的内容与最后的内容之成文应相隔百年以上，其后从口头传承到成书可能又经过若干年，则难免驳杂。试看今日之教材，很多都非出自一人之手，且几十年内、乃至十几年内，也总要经过数次变动，更别说经过百年以上了。同时，《左传》文本和绝大多数古籍一样，成书后难免还会掺入后人的东西，如此处讨论的多数关于十二“次”的内容。但《左传》提供了春秋时期大半宝贵的史料，并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倾向，应该无疑。

我虽然查到了将近十二年那个周期，但确实没查到包含逆行的那个三百九十多天的周期，所以才抱怨专家不屑于普及，请您给查查，给个链接，先谢了。

推荐一本书《时间和历法》，这个和木星相对位置关系不大，但与月球位置关系密切

旧书网有，才几块钱，估计早年版本比较好

木星相对位置等结合史料，有利于精确定位某些历史事件时间，应该官方或大学推动，可惜做得很少

这些属于天文知识，近年资料比较少，另外需要长期观察（灯光、雾霾、望远镜……）

现代人很容易获得的很多常识蕴含了数学、物理领域的艰难探索，纪录片《科学远征》（1）非常不错

这个12年是用太阴历计算的12年，一年不足360天，这样就可以在短年的情况下凑足12个周期了？

短年是三百五十多天，似乎凑不上，即使十三年。

这本书挺不错，可以一看。

书的名字看起来好像是神秘兮兮的，其实恰恰相反，书是反对神秘主义的，看起来是起错了名字。

估计这些岁次的名字也是从巴比伦传来的。

专业的人不屑于给我这样的人普及这个，只好自己来了。

根据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左传》中提到星次的记载有不少错动了一年或两年，因此一种（我部分认同的）观点认为，相关部分是后世有人编造出来的。

但我现在要探讨另一种可能性，这得先从《左传》的形式说起。

根据主流观点，《左传》本来的形式是纪事本末，有内证，应该确凿无疑。

现行《左传》后来因立学官的需要，进行了所谓“依经分传”的改编，把原来按照一件件事件编排的（即按纪事本末方式编排的）各段叙述，根据“依经分传”的原则，分别安排到各年，按时间顺序排列（也没完全排好），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见的编年史的形式。

按照当时天文学的认识，《左传》提到的星次无疑是明确的年份标记。因此，在“依经分传”中，向各年安排原始《左传》中一段段叙述时，这些段落显然会是重要的锚定点，可借以决定相关段落归属哪一年。

何况我们现在看到的《左传》叙述，很多在文章本身中并未提到年份，我们现在依据的某一段落所在年份，实际上大多取决于当初“依经分传”者把这一段落分在哪一年。当然他这么分也是有他心目中坚实的根据的。

因此，很可能，后世懂些天文的《左传》改编者，基于他掌握的某一时期的天文学知识，在“依经分传”时，按照他的天文推算，优先把提到了星次的段落，错误安排到他认为与此星次相合的年份。

或者有些段落，其中事件依照文献等证据，只能发生在某一年份，而根据当时某种天文学知识，其中记载的星次又不在那一年份，则当时“依经分传”者还可能改动星次或原文。

我意，以上两种可能做法，才是造成现行《左传》中上述年份——星次误差的主要来源。

也有涉及的段落其实未必误植，下面我也会讨论。

这样一种假说，我感觉比认为《左传》有大量编造内容的假说更合理些。

《左传》中提到星次的段落共有九条，下面就分别讨论如下：

这里先贴出最古的石刻星图——五代吴越钱元瓘墓石刻星象图摹本——我标注了二十八宿名称和相应星次，在此图中（以及在我们观察时），岁星——木星运行的主要方向是顺时针的。原图出自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图——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评介》考古1975（03），p 155：

下面是十二“次”之顺序：

星纪（斗、牛），玄枵（女、虚、危），娵訾（室、壁）；

降娄（奎、娄），大梁（胃、昴），实沈（毕、觜、参）；

鹑首（井、鬼），鹑火（柳、星、张），鹑尾（翼、轸）；

寿星（角、亢），大火（氐、房、心），析木（尾、箕）。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菑，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襄二十八年传》（p 1140）（09280101））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襄二十九年传》（p 1157）（09290701））

