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阿里乌斯本人逐渐淡出了公共生活，尽管他后来得到了君士坦丁的赦免，但最终还是默默无闻地死去了。据称他由于急性腹泻死在了君士坦丁堡的一间茅厕当中，此等死亡环境为他的敌人提供了许多就基督徒而言不甚厚道的快感，并最终在东正教的祈祷词当中遭到了极其缺乏同情心的纪念。*60*他曾试图践行思想独立，这种做法在奥利金时期的亚历山德拉是可行的，但是在主教们试图垄断教义指导的时候再这么做就很危险了。但是无论如何他所提出的的问题都不会消失。homoousios这个词是有问题的。首先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在于这个词不见于圣经；其次这个词自有一段历史，上文中我们讨论神格唯一论时已经提到了。阿里乌斯对自己的主教断言称这个词表现了摩尼教教徒对于基督本质令人厌恶的观点。他对这个术语众所周知的厌恶可能也是这个术语被扯进新教条的因素之一。同样对于尼哥美地亚的优西比乌斯来说，这个词已经被撒摩撒他的保罗之流玷污了。因此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将志同道合的主教们安插在掌权位置上。将“同质”（Homoousion）从基督教教条当中排除出去的运动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将帝国教会分裂成了两半。*61*

君士坦丁一开始因为尼哥美地亚的优西比乌斯的存心碍事而怒不可遏，但是他后来可能意识到了他强加于尼西亚会议的同质论对于他达成教会统一的目标而言是个障碍。此外尼科米底亚主教尤西比乌斯的追随者们针对尼西亚会议投票多数派当中的关键人物，安提阿主教欧斯塔修斯提出的种种真假不一的不轨行为指控也令他大受刺激。因此尼科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斯和他的同情者们在皇帝的晚年逐渐获得了不一般的影响力——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阿里乌斯的赦免令。当日后帝国权力再度分裂时，他们也在东方获得了一系列君士坦丁继任者的支持。在他们最成功的时候曾经将自己在教会领导层当中的绝大多数对手都打击成了逃犯。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亚历山德拉主教亚他那修。亚他那修铁了心要捍卫尼西亚会议上关于神性本质的教义共识（尽管值得注意的是他一直十分小心地避免使用“同质”一词，直到350年为止）。他很有才地创作了一条过耳不忘的短语，认为圣子与圣父的平等地位恰似“两眼的视觉”。他的思想核心当中是一个自爱任纽主教继承而来的强大而自相矛盾的理念。这一理念在后世得到了众多响应，在东正教世界尤其如此，很好地总结了基督教对于上帝化身为人这个想法的痴迷：圣子“使我们全都成为了圣父之子，并通过化身为人而神化了人。”*64* 此外亚他那修也十分擅长扣帽子。他将所有与他意见向左的人都称作阿里乌斯派，这个说法就此扎了根。到后来，他在下一代人当中的许多反对者都很乐意将这个蔑称当做荣誉的徽章。*65*

在争斗过程中，有些阿里乌斯派份子变得越发极端，声称圣子“不似”圣父（因此他们在希腊语当中被人称为阿诺明派（Anomeans），在拉丁语当中则被称为非相似论者（Dissimiliarians））。于是一个中间派系应运而生并决心尽可能地维持教会团结，这些人支持的教条仅仅认为圣子与圣父“相似”（因此这些人被称为相似派（Homoean），这个名字源自希腊语当中表示相似的homoios一词）。这一派系的最大成功在于获得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的支持。这位皇帝通过军事胜利再度统一了帝国，因此他得以在359年经过了大量谈判与起草工作之后向代表东西帝国的两场会议分别下达了自己的方案。在皇帝的强力压制之下，西方教会只得接受了这份力图永久性解决争端的声明，人们称其为亚里米伦信经（Creed of Ariminum）。最后它没能落地生根，仅仅因为那些以阿里乌斯派自诩之人将其当做集结人马的旗号才得以存世。

假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没有在361年正值四十多岁时突然暴死的话，亚里米伦信经或许本可以将教会统一起来的。当时他正率领大军抵挡自己的堂弟朱利安，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死亡使他一跃成为了帝国唯一的皇帝。这一变故搞得基督教方寸大乱，因为日后被基督徒们愤怒地贬斥为“叛教者”的朱利安令人震惊地放弃了基督教信仰。此人小时候在尼科米底亚主教尤西比乌斯的教导下由一名基督徒养大，但是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主张荒唐可笑令人生厌，而且他还十分隐秘地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与太阳崇拜的深切吸引。他还有可能接触过密特拉教崇拜。朱利安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哲学家气质过于浓重，以致对他自己造成了妨害。他采取了一项行之有效的毁灭性反基督教策略，即从基督教的内部争端中抽身而退，让各个基督教派系在没有裁判的内战当中相互耗损。这一策略显示了帝国皇帝很快就成为了教会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他逆转了侮辱传统崇拜的势头，还针对基督徒采取了一定的暴力活动，这些措施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朱利安还可能授意对新近上任的亚历山德拉主教乔治执行了私刑，尽管人们并不清楚前任主教亚他那修的党徒们是否在这一暴行当中担当了首恶。*68*

363年朱利安在帝国东部边境作战时早早去世了。帝国皇位与帝国教会的联盟这才再度得到了恢复。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杀死他的长矛握在敌军手中，在安提阿城里也的确发生了有失慎重的庆祝活动，这座城市里占多数人口的基督徒此前一直令他心烦不已。亚他那修的机会终于来了，尤其是他的竞争对手乔治已经死了。相似派阵脚大乱，阿诺明派的神学激进主义引起了反对者们的关注，朱利安对于基督教不稳定性的曝光使得更有政治家素质的东方教会领袖们意识到了中间路线的重要性。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群体，比亚他那修更会给不良分子贴标签的塞浦路斯主教伊皮法纽将其称作半阿里乌斯派。这些人改变了议题所用的语言，试图避免进一步的争论。他们应用了一个比homoousios多一个字母的词汇，借此团结整个教会。他们主张圣子与圣父“本质不同”，但是“相似”（homoiousios）。*70*

对于亚他那修与他的筹划来说，幸运的是这些半阿里乌斯派当中包括了几名当时最长于思辨且最具建设性的神学家。他们当中的最主要人物是一个被人们称作卡帕多西亚教父（The Cappadocian Fathers）的三人组。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过了凯撒利亚主教巴西尔。他曾经十分悲哀地表示，目前的派系争议现状就好比在风暴肆虐的夜晚进行海战。水手与士兵们自相残杀，往往只为争权夺利，他们对于指挥官的号令充耳不闻，甚至顾不上战船行将倾覆的危局。*71* 与他结盟的是他的兄弟尼撒的格里高利以及他们的终生好友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就这样亚他那修与依旧主张同质论的人们找到了意料之外的盟友。卡帕多西亚教父提供了一种三位一体式的解读，从而在神性的三分与一统之间取得平衡。*72*

许多东方教会领袖的问题在于他们难以肯定ousia（本质，实质）这个词的哲学含义。他们最终想出来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另一个希腊词语hypostasis，这个词之前基本上就是ousia的同义词，现在他们则为这两个词赋予了不同的技术性含义。*73* 这个措辞协定的结果就是使得三位一体理论在一个ousia当中包含了三个hypostaseis：三个平等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共享同一个本质（三位一体或者说神性）。这一决定虽然在实践当中带来了很大方便，但只要将希腊词语“hypostasis”（在其之下）与其意义最接近的拉丁词语“substantia”相比较一下就会意识到这种做法多么武断。从此之后，每当讨论三位一体准则时，这些原本的希腊语与拉丁语同义词就被驱赶进了截然相反的分类当中，就好比因为无法掌控的政见差异而陷入分裂的家庭一样。与hypostasis相比，拉丁语persona在希腊语当中更为精确的同义词是prosopon，因为这两个词在各自语言当中都意味着“戏剧面具”。实际上，继承安提阿传统的神学家们的确更喜欢使用prosopon而不是hypostasis，这也使得这场国际神学探戈越发令人眼花缭乱。并不意外的是，接下来几百年里的西方拉丁语基督徒们往往觉得希腊语基督徒都是一帮自作聪明之辈。但是导致猜忌的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对于复杂神学文本的蹩脚翻译。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见到其他例子。

378年的一场政治革命导致了东方帝国阿里乌斯派系的彻底解体。东帝国皇帝，359年相似派方案的支持者瓦伦斯在阿德里安堡（君士坦丁堡以西）的一场大战中一败涂地，受戮而死。西帝国皇帝格拉提安派出一员早已归隐的西班牙将领前去收拾残局，于是此人就成为了狄奥多西一世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丝毫不同情阿里乌斯派，这也反映了拉丁语系西方世界对于希腊语系教会在语言问题上瞻前顾后的不耐烦态度。他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召开了阿里乌斯派注定要失败、尼西亚教条绝对会得到肯定的会议。同一年里，西方教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阿奎利亚召开了一次名义上的主教会议（其实根本就是一场预定结果的审判），谴责并废黜了倔强的相似派残余领袖。第一次君士坦丁会议形成了一套发展完全的教条，如今这套教条有了一个误导性的名字叫做尼西亚信条，并且在奉行东西两方传统的教会当中都成为了圣餐礼上的礼拜词。拉丁语西部与希腊语东部的主要帝国教会以及帝国边境的亚美尼亚与叙利亚教会都对这一结果表示一致同意：上帝圣子基督耶稣并非受造而成，在三位一体当中与圣父地位相等。与此同时，后世称作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的教条也在西方发展起来，以较短的形式体现了相同的神学思想。

君士坦丁堡会议不仅将阿里乌斯主义从帝国教会当中驱逐了除去，还堵塞了三位一体理论原本可能指向的另外两个方向。其一被人们借用一名东方教会领袖马西顿纽斯的名字（原因至今难以明了）称作马其顿尼派（Macedonian）。但是对于这些这些马其顿尼派的更精确描述其实是他们的绰号，“敌圣灵派”（Pneumatomachi）。他们一方面接受了尼西亚会议关于圣父圣子地位平等的说法，但同时又否认圣灵在神性当中的平等地位。这一主张并非没有先例，在当时也并非没有市场。奥利金当年对于圣灵的确切地位就语焉不详。甚至就连当时最受尊敬的西方教会拉丁语神学家普瓦捷的希拉里也在这个问题上不肯轻易松口，他指出圣经当中从未以“上帝”指称圣灵，因此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同样不表态。*75* 主要解决圣父圣子问题的尼西亚会议没有将争论范围扩大到圣灵问题上来，因此这个重大问题也就并不意外地一直等到了381年才得到裁决。

讽刺地是，381年粉碎掉的第二条神学主张是一位后来升任老底嘉主教的黎巴嫩著名神学家阿波利拿里为了抗击阿里乌斯主义而做出的努力。此人极其崇拜亚他那修，以至于他的一部分作品后来也被归于了亚他那修名下，在信众当中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阿波利拿里希望强调基督的神性与同质论的正确性，强调基督与圣父的同性同体（consubstantiality），于是他声称耶稣基督拥有人类的肉体与灵魂，但却没有“变易不定且受到污秽思想奴役”的人类心智，换言之耶稣基督完全就是肉身承载的逻各斯。他这种反阿里乌斯派热情的危险之处在于关于基督人性的任何真正理念都将无法保全——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绝大多数基督徒都竭力肯定的两大真理，但是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却并不容易。阿波利拿里的受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77*

就这样，君士坦丁堡会议极大地收紧了教会内部可接受信仰的界限，创造出了一套依靠军事实力撑腰的单一帝国基督教体系。基督教在帝国境内地位经历了一场重大转变，四世纪八十年代则是这场转变过程的一半。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313年共同发布的米兰敕令宣布了普遍性的宗教宽容政策。米兰敕令重新肯定了罗马的传统崇拜方式，而对于基督教来说则远不仅仅如此，这门原本饱受迫害的宗教如今一步登天获得了宠幸。如今的“公教会”基督教更是获得了垄断地位，不仅可以借此压倒基督教内部的竞争者，还能压倒一切传统宗教。古老崇拜的神官们失去了所有的特权，最偏远地区的神庙也遭到了关闭。这个过程最早伴随着一纸教令开始于380年的君士坦丁堡，但是政治也介入其中并推动的新形势的发展。392年，一位名叫阿波加斯特的罗马军队蛮族将领支持发动了一场政变，杀死了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以一位名叫欧根尼乌斯的学者取而代之，此人谦逊且才干不俗，还是传统派的同情者。

重振传统宗教并争取平等地位的活动没能进行多久。394年，狄奥多西一世从东方伸手干预并摧毁了僭越的新政权。自然他得出结论，早已在东方推广的政策应当推广到帝国全境。393年奥运会遭到了取消。在他死后进一步颁布的敕令禁止非基督徒参军，从事行政工作或司法工作。在这些举措背后是最为无情的措施。许多最为美丽著名的古代圣地以及大量地位较低的圣祠被付之一炬。毁灭之举令人们如痴如狂，基督教修士则竭力煽风点火，洗劫一切的暴民总会造成最极端的后果。其中最令人反胃的案例应当就是415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希帕提娅的死亡。她学识渊博，饱受尊敬，以致突破了通常的男性偏见，在亚历山德拉的学校里赢得了饱受尊敬的地位。当时有人说服暴徒们相信她对埃及总督施加了影响，使得总督无法与亚历山德拉主教西里尔结束争执。因此她被暴徒们从马车里拉了出来，遭受公开羞辱与折磨并惨遭杀害。罪犯事后未受惩处。这件事为西里尔主教的任期留下了无法抹杀的污点，后世的基督教史学家当中也鲜有人胆敢为此事开脱辩白。*79* 将近一千五百年后，一贯文风轻快的英国国教作家，著名儿童文学《水孩子》的作者查尔斯.金斯利专门改写了希帕提娅的故事来撩拨罗马天主教徒，几乎不加掩饰地将他们与亚历山德拉城内不知宽容为何物的凶手们并列在了一起。

尽管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如今在帝国教会内部已经遭到了剿灭，但是这一派系在帝国压迫所不能及的北部边境却繁荣生长起来，在哥特人及其近亲汪达尔人的蛮族部落当中得到了传播。尼哥美地亚的优西比乌斯曾经支持过一支传教队伍在阿里乌斯派成员乌尔菲拉的带领下前往哥特人的地盘，这一手证明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只有短期目标的政客。乌尔菲拉将圣经翻译成了当地语言，不过他省略了列王记，理由是其中战争内容太多，可能会令哥特人产生二心。*80* 这一策略并非全然成功：哥特人依旧热衷战争，罗马帝国很快就会领教到他们的厉害。此外他们还将自己与帝国教会之间的神学观点差异视为双方种族与文化差异的表达。当他们最终占领了西罗马帝国的广大地区之后依旧在很长时间里保有着自己的信仰，完全未受尼西亚基督教的侵染。阿里乌斯主义很可能塑造了西方基督教的未来。

尽管这段关于阿里乌斯派纠葛的概述相当简略，我们还是能从中立刻看出帝国政治此时对教会事务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是皇帝本人之所以牵涉其中并非因为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尽管这一点可能也很重要），而是因为许多其他人十分关心这些话题。神职人员自然都是热切的参与者，而且他们的动机也纠结难解，一方面固然有坚持真理的满腔正义，另一方面恐怕他们也全都意识到，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们只会向那些能够成功说服他们相信自己是帝国基督教正宗的教士们提供神职人员专有的豁免权与其他特权。各方势力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不止通向一个方向的后果：皇帝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出手操纵教会，而教会内部似乎也没几个人认识到了神学观点鼓动之下的暴徒与凭借基督教上帝之名四方征战的军队在道德层面上有多么危险。几个看上去纯粹阳春白雪的话题居然能在当时引发如今在足球比赛散场之后才会出现的激情碰撞，这种事恐怕会令今天的人们困惑不已。不过尽管人类的确倾向于为了最不起眼的事由而非理性地拉帮结伙彼此攻讦，但这里的情况却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们要通过教会的礼拜词来体验上帝，他们在圣所里会感受到攫取身心的强烈崇拜体验。一旦他们在某一套具体背景下体验到了神性并接受了关于神性本质的某一套解释，任何干扰这些解释的外部因素都会威胁到他们与神的接触。这一点足以激起他们的恐惧与愤怒。

政治、公众热情与神学之间的纠葛在一场全新的争端当中更加痛苦地显现了出来，这场争端的题目叫做一性论。在这场争端当中，神学辩论的焦点偏离了阿里乌斯派所关注的圣父圣子的关系，现在的争论热点是基督如何将人性与神性结合于一身的问题——亚他那修的铁杆支持者阿波利拿里很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在这场神学辩论之后还潜藏着若干套其他盘算，不仅涉及神学，也涉及政治。耶路撒冷遭到剿灭之后，地中海东部的教会一直听命于另外两座主要城市，即叙利亚的安提阿与埃及的亚历山德拉，这两座城市的“大主教区”主教或者说牧首职位可以管辖其他次一级的主教。现在新近登台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也拥有了此等权柄，历史更悠久的教会当中的主教对此深恶痛绝，尤其是因为君士坦丁堡还以“新罗马”这一头衔自诩，并在381年的会议上不惜冒犯众怒为这一头衔挣来了官方认可。君士坦丁堡会议之后七十年里，连续三任亚历山德拉主教分别促成了连续三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倒台。由于耶路撒冷主教区在君士坦丁及其母亲的支持下成为了朝圣中心并受惠良多，耶路撒冷的主教们也就产生了与救主圣祠护卫相称的野心。因此这四座城市一方面为了确定最恰当的基督人性与神性观而纷争不休，同时另一方面也在权力斗争当中互不相让。除此之外罗马主教也不甘寂寞，越发强硬地坚称自己拥有传承自彼得的神授能力，但是在当中东部教会的希腊语系神学辩论当中，罗马主教还是多少遭到了一点边缘化。

亚历山德拉与安提阿派系的神学观点之间存在着基础性的差异。神学家们并不总会像训练精良的体育队伍那样行事，但是两座城市的基督教学者在治学手法上的确区别明显。前文中我们提到过安提阿派系在点评圣经文本时更讲究字面含义。这次的话题又是基督学，还是那个绵延三百年未能解决的谜题：一个巴勒斯坦人的一生如何与宇宙级别的救主联系在了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如何能同时既是凡人又是宇宙级别的救主。通过坚称基督与圣父同质，人们已经解决了阿里乌斯派的争议。那么这一点对于基督的人类特质——他的泪水，怒火，玩笑以及与他人共同享用面包葡萄酒的行为——又意味着什么呢？人性的基督与神性的基督支架究竟距离多远呢？接连好几位出身于安提阿派系的神学家们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首先是大数主教狄奥多，接下来是他的学生西奥多，一位有力且不乏细致的神学家，安提阿本地人，后来担任了摩普绥提亚主教（此地如今已经降格成了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镇，名叫亚卡宾那）。

亚历山德拉派系的神学家们则跟随了奥利金的路线，更倾向于强调三位一体当中三大神格的区别所在，因此他们不太愿意对基督神格的内在组成进行进一步区分。狄奥多与西奥多很熟悉安提阿派系对于福音书当中耶稣生平的文字与历史解读，因此很乐于强调耶稣具有真正的人性。此外这两人也更倾向于谈论三位一体神性的整体性，因此他们更乐于谈论基督的双重性质，他们的表达方式在亚历山德拉派系看来差不多就是亵渎。双方的不同立场可以由以下意象加以解释。在亚历山德拉派系看来，同时包含神性与人性的基督单一神格当中可以比作（尽管这个比喻并不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一个既装水又装酒的容器，水酒相容不分彼此。西奥多及其追随者的对应看法则将基督的神格视为一个既装水又装油的容器，水油并存却互不相容。

阿波利那里认为逻各斯寄居于基督之内并取代了他的人类心智，这一主张尤其对于迪奥多与西奥多刺激匪浅，也激励着他们格外卖力地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他们坚决地维护着与基督神格之内与神性并列的真正人性。对于西奥多而言，必须牢记基督是第二亚当，通过将自己作为一名真正的人类进行献祭而获得了全人类的救赎——同时代叙利亚修士对待自己身体的狂热化自我毁灭态度背后正是这一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他们决心尽可能地接近人类耶稣的自我弃绝事迹。上帝成为了一名特定的人而不是大而化之的人类。西奥多坚称，“世所公认，认为上帝寄身于万物当中是近乎可笑的说法，限定上帝的本质更是无稽之举。所以认为（上帝在耶稣之内的）寄身等同于本质是极其天真的观点。”因此必须明确区分身为人的耶稣——尽管他“无与伦比地倾向于善”——与成为神性本质组成部分的永恒之道。

真正的擦枪走火发生在428年。一位名为聂斯托里的教士受选成了君士坦丁堡主教。此人精力旺盛且缺乏手腕，向来仰慕西奥多，曾经在安提阿当过他的学生。他的升任令亚历山德拉主教西里尔相当不满。他的前任是亚他那修，再往前还有许多足智多谋且权力意识明确的政客型主教前辈。我们在前文中讨论希帕提娅遇害事件时已经见过这位高阶教士了。不过尽管西里尔很可能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人，但他也并不仅仅是无所顾忌的党争主使者。*83* 当他思考救主耶稣的问题时只能看到上帝，上帝仁慈地向罪孽深重的人类展示自己的存在，尤其是在教会每一次通过圣餐礼的面包与酒将基督的血肉分发给众人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理由，西里尔万分崇敬的前任亚他那修为什么还要费力争取三位一体当中各个神格之间的平等地位呢？西里尔受到了一本神学著作的激励，他以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亚他那修，但其实却是老底嘉的阿波利拿里（一个灾难性的失误）。他认为完全没必要在两个就他看来都指代耶稣基督“神格”与“本质”的词语之间进行区分：卡帕多西亚教父使用过这两个术语词汇，他们用hypostasis表示神格，用physis表示本质。*84*与这种用法相反，西奥多及其志同道合之辈则认为耶稣基督拥有两重本质或者说两重的physeis，并且将这两重本质与神格区分了开来，此外他们依然采用原意为戏剧面具的prosopon来表示神格。这种说法令西里尔大为不快。

