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家园 4-佛提乌斯与前往西方的新一轮传教 这个宗教异见扩张进入巴尔干地区的故事开启了九世纪拜占庭的另一层面，这个层面对于东正教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帝国的传教活动向西扩展到了中欧，进入了西罗马帝国基督徒的活动区域以及旧帝国疆域之外的新鲜领地。促成这一发展的动因既有拜占庭帝国多年斗争之后焕发出来的新活力，又有一位名为佛提乌斯之人的远见卓识。他在一连串危机当中就任了牧首。843年护卫圣像派获得胜利之后，一度因为分裂而苦不堪言的教会急切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而早已深受牵连的现任牧首麦瑟迪乌斯则没有这个能力。他仅仅硬撑了四年就遭到了废黜。他的继任者伊格纳提乌斯看上去也没什么指望。此人是一位惨遭去势的帝国王公，德奥多拉女王掌中的傀儡。865年女王失势之后此人也应声倒台。*69*
顶替伊格纳提乌斯的佛提乌斯看上去显然资格更过硬。他是一位富有的普通教众的儿子。他的父亲笃信护卫圣像的理念，因此遭到流放并且在流放期间困顿而死。此外他还是主持了第二届护卫圣像派尼西亚会议的牧首的侄孙。不过佛提乌斯不仅仅只有显赫的家世，他还是历任牧首当中最有才华与创造力的人物之一。佛提乌斯撰写了一部在古代世界绝无匹敌的著作，将他自己在识字生涯的前三十年所读到过的大约四百部基督教时期与前基督教时期文学作品进行了总体点评——光是这份阅读量在当时恐怕就超凡绝伦了。佛提乌斯非同寻常的学识使得不少修士对他抱有疑心，他们怀疑他是个潜藏的异教徒，声称他在礼拜仪式期间会默念世俗诗人的诗句。此外修士们也很难相信一位尽管独身但却不是修士的教士居然有权力管理教会。他们的敌意与前任牧首伊格纳提乌斯的怒火交织在了一起，与现任牧首作对的他显示出了令人侧目的韧性与耐力。
这两股合流一处的恶意曾经两次试图将佛提乌斯从牧首宝座上捅下来。第一次是867年，反对势力企图支持伊格纳提乌斯复辟。第二次是886年，这一回佛提乌斯的各种敌人竭力试图败坏他的历史记录。但是东方教会最终还是决定将他封为圣徒（教会手腕灵活地将佛提乌斯与他那位阉人对头的名字在礼拜仪式颂歌当中并列在了一起）。教会方面很有理由对佛提乌斯表示感激。*71* 佛提乌斯成果斐然的牧首任期恰好赶上了接连好几位才干不凡的皇帝，在过去两百年的悲惨遭遇之后，这几位皇帝下大力气重振了帝国的国运。他们建立了一个延续将近二百年的马其顿王朝，这是整个罗马帝国史当中第一个如此长命的王朝。王朝的名称源于创始人巴西尔的出生地。巴西尔有着相对卑微的亚美尼亚出身，以廷臣兼士兵的身份起家，借助阴谋与杀戮于867年登上皇位。早在863年他就立下了击溃阿拉伯军队的战功。巴西尔一世及其继任者很有耐心地建成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甚至还扩展了帝国原有的疆域。他们尤其关注西方而非东方，尽管他们也很漂亮地阻截了伊斯兰势力对于帝国东部边境的进一步蚕食。皇帝们重振拜占庭国运的同时，教会也开始扩展东正教宗教活动的界限，而这正是佛提乌斯留下的遗产。当今东正教的文化底蕴都要归功于他的举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佛提乌斯牧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长期以来蒙受的恶名。
佛提乌斯当上牧首之后不久，尼古拉一世就登上了教皇宝座。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了他如何为了主张罗马的特殊权威而鼓励想象性的史料写作。尼古拉教皇很乐意倾听前任牧首伊格纳提乌斯的控诉，借此为佛提乌斯制造麻烦。佛提乌斯尽管学识渊博，但是却对拉丁语一窍不通，这一点在此前历任牧首当中也算个例。因此西方教会很不待见他。此时的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首脑都是自我膨胀之辈，于是两人关系紧张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这段紧张关系将会决定中南欧洲巴尔干地区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伊利里库姆（即以利哩古）与大摩拉维亚）大片地区——失去已久的罗马帝国领土——在未来的基督教派系归属。三世纪末期戴克里先皇帝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的分界线横贯了这片区域。法兰克拉丁语基督教向北欧与中欧地区扩展的时候，拜占庭也受到了刺激，产生了传播自己的信仰的兴趣并且将目光投向了疆域之外。帝国边境上有不少诸如保加利亚人之类的民族整天制造麻烦，使他们皈依拜占庭的信仰无疑是解决麻烦的最佳手法。
在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一场大规模事件显示了替代性皈依的可能性与危险。这起事件一定激发了帝国教会在疆域之外的运作。黑海东北部有一个力量强大且战略位置显要的哈扎尔王国，全体国民在国王的领导下皈依了犹太教。佛提乌斯手下口才最佳的基督教辩护士耗费了无数唇舌，还是无法劝说国王回心转意。这或许是因为国王还记得一个世纪以前有一位哈扎尔公主嫁给了破坏圣像派的君士坦丁五世皇帝，而严格禁止造像的犹太教对于的拜占庭帝国后来转向护卫圣像派的路线很不以为然。哈扎尔的宫廷用语从此成了希伯来语，这也是犹太教历史上最重大（尽管经常遭到无视）的时刻之一。*72* 除了政治考量之外，佛提乌斯本人对于传教活动也抱有极大热情。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他为巴西尔一世颁布的新法典《序言》（Epanagoge）撰写了序言。文中谈到帝国境内皇权与教权关系的时候，佛提乌斯声称牧首的责任除了推动促进正信之外，还要赢得所有不信者。*73* 他利用了帝国在东部边境的军事成功，一再拉拢孤悬异乡的亚美尼亚一性论教会，采取了细致的外交手段并展示了相当程度的善意。所有这些努力最终归于徒劳并不是他的过错。*74*
佛提乌斯与罗马的关系就没这么一团和气了——实际上他游说亚美尼亚教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他们支持自己并反对教皇。尼古拉教皇很乐意在拜占庭边境指手画脚，而边境地区的各路土霸王们也很快学会了利用东西方基督教的冲突来坐收渔利。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位是一肚子坏水的保加利亚包理斯可汗。他的第一招是与西边的邻居法兰克国王日耳曼人路易结盟，眼角余光还不怀好意地盯着拜占庭与保加利亚边境的摩拉维亚人。拜占庭方面无法允许这个联盟的存在，于是仰仗着大军撑腰于863年强迫包理斯可汗在拜占庭而非拉丁语教士手下接受了洗礼，并且让他将前任拜占庭皇帝米契尔的名字当成了教名。但是此后包理斯可汗依旧肆无忌惮地与新旧罗马的两位主教玩弄着外交扯皮的手段，让他们为了未来保加利亚教会的管辖权而彼此争斗，严重毒化了东西双方的交涉氛围，并且使得许多陈年争议话题再度焕发了活力，例如西方教会对于尼西亚信经当中和子说条款越发频繁的应用。佛提乌斯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怒火中烧的评论，后世史学家将这番评论比作“延时炸弹”。与此同时对抗局势正在文火慢工地不断升温，最终的高潮则是1054年的东西方相互绝罚。早在此前的867年，佛提乌斯与尼古拉就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彼此革除了对方的教籍。*76* 东西方再次陷入了分裂。
尼古拉教皇于同年去世，而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罗马方面很快就发现自己迫切需要拜占庭的军力支持来对抗伊斯兰势力对意大利南部的袭击。结果就是869年与879年的连续两届君士坦丁堡会议。接下来包理斯-米契尔可汗以及保加利亚教会都彻底倒向了拜占庭。拜占庭方面开出的条件很对他的胃口：他有权任命自己的大主教，并且在实际层面上对其施行日常化控制。第二次会议尤其令佛提乌斯扬眉吐气，因为他的对头伊格纳提乌斯在顶替他成为牧首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也随即官复原位。皇帝对他扩张君士坦丁堡教会管辖权的多年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圣眷加身的佛提乌斯在这次会议上被封为了普世牧首，拥有了与教皇并驾齐驱的权威。这个结果并没能促使罗马方面以进一步的热情解决两次会议决议导致的麻烦，但是这两次会议依旧奠定了基督教向巴尔干地区最强大且最持久王朝之一的永久性扩张。
