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北宋的人口是如何从四千多万增长到超过一亿的 -- ppks
保州，下，军事。本莫州清苑县。建隆初，置保塞军。太平兴国六年，建为州，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清苑。崇宁户二万七千四百五十六，口二十三万二百三十四。贡绢。县一：保塞。（望，太平兴国六年，析易州满城之南境入焉。）
霸州，中，防御。本唐幽州永清县地，后置益津关。周置霸州，以莫之文安、瀛州之大城来属。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永清。崇宁户一万五千九百一十八，口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贡绢。县二：文安，（上。景祐二年，废永清县入焉。有刘家涡、刁鱼、莫金口、阿翁、雁头、黎阳、喜涡、鹿角八砦。元丰四年，割鹿角砦隶信安军。政和三年，改刘家涡砦曰安平，阿翁曰仁孝，雁头曰和宁，喜涡曰喜安。）大城。（上。）
同在河北，保州的户均口数超过了8，霸州的户均口数却连1.5都没有。宋代的户口数字记录显示的是一出非常复杂的奇妙现象
在宋代，户均大大超过5口，5口水平的，大大少于5口的，这些地区是共存，这是你只看总体数字感受不到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想象没有战争瘟疫灾难的正常年景人口中的男女性别比例会因为地理的原因出现如此大的波动，如此lionel giles的理论就遭到了巨大的困难
首先，你承认宋朝多次全国人口统计都表明户均两口。按照这个户均两口，人口是不可能自然增长的。然后再看你引用的地方志数据，如果“霸州的户均口数却连1.5都没有”那么霸州的人口就只会减少不会增长。但显然我们没有听说宋代霸州的人都死绝了。
那么显然宋代的人口不可能是户均两口。人口要自然增长，一对夫妻至少要有两到三个孩子。这就是说不论宋朝的人口统计是怎么算的，实际人口至少应当是户均四口或五口。
这么算下来，八千万到一亿多的实际人口其实并没有问题。当然，为啥宋代搞出个户均两口就可以有各种说法了。
这不是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就可以发明什么来解释的问题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我是展示观点，你可以不相信
而且是存在热力学因素的，存在对于初始条件信息的丢失的问题，它在理论上就不是纯粹的动力学那样可以完全由一个初始条件确认整个过去未来的
宋代户数的真实性是宋代士大夫阶级自己都完全不相信的，我引用的史料已经够多了，你不接受这些我也没辙，我改变不了一个人的信仰
在这个意义上，你用一种线性（直线）的逻辑，在没有任何史料作依据的情况下，纯逻辑倒推一个理论去解释一个数字，而完全无视可以编出一本书那么大的文字史料反证
这种态度就是完全错误的，你可以编个故事，但是你要承认你在编故事， 但故事再合理它也只是故事， 宫崎市定与贾尔斯一起编的这个故事，就是丑陋到极点的恶心垃圾
我不知道宋朝在现代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有多少人口，我只知道在盐法计口敷及婴孩的记载背景下北宋统计出了四千多万，最后缺粮缺兵缺人积贫积弱的穷爆了，这是我们掌握的现有文献所能得到的全部信息
同日，诏：「昨缘妄行改革盐法，立赏格招其幸进，故较多寡以迁秩；严法罪其亏损，故重抑配以 责。至计口以敷及婴孩，广数以下逮驼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叹，为之悯然。亲降诏旨，悉从初令，宽其禁弛，其苛以走商人苛：疑当作「可」。、利百姓，使天下无抑配之害，得安田闾。尚虑有司狃习前弊，其令三省申严近制，遵用新法，悉禁旧盐，改奉新钞，毋或封记不严。尚虑隐匿旧货，违者并以违御笔论，流之海岛，可应诸州管句盐事官吏并罢，其提举官别选能吏施行。」
宋会要辑稿 食货二五
于时御府用度日广，课入欲丰，再申岁较季比之令，在职而暂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计折，害法者不以官荫并处极坐，微至于盐袋鯗盐，莫不有禁，州县惟务岁增课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厉。七年，乃诏："昨改盐法，立赏至重，抑配者多，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驼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叹。悉从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严近制，改奉新钞。"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较已罢而复用，抄劄既免而复行，盐囊既增而复止，一囊之价裁为十一千，既又复为十三千，民力因以扰匮，而盗贼滋焉。
宋史 食货下四
历史的确很复杂。但宋朝有多少人口总是个可以估计的数字。一来有宋朝自己的统计数字。二来可以对照其他朝代的数字。三来可以进行合理估算。
宋朝的人口统计是不是每户只计成丁、男子？这只是个理论。其解释我觉得漏洞也不小。其他的解释例如为了逃避人头税或劳役而隐瞒人口，我觉得更合理一些。事实上，中国历代都有隐瞒人口。直到清朝摊丁入亩后，人口多少不再和税收直接挂钩才减少了瞒报。
不过这些理论都不是关键问题。我关心的是宋朝到底有多少人口。这应当不是太难回答的问题吧？从你主帖的标题看，你似乎不同意北宋有八千万到一亿的人口。从你后面的几帖看，你似乎认为宋朝的人口统计计入了每一个人。问题就来了：如果统计是“计口敷及婴孩”，那么如果户均才两口，那就是人口负增长比现在的计划生育还厉害，北宋怎么保证167年下来人口不灭绝？
所以这里要请教你一下，你认为北宋人口的峰值是多少？你怎样解释全国户均两口的问题。
人口统计是件很容易的事情？现代人口统计学是何等深奥的科学的东西啊
接受过起码微分方程教育的人都应该明白dx（t）/dt=f(x（t）)这样的非线性方程有多么难搞，我们又不能穿越过去，靠着手上现在的数据，想要把原始人口曲线拟合出来，这根本不是现在人类的数学水平可以做到的，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行，你可以找比较了解数学的朋友问一下，这个有多难，什么人口增长率，根本无从谈起，这个率本身都是一个等待你去拟合的曲线，而且根本拟合不出来
析户什么的可不是理论，这差不多是可以写本书那么大量的一手史料，乃至与宋人自己的总结，北宋的户数都是假到连宋代人自己都不信的地步了，你要相信自己的信仰超过史料，那我无话可说
我们不能穿越到北宋去统计，那只能信这个敷及婴儿的这个数字了，汉代唐代都是这样的，而且也确实符和北宋灭亡时的表现，你不信那我也没辙
讨论历史的基础就是史料，完全脱离史料纯靠脑补那就是编故事
至于你要问为什么宋朝没早几十年灭亡？万一有警何以为计，宋人的原话如此，反正真河北有警，事实证明就是缺兵缺人缺粮
我也只能说到这份上了，你再追问我也没有用，我不会像，某些人那样用小学生的四则运算去套北宋人口计算，这纯属瞎搞，有点数学常识的人眼中像笑话一样的东西
人口普查在中国就是政府一家家的数人头，查户口然后累加。您还用微积分？不妨说说怎么用？俺是大佬粗，您别欺负我。
北宋的人口统计当然用不到微积分，牛顿、莱布尼茨那会儿还不知道在哪里投胎呢。北宋的人口统计当然就是最原始的政府一家家的数人头查户口。这是东方古代政府的基本功。如果不知道治下有多少人民，就没法制定税基和发动劳役，也就没办法使用民力。北宋作为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权政权，这点基本功还是会的。
您在主帖里承认北宋有两千多万户数，我们也知道所谓一户两口是只会让人口自然灭绝的，要让人口自然增长，一对夫妻至少要生两到三个孩子。那么估算北宋的人口有至少八千万到一亿又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个常识问题。