聂斯托里的其他做法尤其将亚历山德拉主教气得不轻，因为他为了主张自己的安提阿派系观点而气势汹汹地攻击了圣母玛利亚的一个广受欢迎的尊号：上帝之母（Theotokos）。对于玛利亚的信仰此时早已在罗马帝国境内遍地开花了。尼西亚教义决议的热情支持者们对这一现象大加鼓励，借此捍卫基督的神性并对抗阿里乌斯主义，因为这个尊号强调了他的尘世生母所获得的殊荣。的确，这股玛利亚崇拜的热潮最初过早地迅速兴起于叙利亚教会，但是聂斯托里区分基督两种本质的愿望压倒了同门操戈的顾忌，他决心明确她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描述这一角色。他搬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听了一场专门献给玛利亚的布道，他觉得布道内容荒诞不经，并且按捺不住性子当场回应道所谓上帝之母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上帝之道乃是时间的创造者，不可能受造于时间之内。”换句话说他认为这一尊号必须用另一个名头加以平衡，即人类之母（Anthropotokos）。此外他还暗示对于玛利亚颂扬过度的人们实际上是在复兴母神崇拜。*86* 就连许多受到安提阿传统教育的人们在这种胆大妄为的咬文嚼字面前都不免脸色一变。聂斯托里的尖牙利嘴与革新热情造成了许多受害者，这些人联手对他发动了反击。西里尔主教则怀着冷峻的满足感利用了这股民愤涌动来打击自己的主教对头。

接下来的争端再一次将整个东方教会推入了错综复杂的乱局并且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也牵扯了进来，皇帝的动机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保护自己的帝国不至于陷入分裂。在431年的艾菲索斯会议以及接下来两年的多轮谈判之后，狄奥多西二世皇帝强迫对立的两边达成了妥协。最终上帝之母的尊号得到了官方认可，这个结果永久性地毁掉了聂斯托里的职业生涯，聂斯托里派神学也就此不得翻身。但是许多西里尔神学的支持者也因为自己的神学主张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完全凯旋与充分肯定而火冒三丈。西里尔死于444年，他的死亡丝毫没能削弱这帮人的战意。他们的不满通过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操作得到了具体化的表达。主持这一系列操作的是西里尔的仰慕者与继承者，同样气势汹汹的狄奥科鲁主教。所有这些操作在449年达到了高潮，在这一年召开的第二次艾菲索斯会议羞辱了所有亚历山德拉派系主张的反对者并且取缔了所有关于基督二重本质的讨论。

亚历山德拉派系维护自己立场的决心如此坚定，以至于这次会议无视了一份表达西方教会对于基督本质观点的声明。送交这份声明的参会代表是罗马主教利奥（这份声明就是所谓的《利奥大卷》（ Tome of Leo ））。罗马主教长期以来一直是亚历山德拉对抗其他东方教会主教的盟友，不过自从这次会议之后双方就产生了嫌隙。但是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罪亚历山德拉派系。教皇并没有正确理解聂斯托里的立场，而且过度敏感的人们也很容易认为《大卷》主张基督具有二重动因。利奥以及后来的罗马教会一直坚持着《大卷》声明的权威性，这个立场在罗马正在成为习惯。但是实际上利奥本人后来又在同一个问题上另写了一篇文章并推翻了自己原来的立场，借以迎合东方教会的听众。这一点大概表明了他在私下里也意识到了这份声明的不足之处。根据对利奥主教思想的最新研究，《大卷》“对于延续了十六个世纪的基督教可悲分裂起到了一定作用”。*88*

一场政治革命再度牵涉其中并打垮了亚历山德拉一派。450年狄奥多西皇帝死亡时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结果是他的女强人姐姐普尔喀丽亚掌握了大权。她是“单一本质”神学家们的大敌，而这些人此前的政治后台就是君士坦丁堡。她为自己挑选了一个百依百顺的丈夫马尔西安（此人对她言听计从，甚至愿意尊重她的守贞誓约）用来占据帝国皇位。到了451年，新政权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卡尔西顿召开会议，之所以选择这座城市是为了便于帝国军队控制局势。卡尔西顿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劝说尽可能多的人接受中间路线。会议将两年之前罗马主教利奥的特使在第二次艾菲索斯会议上提交的《利奥大卷》接纳为正统，并且构建了一套精心平衡的定义来诠释基督的奥秘：基督“具有完美的神性与完美的人性，既全然为神又全然为人，就神性而言与圣父同质，就人性而言则与我们同质……”至今这依然是讨论基督神格的标准，在希腊、罗马尼亚以及斯拉夫东正教会，罗马天主教会，英国国教会以及主流新教教会等众多教会当中都得到了认可。因此就像325年的尼西亚一样，451年对于大部分教会来说也是基督教教义整合统一的重要时刻。

但是卡尔西顿信经绝对没有令所有教会心悦诚服。这份共识的核心是一份妥协方案。尽管这份共识谈到了两大本质的联合并且专门明确提到了上帝之母的尊号，但是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聂斯托里对于“两种本质”的看法，“两大本质之间的差异绝不能因为联合而遭到摒弃”。*90* 与此同时，为了安抚他的敌人，不幸的前任君士坦丁堡主教再次遭到了谴责：这是帝国当局为了弥合教会伤口而采取的补救手段。聂斯托里此时早已彻底与公共事务隔绝开来，在偏远的埃及某地遭受囚禁（今天的埃及政府依旧将他的故居当做高警戒级别的监狱）。他坚忍不拔地忍受了敌人们的各种羞辱。据称在他去世之后第二天，邀请他参加卡尔西顿会议的请柬就送来了。尽管皇帝有过一阵寻求和解的冲动，但是他最终还是下令焚毁聂斯托里的全部著作，所有与聂斯托里同名的儿童都要接受再次洗礼与重命名。聂斯托里在监狱当中撰写了平生最后一部也是内容最广泛的一部著作，为自己的生平作为进行了富有尊严的辩护。这部作品直到1889年才在叙利亚东部某图书馆的一部手稿中重见天日，而当地教会的独立地位正是源自卡尔西顿为当地带来的不幸结果。

卡尔西顿信经的确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与359年亚里米伦会议为了解决阿里乌斯派争端而提出的相似派妥协方案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依然没能像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教条决议一样获得广泛接受。就像许多其他出于政治考量的中间路线解决方案一样，卡尔西顿信经令东方教会里的对立双方都感到相当不满。一方面有些人秉承着更加强有力的基督双重本质主张并认为聂斯托里遭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公正待遇。这些抗议者们被他们的反对者挂上了聂斯托里派的标签，他们最终所建成的教会也被沿用成规的外人们一直这样称呼了下去。实际上西奥多派这个称谓更贴近他们的本源也更照顾他们的自尊心，因为摩普绥提亚主教西奥多才是他们的神学立场的主要来源，而聂斯托里在他们心目中根本算不上奠基人。考虑到他们坚持基督的二重性，也不妨称他们为二性论者（Dyophysite）。我们将会利用这个标签来追踪这些人接下来的“东方教会”历史。

相比之下，历史的输家们也为那些念念不忘西里尔以及他反对聂斯托里的活动的人们贴上了一个令他们反感至今的标签：“一性论者”（Monophysite）。这一组教会一直以来都坚持声称唯独自己才有权使用东方教会视为至宝的“正教”称号。在如今这个时代，信奉希腊、罗马尼亚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教会以及各种传承了天主教与新教传统的西方拉丁语教会正在越发积极地试图了结彼此之间的陈年恩怨，因此这些细微之处尤其值得注意，而Monophysite这个说法也被广泛地替换成了Miaphysite。后者派生自西里尔主教当年无可辩驳的习惯用法，使用过这个词语的著作至今依然在希腊语东方教会与拉丁语西方教会享有广泛的尊重。无论怎么说，使用Miaphysite就等于指明了西里尔并未粗陋地谈论基督的“单一本质”；他可能说过基督的本质是唯一的，但是这唯一的本质依然是多种组分的复合体。两个都表示“同一”的希腊语同义词之间的差异看上去或许并不起眼，但是考虑到过去一千五百年间不断酝酿的古老侮辱，这点差异的确有意义重大。在下一章当中，我们将要跟随那些出于各自立场而拒绝卡尔西顿信经的教会踏上充满传教、坚忍与受难的历史冒险之旅。继承了东欧或西欧神学观点的基督徒们往往会认为卡尔西顿会议至少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稳定住了局面。下文当中的故事将会表明他们错得多么离谱。

当代全球化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宗教之间的对话，在上个世纪这种对话已经成为了某种国际化产业。但是对于基督教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基督教曾经别无选择，必须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的信徒们交谈。因为基督教当时正身处他们的包围当中，甚至往往还要仰仗他们的鼻息生活。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基督徒们还是向耶路撒冷以东长途跋涉了几千英里，将基督教的信息最远传播到了中国海以及印度洋地区。与其他教徒的诸多遭遇当中的一场产生了一个故事，在接下来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将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们团结在了一起，尽管当年那些基督徒们所知的故事形式如今基本上已经被人遗忘了。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由乔达摩.悉达多的生平改编而成的基督教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巴尔拉姆的隐士与一位名叫乔萨发特的王子。巴尔拉姆令王子皈依了正信，但是这里的正信并不是佛陀的悟道，而是基督教——而佛陀本人在这部小说里则成为了西奈沙漠中的一位基督教隐士，尽管他的王子头衔依旧来自印度皇室。

这条非同寻常的文化变色龙究竟是怎么孵出来的呢？可能的事情经过或许是这样的：一份梵文的佛陀生平在巴格达被人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译本在九世纪左右落入一位格鲁吉亚修士之手。这个故事令他大为着迷，于是就用格鲁吉亚语将这个故事改写成了基督教范式，将其命名为Balavariani。其他说不同语言的修士也同样喜爱这个故事并将其翻译成了各自的母语。后来这个故事辗转进入了希腊语当中，冒用了虚构的作者名头，又从根红苗正的东正教神学与哲学巨头大马士革的约翰那里借用了一大批名言，借此为该书增光添彩并促进销路。现在这个故事就成了《巴尔拉姆与乔萨发特》（The Life of Barlaam and Josaphat）。两位主人公都成了圣徒，有了专属的节庆、赞美诗与圣歌。直到今天，安特卫普的一座教堂依然保存着当年威尼斯商人从东方重金请回来的圣乔萨发特的骨骸碎片。

但是这个故事的旅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它通过拜占庭帝国向西欧扩散，也通过埃及向南方扩散。拉丁语，希伯来语，古挪威语，古俄语，埃塞俄比亚语，中世纪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冰岛语，意大利语，法语与英语当中都能找到这个故事的副本。这个故事还使得英国出版行业的先驱威廉.卡克斯顿展现了他一贯的商业头脑。1483年，卡克斯顿决定将这个故事添加进他的最新圣徒生平译文文集当中，书名叫做《黄金传说》（Golden Legend），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当中还借用过这本书里的桥段。如果我们真想领会一下东方基督教的遗产最终传播到了多么远的地方，不妨看一下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富有教养的英国圆颅党军事指挥官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在约克郡的书房。费尔法克斯与克伦威尔进行了一场事关原则问题的的争论并遭受重创，就此解甲归田。赋闲在家、隐痛未消的费尔法克斯从自己的书架上抽出了希腊语与拉丁语版本的《巴尔拉姆与乔萨发特》并将其翻译成了英语，总篇幅长达204张对开页。信奉清教（以及卡尔西顿主张）的约克郡与佛陀的故乡远隔千山万水，费尔法克斯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继承了一位早已辞世的格鲁吉亚修士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要感谢众多憎恨卡尔西顿会议决定的东方基督徒，他们要么忽略了这些决定，要么就与之作对。抱有此种想法的人们还要过很长时间才会与接受卡尔西顿会议主张的教会权威正式决裂。卡尔西顿会议否定了一对相反的观点，一边是一性论，另一边是“聂斯托里派”二性论，其中最令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头疼的就是一性论。因为一性论的大本营亚历山德拉是东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担负着为君士坦丁堡供应粮食的重任，而且一性论在君士坦丁堡内部也一直不缺乏支持者。早在卡尔西顿会议上，与会的埃及主教们就坚称假如他们签署了会议声明，回去以后必然死路一条，而且人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并非危言耸听。毕竟亚历山德拉在四十年前曾经私刑处死过希帕提娅

卡尔西顿会议废黜了亚历山德拉的主教狄奥科鲁并激起了城中的公愤。之所以这样惩罚他是因为他所属的团体在449年的第二次艾菲索斯会议上搅局，将“单一本质”神学奉为正朔，而他在团体中地位颇高。马尔西安皇帝与普尔喀丽亚皇后决心寻找一个更听话的人选来接替狄奥科鲁。他们对亚历山德拉的教士们施压并借此使得狄奥科鲁的一位助手普劳德骝成功当选。但是新任主教上台之后就发现自己地位越来越不稳。457年马尔西安皇帝一死，他就失去了保护伞。一群认为他背叛了狄奥科鲁的暴徒们将他赶进了一座教堂的洗礼池，将他与六名其他教士乱刀砍死，还抬着鲜血淋漓的死尸游街示众：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本质唯一的旗号下进行的。皇帝在埃及的权威在这起事件之后再也没能得到完全的恢复。埃及教会以及其他一性论据点当中不断增长的多数群体将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徒都贬斥为二性论者以及“皇帝的子民”，或者说麦尔基派（Melchite）*4*。日后“麦尔基派”这个词还会有一段复杂历史。此时与罗马教皇交好的各个东正教传统教会还很乐意用这个词来标榜自己，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词也逐渐变得险恶刻毒起来，就好比“通敌者”这个罪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刚刚推翻纳粹占领的欧洲一样可恨。

从此之后，埃及基督教越发运用当地的科普特语来崇拜上帝。埃及教会很久以来一直都在使用各种科普特方言，其中充满的借用自希腊语的词汇，到了三世纪科普特语已经有了一套类似希腊语的书写形式，专门用来翻译基督教经文。安东尼与帕科缪的名头以及苦修运动的声誉确保了科普特语在基督徒生活与崇拜活动中的可敬地位，而且科普特语也发展出了一套规模可观且翻译与原创并存的宗教文本。此时科普特语及其独特文化正在成为埃及基督徒将自己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希腊语基督教区分开来的标志。整个地中海东部都能看到这样的趋势，麦尔基派集中在希腊语社会的富裕边境城市当中，同时反对卡尔西顿会议的双方则在其他地区积蓄力量。

帝国境内的一性论领袖们依旧大声宣称着自己对于帝国皇位的忠诚，而且没有理由怀疑绝大多数此类言论都是真心实意的。这些人的忠心自然值得争取。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一代代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都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要搞出一套更加精巧的神学教义，从而实现一性论与帝国教会之间的和解。能够保存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本质自然最好，实在保存不住的话也不是不能通融。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不断地损害着自己与西方拉丁语教会的关系。可以理解的是，随着西部旧帝国的逐渐解体，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也逐渐转移了自己的政治侧重点。410年罗马城遭到了蛮族军队的洗劫，对于一向以历史自傲的罗马人来说，即便这座城市早已不再是皇帝的都城，这一幕对他们而言也依旧是奇耻大辱。451年西罗马帝国依旧还有一位皇帝——多少是那么个意思——但是到了476年，早已占据大片前西罗马帝国领土的蛮族首领们在最后一任少年皇帝登基之后没过几个月就把他赶下了台，这位少年与越发死气逼人的帝国传承就此遭到了遗忘。

现在只剩下了东罗马帝国。此前东罗马帝国对于残存的西方教会当中的主教领袖即罗马教皇的观点或者怒火中烧的陈述并没有特别留意。一系列对于自身在教会当中的地位越发肯定的教皇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前辈里奥在《大卷》当中已经针对基督本质进行了一锤定音的论述。罗马方面衡量君士坦丁堡各种政策变化的标准就是看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大卷》相吻合，而教皇们根本无法理解东罗马帝国皇帝们在琢磨基督学问题时首先要顾及的大量政治与军事考量。就这样，从482年到519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正式陷入了分裂，因为拜占庭皇帝芝诺及其主教阿卡修斯在君士坦丁堡支持了一份与一性论者重新联合的教义主张，名为《合一法》（Henotikon）：这份主张首先将聂斯托里拉出来批了一顿（先捏软柿子），又赞颂了一番西里尔批判聂斯托里的关键性文件，但是对于艾菲索斯的一性论团体深恶痛绝的《里奥大卷》却不置一词，这种做法使得罗马方面非常不满。直到518年拜占庭皇位易主之后，《合一法》与“阿卡修斯分裂”才告一段落。新任皇帝查士丁一世是一位有西方背景的军人，说拉丁语且不识字。他对于罗马主教有着本能的尊敬，上台之后就非常突然地加快了已经荒废多年的东西方和解谈判。*7*

历任皇帝们对于一性论者的关注很好理解，因为敌视卡尔西顿会议的一性论者不仅局限于埃及，而且广泛分布在帝国全境。叙利亚西部与小亚细亚都被这些人占满了。出身于小亚细亚西南部地区的芝诺皇帝曾经试图在享有盛誉的柱顶修士小西缅死后将其拉拢过来担任卡尔西顿主张的代言人。在这位隐士死后一二十年里，芝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了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一座教堂，西缅的柱子就位于教堂的正中心。*8* 这座教堂的恢宏遗址表明了芝诺皇帝当年为了将叙利亚的一性论者拉拢进卡尔西顿派而付出了多少心力。但是尽管西缅崇拜在当地颇为兴旺，卡尔西顿会议的路线却没能享有同样的好运。六世纪初期最具影响力且最擅长辞令的神学家塞维鲁来自今天的土耳其西南部。他十分坚持自己的一性论观点，以至于一开始《合一法》视为令人不满的妥协，直到后来担任安提阿主教的可能性才使他改变了心意。518年的神学革命终结了他对于这个强力主教职位的把持，但是尽管塞维鲁来流亡到了埃及并平安地生活在朋友的掩护之下，他的声音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宫廷主导权而纷争不休的时候依然十分响亮有力。527年，拜占庭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查士丁尼登基称帝。查士丁尼是查士丁的侄子兼养子，命中注定要对曾经的东罗马帝国来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既想维护519年与罗马达成的脆弱协定，一方面又不断意识到一性论者在东方教会当中拉帮结伙的举动——至少他那位精力充沛不守常规的皇后提娥多拉就很同情一性论主张，相当乐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根据这些观点进行活动。

帝国宫廷内传出了许多不一般的双重信息。*9* 查士丁尼不断寻求向一性论者让步，但同时也时常将他们当做危险的反叛者来加以打压，此外他对于教皇的建议或积极干预也保持开放态度。535年与536年期间，帝国宫廷内部在几个关键主教岗位的人选问题上出现了赤裸裸的分歧。由于提娥多拉的干涉，一位名叫狄奥多西的公开一性论者赢得了亚历山德拉主教选举。但是在君士坦丁堡，碰巧来到东方执行外交任务的阿加佩图斯教皇通过直接游说查士丁尼本人将同情一性论的安蒂穆斯主教赶下了台。遭到流放的塞维鲁也面临着来自一场卡尔西顿派主教会议的谴责。此时一性论的同情者们面临着越发严重的迫害甚至处决，塞维鲁不顾环境险恶做出了一个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他向多位铁杆一性论者的秘密主教祝圣进行了赐福，为一套与皇帝支持的竞争者们完全平行的传承体系提供了支持。536年，狄奥多西的亚历山德拉主教职位遭到了剥夺，而皇后则暗地里为他在君士坦丁堡安排了安全的藏身之处。就像塞维鲁一样，狄奥多西也开始构建一套有别于卡尔西顿教会的一性论替代体系。

皇后对于一性论基督教的庇护甚至开始扩展到了帝国疆域之外。在埃及以南，诺巴沙（努比亚北部某王国）的国王在六世纪四十年代皈依了基督教，将当地的基督教从之前的小门小派提升成了国教。基督教向东最终扩展到了今天的苏丹地区，一直达到了尼日利亚的达尔富尔。基督教的残余在努比亚一直存在到了十八世纪。考古研究已经在当地发现了许多无与伦比的教堂遗址，其中有一些还保存着历时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大量壁画，内容包括圣经场景，圣徒与主教领袖。*10* 就像科普特人一样，努比亚基督徒也将希腊文化与自己的本土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在他们的崇拜活动中既用希腊语也用当地土语。手稿残篇表明他们也像地中海东部教会一样尊奉圣乔治，一位可能在四世纪晚期受迫害而死的人物，不过他不仅是基督教的殉教者，同时还是一名士兵，因此他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在各大强权的边境分界越发不稳定，生活没有保障且令人生畏的时代，一位身居天堂的军人保护者很能令人感到宽心。

一性论者所取得的进一步成功来自帝国东部边境的叙利亚，人称迦萨尼德人（Ghassanid）的阿拉伯民族此时已经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移民到了当地并建立了一个不容小觑的独立王国，国土范围从叙利亚南部沿着圣地边境一路扩展，直到红海东北端的亚喀巴湾。王国的军事实力使其成为了拜占庭抵御萨珊的重要缓冲地带，尽管两国关系一直不太顺当，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因为迦萨尼德人在皈依了基督教之后就开始坚决反对卡尔西顿主张。*12* 当迦萨尼德国王阿里萨斯要求拜占庭方面提供主教来为他的百姓组织一个教会时，提娥多拉皇后再度秘密出手，派遣了一队狄奥多西主教册封的教士。

