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邓小平先生的执政水平问题 -- 熊皮帽子近卫军
十分感谢脑袋兄的回复，写了一大堆文字，却没人捧，没人搭理，甚至没人骂，是最悲哀的事情，越是用心地去写，越会灰心丧气，为了减少这种失落，因此，俺的文字基本是随手在页面上打出的，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但却更为的真切。
西西河的河友大多知道俺有一套杜撰的哲学体系，也就是载体能动，健全贯通，将世界的本源视为能量，能量必然是动态的，也可以说，能动为世界的本源，而能动并不都是稳定有序的，相对稳定相对有序的能动，就形成了载体。
抑制，激发，循环，互动，是能动的四种基本状态，层次，极元，统一，共同，是载体的四种基本形态，抑制激发可统称为节奏，层次极元可统称为次元，良性的循环，就是健全，良性的互动，则是贯通。
追求更多次元的健全，追求更多次元的贯通，就是载体能动论的理想。在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毛主义的根本是贯通大本源，前者强调的是循环，是健全，后者强调的是互动，是贯通。
毛主席是斗争大师，这是毫无疑问的，斗争的实质就是一种相对激烈的互动，因此，可以说，互动性能动，以及在互动基础上的贯通，是毛的根本。
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名与实，虚与实，是很容易脱离的，要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互动是最好的手段，斗争是偏重革命性实践的互动方式，批判是偏重理论性建设的互动方式，康德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核心的价值在通过批判，将名与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无论是伟大的实干家，还是伟大的理论家，关键都是将理想与现实，名与实，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是很少的，其中实干方面更少，毛就是这样的实干型伟人。
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就是能够实现脚踏实地，而仰望星空的人，而现实与理想的纽带，就是互动，而且是多次元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贯通。
邓的女儿问邓，是怎样过草地的，邓回答道，跟着走。在一部电视剧中，邓在一旁看不同派别的留学生辩论，有人问他支持谁，邓回答道，谁站在真理一边，就支持谁，这部剧还是基本反映了邓的性格。
邓并不是一个能够指引方向的人，他的特点是实干，而且是强硬蛮横地实干，这种方向缺失的实干，主要为了吃，为了穿，为了更好的享受，必然会沦为庸俗的实用主义。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毛解决了挨打，邓解决了挨饿，今后我们要解决挨骂，这种评论还是很恰当的。但是，邓的策略，绝对不适合解决挨打，也不适合解决挨骂。
对于邓的这种强硬蛮横的实干，主要是满足肉体感官的庸俗实用主义，不应该过分推崇，也不能完全否定，毕竟人活着不能不吃饭，但人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人必须要有更高的追求，中国必须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现在提出的中国梦，就是一种尝试，但并不怎么成功，因为，中国梦与其他国家何关？中国梦又与每一个中国人有何关系？
缺少互动贯通，就会名实撕裂，虚实背离，理想脱离了现实，只能沦为空想，幻想。
又啰嗦多了，其实，俺只是想写个前言，大致介绍一下这篇文字的理论基础，基本框架。
理论基础就是俺的这套载体能动论，但因为这套东西并不被大多数人接受，因此，俺又想通过推演来展开论述，一方面是从现在，甚至将来的设想，按照时间进行倒推，另一方面则是追溯过去，推演现在和将来。
理论基础，就如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尺度，用来衡量各种事物，可称为统一分析，这种方法就如哲学领域的纯粹理性。而通过不同事实的比较，进行比较分析，这种方法就如哲学领域的经验理性。
统一分析的关键，在于对于这套理论体系，能否就如自然科学那样令人信服，而比较分析的关键，在于人与人，不同群体之间的经验是不相同的。
俺的这套理论体系，在西西河并不被大多数人认同，人与人的应验又差距巨大，因此，人们的辩论大多只能是自说自话，不在于说服别人，而在于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乃至人格，对他人的作用，主要是参考借鉴。