佛提乌斯传教战略的另一项成功是针对摩拉维亚地区斯拉夫人的传教。斯拉夫人的统治者罗斯季斯拉夫也有着与包里斯可汗不相上下的野心与外交技巧。这项成功的意义既重大又复杂，直到今天斯拉夫人的历史归属问题依然会惹得东西方基督徒吵成一团不可开交。今天的摩拉维亚扎实地位于罗马天主教文化圈当中，就像临近的奥地利、波西米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一样。而且在近几十年来微妙的中欧国家关系局势当中，也有人可以理解地提出了以下主张，即罗斯季斯拉夫统治的“大摩拉维亚”实际上覆盖了东南欧洲如今主要尊奉东正教传统的大片地区。促成这场皈依的传教士是来自拜占庭第二大城市、爱琴海滨重要港口帖撒罗尼迦的一对兄弟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生长在帖撒罗尼迦的兄弟俩从小就认识许多斯拉夫人，君士坦丁对于学习外语尤其感兴趣且天赋过人。早在佛提乌斯还在从事治学工作的时候君士坦丁就是他的学生，而佛提乌斯也从未忘记过这位学生的才能。*77* 牧首当年曾经派遣兄弟二人前去游说罗斯季斯拉夫大公放弃犹太教。尽管二人劳而无功，但是当罗斯季斯拉夫大公要求拜占庭方面制衡自己境内法兰克教士的影响时，佛提乌斯还是再次将他们派了出去。
有证据显示，早在罗斯季斯拉夫提出请求之前，这对兄弟就着手从事了一项对于未来而言意义深远的工作：他们创作了一套可以精确表达各种斯拉夫语言用法的字母表。这套字母表名为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这个词在古斯拉夫语当中意为“声音”或者“动词”。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不止创建了一套书写系统，他们还费尽心思以希腊语为基础创建了一套表达基督教抽象概念的词汇表。话说得好听一点，格拉哥里字母表的特质相当卓尔不群，与当时存在的任何字母表体系基本上都扯不上关系。当后世的保加利亚人打算书写他们自己版本的斯拉夫语时，格拉哥里字母表一点吸引力也没有。相比之下他们更熟悉当地从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希腊语铭文。因此在传教兄弟的时代过去之后不久，另一位学者很可能正是在保加利亚设计了一套更简单的字母系统，更加紧密地仿照了希腊语字母表的安色尔形式。*79* 人们称之为西里尔字母。它被命名西里尔文以纪念君士坦丁，但是指的是他在生命尽头采用的修道姓名。这份致敬的手腕很高明，除了体现敬意与谢意之外，无疑也有助于新式字母表取代前辈并获得用户的接受，尽管两位神圣先驱所创作的字母表用起来的确不太顺手。
格拉哥里字母倒是流传了很久，不过主要都是以斯拉夫语祷文文本形式存在的。此外包理斯-米契尔可汗在接受西里尔字母表的同时也接受了格拉哥里字母，将其作为保加利亚教会礼拜词用语。他很可能看到了这些创新性字母表及其体现的本地语言文学具有怎样的价值，因为这两者都有助于他与法兰克势力以及后来君士坦丁堡教会当中的庇护者们拉开足够方便的距离。这两套字母表都是为了促进基督教信仰而问世的，它们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基督教化斯拉夫语言不仅被人用来翻译圣经与教会早期神学家的著作，而且还有着更具有创新性且更加富有争议的用法。这两套字母表使得斯拉夫语言礼拜辞成为了可能。这套礼拜辞是由金口若望牧首的希腊语礼拜式翻译而来的，而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对于这套礼拜式也很熟悉。这种做法对于摩拉维亚的法兰克教士们构成了直接挑战，因为他们在当地带领教众进行崇拜活动时也像在自己的地盘里那样使用拉丁语。
尽管在摩拉维亚地区的传教活动明显体现了东西方的冲突，但是多亏了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的外交手段，当地局势与保加利亚相比差异显著。兄弟二人自己并不是教士，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传教活动与罗马教会整合在了一起（尽管要遵照自己设定的条件），为自己的一部分追随者寻求来自教皇的祝圣。在前往罗马的途中，兄弟二人途经威尼斯并且卷入了一场维护斯拉夫方言礼拜词的辩论。在君士坦丁传记当中颇为一边倒地记录了这场辩论的内容。反方声称“唯有三种喉舌有资格礼赞圣经中的上帝：希伯来语、希腊语与拉丁语”，因为这三种语言被人刻在了基督受刑的十字架上。君士坦丁则反唇相讥道：“上帝的雨露莫不是普降众生吗？太阳的光明莫不是普照众生吗？”*80*
君士坦丁在罗马受到的款待则要宽松得多。因为他为阿德里安二世教皇带来了一份厚礼：最早期教皇先辈克雷芒的骨骸残片。当年他在黑海沿岸哈扎尔地区传教时很有预见性地发现了这件宝物，尽管这次传教活动从其他方面看来并不成功。当代历史学家很可能会令君士坦丁大为扫兴，他们会指出克雷芒一世教皇流放黑海的说法实际上混淆了史实，将另一位大概的确在黑海地区去世的五世纪圣徒圣克雷芒当成了教皇。但是当时阿德里安二世教皇还是深受感动并且爽快地进行了君士坦丁所需的祝圣。一厢情愿的念想与几块遭到错认的遗骨就这样促成了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81*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君士坦丁留在罗马并成为了，法名西里尔。当他于869年去世之后，他在当时就已经非常古老的圣克雷芒教堂当中得到了得体的安葬。在拿破仑占领意大利时，他的遗体遭到了破坏。到了二十世纪，保罗六世教皇同样很得体地将遗体的残余部分送还了这位圣徒的故乡塞萨洛尼基，使其能够在一座专门兴建的东正教教堂当中得到妥善安置。
西里尔对罗马的造访为中欧教会指明了更加宽宏大量的未来，并且将尼古拉与佛提乌斯之间的恶意抛在了身后。阿德里安教皇有理由青睐三方外交，因为他很清楚法兰克统治者有着自己的盘算，未必全然符合教皇的利益。他任命美多迪乌斯担任自己的驻中欧地区使节，甚至还批准了使用斯拉夫方言举行礼拜仪式的做法，尽管他同时也要求首先要用拉丁语诵读圣经原文。这种和解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太久。美多迪乌斯的教士与法兰克教士形成了直接竞争，而后者并不是一帮老好人。他们逼迫拜占庭传教士向东步步撤退，直到后者躲进保加利亚为止。这些传教士从教会在保加利亚的中心奥赫里德（位于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境内）出发，再次向西行进前往新兴的塞尔维亚王国，意在加强当地东正教传教力量。从塞尔维亚再往西，东正教在阿尔卑斯山与卡帕西亚之间地区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尽管当时最重要的一起文化变革就发生在匈牙利。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作品在这里从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对于西方教会造成了永久性的影响，尤其极大地影响了托马斯.阿奎那。*82* 东正教与天主教在东欧地区开展了漫长的拉锯战。在此期间，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与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文化分界线最终变得与戴克里先划分罗马帝国的界线非常相似。就在最近几年这条界线严重毒害了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尽管双方使用用一种语言。
