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金克木：《天竺旧事》佛涅槃地的现代鸟巢禅师 -- 抱朴仙人

真是辛苦仙人了

每一个字都珍贵

感谢,非常感谢!

"南无-"这两字，我一直以为是皈依的意思。

看到这里，才明白，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的。

“夫人居然对我说了一声“南无—”。这是印度至今通行的“敬礼”之意，可是在中国这是对佛的敬礼才用的，我随口也回答了一句“南无—”。”

受教了

四十几年以前，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条狭窄的小街上有一所简陋的平房。这虽然差不多也在市中心附近，那时却还保留着大概十九世纪的风貌。

有一天，我正在这所房里同两三个朋友坐着闲谈。我刚到这天竺古国不久，脑中储存的有关资料同眼前出现的真实“信息”还不大对得上号。我见到的仅仅是“西天”的类似那时香港的一个小小角落。因此，听人谈话很觉得新鲜有趣。

忽然房门前出现了一个影子。接着，几乎是贴着门框进来一个人。他紧贴着墙，低着头，弯着腰，右手向上举到额际，做出行礼的姿势，一直不放下来，左手拿着一块布样的东西靠紧臀部，仿佛是藏着什么宝物，生怕被我们看见。整个的人也是缩得小而又小，惟恐被发现似的，偷偷摸摸地钻进来。进来了，他就象飞一般地飘忽而过，完全同墙上附着的一个暗淡的小影子一样，一瞥间就顺着墙一路转弯溜进了后面的厕所。厕所的门一开一关，影子不见了。

尽管是一瞥即逝，我却注意看了他的身形。室内光很弱，下午开着电灯也不亮。我只是当他沿墙走到距离我最近的一点时才看得稍为清楚。原来这是一个极其瘦弱的老人。头上的短发全白了，胸口凹进去，手臂和腿上好像根本没有肌肉，真是一层皮包着骨头。全身光着，只在下身腰部和两腿间缠着一块不白的白布。

朋友们似乎根本没有看见这位倏忽来去的人。

我禁不住问了一声：“这是什么人?”

“阿丘特。”(不可接触者)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印度字，瞪着眼。

朋友明白了，用英语的译词又讲一遍，随即继续原来的话题谈。我感觉到好像是连语言中接触一下也不方便一样，便不再问下去了。

我们谈话很热烈，我沉溺在中间，竟没有再见到这飘忽进来的身影怎么飘忽出去的。

忽然外面院中传来一阵印度话，口气显然是训斥什么人。我向门口一望，才见到刚才那个身影，腰弯得更厉害，右手仍然举在额边，飞跑似地出了大门。

“他不该在这个时候来。”一位朋友说。

“他知道这里是中国人住，他才敢来。”另一位朋友说。

“那么他在大街上怎么办呢？”我的问题暴露出我对当时当地现实生活的无知。

“哈哈，哈哈！”朋友们一齐笑起来。

没有答复。

后来我才知道甘地把这些人叫做“哈利真”，意思是“神之子”，而且甘地的一身也是按照这种人的形象打扮的，只在下半身裹一块布。

再后来我才知道，英国统治者把这类人算做“表列种姓”。在印度总督的行政会议中有位大臣就是出身于这一“种姓”。印度独立时，他是制定宪法的重要人物。印度宪法中否定了种姓制度，取消了这所谓“表列种姓”。这位大人物就是安倍德卡博士。我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他穿着西装，同他所代表的人打扮得完全不一样。

再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所谓“表列种姓”，所谓“不可接触者”，也不是单纯的一个所谓“种姓”。这是古代社会的产物。象晋朝法显去印度时看见的那样，他们上街要敲木头让别人回避不碰见他们。在现代城市的大街上，这类人已经化为各种各样。我所见的是地道的一种。不地道的，化为可以“接触”的也有。住久了，接触到的各种人多了，对印度人的姓名的各种各样的来源和叫法了解多一点，加上中国古代社会的背景知识，我才略略得到对各种人物真实身份的“第六感觉”。这应当说是从见到那位弯腰曲背不断行礼的老人开始的。

可是在院中的那一场训斥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他了。真象一瞥而过的一个影子，然而是鲜明的影子。

在我的心中，这类人的代表是他，而不是安培德卡博士。

印度独立后实行宪法几十年了。这种人的情况应当改变了吧？他应当是过去的人物了，我想。

有个朋友是做过电影摄影师的，这天忽然来问我，肯不肯同他一起去看看印度的好莱坞。

我刚看过一部印度电影《银行司库》。这部电影已经在电影院里连续上演了几十个星期还上座不衰，其中的女主角一跃而为大明星。还不大懂印度斯坦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的 我也看明白了情节，并且欣赏了歌舞和演技。因此，我欣然同意去。

一同去的有三个人。搭上电车一直到终点。这是那时加尔各答市区的边缘了?叫做托里根治。这里的电影厂便仿照好莱坞而自称托莱坞。

一到大门口，立刻有几个人迎了上来。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不高而健壮的人，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一条咔叽短裤。这就是我的朋友的印度同行朋友，一位摄影师兼打杂的善于交际的人。

“欢迎！欢迎到托莱坞来。”

一阵七嘴八舌的互相介绍和自我介绍。其实，我们的面孔就是介绍信。我们的名字彼此大不相同，中国的太短，印度的太长，谁也记不得谁的。

“你们记不住我的名字，只要记住我是‘猴子’就行了。”这位热心的短小精悍的朋友对我们说，接着他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裸露的手臂上和两腿上汗毛一片黑，确实比别人的长而多。我已经知道，在印度，猴子是被尊重和爱护的，到处都有一位大颔猴王的神像，把人叫作猴子并无菲薄之意，便也随着开心地笑起来。

经过在大片场地中一番巡游和接待我们的“猴子”的热心介绍，我才明白了所谓托莱坞是怎么回事。这里有三处摄影棚、一所道具库，还有些化妆室和休息室之类的房子，剩下便是大片空地。这里只是一个供使用的场地，既没有电影厂、电影公司，也没有导演、演员，摄影师等等，除几个办事人和守门人和工人以外，也不见什么经理和什么长，什么主任之类。一切都是凭合同临时搭配，不是永远固定的；主要的事是生产电影。怪不得印度出产电影数量之多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原来除了因为语言种类多以外，还有个出产方便的条件，当然随着来的也有激烈的竞争。印度人爱看电影，爱听歌观舞，也是一个重要条件。那时有些电影一演就是几十星期不断。有个电影院门口总是那一部电影的广告，加上“进入光辉的第若干周”横幅。最长的一个，我记得是不但超出了五十二周，而且似乎到了一百周，就是说在一个电影院里演了两年——如果我记错了，那也是一年多，绝对不会更少。我在它宣传一年之后去看过，上座还不错，影片却并不出奇，没有给我很深的印象。另一方面，演不了几星期就告结束的也不少。这使得电影界的人都很紧张，外界却不能体会。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就印度自己语言的电影而言，至于好莱坞制造的等等外国电影，只是在几个大电影院里供懂英语的人看，那是一两周照例换片子的。

“今天你们来得巧，正好有一部新电影开拍。现在时间大概快到了。我领你们去。”“猴子”说。

于是我们到了一处摄影棚前。

“猴子”告诉我们这部新片的主要演员的名字。

“这不是《银行司库》的女主角吗?”我惊问。

“不是她还是谁?”