还是废话少说，字归正传——
一，中国将来的几种可能。
中国将来应该有四种可能，一是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甚至取代美国，成为自由民主新的灯塔。二是成为更大的新加坡，变成一种威权资本主义。三是维持现状，改善现状。四是从毛泽东再出发，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变革，走出一条人类从未有过的道路来。五是重新回到毛时代，甚至苏联那种体制，在那种体制上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技术性变革。
俺的立场是第四种，但这也是最为难走的一条路，尽管如此，也认为比其他四种更具有持续的可行性。
自由的实质是强者意志，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强不息，二是恃强凌弱。因此，自由主义从诞生以来，既创造出了科学技术，又侵略掠几乎整个世界。
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却少有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只有恃强凌弱的人上人思想，主要是一些寄生食利的既得利益者，和生活享乐性的既有精神分子。
对于恃强性的所谓自由主义分子，应该限制他们自由的剥削掠夺，对于自强性的自由，则应大大推崇。
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缺少自强创造性的精神，而多是对内恃强的寄生食利性自由主义分子，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之路，肯定是走不通的，更不要幻想取代美国，成为新的灯塔。
自由民主，自由比民主更重要，民主的根本是独立，并在均衡的条件下，实现相对制衡性的共同体，中国缺少物质精神的独立基础，更是一个严重失衡的国家，一旦普选，必然会形成区域民主高于整体民主的民主割据，台独，港独，很可能蔓延开来。
新加坡的威权资本主义，关键在于威权从何而言，在俺看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利益，是新加坡威权的关键，并不是什么儒家传统。股份制，市场化的国有控股企业，这方面的确值得中国学习，但是，中国太大了，区域失衡大严重了，地方所拥有的土地，资源，地理位置优势等等，甚至远大于中央所能给的好处，共同利益一旦碎裂，中央整体性的威权也就难以持续。因此，区域失衡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比阶层失衡，阶级矛盾更严重。
新加坡的体制，可以借鉴，但中国难以复制。
第三种情况，也就是尽可能地维持现状，也是俺的第二选择，但是历史经验来看，拆西墙，补东墙的维持，都是难以长久的。在不能形成共识，没有更好出路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现状，积累财富存量，即使将来摔倒了，因为更多财富存量和更大规模的存在，也不会摔的很重。
第四种情况是俺的首要选项，政治经济的总纲就是中性独立的底线，中流无前的方向，健全产业链，扩大市场容量。
底线，是根本性的抑制，方向，是根本性的激发，而中性独立，是全面的底线，中流无前，是最可持续的方向。
俺反对回到毛泽东时代，更反对苏联那套体制，没有毛就不会有真正的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是唯一的哲学王，其他人是无法实现的。而苏联体制，缺乏基本的互动性能动，这种体制必然会陷入僵化腐败，只是战时，战备，饥荒等情况下的不得已选择，并不是常态的社会体制。
二，中国当期的根本问题
底线与方向，是俺衡量任何人事物的两大根本，只要不破坏底线和方向，其他的过错都可容忍。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过多地聚焦于改开后的错误与丑恶，同样也聚焦毛时代的错误与丑恶，这样只会陷入意气之争。只要底线与方向基本健全，那么，这样的人，这样的时代都是良性的。
俺对改开最不满的地方，就是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越来越被破坏。贫富差距不是主要问题，越来越不公平才是根本问题。
个体的人是很弱小的，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力量，政府组织主要是公平的主体，企业组织主要是发展的主体。国家越失衡，中央政府的职权就应越大，反之，如果国家基本均衡，那么，中央权力较小，地方权力较大，也会对公平影响不大。