这批教士当中有一位充满魅力的叙利亚东部人士名叫雅各.巴拉丢，此前他在小亚细亚偏远地区的传教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果。他的拉丁化姓氏无疑源自对于常年旅途奔波的戏谑调侃，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马鞍毯的拥有者”。*13* 皇后在世时，她依靠帝国权威来抑制一性论冲突的威胁。548年皇后去世之后，尽管查士丁尼依旧在努力寻找足以弥合教会分裂的教条，但是此时一性论者对于宫廷的反抗已经系统化了。雅各与其他一性论者试图在迦萨尼德一起其他地区另外创立一套主教等级体系。经常微服出游的雅各开展了一个规模惊人的册封教士与祝圣主教计划，计划涉及的区域越过了帝国边境，进入了迦萨尼德与萨珊的领土。他创造了一个叙利亚一性论教会，被人称作雅各教派(Jacobites),这自然是为了纪念他的草创之功。但同时这个教会的官方名称也坚持以东正教自居，即叙利亚东正教会。*15* 这个教会的圣餐礼礼拜词以耶稣的兄弟耶路撒冷的圣雅各命名，体现了教会将自身追溯至基督教的闪族发端的骄傲主张。在礼拜词的核心，祝圣的祈祷文纪念了教会历史上的头三场重要会议，即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堡会议以及艾菲索斯会议，还点名缅怀了一系列卡尔西顿乱局之前的东正教教父。此外祈祷文还专门提到了亚历山德拉的西里尔这座“坚定耸立的高塔”。

这个反卡尔西顿版本的东正教在位于今天土耳其东南部的图尔-阿布登山区占据了当地修道生活的中心地位。图尔-阿布登山区坐落着（而且十分难能可贵地至今依旧坐落着）一批相当重要的修道院，其重要性足以与日后兴建于阿苏斯神权共和国的希腊东正教修道院相提并论。修道生活在叙利亚与阿拉伯地区的基督徒当中十分兴盛。当地修士建立的定居点不仅是修道院，也能充当堡垒。这些建筑都配备有塔楼，其结构造型的精巧程度足以与同时期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塔楼相提并论。熟悉迦萨尼德人的评论家们将他们的基督教称作“修士的宗教”。但是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基督教修道活动与修道建筑历史上的这一章节几乎已经完全遗失了。当地的考古工作恐怕还会取得很多重大发现。*16*

迦萨尼德人的战士传统吸引他们投向了另一位像乔治一样的士兵殉教者：此人名叫塞尔吉乌斯，在戴克里先大迫害期间被害于叙利亚。当地人十分热烈地爱戴着他，他也成了阿拉伯人的主保圣人。在查士丁尼的资助之下，对于他的崇拜扩展到了整个拜占庭帝国。皇帝很想赢得东方臣民的尊敬，而修建教堂来纪念这位广受欢迎的殉教者是很明智的投资。习俗逐渐将塞尔吉乌斯与另一位士兵殉教者巴克斯搭配成了造像艺术当中的一对，两人的联合如此紧密，以至他们的关系也被描述成了“恋人”，为东方基督教留下了一幅饶有趣味的同性爱恋意象，尽管人们几乎从未对这一意象的引申含义进行多么深入的挖掘。*17* 甚至就连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君主，野蛮的萨珊国王霍斯劳二世（590-628年在位）也意识到了显示自己对圣塞尔吉乌斯的尊敬在他西征拜占庭的基督教领土时可以带来怎样的战略优势。据称霍思劳二世曾两次在迦萨尼德的塞尔吉奥波里斯向塞尔吉乌斯的圣祠敬献供品，第一次是在591年借助拜占庭军事力量击败对手赢得王位之后，第二次则是因为他的拜占庭妻子顺利分娩。反对一性论的基督徒将圣祠烧毁之后她还对其进行了重建。

在帝国边境以北，许多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王国对于卡尔西顿会议的成果也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国家全都没能参与会议讨论。这其中有一个统治格鲁吉亚的卡特利王朝，罗马人称其为格鲁吉亚伊比利亚。四世纪早期，在亚美尼亚人皈依基督教之后不久，他们也进行了正式皈依。一个世纪之后，卡特利王室的一名成员成为了鼓动格鲁吉亚人反对卡尔西顿会议的主要力量。这位王子在少年时作为巩固卡特利与罗马帝国结盟关系的官方人质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在宫廷中长大，见证了431年艾菲索斯会议期间各路人马争夺神学制高点的跌宕起伏。后来他来到巴勒斯坦投身修道生活并给自己取名彼得。尽管他在中东地区周游广泛，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里。他曾经短暂地担任过麦乌玛（即今天的加沙地区）主教，还曾率先在耶路撒冷城内兴建了第一座格鲁吉亚修道院。彼得是亚历山德拉主教西里尔的热切仰慕者，因此当耶路撒冷主教犹文拿里放弃自己对亚历山德拉神学的支持时（在卡尔西顿会议上犹文拿里很干脆地穿过会场投靠了另一方）彼得大为光火。彼得身为苦修士的名声增加了他对卡尔西顿会议进行谴责的分量。*19* 他那毫不妥协的一性论观点给后世的格鲁吉亚教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尽管伊比利亚的彼得是格鲁吉亚的国家级圣徒并且饱受尊崇，但是接受他依旧很不容易——因为格鲁吉亚人最终还是承认了卡尔西顿信经，尽管此时已经是七世纪初，彼得已经死了很久。*20*

相比之下，亚美尼亚人在六世纪专门声明自己反对卡尔西顿会议，而且此后从未妥协。他们认为卡尔西顿信经的用语一味追新求新，以至于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部分原因在于，就像格鲁吉亚人一样，用来表示“本质”的词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同样与表示“基础”、“根基”或者“本源”的伊朗语词根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任何有关基督拥有二重本质的描述在他们听来都是亵渎的胡说八道，甚至卡尔西顿会议上认可的定义也不能幸免。他们十分小心地以亚美尼亚语为基础构建了一套自己的神学词汇表——所有这些作品全都创作于卡尔西顿会议之前。实际上，亚美尼亚人如此关注构建自己的基督教文学军火库来捍卫自己的正教观点，以至于他们发起了长期的经典希腊语与叙利亚语神学手稿翻译工作。这一举动令研究古代教会的现当代大学生们受惠良多，因为原文往往会遭遇有意审查或无心破坏，亚美尼亚语译本也就成了唯一的存世文本。*22*

亚美尼亚语的礼拜词包含了一个显著特色，永久性地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五六世纪的神学冲突。东方基督教崇拜活动的一般特点是会咏唱乞求上帝垂怜的内容：“神圣的上帝，神圣而强大，神圣而不朽，求您垂怜我等。”这就是所谓的三圣颂(Trisagion)。尽管使用这段唱词的基督徒数量众多，但是他们对于这段唱词的所指并没有一致意见：这里唱的究竟是三位一体的神格——正如三重歌词的格式所暗示的那样——还是基督自己呢？五世纪晚期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一性论修士洗衣工彼得（Peter the Fuller）持后一种观点。为了表达自己的神学看法，他在三圣颂当中添加了一句歌词：“为我们而钉十字架”。这样一来上帝三位一体神格当中的第二位就在礼拜词当中被钉上了十字架。

这项神学运动名为“天主受苦论”（Theopaschism），其中心主张甚至在当中都存在争议并导致了一性论阵营的重大分裂，尽管这期间也不乏趣事，例如与洗衣工彼得同时期的一性论诗人安提阿的以撒（Isaac of Antioch）写了一首文辞优美的长诗，庆祝一只鹦鹉学会了歌唱经由彼得修订过的加料版三圣颂。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教会最终否决了额外添加的歌词，但是亚美尼亚教会还是倔头倔脑地将这句歌词采纳进了礼拜词当中。因此每一次亚美尼亚教会举行活动时都会通过这段肃穆的祷文来肯定基督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随着教会礼拜年度的季节流转，他们还会用其他纪念基督诞生为人以及死后复活的歌词来代替涉及十字架的内容，并且将这些纪念歌词归于“圣父”名下。以洗衣工彼得的歌词为思想指导，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教会的宗教活动、宗教文学与宗教艺术都将十字架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亚美尼亚最广为人知的大型雕塑就是一座四边形石雕，表面上铭刻着极其精美细致且富于变化的十字架。*25*

一性论路线在拜占庭帝国周边所取得的最不同寻常且富有异域情调的成功发生在遥远的南方，甚至比努比亚还要靠南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在这片偏远山区的最初起源并不清楚，唯一的记载就是使徒行传当中一则自说自话的故事，故事记录了发生在犹太的一次遭遇，遭遇双方分别是第一批耶路撒冷基督教领袖之一腓利与一位“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阉仆，后者对于犹太教预言已经被基督降临所实现的消息十分着迷。*26* 最早的历史记录源自四世纪，明确指出基督徒们并非通过埃及南下而来，而是借助埃塞俄比亚与阿拉伯以及叙利亚地区长期建立的通商联系渡过红海从东方来到此地。人们通常认为一位名叫弗鲁门齐乌斯的叙利亚商人当年率先说服埃塞俄比亚北部强国阿克苏姆的国王埃扎纳皈依了基督教。自然，埃扎纳国王的钱币也见证了一场激烈程度与个人化程度不亚于当年君士坦丁的皈依过程：钱币上原本的新月双星花纹变成了十字架。埃扎纳留下了一份传世的希腊语文铭文，声明自己放弃了埃塞俄比亚战神之子的地位，转而投靠三位一体。

埃扎纳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国王，不仅打算在来世获得永生，还决心在现世留下永久的回忆。他在阿克苏姆兴起了修建纪念性雕塑的传统。这些雕塑的规模大得令人窒息，尽管今天很难理解当初的创作用意：几十根石柱宛如高塔一般矗立，上面还雕刻了众多门窗。其中有几根石柱着实硕大无朋：例如有一根石柱的原始高度恐怕超过100英尺，刚刚竖立起来不久就倾倒了。这根石柱的原料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单体开采石材。*27* 没有多少理由怀疑当初正是埃扎纳联系了亚历山德拉教会，为了当地的主教人选而求到了亚他那修本人头上。于是就形成了一套埃塞俄比亚所特有的安排并且至少维持了一千六百年，直到1951年为止：埃塞俄比亚教会的主教（abun）从来不是埃塞俄比亚本地人，而是来自几百英里以北的科普特教会，而且全国上下基本没有任何其他主教。*28*

这意味着主教在当地很少能掌握实权或主动权，他只是一个上了年纪且说着另一种语言的外人。真正的权威位于国王与修道院院长手中。修道活动似乎很早就来到了埃塞俄比亚并且迅速赢得了王室的赞助。在这些宗教领袖周围是为数众多的非修道体系教士所形成的世袭王朝，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每当主教难得一见地大驾光临他们的地盘时，这些人总会成百上千地蜂拥而至，寻求主教的正式任命。这些牧师，助祭以及唱诗班领唱所受到的教育基本上仅限于主持礼拜仪式的详细知识，但是这种教育本身就是能量惊人的智识财富。这些普通人由此形成了全体人民的宗教观，而不是将宗教视为王室精英的私产。接下来的千百年里埃塞尔比亚教会经历了无数风吹雨打艰难曲折，却依然得以保存自身的独特生命力，正是因为这些人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埃扎纳国王可能公开弃绝了旧神，但是在他一开始张罗起来的教会当中，崇拜活动依旧保持着独特且不容错认的非洲特色。当地的教堂形制往往更贴近神庙而不是会众聚集的空间，礼拜仪式都在露天进行，辅之以多种鼓乐与弦乐伴奏，主要的教士与乐师们头顶撑着遮阳避雨的精美阳伞。教堂召唤信徒进行祈祷所用的并不是大钟，而是许多挂在树上的石磬，敲起来的声音同样洪亮悠远。一般认为与崇拜活动密不可分的教会礼拜颂歌全都出自六世纪宫廷乐师亚雷德（Yared）之手。根据传说，此人的音乐才华曾令他大吃苦头。他的歌声使得当时的阿克苏姆国王加布拉.马斯科尔（Gabra Maskel）如痴如醉，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自己手里的长矛因为身体前倾而扎穿了歌手的脚面，而亚雷德本人也（很圆滑地）唱得全神贯注，一句话都没说。*29*

在充满争议的五六世纪，埃塞俄比亚教会通过亚历山德拉与更宽广的主教传承体系建立了脆弱的联系，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跟随埃及教会投入了一性论阵营。埃塞俄比亚神学当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叫做tawahedo，即人性与神性在化为肉身的救主身上的“结合”。不管怎么说，尽管主教承担着关键角色，但是埃塞俄比亚教会在本质上并没有变成另一个科普特教会。更加无所不至的是它与闪族世界的联系，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埃塞俄比亚语当中就出现了十分鲜明的闪族特征，例如蒂格雷与厄立特里亚这样的海滨地区的冠名更是闪族特色十足。闪族语系当中的古闪语（Ge’ez）成为了埃塞俄比亚教会当中的礼拜与神学语言并延续至今，尽管这种语言如今已经丧失了所有其他用途。一性论的到来也与闪族世界有关，因为在叙利亚传说当中有一个“九圣徒”的故事，据说他们是五世纪晚期遭受卡尔西顿会议迫害的难民，为埃塞俄比亚修道体系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埃塞俄比亚的闪族联系还有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对于犹太教的特殊兴趣。这是早期叙利亚基督教与犹太教密切联系的残留，但是在远远更长的时间里这一特点在埃塞俄比亚变得越发显著。这恐怕不是源自当地人与犹太人的直接联系，而是源于埃塞俄比亚人对于使徒行传当中当地教会建立情节的骄傲，腓利与太监的故事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所继承的犹太教遗产。在遗世独立的非洲，埃塞俄比亚教会对这段情节进行了几百年的思考，使得这颗种子长成了整个教会的主题。埃塞俄比亚教会尊奉犹太安息日，施行割礼（与犹太人不同，这里的割礼男女通用），还遵守犹太教的饮食戒律。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外部记录显示埃塞俄比亚教会珍藏着号称曾经在耶路撒冷圣殿供奉过的约柜。根据记录，这个约柜上装饰着十字架图案，这一点的确为这个柜子的出处造成了不小的问题，因为假如约柜是真的，其制造时间比起耶稣钉十字架要早一千年。*31* 在最极端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对于希伯来过往的关注催生了一个最早出现于十四世纪的特定群体，其他埃塞俄比亚人称他们为Falasha，即“陌生人”，而他们则自称Beta Israel，“以色列之家”，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犹太人。近几年来，大多数Beta Israel都迁往了以色列。*32*

埃塞俄比亚教会与以色列以及犹太教的复杂联系的核心是一部名为《Kebra Nagast》的文学作品，意为“列王荣耀之书”。正是这本难以确定创作时间且风格杂糅的著作将埃塞俄比亚王室的起源与所罗门王以及传说中也门王国的统治者示巴女王联系在了一起，根据希伯来圣经的记载，这位女王当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排场极其气派。今天的人们认为《列王荣耀之书》当中有一个后来添加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的儿子孟尼利克一世，他是第一任埃塞俄比亚国王，也正是他将约柜或者说tabot带回了埃塞俄比亚，至今依然保存在阿克苏姆的一座小教堂里。埃塞俄比亚的每一座教堂里都安置着饱受尊崇的约柜复制品。对于约柜究竟什么时候才在埃塞俄比亚信仰活动中变得如此重要依然很有争议。最近的历史学家考虑过了混乱而片面的证据之后将这一时间确定在十六世纪末。一方面是伊斯兰势力使得当地遭受了严重打击，另一方面与更广大基督教世界的接触也造成了不小的创伤，这使得埃塞俄比亚教会尤其关心如何巩固自己的特色并丰富现存的犹太传统。*33*

《列王荣耀之书》的原始形式肯定还要古老得多，可能与六世纪的某个时期有关，当时阿克苏姆正处于史上若干个势力巅峰之一。当时由卡勒布（Kaleb）国王统治的强大基督教帝国十分关注示巴女王的土地，也就是也门。此时埃塞俄比亚在也门与阿拉伯当地政治当中占有的积极角色令人留恋不已，也很能解释日后埃塞俄比亚对于所罗门以及示巴女王的迷恋。在六世纪早期，来自拜占庭的一性论基督徒受到已经存在的基督徒社区的吸引，聚集在了奈季兰（位于今天的沙特西南部），这里也就成了一性论基督教的主要活动中心。在523年或524年，也门的希木叶尔王国统治者优素福对该城人口发动了可怕的大屠杀。此前一个世纪里优素福的家族皈依了犹太教，而他这么做是为了表达自己在阿拉伯地区重建以色列的军事热情。此前就因为优素福杀死埃塞俄比亚士兵而暗藏火气的卡勒布抓住机会渡过红海进行强行介入，击败并杀死了优素福。

有了埃塞俄比亚势力撑腰，一位名叫阿布拉哈（Abraha）的一性论统治者在阿拉伯南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并将一性论基督教奉为国教。要不是一起工程学灾难，一性论基督教很可能会成为阿拉伯半岛的未来。长久以来，古老而著名的马里卜大坝一直维系着当地农业繁荣。六世纪七十年代阿布拉哈国王对大坝进行了修缮，但是却发生了灾难性的失败。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这座大坝都没有得到重建，直到现代为止。由大坝的灌溉能力支持起来的复杂而富裕的社会就此永久性地遭到了毁灭，而基督教在阿拉伯地区的声誉也惨遭牵连，元气大伤。与大坝崩溃相差不过几年，注定成为阿拉伯世界新先知的穆罕默德出生在了大坝以北五百英里的某地。马里卜大坝的结局令人心碎不已，以至于默罕默德在古兰经当中还专门提过一笔：“赛伯邑族……他们悖逆，所以我使水库的急流去淹没他们，我把他们的两个园圃，变成两个只生长苦果、柽柳，和些微的酸枣树的园圃。”经文当中将这一事故描述成真主对于示巴无信行为的惩罚。*35* 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见到这位新先知以及他的信仰对于世界造成的冲击，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要看看其他反对卡尔西顿会议的异见人士：摩普绥提亚主教西奥多的二性论继承人所兴建的东方教会

卡尔西顿会议终究没能请到聂斯托里，尽管会议安静低调地接受了他的大部分神学思想。与此同时，二性论叛逆者们的处境看上去极其困难。不像拥有亚历山德拉的一性论者那样，他们在拜占庭帝国内部没有根基。甚至就连拜占庭帝国以东萨珊帝国境内的叙利亚基督徒们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庇护。五世纪中期的琐罗亚斯德当局再次发动了针对基督徒的大屠杀。在亚兹得格尔德二世治下杀戮尤为惨烈，足有十位主教以及据称153000名基督徒（显然是具有圣经行文夸张风格的象征性数字，尽管实际数字也一定非常骇人）在如今伊拉克的基尔库克市惨遭杀害。但是迫害基督教并不是萨珊帝国的长期政策，教会挺过了这一关并且更加巩固。要么因为拜占庭帝国重新确立了卡尔西顿基督教，要么因为其试图拉拢一性论者，总之叙利亚东部的基督教开始越发明确地向二性论路线靠拢。

489年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拜占庭皇帝芝诺为了平抚一性论者而终于关闭了伊德萨伯（今土耳其乌尔法市）的波斯学院。这里曾经是整个东罗马帝国境内外基督徒的高等教育中心，但是此时在该城市以东150英里多一点，萨珊帝国境内的尼西比又落成了一座专门培训二性论教士的学校。在尼西比，希腊语著作会得到翻译并向叙利亚语听众们进行详解，使其转化为与卡尔西顿派以及一性论基督徒进行辩论的知识武器。这一手可谓影响深远。更有甚者，尼西比的知识并非仅仅来自西方。尼西比有一位基督教学者名叫塞维鲁斯.塞博赫特（他的姓氏源自波斯地区），他是幼发拉底河畔某修道院的院长兼主教。此人在七世纪中期首次描述了一套由印度人发明并流传进伊斯兰文化的数学符号，也就是阿拉伯数字。*36*

尼西比的学者们并没有垄断基督教高等教育；另一个最重要的教育中心位于遥远南方的贡德沙普尔。统治当地的库斯鲁一世（531-579年在位）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的同代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宽容性情与文化修养。在他的推动下德沙普尔的基督教学校成为了一座一般性教育中心，拥有典藏丰富的图书馆，将希腊与印度这样相隔遥远的文化收纳联系在了一起。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是叙利亚语。贡德沙普尔培养了一系列医术精湛的二性论基督徒，借此将历经惨痛摧残的叙利亚基督教与萨珊精英的生活结合在了一起。这些人一开始为萨珊国王服务，后来还服侍过塞琉西-泰西封的伊斯兰教统治者。直到二百年后巴格达建城并设立学校，才把贡德沙普尔在学术与古老文化保存方面的重要性比下去。但是这座巴格达的榜样，名动一时的权力与学术中心如今已经荡然无存。贡德沙普尔的遗址位于一座伊朗小镇附近，几乎湮灭不见，至今为止未曾得到过考古发掘。*37*

二性论也向帝国南部扩展，进入了阿拉伯半岛，当地一直存在欢迎基督教的部落。由于一性论埃塞俄比亚人与迦萨尼德人所施加的外力，当地存在着促使现存基督教转向一性论的强大反向影响力。但是政治斗争意味着阿拉伯基督徒绝不可能全体循例；实际上有些人之所以选择二性论恰恰是因为迦萨尼德人选择了一性论。阿拉伯地区基督教活动二重性的重要之处在于阿拉伯基督徒很不愿意认同卡尔西顿的帝国教会。他们更认同基督教的闪族层面。借助迦萨尼德势力保持畅通与安全的叙利亚商路向南通过阿拉伯地区与红海，也将叙利亚的神学与崇拜活动带进了半岛。这也造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在古兰经这部阿拉伯基督教头号大敌的典籍当中存在着大量源自叙利亚语的外来词汇。这些词汇很可能来源于穆罕默德本人对于叙利亚语版本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典籍的了解。这一点表明，就像其他地区源自叙利亚的基督教一样，阿拉伯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与经文用语也是叙利亚语而不是阿拉伯方言。