刚到达叫做摄影棚的大空房子前面，我忽然看到快步走过来一个披散着长发的少女，一眼我就认出她正是那位女主角。

她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被“猴子”叫住了。

“我向你介绍几位中国朋友。”

我也荣幸地夹在众人中同她握了一次手。

“我看过你的《银行司库》了。”

“人人都看过。”她冷冷地回答。

“祝你新片子成功。”

“谢谢。”她仍然毫无表情。

接着她就告辞，说她要马上化妆，拍下第一个镜头。

在这飞一样地跑来跑去和一刹那间的接触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一个憔悴的少女而不是一个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她个子不高，又很瘦，面色淡黄，头发乌黑，有点象中国人。一对灵活的大眼，一双嫩弱的小手，走路象跑步，看来她也许只有二十岁，也许还不到。她披在身上的印度女服“纱丽”和裹紧上身的短袖衬衫也不能使她显得年纪大些。这和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她一比，除了脸型和神气以外，简直是两个人。可是我一看就认出来，因为在电影里她遭受悲剧性打击时的伤心表演和她此刻开拍新片前的自然流露不知为什么竟有相似之处。

我们进了摄影棚。空荡荡地，只在一头布置着一间草房和一排篱笆，篱笆中开一扇门，半掩着。有人还在场上增减一点东西。导演和摄影师和管照明、场记等等的人都忙得很，我们便没有过去。可是导演看见了“猴子”带了三个人进来，自然一眼就看出是中国人，便举手打了个招呼。摄影师在机器前一抬头也看见了，也笑着打了个招呼。棚里还有几个参观者坐在那里。“猴子”没有介绍便引我们到那一边去坐下。

女主角来了。并没有多少化妆，只是换了一件朴素的“纱丽”，光着脚，梳起一根长辫子，仿佛是村女打扮。她急步走到篱笆门前，一只手扶着门，伸头对外斜向一边看。大概是导演做了个什么手势。她把头又偏过去一点，问道：

“是这样吗?”她说的是英语，同跟我们谈话时一样，可是她在影片中是说印度斯坦语并且要唱歌跳舞的。

灯光大亮起来，一个人拿着一块牌子赶到摄影机前一晃，随即跑了过去。导演不知怎么发的号令。一霎时灯光又暗下去了。女主角跑了过来，跟导演和摄影师等人讲话。我只瞥见到她当拍摄时的一刹那间，脸上表情突然一变，随即恢复原状。大概那是剧情要求的表演。她能变化得这样快，如果不是我一直注目对她望着，一定不会看出来。

“这只是个开拍仪式。”“猴子”站了起来。

看样子，我们以不打扰拍电影的人为好，于是我们同另几个参观者一同退场。

出了摄影棚，仍然是“猴子”带路，有说有笑；只有他一个人送我们到大门口。

“我没有家，有事无事差不多天天在这里。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只要提‘猴子’，没有不知道的。”说着，他把前襟敞开，露出胸前一撮黑毛。“猴子!记住了。”他的大手和我紧握了一下，我觉得手指也痛了一下。

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托莱坞。我那位电影界朋友也回国了。我和这位热情似火的“猴子”只有一面之缘。

可是那位女主角，我在她的新片子中却看到了。影片平平，没有前一部那样叫座。以后她又演过几部片子，我都没有看。她主演的第一部片子是我看过的少数印度影片中留有印象的之—。《银行司库》、《外乡人》、《命运》是我还记得起来的三部故事片的名字。三个不同的女主角，我只当面见过她一个。另外，大吹大擂的演古典名著的影片我也看了几部，却只留下布景场面的印象。

后来几年我多在乡间，很少看到电影。回到城市后有时偶然想起来翻看一下印度电影广告，却久不见那位女主角的名字。

大概她红了一阵子以后就退出影坛了吧?

过几年我偶然见到一位看印度电影的朋友，忽然想到问他那位女主角后来怎样了。

他对我讲了一句话，所答非所问。我当时没有追问，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答复我。他说的话是：

“她有犹太血统。”

印度的佛教圣地鹿野苑，住着一些不同国籍的人。其中有一位英国的女居士。

这位女居士单独住在她自己修建的一大间房屋里。房后附着一小间厨房，有一位大师傅给她做饭并办一些买菜和取牛奶等等杂务。她很少出门。住在那里的一些和尚及居士等总是在傍晚出来散步，大概就是佛教经律中所说的佛的“经行”，这是印度的古老习惯吧?可是女居士也从不参加这种差不多象竞走一样的快步行走。她似乎也极少进庙拜佛，尽管那里有中国和尚庙、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和尚庙和缅甸和尚庙。此外还有一处耆那教大衣派的终年关着的庙，当然她更不去观光了。她不去那个小小的博物馆，也不巡游古迹。她长年累月在屋里，不大出门。听说她学习巴利语，翻译经典，—个人闭门潜心研究，或则说—心修行。

她有时也出来，穿着—身黄色的出家人衣服，上身披着或裹着—大块黄布，算是袈裟吧。她脚下是赤脚穿—双印度式凉鞋。她的皮肤是白的，头发是带栗色的，由此可以认出她是欧洲人。

我们在路上遇见的时候只合掌为礼，说声“南无”(敬礼)，就走开了，并不搭话。别人也大多是这样对待她。

有一天，在那里退隐的印度的qiao赏弥老居士对我说，那位女居土要听他讲《清净道论》中的论“四无量”(慈、悲、喜、舍)的一章，要我也去听。老居士当时正在教我念梵语经典。他是佛教徒，擅长巴利语，又表示相信马克思主义。他的意见我当然得听；又可借此学习巴利语，何乐而不为?我也由此知道，原来这位女居士也是老居士的学生。

开讲第一天晚上，我先到，同老居士一同坐在象中国北方的炕一样的大床上。他是盘膝而坐，我是半盘膝半跪着，有时有点象中国古人或日本人那样“坐”着。这间屋子实在小极了，除这张大床，上面放一个小炕桌外，只有壁问一排书架，架上是暹罗(泰国)字母印的巴利语大藏经。此外还有两把小凳子和一个大些的方凳子或说矮桌子。老人的活动多半在那个大炕上。

女居士来了，一手拿书，—手举着一盏带白磁罩的大煤油灯。锡兰(斯里兰卡)的法师一同来到，手里拿着一本僧伽罗字母印的书。女居士的书是罗马字本。我的书是印度天城体字母本。一部书有四种字母(包括缅甸字母就有五种)的印本，但暹罗(泰国)字母本放在书架上，老居士晚间不看书，因为眼睛不好，他也用不着看书。

煤油灯放在大方凳或矮桌子上，女居士和大和尚各坐一边的小凳子上。和尚宣读本文，老居士逐段讲解，有时中途打断，讲讲字句或别的；女居士忙着记笔记。

老师讲得非常生动。学生们也常捉出问题。有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笑起来。只有大法师严肃一点，朗诵经文，不苟言笑，但也不是板着面孔。