美多迪乌斯和西里尔（以及他们的赞助人佛提乌斯）为东正教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希腊语不能垄断东正教礼拜词的原则。于是从九世纪后期开始，东正教教会就通过多种多样的语言谱系以及这些语言所塑造的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分化发展。实际上在东正教世界的各个部分，教会礼拜辞正是决定哪种语言可以主宰当地文化的最强大力量。这些文化并非全都与斯拉夫民族有关联。最大的东正教教会之一是罗马尼亚教会。教会名称当中的“罗马”二字以及教会用语都表明了这个教会非常珍视自己的拉丁语历史。这样说来，分布于各种民族与社会当中的东正教教会如此看重关于管辖权的争端以及随后而来的东正教教会隔离与分裂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这段纠结的历史并没有使得东正教对于教义统一的骄傲完全沦为笑柄。分裂与异端并不是一回事。从查士丁尼时期到正统胜利期间关于东正教教义的各种争论与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大量选择性的教会历史记录）产生了极为深厚的跨文化身份认同。他们都记得君士坦丁堡的索菲亚大教堂，都继承了圣化理论倡导者忏悔者马克西穆斯的神学遗产，都因为843年破坏圣像派的最终垮台而欣喜不已。所有这些记忆将众多不同文化捆绑在了一起。正如前文所见，这份共同遗产的影响力如此深远，以至于为东正教教众们提供了谴责不认同这份遗产的其他基督徒的集体仪式性手段：以仇恨为主题的东正教赞美诗很可能正是在九世纪正统胜利时期首次出现在了东正教礼拜仪式当中。*83* 这一点与拉丁语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六世纪西方教会宗教改革不仅摧毁了拉丁语礼拜词的普适性——东方教会当中并不存在拉丁语这样的普适语言，这种普适性很可能促成了宗教改革背后的挫折感——而且还撕裂了西方基督教的广泛神学共识。到了十六世纪西方教会异见大爆炸的时候，拜占庭帝国早已作古多时了。帝国衰亡的部分原因在于西方拉丁语基督徒拙劣且时常饱含恶意的干涉，他们与其他多种因素一起摧毁了佛提乌斯与马其顿皇帝们一度大力复兴的国体。
家园 疑难求助 Eckhart, writing in vigorous and multi-layered German, introduced the idea that after abstracting the particular 'this' or 'that' and achieving 'detachment', Gelassenheit, the soul can meet God in the 'ground', Grunt, of all reality. There she can achieve an inseparable union with the divine, 'the unplumbed depth of God [which] has no name': 'Life can never be perfected till it returns to its productive source where life is one being that the soul receives when she dies right down to the "ground", that we may live in that life where there is one being.'
这一段是关于埃克哈特大师的论述，请教文中加粗词汇的恰当译法
家园 12-全民教会？-1-神学、异端与大学 THEOLOGY, HERESY, UNIVERSITIES ( 1100-1300)
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个焦虑而繁忙的格里高利改革时代，寻求救赎的西欧人采取了花样繁多的方法：朝圣，十字军，新兴修道活动（当时实际存在的修道门派远比本文描述的更多）等等。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普通教众渴望向人们展示自己是基督教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由神职人员占主导地位的拉丁语西方基督教结构无法应付他们的渴望。此时遍及整个欧洲的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增长创建了新的城镇网络。对于教会而言这个情况很难应付，因为发展中的教区系统和基于教区的融资系统最适宜于在较为稳定的农村生活环境中运作。此时摆在面前的新情况与新生活结构令很多人既兴奋又惊骇。对于那些自身或许也对于神职等级制度颇有看法意见的教士们来说，这些人的彷徨、希望和恐惧是极易下手的猎物。身处社会动荡时期的基督教体制总会反复遇到这个问题。
从十一世纪早期开始，宗教异见者已经遍布了整个欧洲，特别在最繁荣以及最不安定的地区尤其活跃。教会将其中大多数人都贴上了异端的标签。1022年法国国王罗伯特二世首开先河，效仿罗马帝国习俗用火刑柱烧死了一名异端分子。当代研究表明这起事件当中的不幸受害者即便以当时教会的标准衡量也根本不是异端，只是因为国王与地方权贵的斗争才惨遭池鱼之殃。*1*还有一些人所表达的观点此前一直都还不算非正统，但现在却成了不可接受的邪说。比方说图尔的贝伦伽尔（999-1088），他的同代人越发咬文嚼字地断言圣餐面包和葡萄酒可以成为基督的身体和鲜血，而他对这种说法则感到极其不安并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结果也成了异端。（贝伦伽尔后来在强逼之下饱受折辱地发表了一系列背弃前言的声明，这才堪堪在火刑台前捡回一条性命，最终忿恨不平地缄口而死）。即使是教会投入如此之大的精力专门打压铲除的洁净派教徒，一开始很可能也只是想要寻求一套更纯粹，没那么世俗的事工形式，此后来自官方的镇压才促使他们关注来自地中海东部的二元论访客。
当然，还有其他异见者一开始完全正统，后来才因为时易景迁而逐步遭到边缘化，比方说瓦勒度派（Waldensians）。这场运动发起于1170左右的法国里昂地区，发起人是一位名叫瓦勒度的富翁。此人散尽家财接济穷人之后组织了一个修道群体，群体成员就像他一样将贫困当做基督教生活的根基。*2* 教会当局不打算将这种主张贫困的理念与同一地区的二元论洁净派区分开来，1184教皇发布训谕（bull）对双方都进行了谴责。瓦勒度派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却与教会的主教日益疏远：他们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布道的天职，这一立场与格里高利改革所确立的神职人员优先原则产生了致命的冲突。
在其他地区还有更多极端形式的异见份子。至少从十三世纪初期开始，欧洲各地就出现了一批巡游各地讲道的自封宗教领袖，他们声称个人可以通过内在光明与上帝相逢，上帝的圣灵可以以泛神论的形式存在于万物当中。这些组织非常松散并往往彼此完全独立的“自由灵兄弟会”（Brethren of Free Spirit）在危机时刻总能掀起群众的支持，他们往往宣布，这些变故预示着基督在人间统治的开始。这股兴奋情绪越发与后来的十字军东征和越来越无望的捍卫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斗争搅合在了一起，因此也就无迹可寻地逐渐消逝在了此前催生如此之多官方结构的宗教创新当中。*3*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潮正在发酵，似乎即将脱离教会的控制。
此外本笃修道院在“大教堂时代”也已经不再处于欧洲的文化活动中心了。附属于著名大教堂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十一世纪发展迅速，取代了他们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了首次基督教教学的系统研究，产生了日益纷繁的文献，对于基督教主张所产生的问题与提问进行了探索，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圣经评论，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套引人入胜纷繁复杂的图书馆。这种有组织的探索被命名为“神学”（theology）。这个概念本质上是西方教会的发明，最初使这个词流行起来的是十二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神学家彼得.阿伯拉尔，他将这个词用在了自己的著作《神学导论》（Theologia Christiana）的标题里，这本书对于基督教思想进行了争议强烈的讨论。