你完全没看我帖子写了什么，咱们到此为止吧
我没有精力无休止的跟你扯下去
你要算人口增长率肯定要微分出曲线来的好不好
人口增长率怎么是一个常数数字啊
我不想科普数学常识
我不是为你写的帖子，你这样的发帖内容，我认为不值得再回答你的疑问了
观点可以讨论，最好注意下语气。
宋人难道都没有看过管子，就管氏盐铁法？
何忠礼的文章，解释了叶清臣的计算方法，计口而赋，赋额随是否产茶州军和内外郭乡有所不同，而除此之外，可没有性别，年龄的区别。
而管氏盐铁法明言，男，女，幼消耗量大有区别。
混同男女老幼一个赋额，这不也是自相矛盾吗?
女人要吃盐，与计口而赋时不包括女人并不抵触，宋代有专门的丁盐钱制度，就是只针对成丁的，叶清臣的想法，只是多收一项丁茶钱，与丁盐钱一脉相承，不足为怪。
语体教，这个说的是计口时不应敷及婴孩，不应下逮驼畜。
你要把这当作宋代人口统计包括婴孩的证据，无异向我们宣告，宋代的人口统计连牲畜都包括在内。
至少在这里是肯定不对的
何忠礼截宋史那段截的并不完整，漏掉了
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时下三司议，皆以为不可行
这个结果，看起来当时的公论对叶清臣的建议普遍的看法是不太靠谱
何忠礼说的是数字精确，因为这个数据一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一致，二通过验算证明无误。只要这个数据成立，何就足以立论了。
而时下三司议，皆以为不可行，并没有说以上的数据有问题，而可能从
其他方面考量而反对这个政策，文中没有细说，但可以想到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加重了底层人民的负担，以前你买茶才花钱，现在你不买也得交钱。这对维稳工作很不利呀。就如同你上面举的蔡京茶法的例子，他当时实行前也可能有一个根据人口的算法，以说明得利的多少，这个得利的计算是可靠的，有史实为证，而其总的功效是灾难性的。
假如当时反对派力量强大，也可以议其不可行，但这不妨碍我们用其算法一窥当时的人口数量。
这完全就是何忠礼捏造来的名词你知道吗？
叶清臣就没有扯过什么丁茶钱这种东西
即便是十几年之后的嘉佑通商法。也根本没有进行过什么全国范围之内的计口而赋，它也只统计园户的数量
园户之种茶者 ,官收租钱 ;商贾之贩茶者 ,官收征算
事实上，在宋代，蔡京以前，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全国范围的所谓的计口赋盐，比如河北，在王安石以前是根本没有禁榷的，只征收一个定额的盐税
河北沧、滨二州盐，自开宝以来，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为额钱十五万缗。上封者请禁榷以收其利，余靖为谏官，言：“前岁军兴以来，河北拣点义勇及诸色科率，数年未得休息。臣尝痛燕蓟之地陷虏且百年，而民无南顾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简易，盐、麴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故许通盐商，止令收税。若一旦榷绝，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伏缘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希惟刮碱煎之以纳二税，今若禁止，便须逃亡。盐价若高，犯者必众，近民怨望，非国之福。”其议遂寝。后王拱辰为三司使，复建议榷二州盐，下其议。鱼周询等以为不可，请重算商人，可得缗钱七十馀万。上曰：“使人顿食贵盐，非朕之意。”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张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盗贩不已，若榷之则盐贵，虏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虏获福也。虏盐滋多，非用兵不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立以手诏罢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为佛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后父老过其下辄流涕。
现在来谈谈所谓的丁盐钱
宋代在蔡京以前，在两浙确实有收丁盐钱
宋制 ,两浙岁计丁口 ,官散食盐 ,每丁给盐一斗 ,使输钱百六十有六 ,谓之丁盐钱
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的平均盐消费量稍有了解的人看到这段都应该立刻意识到，这个每丁受盐一斗的丁，绝对不可能是被扭曲成为所谓成年男子的成丁
首先补充一下关于隋唐时期丁中制的记载原文
课役，六十为老，乃免。隋书食货
[QUOTE] 凡天下人戶，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男女始生者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神龍元年，韋庶人為皇后，務欲求媚於人，上表請以二十二為丁，五十八為老，制從之。及韋氏誅，復舊。至天寶三年，又降優制，以十八為中男，二十二為丁。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師及東京尚書省、戶部各貯一本，以備車駕行幸，省於載運之費焉。旧唐书卷五十二
乃至于宋刑统
对照天圣令
所谓丁中，其实只是年龄婚嫁与否的划分而已
在隋唐时期，女子未出嫁前称为中女，出嫁后称为丁妻，寡妇称为丁寡
唐开元四年 （ ７１６）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
隋代开始就已经取消了女子授田，隋唐这种依赖于丁役的税负制度需要计算女人，要统计中女与丁妻，丁寡，反倒是女子拥有财产权，且赋税以财产为主的宋代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统计女人的崭新治国之法？改变了几百年来一贯的关于丁中这个词的词汇释义惯例？
宋代天圣令可是明确说明，需知所部丁中多少啊!丁中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变成赋役成年男子的意思的？宋刑统怎么不知道？
户令诸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以下为中
然后我随便列举几个前后朝的人均食盐消费的数字，来看看这个每丁岁授盐一斗的丁可能会只是成年男子吗？
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
全唐文 卷五百五十
永乐二年八月庚寅，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莫若暂行户口食盐之法，以 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若使大口月食盐二斤，纳钞二贯，小口一斤，纳 钞一贯，约以一户五口，季可收五千余万锭。
皇孙生赐名瞻埈世子弟二子也 户部尚书郁新等言往年为北京军储不足下令开中盐粮淮浙盐于北京仓纳米者每引二斗五升于德州仓纳米者每引三斗五升今北京所辖地方米价已贱若仍准前例诚为亏官二处宜通一斗从之 承运库大使周端等言广东地广民稀盐课无商中纳军民多食私盐宜令所司核实人口大口岁食盐十二斤小口半之每斤纳钞三百文于近场支纳为宜从之 夜有星如盏大赤黄色迹有光出天津东行至近浊
明实录太宗实录 卷二十八
如果这个丁是成丁如果按照宋代每户五口两个成丁来计算，在经济发达的两浙路，每户每年只授二十斤盐，平均每人每年只有四斤！即便考虑到宋斤唐斤的换算容器度量因素，那也是大大的低于中国古代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的有数据的人均盐消费量的，农业社会的每户食盐可使要摊派到牲畜之上的