我没有想到“四无量”真是“无量”。老师的讲解涉及全书，也就是巴利语佛教经典和信仰的许多方面，随口引用经文，确是“如数家珍”。他也可能是为了我，也可能是由于习惯，把巴利语词句常用梵语也说一下；这对还不熟悉巴利语的我大有好处。我从未想到“讲经说法”能这样生动活泼吸引人，简直是谈今论古。讲的本来是“无量”嘛。

记不清学了多久，结束了。我和那位女居士仍然除礼貌问候和偶然对论经典交换几句话外，谈不上有什么了解，只能说是认识。

后来有一天，我在路上看见她迎着我走过来。不料这次“南无”之后她忽然站住了。

“我明天要去看一位朋友，新来不久的，离这里不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有时间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无从考虑，只有脱口而出：“愿意”。

“谢谢。明天上午八点钟请你到我这里来。”

“是。”

她点一点头就走了。我看见她是回她的茅舍去了。

第二天我准时到达。她准时在门口，掀开门帘，请我进去。

原来这是一间屋子隔做两间。外面一间中间摆着一张桌子，上面供着一尊佛像，面前有“香花供养”。桌前地上有一张小拜垫，这是她自己安设的佛堂。

为了尊重主人，我先正面对佛像合掌低头致敬；然后一转身，只见主人掀开了里间的门帘，请我进去。也许是我的错觉，她仿佛嘴角流露出一丝笑容。

进里屋一看便知这是她的书房、餐厅兼卧室。一张朴素的小床，一张桌子，上面摆些书和纸，还有那盏老朋友煤油灯，另有两把椅子。床边好象是个箱柜之类的东西。

“请你略坐一会儿，一分钟。”

我刚坐下，还没有仔细观察桌-上的书，她已经拿过黄“袈裟”裹在身上了。真是一分钟。

我们一同出发。

她是一身黄，皮肤是白的。我是黄皮肤，却是一身白，白土布大衬衫，白土布大脚裤，白土布的小小“甘地帽”，光着脚踏一双用大拇指和“食指”缝夹住襻子的印度式拖鞋。

走了一段路，谁都没有说话。

这里是一片平原，路边一片麦田，只有稀稀落落的人家和一些树木，田里和路上的人更加是稀稀落落。

这是印度的春天，这里同我国江淮流域的春天相仿。麦子正在长起来，可是很憔悴，很少长得好些的，明显是缺水又缺肥。

走了约莫几华里了，女居士引我从大路转到小路，又转了几个弯，我眼前忽然出观奇异的景象。小路一边仍是瘦弱的麦子，另一边却—片青绿，又肥又壮的，也是麦子

“这真奇怪。”我说。

不等我说下去，她就明白了。

“这一边麦子是属于教会的。”她说。

“这可以显示出他们的上帝的力量，对于传教有利吧?”我笑着说。当然我知道这是因为教会有钱施肥并雇工管理。

“不过效果不算大，改信基督教的农民很少。”

又走了一段路，她指出前面树丛中一所房子就是传教士的。传教士经常在城市里，不常来这里住。她的朋友就住在这里。

“你的朋友也是和传教士一起的吗?”

“不是，她已经放弃自己的宗教了。她来印度是来寻求真理和信仰的。她不过是借住在这里，我想她应当了解一下佛教的真理。”

显然那位朋友放弃的不是基督教，否则基督教传教士不会让她住在这里找什么别的真理的。

说着就到了。

她的朋友已经出来到门边迎接我们了。原来是一个青年女子，还穿着一身短袖的黑色连衣裙，光着—双脚。女居士也许不到四十岁，她的朋友在我看来比二十岁大不了多少。

见面是一番寒暄和介绍。我这时才看出她的头发是黑的，皮肤也不怎么白。我觉得有点象中国人的肤色，只是脸型和神情不同。

进屋后，空荡荡的，大概是因为主人不在的缘故。很大的一间会客室，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和一瓶花。特点是靠一边对着墙角有一台钢琴。

谈话主要是在她们之间进行。谈的是找到了什么“古鲁”(师父)，得到什么经典传授，以及佛教信仰和出家是怎么回事之类。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不便多插嘴，也不好意思太注意听，只当她们问到我时才答复几句。有时仿佛感觉到女居士以眼神示意要我讲几句话，我也没有开口。

也许是因为我老向钢琴那边望，引起了女居士的注意。

“弹一曲吧?”她说。

她的朋友笑了笑，对我望了望。

“是，如果你乐意的话。”我说。

她坐到钢琴边，抬头想了一想，弹了起来。

这仿佛是我在中国时从朋友的唱片里听到过的。是什么?萧邦的一首什么曲吧?

琴声悠扬而带点伤感，我看弹琴者的眉宇之间含着忧郁。因为我正坐在她的斜对面，所以一面听琴，一面看着弹琴人，也不致显得太无礼貌。

弹完了。她望了我一望。

“萧邦?”我猛然受到考试，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女居士在我身边笑了。弹琴人只微微笑了一下。

她又接着弹了起来。

这一次不比前一次，变化多端，和风细雨，急风暴雨，引起心神随着飘忽，我也顾不得想这是什么曲子了。曲子相当长，我渐渐走神了，想到也许又会有考试，想到这曲子的作者，是莫扎特?李斯特?难道还是贝多芬?不巧，我正在寻思的时候，曲子奏完了。没等我醒悟过来，弹琴人已经又在望着我了。

我无言可对，我的神情当时大概很难看。女居士竟也没有“大发慈悲”，救一救我。恐怕是因为她坐的地方稍靠我的身后，没有注意看出我的窘态。

“你跟得上吗?”弹琴人间。我当然懂得这就是问：“你能欣赏吗?”“你听得懂吗?”这话有点不大客气，可是解救了我，因为她的口气是把我当做熟人，而不是当做外人。可能是她把我当做年纪同她相仿，其实我以为我比她大不到十岁也差不多。

她眉宇之间显然又露出忧郁之色，把琴盖合上了。如果不是我神经过敏，那就是她当时还微微吁了一口气。

女居士来救我了，她问：

“你还练琴吗?”

“这是我到印度后第一次弹琴。”她回答。

我希望这不是她的最后—次。她没有说这话。

没再谈多久，我们就起身走了；因为再过些时阳光就会晒得人无法在露天走路了。

回来的路上，女居士告诉我，这位朋友本来是在维也纳学钢琴的，后来才到英国；来印度以前有人来信介绍给她，托她照顾。

我没有看见这位朋友到鹿野苑来，大概她并没有到佛教中找寻真理和信仰。

女居士和我又恢复从前那样的关系。她再没有同我谈这位朋友。我电没有再拜访她。

到现在我还觉得可惜、可叹。我的音乐知识和修养竟是这样不及格，不仅是零分，简直是负数。

那琴音还象缭绕在我耳边，假如我能知道那是什么曲子，该多好啊！

有点明白为什么那几篇先发上来,这几篇并不急的原因了.

辛苦仙人了,抱抱~

全部弄好后，我可以发邮件给您和其他需要的朋友。

这几天一边打字校对，一边仔细回味。文章和见识真的都很高明啊。如饮醇酒。

有同好，就有动力，所以也感谢你。呵呵

我就是喜欢这样端端正正,好好说话,平平稳稳讲故事,讲道理的人.

一言一行,招人儿想,让你觉得踏实,平和,容易接近,也愿意接近.