至少此类教堂学校依然还是教会神职机构的一部分。然而在意大利有一批在规模与财富方面都远非北欧所能比拟的城市的大小和财富比，这些城市在十一世纪开始创建并资助自己的学校。它们的效仿范例来自基督教世界之外。这些城市非常详细地复制了穆斯林为了自己的知识探索文化而创建的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开罗的爱资哈尔学校——例如讲座，教授，以及学历认证等等许多今天人们熟悉的机制全都源于此地。*5* 这些学校是第一批基督教大学——并不受教会当局控制的基督教教学机构。除了一两座由教会创建的大学之外，意大利大学几百年来一直坚决保持着世俗人员占主导地位的特色，即使当教皇亲自许可新大学奠基时也未曾动摇。至于类似“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这样的学校也遵循伊斯兰世界的先例，将教法而非神学当做研究的重点。除了这些城市之外，一些北欧大教堂的附属学校也发展成了大学：巴黎大学成为了十二世纪欧洲神学探索的领导中心；日后历任教皇需要专家知识来解决争端时，还会经常用到巴黎大学的的神学系（后来经常被称为索邦神学院，这是当时巴黎大学的龙头学院之一）。这种顾问角色是基督教当中的全新发展，而且这一步发展同样借鉴了穆斯林世界当中伊斯兰教法学者为统治者提供建议的行为。*6*
所有这些机构共同培养了新的智识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古老对话步入了一个新阶段；现在轮到亚里士多德来刺激并启迪那些以思想为业的人了。此前柏拉图曾在基督教思想当中占主导地位，尽管距离希波的奥古斯丁还差一步距离。只有（伯蒂乌斯）曾经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系统打过交道，但再怎么说（伯蒂乌斯）本人就曾经饱受源自柏拉图的世界观的浸染，他也是将柏拉图思想嵌入西方基督教的主要力量。不过西方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直所知甚少。与此相反，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与受穆斯林势力庇护的犹太社区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有着直接的了解，因为他的作品主要保存在东方教会的学者手中。渐渐地，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传入了西方。第一波文本引入源自1085年，西班牙基督徒攻陷了穆斯林占据的托莱多并缴获了图书馆藏书，然后又通过十字军东征建立的联系获得了更多资料（这也是十字军东征较为积极的成果之一）。这些文本被翻译成拉丁文之后随即造成了深远影响：这批包含古典学识的手稿极大地丰富了西方思想，使之经历了又一场革新运动，后人称之为称为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尽管最初官方态度对此非常敌视，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式世界观与高超逻辑思维依然横在了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家面前。一场辩论随即开，对话的参与者不仅有西方基督徒，也有阿拉伯与犹太群体的古老思想评论家。曾经的问题再次被人拾了起来：如何将理性思考的成果基督教信仰揭示的真理联系起来。
三大启示型宗教面临着同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可能表明，即便没有只能依靠神圣恩典赏赐而无法通过人类智慧自主获取的特殊知识，人们依然可以理解世界。对话各方在这次辩论中常常恨恨地反对彼此观点，有时还不惜将他们的对手谴责为异端，只为使其不得翻身。但是这场运动还是可以以“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一词加以总结，即学者的思想和教育方法，新的大学与学校。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通过讨论获取知识的方法，具体步骤包括质询、主张、拒绝、反主张以及调和双方论点的最后努力。这种方法尊重权威，但是这里的权威是一个不断膨胀令人心里没底的集合体，其内部往往做不到意见一致。经院哲学的根本是争论，怀疑与分析，直到绝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与经院哲学本身分道扬镳之后很久，这几点依旧是西方智识探索的主要特色。经院哲学的先例也是伊斯兰高等教育所采用的方法。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讽刺。这个拉丁语西方文化统一性的最伟大体现，这个在十字军东征时代演变而成的思想，居然源于西方世界试图破坏的文化。
因此到了十二世纪末，西方教会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异端，其二是具有潜在不可控性的经院思想，后者是大学这一新兴学术机构孕育而生的产物。任何现有的教会组织结构似乎都无法很好地适应应对挑战的目的，教会对于异端增长的第一反应是加倍压制，这方面最恶劣的例证就是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西方基督教展现的自我惩罚冲动不应该简单地归因于神职人员耸人听闻的想象力。例如，在多灾多难的1260年，意大利中部佩鲁贾市就兴起了一场令人吃惊的自我鞭笞（flagellants）运动：大批教众沉湎于仪式性的自我鞭打当中，借此为世人的罪孽以及自己的行为忏悔。他们排着血迹斑斑的队列，顶着隆冬严寒从意大利出发，翻越阿尔卑斯山向北进入欧洲，直到抵达波兰国境的最远端为止。一路上他们感化了无数人，在许多途经地区将争执与痛苦变成了宽恕的节日。有一位意大利史家热情地记述道，“几乎所有纷争都化为了和谐，放贷者和盗贼忙着归还自己夺走的财物……罪犯得到释放，流亡者获准返回家乡。”*7* 无论他如何看待1260年的现实，后来的大规模自我鞭笞肯定没有这么驯良，就像征召十字军的早期运动一样，自我鞭笞往往与针对犹太社区的群体性暴力活动联系在一起。然而早期十字军运动的自发性质依然存在：教会当局根本没有激励这些宗教狂热的爆发。相反，他们往往认为此类爆发非常可怕并试图抑制。这种宗教不仅可能被教会吸收，也很可能颠覆教会。
惩罚不仅指向有罪的基督徒，也指向外人。十一到十三世纪之间西方基督教的特点之一是将生活在西方世界当中的许多群体当做了边缘人，威胁良好秩序的恒定隐患。其中最主要的群体有犹太人，异端，麻风病人以及（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同性恋。*8* 1321年法国各地一片恐慌，下至民间上至腓力五世国王本人都认定麻风病人和犹太人与伊斯兰教这个强大外敌沆瀣一气，妄图通过往井水里下毒的方式推翻基督教秩序。已然万分不幸的麻风病人纷纷沦为受害者，屈打成招之后死在火刑柱上。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至于穆斯林还算幸运，因为他们与这些事件的发生地点保持着足够的安全距离。*9*。从十二世纪中期开始，基督徒群体对于偶尔发生的儿童虐待乃至谋杀事件产生了长期且恶毒的群体反应，他们认为是犹太人拐走了孩子用来进行邪法仪式。这就是所谓的血诬案（blood libel），经常导致针对犹太社区的恶意攻击。有时高阶神职人员会竭尽全力平抚歇斯底里的人群，有时他们也会允许人们设立谋杀受害者的圣祠并加以崇拜。血诬活动反复发作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成了基督教对待犹太人态度的难看污点，从西方教会一直传播到日后的东正教。*10*
家园 花！ 读到这里，忽然有点感想。
经院哲学及其相关的现象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的先导之一，虽然伴随着对异端的攻击等丑恶现象，中国古代这种现象就很少，也许是没有宗教的需要吧。这可能也是宗教的好处吧。
中国古代与此相近的也许是玄学，似乎那前后也有中国古代科学的高峰，张衡、祖冲之。
以上胡说八道勿怪。
家园 2-教牧革命、行乞修士以及第四次拉特兰会议 这些活力十足的十二世纪末期流行运动还遇到了更复杂且积极的反应，尽管做出反应的人们到头来与一个迫害型社会结成了同盟并协助了这个社会的构建。这些人当中出现了两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多明我和方济各。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并肩创立了两个最早的行乞修士（friars）教团（friar一词是拉丁语fratre的英语拼法，意为兄弟）。1194年多明我在西班牙北部的奥斯马成为一名遵从奥古斯丁圣规的神父。他加入了穿越比利牛斯山脉从洁净派异端手里赢回法国南部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努力收效甚微，多明我一眼就看出了症结所在：领导运动的牧师在执行任务时摆足了高阶教士的架子，前呼后拥风光排场。当地人都很熟悉洁净派对于天主教腐败行为的蔑视，想用炫富手法来打动这些人无异于缘木求鱼。