更夸张的是
元丰六年五月十五日“尚书户部言 ,知琼州刘威相度琼州昌化、万安、朱崖军民户乡村坊郭 ,第一等至第三等 ,每丁逐月买盐一斤 ,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 ,每丁逐月半斤 ,不以月日为限 ,岁终买足 ,遇有死亡开落 ,进丁收上。看详所配卖盐数太多,故乞两等盐各减半 ,余依刘威所定 ,从之
一等户每年每人五斤不到的买盐就太多吃不光啊，四等五等连一半都没有，同样吃不光阿！还要减少一半啊！这怎么可能
早就有人计算过宋代的人均盐消费量， 以最高人口人口的大观年间计算，如果宋代有一亿人，那么宋代的人均年盐消费量 只有4斤！连明清大部分地区政府人均预期消费量的一半都没有
你可能要反驳有所谓私盐，但是你同时也要明白，在宋代毫无疑问存在着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的盐生产过剩，积压的现象
解池之盐，积若山阜，今宜暂下其价，诱群商而散之
欧阳文忠公集
初，祥以法既通商，恐失州縣徵算，乃計所歷所至合輸算錢，並率以為入中之數。自後州縣猶算如舊。嘉佑六年，向悉罷之，並奏減八州軍鬻鹽價。兩池畦戶，歲役解、河中、陜、虢、慶成之民，官司旁緣侵剝，民以為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逋課鹽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遂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後又減畦戶之半，稍以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
宋史 志第一百三十四 食貨下三
甲辰，詔曰：「議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鐵、銅、銀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掊刻之政，常抑而不宣。然尚慮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其諭所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議欲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既而範仲淹以為：「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爾，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範仲淹不欲先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此據沈括筆談，今附見令官吏條上利害後。此雖有條上利害之詔，訖無所更張，或因仲淹言，故寢也。 初，泰州海安【二七】、如皋縣漕河久不通，制置發運副使徐的奏請浚治之。詔未下，乃以便宜調兵夫，功畢，出滯鹽三百萬，計得錢一百萬緡。於是以的為制置發運使。考的為副使年月，實錄無之。
八月九日，淮东提盐吴巘言：「朝旨：密行相度措置积盐减并场灶等。今条具如后：一、本路盐场旧管催煎场一十四处，计三百四十六灶，后因王B措置创添五场，计七十五灶，又于旧场内增添三十一灶，共增到一百六灶。目今见管一十九场见：原作「既」，原书天头注云：「既一作见，」据改。，计四百五十二灶，又备盘三十四灶零二角原书天头注云：「三一作二」。，每年煎卖盐不下三百八九十万石，大约每岁支发三百三十万石，常有积下盐三四十万硕。今照应诸场今年三月上旬终，共有见在散盐三百七十四万石，较之支卖一年，未得尽绝。今欲权将诸场见管盐灶斟量减并拘收，般角在官桩管原书天头注云：「般一作盐，」疑是。。通州西亭丰利场四十六灶，见趁额盐二十六万一千七百七十一石三斗六升，今欲减备盘一十一灶，减退额盐六万五千七百七十一石三斗六升外，止置正盘三十五灶，以一十九万六千石为额；金沙场三十灶三角，见趁额盐二十七万二千八十八石九斗四升五合，今止置正盘二十灶，以一十八万二千石为额；余庆场二十九灶零一角，见趁额盐二十万一千九百七十二石一斗三升五合，今止置正盘二十三灶，以一十六万一千石为额；石港、永兴、兴利场三十四灶，见趁额盐二十五万三千八百七十七石九斗五升五合，今止置正盘二十五灶，以一十九万石为
自来客人少肯前来请贩，致诸场积盐数多
隆兴二年十月七日，榷货务言：「昨因淮东路积盐数多，已降指挥，客人已、未投下两浙路(监)[盐]仓文钞，许改揭往淮东路盐仓支请。缘淮浙文钞系三务场分定州府给卖，内行在卖通、泰、高邮军、楚、秀、温、明、台州钞，以十分为率，内四分用见钱，六分轻赍；建康、通、泰州、高邮军、楚州钞「建康」至「楚州钞」，中疑脱「卖」字。，每袋通货钱五贯文用见钱外，余许用轻赍；镇江卖临安、平江、绍兴府钞，并许用轻赍，系是金银、会子之类，比之见钱，大段省便。若客人于镇江算请钞一袋，合纳正钱通货钱一十七贯六百文足，只用银五两三钱，每两官价三贯三百文入中，其市直只三贯文入中，其市价收买，每袋先(嬴)[赢]钱一贯五百文，更不须擘划见钱，是致算请淮钞之人，往往买银就镇江算请浙钞，改揭淮东支盐，比之品搭见钱于行在、建康并算钞，委是大段优异。窃虑轻重相形，有妨本务入纳。免今后客人于行在算请浙钞免：疑当作「乞」。，许依前项已降指挥，改揭淮东请盐外，若于镇江算请到浙钞，不许改揭淮东支请。」从之。
八月十三日，诏：「淮南积盐数多，令舟运过江，措置六场。」权发遣泰州刘祖礼言：「已降指挥，令般发仓场盐三百万余石往浙中支拨，必谓缓急不致毁
弃，且
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户部言：「成都转运司奏：彭州、崇庆府、永康军、眉州、成都府属县合般卖隆州井盐，产盐三千六百八十九担，缘比年盐价稍贱，艰于变卖，本司已每担减价钱引一道理纳，计减钱引三千六百八十九道。本部乞下成都转运司常切遵守。」从之。
宋会要 食货
其实丁盐钱这个东西宋朝人自己说的就很清楚了
鹽 郡去海遠土不產鹽舊人戶計口納丁鹽錢計四萬三百三十貫有奇歲給鹽一萬四千五百餘石續圖經云今不給鹽錢又捐折
嘉泰吴兴志卷十八
有魏伯刍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专主榷货务。政和六年，盐课通及四千万缗，官吏皆进秩。七年，又以课羡第赏。伯刍年除岁迁，积官通议大夫、徽猷阁待制，既而党附王黼，京恶而黜之。伯刍非有心计，但与交引户关通，凡商旅算请，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务入纳数多，以昧人主而张虚最。初，政和再更盐法，伯刍方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开阖利柄，驰走商贾，不烦号令，亿万之钱辐凑而至。御府颁索，百司支费，岁用之外沛然有余，则榷盐之入可谓厚矣。顷年，盐法未有一定之制，随时变革以便公私，防闲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后，顿绝弊源，公私兼利。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以岁计之，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余万贯者，处州是也；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泰州是也。新法于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万贯之数，宣付史馆，以示富国裕民之政。"小人得时骋志，无所顾忌，遂至于此。