惭愧的是,家学不足,没能早些拜读金老先生的大作.

没想到机缘巧遇,在这里补上了这一课.

窃喜...

跟着什么人学，就走什么路子。

像李敖那样从胡适学，却走与不惊人死不休路子的，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大家，人格修养学问都是一体的。学一样，就都学到了，呵呵。

一九四二年英印谈判失败，甘地、尼赫鲁等人入狱，印度国民大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不能公开活动，全印度掀起一场风暴。

我和一位朋友请来教印地语的老师有些天没来，我们以为他也入狱了：却不料有一天早上他忽然又按照教课的时间到了。

“向你们道歉，误了几次课。原因不必说，你们也知道。现在接着上次课讲吧。”

他若无其事，一点激动也没有，照旧上课；我们也不便问。

临走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交给我们，说：

“希望你们能把这些东西转给中国人民，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进行这场斗争的。为了打仗，我们要政权，英国不给，就是这样。假如你们没有政权和军队，能打日本吗？”

说完，他就走了。

那是一些油印的传单，主要内容是甘地的入狱前最后一次大会讲话。有印地语和英语两种文本，看来是速记记录，未加整理。甘地原来也是先后用这两种语言讲的，词句不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是不许发表的违禁品，我们也无法邮寄国内；寄回去，在战时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地方能发表，只能传阅。

那位朋友说，由他去办，可以设法转到国内，自有关心印度的人看到。至于起什么作用，无法估计，作为一种原始资料总是有用的。

于是印度教员照常来定时上课，每次临走时总是不声不响掏出几张油印传单给我们。他从不问我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是中国人，他已经交到中国人手中，就算完成任务了。

两三星期以后，他临走时交出传单，忽然附了几句话：

“下次我不来了。我要去入狱了。有另一位来教你们，他也会带点东西给你们的。再见。”

他笑了笑，走出了房门。

果然，到下次上课时间，敲门进来了一位中年人。矮矮的，头戴小黑帽，服装整齐，一望而知是个帕西人，就是说，拜火教徒，古波斯人的后裔。

他略略迟疑，便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是原先那位老师介绍来教印地语的。

“他不能来了，很抱歉。”他说。

我们客气地招呼他，表示感谢，没有问他的身份和职业，只问那位老师是否被捕了。

“是的，他入狱了，作了‘坚持真理者’(这是印度字)。我们这里只是入狱有自由，可以自愿入狱。此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只有这种不要自由的自由。现在要被捕是很容易的。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一段话，他是用印地语说的，末尾加上一句英语：

“英国人心里也很明白。”

他笑了笑，没有说别的，翻开书就讲课。讲完课，站起来，同样掏出一卷纸交给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合掌行个礼就走了。

“他是个拜火教徒吧?怎么行印度教徒的礼？”我那位“同学”问我。

我说，照我所知道的说，印度人有的非常非常拘谨，有的非常非常开放，有时一个人能同时极新又极旧。外国人研究印度人当然要讲典型，立框子，所以总不免要强调一方面而把另一方面当作例外。来印度还不久，我认识的印度人不多，见到的却不少，上上下下各色人等都接触过；真是五花八门，色色俱全，不在我们中国人以下。

朋友笑了，说：“我觉得印度人有点神秘。这个印地语也有点奇怪。他们自己说是很容易，外国人也说不难学，我觉得很难。一个人怎么能那样讲话?我只怕是学不会了。”

这样，我们从这位帕西人学了几星期，他又声明不能教了。我们问他是不是也要当“坚持真理者”。他笑着说，“也是，也不是。”见我们有点迷惑，他又用印地语夹杂着英语解释说：

“我要入狱也可以，不过我是帕西人，用英语说是拜火教徒。他们不肯用政治理由逮捕拜火教徒。我当然不能犯政治以外的法去进监狱。”说着他又呵呵笑起来，“难道我这样一个人能够去偷盗、杀人吗？即使我到车站上去演说，公开触犯禁止反战的法律，他们不得不根据预防犯罪条例或印度国防法将我逮捕，也不过拘留一下，最多罚点款，还得释放我。说不定报上当作一条新闻登出来，彼此都不好看。”

我们这时才明白，原来这位老师不是平凡的人，但还是遵守外国礼貌，不打听他的身份。

“不过我下次不能来了，来得次数多了也不好。何必去麻烦C I.D.(刑事犯罪侦缉处，半秘密的特务性质警察机构)呢？恐怕他们派人跟踪也有点不耐烦了。让他们休息休息吧。刚才我在你们门前看见了一个。大概不是等我的。我也不是为了躲避他们。我另外有事。我们那位共同的朋友(他用了英语，这是狄更司的著名小说题目)托我代理一段时间。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有机会还会再见的。谢谢你们同情我们印度人，帮了我们的忙，把这些纸传给中国人。”说着，他又掏出了几张纸；接着说：

“我不相信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大概也发不多久了。这一出大戏又演完了一幕。事情总要收场的。英国人仗打完了总要交出政权，不过他们决不会乖乖地交出来。说不定大钉子、小钉子留下一大堆。我们怕的不是英国人，怕的是我们印度人自己。你们会讲印度话以后就会明白的。会讲英语能明白英国人，可是也不容易。我们快成为说英语的民族了(他用英语说这两个词)，可是我们的脑袋里装的还是印度各种各样的语言，我们的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一点不会英语。你们中国不是这样，你们很难明白。”

他以完全的绅士风度向我们握手告别，然后又合了一次掌，抬起腿来要走出门去，忽然转过身来，说：

“我几乎忘了。以后你们的印地语教师可以另外找。那位朋友一时还不会出狱。如果出狱，他会来找你们的。假如你们还有兴趣要那些东西，我告诉你们一个人的地址。不过他不能来，他有工作，日夜都要上班，加上星期日，为了养家糊口。你们得去找他。他会的英语不多，印地语很好。他那地方是晚间开放，要夜里去。在那地方要讲印地语。讲英语也可以，但会引起注意，不大好，不过也不要紧。我们的所谓秘密事都是公开进行的。甘地反对秘密行动，你们大概也知道。”

他留下一个人名，一个地址。地址是个小图书馆，在一条冷僻的小街道上，也没有名字。也许就叫印地语图书馆吧?他作了解释：

“这条街好找，这个图书馆不好找。只有—间屋，门口没有牌子。路灯不亮，也看不清门牌。不过有个办法。你们找到街道，随便问—下‘比拉图书馆’，一定有人会指路，说不定还会带你们去。”

“比拉!”我那位“同学”不由得轻轻叫了一声。我们早已听到这位纺织工业大王、印度民族资本家的名声，而且稍许知道—点这一家族中兄弟的“分工”：宗教、政治、工业。

“是比拉。是他出钱办的这个夜间开放的印地语小图书馆。那位朋友是半尽义务，晚间去工作两小时。他是馆长，也是馆员，也是杂役，是个街道私人图书馆。在那街上一问就知道。”