多明我为这一局面带来了奥古斯丁派的务实与亲民风格。 自1215年开始，一位饱受洁净派侵扰的主教正式许可他在当地开展对抗洁净派的新努力。多明我将要展开一场全新的布道努力，期间他和他的助手将会引领简朴清贫宛如使徒再临的生活方式，将洁净派的风头压下去，并说服人们相信官方教会是传递爱与宽恕信息的可靠载具。不仅如此，他手下的传道人还全都要接受最好的教育，从而可以将最简单的信息赋予坚实的智识基础。虽然他在法国南部的努力由于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的暴行而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即时性的成功，但是他的想法却得到了蓬勃发展。与当时许多新宗教活动的其他领导人不同，他一直强调自己对教皇的忠诚。洪诺留三世教皇对他的活动也很上心，专门在1217年起草了一份文件，将多明我建立的新组织命名为传教修士会（Order of Preachers）——一位同代人指出，这是当时唯一一个以功能命名的教团。*11*
这些新出现的行乞修士很快获得了多明我会士与黑衣修士的绰号，因为他们总会穿白色长袍戴黑色兜帽。他们避免持有地产，因此不会像修道教团那样积累财富。相反，他们依靠在市井之间乞讨为生（因此行乞修士也就有了一个替代名称，“托钵修士”（mendicants），源自拉丁语中表示乞讨的动词）。这种人世间的流动性为西方教会的属灵军械库增添了重要的兵器，重新创建了游方修道的形式，这种修道形式在东方教会一直很常见，但几百年来一直遭到西方修士的坚决抵制，其中就有圣本笃本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教会仍然不允许他们的圣人到处乱跑，就像东正教以及再往东地区的教会那样。为了避免不同社区的方济各会士之间发生有碍观瞻的竞争，他们只能在商定的地区边界或行为限制范围内开展工作，这也使他们获得了另一个绰号，“”。
乞讨生活使得行乞修士们很容易受到公众的影响。他们必须与接受布道的人群保持不断的接触，经常需要提供服务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他们的任务是向整个教会传播好消息和慰藉的信息。他们是传福音者，他们是教堂或者集市广场上的演艺人士，但他们也可以在高台布道结束之后悄然听取听众的告解。现在修士们又进一步接触到了每一位个人的恐惧和苦难。他们还举行了面向大学的特殊传道活动并获得了非凡的声誉，他们在公众眼中不仅是正统的捍卫者，还是永不懈怠的思想家。这些人才为多明我会打造了另一项对于后世声誉有损无益的专业。在收束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的扫荡活动中，多明我会修士们在一个人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机构当中受聘成为了调查员，并很快占了主导地位，成为了打击欧洲各地宗教异见份子的主要武器。有好事者用他们的拉丁语名称玩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文字游戏，将他们称为Domini canes，“主的看守犬”。
谁也无法事先想到，言行古怪近乎疯狂且令人着迷的方济各最终也创造出了一个与多明我会非常类似的组织。方济各从小生长在意大利中部的山城阿西西。这里是十二世纪后期欧洲新生财富的典型代表，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布商。方济各的出身背景与里昂的瓦勒度很相似，而且他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在他二十多岁时遭遇了情感和属灵层面上的双重危机，他为自己赋予了一项神圣使命：他父亲所属的世界将创造财富当头等大事，而他则决心颠覆这份执迷。触发这种想法的引子是他对麻疯病患者的态度。起初方济各也和其他人一样极其厌恶麻风病人，正是这股厌恶情绪日后使得他们沦为了1321年迫害活动的替罪羊。后来他意识到拉撒路与约伯这两位蒙受神恩的圣经人物都是麻风病人——需要治愈的人其实是他自己而不是他们。于是方济各冲向一位麻风病人，给了这位社会弃儿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之后他身边就聚集了一帮情愿舍弃所有财产、为了侍奉基督而成为社会弃儿的人。
这个意大利百万富翁的花花公子少爷就这样抛弃了自己所有的金钱，冲着墓地里的飞鸟喊出了基督教的信息。他声称基督本人是个一文不名的赤贫者，这番话一问世就将教会推入了动荡之中。他本来很可能被教会当局当做异端活活烧死。幸运的是他的未来并未就此戛然而止。方济各尽管有着近乎病态的不妥协立场，但同时也十分忠实于西方天主教的传统。他坚决反对洁净派视人世为邪恶的观点，充满激情地主张一切造物——太阳兄弟，月亮姐妹——都是善的，都分享了上帝通过基督道成肉身化为人形所体现的无边善意。方济各是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遭受圣痕（stigmata）的人，他的肉身之上凭空出现了一组伤口，位置与形状都与基督遭受十字架刑之后的伤口一样。这个现象呼应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17节的神秘言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从此之后，圣痕就成了西方教会苦修士群体当中经常发生的现象。而在当时圣痕则可能是反击洁净派教徒的手段。洁净派追求纯洁，声称肉体是邪恶世界的一部分。而方济各的圣痕则是反面主张的最有力象征，表明基督的神圣受难的确可以纡尊降贵在凡人的肉体上显现出来。
攻打埃及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接连受挫，大受打击的方济各于1219年辗转来到埃及，试图说服阿尤布王朝的苏丹皈依基督教。穆斯林向来很熟悉形容不整的圣者，虽然拉丁语基督教当中的对应角色令他们颇为惊讶，但他们还是允许方济各在两军阵营之间自由往来。方济各本人倒是安然无恙，但他的传教工作却徒劳无功。*12* 这还不是他的事工活动所遭遇的唯一挫折。当初听到他的信息之后踊跃赶来的许多信徒现在自行组织了一个拥有领导层的结构化教团。方济各对于这种事毫无兴趣，于是很快就将领导职责交给了别人。1226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方济各口述了一道遗嘱，其中表达了他对于未来教团发展的担忧，他担心自己的固穷作风可能会被新近体制化的“方济各会士”们束之高阁。他还特别针对他们大规模自行建立修道院的活动提出了警告。
方济各的忧虑很有道理。在他去世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他位于阿西西的墓地上方已经建成了一座由教皇亲自奠基的大教堂。这座教堂风格宏大，耗资昂贵，巨大的体量如同巨舰船首一样向外突出，而巨舰的船身就是横贯方济各出生城镇的岬角。这座教堂对于方济各的生平与事迹而言可谓是一条奇怪的评注。然而这座教堂也是方济各影响力的见证。许多人都将他视为基督第二（alter Christus）：他身负与基督伤口相同的圣痕，而且还能向飞鸟布道，后者标志着人类可以再次与野兽交谈，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犯罪之前那样。尽管方济各本人另有想法，但是方济各会的确是由他而起。就像多明我会一样，方济各的追随者们也投身于使徒一般的贫困生活当中，只穿便宜的染色粗布衣服，因此赢得了灰衣修士的昵称，虽然他们习惯穿着的服饰实际上是棕色的。直到今天，阿西西圣嘉勒修女院的修女们依然小心地保存并陈列着两件珍贵遗物：其一是方济各本人的粗陋祭袍，其二是他的女同事嘉勒的祭袍——这位嘉勒当时创建了一个平行于方济各会的妇女修道团体。因此在这座兴建于十三世纪的宏伟而美丽的圣嘉勒教堂当中永远存在着一份提醒，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赤贫生活意味着什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或许能令方济各面露微笑：他出生的意大利小镇如今正式与美国加州旧金山市结成了兄弟城市关系，这座沿袭了他的姓名的城市早已踏上了一条通向人类无限可能性的独特冒险旅途。