上面其实是两条，但这两条《左传》只在前一条（09280101）中有涉及星次的内容，就是那句“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不过，这两条是相关联的。前一条说“今兹宋、郑其饥乎？”，后一条就记述了“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由于相关联，就相应被误分到了襄二十八年（BC545）和襄二十九年（BC544）。我推测，这两条《左传》，（09280101）和（09290701），在原先《左传》作者那里，实际上是发生在襄三十年（BC543）的。

第一条襄二十八年（BC545）的《左传》（09280101），提到所谓“岁（木星）在星纪（斗、牛），而淫于玄枵（女、虚、危）”的天象，但根据现代天文学的推算，上述天象实际应该发生在其后的襄三十年（BC543），因此这里必然有错误之处：

现在有先生认为，所谓“岁（木星）在星纪（斗、牛），而淫于玄枵（女、虚、危）”的天象，现行《左传》将之安排在襄二十八年（BC545），实乃战国时某位先生根据当时天象逆推，又忽视了木星（岁）的岁差，才得到的错误结果。因此，这些相关段落完全是后世有人编造添加的。我意，固然可能这些段落可能是后来编造的，但还有一种可能，即后世之《左传》改编者只是误植了年份而已。

这在与此两条《左传》相关的一些文字中还是有迹象可寻的，试论之如下：

首先，“子皮以子展（子皮之父）之命（遗命）饩国人粟”那件事，现行《左传》将其分在襄二十九年（BC544），但其实未必合情理。除此段落外，子皮于《左传》中出场最早在襄三十年（BC543），乃伯有“奔许”之后，“大夫聚谋，子皮曰……”（《襄三十年传》（p 1175）（09301002）），而襄二十九年（BC544）郑国是出名“侈愎”的伯有执政，“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恐怕过于嚣张了。

其次，因为“（襄）二十八年（BC545）春，无冰”，可能是引发襄二十九年（BC544）“郑饥”的原因，于是把“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事安排在襄二十九年（BC544），而不是“岁在星纪（斗、牛），而淫于玄枵（女、虚、危）”的襄二十八年（BC545），这也不算圆满。梓慎已经明言“今兹宋、郑其饥乎”，“今兹”就是今年，这是说“宋、郑”之“饥”既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是同一年，也和“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是同一年。也就是说，这两条《左传》（（09280101）和（09290701））应安排在同一年，即“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那一年。至于“二十八年春，无冰”，则与“宋、郑”之“饥”不必在同一年。

后面那条《左传》（09280101）（含“子皮以子展（子皮之父）之命（遗命）饩国人粟”）不得不安排到下一年是因为，子展在襄二十九年（BC544）还曾出场一次：“葬灵王，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襄二十九年传》（p 1156）（09290501）），不可能让“子皮即位”，于是只好把“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事挪到了襄二十九年（BC544）“子展使印段往”之后，于是两条《左传》就落到了不同的年份。其实，把这两条《左传》全安排到襄三十年（BC543），就都圆满了。

另外，《襄二十七年传》叔向因答“伯有将为戮矣！”而有“所谓不及五稔(rěn)者，夫子（伯有）之谓矣”之言（（p 1135）（09270502）），“不及五稔”我理解是不到五个年头，则伯有“奔许”亦以安排在襄三十年（BC543）更为合理，从襄二十七年（BC546）到襄三十年（BC543）正是四个年头。

因此，很可能，后世懂天文的《左传》改编者在“依经分传”时，根据他的天文推算，把上述两段《左传》（09280101）和（09290701）分别误分到了襄二十八年（BC545）和襄二十九年（BC544），而这两段《左传》在原先《左传》作者那里实际上是发生在襄三十年（BC543）的。

下面是BC545（襄二十八年）与BC543（襄三十年）木星（岁）行迹，图中篮色数字代表公历月日，与之相连的蓝点代表该月日木星所在。木星有顺行有逆行，顺行时多逆行时少。顺行时，代表木星位置的蓝点，其月日标注在下；逆行时的蓝点，其月日标注在上。左面一组是BC543年（襄三十年）木星行迹，右面一组是BC545年（襄二十八年）木星行迹，底图割自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一书初版所附《天文图》：

这“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的表述也说明当时有些古人已经观察到，木星的运行可能出现了与他们认识中的规律不一致的地方，所以用了“淫”字，就是本不应该到而到了的意思，或者他们中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天象示警，而不是他们原来总结的木星十二年运行一轮的规律有偏差；但这里确实反映了另外一些古人在系统持续地观察并记录天象的运行，并不断总结其中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