我那“同学”虽然对资料有兴趣，却不愿去探险；于是我自报奋勇，单独夜间去赴会。

有天晚上，我搭公共汽车到了那条街。真是冷僻的小街，几盏路灯相距很远，如同鬼火，发出一闪一闪的黯淡的光。大概是灯泡太老了，电力又不足。我望了望街口的古老的路名牌，不错。走进街去，没有看见行人，一家一家都关着门，好像也没有晚间开门的小铺子。我想，不来探险也许更好，不过已经来了，就深入—次“虎穴”吧。一个人寂寞地往前走，不多远，忽然看见一家门口有一盏电灯亮着。走上前去一看，门是开着的，里面靠墙是书架、报架，大概不会错，就走了进去 屋里果然是图书馆。中间放着几张条桌和凳子、椅子。书都是开架摆着，自由取阅，一望而知没有英文书。有几个少年儿童坐在那里翻阅画报和什么儿童读物。有两个人站在书架前翻书，我进门前有一个翻书的人回头望了我一眼。可能是因为我只依照印度人习惯方式穿一件大衬衫，更可能是因为光线不强，看不清面貌，他又回过头去专心看书。另一个站着的人和坐着的儿童都头也没抬。

靠里边，有扇对外窗户，窗前摆了一张桌子，桌后坐着一位青年人。他抬起头来望着我。我知道我要找的就是他，连忙过去，低声说了那两位印地语老师的名字，说是他们介绍来的，请问这里是不是“比拉图书馆”，他是不是某某先生。

他见我过去就站起来，听我讲印地语，略显惊异，随即平静下来。我想是因为我讲的印地语是事先准备过的，过于遵守语法规则，发音也过于明确，所以不地道，加上近处看清了黄面孔，所以他开头有点感到意外。

听我背诵完自我介绍词以后，他点点头(实际是略摆一下头)，拉过一把椅子请我坐下。然后说：

“你是位中国朋友，我听说过了。他们两位我都认识。难得你晚间找到这地方。你要看什么书籍和报纸杂志吗?这里经费有限，书报很少，来看的人也不多。外国人来，你还是头一个。我表示欢迎。”他—句也不提政治，好像把我当作新闻记者前来访问似的。他的语音很低，讲得很慢，大概是怕我听不懂。讲的句子很短，像语法书里的例句，但比我讲的像说话。

序幕一过，我就真是先访问起来，请问他那里情况。不料这一把钥匙打开了话匣子，他越说越快，越有些激动，但语音还是很低，很低，不打搅看书的人。看书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听我们说话。

他这篇报告不是事先准备的，但明显是久已蕴藏在心里，也许是说出过多少次的。总之，他的话回荡在我耳边，一直到回来以后还向别人说过，主要是这样几句：

“你是外国人，还来看我们的自己语言的图书馆。真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你比比英国人办的帝国图书馆看看。我们就是这样对待自己语言的。请你看看那些报纸、杂志和架上的书，跟英文报刊书籍能比吗?当然，有朝一日，我们会办自己语言的大图书馆的，那时欢迎你再来看。” 我仿佛看见他已经坐在比帝国图书馆还要大的，像“维多利亚女皇纪念堂”那样的巍峨的大厅中了。可是面前的他还只是个夜间也要半尽义务工作的小职员。

“你不要看看印地语书刊吗?请自由取阅吧?我们这里不需要什么手续。肯来看书，就欢迎。啊!这几份东西送给你吧。”他从桌抽屉里取出了一叠纸交给我。彼此心照不宣。

我起身告辞，在屋里巡视一周。果然没有多少很像样的书，纸张印刷都不高明。那两位站着翻书的人早已走了。坐着的儿童只剩下两个年纪较大的，还在聚精会神地看什么书，也许是小说，不是儿童图画故事。

我出门时回头向这位朋友打了个招呼。他起身合掌为礼，也没有说一句“欢迎再来”。

我出门走在小街上，觉得路灯更暗了，一个行人也没有；直到走出街口，上了有公共汽车的大街，才忽然眼睛一亮。街上灯火通明，又是另一种夜景。

鹿野苑没有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为了节省煤油，大家晚上早吃饭，早上床。地上一片漆黑，只有稀稀落落的极少的黯淡灯光点缀，远不及天上的星月交辉。不过偶然也有例外。

从锡兰(斯里兰卡)新来了一位青年比丘(和尚)，据说是学问很好，来朝拜圣地后不久就回去。我藉此机会请他给我“说法”，讲了一篇短短的巴利语佛经。他只会僧伽罗语、巴利语、梵语，所以只好用梵语讲巴利语，好比用文言解白话。他的讲法仍是传统的注疏式，等于改改拚法和语法变化，翻译一遍词句。经文中也没有多少可供分析的词源和语法，他讲了一遍就停下。我以为还要“说法”，哪知已经算是结束了。有一句稍为深奥些，好像可以有不止一种解说。我便提出问题，希望引起讨论。他又把讲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对我望着，似乎是说：这不是很明白吗？为什么还不懂？当然我的口语能力很差，无法用外国古文说明我的思想，只能用古文范围内的词句；而他也出不了这个圈子。尽管运用自如，说得很流利，他仍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于是我满意地起身合掌告别。

另一天傍晚大家散步时，路上看到这位青年比丘陪着一位老年比丘走，走得稍慢些，很快就被我赶上了。

我向他们合掌致敬时，青年比丘向老年比丘用僧伽罗语说了几句。老年比丘便向我点头，用古今相同的印度话说了声“善哉!善哉!”于是我们—同“散步”。

青年比丘向我介绍，这位是新从“楞伽”(斯里兰卡)来的大学者，深通梵文和巴利经典。接着，老法师在路上便宣讲了两句说梵文古诗优美无比的话，随即高声咏诗，唱的调子和印度的大致一样。我一听，原来是迦梨陀娑的名诗。这一节是开头，我也会背，就跟着和起来。我们两人一唱一和，声震空荡荡的原野，青年比丘却没有随声附和。

打断诗声的是迎面来的两个衣衫褴褛的人。这两个人远远一见我们就俯身不断后退而且吐出长长的舌头。两位比丘好像没看见，仍然向前走。对面两人忽然全身倒地，在地面匍伏磕头。我赶忙躲在两比丘身后。他们却若无其事，飞快走了过去。我经过伏着的人身边才发现这是两位西藏同胞。

我有点吃惊，又觉得有点扫兴，仍然跟着两比丘走。不料走不多远，迎面又是几个人，男女老少都有，在路上一排跪下磕头。我仍然躲在两比丘身后，托他们的庇荫走了过去。经过时才看出是熟识的面孔，是那家从缅甸边境来的难民。日本军队占了缅甸，他们从边境逃过来，到这佛教圣地，经常请缅甸庙里的和尚对他们讲经说法；又有时买许多菜来斋僧。这些都是只对待本国和尚的。可是拜佛、拜和尚却不分国籍，一见就拜。和尚们一概不理。中国和尚对我解释：“他们自拜福田，干我何事?”原来拜僧即是拜佛，礼拜是求福；若一还礼，那就“折杀”了，不但无福，反会有灾。因为凡夫俗子怎能“消受得起”？我一想，这倒是东方这几国的共同逻辑，从古传下来的。这是出自严格的身份、等级、报应不爽、因果分明等等一整套思想体系的。