就这样，东方教会在六世纪完全建立了起来，一方面完全独立于任何拜占庭帝国主教的干预，另一方面则坚守遭到卡尔西顿会议谴责的神学理念。东方教会的宗主教一般居住在萨珊帝国的主要城市里，被人们称为Catholico，或者说“普世主教”——考虑到分布广泛且人数日益增加的基督徒将这位主教视为自己的主教，这一头衔听上去就像罗马或者君士坦丁堡主教的高傲主张一样合理。麦尔基派卡尔西顿会议拥护者与一性论者一样，都依靠扩张迅速的修道生活来维系自己的属灵生活。五世纪后期的动荡岁月当中，许多东方修道院都陷入了混乱无序当中。571年，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修道人士，卡斯卡的亚伯拉罕（Abraham the Great of Kaskhar），为恢复修道生活的规范而制定了一套规则。十七年之后，他的继承者达蒂肖院长（Abbot Dadisho）在尼西比的伊兹拉山大修道院进一步强化了这套规则。他坚定主张教义纯洁性：“任何不接受正教教父（大数的）迪奥多、（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以及聂斯托里的人都不应与我们有任何瓜葛。”萨珊国王库斯鲁二世在地中海东部打击拜占庭帝国取得的军事胜利强化了二性论修道院。自605年之后的一二十年里，萨珊国王控制了图尔阿布丁的山头，这里的修道院此前要么属于麦尔基派，要么属于一性论派。从此以后，有些二性论修道群体一直坚守着图尔阿布丁。直到1838年东方教会的最后一批修士才离开了这块非同一般的基督教神圣飞地。

东方教会此时已经从此前各个世纪的基督教核心地带出发并流传了到令人惊异的遥远异邦。教会沿着将拜占庭/萨珊与中国/印度连接在一起的陆路与海路向东扩展——而且期间始终没有获得任何政治支持。对于远赴他乡的传道者们来说，踏上这样的旅程大概就相当于履行教士任期一样。但是这趟传道之旅也很需要天然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推销才能，而这正是叙利亚商人在亚洲取得重大成功的法宝。四五世纪期间，东叙利亚的基督徒们远离了萨珊帝国，在中亚民族当中建立了基督教前哨站。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他们继续稳步推进者自己的活动，这意味着今天的人们可以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他们的遗迹。例如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斯兰教领地的撒马尔罕山地与平原，在这里人们有可能震惊地遇到中世纪石刻十字架或者叙利亚语铭文。*41*

叙利亚基督教的早期扩张分支之一就是印度。当地的多马教会声称自己的创建者是使徒多马，并将这一出身视为至宝。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罗马帝国与印度在一世纪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早在三世纪初期，崇敬多马的传统就在叙利亚引发了诸多关于多马在次大陆行止事迹的次经记述。到了四世纪，印度西南的马拉巴海岸已经出现了组织完备的教会，以至于需要专门作出安排，将该教会置于萨珊帝国主要贸易港口城市瑞尔-阿尔达希尔（Rew Ardashir）（今波斯湾布什尔港）的主教权威之下。*42* 一个世纪之后，亚历山德拉的一位基督教作家科斯马斯在非比寻常地游历了一番印度之后为自己起了一个绰号，Indicopleustes，“游历印度的旅人”——尽管此人也见识过别的大世面，例如六世纪二十年代卡勒布国王在也门的大手笔活动。尽管科斯马斯来自埃及，但是他却是个二性论者，常年浸淫于大数的迪奥多与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的著作当中，对于遭到流放的亚历山德拉主教狄奥多西嗤之以鼻，将其称作最近的“分裂教父”。他为东方教会感到骄傲——此时东方教会已经将基督教从波斯传播到了印度乃至斯里兰卡——还因为自己的旅程所见而欢欣鼓舞，在他看来整个人世间“充满了福音，福音已经传遍了世界。”就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十分遗憾地是，他的唯一一部传世作品主要研究得是天文问题，其中着重探讨了无甚前途的天圆地方理论。这部作品当中对于科斯马斯所知道的世界只有一鳞半爪式的记述，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为此而心存感激，因为其他的证据实在太少了。*43*

“多马的基督徒们”在印度立足之后与身边的非基督教社会以及精英阶层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关于这些人的历史，除了众多石刻十字之外，可以确定时代的最古老文物是八九世纪当地统治者授予他们的五块铜牌，上面镌刻着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结社权利。*44* 尽管这些人当中也有着各色各样的个人习惯，但就总体而言与印度教邻居们非常类似。他们在印度教社会也拥有了颇受尊敬的一席之地。不过他们也从未完全切断自己与中东二性论教友或者西方教会的联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接触可能发生在九世纪，接触的对象是英格兰。好几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都提到了一位显赫的盎格鲁撒克逊廷臣，名叫西格海姆。此人曾奉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之命前往印度拜谒圣多马之墓。直到十六世纪他们与全副武装的西方天主教基督徒再次在印度碰面时，“多马的基督徒”在印度社会当中的悠久地位才成为不利因素。天主教徒们既反感他们在文化层面上的妥协，也痛恨他们的聂斯托里异端学说，并且花费了很大气力来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历史记录。

东方教会一直依靠坚守叙利亚根源而维持着团结一致，展现着叙利亚基督教在创始时期就显示出来的蓬勃个性。西方基督教已经步入了歧途，而东方教会则因为自己与西方的差异而感到光荣。无论东方教会传播到何方，都会将先知约拿的故事（圣经当中最有趣的一篇虚构文字）奉为至宝。大多数基督徒尊奉约拿是因为他在大鱼腹中熬过的三天暗合基督的死后复活。不过东方教会却记得约拿之所以要在大鱼腹中憋屈三天是因为他徒劳地试图逃避上帝的召唤，不想去尼尼微——而现在尼尼微已经有了一位力图完成约拿当年工作的东方教会主教！信奉基督具有二重本质的神学使得东方教会始终忠于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的教诲，相信人类本质的基督就是亚当第二。因此他是所有亚当儿女的真正楷模，而人类完全可以效仿他的圣洁。这种观念的确使得出身于叙利亚传统的修士们为了效仿基督而采取了极端的自我惩罚，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观念也表现了基督教思想光谱当中对于人类价值、潜力与能力的乐观看法。假如耶稣拥有完整的人性，那么人性必然是善的，因此无论后来遭遇了怎样的侵蚀污染，所有人的本性一开始都是善良的。这种观念与希波的奥古斯丁强调原罪观念之后经常在拉丁语西方基督教当中浮现出来的生猛悲观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见解继续照耀着东方教会的神学观念。尽管此类教诲在400年前后的拜占庭帝国教会遭到了谴责，但是东方教会对于这些谴责却不以为然。日后帝国教会对于修士兼属灵作家艾瓦格利欧斯的谴责同样没有得到东方教会的响应。许多艾瓦格利欧斯的著作如今都只剩下了叙利亚语译本，希腊语原文都已经遭到了销毁。*46* 七世纪的卡塔尔有一位名叫以撒的修士，后来曾经短暂地担任过声名显赫的尼尼微主教。他发扬了艾瓦格利欧斯从大胆包天的奥利金的著作当中推衍而来的理念，宣称所有世人到头来都能得救。他甚至在地狱的烈火中也能看到神圣之爱，因为地狱烈火不过是为人类步入进一步的极乐境界所进行的准备工作：

“蕴含其中的上帝之爱、上帝之力与上帝之智将会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汹涌不休的上帝之善的不懈威能也将更加显明。慈悲的造物者创造具有理性的生灵不是为了让他们遭受永无休止的折磨……因为早在这些生灵成型之前，上帝就知道他们会犯下那些过错。”

以撒有一位八世纪的继承者名叫达亚沙的约翰（John of Dalyatha），此人的著作将叙利亚人对于肉体惩戒的强调推向了极致，成为了返回人性原始纯净境界的道路。约翰声称通过谦逊冥想（尤其是在采取匍匐姿势的时候），修士不仅可以将自己净化后的本质与世间一切造物相联，甚至还能与造物主结合为一体，从而得见上帝荣光的异象。“正如火焰向眼目显示升腾明灭一样，上帝也会向纯洁而理性的存在彰显自己的荣光。”约翰还进一步声称在家的俗人无法体会自我净化所导致的与上帝的神秘结合。“基督不能与俗世共存……但他经常造访灵魂之家并在其中驻留，假如家中全无俗世之物的话。”就像基督教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每当神秘主义者们试图解释超然的体验时，非神秘主义者们往往会觉得他们的说辞不仅难以理喻，而且还逾越了造物主与受造之物的界限。约翰死后不久，东方教会就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教导表示了谴责，但是许多神秘主义者们依旧对其兴致勃勃，他的言论当中的许多内容也会在日后的许多其他历史场景当中得到应和。*48*

东方教会对于单一传统的信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由于一系列在历史关键阶段取得的政治胜利以及与地方当权者的成功结盟，一性论者很乐意在多种不同语言当中发展自己的文化与神学，例如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科普特语，努比亚语以及古闪语，而且并没有确立作为参考标准的通用语言。相比之下，尽管二性论者的确喜欢将众多圣经文本、礼拜词或者其他文本翻译成东方语言，但是即便到了中国这样的遥远异邦，他们也依旧将叙利亚语当做通用的礼拜与神学语言，他们所使用的景教体文字则由原始叙利亚字母表组成。与大部分字母文字不同，景教体文字与叙利亚西部的对应物谢尔特体文字都没有发展出便于快速书写的花体或小写体系，因此几百年后的读者们依旧可以看懂并理解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十分古老的文本。人们认为这正是叙利亚基督教历时悠久却少有变化的原因之一。*49* 但是东方教会中的通用叙利亚语不仅带来了力量与稳定，也造成了弱点。东方基督徒面对着众多文化，而二性论基督徒在这些文化当中注定只能成为操一口异乡通用语的少数派——叙利亚语在东方教会的地位远远不能与帝国用语拉丁语在西方教会的地位相提并论。对于他们的受欢迎程度更为不利的是，他们在反基督教社会往往会成为拥有一定社会地位与特权的少数群体。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没能达到成为主导文化所必需的临界质量。

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与埃塞俄比亚、努比亚以及亚美尼亚的一性论者相反，东方教会从来没有永久性地获取任何皇室家族的衷心拥护，尽管东方教会的基督徒们经常在各种君主王侯的宫廷里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个时期东方教会仅有一次差点达成这个目标，而且从长期来看还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正如下文所见，全体基督教都难逃此劫。628年，萨珊国王霍斯劳二世的统治遭到了十分暴力的终结。王储什洛依（Shiroi）谋杀了他，而且为了以防万一还杀死了自己所有的兄弟，之后自封卡瓦德二世。卡瓦德二世的政变得到了好几个二性论基督教望族的支持，而且由于他的父亲针对拜占庭帝国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萨珊的领土向西扩展了相当大的面积。在萨珊帝国的历史上基督徒第一次可能在萨珊国王的臣民当中占据了多数。*50* 早在霍斯劳二世的执政后期，先后娶了两任基督徒妻子的他就时断时续地对教会显示了一些策略性的善意。此时此刻，新任国王或者他的继位者真的有可能决定像当年的梯里达底、君士坦丁以及埃扎纳一样转而投靠基督教。

新政权的存在时间很短，政变成功之后没过几个月卡瓦德二世就死了。但是帝国对基督徒的显著善意姿态以及基督徒向帝国活动中心挺进的趋势仍旧持续了下去。登基之后的卡瓦德立刻下令为萨珊教会选择一位新任普世主教。霍斯劳二世曾经阻止过普世主教职位得到填补，因此这个职位的传承整整中断了二十年，至此才得以恢复。被选中的埃索亚伯二世（Ishoyahb II）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与宽阔眼界，正是他以官方身份鼓励了向中国传教的活动。他向唐朝皇帝派去了一个使团，团长是一位中国人称作阿罗本的主教。635年阿罗本抵达中国并受到了热情接待。中国的基督徒们长久以来一直纪念着这一事件，因为正是这次来访导致了中国第一座修道院在官方支持下的建立，而且这座修道院还有幸坐落在当时的帝国首都长安附近，具体地点是今天距西安市西南55英里的周至县。这座修道院曾在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一个世纪左右得到过重建，至今周至县的修道院原址上依旧保存着一座藏经宝塔。尽管接下来的千百年里道教徒与佛教徒都曾在此落脚，但是这座建筑依旧保留着凸显基督教与地中海东部世界的中文名字：大秦寺。当地人从来都很熟悉它的基督教由来，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座建筑的重要性才真正得到广泛认识。宝塔骄傲地矗立在一道山坡上。值得注意且一定饱含深意的是，这座宝塔与旁边的山头遥遥相望，山上坐落着著名的道教圣地楼观台。唐朝初期东方教会在当地繁荣发展的时候，这座道观是唐朝皇帝们十分重视的高等教育中心。中国人与东方教会之间存在着切实的联系，尽管这一联系早已逝去，却也坚持了七百年。最近在日本京都进行的调查显示当地也保存着最初由东方教会兴建的建筑。这些意料之外的再发现恐怕并不会就此告终。*51*

东方教会向西打入拜占庭的举动同样前景看好。霍斯劳二世对战拜占庭期间最显赫的战利品并非土地，而是一件重要的基督教遗物：耶稣基督当年受刑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在四世纪耶路撒冷将自己当做圣地进行自我推销期间，这件遗物不知怎么的就冒了出来。令拜占庭皇帝赫拉克里既怒且羞的是，霍斯劳在614年洗劫耶路撒冷的时候把真十字架也抢走了。但是霍斯劳很尊重这件遗物，将其交给自己的基督徒妻子保管。后来萨珊女王布伦上台，在赫拉克里的成功反击面前认清了现实，而真十字架也成了十分好用的外交筹码。萨珊方面派遣了一个由埃索亚伯二世宗主教率领的和平使团去返还真十字架。630年埃索亚伯二世当着拜占庭皇帝与众多卡尔西顿派主教的面按照二性论的礼拜式举行了一场圣餐礼，如此扬眉吐气之举在二性论基督教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合约的签订对于赫拉克里皇帝来说同样是不小的胜利，因为皇帝可以向惨遭萨珊军队蹂躏的耶路撒冷大肆展示这件遗物并为自己加分。*52*

可悲的是，两大传统敌对强权之间的和平高潮对未来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卡瓦德二世的弑父之举以及他本人随后不久的死亡严重毒化了萨珊宫廷政治，一连串短命统治者为了王位而争斗不休，与此同时与拜占庭之间经常性的前线战争将中东地区蹂躏得一塌糊涂，也令双方军队元气大伤。此外两大帝国的碰撞使得夹在其中的较小基督教军事力量纷纷化为了齑粉，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就是信奉一性论的迦萨尼德人。一百多年以来拜占庭正是通过他们才能了解到阿拉伯世界的各种动态，当地的稳定局势也是由他们维持的。当伊斯兰军队这一意料之外的的新兴军事力量在帝国南面逐渐成型时，迦萨尼德人原本可以向拜占庭方面提出警告。穆斯林的登台对萨珊帝国造成了致命一击。历经三个世纪的帝国在七世纪四十年代期间沦为了废墟。最后一任国王亚兹得格尔德三世战败被杀。他的葬礼并没有遵循琐罗亚斯德教的仪式，而是由一位东方教会的主教主持的。他的儿子逃到中国并得到了礼遇，他在中国的活动之一就是在长安建立了第二座二性论修道院。但是来自皇家的青眼相待对于此时的东方教会来说已经来得太迟了。此时各地基督教都面临着一位阿拉伯新先知造成的后果，这其中的是非成败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也一言难尽。

哪位河友手里有《世尊布施论》（Lord of the Universe's Discourse on Almgiving）的原文麻烦提供一下，文本图片格式均可。很快就要涉及景教在中国的概况了。

如无全文，也可仅提供与以下译文相对应的段落：

Therefore, you who have already embraced the faith, OR you who do all kinds of meritorious deeds, OR who will walk in his way with an honest heart, shall all enter heaven and remain in that abode of happiness for ever and ever.

所以于汝向有信者，作诸功德者，谁依直心道行者，得上天堂，到快乐处，无有尽时

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第154页。爱问有下载。兄台搞到这本书应该不怕任何景教文本了......

还有朱谦之的《中国景教》第120页有“谁依直心遂行者得上天堂，得快乐处无有尽时。”

到了六世纪晚期穆罕默德出生在麦加的时候，阿拉伯半岛上共有三种宗教信仰相互抗衡。上个世纪当中，犹太教与基督教（正如前文所见，其自身也陷入了严重分裂）已经不死不休地缠斗成了一团。而且双方都厌恶传统宗教崇拜。当地传统宗教的变体很多，麦加则是其在中东地区的古老朝圣中心之一。麦加城里有一座名为天房（Kaaba）的圣祠，其中装有一块黑色的圣石。几百年来天房的重要性仅仅局限于周边地区，根本无法与风光无限的耶路撒冷犹太圣殿相提并论。后来的基督徒们通过纪念耶稣受刑复活的朝圣活动很好地继承发扬了犹太人曾经的崇拜，不过圣殿的原址却沦为了废墟。然后到了五世纪，麦加的一户望族开始积极推动这座当地圣祠的地位，并且使其踏上了声名显赫发荣生长的道路。出生于570年左右的商人穆罕默德就是这个家族的骄傲后裔。*1*

阿拉伯社会很清楚马里卜大坝溃坝造成的生态灾难。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的旅行者们亲眼见证了这个社会在享受了几百年的富庶荣光之后如何陷入了无力自救的垂死境地。宗教冲突，麦加人对于先祖的骄傲，耶路撒冷圣殿的荒废冷落，神对于其子民的审判与权柄——一切因素都已经齐备，就等着一个心思细密满腹诗情的天才在深思熟虑之后将其雕琢成一条单一信息。了解这段历史背景有助于理解穆罕默德的伊斯兰主张（“伊斯兰”一词意为“臣服”）的效力与特点，但却无助于我们了解他的为人或者开悟，就好比历史学家无法对于基督耶稣的复活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样。西方基督教文化需要对基督教的核心文档进行耐心细致，同样，伊斯兰学者们也需要取得类似的成果来更清晰地描绘那个创造了古兰经的社会与思想世界。*2*

直到610年穆罕默德临近中年时才开始领受神的启示言语。他会按照惯例远离麦加城，进入一个山洞里进行例行冥想，借此远离俗事纷扰。随着启示的进行，他会向逐渐增长的信徒团体们口述自己听到的言词。多年历练之后，他与他的追随者们（穆斯林）终于等到了时来运转的那一天。一开始这群人饱受压迫与排挤，境遇困窘不堪，只得于622年从麦加撤退到叶斯里卜（即麦地那），这一事件的发生时间也成了伊斯兰教历（Hijra）的纪年基础。在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一般认为他死于632年——麦加的穆斯林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胜利且自信的群体，现在他们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制定一套管理规章。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期间，正反两面的经验都在一部固定的书面文本当中得到了体现——尽管这套文本以书面形式存在，但是却被称作“宣读之物”（Quran）。与福音书、使徒行传以及使徒书当中记录的基督追随者们类似的命途变迁正相反，从一开始穆斯林的存续就部分依赖于武装力量的支持，这段经历也是上个世纪震撼阿拉伯半岛的冲突的另一个阶段。之后伊斯兰教非比寻常的扩张也与军事征服密不可分。在麦加遭遇第一次大动荡之后大约过了五十年，二性论宗主教和纳尼肖一世（Henanisho I）曾经向伊斯兰哈里发（哈里发即以默罕默德继承人自居的统治者）阿卜杜勒.麦利克斗胆指出了这一点。哈里发请他表达一下自己对于伊斯兰教的看法，和纳尼肖回答道：“这是由刀剑所立的权柄，并非如同基督教或者摩西律法那样是由神迹所坚定的信仰。”*3*

这是以偏概全的说法。事实上强迫皈依根本不是早期伊斯兰教的规矩，甚至就在其借助军事活动进行扩张时也一样。穆罕默德成就的核心是珍藏其启示理念的优美诗歌。穆斯林们往往会将古兰经的力量归结于阿拉伯语的优美绝伦，这种美感很难通过翻译尤其是英语翻译进行传达。因此皈依伊斯兰教可以成为直抵人心的审美体验，而基督徒们则很少这样形容自己的皈依，基督徒的皈依往往是审美体验的源头而非结果。或许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反对以图象方式来进一步表现神，因为神圣之美已经通过古兰经的辞藻得到了充分体现。人们常说古兰经在伊斯兰教当中的作用相当于道成肉身的圣子在基督教中的作用：神的终极启示。不过不管怎么说诗歌究其性质而言更适合传递黄钟大吕式的意义，而散文则难免力有不逮。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古兰经的终极性的声明总会遭到文本多重含义可能性的缓和与限制。就像圣典领域的前辈一样，古兰经也成了繁复再诠释与深思熟虑的题材——而且还更有过之，因为在大多数伊斯兰社会形态当中都没有发展出与基督教相对应的神职人员等级体系，因此也就没人站出来主张单一的经文含义。