于时御府用度日广，课入欲丰，再申岁较季比之令，在职而暂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计折，害法者不以官荫并处极坐，微至于盐袋鯗盐，莫不有禁，州县惟务岁增课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厉。七年，乃诏："昨改盐法，立赏至重，抑配者多，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驼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叹。悉从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严近制，改奉新钞。"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较已罢而复用，抄劄既免而复行，盐囊既增而复止，一囊之价裁为十一千，既又复为十三千，民力因以扰匮，而盗贼滋焉。
你看看这个到底计口赋及婴孩了没有？宣和七年的罪己诏，能被理解成皇帝事先指导下面人不该计算婴儿，这脑洞大得惊人
讨论的就是大宋有没有能力计口，文献明明白白的记载，就是可以，而且已经干了，其他还需要扯什么？
简而言之，就是中国人有铁，有好铁，周边异族没有，于是中国人就占有优势
宋代开始，虽然大宋拥有了更好的炼铁技术，但是他们没有控制住技术的外流，得到了同样水平技术的辽金西夏蒙元，尤其是金，蒙古，就可以用极少数的人力征服一个近亿人口的泱泱中华了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文明发展的新局面
这里面的潜台词是什么？中国人的精神已经完蛋了，再高的技术。武器优势也会被朴素民族们轻易征服,所以是新局面啊
来看看1960年出版的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会议发言集的言论吧
宫崎市定大师：宋代用铁武装的这样好，为什么还经常受到辽金游牧部落的威胁呢？
来欣赏一下其大作东洋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文忠宋代历史的部分
宋代的装备到底怎样好？
契勘太原被围今已八月馀日城中居民死亡八九守御之卒食侯粮己绝以铠甲充食者已二十馀日卒多疲病
孝纯曰：使我有粮尔，岂能逞其志也。
某所过州县无军马无粮食无器械何可使之守也
王氏《挥麈录》：“承平时，扬州郡治之东庑，扃锁屋数，上有建隆元年 朱漆金书牌云：‘非有缓急，不得辄开。’宣和元年（疑为二年），盗起浙西，诏以童贯提师 讨之。道出淮南，见之，焚香再拜，启视之，乃弓弩各千，爱护甚至，俨然如新。 贯命弦以试之，其力比之後来过倍，而制作精妙，不可及。士卒皆叹服。施之 於用，以致成功，此盖太祖皇帝亲征李重进时所留者。仰知经武之略，明见於二 百年之前，圣哉帝也。”
宣和时，岁岁督责军器，率用御笔处分，工造不巳，而较数常阙，缮修无虚 岁，每称敝坏。大扌氏中外相应，一以虚文，上下相蒙，驯致靖康之祸。靖康汹 汹、兵仗皆缺，诏书屡下，严立刑赏，而卒亦无补。勤王之兵，经过郡县，随身 军器若马甲、神臂弓、箭枪牌之属，於市肆饭邸博易熟食，或名寄顿，其实弃遗 逃役
十二曰:工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外蕃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四○】,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剛甲,旋發赴緣邊,先用**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
庆历元年，续资治通鉴长编
臣嘗觀金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宻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宻所以多敗何以言之金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斂至薄而緩急以丁軍原注謂如）兩丁一丁之類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甲胄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或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嘆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宻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逺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冒鋒刃而甲不堅宻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北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原注步人戴笠子不能禦箭有弇心則無披膞之類是也非特此也金人軍行有車乘牛畜原注多係三五十人共一車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為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備水戰
建炎二年 上边事备御十策
己酉，宰執奏事，席益請諸軍所造馬黃弩改令造弓。詔從之。上曰：「弩但可守，戰則須弓。」朱勝非曰：「前者李橫、牛皋與金人戰，既勝之，金益兵來，橫等皆無甲，是以敗。」上曰：「無甲何以禦敵？今治兵所先者，器甲。而弓尤急也。」徐俯曰：「臣見張俊云：『近歲軍中，方知帶甲之利。』今有甲士十萬，則無懼於強敵。」上曰：「俊隨朕久，士之帶甲者，俊練之也。」
绍兴三年，中兴小纪
绍兴四年，军器所言：“得旨，依御降式造甲。缘甲之式有四等，甲叶千八百二十五，表里磨锃。内披膊叶五百四，每叶重二钱六分；又甲身叶三百三十二，每叶重四钱七分；又腿裙鹘尾叶六百七十九，每叶重四钱五分；又兜鍪帘叶三百一十，每叶重二钱五分。并兜鍪一，杯子、眉子共一斤一两，皮线结头等重五斤十二两五钱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两。若甲叶一一依元领分两，如重轻差殊，即弃不用，虚费工材。乞以新式甲叶分两轻重通融，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诏勿过五十斤。三十二年，诏江东安抚司造木弩五千、箭五十万。宋史
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鋭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巳精矣原注臣竊料劉光世韓世忠張俊揚沂中王●下兵數約二十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人陛下聖性精于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備（原注外域之兵自來以全裝衣甲禦敵中國甲士自來止有前後弇心副膞有皮笠子而無兠鍪故怯戰臣在河北嘗觀太宗皇帝於北京武庫排垜下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装今日皆不堪用祁溝之敗恐由軍器不全）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曽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金於鎮江張俊獲於明州陳思恭邀撃於長橋去年金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其鋒諸將屢得勝至於呉玠累次大於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绍兴七年 上邊事善後十策
这就是宫崎市定大大师所谓的宋代用铁武装的这样好?