一个念头闪过，往回走时，我经过中国庙门前，便进去看看。果然佛像面前摆上了香烛和一些小灯盏。和尚告诉我，这是从西藏来的朝拜圣地的香客布施的。灯盏里都有酥油和灯芯。

天一黑，我没有上床，出来望望，中国庙里从前后殿映出灯光。香积寺最亮。缅甸庙也有亮光。我住的“法舍”离香积寺最近，走得稍近些就看到门开着，佛像台前一排小灯盏放光。地下伏着两个黑影，显然是那两位西藏朝圣者。回头走时才望见那倒塌得只剩下一大截的古塔上竟也有几盏灯光闪烁。一点风也没有，所以外面的灯可以不熄灭。

这天刚好没有月亮，这时地上的点点灯光仿佛是和天上的灿烂群星遥遥对答。我望了望天河和北极星、北斗星。牛郎、织女仍隔河相望。天鹅星座在银河中展翅伸颈飞翔。南极老人星已经显露出来。很久我没有夜观星像了。亏得这两位大同乡来燃灯供佛才引出我来，看这寂寞无声的大地用光和天上通讯。

忽然想起这时东方和西方有不少地方正在轰炸，一定是火光熊熊，绝不会这样岑寂。

第二天下午，我到中国庙去，同和尚们谈起西藏香客供佛的事。他们也认为这样远迢迢奔波前来朝圣，真是心诚。“看样子也不是很有钱的人，不知花了多少工夫才积累了这些钱来点灯供佛。”他们说。

“到十五（旧历月望，中国和印度一样重视朔望）那天，还要来一位香客拜佛。”

“这个香客也是从西藏来，专程到我们庙里来拜后殿那座弥勒佛的。他是一心信大乘的，不像西藏人那样见佛就拜，见庙就点灯。”

我听了有点奇怪，于是旧历十五日下午又去看。果然，后殿那座古铜的弥勒立像前的蒲团上盘腿坐着一个人，低头在默念，原来是个印度人。

我没有惊动他，到旁边老和尚屋里去坐了一会，又出来。我估计得不错，他已经站起来了，仍然对着佛像，沉默不语。看见我，他似乎也有点奇怪。彼此合掌致敬以后，说了几句话。他只会讲印度话和西藏话。他在西藏住了很多年，改信佛了；回印度来，仍然每月望日到中国庙来拜佛念经。他相信中国的佛教。现在住在波罗奈城里，跟一位“古鲁”(师父)学梵文。我问他学什么。他说是先念了《梵经》商羯罗大师注，又念波颠阇利的《瑜伽经》和《大疏》。(其实这两部书的作者同名却不一定是一人，前者讲修炼，后者讲文法。)我问他为什么不念佛经。他说在西藏学过藏文的和梵文的，这里没有人讲。南方佛教(小乘)的巴利语经他自己看了一些，不想多学。他的话简短，声音很低，不像是本来说印地语的，也许是在西藏住得太久了。从外表看，他年纪已经不小，大概是退休来圣地隐居修行吧？没问他在西藏做什么，看来多半是个生意人。

这也可以算是一位从西藏来的佛教朝圣者吧，他却是个当时极少有的信佛的印度人。

在鹿野苑住的时间稍长，我和斯里兰卡的法光比丘相当熟了。摩诃菩提会(大觉会)在这里的主要负责人是僧宝比丘。法光比丘是负责人之一，但管的事很多，从一所小学校、一所小图书馆，一个小出版部，到招待香客的“法舍”都归他管。除出版其他佛教书籍外，他还出版了一小本《法句经》，用罗马字母和印度现代天城体字母印成两种本子，附上他自己的英译对照和少数术语浅释。我住在那里，许多事都得到他的照应。我刚一到就感冒发烧，也是他请来了一位有大胡子的锡克教徒药剂师给我治好的。我病时他送来一碗和尚们自养的牛的鲜奶，那浓厚的奶味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打算去德里观光几天。”有一天我对他说。

“你可以到我们庙里去住。我可以介绍。”

“怎么德里还有你们的庙?”

“不是我们修的庙。是‘比拉庙’旁边的那座佛教小庙。都是大资本家比拉出钱修建的。大庙供印度教的神，小庙供佛。佛教庙就委托摩诃菩提会管，我们有个比丘住在那里。说是小庙，不过是比那座大庙小些，其实也不小。佛殿以外，僧房有好几间，可以招待香客，平时很少人去住。地方在新旧德里之间，很方便。你下火车，雇一辆马车直接到‘比拉庙’，到后让车停在旁边的佛教庙门前就行了。你哪天去?我给你写封信。”

本来我不过是“灵机一动”，经他这位热心人一说，倒不好不去了。这时我已匆匆大略读了《摩诃婆罗多》大史诗，据说那次大战的战场就是现在德里一带，而且婆罗门持斧罗摩消灭刹帝利王族武士三七二十一次，造成五大血池，也是在那一带。传说的古迹没有了，看看历史的土地上的今天也是好的。于是决定去一趟。

果然很容易就到了所谓“比拉庙”。佛庙是连着的另一所院子，走另一个门。那位斯里兰卡的比丘是个年轻人，见到我很高兴。他接过我的介绍信看也没看，说“法光比丘早有信说过了。我正等着你呢。”他给我安排了一间很不小的僧房或“法舍”，就在殿后。他自己住另外一间，应当算是“方丈”了。不过这庙里只有他一个人，一切要自己动手。

佛教庙里也有来观光的，但拜佛的香客不多。这边不像那边大庙门前人群拥挤得和中国的庙会差不多。这大概是因为佛教庙靠后些，又另有大门走，和大庙隔断；去大庙的人望见相连的佛殿，却走不过来。专程前来的人就不多了。

印度的庙不像中国的寺院，没有许多匾额之类，不过在门前石上刻个名字；甚至连名字也没有，或则不写出来，随人叫。

“比拉庙’你自己去看吧。我不陪你了。你要到别处，我可以奉陪。反正这里没有什么事，我不用守在这里。我一个人也不想走出去。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去看红堡、‘古都’塔和那根大铁柱吧。你先休息休息。”他说完，自己回前面大殿去了。

中国的寺庙我见得不多，但像西湖灵隐寺那样的庙还去过。印度的古庙我也见得很少，只觉得那烂陀寺遗址虽然没有建筑只有地基，却是规模宏大，有中国大庙的气派。波罗奈城的那座神圣的古庙中不过是有个石头亭子，中间立着一根大半人高的石头圆柱，算是神的象征。院子很小，人都挤不动，肉眼实在看不出大自在天的威风。这座所谓“比拉庙”是现代建筑，当时还很新，仿佛是要和德里大清真寺比一比的。清真寺没有雕塑只有大建筑，和中国佛教道教的庙宇风格大不相同。这座印度教的庙虽然建筑和色彩是印度式，但是规模远不及灵隐寺，庙内几乎无可看。我脱鞋上大殿一望，殿上只有两座不大的男女神像站在那里。原来这是那罗延庙，神像是毗湿奴(那罗延)和他的夫人吉祥天女(拉克希米)。神像实在不够神气。吉祥天女是财神，这其实是个财神庙。在看惯中国庙的眼光中，这财神庙有点像暴 发户，不免带点寒伧气。据说那时庙还盖成不久，还没有真正完工，神像也只是临时安装的，带有过渡性质。壁画还没有画上去。这大概是事实。现在过了快五十年，不知道扩大改建了没有。这座庙不叫正名而被人叫做“比拉庙”，倒有为活财神宣传的作用。

我回到佛殿这边来，望望那位如来佛端然正坐，有点中国庙的模样。那位青年比丘和我攀谈起来，问我的印象如何。

“拜神的不多，观光的不少，我还见到几个欧洲人。”我说。

“基督教徒脱了鞋可以上殿，伊斯兰教徒却不能进庙。当然他们也决不会来。”他说。

“有人能进庙拜神，有人不许进。我看门口也没有人看守，里面也没有人管，谁来过问？光凭服装是可以看出来一些，但是有的禁忌不是从服装打扮看得出来的。”

他笑了。“那是因为你还不熟悉印度人。再过些时，你和他们再混熟些，就知道了。在我们佛教徒眼中，印度教徒并不更宽大，伊斯兰教徒并不更窄狭，基督教徒也不是处于中间。”

“还有耆那教徒、锡克教徒、拜火教徒、犹太教徒等等呢?”