古兰经非常关注犹太教与基督教，对于这两大一神教穆罕默德从小就有所了解。他主张通过麦加神龛崇拜的关注核心“真主”（al-ilah，后来经缩写就成了“安拉”）实现新的宗教联合。但是除此之外穆罕默德对于阿拉伯地区的传统崇拜嗤之以鼻，而且他也很清楚此前还有其他谈到唯一神的圣典存在，即摩西五经与新约。他对于这些书籍的关注以及针对书中内容与盲信读者的尖刻抨击在古兰经的最初几个章节中尤其明显。在目前的章节编排当中，古兰经开篇首先按照阿拉伯地区的传统将一切赞颂归于了至仁至慈的神，之后就过渡到了名为“黄牛”的长篇章节，用这个名字是为了指代摩西（穆萨）与以色列之子们出埃及的故事。耶稣之母玛利亚（麦尔彦）的名字在古兰经当中的出现次数几乎比新约当中多出一倍，还有一整个章节专门以她的名字命名。相比之下，古兰经还保持着一项一经注意难免令人震惊的缄默：大数的保罗完全没有得到提及。这种指名道姓与缄口不语的方式恰似很久以前以便尼派基督徒的强调重点，细细想来颇有趣味。

穆罕默德所宣扬的根本不是什么新信息。他声称伊斯兰教是过去几百年里逐渐晦暗不明的原本真理。二世纪的基督教辩护士们也就他们的信息与犹太教的关系发表过类似的主张。穆罕默德提出的唯一性主旨与卡尔西顿会议也未能弥合的基督本质之争形成了鲜明反差。古兰经中有一段饱受研讨且未有定论的文字，其中真主向基督徒们告诫道“故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他的众使者，你们不要说三位……真主是独一的主宰，他绝无子嗣。”*4* 实际上今天的穆斯林有很多做法都类似于七世纪的基督徒，很可能是当年穆罕默德观察了基督教活动之后借用而来的：例如伊斯兰教的斋月（Ramadan）就很类似早期基督教的四旬斋，穆斯林的标志性俯卧祈祷姿势当时在中东地区的基督徒当中也很普及，直到今天一部分当地的传统基督教群体当中依旧沿袭着这种做法。今天在清真寺里遍地可见的祈祷垫子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得到了基督教修士的广泛应用，分布范围从叙利亚与诺森比亚一直延伸到爱尔兰。早在《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这样的早期西方教会重要手稿当中就提到过此类织物，并用整页篇幅描绘了精美繁复线条交织的几何造型装饰图案。正如前文所说，叙利亚基督教的柱居苦修士可能成为了宣礼塔的灵感来源。四世纪到七世纪之间的基督教出产了大量圣徒，其中很多都被伊斯兰教直接借用了过去，至今依然是伊斯兰崇拜的关注重点。而在接下来的千百年里，大多数情况下伊斯兰教在颂扬新的圣人时也会采取类似的节庆与朝圣形式。*6*

只要浏览一下古兰经就会发现，穆罕默德与犹太教的关系远比他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纠结，或许这是因为他与犹太教走得更近。穆罕默德很可能将自己的形象与自己的宿命诠释成了希伯来先知世袭传承的最后一人，而他起初的使命则是重建以耶路撒冷圣殿——此时已经遭到了基督徒的荒废——为中心的一神教。起初穆罕默德教导自己的追随者要面向耶路撒冷进行祈祷，直到后来他与麦地那的犹太人群体之间闹出了不可开交的分歧，之后才命令自己的最随着改变祈祷方向。从那以后犹太人与穆罕默德追随者进行联合的可能性就破灭了，而穆斯林们也形成了自己的单一民族（ummah）。*8* 在接下来到了历次伊斯兰教分裂当中，包括在逊尼派与什叶派分道扬镳的过程当中，统一民族的概念都一直延续了下来。不过与这个概念平行的还有各种有经之人的概念。有经之人不同于此前与麦加真主崇拜相竞争的阿拉伯世界传统崇拜的信徒，尽管他们对于神之真理的理解各有瑕疵，但都是正解。因此他们获准继续存在下去。“信道者（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阿拉伯地区的一种一神教），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9*

穆罕默德死后几十年内，穆斯林们将会开展一系列惊人的军事征服，这番话对于未来也有了极其重大的意义。穆罕默德本人并没有预见到这一变数，也没有提前做准备，尽管他本人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各种冲突，在传道期间遭遇暴力事件时他也远比耶稣更乐于动手参战。此时穆斯林已经占据了大部分过去六个世纪里皈依了基督教的世界，包括最早期的基督教历史中心，并且一直占据至今。到头来这一举动使得基督教将重心决定性地移向了西方。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在六世纪晚期爆发的一系列战争以及身陷战乱的帝国沿边境摧毁众多基督教缓冲国的短视之举为穆斯林军队提供了完美的可乘之机，他们首先向北冲出阿拉伯半岛，然后东西双向攻入了拜占庭与萨珊境内。基督教的内部分裂降低了进军任务的难度。许多一性论或二性论基督徒对于奉行卡尔西顿会议结果的君士坦丁堡统治者无甚好感，同样，也有许多基督徒不支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萨珊人，当新的主人到来时根本不加抵抗。比方说在埃及，穆斯林大军一到，希腊语文件立刻就在当地基督教团体的生活中消失了。今人对于埃及最重要的国际性基督教圣祠之一阿布米纳的圣米纳斯圣祠遗址进行了挖掘，挖掘工作中找到的最后一份希腊语文件是刻在陶罐上的买酒收据，时间正好是穆斯林入侵埃及的671年。从此之后科普特教会就彻底把持了圣祠。*10*

穆斯林征服者们并没有花费多大气力向自己的新臣民们解释自己的信仰或设法令他们皈依。基督徒们一开始可能会将这些新来者当做阿里乌斯派的某个世俗化分支，而二性论者们则赞成地注意到这些人尊奉童贞玛利亚但同时又绝不容忍对她的崇拜。因此穆斯林军队的突然降临的确算得上一场灾难，但是就目前来说还可以忍耐一下。假如这一变故能够带来比起赫拉克里皇帝的征讨攻伐更加太平的光景，那就更好说了。结果就是历史上最迅速的权力易手过程之一。*11* 在634年到637年之间，三场大战彻底打残了拜占庭与萨珊的军队。638年2月赫拉克里意气风发地将真十字架送还耶路撒冷之后仅仅过了八年，这座城市就在一年围困之后落到了穆斯林军队的手中。不过话说回来这座城市此时也已经不复往昔了，二十五年之前萨珊国王霍思劳二世刚刚在此地大肆蹂躏了一番。耶路撒冷的麦尔基派或者卡尔西顿派宗主教索弗洛尼奥斯坚持以个人身份向哈里发欧麦尔投降献城。

欧麦尔进城时刻意穿了一身素袍并且以骆驼为坐骑，以示谦卑。他对新近归降的耶路撒冷民众也采取了小心翼翼的克制态度。他知道这样做成全了先知的企图，因为征服耶路撒冷绝非无足轻重的军事胜利。欧麦尔在空旷的圣殿原址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借以彰显伊斯兰教的胜利。这样一来哈里发实现了很久以前叛教者朱利安的计划：重振这座长期以来惨遭亵渎、被基督徒刻意唾弃且深切影响了穆罕默德的圣地，恢复其原本的荣光。七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阿卜杜勒.麦利克用另一座穹顶建筑超越了欧麦尔最初取得的成就。这座建筑物今天一般被人称作欧麦尔清真寺——这个名字犯下了双重错误，因为它既不是清真寺也不是由欧麦尔建造的。这个圆顶清真寺或者说“岩石穹顶”一开始的功用似乎是通过在气势上压倒一切基督教建筑来标志穆罕默德启示压倒基督教的胜利——哈里发一定知道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鼎鼎大名，因为这座教堂此时已经建成一个半世纪了。圆顶清真寺中保存着最早日期可考的古兰经文本，包括对于三位一体理论的著名驳斥，此外这段文本也是“穆斯林”一词的最早出处。尽管圆顶清真寺逆转了基督徒对于耶路撒冷圣殿的虐待，但是建筑本身很可能还是由基督教工匠修建的，建筑形制也脱胎于拜占庭。

这一点也是很合逻辑的。圆顶清真寺宣告了一个新兴帝国的到来，这个帝国将会取代苟延残喘的基督教拜占庭帝国。势不可挡的征服计划如今将君士坦丁堡当成了下一个目标，一个伊斯兰教暂时还难以达成的终极目标。在历时五年的反复攻击之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四世终于在678年打退了围城的军队，但是其他几路伊斯兰大军已经逼近了北非海岸。他们先征服了亚历山德拉与埃及全境，之后又通过半个世纪的征战推进到了直布罗陀海峡并占领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军队一直向北进军，直到732或者733年才在法国中部的普瓦提埃附近遭到遏制。基督徒们在君士坦丁堡与法国中部的两场胜利保住了基督教保持主导地位的欧洲，因此基督教世界的活力、自由发展与变革的中心决定性地发生了自东向西的偏移。相比之下，751年伊斯兰军队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大败中国军队的战绩则打开了伊斯兰教进入中亚的门户并最终毁灭了东方教会。

分布在中东以及非洲地中海沿岸的大多数基督徒们现在不得不生活在一套全新的现实当中：他们失去了社会中心的地位。这个情况在阿拉伯地区尤其显著，当地的穆斯林遵从了传闻中穆罕默德的病榻遗言，着手在阿拉伯半岛根除基督教。一个世纪以后，当地就只剩下了寥寥几个基督教社区。就好像基督徒曾经强行征用前代神圣建筑的建筑材料一样，建成于八世纪也门的萨那清真寺也富有象征性地采用了几根二百年前由一性论统治者阿布拉哈国王修建，此时已经遭到拆毁的教堂的石柱。或许正是因为伊斯兰教如此彻底的破坏政策，人们才至今未能发现出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基督教繁荣时期的阿拉伯语圣经，哪怕一丁点残篇断句都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考虑到此前阿拉伯教会的叙利亚特质，这样一本圣经可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13*

其他地区并没有这样极端的压制政策。实际上在大多数伊斯兰教新近主导的社会当中，穆斯林在整整二百多年里都没有成为多数群体。不过尽管起初穆斯林征服者们并没有特意用皈依穆斯林来填充城市，但是只要城里最气派的中心建筑是教堂，他们就一定会将其改建成清真寺。自然很多基督徒都会认为来自阿拉伯的征服大军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信号，也留下了许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文字。但是正如目前以来的基督教历史所一再证明的那样，世界末日再次爽约，柴米油盐重新成为了常态。*14* 总有人要和统治者们打交道。在世俗权威遭到粉碎无法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许多主教纷纷效仿索弗洛尼奥斯投向欧麦尔的先例，与统治者们协商达成了永久性的协议。无论这些协议具体达成于什么时候，习惯上都被人们统称为吉玛（dhimma）。早在萨珊帝国时期就存在着此类保护性的先例。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其他有经之人（日后出于打马虎眼的逻辑与实际层面的必要性，这一概念还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将许多其他有影响力的少数宗教群体包括了进去）根据各自的宗教被组织成了单独的社区（millet），只要他们主要只在私下进行宗教活动，就能得到保护。不过他们要额外缴税，社会地位也较为低下，因为他们是吉米（dhimmi）（受吉玛保护的非穆斯林）

因此穆斯林征服者们称为了军事与统治精英，高居被征服民族之上，因此必须将分散在庞大新领地当中的军力收缩集中在军营里。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兴趣远远赶不上基督徒对于他们的兴趣。为了驳斥伊斯兰教并确立自身的正当性，基督徒们纷纷开始囫囵吞枣地学习伊斯兰教。值得注意地是，他们用来驳斥穆罕默德新先知的术语很类似他们侮辱其他立场相左并被他们贬为异端的基督徒的用语。相比之下，他们并不会用这种方式谈论琐罗亚斯德教或者沦为手下败将的罗马帝国传统崇拜。*15* 基督徒是否会遭到压迫主要取决于穆斯林当权者的个人性格与观点，而这些人曾经不止一次地通过歧视政策特意施压。七八世纪的倭马亚王朝统治期间，许多身为第一批征服者的总督们与坐镇大马士革统治四方的哈里发与总督们都采取了这种做法。基督教的教堂遭到了拆除，基督徒则面临着一整套严格执行的羞辱性与限制性制度。在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堪称伟大的哈里发穆塔瓦基勒统治时期，基督徒被迫身穿区别身份的黄色衣服——这一招完全预演了欧洲基督教社会在接下来几百年里对待犹太少数群体的方式。*16*

至于在较为宽和的统治者在位时期，二等地位或许可以意味着特权与活动余地，就像之前萨珊帝国的情况一样。有些哈里发相当着迷于自己征服的文化。巴勒斯坦与希腊语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在这些人的统治时期基督教风格造像的繁荣程度令人讶异。甚至在倭马亚王宫中的马赛克地板上都能发现大量森林之神萨堤尔与基督教小天使的造型。而且穆斯林统治者的破坏政策也绝对不是一以贯之的。阿拉伯入侵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教堂兴建的高潮，教堂内还存在大量马赛克造像。649年某二性论牧首在穆斯林征服后不久写道，“这些阿拉伯人作战的理由并非与基督教为敌，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尊敬我们的教士与圣徒，还为我们的教堂与修道院带来了礼物。”*18*

但是再怎么说修道院在这个新世界当中的处境也很艰难，尤其是在城里。长期看来地处偏远的修道院最有可能幸存。穆斯林对于修道生活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于中东的苦修圣人们普遍抱有文化层面上的尊敬，因为这些人的行为符合古兰经的教诲；另一方面古兰经又明确地将修士贬损为骗子。*19*修道院保护自身免遭负面观点打击的方法之一就是编故事，故事当中描绘了修士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融洽温暖的关系。这或许是因为围绕着古兰经文本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传统故事或者说圣训（hadith）。圣训的作用是处理古兰经没有明确阐释的问题。根据圣训，有一位名叫巴希拉的一性论修士早在穆罕默德获得任何启示之前许多年就意识到了他的天赋使命。*20* 西奈山下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由朱利安重建，后来敬献给了亚历山德拉的圣凯瑟琳。为了巩固荒凉偏僻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天然保护，这座修道院手法娴熟地向伊斯兰传统当中注入了一则圣训故事，称穆罕默德本人为这个修道团体提供了保护——圣凯瑟琳修道院保存着证明这个故事的文件，文件上还留有先知的手印以示正宗。*21* 在奉行宽容态度的埃及法蒂玛伊斯兰王朝时期，圣凯瑟琳修道院为了进一步表示恭敬还在院墙内部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该清真寺一直存世至今，就连宣礼塔也完好无损。不过今天这座清真寺的大门已经被人封住了，此外建筑本身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准麦加。

700年左右拜占庭东正教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终其一生都是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手下的臣民，根据他的姓氏曼苏尔来看，他本人也是阿拉伯人。世人称他为大马士革的约翰。约翰出身于一个传统的精英阶层，该阶层平稳地完成了从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过渡。他的祖父曼苏尔.伊本.萨尔干是一名卡尔西顿派的基督徒，也是拜占庭皇帝为该城市指派的最后一任总督。他的父亲则是倭马亚政府当中的高官。约翰起初是未来哈里发耶齐德一世的童年玩伴，成人之后则继承了家传的首辅之职。不过后来他在政坛失宠，于是转而投身于耶路撒冷附近享誉盛名的圣撒巴修道院。他与新时代精英阶层的密切关系并不能阻止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抨击伊斯兰教，甚至称其为“敌基督的先驱”。*22*

拜占庭军队提供的保护消失之后，约翰所信仰的卡尔西顿东正教显然陷入了长期的不利局势。耶路撒冷以及圣墓成为了麦尔基东正教抵御一性论与二性论群体的大本营。话说得不客气一点，鉴于来自拜占庭帝国乃至更往西地区的朝圣者们源源不断地涌入巴勒斯坦，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肯定不愿意在伯利恒与耶路撒冷这样的圣地受到他们眼中的异端份子的接待。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西奈修道院，早在人们在西奈山上发现圣凯瑟琳的遗骨之前，这座地处偏僻难以前往的修道院在拜占庭帝国就已经广受欢迎了。修道院的院墙里蓬勃生长着据称当年上帝向摩西显身时所点燃的那一株灌木，使人想到了在卡尔西顿派看来同样为神性提供了栖身之所的圣母玛利亚。这座修道院一直忠诚于卡尔西顿东正教，听命于耶路撒冷的麦尔基宗主教而非西部的一性论科普特教派。

在其他地区，无论是一性论者还是二性论者都没有多少理由因为拜占庭帝国权柄与帝国教会的消失而感到惋惜。750年阿拔斯推翻倭马亚之后将政府中心转移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762年开始他们设计了一座与之前的拜占庭帝国历史毫无瓜葛的新首都。巴格达取代了大马士革与塞琉西泰西封，成为了中东地区最新的关键城市。权力的东移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二性论东方教会而非麦尔基派或者一性论派，阿拔斯还前无先例地向二性论宗主教正式授予了管辖全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权限，此时的王国已经从埃及延展到了中亚地区。

当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宗主教的政治重要性意味着哈里发们往往会对于新任宗主教的选举抱有个人与官方两方面的浓厚兴趣，而且宗主教必须居住在首都。就好像在萨珊帝国时期一样，一系列二性论基督徒成为了哈里发的宫廷御医，而这一点也未必就一定是好事：因为这些基督徒医师可能更有兴趣借助宗主教的地位为自己牟利，而不是保障教会的整体利益。但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对于基督教医师提供的医疗服务十分重视，这也是后来巴格达之所以成为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所在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自832年学校建成起就令贡德沙普尔相形见绌。基督徒尤其把持了天文与医药这两大专业。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很乐意汲取一切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资源来为己所用，这其中最主要的资源就是东方教会从希腊语翻译成叙利亚语的文学作品。

一场大规模转译运动由此开始，这次是从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亚里斯多德的结构分析与科学，柏拉图的对话，盖伦与希波克拉底的医书药典，托勒密的天文与地理专著，这些不过是当年巴格达图书馆书架上最显眼的藏品。众多翻译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名叫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的基督徒宫廷御医，他还兼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人送绰号“翻译之王”。几百年后拉丁语欧洲又将这些阿拉伯文本译成了拉丁文，借此将大量业已佚失的古典世界知识重新引进了回来。在大量转化成阿拉伯语的文本当中就有《巴尔拉姆与乔萨发特》，这个原本出自佛教的故事通过巴格达这座翻译工厂流传到了西方。*23* 伊斯兰世界的狂热求知活动如此大张旗鼓，伊斯兰图书馆的规模与基督教西方的藏书数量相比如此巨大，阿拔斯政府的结构如此完备，以至于巨量亟待处理的文本促使伊斯兰世界自八世纪开始采用了一项源自中国并通过东方基督徒所把持的商道流传到此的新兴文本复制技术。他们舍弃了脆弱的莎草纸与昂贵的羊皮纸，开始将碎布转化成耐久且相对容易制造的纸张，这种纸张价格便宜，足以应对大量誊抄的需求。*24*

八世纪末与九世纪初对于东方教会来说是充满希望的时期。尤其有利的是，在八世纪八十年代后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担任宗主教的提摩太一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哈里发对于教会的态度从来阴晴不定，而他则从来都能应付得体。在提摩太一世在世的时候，据称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基督徒都将他视为精神领袖——此时将遥远西方正在逐渐崩坏的罗马城里的教皇视为追随对象的基督徒恐怕也就是这么多。宗主教的教会越发将目光投向阿拔斯帝国的边境以东。教会生活充满了活力，而且二性论主教们也越发清醒地认识到伊斯兰教国家内部活动空间正在收紧：拉拢穆斯林皈依基督教是遭到严禁的行为，并非有经之人的其他潜在皈依者人数也越来越少。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得教会开始寻求向其他地区散播自己的信息。提摩太宗主教曾经为一位位于西藏的主教进行过祝圣，当时佛教尚未在西藏地区站稳脚跟。他的目光还投向了更遥远的东方，那里的基督教教会已经繁荣了超过一个世纪。*26*

李唐王朝自618年起统治中华帝国。在其最为兴盛的时期，唐朝很乐意为任何一种看上去不会威胁王朝统治的宗教提供一席之地。这一态度为635年前来传教的阿罗本主教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基督教从此在中国踏上了起伏不定的命途，历任皇帝的喜怒心境或对外政策都会对基督教造成影响。但是到了八世纪中期，一位在内战中军功显赫的将军成为了基督教的庇护人，使得基督徒在中国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若干世纪之内都不会再现的有利地位。正是在这段充满希望的时期里流传下来了一座精美而富有意义的东方教会纪念碑。这块碑的质地是黑色石灰岩，高度约为十英尺。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另一批耶稣会会士听说这块碑石重见天日（具体地点如今已经不可考证了，但是很可能是周至县的大秦寺遗址）的消息时理所应当地着实激动了一把。碑石四周环绕龙纹，上覆十字，碑文以汉字与叙利亚语共同写成。碑文柔顺流畅地纪念了自635年以来帝国当局赋予基督教的恩遇，以及当前基督教主要庇护人郭子仪将军的恩德。这段碑文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且富有政治选择性的记述。除此之外，碑文还大胆地陈述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人当中的传播情况，对基督教信仰进行了颂扬，还以优美的诗歌赞颂了“三一”的上帝与“分身”的基督。今天这块碑坐落于西安碑林，无论是乍一看去还是仔细端详，这块碑都与碑林里的其他碑石别无二致。*27*

还有很多迹象可以表明东方教会作出了切实的努力，试图用异质文化当中的居民能够理解的说法来解释基督教的信息。这块制造于781年的石碑表明，基督徒们意识到了使用中国人所熟悉的道教术语来传教是很好的策略。毕竟，道教相信人性本善，而二性论基督教则强调基督本质当中有别于神性的完全人性，两者不乏暗合之处。不过二性论同样也很乐意按照中国人眼中另一种异域宗教的范式来改变自己。佛教此时早已在中国拥有了巩固的地位与广泛的尊重，于是阿罗本和他的继承者们也按照佛经的说教模式来展现自己的信仰，他们甚至不惮于将佛教也当做一种特定形式的真理，尽管这种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借用了佛教专用尊号的阿罗本在《移鼠迷诗诃经》（Jesus Messiah Sutra）中这样写道：