发展，不能依靠单一的企业，而需要更多的企业，这就是俺将毛主席的一往无前，改成中流无前的原因，一往主要是统一的主体组织，而中流则是更多的主体竞合。所以，国资，民资，外资都应可以有，但前提民资不能危害公平，外资不能危害本国企业的产业升级，持续发展。
中国的现在的产业升级，遇到了较大困难，很多企业和资本家都去炒楼了，在俺看来，主要的原因是外资与合资的压制，是中国的外资合资政策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而外国的遏制只是次要原因。
扩大市场容量，关键在于财富存量的积累，经济实质上是交换活动，只有在物质基础上交换，才能形成良性的开放互动，而用纯粹的劳动来换取货币或商品，这种互动是相对封闭的，长期不能改善，容易陷入两极分化的恶性互动。
总体而言，底线有两大类，一是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是最大的公平，也是根本的底线，这是毛主席留下的最大财富，却不断被权富们蚕食鲸吞，已经影响到了稳定与发展，必须到了应该警醒的时候了。二是政治制度的基本稳定，改开初期的所谓三驾马车分权，酿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的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首脑集权与集体领导，卸任与在任的领导人，也面临的很大的矛盾。
方向，也主要有两类，一是意识形态的方向，也就是最大共识，现在中国还是没有形成，这方面关键在于怎样认识毛。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方向，关键在于遏制外资合资，给国内企业更多市场空间，这方面的政策调整首先要看国际局势，其次才是国内特权买办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就写到这吧，其实只是刚开了个头，还开的不是很满意。
另外，从脑袋兄的文章可以看出，脑袋兄传承自黑格尔，马克思这一派，认为有彼岸的存在。而俺则认为，彼岸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只要在一定的次元，实现健全贯通，就可以了。这主要是因为，黑格尔，马克思忽略了康德物自体，而俺的载体能动论，则认为能动并不都是稳定有序的，那么无序混乱的能动，就是不可能认识的，这与康德的物自体很类似。叔本华，尼采，存在主义哲学，都承认物自体的存在，这些人被称为非理性主义，与黑格尔，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相反。
以康德哲学为基础，承不承认不可认识的物自体存在，是着重必然的理性主义，与着重偶然的非理性主义的关键。俺的哲学认为载体是相对的，当然理性也是相对的，这与马克思强调的必然王国，黑格尔强调的绝对精神，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大概是俺的这套东西，在西西河不被认可的主要原因，因为，西西河的多数人都是马克思，黑格尔那样的绝对理性主义者，排斥俺这样的相对理性，也是很正常的。
无论是有序稳定，还是无序混乱的世界，只要能够实现更多次元的良性循环与互动，也就算是不虚此生了，这便是载体能动，健全贯通的世界观，人生观。俺是绝对的毛粉，主要不是为了国家人民，而是因为毛是最伟大的互动大师，互动，循环，节奏，这三类能动形态，互动是最为关键的，承接了循环与节奏，互动良好，循环，节奏不可能不好。
政治，就是将支持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将支持敌人的人，搞的少少的；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真是互动的经典言论。
至少不是我，我看到的是我要跌进深渊。而且正在这个过程中。
而是会剥削压榨后富，让他们永远处在后富的过程中。
先富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你还没有富呢，是因为你太懒，懒，你太懒
就没有无缘无故的运气.吃第十个烧饼饱了就去否定之前吃了九个烧饼的事实..实在不知道如何评论,要么让你费点心思点拨一下。
并让新四军作出一些部署，后来由于实力原因有些目的没有达成。其实刘邓还是很有能力的，眼光也很高，否则也不会被毛选为接班人。和后期的错误也是分开来看
邓接受了人性的不完美，并且接纳和利用了这一点，同时也放大了这一点。毛看到了人性的不完美，并且努力奋斗如何改变人性的缺点，在进京时候就提出了打破周期率，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汤因比看懂了，称为人类的最后的良心），但他没时间了，但是却将问题给后面的人挑明了。毛比邓高了一个层次。邓顺应人类的不完美，让他落入了普通的领导人行列（相对也算伟大），后续是否落入周期律还要看。邓实际是靠执政权强行推行的，从不换思想就换人到谁不改革就下台都说明了这点。