“我到这里还不久，见到的人还不多，不过什么样人是望得出来的。不是光看服装打扮，帽子、鞋子。你看，有人来了。明天我们一起去逛德里古迹，门口就有马车。”

第二天他和我一同出游，一同登上了那座细长的高塔。这是著名的“古都”(这个阿拉伯字译意应是“北极”)塔。这不是佛教的塔，是伊斯；教的建筑。从里面盘旋一级一级登上去，到了顶上，伸头一望，没有顶，周围有铁栏杆。我们出来站在顶上最高层，仅能转身，大约最多只能站三个人。我问他，是不是本来上面还有一两层。

“听说是本来还一直上到只能容一个人的顶尖；人一上来就会立刻头晕跌下去摔死。因此拆了顶层，加上栏杆。就这样，还有人跌下去。是自杀的好地方。有人建议封闭，不许人登塔。”

“那边那根铁柱竖在那里是什么意思?这样高的铁柱怎么铸出来的?哪有那么大的模子？还有……”

“这些你去问印度人吧。不过这都是莫卧儿时代的，也许伊斯兰教徒更清楚。”

他劝我到旧德里去看看，不过他不能陪我去。我知道一定是他披着袈裟去不方便。

从完全现代化的政府所在地的新德里到德里或说老德里，尽管是连着的，却完全是两种风貌，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英国人真有意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东、西，新、旧，联接并列，好像是办展览。

一进闹嚷嚷的狭窄的德里街内，两边商店用波斯字母写的乌尔都文招牌引人注目。从右向左的和从左向右的印度各种字母拼写的各种广告贴满了，挂满了，内中也夹有英文。看不到一个西方人。汽车当然进不来，马车也不行，只能走路。稍一注意才发现杂乱之中还很有条理。如果不为花花绿绿的颜色和字母迷惑，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商店，是行人，都是分开的，有区别的。我想起了加尔各答的“唐人街”，仰光的中国街，中国大小城市中的牛街之类。外人不留意也不大看得出，自己人却是都明白。这种区别是不能混淆的。“有别”是正常的，“无边”不过说说而已。我的穿着显不出他们中间的任何特色，又不是西方人打扮，所以暂时是个“中性”无害的身份，还可以自由自在走来走去不显眼。我望了望小杂货铺，进去几家小书店，遥遥观察了饮食店。没敢进小巷子，所以也没有进入住宅区。我多少知道一点他们各方面的各种忌讳，所以敢于穿行，但是再深一层的就不知道了，不能乱窜。尤其是说话，更得留神，一言不合，一个词用得不当，就会引起事端，至少是引起注意。特别是当时是战时，印度局势很微妙，虽说中同是英国的盟国和印度的朋友，中国人是侨民，但还不是可以到处伸头的。谁知道那么多人中的什么眼睛在望着我呢？连印度上古诗歌里都提醒这种眼睛的洞察一切了。我想到这句诗，赶忙从莫卧儿王朝的都城退出，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期的柏油马路上，松了一口气。

回到佛教庙，比丘问我看到了什么。

我说：“看到了一百年前的莫卧儿帝国，只少一个皇帝。”

他呵呵笑起来，说：“佛涅槃快两千五百年了。你不觉得在这里对着我是回到两千多年以前吗?你在鹿野苑没有想到遇见佛度五比丘，为他们讲‘四谛、十二因缘’吗?怎么到了德里想的不是大英帝国，大印度帝国，却是莫卧儿帝国呢?”

我觉得这位青年比丘很有意思，便回答他：“都是帝国，何必分别？是我错了。”

他不知为什么和我好像有点“缘法”，竟对我说了一些他来这里以后的见闻感想，最后说：“我不会在这里住很久的。我们的工作期限有定，我还要回去，回去之前要去鹿野苑，希望那时你还在那里。”

“那时也许世界也变了，我也回去了。”我说。

有一天我到一位朋友那里去，赶上他不在屋，却有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女郎坐在他床上。她一见我进屋便用英语说：“请坐一会儿。他出去了，就会回来的。”又加一句解释：“我来替他看屋的。别客气。”

我从来不知这位朋友有这么一个女朋友。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也许是个子长得大，实际上还不到十五岁。她穿着一身西式连衣裙，光着两条腿，翘在床沿上。长得不黑，但也不是纯粹白种人。

“我只是来看看他的，没有什么事。”我转身要走。我来时看见门只虚掩着，就闯了进去，不料碰上这位女客。

“别走!陪我谈谈，我正闷得慌。他就要回来的。”她毫不客气，接着又说：“我叫乔伊斯。”

我不用听名字，一看就知道，她是所谓“英印混血儿”，正确些应当说是“欧亚型”。照印度习惯分类，她属于所谓“基督教徒”。这样的人我接触过，是在办公室里或是街头，却从没有这样聊过天。反正没有事，我就在一张椅子上对着她坐下。

“告诉你吧，他去邀请人去了。你正好自己上门来。你打桥牌跟我合伙吧。他未必找得齐人。我们两人一定能配合好，我打赌。”

“啊!我不会打桥牌。”

“对!我知道了，你是打麻将的。中国人爱打麻将。不要紧，我新学会了打麻将，不过打得不好，只懂输赢，不会战略战术那一套。”

“我也不会打麻将。”

“多可惜呀!我不信。你是不愿和我配对吧？你这个‘绅士’!不打桥牌？”

“你没去上学？”我把话岔开。她不客气，我也不客气了。这分明是个孩子。

“上学校？学上完了。考完了。闲下来了。”

“不去进什么学院？”

她把手掌向我—伸，说：“你替我付学费？”她脸色不那么天真了。“我正闲得发慌。一个个同学都去找事。事有那么好找?到处门口都挂着‘无空位’的牌子。有‘空位’的，也有，可我不去。你看到了吗?前面街上有—家门口大名片上名字下面写着‘艺术家’。我能当那样的‘艺术家’吗?那是什么艺术家?我要当艺术家就要去演电影。我能当一个好演员，只要有人要我。你看我哪点不够格?”她腾身一跃而起，站在我面前，好像是让我评定。她接连说了两个女电影明星的名字，说：“她们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和我—样的？只是要有门路。我也学过唱歌、跳舞，能讲印度斯坦语，讲得出标准的德里乌尔都语。上等人、下等人，我全会装。”说着，打了一个转身，做出一个姿态，还唱了一句歌词。“你看怎么样？”