“诸佛及非人平章天阿罗汉。谁见天尊在于众生。无人得见天尊。何人有威得见天尊。为此天尊颜容似风。何人能得见风……在天皆诸佛。为此风流转世间。风流无处不到。”

在这里他似乎真的想让人们认为佛教的教诲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圣灵的启发。他在《一神论》（Discourse on the Oneness of the Ruler of the Universe）当中注意到，由于魔鬼作祟，使得人们“难为解说，难得解脱”——“解脱”二字当初就是中国佛教界翻译梵文作品的产物。传教士们采用了大量此类术语来争取听众的认同。在《世尊布施论》（Lord of the Universe's Discourse on Almgiving）当中，阿罗本对于“天尊”的主题如此热情，以至于提出了吟诵基督教信条的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救赎的真实可能性：

“所以于汝向有信者，作诸功德者，谁依直心道行者，得上天堂，到快乐处，无有尽时。”*28*

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基督教或者说景教有着在基督教历史上极为少见的特点，即对于其他主要宗教的神性诠释持开放态度。或许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上一次与如此古老深奥的智慧打交道还是在二世纪，当时应对的是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那次遭遇彻底改造了基督教。现在基督教首次同时遇到了好几套高度发展的宗教体系，而其自身在这个陌生环境当中又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力量。此外东方教会的扩张载体是叙利亚商人，而这些人讨价还价的本事在整个亚洲都享誉盛名。因此景教如此热衷于神学层面的迁就让步并不令人意外。

二性论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在于整合进入中国社会也就意味着依赖这个社会当中的权力体系。就像东方教会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好运往往不能持久。九世纪中期唐武宗针对一切他认为来自异邦的宗教发动了打击，基督教自然未能幸免。907年唐王朝灭亡时，一直担当教会生命线的西向商路也遭到了阻塞。就当时而言，通过传教来复兴教会的可能性已经破灭了。不过三个世纪之后，或许是因为东方教会始终没能忘记自己在中亚乃至在中国的悠久传承，历史又为中国的东方教会提供了第二次机会。这一次基督教又差点实现伊斯兰教早已落袋为安的目标：赢得一个成功军事王朝的忠实支持。这次差点得手的传教活动历时长达一个多世纪，发生在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当中。这个民族的迁徙塑造了欧亚两大洲的历史，也塑造了基督教的未来。

在大草原上的众多民族当中，蒙古族在十二世纪末期的崛起相对而言非常突然。蒙古人有自己的宗教系统，他们相信天地具有意识并如同男女一般交合，还相信人与动物都有灵魂且灵魂不死。考虑到他们的游牧生活活动范围十分接近当时全世界最主要的贸易通路之一，他们无疑长期以来就熟知了其他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且抱有一定程度上的兴趣。任何宗教只要能勾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就会洗耳恭听——例如中国的道教与儒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有二性论基督教都是曾经在这里大搞促销的主要货色。借助逝世已久的叙利亚殉道者塞尔吉乌斯的威名，1007年基督教在蒙古人当中取得了初步成功——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位备受欢迎的军旅圣徒有着怎样的影响力，他在古罗马帝国殉教七百年之后依旧能够使得千万里之外的人们心向往之。塞尔吉乌斯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而蒙古人对于力量的兴趣正越来越大。此外这些蒙古族战士以来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来赢取胜利，因此他们可能将塞尔吉乌斯与自己的同袍巴克斯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成了值得效仿的榜样。

实际上，一位最有权力的蒙古统治者在异象当中见到了塞尔吉乌斯。在1007年前后，蒙古克烈部可汗不慎迷失在了一场风雪暴当中，正当他以为自己必将迷失归途孤独而死之时，塞尔吉乌斯在异象中现身，许诺救他一命并要求他皈依基督教。救援的人马随即就赶到了。死里逃生的可汗领着一大帮克烈部部众皈依了基督教，而举行洗礼的二性论教士也本着柔韧灵活的一贯特色富有创造性地容忍了蒙古族原有的宗教信仰。他们在主持洗礼仪式时很乐意地允许受洗人员肃穆地集体喝下汗王本人在祭坛上赐福过的马奶。在中东亚大草原的中心地区，任何教派的教士数量都寥寥无几，无法烦扰蒙古人去整理自己的信仰结构，因此蒙古人一直维持着基督教信仰与民族传统的大杂烩。考古研究表明当时的蒙古人很喜欢佩戴十字架，不过他们往往会对十字架进行装饰，例如安上来自佛教的印度万字符。有些蒙古统治者取了基督教的名字。蒙古族最伟大的统治者，于1206年自封“成吉思汗”（海洋之王）的铁木真当年曾经是一位基督徒克烈部可汗帐下的部将，还娶了可汗的基督徒侄女为妻。*30* 铁木真掌权后几十年时间里，蒙古人成为了一支世界级强权，威震从地中海到中国海的各个民族。他的继承者们相信自己肩负统治世界的命运，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正确。*31*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们大刀阔斧的攻伐征服一度的确有可能在黑海与中国海之间的广大亚洲地区确立二性论的官方地位。在十二世纪，内蒙古地区的突厥语系民族汪古族大部分都成为了基督徒，其中还包括他们的皇室成员，他们信奉基督教的时间大约有一百多年。由于成吉思汗小心地与众多基督徒克烈部王公结成了同盟，致使一系列主要可汗都的母亲都是基督徒，其中就包括于1279年创立元朝并统治中国的忽必烈。在忽必烈执政时期，二性论基督徒再次回到了中国权力场的中心。在过去三百年里基督教在中国基本上没什么存在感，基督徒们不得不利用获得官方青睐的其他中国宗教为自己打掩护。此时一朝扬眉吐气，众多基督徒纷纷抛弃了延续几代人的伪装。但是过去的模式再一次遭到了重复，元朝统治者很快就归化了古老而丰富的占领区文化，更糟糕的是，元朝统治者的执政能力也是一蟹不如一蟹。1368年，极端排外的明朝推翻了元朝，这一变故沉重打击了帝国境内的基督教。现在仅仅赢得单独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兴趣对于基督教来说已经不够了。叙利亚教会在远东地区传教活动的语言学遗迹迄今为止就只剩下了中国新疆自治区突厥-蒙古语系民族维吾尔族语言当中的“坟墓”（qavra）一词。这种事并不算出格。

因此前后两场大规模传教活动都没能为东方教会在中国赢取足够的本地支持，也一直没有底气公开抗拒对他们不利的皇帝旨意。当十六世纪新一轮拉丁基督教徒从欧洲来到中国时，基督教信仰与基督教宗教活动至少在公开场合已经绝迹了。不过在古都西安的周边农村地区，在大秦寺无比难能地存世至今的宝塔周围，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基督教传统意识乃至伪装成道教的基督教信仰很可能一直存续了下来。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天主教传教运动之后，这一小片区域就成为了中国农村天主教信仰的大本营，至今依旧如此。如今这里的天主教教区教堂四处开花，恰似东欧一般。或许这里并非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幸存的唯一地点，当年第一批西方教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或许受到过秘密基督徒的欢迎，就像此后几百年他们在迫害活动过去之后所做的一样。总之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还有很多值得调查研究的重要关节。*33*

蒙古人的征服兵锋同样也指向了西方。他们最终粉碎了早已倾颓的阿拔斯王朝，这一战的总指挥是伊利汗王旭烈兀，他的可敦是东方教会的成员。巴格达的基督徒这次交了好运，因为1258年巴格达陷落时基督徒是唯一免遭蒙古军队屠城的群体。实际上蒙古人将哈里发的一座宫殿赐予了普世主教，用来充当他的办公地点与大教堂。伊利汗王在今天的伊朗新建了一个蒙古王朝。除了二性论基督徒之外，还有其他人也在真心实意地期待着这些极其凶残的武士能凭借着自己不甚可靠的权威打造一个全新的基督教帝国。西方拉丁语基督徒针对伊斯兰强权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此时前景越发暗淡，而蒙古人的到来又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之火。许多基督徒不远万里冒险深入未知的疆域，探求远交近攻的外交可能性。主导这场远征的是一支阵容强大的传教士队伍，这支队伍来自一个创新性的拉丁教会组织，即圣方济修士会。

在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伟大的法国十字军国王路易九世在这个想法的激励下派遣目光敏锐的方济会修士威廉.鲁布鲁克担任使节前去造访中亚大汗蒙哥。鲁布鲁克踏上了一场西方探险史上前无先例的伟大外交之旅，并且将自己的旅程见闻写成了一部引人入胜的游记。*36* 同样，1285年以及1287-89年期间，伊利汗王阿鲁浑也接连派出了好几批干劲充沛且异域风情十足的使节从东方向西方进发。首先是阿鲁浑手下一位基督徒中国官员，接着又派了一位蒙古族出身的二性论修士名叫列班.扫马。此人成功抵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觐见了罗马教皇，再然后继续一路西行并觐见了英国与法国的国王。扫马的造访也激起了圣方济会以卡尔西顿基督教之名渗透中亚地区的新一轮努力。这一举动造成了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十一世纪九十年代兴建于内蒙古地区的大教堂，这座与周围环境很不搭调的教堂遵从西方拉丁语教会礼拜式，建筑风格则是哥特式。近年来人们在内蒙古敖伦素木市发掘出了这座教堂的地基。主持兴建这座教堂的圣方济会修士后来又来到了中国，并花费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来骚扰当地的二性论者并使其转而投靠卡尔西顿教派。*37* 此时双方的乐观情绪都快要耗尽了。

西方基督教战略家们越发清楚地意识到蒙古人无法实现自己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如果考虑到蒙古人向来杀人不眨眼，刀下亡魂数以百万计，甚至连牲畜都不放过，这一结果从一开始就应该显而易见。蒙古人与这些基督教竞争者打得交道越多就越感到不以为然，这一点此前在蒙古人的大本营即二性论中亚地区还不太明显。此外蒙古人也有自己的轻重缓急。威廉.鲁布鲁克抱着万一能劝说对方皈依的念头觐见了汗王蒙哥，之后他抑郁地写道：“假如我能像摩西那样施行神迹，那他或许会放下身段。”*38* 十一世纪五十年代的一系列事件早已引发了基督教在中亚地区的衰落。首先，在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位于今天俄国南部的钦察汗国或者说金帐汗国当中，有一位皇室集团成员别儿哥皈依了伊斯兰教。为了攫取钦察汗王之位，别儿哥谋杀了自己的基督徒侄子。尽管伊朗的伊利汗王此时依旧攻城略地势不可挡，别儿哥却和埃及的伊斯兰教统治者马穆鲁克集团结成了盟友，丝毫不顾他们正在与伊利汗王作对的当下局面。这一举动严重破坏了蒙古帝国的团结。雪上加霜的是，蒙哥大汗随后又死在了远离蒙古的他乡。各个汗国的首领纷纷返回蒙古共同推举新一任大汗，致使各自的军队战力遭到了削弱。于是1260年马穆鲁克集团在圣地境内的艾因贾卢特彻底击垮了蒙古军队。*39*

这是蒙古的强权首次遭到遏制，也是伊利汗国逐步衰落的开始。伊利汗王们意识到为自己提供支援并非基督教欧洲的首要优先事务，而且基督教欧洲的军事实力并不能满足自己的预期，因此他们逐渐放弃了与基督教的联盟。而逐渐向伊斯兰教靠拢的蒙古统治者们则掌握了未来。随着十四世纪中期蒙古军阀帖木儿或者说达莫南的崛起，东方教会的命运进一步一落千丈。帖木儿意欲重振蒙古强权的荣光，整合四分五裂的局面。他的军事征服从黑海扩展到了阿富汗与波斯湾。与他那有条不紊的残暴行径以及高涨的破坏欲相比，此前几百年间各位蒙古可汗的屠杀活动多少都有些缺乏积极性。帖木儿用人头堆砌山丘的行径绝非耸人听闻的传说。不过尽管帖木儿毫不顾忌攻击其他穆斯林统治者并且歼灭了伊利汗国，但是在他所征服的地区穆斯林的处境总体而言还是得到了改善。主要遭殃的还是此前将大片东方地区当做据点的基督教。

帖木儿的杀戮狂欢重创了中亚地区的基督教人口。此前的1348-49年，西欧地区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已经席卷了这一地区并夺取了大量性命。在此之后，除了相对还算安全的印度之外，东方教会在压倒性伊斯兰强权面前只得偃旗息鼓，全靠寥寥几片相距遥远，一般位于偏远山区，躲在当权者视野之外的根据地才勉强吊住了一口气。暴行无数的帖木儿最终没能在生前确立继承人，蒙古人的威胁就此消退。但是非穆斯林的处境并未得到好转，因为奥特曼土耳其人又趁势崛起并继续向他们施压。来自西方的十字军东征为伊斯兰世界留下了怒火中烧的记忆与不断增长的敌意，因此对于非穆斯林来说局势正在变得越发险恶，基督徒也失去了自古以来在宫廷中享有的特权地位。

亚美尼亚的一性论教会也自十四世纪开始陷入了灾难当中。最后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王国是位于土耳其西南地区的基利家王国。1375年该国亡于马穆鲁克军队之手，接下来的一两百年里当地的基督徒不得不拼尽全力死中求活。过去几百年里亚美尼亚人已经习惯了将邻近大国当做缓冲地带，一旦灾难降临他们就会迁往其他地区。在这些走投无路的岁月里，很多人迁往了东欧地区，最远甚至到了波兰——至于能够提供庇护的亚洲各地更不用提了——不过就像四散天涯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的遭遇也磨练了他们经商与谈判的技巧，这些技巧在他们面临宗教方面的麻烦时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在神学方面与临近的拜占庭以及东方教会格格不入，亚美尼亚人自十四世纪以来越发积极的寻求与罗马教会结盟，将卡尔西顿会议的遗留问题抛到了一边。这一手造成了不少长期影响，尽管与此同时也令亚美尼亚基督徒内部产生了严重分裂。

约翰二十二世教皇于1316-1334年在位，他的为人行事虽说并非毫无争议，但他的确精力充沛，一心要有所作为。他对于亚美尼亚基督徒的苦境以及将他们领进天主教教会抱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维持了自十三世纪开始方济会与多明我会的中亚传教活动。传教修士们在传教地区遭遇的最热烈的若干次接触就发生在他们与伊朗以及草原地区的亚美尼亚移民群体之间。例如早期拉丁语神学家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最早译入的语言就是亚美尼亚语。亚洲有一群亚美尼亚修士就按照多名我会的章程重新规范了自己的修道生活并向罗马效忠。他们的拉丁语名称是Fratres Unitores，或者说统一修士会，由光照者圣贵格利的会众组成，这个名称充分彰显了他们对于亚美尼亚宗教遗产的骄傲。十五世纪的东欧也出现了类似的教会联盟，参与其中的亚美尼亚会众一方面保留着自己原有的礼拜词与宗教仪式，另一方面又承认教皇的至高地位，将这一地位称为“Uniates”。这些联盟为日后的类似安排提供了模版，到了反宗教改革时期，罗马与许多其他宗教团体都结成了类似的联盟关系。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乐意按照罗马方面的条件来结盟：固守亚美尼亚核心地区的教会就万分反对与教皇结盟，Uniates这个词在他们嘴里也经常用来骂人。在亚美尼亚从前的首都埃奇米阿津或者说瓦加沙帕特，有一位一性论普世主教不顾环境困窘，依旧坚持着当地教会的独立性。*41*

与此同时，东方的二性论教会也发展了另外一套生存策略。出于走投无路的实用主义，他们背离了东方基督教的传统，逐步放弃了对于神圣题材的艺术表现，尤其是绘画与造像，以免招致穆斯林的破坏。反正二性论者从来都不接受受难像十字架。认为受难像十字架混淆了基督的两大本质并且使得上帝遭受钉刑。他们的十字架上面光秃秃的，借此象征基督的复活（讽刺地是一性论亚美尼亚基督徒出于完全相反的神学观点同样喜欢秃十字架）。威廉.鲁布鲁克曾经在十三世纪五十年代遭遇过令他惊骇不已的一幕，当时一位中亚二性论基督徒看到他所佩戴的“法国风格”银质受难像十字架之后不由分说就将十字架上的耶稣硬扯了下来。*42* 十九世纪的新教传教士进入奥特曼帝国之后惊喜地发现聂斯托利派当中造像极少，他们因此将东方教会称作“亚洲的新教徒”。这时的二性论者们非常乐意配合这些潜在盟友的轻率误解，因为中世纪与近现代早期根本算不上当地教会命途的最低点。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全新的灾难再度降临在了东方教会与亚美尼亚教会头上，并且产生了一批基督教历史上最悲惨的殉教故事。*43*

直到近现代初期为止，基督教在非洲各地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并日渐衰落，北非海岸地区以及努比亚的基督教最终无可挽回地消声灭迹了。北非教会是拉丁语基督教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据点，也是特图里安、居普良以及希波的奥古斯丁的老家。北非教会值得称道地挺过了七世纪九十年代的阿拉伯征服，在特定地区继续存在了五个世纪。但是自从四五世纪多纳徒派以及与地中海地区教会联系密切的公教会精英阶层翻脸以来，非洲当地的教会团结再也没能恢复。最终到了十二世纪，极其不宽容的阿尔蒙哈德对于犹太人与基督徒提出了集体皈依伊斯兰教的强制要求。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北非教会一直坚持至少在正式场合使用拉丁语：人们在的黎波里以南发现过十一世纪的墓碑，碑石上的铭文尽可能地使用了拉丁文，尽管“vixit”（活的）被拼成了“bixit”而“vitam”（生命）被拼成了“bitam”*44*。北非教会坚持使用这种代表了一个逝去统治阶级的语言而非当地的柏柏尔语，这种做法与坚持采用科普特口语的埃及教会形成了明显对比。不过必须考虑到科普特人数量足够多，而且也是埃及社会主流的一部分，结果到头来他们同样也采用了阿拉伯语作为祈祷与礼拜用语以及日常对话用语

与东方教会的情况类似，科普特教会的宗主教们也不得不居住在阿拉伯人新近成立的埃及首都当中，首先是福斯塔，后来到了十世纪后期法蒂玛王朝建立之后又搬到了开罗附近。科普特人的一性论信仰意味着他们的穆斯林主宰一般来说并不会将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等同起来，因此对他们比较宽容。1004至1013年期间哈里发阿尔-哈基姆倒是的确发动过一次迫害，不过这次事件完全是例外。迫害期间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遭到了拆毁——这座教堂正是点燃十一世纪拉丁语基督徒重新夺取圣地的狂热活动的火星之一。哈基姆的非典型迫害政策与伊斯兰教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精神失常，最终他竟然以真主安拉自诩并死于愤怒的穆斯林同胞之手。*45*

拉丁语基督徒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带来了更严重也更难挽回的麻烦。1250年在埃及掌权的马穆鲁克武装集团原本是奴隶兵，于是他们通过捍卫伊斯兰教来获取自我认同。尽管科普特基督徒们对于将他们视为异端的西方基督徒十字军或者在他们看来更青睐聂斯托里异端的蒙古人都很不以为然，但是此时的埃及穆斯林及其统治者们很容易将任何教派的基督徒全都当做第五纵队的成员。尤其是十字军与蒙古人在在十三世纪真刀真枪地入侵了埃及。就像在中亚一样，十四世纪也成了科普特教会在埃及陷入衰落——尽管并未在此彻底消失——的转折点。1354年的埃及爆发了一场特别凶残的反基督徒大屠杀。教堂遭到拆毁，犹太人与基督徒都遭到暴民的胁迫，要么口不应心地宣称自己信仰伊斯兰教，要么就被活活烧死。与此前的几次反基督徒暴乱不同的是，这一回基督徒们基本上无处容身，因为迫害活动席卷了埃及全境而非局限在开罗城里。*46* 基督徒们被迫害者驱离了埃及最肥沃的土地，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了难民。*47* 到了十五世纪，走投无路的科普特教会暂时同意与拉丁语西方教会结盟。当时拜占庭皇帝也试图在佛罗伦萨会议上促成罗马与希腊语东正教之间的类似结盟。但是但是很快科普特教会就意识到这种结盟行为对自己没什么好处。*48* 他们在接下来三百年里的存续完全靠得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以及对于古老修道传统的支持，大部分教会组织只能在最为偏远贫困的地区勉强立足。

在北非、埃及以及亚洲的基督教几乎全部遭到伊斯兰政权统治的时候，只有埃塞俄比亚依旧遗世独立，崎岖的地形与远离伊斯兰教腹地的位置保护了这里的基督教王权。但是此时的埃塞俄比亚在红海与阿拉伯地区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而且其处境也一直不甚稳固。十世纪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境内一位名叫古底特的女酋长发动叛乱，据称她向手下叛军下令，让他们尽可能破坏王国境内的教堂与基督教生活方式。只有地处埃塞俄比亚最偏远地区的早期基督教建筑才得以幸存，这其中最为非同一般的的所在就是阿克苏姆附近的德布勒达摩岩顶修道院。这是埃塞俄比亚修道制度的最早根据地之一。教堂修建在高山峭壁的顶部，至今依旧必须依靠攀援崖壁铁索才能抵达。如此麻烦的安排，再加上自古底特之前的埃塞俄比亚历史记录几乎被破坏殆尽，使得任何重建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历史的尝试都只能是揣摩推测而已，面对着大堆大堆的浪漫主义谬见，人们必须以坚定无情的态度来对待确有的证据。不过现已掌握的确凿事实虽然只有一鳞半爪，但意义已经足够重大了。