方济各会最终成为正式教团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政府主义在方济各的早期支持者中相当普遍，对于官方教会而言这些人与其说是助力，倒不如说是威胁。方济各和他的追随者之所以得以幸免只因为他们赢得了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年至1216年在位）的同情。英诺森三世是中世纪最有政治家风范的教皇。在这个由克吕尼教团开启的改革时代，英诺森三世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最高成就。他出身于意大利名门孔蒂家族，这个家族此前已经产生了一个教皇（他去世后再过四个世纪还会再产生一位教皇）。他在博洛尼亚和巴黎接受了教法与神学培训，将两方面知识融会贯通于一身。他在巴黎接受神学教育时接触的圈子非常注重从圣经当中吸取指导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实际经验，因此他也很注重运用中央集权的教皇权力来实现这一目的。成为教皇之后他花费了大量精力与试图削弱教皇权力或者操纵教众虔诚情绪另作他用的世俗统治者过招。正是英诺森三世召集一干法国贵族以及法国国王来攻击洁净派教徒，虽然到头来他亲手释放的良莠不分的暴力行径的确令他脸色发白。在英诺森三世看来，自己在人间世界的角色绝不仅仅局限于增强自身权力，权力必须有的放矢。很少有基督教领袖能够如此深刻地改造世界。
虽然英诺森三世本人并不是修士，但是却一直遵守着最高标准修道生活准则，在他看来这些准则都是西多会创立的。他十分专注于改革本笃修道制度。不过他也具有充分的想象力，看到了新兴运动为宗教生活带来了不同且有价值的因素。所以他很乐意和气地倾听那些向各种福音团体示好的主教们有什么说法，许多此类主教以前都饱受怀疑。*13* 他认为行乞修士为他新近整顿过的教会提供了一件趁手的工具，因为这些人既能担任传道士又能听取忏悔。1215年他在拉特兰宫召开会议，与会主教人数在西方教会历史上前所未有，尽管考虑到他对于自身权威的看法，这些主教的唯一任务就是讨论教皇本人与教廷预先设定的会议章程。*14*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体现了格里高利的目标：在教众当中推行得到监管的神圣活动，并确保信仰与宗教活动的一致性。因此会议下令每一位天主教基督徒在童年结束后至少每年要在弥撒仪式上领受一次圣餐（在实际操作当中通常只提供面包而没有葡萄酒），领受圣餐的准备工作则是告解。会议规定，人们只能向自己的牧师告解，且忏悔者与牧师双方必须对告解内容绝对保密。这两条要求就其内容而言并不新鲜，新鲜之处在于要求的普遍性。这两条命令要求所有人在专家协助下审视自身生活，这样的尝试的确非同一般。牧师们现在不仅要照顾自己的教众，还要理所当然地为他们提供指导：教牧与布道指导手册随即大量流传开来。
这些指导的关键内容在于信众们应该理解他们在领受圣餐时究竟在做什么。会议因此为弥撒当中的奇迹推荐了一套哲学解释：这套哲学断言基督的“肉和血真实地隐藏在祭台上的饼和酒的形像中。那饼因着上帝的能力，化质为耶稣的肉；酒化质为耶稣的血。”*15*这就是一般被称为“圣餐变体”或者“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的理论，尽管会议本身仅仅提出了这一主张而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分析，这意味着直到日后反宗教改革为止，圣餐信仰的可操作空间都很宽裕。化质说很容易与“圣体实在”（Real Presence）相混淆，这种常见理念认为圣餐所用的面包和酒等同于基督的身体和血。而化质说则仅仅是对于这一奇迹的诸多解释之一。
这次会议推荐的解释完全套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述。他对于“实体”（substance）与“属性”（accidents）的抽象思考在圣经文本记载的闪族思维模式当中找不到对应参照，最好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比方说有一只羊，羊的实体就是现实存在，就是对于羊的普遍品质的参与，具体表现就是在山丘上奔跑嬉戏，吃青草，咩咩叫。而羊的属性则是任意一头羊的专有特质：重量，羊毛卷曲程度，咩咩叫声的抑扬顿挫。当羊死了以后，它就不会再在山丘上奔跑嬉戏了，不会再吃青草咩咩叫了，羊的实体或者说“羊性”瞬间就殒灭了。只剩下了属性仍然存在——羊的尸体包括了重量，羊毛以及羊的声带——而这些属性也将逐渐朽坏。这些属性对于之前的羊性没有意义，而羊性已经随着死亡终结羊的实体而消逝了。这头羊已不再是羊了。面包和酒化质成为圣体圣血也是同样的道理。化质终结了面包与酒的实体，但在神意所用之下，圣体圣血的实体已经取代了面包性与酒性。面包与酒的属性依然存在，但也仅仅是属性而已。
英诺森的会议之所以制定如此重大的法则，不仅仅单纯要行使神职人员的权力，向普通教众下达武断的命令，还为了响应并试图驾驭一股早已在普通信众当中扎根下来的圣餐信仰潮流。在十二世纪（最初起源于何时何地已然不可考）的弥撒仪式当中兴起了一套新兴礼拜习俗。教士们在祝圣时会高高举起面包和酒杯，同时念诵一句与耶稣在最后晚餐上的言论相呼应的拉丁文，“Hoc est enim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这种“举扬圣体”（elevation of the host）的仪式为心存渴望的天主教信众提供了一个注视基督身体的关注焦点：这个动作就是西方拉丁语弥撒的戏剧性高潮
从化质说问世开始，西方教会的信仰题材库又开发了一个新主题。化质说对于守贞的修道妇女而言可能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就可以在圣餐礼上与救主发生身体接触了。于是有一位奉行奥古斯丁规程的修女激发了一场在接下来两个世纪席卷西欧的运动。1208年，列日附近科尔尼隆山上的茱利安纳修女经历了一场异象，异象当中基督敦促她张罗一桌盛宴，盛宴的唯一菜品就是基督的身体和鲜血，或者说用于普世基督教庆祝仪式上的祝圣圣体。经过多明我会大力游说之后，乌尔班四世教皇于1264年颁布敕令，向茱利安纳追授了非凡的荣誉，使得她的盛宴在整个教会当中扎下了根基。教皇以前从未用这种形式使用敕令，日后的教皇和主教们在跟进这项创新时也不免犹豫。
新的宴会举办日期落在了星期四，因为这是最后的晚餐发生的日期。但是具体选择哪个星期四也还很有讲究。这个星期四既要躲开复活节前圣周（Holy Week）的肃穆情绪，又要让过复活节本身的喜庆气氛，不能让这两者盖过去。满足上述限制且距离最后的晚餐最近的周四就是复活节季（Eastertide）之后的第一个周四，春末的欢快时光。乌尔班教皇在敕令当中将这个节日称为Corpus Christi，“基督圣体”。在这场庆典当中，面包/圣体的地位似乎比葡萄酒/圣血的地位更高。这或许是因为西方教会在教众接受圣餐礼时一直仅限他们吃面包而不许他们喝酒，但也因为举扬圣体仪式与“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联系在了一起。基督圣体节经历了缓慢且跌跌撞撞的开始阶段之后，在十四世纪成为了教会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激励了许多行会从此致力于对其进行促进和维护。这个节日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二美合一绝妙理由，一边是教会的大规模法事，另一边则是公众游行，游行时一般而言总会风和日丽。人们可以借助这个节日抒发对于社区生活的自豪感，此外自然也可以一心取乐。城市，城镇，村庄，各种定居点都可以将教会的核心礼拜庆典扩散到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市场以及每一片农田。可以说这个节日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教会如何将基督之爱传播到了西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16*
天主教信仰在西方拉丁语社会当中的普遍性还有另一面。为了确保信众信仰的一致性，拉特兰会议还为宗教裁判所制定了一套审判异端的流程。现代西方人对于裁判官的心理恐怕很难感同身受。但我们必须明白，对于裁判官来说，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教牧工作的一个方面。毕竟绝大部分裁判所的工作人员都是多明我会会士，而教牧工作正是多明我会会士的中心任务。裁判官的世界观可以与俄国革命初期的秘密警察契卡相比，他们存在的目的不仅是镇压，还要改造社会——理想主义者和虐待狂往往只差一线。宗教裁判所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强行施加赎罪苦行，就像听取告解的牧师对待忏悔者的方法一样，虽然宗教裁判后来也逐渐发展了自己的监狱，本质上就是强制性的宗教圈禁。如果我们先放下宗教裁判所，转而考虑一下火刑架，那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期间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火烧活人暴行并没有持续进行下去。在1249年至1257年期间，宗教裁判所做出了306次有记载的强制苦行裁决，其中只有21个人被送上了火刑架。当时的世俗法院与宗教裁判所相比更可能作出死刑判决。*17*