就是所谓的太原之战里八月不到就已绝粮拿铠甲为食的守兵的强大铠甲？还是封存一百五十九年的太祖朝弓弩尚且威力盖压当世？寄希望于封存半个多世纪的太祖朝铠甲来对抗西夏？还是靖康汹 汹、兵仗皆缺逼得勤王军卖武器换食的丰沛供给？时人在河东路看到的，某所过州县无军马无粮食无器械何可使之守也的惨状？或是连个运盔甲牛车都凑不齐的强大农业？抑或是绍兴三年西军出身的张俊的近岁军中方知带甲之利的感叹？
是中国的士兵，中国的人民胆小懦弱不敢一战吗？中国人的劣根性吗？不是那些愚蠢透顶，横征暴敛的士大夫皇帝把国家操到了这种积贫积弱，惨不忍睹的德行，毁灭了一切用以对抗异族的物质基础，连反抗都无能为力的汉人怎么可能会这样被异族征服？
这又何止是宋末啊
遵裕既败归，元丰五年，李宪请发兵自泾原筑寨稍前，直抵灵州攻之，可以必取。诏从之，先是，朝廷知陕西困于夫役，下诏谕民，更不调夫。至是，李宪牒都转运司，复调夫馈粮，以和雇为名，官日给钱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诏：若乏军兴，斩都运使以下。」民间骚然，出钱百缗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栅于山泽，不受调，吏往辄殴之。解州枷知县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判自诣县督之，亦不能集；命巡检、县尉逼之，则执梃欲斗，州县无如之何。士卒前出塞，冻馁死者什五六，存者皆惮行，无斗志。仓库蓄积皆竭。群臣莫敢言，独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师不可再举。」天子逊辞谢之。枢密副使吕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怿，晦叔因请解机务，即除知定州。会内侍押班李舜举自泾原来，为上泣言：「必若出师，关中必乱。」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劳之。舜举退，诣执政王禹玉，禹玉迎见，以好言悦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邪？」闻者代禹玉发惭。
涑水记闻 司马光
夏人幽其主，将大举讨之。公著曰：「问罪之师，当先择帅，苟未得人，不如勿举。」及兵兴，秦、晋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数白其害。
元丰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俄永乐城陷，帝临朝叹曰：「边民疲弊如此，独吕公著为朕言之耳。」徙扬州，加大学士。将立太子，帝谓辅臣，当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宋史，吕光著传
臣昨赴泾原，朝辞登对之日，亲闻陛下圣语，戒臣谨重，言至数次，则知陛下谨于用兵，爱惜财用，凡遣师征讨，实不得已而为之也。伏见兴师以来，陕西府库、仓廪储蓄，内外一空，前后那内藏库金帛不知其几千万数，而陕西目今处处无不阙乏粮草，转运司计亦无所出，惟是行移公文，指空画空，郡县差衙前往指定处般运，多是空回。臣窃恐内藏库金帛数亦有限，苟迁延岁月，亦虑支那将尽。今日收复青唐等处，大兴工役缮全城郭，恐非陛下本意，必有大臣误陛下者。骮诸路进兵攻讨，建筑城寨弥满于夏贼境中，贼心恐惧，款塞请和。臣窃观祖宗以来，能制远方之命，使之束手破胆，未有如今日，则陛下圣功神德可以夸示万世。今来正是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时，惟望陛下深察愚臣之言，断自宸衷，裁决此事。若更询问主议大臣，窃恐却将朝夕已在陛下前讲论策画、专务兴师不已之说，遂非掩过，上误圣聪，愿陛下深察。
这就是某些人吹得牛鼻轰轰的大宋统治阶级高明无比的横山攻略！
感情宫崎市定大大师就是把这样一个大宋 打扮成所谓装备的如此之好啊！它的考据水平真令人震惊！他的意图不言而喻
宫崎市定大大师有两个老师，一位就是大名鼎鼎支那论的创造者内滕湖南，还有一位则是桑原骘藏
桑原骘藏其人名作
宫崎市定对中国的态度不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吗？
就是这么一个彻底仇视中国的历史发明家，从八十年代渐渐的开始被洗白了 ，尤其到了世纪之交，宫崎市定的徒子徒孙国内小大师们连一开始的遮遮掩掩都不要了，开始撕破脸皮了
记者：世纪之交 ,作为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大师 ,您认为本世纪宋代经济史研究的成就主要在哪几方面? 还需在哪些方面加强研究?