有一段时期埃塞俄比亚与其他地区的基督徒完全隔绝，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亚历山德拉派遣而来的主教，因此与世界范围内的使徒传承体系也失去了联系。当地能搞到的神学作品内容大多经过斧凿增删，因此不甚可靠。于是当所谓的以诺一书在其他基督徒那里完全失去了可信度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却将其当做了正典经文的一部分。以诺一书在埃塞俄比亚信仰传统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份文本为皇家史诗《列王荣耀之书》提供了素材。*49* 另一部地位显赫的文本是一部一性论教义选集名叫《魁勒斯》（Qerellos），主要内容选自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的著作。但是尽管与更广大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确有联系，但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关注重点与特质依然有着相当独立化（倒不是说有什么古怪）的发展路线。比方说在研读了众多科普特教派次经对于本丢.彼拉多的描述之后，埃塞俄比亚人决定这位主持了基督十字架钉刑的罗马总督应当向教会忏悔，应当在他们的宗教艺术当中得到颂扬。彼拉多在六月份得到了专属于他的节庆日，还在年度最重大节日主显节的礼拜词当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节庆期间教士们会吟诵诗篇里的“我要洗手表明无辜”诗句来应和彼拉多的言论。科普特人与埃塞俄比亚人并没有忘记彼拉多在耶稣遇害事件当中起到的同谋作用，但是在复述他的故事时他们令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在太阳隐去面容的那一天，他在各各他将三个人处以十字架之刑，而在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故事当中，他最终以死在十字架之上的结局呼应了耶稣的受难。基督的死活居然被当时的俗世权力机构玩弄了这么久，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使得基督徒们尴尬不已，而埃塞俄比亚的皇家教会则以如此特别的方式缓和了这种尴尬情绪。*50*

在新兴的扎格维王朝（1137-1270）时期，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奉献了一大批大型基督教建筑，这批建筑手笔非凡，摄人心魄，足以与此前阿克苏姆的石柱相提并论：由天然巨岩掏空而成的十二座岩石教堂，位于扎格维首府拉利贝拉。这里今天只是一个小村落。当初在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交替的时候，一位扎格维国王逊位，而这些非凡的建筑就是进献给他的，此地也因此而改了名字。实际上这些建筑的修建时间绝对要比拉利贝拉国王的统治时间长得多。有些建筑的修建时间可能远远更早，全靠自身的坚不可摧才挺过了古底特发动的大破坏。据说拉利贝拉国王在朝觐过耶路撒冷之后就打算在自己的首都重现圣地风貌，借以弥补耶路撒冷于1187年再度落入穆斯林军队之手所带来的损失。正如埃塞俄比亚历史所一再展现的那样，今天人们根本无法确切得知接下来几百年里的冥思苦想、一厢情愿与有意识政治解读是否掩盖了拉利贝拉最初的设想。总之这里与耶路撒冷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各他教堂当中有两座坟墓，一座是耶稣之墓，另一座则是拉利贝拉国王之墓，而圣墓教堂就位于拉利贝拉建筑群的核心。*51* 显然，彰显埃塞俄比亚基督徒自信心的新一轮纪念建筑兴建潮流过去之后，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生活也通过修道活动的复兴而得到了扩展。许多修士破天荒地前往埃塞俄比亚的中部高原并建立了修道群体，他们特意选择了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圣地作为自己的活动地点，并且极富英雄气概地展现了许多自我弃绝式苦修事迹，就像埃及与叙利亚的修道先驱们一样。整整二百多年时间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迎来了另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充满了竞争与斗争的时期，而这些苦修士们则一直身处风口浪尖。*52*

在十三世纪末，另一个王朝取代了扎格维王朝。这个王朝的创始人是耶库诺.阿姆拉克（1270-1285年在位），从他掌权时到他的孙子阿姆达.塞约恩（1314-1344年在位）执政期间，这个王朝逐渐恢复了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实力。埃及的科普特教会似乎相当反感新王朝的僭越之举，因此拒绝提供主教。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埃塞俄比亚人不得不求助于叙利亚主教来维护自己的主教传承不至于断裂。*53* 这种在国际社会公开表达出来的质疑态度必须得到妥善应对，于是阿姆达.塞约恩国王发动了一场长期运动，旨在借助所罗门国王的名头将新王朝的根基插入古代历史当中。阿姆达.塞约恩（“锡安之柱”）的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对于以色列的认同或许正是在这一阶段真正开始变得鲜明了起来。这一手法或许受到了《列王荣耀之书》的启发，而这部书现存文学形式的出现则很可能大致要追溯到1300年左右。*54*

后来的传统体现了耶库诺国王对基督教支持的重要元素：他对修道院扩张的主要活动家德布勒达摩修士埃雅苏斯.毛阿（“耶稣战胜”）表示理解。这是一个可能属实但无论如何都很方便的故事，因为有着独立神授权威与独立观点的修士一直都是“所罗门式”王朝的麻烦来源。埃雅苏斯.毛阿的主要门徒塔克拉.海马诺特（“信仰之树”）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苦修士，据说他平生花费了大量时间单腿站立在斗室当中，每年仅仅进食一次，食物则是一年一度由飞鸟衔来的一粒种子。后来他那条从来不接地的腿萎缩了，于是上帝赐予了他一对翅膀。*55*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故事表明他是一位强大的宗教领袖，拥有一座令人生畏的权柄武库。塔克拉.海马诺特是第一位在埃塞俄比亚宫廷获得关键角色的修士，他们的后来人还有很多，在宫廷当中担任修道总长（Echage）一职。这位官员对于教会生活以及政府都能行使很大权力，而这些权力本应属于主教，不过主教往往是个埃及老人，根本争不过他。

君主与修道院之间的关系很快就紧张起来。修道院对于埃塞俄比亚的现行体制抱有天然的改革热情，而且也未必总是欢迎宫廷与一部分修士领袖新近结成的紧密同盟关系。有一个万分纠结的问题至今依然令非洲各地的基督徒们头痛不已：这就是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之间的争端。教会急于废除一夫多妻制。尽管这种制度就摩西五经看来完全无可厚非，但是在新约当中却成了不可接受的行径。起初埃塞俄比亚君主遵循非洲当地传统，习惯性地娶好几位妻子。有一位巴萨罗塔.米卡尔（Basalota Mikael）修士就曾经凭借一腔蛮勇抨击过阿姆达.塞约恩国王一夫多妻且纳妾众多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列王荣耀之书》也坚持基督徒必须施行一夫一妻制。*56* 君主一方面向几家主要修道院慷慨赠与了大量土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堵住了他们的嘴，另一方面则毫不动摇地坚持着一夫多妻制。大多数埃塞俄比亚民众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并接受了随之而来的代价——他们不能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而且从结婚开始到所有妻子全部去世期间他们都不得参加圣餐礼。不过被圣餐礼排除在外的人们却变害为利，转而投入了热情高涨的禁食仪式当中。*57*

修士与修道院团体开始拉帮结伙，就像十二世纪西方教会当中发展起来的修士会一样。从十四世纪早期开始几百年时间里有一个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团体特别重要，名叫埃沃斯泰沃斯修会（House of Ewostatewos）。埃沃斯泰沃斯修士生前游历了埃塞俄比亚国外的广大地区，足迹远至亚美尼亚一性论地区，最终在旅途中去世。尽管这位团体缔造者展现了如此少见的世界主义作风，但是他的仰慕者们却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反映埃塞俄比亚教会犹太教研究的特定问题上：对于犹太教安息日与基督教礼拜日并行不悖的尊奉。这种做法招致了许多反对，最强烈的的反对呼声来自出身亚历山德拉的主教所鼓动起来的基督徒，因为这些主教见识过外界教会的做法。在拉利贝拉保存着一批木版铭文，据说是献给拉利贝拉国王本人的，其中最长的一篇就包括了对礼拜日的颂扬。这些材料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位国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过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关于这场辩论的发言，具体时间则不可考。问题的核心在于埃塞俄比亚教会究竟打算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多远，将其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忽略到何种地步。埃沃斯泰沃斯修会的修士拒绝来自亚历山德拉的主教的祝圣，他们有可能最终与基督教撇清了关系并发动了另一场思想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宗教运动，也就是前文提到的Falasha运动。

后来埃塞俄比亚最显赫的君主之一札拉.雅各布（1434-1468年在位）全心全意地支持犹太安息日，由此确保了安息日的地位。雅各布将军事胜利与虔诚信仰结合在了一起，他本人还为自己的臣民们撰写过基督教教义指导。在他的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有效控制范围再次扩展到了红海之滨。尽管国王为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特色而感到骄傲，但他也非常清楚自己与更广大世界之间的联系，还为自己取名君士坦丁。1441年，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亚修道院的两名修士组团来到佛罗伦萨，并在大会上提到了千里之外他们那位国君的名讳，令欧洲大为轰动——这次会议还听取了内外交困的科普特教会所发表的意见。札拉.雅各布还从另一个出人意料的来源获取精神慰藉：一部名为《玛利亚奇迹录》（The Miracles of Mary）的短篇流行作品。这部作品在西欧非常流行，先被译成了阿拉伯语，之后又被译成了埃塞俄比亚语。雅各布国王将这本书当成了手下教士的必读作品：这部书是来自一个陌生世界的奇异分支，但是的确有助于统一塑造广大臣民们的信仰，玛利亚崇拜也得到了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大力强化。*59* 雅各布国王的另一条旨意与法国宗教风格的关系则要浅一些：他要求自己所有的臣民都必须纹身，额头要纹上“圣父圣子圣灵”的字样，右手要纹上“我摒弃魔鬼”，左手要纹上“我是玛利亚的仆人”。直到今天，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依然会在面颊或额头部位纹上一个蓝色十字架。*60*

札拉.雅各布下定决心不能让宗教分歧削弱他刚刚开疆扩土的帝国。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所罗门王族与不尴不尬的埃沃斯泰沃斯修会之间必须达成完全的相互理解。1449年，国王在达布拉米特马克（Dabra Mitmaq）的新建修道院凿开会议并取得了这项成果。会议达成的主要共识就是从今后安息日与礼拜日都应当得到尊奉。埃沃斯泰沃斯修会的修士们则同意对主教做出让步并接受他的祝圣。因此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特殊主义势力终究没有将教会与更广大基督教世界的联系完全割裂。对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未来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尽管在遵守安息日的同时，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专门将自己与其最熟悉的教会宗教规程区分了开来，也就是亚历山德拉一性论教会的规程。

达布拉米特马克会议是雅各布国王的个人成就，也象征了帝国最繁荣且最自信时期的顶峰。他的晚年弊政丛生（这一模式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位曾经才干超群的国王变得偏执多疑且野蛮成性，躲在深宫之内不肯见人。他急欲管制教会，敌视一切超出他本人裁定范围的犹太教活动，还决心根除一切非基督教的传统宗教，所有这一切使得他大开杀戒。许多人都因为遭到背叛基督教的指控而遇害，他的一位妻子与好几位子女也惨死于鞭刑之下。雅各布国王死后，远离国外教会的运动或许还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因为许多重要人物依旧继续质疑着埃及主教在埃塞俄比亚教会当中扮演的角色。但是1477年他的儿子又主持了一场埃塞俄比亚教会会议，重新确立了教会与亚历山德拉宗主教之间的悠久联系。十四世纪就这样为延续至今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设定了路线并立下了规矩。但是尽管埃塞俄比亚教会联系上了更广泛的公教会体系，但是与埃塞俄比亚发生联系的教会体系本身就排斥卡尔西顿会议上罗马帝国教会做出的结论。到了十六世纪，当埃塞俄比亚正处于历史上最糟糕最困难的关头，而外部世界则不顾路途遥远趁机一拥而入的时候，这一事实将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佛罗伦萨会议上的西方主教们没想到自己会听说埃塞俄比亚国王札拉.雅各布这样一号人，但他们的确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东方有一位教士国王名叫普雷斯特.约翰。发起于十二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带来了欧洲与中东之间的第一次密切接触，而关于这位强大基督教统治者的传说也不胫而走，据说这位君主能援助处境困窘的拉丁语系欧洲人对抗伊斯兰教的威胁。有些人认为他在印度，还有些对于周边环境以外的地理情况没什么概念的人们认为他位于亚洲更偏北的地区——这种想法倒不算特别离谱，因为十二世纪中亚地区的蒙古可汗们的确不止一次地打败过穆斯林，不过他们信得是佛教，而西欧人对于佛教完全没有概念。威廉.鲁布鲁克是少数几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物之一，十三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他曾经酸溜溜地评论道，所谓普雷斯特.约翰的故事完全是聂斯托里派（二性论派）一手编造出来的，因为他们就喜欢“故作大言，无事生非”。*61*

在1441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埃塞俄比亚的存在得到了证实，这个位于埃及以南，偏远而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再次激起了欧洲人对于普雷斯特.约翰的憧憬。普雷斯特.约翰鼓舞了欧洲人的乐观情绪，使得他们相信基督教即将时来运转。自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间，这位想象中的国王撰写了大量拉丁语信件，已知的存世手稿就有二百多份，此外还有十四份上溯至1565年的早期印刷品也要归于他的名下，这些文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被译成了欧洲各国的语言。*62* 但是就冰冷的实际层面而言，普雷斯特.约翰只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传说而已。这个传说主要揭示了一点：西方卡尔西顿派基督徒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几百年来另一个世界里的基督徒经历过怎样的斗争，积累了多少学术成就，建造了多少圣地，展现了怎样的英雄主义。西方基督教，卡尔西顿会议的继承人，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角力之下的产物，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旅程才能扭转这种不平衡状态。

西方基督徒早已忘记了历史原本可能是另一番面目。早在伊斯兰教彻底改变地中海东部以及亚洲地区的局势之前，基督教信仰的重心曾一度非常有可能东移进入伊拉克，而非西移进入罗马。古老的东方基督教几乎在各地都面临着延续至今的困境：信众人数减少，打击迫害乃至殉教都屡见不鲜。十四世纪拉丁语世界一心以为普雷斯特.约翰可能与西方基督教结盟，虽然这只是空想，但却产生了切实的结果。这个传说中洋溢出来的乐观主义对于拉丁语基督教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从十五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天主教与新教令人惊异地发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扩张并最终成为了当代基督教信仰的主导形式，而这个传说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现在让我们转向罗马，看看这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公教会当中有两位主教依旧在使用一个古老的拉丁语头衔，这个词原本是孩童对于父亲的小儿语昵称，“papa”，用英语来说就是“Pope”，也就是教皇。这两位主教当中有一位是亚历山德拉科普特教会的宗主教，据称是福音书作者马可的继承人，而且绝对是西里尔、狄奥科鲁以及惨遭杀害的普劳德骝的继承人。另一位则是罗马主教，据称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可信程度仅仅略高一点点），此人也是世界上最大单一基督教群体的领袖。“Catholic”一词在基督徒当中有许多不同理解，其中最常见的解释就是“天主教”，即对于罗马教皇所主持的教会的代称。该教会使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就等于声称自己拥有客观存在的且凌驾于其他所有基督教团体之上的权威。至今为止教皇都完全没有否认过这一主张。*1* 对于“天主教”更为中性化的描述应当是“尊奉拉丁语礼拜式的西方教会”。这个标签的确有些拗口，之所以要这么说是为了表明其他各种教会的平等历史地位，例如东欧与中东的东正教教会（下文中还要详谈）以及亚洲非洲等地的众多教会，这些教会自五世纪开始就决定无视或否认卡尔西顿会议对于耶稣基督本质的定义。

现在我们要看看十四世纪之前的拉丁语基督教究竟是如何在西欧地区繁荣发展起来的，此时一直稳步积累的教皇权威出现了摇摇欲坠的迹象。接下来则是十六世纪的一场危机，期间大部分继承了拉丁语遗产的西方基督教都摆脱了教皇的领导并自立门户，并因此被人贴上了“新教”的标签。尊奉罗马的幸存教会声称至今依旧维持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之一，这位君主主张自己继承了彼得的罗马主教之职并担负着守卫彼得墓地的重任，以此作为自己的立国之本。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注意到的那样，如此主张的代价就是使得罗马城里另一位殉教使徒的事迹遭到了逐步边缘化。与彼得相比，人们可以更加肯定大数的保罗就死在罗马城里。这一变化其实是一场基督教重大变迁的组成部分。拉丁语基督教会曾经只是希腊语与闪族语言东方教会的穷亲戚，但是却大体上毫发无损地挺过了伊斯兰教的爆发，此后就踏上了一段冒险之旅并最终成为了全世界第一大信仰。人们不应该忘记这场变迁的结果并非命中注定。

彼得的神授权力是罗马主教手中最好用的资源。自三世纪开始，他们就越发经常地主张自己有权对于更广大教会当中的教义问题进行仲裁。历届教皇当中唯有五世纪中期在位的大利奥教皇才有资格声称自己是一位权威神学家，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就召开在他的教皇任期之内。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位教皇都不敢如此夸口。罗马城也从来都不是活跃的神学讨论与争议中心。这条规则只有一个显著例外，就是发生在二世纪后期的神格唯一论争端，当时罗马教会的主要语言还是希腊语，罗马教会与东方教会之间的联系也依然牢固。从二世纪后期到五世纪期间出现了特图里安与奥古斯丁这两位以拉丁语写作的杰出神学家，但是他们都不是意大利本地人，而是来自北非地区。教皇对于自己在普世教会当中的特殊地位的主张主要来自使徒之墓。自三世纪末以来，这一主张还得到了进一步历史事件的强化巩固。

戴克里先皇帝在三世纪九十年代对于罗马帝国的重组看似与罗马教皇无甚关系，再怎么说他也是教会最危险的敌人。但是这项举措却对罗马城造成了重大且永久性的影响。戴克里先将帝国政府的真正核心分散转移到了战略地理位置更有利的四个陪都，以便于皇帝应付麻烦丛生的帝国东部与北部边境。这四座城市分别是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位于今天的塞尔维亚的塞尔曼，梅蒂奥拉努就是今天的米兰，奥古斯塔.温德利科伦则是今天的特里尔。后世的皇帝们再也没有在罗马常住过。当教会成为皇帝的同盟与受惠者而非迫害对象之后，古都罗马的世俗权力真空就为罗马主教提供了扩展权力与势力的好机会。到了四世纪末期，各种有利条件的结合使得罗马主教获得了特别的地位，许多希腊语基督徒都前来请求罗马主教为各种不可调和的神学争议进行仲裁。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大利奥教皇在卡尔西顿会议上推出的《利奥大卷》。

君士坦丁一世将基督教提升为官方宗教的举动或许促进了这一过程。罗马城有一个对于他来说很碍事的特色：这座城市里遍布着各种颂扬基督教敌人的纪念性建筑与神殿，对他多有掣肘。尽管罗马早已不再是他的都城，君士坦丁依然为教会在城里兴建了一整套基督教建筑，这批建筑在很多重要方面为后世基督教建筑模式奠定了基础，而在其他方面则特色鲜明不容错认。不管怎么说，罗马城之所以能够令西方基督徒如此心驰神往，这批建筑的堂皇气派的确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批建筑将会使得接下来无数世代的朝圣者们魂牵梦绕，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详细讨论一下。首先，君士坦丁继承了第二任妻子法乌斯塔的大片地产，这使得他可以在城里兴建一座敬献给救主本人的宏大教堂，这座建筑后来成为了罗马主教的总教堂并一直沿用至今，很久之后又重新敬献给了拉特兰的圣约翰。后世的许多大教堂都在或奢或简的各种层面上遵循了这座开山之作的建筑规划与形制。但是在刚刚建成的时候，这座教堂在罗马城里并不特别突出，因为城里还坐落着许多其他古代建筑奇观，因此皇帝只得将其他重大基督教建筑项目安排在城墙以外。*2*

这些赠礼性建筑表明了此时的基督教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有一个事实可以很有力地体现这一点：就基督教建筑而言，这一批建筑很少受到后世效仿。比方说三世纪中期被人慢火炙烤而死并因此获得殉教者荣誉的圣劳伦斯执事，用来纪念他的宏伟建筑造型呈U字形，看上去好像截去一端的竞技场。这座建筑实际上就是上面加顶的大型公墓，专门容纳那些希望百年之后能够与这位广受欢迎的圣徒为邻作伴的死者。君士坦丁在罗马时修建的少数几座竞技场形制教堂在功能上也类似于旧罗马社会当中的竞技场，不仅用来举行宗教活动，还是大量基督徒集会见面的场所。当然，之所以选用竞技场形制或许也是为了刻意且得意地提醒人们回顾在基督教获得官方特许之前竞技场曾一度扮演过的角色：折磨与屠杀基督徒的场所。君士坦丁政权并不惮于提醒罗马城记住众多过往的基督教殉道者，而且传说当中的殉道者数量将注定会大大扩张，远超过实际死亡人数。

有趣且意义重大的是，君士坦丁基本上没有关照过同为殉教者的圣保罗，充其量也只不过将他的乡间圣祠草草修葺了一番。但与此同时他却大力提携圣彼得，使其获得了远远超出“异邦人使徒”名头之外的地位。君士坦丁手笔极大地兴建了一座敬献给圣彼得的教堂，也是罗马城里最大的教堂。这座教堂一直存在到了十六世纪，而教堂的重建工作则产生了重大的后果。*4* 就像君士坦丁为圣劳伦斯修建的圣祠一样，皇帝送给彼得的大礼也不是传统造型的长方形教堂、会众集会教堂或总教堂，而是一座用来举办葬礼、白事宴席以及朝圣的巨大建筑，上述一切活动都在彼得的护佑之下。这座建筑的最终造型是一个T形十字，祭坛位于横竖相交之处半圆形的后殿当中。尽管东西方教会后来都以不同形式发展了十字架形制的教堂，但是在教会形成的初期这种形制还是很少见的。而且尽管人们经常认为圣彼得教堂的修建计划意在回顾君士坦丁凭借十字架的威力而取得的军事胜利，但实际上修建成这个样子完全是意外。T字头上的一横是一开始的建筑，彼得的圣祠就坐落在正中间（这样做的难度很大，因为建筑地点位于山坡上），正对着祭坛与后殿。后来建筑西侧又添加了一座中堂，两侧各有一条走廊。就像竞技场造型的圣劳伦斯教堂一样，这座中堂也提供了足以容纳上千人的室内空间。*5* 这座中堂的宏伟气势可以通过以下事例想见一二：四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极端虔诚的大富豪帕马丘为了悼念亡妻而在此大排筵宴招待贫民，吃席的民众占满了整座建筑。基督徒的慷慨慈善与罗马世家大族公开彰显地位的活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6*