英诺森教皇很重视对于异端与可能有益于教会的宗教组织的区分，而且他的关注范围不仅局限于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追随者。他还仔细考虑了此前遭受谴责的其他传福音群体，如瓦勒度派或类似的意大利组织卑微者派（Humiliati），他认为这些组织的起源与行乞修士并没有多少不同。如果这些人的信仰与官方教条相容，他就会认可他们并提供一组规则来为他们创建一个便于管理的身份——比方说妥协之后的瓦勒度派就被重新命名为“穷天主教徒”。事实上对于许多瓦勒度派信徒来说这项决策为时已晚：他们距离主流教会已经太远了，根本不希望被同化。他们遭受了几百年的迫害，只能秘密地存在下去，最后才从十六世纪的新教徒那里获得了新的同情与支持（代价也相当不菲，他们的历史与未来都遭到了重塑）。*18* 在此前一个世纪，一群女性组织了足以与与瓦勒度派以及卑微者派相媲美的修道团体，她们以个人身份投入了终生守贞与祈祷的生活，但是却并不加入修女院。在欧洲北部她们被称为贝干诺派（beguines），这个词的词源已经不可考证了。她们这种不正规的地位毫无意外地引发了当局的担心，同时她们也日渐集中起来，组成了贝居安会院 （Beguinage）。这样做既是为了获取尊敬，也是为了与拥有集体生活建筑的修道团体平起平坐——虽然她们的地位始终不稳。
其他修道团体也通过成立类似于多明我会或方济各会的教团取得了正式组织的地位。这其中最令人惊讶的范例就是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或者说白衣修士会。*19* 加尔默罗会的起源是耶路撒冷拉丁王国附近迦密山上的非正式隐修士团体，这些人很可能是1187年穆斯林首次夺回耶路撒冷之后上山避难的难民。后来整个王国土崩瓦解，致使他们无法在当地立足，于是他们向西穿越地中海回到了欧洲。到达欧洲后他们必须向戒心十足的官方教会说明自己的来历。于是他们就以极其巧妙的方法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富有异域风情的出身。他们声称自己的团体起源于先知以利亚时期，这位古人与迦密山也是大有渊源。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了唯一一个将自身历史追溯到基督教出现之前的教团，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源自拉丁语文化东方定居点的教团。即便在当时，加尔默罗会也难免被人耻笑，多明我会尤其对其很不客气。虽然多明我会的领导人的确在1247年参与制定了新教团的规章，从而将加尔默罗会转化成了另一个行乞修士团体，但是多明我会与自己的小兄弟之间还是发生了好几起地盘之争。有一件事尤其令多明我会感到不满：加尔默罗会以全新的创意宣布他们当中有人看到了圣母显灵的异象，异象的具体内容与之前多明我会某会士看到的异象非常相似。在这个异象当中，圣母向白衣修士赋予了与黑衣修士相同的权力，对于白衣修士服饰当中披在肩头的肩衣（scapular）进行了赐福。现在普通信众也可以穿着肩衣并获得随之而来的各种属灵特权。多明我会修士随即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两个异象的雷同之处。*20*
尽管存在这样的怀疑，还是有许多影响力很大的人物选择了相信加尔默罗会的说辞，确保了该教团得以在托钵修士圈子里作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派系存续下去。他们一直顽固坚持自己与以利亚的联系，这一做法也有自身的独特价值：因为他们保存着在迦密山上冥想的集体回忆，他们向西方引入了对于野外自然界的热爱。当年西多会曾经率先养成过这种审美观念，但此时早已遗失了。早在欧洲浪漫主义兴起之前，加尔默罗会就充分意识到了野外自然的审美价值。1270年加尔默罗会总院长尼古拉斯.盖利克斯（Nicholas Gallicus）首次为自己的修会进行辩护时满心喜乐地写道：
“我想告诉你孤独生活的乐趣。风霜雨雪的美丽，群星璀璨的天空，完美和谐而有序的行星，这一切都在吸引我们去思索无限的奇迹……我们的生灵姐妹们在孤独中奋力争先，用她们的抚摩充溢着我们的眼耳感官。他们的无言之美地在沉默中呼喊，邀请我们去赞美奇妙的造物主。”
为了享受这种超凡的乐趣，加尔默罗会后来专门请求他们的赞助人为他们提供大片荒地，不是为了开垦放牧，而是用于培养心性：可以说这就是最早的野生花园或神圣主题公园。*21*
其他创建教团的努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比如意大利的使徒教团（Order of Apostles），该教团于十三世纪六十年代由由盖拉尔多.塞加雷利创建，就像方济各会一样也以促进使徒式的贫穷生活为初衷。但在1300 年塞加雷利被多明我会宗教裁判官当做异端送上了火刑架。对于这场运动的历史记录充满了恶毒的偏见，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塞加雷利与方济各非常相似。塞加雷利一开始也获得了多位意大利主教的支持，与其他异端也没有什么联系。问题在于他动手太晚了，修士教团创立的时代已经临近了尾声。在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看来，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竞争者。1274年的里昂会议决定，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之后成立的各种宗教生活和行乞修士教团都要遭到镇压。虽然许多方济各会会士也会在彼此之间愤怒地讨论这次会议收紧宗教活动范围的决定是否正当，但是使徒教团的成员们却干脆采取了积极对抗的立场。1290年使徒教团成员遭到了罗马教皇的集体性谴责。之后不久教会就开始用火刑对付他们了。
塞加雷利和他的教团并不是唯一的倒霉鬼。尽管方济各本人与多位红衣主教交情不错，甚至还与一位教皇成了朋友，但是他的追随者当中依旧有相当一部分人身处于十三世纪宗教生活的地下世界，而不是官方体系的一部分。他一手发起的运动后来也陷入了分裂。有些人希望重组教团，使之更接近多明我会；也有一些“属灵派”（Spirituals）希望能拒绝一切财产，换句话说就是希望能够彻底脱离有序社会。他们的论据是耶稣与使徒没有私人财产——扎根于福音书当中的这条真理令很多人深感头痛，使徒保罗是第一位将这一点当成问题来对待的人。属灵派承接了上个世纪意大利南部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教诲。此人笃信神秘思想，认为人类历史分成三个时代，分别由圣父，圣子和圣灵主宰。他还认为圣灵主宰的第三个时代将在1260年开始，届时全世界都将投身于修道生活。*23* 约阿希姆的预言令许多人异常兴奋：在他去世五十年后的1254年，眼看1260年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有一位超级热情的方济各会会士在巴黎宣布，约阿希姆的作品已经取代了旧约和新约，成为了启示录当中预见的“永远的福音”（14.6）。毕竟1260年也是自我鞭笞运动最早在欧洲出现的年份。约阿希姆的思想直到现当代依旧吸引着流派众多的基督徒与前基督徒，包括W.B.叶芝与D.H.劳伦斯。只要听一下那首味如嚼蜡的摇滚歌曲《水瓶宫时代》，就能感受到那位十二世纪西多会修道院院长心中的愿景，这首歌曲可谓是新时代降临理念的最后回声。