漆侠：我算不了什么。 就国内来讲 ,在我的《宋代经济史》出版以前 ,这一领域研究较少且零碎。 解放前 ,真正算得上有研究的、能够自立于著述之林的 ,如李剑农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宋元经济史部分 ,为数很少。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 ,宋代经济史的研究一直很薄弱 ,八、九十年代以来才有所好转。国外来讲 ,日本对中国宋代经济史研究成就不小。从加藤湖南到周藤吉之、宫崎市定 ,对经济史研究都扎扎实实。 但不足之处在于不用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分析问题。例如 ,周藤氏对宋佃客身份地位的分析 ,认为是农奴;宫崎氏则认为非农奴。我认为宋既有农奴成分也有非农奴的成分 ,这还是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我的《宋代经济史》中用了十几万字的篇幅分析宋代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同时注重对经济关系的考察。 《宋代经济史》包括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征榷、经济思想各方面 ,注重全面性、系统性 ,但绝不搞材料堆积。 我的努力方向在于研究中的薄弱地方 ,例如对于地租问题的研究 ,力求有所突破。
2015-10-26 14:32 经济观察网
导语：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皆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是彼此促进的，汉人王朝若没有少数民族的定期融合，常常陷入腐败与堕落。也许宋代以前可以这样讲。但不容忽视的是，汉人在古代东亚的文明程度与创造力始终是最高的。
米塞斯
承进/文
宫崎市定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史学家，是公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更是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专治东洋史，实际上中国史占了绝大部分。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岩波书店出本了宫崎市定的全集，凡25卷，其中涉及专门的中国史的有18卷之多，研究从上古到近代，可惜绝大部分内容我国都没有翻译，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宫崎的一切研究都是日本“京都学派”观点的反映，尤其是“中国通史”的论述，深受“京都学派”中国历史分期法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谈谈这方面。
“京都学派”最著名的学问为内藤湖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以文化论为基础，将古代中国分为“上古”（上古至东汉中期）、中世（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宋至清），中间有两个过渡期（东汉中叶至西晋、唐末至五代）。宫崎市定平生所学，就是完善与巩固此理论。内藤湖南理论的依据是两个方面，一是皇帝政治运作方式的转变，二是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消长。宫崎的贡献是用更精密的研究以证明此两条的可靠，且在内藤理论有所不足的经济史方面加以补充。因此，尽管在授业方面，京都的另一位大师桑原骘藏对宫崎的指导更多，但宫崎真正继承的是内藤湖南衣钵。
不过，尽管内藤的理论赫赫有名，但即使在日本国内，质疑他的人也很多，如“东京学派”，二者之间的争论保持至今。而后者最为质疑的是内藤关于“中世”贵族制的说法，他们认为，所谓“贵族制”仍是皇帝掌控下的官僚制，秦汉以来并无轩轾，而内藤学说力主“皇帝受制于贵族”，是不对的。然而，双方的争论多集中在“上古”与“中世”，对于内藤近世的分期，也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分歧就不大了。而内藤对唐宋分期的理论也很自信，他从政治（贵族变独裁）、经济（有限的实物经济变为全面的货币化）、文学艺术（骈文变古文、彩绘画变黑白的山水画、贵族舞蹈变为平民杂剧）等方面来论证唐宋的变局，可谓面面俱到。宫崎对其理论的发展则是在“近世”中增加了“最近世”，即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新历史时期的开始，他的依据是比较西方的近世，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可套用中国的宋代，但文艺复兴后仍有如法国波旁王朝这样的君主专制，直至工业革命的出现，才出现“最近世”，而中国的元明清具备路易十四时期的特征，直至民国的建立，中国的工业革命才开始。至于唐宋的变局，宫崎所做的只是亦步亦趋地补充资料而已。
对于魏晋以后的“贵族制”的产生，我所学有限，不敢置喙；关于唐宋的分期，这是史家的定论，也无异议。但对于宋以后的中国“近世”，我则有不同看法。元代是第一个全面征服汉人的异族王朝，且拒不汉化，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变不亚于唐宋之间的变革，后来的明、清，皆是继承元代的政治遗产，与唐宋少有关系。总之，唐、宋之间固然有变革，但宋、元之间的变革也同样不容忽视。内藤的历史分期法是建立在文化史与中西比较的基石上的，是一种宏观的大视野，那我也不妨套用一下他的方法。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由个人或家族的专制发展到民主与宪政；经济上，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和国家垄断的商业，发展到依靠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关系上，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人身依附，发展到独立自由的公民个体。从以上三方面看，宋代比起古代，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进步，如果唐宋变革理论是不可动摇的，那么“社会自由”也可以成为它的论据。不错，宋代的皇权是集中了，但又有哪个朝代的士大夫有如此的政治地位？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连宫崎都认为具备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元、明之后除了技术上的提高，经济体制是不是倒退呢？再有人的自由方面，从元代的“四等民”的划分到清朝的满汉分治，又哪一点继承宋朝的风气呢？
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皆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是彼此促进的，汉人王朝若没有少数民族的定期融合，常常陷入腐败与堕落。也许宋代以前可以这样讲。但不容忽视的是，汉人在古代东亚的文明程度与创造力始终是最高的，例如，汉人的中原即使沦陷，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仍能创造出发达的文明，远远高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比如南宋与金，无论女真人如何努力汉化，但同时期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皆远不如南宋，如此可以推下去，征服了整个中国的蒙古人，又打通了东西方的藩篱，但创造出的社会财富，是不是超过了宋代呢？他们所继承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辽、金制度还是宋制呢？因此，我认为京都学派分期法的“近世”理论有所缺陷，元代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远远超过宋朝，而影响最大的是以征服者自居的统治之术，导致以知识分子为首的中国人自此变得驯服，使宋代好不容易摆脱门第羁绊而赋予士人的平等与自由的气息，由此被消灭了。这种气息无疑是古代式的，但却是中国真正摆脱“中世”专制社会的可贵资源。