圣劳伦斯与圣彼得见证了新近成为基督徒的皇帝对于死亡与葬礼的关注，他的态度与救主本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战争与死亡似乎是驱使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主要动机，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之所以对于丧葬事宜如此操心是因为身为皇帝的他还有另一个头衔：“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这个罗马大司祭职位在传统当中主要负责管理丧葬活动，因此君士坦丁可能认为为基督徒提供埋骨之所也是这份责任的一个方面。就算考虑到这种可能，情况依然非常有趣，大祭司的职责包括许多方面，但是皇帝唯独对丧葬工作特别上心。君士坦丁仅仅在非常特殊的场合才会亲自参加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他的许多皇位继承人将这一做法一直保持到了四世纪末。因此教众聚会教堂并未成为皇帝的首要兴趣所在也就不奇怪了。*7* 君士坦丁为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了供他自己长眠专用的十二使徒教堂，他的家族则在耶路撒冷兴建了圣墓教堂，除此之外他还在罗马城里兴建了六座葬礼专用教堂，每一座都足以容纳上千名生前身后的基督徒。这些建筑似乎是送给全体基督教臣民的礼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他向基督教教士授予的专属特权。无论皇帝本人有什么打算，他的慷慨都表明了基督教（因此很可能还要算上基督教上帝）长期以来依着特别注重丧葬事宜的恰当承办。*8*

皇帝对于死亡的痴迷同样还激发了另一类建筑的兴起，但是这一类建筑在基督教建筑史上并没有发展多久：这就是环形建筑。环形建筑的设计灵感来自一座伟大的非基督教陵寝，也就是哈德良皇帝在二世纪兴建的皇陵——后来成为了教皇的皇宫，也就是圣天使堡。君士坦丁为自己在罗马城外筹划兴建的第一座陵墓就是环形的，不过后来这里安葬得是皇太后海伦娜。与皇家死亡相联系的设计自然也很可以用来充当殉教圣徒的圣祠，因为殉教者通过尘世中的死亡已经为自己在天堂了赢得了不亚于皇冠的冠冕；此外这个设计还可以用来表现每个基督徒在受洗时都经历过的罪孽之死。最著名的环形建筑在四世纪落成于耶路撒冷，环绕着人们所公认的基督坟墓。这是巨大的圣墓“殉教陵寝”（martyrium）朝圣建筑群的组成部分。*9* 后来在圣彼得大教堂边上也出现了两座环形的“殉教陵寝”，用来纪念特定的圣徒。君士坦丁本人还在拉特兰的圣约翰大教堂附近专门修建了一座环形洗礼堂（baptistery），中心是一座下沉式洗礼盘（font）。在四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这里是整个罗马教会唯一的洗礼场所。这座建筑今天依旧矗立不倒，不过八边形室内空间里后来增添了一圈柱子，因此远远没有一开始那样宽敞了。*10*

敬献给圣彼得的大规模新建筑对于罗马主教来说无疑是好消息。对于基督教发展的新局面进行了最重要开拓工作的教皇是达玛稣。达玛稣通过一场很不光彩的选举才得以上台，选举期间他的党羽杀死了百余名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此后一连好几年他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不得不为了建立巩固自己的权威而使出各种手段。因此达玛稣力图凸显教皇之位的传统与荣光。*11* 他是第一位在书信当中使用帝国当局偏好的拉丁文的教皇，他积极致力于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改造成基督徒的朝圣之城，在多个圣地出钱资助了许多雕工精美的铭文。铭文内容的感情色彩淡薄，但文笔却很可爱，而且全都出自达玛稣本人。这些铭文强调了各个地点的重要性，一般都包含有不少细节，极大地改善了早期基督教罗马可信史实稀少的窘境。有时候他也会坦然承认自己无甚可说。例如他对于一批骨架曾评价道：“时间未能留住他们的名字或数目。”*12*

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在于重新强调彼得在罗马城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个人角色，而不是彼得与保罗的共同角色。此外，正是在达玛稣时期彼得才被人们当成了罗马基督教会的奠基人而不仅仅是第一任罗马主教。*13* 讽刺地是，已知最早坚称这一点的是一位北非主教。他为了打击当地的多纳徒派反对者而强调北非公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且援引了马太福音16章17-19节的内容，“彼得高于其他使徒，唯独他获得了天国的钥匙，这钥匙要由他交给其他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达玛稣时期北非地区才出现了此类想法，时间大约在370年左右。*14* 如此强化彼得的地位倒不只是为了增添教皇的荣光，也是为了有意识地显示基督教的过去与任何传统旧神拿得出手的家底一样辉煌。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们所接收的信仰已经摆脱了暴发户的身份，成为了配得上士绅阶层的宗教。

达玛稣还为西方拉丁教会做出了另一大贡献。他有一位才华横溢但却喜好抬杠的秘书，名叫热罗尼莫。382年他说服此人将希腊语圣经进行一次全新的拉丁语翻译，用来取代此前几百年里流传下来的其他若干的译本，因为其中内容多有冲突之处。就像亚历山德拉的西里尔主教一样，热罗尼莫也不是一个轻易就能与别人打成一片的人，尽管他在四世纪晚期的罗马城里对于好几位虔诚且富有的贵妇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旁观者难免会觉得他有一整套旨在成为圣徒并顺便谋得教皇之位的职业规划。在达玛稣死后热罗尼莫突然搬到了巴勒斯坦，今天的历史记录中已经找不到他为什么要突然离开罗马的确切原因了。此后不久他写到了自己刚刚中断的罗马生涯。“整座城市都在赞颂我，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有资格担当最高教士（即教皇）。敬爱的达玛稣也对我颇有好评。人们说我圣洁、谦卑、辩才无碍。”*15* 早年间他曾经尝试前往叙利亚沙漠进行严苛的苦修，借以追求身心圣洁，可惜没有成功。离开罗马之后热罗尼莫在伯利恒附近某个远不如叙利亚沙漠那样条件恶劣的宗教集体当中度过了余年。在这里他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学术工作并纠结于个人恩怨，前者是他的主要品德，后者就有些好说不好听了。

热罗尼莫十分享受学术工作，并且为这一领域带来了非常有趣且非常重要的转折。一直以来学术工作都与精英阶层以及财富联系在一起。甚至就连伯利恒的修士们都拥有耗资不菲的助理与文秘体系。热罗尼莫则暗示道，学习与写作就像任何叙利亚苦修士的肉体修炼，乃至于埃及修道群体当中枯燥单调的日常手工劳作一样艰难困苦，需要非同常人的自我弃绝精神。他以带有一丝自怜的笔调如是阐述道：

“假如我用灯芯草编篮子，或者编织棕榈叶，凭借眉头的汗水与辛苦劳作来换取果腹的面包，谁也不会批评我，谁也不会指责我，哪怕我整天胡思乱想满心杂念。但是现在仅仅因为我遵照救主的言语企图存储永不朽坏的食粮，结果我就不得不为了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而开口辩解。我本是除恶之人，现在人们却称我作伪者。”*16*

中世纪造像艺术对于热罗尼莫的描绘存在着古怪的南辕北辙，很能反映他的举动究竟造成了怎样的长期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在西班牙尤其多见，因为在西班牙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财势双全的修道会，对他尤其崇敬）。画像中的他要么端坐在配套设施齐全的书房里潜心读写，一副学者之风，要么就在沙漠里隐居苦修——而他的苦修生涯恰恰未能成功。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他的身边往往都会陪伴着一头狮子。狮子在画面中的出现完全是个错误，因为画工将他与另一位中东地区的西方教会苦修士搞混了。画工们可能听说过一位人气很高的巴勒斯坦隐士圣徒名叫格拉西莫 ，此人比热罗尼莫要晚一代人。格拉西莫 的苦修事迹非常不俗，以至于人们将一个出现于基督教之前的传说故事安在了他的身上，故事里的善良主人公从狮子的脚爪上拔除了一根棘刺，并因此赢得了狮子的友谊——话说回来，考虑到格拉西莫 一直居住在野外，或许真的有一头狮子与他关系不错。狮子的问题暂且不论，假如热罗尼莫为自己争取圣徒地位的活动没有取得成功，而且也没能说服未来的作者们相信学者静坐读书与圣西缅在叙利亚沙漠的石柱顶端静坐苦修同样都是自我牺牲，那么耗费了漫长时光来研读且享受古代文本，并将其加以誊抄使之流传后世的无数其他修士们要想理直气壮地自我辩护恐怕会难上加难。到头来，热罗尼莫的主张造福了整个西方文明。*17*

除此之外，热罗尼莫本人也取得了值得称道的重大学术成果：他不仅撰写了大量圣经注释，还构建了一套从内容到措词都令人眼前一亮的拉丁语圣经文本，在接下来一千多年里一直不容挑战地占据着西方文化的核心地位。这部通俗版拉丁语圣经（Vulgate Version，vulgate一词源自拉丁语vulgata，意为“众所周知的”）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一个半世纪之前奥利金整理的单一希腊语圣经相提并论。不可否认的是，热罗尼莫的通俗版拉丁语圣经是拉丁语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基督教到来之间的拉丁语文学当中根本没有类似的作品。这正是达玛稣与新近出现的上层阶级基督徒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希望借重古罗马的辉煌，但却不想与位居其中的传统神祇发生任何关系。在整个四世纪传统贵族与基督教皇帝、主教与政府官员之间都在为了古老的胜利女神雕像的命运而争执不已。这座雕像以及配套的祭坛位于罗马广场上的元老院当中。382年皇帝下旨拆除了雕像与祭坛，又过了十多年，欧根尼乌斯篡位，于是雕像又得到了暂时的恢复。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场极富象征性的冲突，冲突的最终结果则对基督教有利。与此同时，狄奥多西在欧根尼乌斯倒台之后赋予了基督教一家独大的地位。胜利女神雕像在元老院当中消失不见之后，元老们全都心领神会。几乎所有元老全都飞速加入了教会。

配得上罗马贵族阶级的基督教现在一方面开始向贵族阶级的价值观妥协让步，另一方面也在对这套价值观进行自认为有必要的修改。罗马贵族注重显赫地位，因此歌颂上帝如何“叫有权柄的失位”的圣母马利亚颂也就没人唱了。游方传道的耶稣告诉穷人他们有福了，又告诉富人应当变卖一切；而罗马的精英阶层对于财富则抱有迥然不同的积极态度。为了调和这对矛盾，教会鼓励富人为了穷人慷慨解囊，因为施舍行为也和教会自身的优先考量相统一：主教们很清楚对穷人慷慨行善能为自己以及教会的声望带来怎样的好处。希波的奥古斯丁是这个西方教会新时期的主要神学家之一，下文中我们还会遇到他。此人曾经在一篇布道词中手腕灵活地打动了贵族阶层的心理。他说受惠的穷人在天堂里可以成为富人的接引员，他们的感恩之心能够为他们的恩主将属灵的财富携带到往生当中。*18* 其他讲道者与圣经评论家也超越了基督教的常规宣传口径，添加了他们自己的修饰性补充内容。基督徒在谈论布施时往往不仅仅会将接受施舍的穷人描述成天国接引员，还会以更亲密的言辞来形容他们：基督徒会将穷人称作布施者的孩子或者友人，与布施者共同侍奉天国主宰的同辈仆从，甚至还会将穷人比作谦卑的基督本人。传道者也经常会向人们展示自己很清楚圣保罗关于不做工不得食的言论，但是他们也会小心仔细地与使徒作对，例如收集大量记载着其他说法的文本，或者解释称保罗的强硬言论针对的是身体健康足以工作的穷人。

教会同样还要决定如何应对富有且显赫的罗马人视为珍宝的文学文化，其中哪些内容应当保留。佩特罗尼乌斯与阿普列尤斯的三俗小说之流理所应当地遭到了基督教的敌视，但是基督徒们不能也不愿舍弃从第一任罗马皇帝时代流传下来的罗马文学代表著作，也就是维吉尔的诗歌。这毕竟是罗马与希腊之间最强大的纽带，因为维吉尔的宏大史诗讲述了埃涅阿斯的经历，他既是特洛伊围城战的逃亡者，又是罗马城奠基人的祖先。没有了维吉尔的诗歌，罗马的精英文化简直无从谈起。幸运的是，这位奥古斯都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在长诗《牧歌》当中提到了一个由处女所生、将会开启下一个黄金时代的男孩，因此人们大可将他描绘成基督降临的预言者。早在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后面向基督徒进行的第一次讲话当中，皇帝本人或者他的御用文胆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首诗也就成了维吉尔步入中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学核心地位的通行证。到了十四世纪，他在但丁的伟大诗作《神曲》当中担当了但丁的冥府导游，这个角色很好地象征了维吉尔当时的文坛地位。*20* 早在四世纪，一位基督徒元老的聪慧女儿就先但丁一步对维吉尔表示了敬意。法尔托尼娅.贝提提亚.普罗帕这个名字彰显了她的古老家世，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罗马的过去十分骄傲。她不辞辛劳地将大量维吉尔诗歌的碎片融合成了一幅很有爱的文学百纳被，借用诗歌引言来重新讲述了创世故事与基督生平。严格的圣经纯粹主义者热罗尼莫对于这种做法很不满，但是许多或许以她为效仿对象的其他人都投入了这项符合基督教利益的文字游戏当中。

如果说普罗帕的作品还不算原创，那么普鲁登修斯（348-413）创作的诗歌或许就是第一篇遵循基督教传统创作但却并非用于教会礼拜的拉丁语诗歌。当然，这篇诗歌当中的一部分章节后来还是被改编成了赞美诗。普罗登休斯对于道成肉身的辉煌描述成为了今天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赞美诗“生发自圣父之心，先于混沌世界而生”*22*。诗句中以“阿尔法与俄梅嘎”称颂耶稣基督，尼西亚信经当中也以同样的笔法称颂基督与圣父本质相同。普鲁登修斯就像君士坦丁皇帝的顾问侯休斯、达玛稣教皇以及狄奥多西皇帝一样也是西班牙人。西班牙是一座要塞，抵抗着针对尼西亚会议决议的攻击。说拉丁语的西班牙精英们长久以来一直对罗马体制与历史抱有深厚的骄傲之情，一直可以追溯到伟大的二世纪西班牙裔皇帝狄奥多西，甚至更久远。

普鲁登修斯的诗歌将这份骄傲之情完全放射了出来。他仕途亨通，后来担任了行省总督。在职业生涯将尽之时他完成了一部诗集并借此展现了这份感情。他参与了关于元老院当中胜利女神雕像存废问题的争论。他敦促罗马城庆祝战争的胜利，在元老院悬挂战利品，但是还要“粉碎丑恶虚饰，它们象征着已经被汝等背弃的伪神”。因此通过摒弃旧神的伪饰，帝国的光辉历史得到了美化但并没有遭到扭曲。但是普鲁登修斯同样还以倾慕的笔调描写了基督教的大敌朱利安皇帝，不吝笔墨地赞美这位童年记忆中的伟人，“伟大的兵戈领袖，立法者，坐言起行声名显赫，关注国家的福祉，但却无心匡扶正教。”*23* 普鲁登修斯篇幅最长的作品是《殉教者颂》（Peristephanon），其中历数了基督教的殉教者，歌颂了他们的种种惨烈死状，并且指明了他们各自的殉教地点，便于朝圣者们进行崇拜活动。相比之下，达玛稣创作的基督教与罗马历史诗歌难免相形见绌。普鲁登修斯诗歌当中充满了洪钟大吕一般的拉丁文修辞，足以与罗马古代建筑上纪念重大事件的铭文相媲美。但在他所有的诗歌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君士坦丁堡这座新罗马城。

行省执政官并不仅仅会转职成为基督教诗人：他们或者他们的亲属也越发常见地成为了主教，他们头戴的主教冠原本是拜占庭帝国宫廷官员的标准制服的一部分。在西罗马帝国五世纪早期的最终危机之后，对于那些有志于服侍或领导所在社区的人们来说，教会要比江河日下的公务员体系更加靠谱。罗马贵族往往会认为只有担任主教才能保护他们所热爱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还剩下多少。他们的主要榜样是一位在四世纪晚期成为米兰主教的帝国总督安波罗修。安波罗修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但同时也是一位士绅。他是一位禁卫军长官的儿子，他的父亲管辖着面积广阔的帝国疆土，包括今天的法国、英格兰与西班牙。大贵族出身的安波罗修不出所料地步入了行伍生涯，并同样不出所料地最终担任了意大利行省总督，行省首府米兰也是帝国西部的头号重镇。

在这里，在374或者375年，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当地的基督徒在推选新任主教时发生了严重分裂，一边是尼西亚信经的追随者，另一边则支持相似派。这件事饶有趣味的证明了即便在战略枢纽级别的城市里，基督徒依然可以不打折扣地行使领袖选择权，但同样也意味着事态可能会演变成当年曾经玷过达玛稣主教选举的夺命动乱。于是安波罗修赶紧率领军队赶赴现场维持秩序。正当他军人派头十足地向人群发号施令之时，一个孩子的声音突然响彻了整个教堂：“让安波罗修当主教吧！”人们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立刻欢呼起来。*24* 安波罗修仓促乃至有些狼狈地当场接受了洗礼与圣职授任并成为了主教。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安波罗修取得了值得大书一笔的成功。他在对抗尼西亚会议决议的反对者以及应对接连好几位基督徒皇帝的时候都显现了坚定的手腕。对于基督教来说这次事件可谓是峰回路转。这个原本很可能有朝一日登基称帝的人如今却在凭借教会的精神力量与已知世界的最强大统治者作对，这件事表明基督教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罗马帝国当局将基督教会视为癣疥之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更了不起的是，安波罗修居然一路赢到了底。385年，他拒绝将米兰城里的一座重要教堂拱手让给相似派的支持者。尽管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与阿奎利亚会议作出了不利于他们的决议，但是此时的相似派在宫廷当中有年轻的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撑腰，因此依然是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城里的权力斗争不断推进，安波罗修采取了非同一般的措施来主张自己的立场。他兴建了一座崭新的大型教堂，并且明确宣布自己死后要埋葬在这座教堂中心的圣餐台下面。从来没有哪位主教在活着的时候做出过这样的表态，就连君士坦丁本人都不敢把自己的遗体埋在这种地方。安波罗修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宫廷那边，自己已经做好了殉教的准备，并且已经为自己的殉教之举安排了适宜的纪念场所。接下来安波罗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派人在新近落成的教堂里为自己挖掘墓穴，结果挖出来两具尼禄迫害时期的殉教者遗骨，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许久以来无人知晓的”热尔维和普罗泰。这两人也是米兰城里已知的第一批殉教者。于是安波罗修主教就在米兰城里的各个主要教堂附近凯旋一般地公开展示了这两具遗骨。骨头的尺寸很大，而且覆盖着鲜血——假如这些骨头真的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么或许他们挖到了史前人类的坟墓，骨头上的血红色则应当是由赭石染成的。多起治愈奇迹随之发生。相似派根本扛不住这等阵势，再加上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死后他们也没了势力，只得甘拜下风。*25*

在多年斗争之后，安波罗修成了一个随时准备主张个人立场或者主张教会权力的人，他的主张对象则是虔诚的尼西亚派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的结果有些不清不楚。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著名例子：美索不达米亚某犹太人社区的会所遭到了激进派基督徒的焚毁，皇帝下令对他们进行赔偿，而安波罗修则强迫皇帝取消了这条命令；另一方面，安波罗修又迫使皇帝为了屠杀塞萨洛尼卡（今希腊塞萨洛尼基市）暴乱居民的报复行为而悔罪。*26* 这两起暴行的发生地点距离米兰城都有好几百英里。安波罗修的行为表明普世教会的主教完全可以成为国际级别的政治家。安波罗修为两位皇帝的葬礼进行过布道，首先是年轻无为的瓦伦提尼安二世，然后是狄奥多西。在布道词当中他毫无顾忌地忽略了俗世领袖葬礼上常用的褒扬套话，将他们表现成了一身缺点并因此而饱受折磨的普通人，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伟大的狄奥多西的谦卑作风。*27*

因此在四世纪九十年代，在狄奥多西这样的强大领袖与安波罗修这样的强大主教领导之下的基督教帝国似乎已经赢得了未来，上帝对于人世的计划似乎已经登峰造极，黄金时代即将开始，君士坦丁的史学家尤西比乌斯所预见的景象终将成为现实。但是这一切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北部边境一系列蛮族部落的入侵淹没了西罗马帝国，410年，由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军队攻陷并洗劫了罗马城，致使西罗马帝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打击。六十六年之后，少年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手下的雇佣军废黜了他，并且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达成了言辞含混的协议，承认其为帝国的唯一皇帝。此时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疆域都落入了蛮族国王的控制。尽管拜占庭方面的确出手夺回了大部分地中海西部地区，但却没能实现长久征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帝国教会内部东方与西方逐渐分离并隔离的漫长过程一步步推进了下去。西方拉丁语教会已经有了确立自身传统的达玛稣，安波罗修则向教会演示了如何睥睨世俗权力，现在西方拉丁语教会将要找到一位能够令教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神学家，经由此人塑造的教会思想一直传承到了今天。他就是希波主教奥古斯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