这种对一个人没能兑现某个承诺，是否最初有无故意、恶意，属于最主观判断领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观点，都是受自身处境影响着情绪，也受自己眼睛直观看到的单个事件影响。是最撕扯不清楚的领域。
比如你看到的是村口卖烧鸡的老汉，所以认为有绝招的人天然不会把绝招传人，中央领导该了解这一点，所以那个口号骗人。但我前段时间，看到英国BBC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片子介绍中国的民主选举，四川一个村选村长。村里两个候选人最有竞争力。一个姓刘的老太太，是现任村长。她最先开始种鲜花，发了财。然后她带领全村人种鲜花，带大家共同富裕，所以威望很高。刘老太太，在采访中非常自信，认为我能带大家过上好生活，为什么不选我。她的竞争对手也承认对方实力强大，不过他也很有底气，因为他没有去种鲜花，而是种大蒜，也发了财。他认为自己的路子也能带领大家过上好生活。采访中，刘老太太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作为为自己带村民致富原因之一。这是英帝的纪录片，不是共产党的自吹片。在四川这个村子，这个口号，确实没有逗人玩。当然这也可能是个例。
我也是个离政府圈子很远的一个打酱油人士，不具备任何内幕消息，只是给出了我对这个口号提出的最初环境，就我的阅历给出的猜测。
386时代大红大紫的王廷江，还有华西村等等。问题是，这种情况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中央层面总要有个分析判断吧(他们的情报资料是最丰富的)，中央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把千分之一的“先富”树成全国典型吗？中央制定政策总不能以个别现象为依据吧。
魏巍的小说《东方》里有这么一个例子：村长李能。村长李能通过土改翻身做主人后，迅速致富，然后偷偷地包养以前的死对头谢家地主的女儿做二奶，反过来压制贫苦大众。魏巍的小说都是有原型的。
其实最简单的例子是高考分数线歧视。直辖市的分数线远低于贫困农村，这是“先富宰后富”呢，还是“先富带后富”呢？这个例子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政策，比个把致富带头人典型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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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一个例子：2012年感动中国人物，悬崖小学的李桂林。悬崖小学该开后裁撤，造就了一代文盲(下山上厕所，男女都不认识)，直到1990年李桂林到来。我们可否以悬崖小学的成功案例来证明，当初裁撤偏远地区小学是正确的，裁撤的时候没有考虑会造成一代文盲呢？
村长李能通过土改翻身做主人后，迅速致富，然后偷偷地包养以前的死对头谢家地主的女儿做二奶，反过来压制贫苦大众。魏巍的小说都是有原型的。
如果有这种典型存在，说明是有可能性，也就是他并没有提出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空想。
如果政府在宣传这种典型，说明它也在希望推广这种典型，说明它有让它更大范围发生的意愿。 到底这个事最后有没有在大范围发生，政府是不是错误地以无法推广的个例为政策依据，是执政能力问题，但这个意愿应该是存在的。其实很可能是市场经济状况下条件改变了，不能再刻舟求剑了，所以没法推广。 如果以上证明政府有这个意愿让它更大范围发生，那么其实也证明了这个并不是一个从开始就故意的恶意欺骗。这个证明过程，应该可以接受吧。
至于您一再提到的高考不公平。我承认这非常不公平，但这该全怪到邓小平身上吗？怪他又一次欺骗大家？
在西西河圣人时代一般的毛泽东时代，大家都不用考试了，凭领导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去上大学。但在毛圣人领导下，那种制度也做不到真正的公平。为什么呢？同样是国民的成份不好的人，根本没有一丝的机会，那对他们公平吗，这种看血缘做标准的录取标准，是公平吗？就算都是都是贫下中农，也就那几个名额，为了名额，走后门的事还少吗？走后门是毛年代就绝不是少见的现象。但这些该怪毛泽东在欺骗大家吗？