作为日本学者，他们研究中国的好处是旁观者清，可以跳出自我美化的民族情结，站在整个东亚的角度上去审视中国历史，因此他们的客观性不容忽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对历史的感受是隔膜的。日本近代汉学的兴起，正是其“脱亚入欧”口号最响之时，而当时中国的状况，即便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这样崇拜中国文化的学者，也难免使之心怀轻视。何况日本从未被异族征服的历史，使之忽略一个习惯在奴役下保全自己的古老民族的心理变化，而日本在近代的进步，又会左右他们看待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眼光。宫崎是“晚生”，他的研究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最大可能地避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他对中国的研究总体上是客观的。但其所宗的是“京都学派”的正统，不可能不受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其消极之处，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少数民族的缺点，我想，当年日本欲进入大陆以支配中国，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自然不会过于强调“少数民族”对于华夏文明的破坏；二是忽视对中国古代王朝在专制方面的研究，仅仅以“腐败”而概括，没有触及到“专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或许他们看来，习惯“被统治”是中国人的天性。因此。他们的研究尽管很缜密，但不能触及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他们的批判尽管很犀利（如桑原骘藏），但总流于表面，不能深入源头。
在阅读宫崎市定著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叹——以宫崎渊博而又深入浅出的学术功力，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可以相抗的几乎没有，日本汉学的整体水平实在是令人佩服！他们有着很好的传承，从明治后开创现代史学以来，他们的第一代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等人就是第一流的大师，当年陈寅恪曾有诗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胡适与陈垣也感叹“今日汉学的中心，不在巴黎就在东京”，可见当时日本学者的水平是在中国之上的。
这个说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当时中国还没发生“文化大革命”，许多硕学鸿儒还在世，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滚瓜烂熟，怎么会不如日本人呢？与宫崎市定同时代的日本史学家石田干之助，擅长介绍世界汉学动态，他曾说“东洋人的东洋研究逊西洋人一筹，不用说，西人之知识未必常深，彼等的判断也未必常中肯，然而在治学方法上，东洋人所不及处甚多”，而西人方法精良，成果显著，“已到了如不利用其成果，就不能展开有意义的新研究的地步”。石田这段话，很精辟地点明了东西治学的差异与差距，而日本的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够领先中国，就在于更早地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方法。
日本近代的第一代史学家，多有留学欧洲的背景，深受当时流行的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辩。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史学”开始流行时，他们又很快地跟进，宫崎市定在经济史研究的突破，无疑有此痕迹。从方法上看，老一辈的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理论方面，无疑是落后与东邻的，而1949年以后的“与世隔绝”，学术就更谈不上交流了。但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不同是中国的典籍他们要熟悉得多。这是因为日本的儒学传统深厚异常，朱子学、阳明学历来不逊于中国，即便是明治时期，儒家的官学私塾到处皆是，许多汉学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一样精通四书五经，只不过，他们没有科举考试而已。
在中西兼并吸收的同时，日本汉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许可以说是自己法宝。一是文献的搜集，绝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用力之勤，令人咋舌；二是承袭中国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必须精于文字的训诂；三是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如东亚各族或中国的少数民族，尽量掌握其语言文字。老一代的日本汉学家，治学无一不符合以上三项，如京都派的羽田亨，精通十几门外语与古文字，不亚于陈寅恪，可见天下的聪明，并非为中国一家所尽占。这三大法宝又催生出两大强项：尤其精于北方和西域民族史，尤其精于中西的交通史，直至今日，日本汉学的人才虽不及老辈，但仍可以看出这两项的深厚积淀。至于宫崎市定，他的小学功力或不及第一代学者，但从其著作中，仍可以看出他具备相当的常识；而他自认为没有语言天赋，所学过的阿拉伯语虽不成气候，却仍具备运用英、法、中等外语的能力。
由此，我不由想起了我国史学大师的陈寅恪。若论天赋与根基，无疑是在宫崎之上，但中日学者的差距又在第二条体现出来了，就是中国学者没有日本稳定的学术环境，不能尽展其才。宫崎的学术高峰期是在二战后，而那时我国正经历连宫崎都没有预料的“大变局”，多少有才华的学者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被迫改弦更张，削足适履，去迎合当时的窠臼。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又怎能指望他们能够向宫崎一样天马行空地论述？天才又具风骨的陈寅恪，也只能“著书唯剩颂红妆”地发泄心情，他有多少学问就此而埋没在时代悲剧中呢？
真正的落后来源于不自由，就像“宋元变革”给我的启示一样。直至今天，宫崎市定的著作仍没有全面被中国大陆翻译，未必是因为它过时，而是他将中国放在世界史上加以检验而形成的观点，会让被“民族伟大”所教条的中国人感到不爽；而他参加过日军侵华的经历也会给人口实（实际上他只在上海派遣军呆了一年，没打过任何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的前言中，中国学者对宫崎的史学极尽批判谩骂，即使那个年代为保身必须如此，但搞历史的，为何不给自己的历史留点余地呢？而在海峡对岸，台湾学者倒是翻译了宫崎的《中国通史》，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民国部分全部被改写，变成了“蒋公的颂歌”。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其实决定了自己的研究水平，不如宫崎市定也就不意外了。
如宫崎市定大大师一般天马行空的论述？这就是现在所谓学界主流之唐宋变革论所追求的东西啊
1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是，蔡京盐法的实行，使食盐销售成为官员考核的硬指标，于是地方官员强行大肆
摊派，才出现了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驼畜这样的荒唐事，造成良民受弊，比屋愁叹的恶劣后果，皇帝这才下诏悉从初令。
你的问题不是脑洞的问题，是看不懂我在说什么，我说的是计口敷及婴孩是摊派售盐中