“可惜我不认识电影界的人。”我想起我去“托莱坞”参观过电影场，却没有说。

“不要紧。我也会打字，会速记，会写各种文件。你们中国人越来越多了。我去过两处中国人的办公室，门前没有挂‘无空位’的牌子。他们不知道。我碰了钉子，下次再去，挂上了。大概去找事的太多。你能不能给我找个事?告诉你吧?学校—毕业，家里不管我了。我到这里来，不是来打桥牌，是来找事的。不瞒你说，我活不下去了。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在这里不断开设什么办事处，需要我这样的人，能说，能写，知道情况。我能帮助你们。我知道还有个中国电影厂的办事处。我跑去了，那位中国绅士说，他是来买机器的，不是来招演员的，也不要秘书。总之是把我推出来了。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证件我都有。我已经成年了。我愿意给中国人做事。中国现在不是英国的盟国吗?中国人对我们客气，不像印度人。”

我吃了一惊，她到底自认为英国人呢？印度人呢？

她见我不做声，又站近些，说了下去：“请告诉我，你是在这里办公吗？对不起，我不该问，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公干吗？”现在她不是开头那样的顽皮小孩了，摆出办事员的姿态。她倒确实可以演戏。

“我不是在这里的。我新从贝拿勒斯(瓦腊纳西，古名波罗奈城)来的。”

“啊呀！你朝拜圣地去了？你喝过恒河圣水了。了不起！了不起！有两个法国孩子，跑去学印度人，在恒河洗澡，洗完了又用圣水漱口，还喝了一点。当天晚上上吐下泻，几乎把命送了。不是印度教徒，能喝上圣水吗？那火葬场边上的牛，那小船上坐着手持贝叶的光身子、大胡子、长头发的大仙人，你惹得起吗?哈哈，你朝拜圣地回来，怪不得—身神圣气。仙人总是要受诱惑的；你不怕我引诱你吗？”她又恢复顽皮了，而且毫不在乎地真向我做了一个媚笑，大概是为了显示她的表演才能。

可是，转眼她又严肃起来，问我：“你去过那个古庙吧？拜了那块石头没有？你知道那个庙后面巷子里是什么？去过没有？圣地是有两副面孔的。你不知道吧？白去了—趟。”

忽然，她又忧愁了。“你瞧，我怎么办呢？有事情可以赚钱，名义还好听。有人去了，告诉我说，那里还要人，可我决不去。我不愿和那些穿卡其制服的男孩子打交道。他们都是野蛮人。我还要结婚呢。钱再多，我也不去。我宁愿死，也不去。我家里不管我了。英国人那里去不成，印度人那里不要我，我想只有中国人好，又大方，可是没门路。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你看不出来？放心，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另—类人，有自己的办法。我父母都是正派人，在公司工作。我父亲、哥哥都不是警官。”

我不知道怎样对她说话才好。

她忽然过去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也是一个“欧亚型”的女的。

“怎么样？漂亮吧？是我的一个朋友。她先在马戏班干了一气。现在去当‘主妇’了。两百块钱(卢比)一个月，连那人的吃住都包在内。卖得太便宜了。你想，这样的事，我能干吗？你懂不懂？当‘主妇’就是当妻子。”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肯这样什么话都对我说。

“告诉你吧。我是来找你的朋友帮忙的。你能帮我忙，替我说几句话，请他务必给我找件事做，给我一个机会。只要够一个人生活就行。我要的是正派的事。我要做正派人。我打算结婚。有了事才能有对象。请你帮帮忙吧。你的朋友是有办法的。他还不十分信任我。我担保，我一定规规矩矩工作。一个女人想正派活下去怎么这么难啊!”

我实在坐不住了。糊里糊涂说了几句似安慰似鼓励的话，站起来走了。

不久，我见到那位朋友。他告诉我，那是他一个邻居的孩子，老是缠住他要找事。他也没办法。那孩子说的话是真的，没撒谎。

过了没几天，我在加尔各答的大广场里草地上又遇见她，和另一个女的在一起。

“哈啰！又遇见了。还记得我吗？”

“哈啰！你找到事了吗！乔伊斯！”

“暂时有饭吃，还没有找到理想的事。”她指了指那位和她同样的女的，“临时代替她工作。她另外去试工，成功了，这里我就顶替她。”

“祝你幸福!”

又过了些时候，一位朋友邀请我一同去了解一下游泳池。先到一处，门口有牌子：“仅招待盟友。”我们要进去，门口的一个印度人拦住了我们。

“不是招待盟友吗？”

“那是指美国人。”

“中国不是英国的盟友吗?”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有色皮肤的人进来过。”

门里边就是游泳池，看得见池里池外几个男的女的全是白皮肤的。我的朋友还想辩论。

“请你们到管理这游泳池的俱乐部去讲吧。”那个印度人说。

我们转到了另一处。门口没有“招待盟友”的牌子。守门的印度人没有阻拦。我的朋友问他这里有什么限制。

“限制？买票就是。那边存衣。”

“这里没有写明‘招待盟友’。”

“啊!限制的是欧洲人和印度人。白皮肤的另有个俱乐部游泳池。黑皮肤的自有江河池塘。”

我们进了门，门里就是游泳池。突然一个身材苗条穿游泳衣的“欧亚型”女郎跑过来同我握手。原来又遇上乔伊斯了。

“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还好，不过还不稳定，还是临时代理。又换了两处地方。还是不行。多谢你还记得我，关心我。你那朋友总不肯帮忙，我也不找他了。请问你，你能在中国人那里给我想想办法吗？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眼光从我转到我的朋友身上。

我连忙说：“他是个教员，没有多少办法。不过我一定留心。”

“多谢你。要找我，找你那位朋友就行。我的地址你记不住。好，换衣裳游泳吧。”

“我还不会游泳。”

她大吃一惊，大笑，问：“那你来干什么？不要紧，换了衣裳我教你，包管一学就会。那边是更衣处。”

我的朋友有点不耐烦了，忽然转念，也问：“我们想知道这里是什么人来游泳？”

“哈哈!你们来调查来了。告诉你，这里就是给我们这些人游的。中国人，犹太人，也行，就是不让印度人进。”

我们没有游泳就离开了。

“你怎么认识这样一个人？”我的朋友问。

我说是在一位朋友处碰见过。

在等公共汽车时朋友说：

“印度地方的游泳池不让印度人进。在印度生长的人不自认为印度人，又不被认为欧洲人。真是岂有此理!——啊!忘了问美国的黑人兵能进哪一个游泳池。”

“那还用问？哪一边也不让进。他们应当有自己的游泳池。”

“他们是美国人，不算‘盟友’？”

“盟友’也要分类，是有等级的。分类和分等，这就是我在印度学到的‘天下之通义也’。”

从此我没有再见到乔伊斯，也没有再见到她的邻居那位朋友。和我一同调查游泳池的朋友战后在美国当了教授，他大概记不得这件事，也不再关心这种限制了吧？

不过我每一想起来，总还惦念着，不知究竟乔伊斯后来找到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