人性不完美，真正的公平追求在人类社会很难完全实现。至于高考制度，就像邱捷尔评价民主制度一样，这是个糟糕的制度，但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好制度。至少中国贫困山村的小孩，还是存在一丝机会上清华北大，因为他们和大城市小孩作同一张考卷。 我猜这个可能性肯定超过美国贫民窟小孩上哈佛的可能性，因为人家是看你亲戚中有无校友，考察你击剑，花样滑冰，马术，社会活动等等等。
中国的问题，一直是人口多、资源少的问题。先富意味着占有更多的资源。怎么跟老百姓解释这个问题呢？“先富带后富”。以高考分数线歧视为例：先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大城市，等大城市的人都上大学了再来带你们！(后来果然扩招了，但是大学生也不值钱了)
其实这个套路后来又用了一次，就是大下岗。黄宏在春晚上有个小品，有句台词是“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也是主力轻装上阵，脱困后再来带你们的说辞。有关这个问题，忙总有过非常权威的论述，我就不献丑了。
在政策公平的前提下，出现走后门等现象，是人性不完美的体现。但是如果政策本身不公平，造成的问题可比人性造成的问题大得多，也会把人性最丑恶的一面激发出来。
无论怎么划分数线，都会有人钻空子(比如高考移民、省级三好学生加分、假少数民族加分，等)，这是人性不完美的体现。
然而在国家政策层面，堂而皇之的制造不公平，造成的问题要大的多。这个明显的不公平历时经年，不仅没有任何改进，而且愈演愈烈，不怪当家人能怪谁呢？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国企改制。改制前，工人也有小偷小摸，但是造成的影响能跟在政策层面搞MBO比吗？工人小偷小摸属于跑冒滴漏，政策层面搞MBO，属于直接上铲车开挖国有资产。
另外，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是典型？是特例？工程师搞个概预算都不是这个水平。作为一个工程师，搞Cost Estimate时，会把最好的情况作为依据吗，会不加Contingency吗？如果哪个工程师真这样做，只有一种可能：钓鱼工程(融资也是这个手法)。
相提并论，其实不合适。
中国人讲的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三字经里讲，“家虽贫，学不辍”，美国的贫民窟里有这个文化沉淀吗？中国贫困山村的小孩无论从哪方面都比美国贫民窟的小孩要努力的多。
另外，考大学，不能只看名校吧。我们邻村，该开后第一个大学生是1994年。美国搞AA，中国搞的是反向AA。
不到10年前吧。有个新公司回中国融资。他们主管项目的人没有多少经验，就把做好的预算让我帮着看看。一句话：没法看。举几个例子：关键设备(大型机泵)没有Standby；压力容器用的是中国厂商的报价，但是有关运输、清关并不清楚，而且他们压根不知道压力容器及配套管道是需要在当地注册的；其他的，比如开停车、检修等等，基本没有考虑。怎么说呢，这个预算在完全理想的状态下是可能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虽然有些局部可以实现(比如核心装置，由于技术门槛只能接受某个厂商的一口价)，但是整个预算错的离谱。
我呢，给了一些建议，人家呢，不是很爱听，原因很简单，按照我的建议，预算得翻番。所以对我的建议的回答都是“到时再说”，“肯定有办法”。
国家政策的执行，比项目的执行要复杂的多，因为人性太复杂了。邓经历过无数复杂的政治斗争，他对人性的理解，肯定比区区一个小工程师对项目的理解要深刻的多。所以，我比较难以相信，他自己会相信仅凭一些典型存在，就可以把一个基于理想状态的政策变成现实。
在政策层面要求公平也比较困难。不信你在世界范围观察，其他国家的大学如何招生，就会觉得中国的高考制度相对而言，给底层人机会比较多些。
你也承认，现在大学扩招，进这种大学机会是比过去大多了，但这种名额的变化和公平无关，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就像美国人更容易进一个社区大学，并不能证明他们入学录取比中国更公平，只是他们社会资源更多。但进清华哈佛的机会，仍然都是稀缺的。这才有比较讨论是否公平的基础。而且只有这种顶级名校的名额，才是体现一个社会制度性提供给你的进入精英圈的机会。清华毕业生，在大多数单位，都会是快速提拔对象。
其实你把中国贫困山村和美国平民窟的都是勤奋的三好学生拿来比较，就不存在你说的美国人懒，中国人勤奋的问题，他们进清华和哈佛的机会，也是中国学生机会大些。道理也是一样，中国学生考一样的卷子。而美国学生考的是钱堆出来的才艺和社会活动还有赤裸裸的校友人脉。中国底层人口学生勤奋度超过美国的，真只是人种问题？其实也是因为双方看到的希望大小不一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