出现的乱象，是被朝庭一经发现就要下诏杜绝的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而与诸州岁奏的人口统计没有丝毫关系。
2
计口需要什么特殊能力吗？宋前宋后每个朝代都有的能力，宋代怎么可能没有？
没有一个主张成丁说或男口说的学者的认为宋代没有能力计口才只记载了男丁，而是说女口，老幼不须上报中央，
《宋史·食货上二》说：“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
就是文献明明白白的记载。
3
这完全就是何忠礼捏造来的名词你知道吗？
叶清臣就没有扯过什么丁茶钱这种东西
谁跟你说有丁茶钱了。
人家何忠礼说得清清楚楚
只是因为其性质与丁盐钱想似，所以以茶代盐，便于称呼而已。
4
用了那么多条引文，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你说的是丁中，不是丁，
丁的含义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是无可辨驳的。
这条你自己引的，也清楚地说明了，丁是不包括女子的。丁盐钱，每丁给盐一斗，没有女子的干系，也没有中的关涉。
5
不用算了，谁告诉你交丁盐钱换得的盐是全部耗盐量。
你自己都知道，这个丁盐钱只行于两浙，其他地方不交钱也不得盐，是不是说彼地之人耗盐量为零。再者，北宋末年，丁盐钱照收，不再支盐，他们怎么没有集体虚脱呢。
丁盐钱，仅仅是人头税的一种形式，丁盐钱所支之盐，从来就不是耗盐的全部，而只能看作官榷的保底销售额。
6
你去问问程咬金，他当上私盐贩子，是不是因为官盐生产不足才出来救济民众。
严重的盐生产过剩，积压的现象，正是昂贵官盐在市场上输给低价私盐的结果。
7
既然说了丁茶钱，丁盐钱，不妨再说说另一种以丁为征收对象的赋税，身丁钱。
本来是面向成丁征收的，但是
身未成丁，便行科纳，就是与计口敷及婴孩同出一辙的胡作非为。
千万别把这条当作十二三就可以称丁的证据，是的，地方官员们有这个能力。
纯粹靠推理逻辑脑补啊，而且更可怕的是文字阅读能力几乎为零阿
悉从初令，令是什么东西？昨改盐法，改得是什么盐法阿
个蔡京盐法是像徽宗说的那么那么温柔？只是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驮畜那么简单？
蔡京盐法不但要计口，还要计户等摊派，还记得户等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吗？
看清楚
这都不是卖盐了，就是杀大户抢劫，实际在实施的时候，很多时候压根就不给盐
不这样搞你个总共四亿斤年产量的大送，配合四千多万的人口，怎么能做到大片积压的情况下一年两千万贯的岁入？
你大宋这样杀大户，能怪大户拼命诡名析户吗？
来，现在继续跟我学奏劾是什么意思
皇帝是好人，都是奸臣的错啊！你皇帝不操那些还有点良知的官僚，怎么会出现这种惨状？
你前面好像问过我什么、计口难道还有计牲畜啊？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你个计口而敷配合户等抑配强制住卖分销，家产全部要计算，乃至于皇帝自己都承认是计口敷及婴孩广深下逮驮畜，把农民逼惨了
于是呢你这个一有循职养民不忍侵克，则指为沮法，必重奏劾谴黜的皇帝陛下就没有责任了！是下面人瞎搞！下面人瞎搞那也是你大宋皇帝陛下于蔡京宰相大人定的岁额逼出来的
然后呢，所有家产都要计算的情况下，计口敷及婴孩的情况下，明确地记载大送女人有财产权的史料记载之下，我大宋不统计女人！我大宋税收从来与女人无关！我大宋的计口从来都是只计成年赋役男子！
搞清楚,是何忠礼搜山检海拿叶清臣的皆以为不可行的计口而赋当宝,当铁证,证明宋朝人语境下计口赋税是只计成年赋税役男子,这个徽宗罪己诏说的很清楚是计口敷及婴孩了,还需要我再证明什么? 这破事吵了快一个世纪了,何忠礼在这上面也扯了快三十年了,就拿这种自抽耳光的东西作宝,这事情的定性傻子看不出来
没有一个主张成丁说或男口说的学者的认为宋代没有能力计口才只记载了男丁，而是说女口，老幼不须上报中央，
《宋史·食货上二》说：“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
就是文献明明白白的记载。
你知道什么叫具载其吗？你该不会是理解成只记载了吧？
具载其男丁就是只记载男丁！什么史料都没有读过跟我文字游戏？
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事汉武帝，汉书具载其事。
感情汉书只记载东方朔的事情啊？这还叫汉书啊！
你就想用具载其男丁来证明岁奏户帐不包括女人？这语文能力...
宋史这一段恰恰说明根本就没有不计算不上报女人的创新治国方略好不好，你个人口统计不计女口这么大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新之举，个宋史竟然就这么略过了！还不能说明问题？人何忠礼揣着明白装糊涂忽悠傻子，你怎么这么有自信阿
而且这段与长编的
这一对照
恰恰就说明，这个岁奏户帐上肯定是有女人的，明显就是宋史因为不需要对女人勘查年龄，就把同样具载其的女人略过了,勘察年龄才是这段的重点，而不是什么英国人脑补的发明不统计女人不上报女人的崭新治国之道
在宋代，勘是什么意思还需要怀疑？你首先要账本上有，才能考虑勘不勘好不好
自治平二年后来至熙宁二年十一月已前，送勾新旧文帐共一十二万余道，并不见磨勘出小收大，被失陷官物。或虽有则例不同及差互数目，未见归着钱物，只是名目行遣会问，并不结绝。料纵有大段侵欺，无由举发，为弊寖久，四方钱谷略无检察。若令诸州军依皇佑二年周湛未起请拆发收附条贯已前体例，各造钱帛粮草新收单状一本赴三司，并依嘉佑三司编敕内勘凿收帐条法施行，如此则钱帛粮草文帐比拆发收附诸州军各减一半纸札。兼其余帐目并减头连收附，文状大段简省，三司诸案、诸司
宋会要职官
至于丁中
我这里说的的是丁中,天圣令明明白白的丁中多少,你有本事穿越过去战写天圣令的人
你就这种理解能力，怪不得能被何忠礼这种从头到尾都在胡说八道的忽悠到了
史料这么清楚地情况下，还吹大宋，甚至吹这个亡国灭种的蔡京盐法，要么是装傻裸奔，拼个气势，要么就是信仰之战
我没有精力进行无休止的信仰之战，在你正面解释，为什么你能把具载其理解成只记载前，我不会再跟你扯淡下去了
1 蔡京盐法说一万字，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
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驮畜不是朝庭的常设制度，而是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
而且与诸州岁奏的人口统计没有关系，只是摊派售盐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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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故意引这宋史这一段 就是等人上钩丢人现眼呢！没想到还真出来了！
宋史这一段恰恰说明根本就没有不计算女人的创新治国方略好不好，你不计女口这么大的事，个宋史竟然就这么略过了！还不能说明问题？人何忠礼揣着明白装糊涂忽悠傻子，怎么这么有自信阿
太好笑了，你连什么是具奏都不知道，还要来献宝。
具的意思是都，完全。具载就是都记载。
用于一个大项包含诸个小项的情况。
具载一个大项，关涉到它所包含的诸小项，而不关涉与大项并列的另一大项。
东方朔其事是一大项，包含其生平一件件事迹的小项。
而西门望，是大项并列的另一大项。
要知道汉书有没有记载西门望，那得在汉书中找出证据来。
假如汉书中没有记载，有人因为汉书具载东方朔之事，就认为也同时记载了西门望之事，那就让人无语了。
同样，丁口是一大项，包含具体的成丁，而女口是与丁口并列的一大项。
这一大项，史有明文，女口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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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说的的是丁中,天圣令明明白白的丁中多少,你有本事穿越过去战写天圣令的人
你就这种理解能力，怪不得能被何忠礼这种从头到尾都在胡说八道的忽悠到了
身丁钱，丁盐钱，史有明文，征收对象是丁，而不是丁中，你有本事穿越过去把天圣令的内容改成与身丁钱，丁盐钱相关再说。
你的理解能力，我早已领教了，接着闹笑话吧，我不介意多看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