更加宽泛的属灵派越来越深地与教皇、法国国王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战斗搅和在了一起。最终意志坚强且行事手段并不总能令人钦佩的约翰二十二世被迫在1318将属灵派谴责为异端。四名属灵派成员因为坚称基督终身赤贫而在马赛身受火刑而死。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对于教士阶层的财富以及权力很有影响。有一位最为极端的属灵派团体的领导人宣称自己效忠于殉教的盖拉尔多.塞加雷利，甚至不惜通过暴力运动来对抗教会。他们的抵抗运动在官方史官的笔下遭到了添油加醋的记述并且招致了野蛮的镇压。逃脱了毁灭厄运的方济各会士们继续为了如何阐释教团创始人对于贫困的消息而争吵不休。这一点成为了方济各会集体生活的特色，即使是那些从方济各会分离出去的教团对于这一点也依旧各有话说。甚至关于方济各的画像也会引发争议。特别强调贫穷简朴的教团会要求画师将方济各描绘得特别憔悴枯槁且衣衫褴褛。方济各会士的演讲仍然能对群众造成极其不可预知的结果。1514年至1515年之间，一批标新立异的方济各会士的布道在匈牙利掀起了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愤怒的暴徒并没有攻打穆斯林，而是转向了贵族和士绅阶层，因为他们在对抗穆斯林的战争中领导无方。在这场匈牙利最严重的社会动乱当中，对抗双方都不惜将自己的对头活活插死。这一幕与方济各当初的温柔信息的确有些距离。*26*
尽管多明我会最终分裂成了如此之多的派系，但是整体而言这个教团的确最大程度地驾驭了十三世纪欧洲的宗教能量。就像多明我会一样，方济各会也与大学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两家教团都惯于将自己的修道院修在人口密集之处；因此如果要判断某个中世纪中期定居点的重要性与富裕程度，只要看看附近有没有行乞修士就行了。与大多数修道教团不同，行乞修士欢迎普通教众前往他们的所在地，进行属灵咨询与讨论。他们通常会将餐厅修建在靠近街道的位置，过路人很容易就可以走进来与他们交谈。他们的教堂建筑有着鲜明而独特的制式。教堂本堂（nave）是除去一切障碍物的布道大厅，通常就是一间单独的宽敞大屋，可以容纳大量人群听取布道。民众对于托钵修士布道的热情很高，这意味着这种“厅堂教堂”风格蔓延到了行乞修士群体之外，在欧洲遍地开花。这种教堂只有一座本堂，或者配备多个等高耳堂（aisle）的本堂。区分各部分的拱廊则由细长安全的柱子支撑。
家园 3-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与信仰 世界并没有在1260年结束，约阿希姆的预测以及很多人的期望都落了空。十三世纪中间这十年代表了克吕尼改革时代的最高阶段。因为在这十年里多明我会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如果说格里高利教皇是十一世纪西方教会最关键的人物，克莱尔沃的贝尔纳是十二世纪最伟大的布道者，那么十三世纪阿奎那的思想体系托马斯主义就代表了中世纪西方神学的决定性时刻。阿奎那是意大利南部城市艾奎诺当中某位贵族的儿子，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却很有其所属时代的国际化气派。当时只要你会说拉丁语，就可以与欧洲各地的上层社会人士自由交谈，从斯德哥尔摩到塞维利亚通行无阻。加入多明我会之后，他开始了学习事工两不误的生活，不仅将自己局限于意大利，还去过巴黎和科隆的大学。阿奎那的等身著作显示了西欧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热情（阿奎那干脆就用“哲学家”一词来指代他），他还鼓励了亚里士多德全套作品的拉丁文翻译工作。许多神学家对于他的作法表示反对与担忧，尤其以十三世纪后期为甚。官方教会一直担心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会对基督教信仰构成挑战，但是阿奎那的著作终究还是打消了他们的恐惧。
阿奎那著作的基础在于他相信亚里斯多德的思维体系与理性分析系统并没有否认信仰的中心位置，而是说明甚至于证明了信仰的真理。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以及他关于“形式”的讨论反映了上帝创造的人类本质，人性的形式是理性的灵魂，而灵魂自然倾向于采取理性行动。人们不应提出任何与理性相悖的主张。理性是上帝为我们提供的通向真理的路径。而且理性的运用就应当斗字当头，通过经院哲学——从经院哲学问世开始到阿奎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之久——轰轰烈烈的辩论方式进行争论与反驳，从而形成理智层面上可接受的结论。阿奎那发现，在通过理性辩论接触信仰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非常有用，尤其是关于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新近翻译的亚里斯多德作品。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造物之所以能存在都必然有原因，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阿奎那可以构建一个系统，其中一切得到且可以得到描述的事物都能通过因果关系的链条回溯到上帝那里，上帝就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原因。这个上帝依然是柏拉图口中“不动的原动者”（Unmoved mover），一位完美而全无感情的神。所以单纯认为阿奎那反对柏拉图而赞成亚里士多德是很可笑的看法。他只是在使用任何手头现有的智识资源以便创建自己的体系。这一点的最充分体现就是阿奎那的伟大著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 ，“神学总集成”）*27*
《神学大全》涉及了上帝存在与本质的的最抽象问题，但它同时也非常务实地讨论了看待日常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作为上帝意旨的组成部分而生活。通过讨论问题与区分定义所得出的结论，这部著作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上帝的人世与天堂造物的和谐观念，在这套架构当中，格列高利七世的接班人可以将自己视为上帝的体系在人世间的最高点。托马斯还为借助理性理解这种和谐的行为设下了限制。在全书开篇，他立刻就带领读者得出了一项结论，很久以前亚略巴古的丢尼修就得出过相同结论，拜占庭的神学家对此也很熟悉：“看来我们毕竟不能以任何言语来指代上帝。”考虑到标准英文版的《神学大全》共计61卷，而且直到阿奎那去世的1274年仍未完成，这这番话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这位最伟大的经院神学家理解了问题的核心：所有关于上帝的语言都不得不借助比喻与比方，充其量只是对上帝的侧眼一瞥。因此阿奎那对于真理的判断是多种可能性的总和，是各种争论的折中平衡：那些为了寻求确定性而翻开这本著作的人并不总能欣赏他的作法。
托马斯始终在具体说明和无言意指之间寻求着平衡。他笔下将这一点体现得最明显的一段文本拥有无数天主教徒读者，远远超过《神学大全》的读者数量。这就是他所创作的伟大的圣餐礼赞美诗《鼓舌弥撒曲》（Pange lingua）（“唱吧，吾舌，歌唱荣光圣体与珍贵圣血之奥秘”）。阿奎那在1264年应乌尔班四世教皇本人的要求为新兴的圣体节写下了这篇作品，这也是他的圣职工作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信徒对于《鼓舌弥撒曲》最后两节歌词的体验都是西方拉丁语礼拜仪式所提供的最激动人心的戏剧性时刻之一：这就是所谓的圣体赐福（Benediction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对于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精神的最到位表达，尽管有些姗姗来迟。这种圣餐礼崇拜活动是独特的拉丁语西方传统，由圣体节发源而来。在中世纪西方人的眼里，这个节日的唯一缺点就是意犹未尽，每十二个月仅仅过一次。因此在教会年度的剩余时间里发展起来了一套 “圣体保留”（reservation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仪式：人们会将圣餐礼上经过祝圣的面包“保留”一部分，存放在安全的会幕（tabernacle）当中。日后会幕将会得到越发豪华的装饰与遮蔽。很快这些保留下来的面包就成了俗语当中的“圣体”。在会幕（通常也被称为“圣体之家”）当中，信徒们可以随时将这些面包当做崇敬的焦点，神职人员也开始习惯于将教众集中在会幕前，领着他们进行祈祷。
阿奎那的时代又过了三个世纪后，圣体的保存方式就没这么简单了。这项活动自身演化成了名为赐福祈祷（Benediction）的仪式，成为了整场圣餐礼的焦点与压轴戏。在形式最繁复的赐福祈祷仪式当中，身着盛装的神父或者执事会将祝圣过的面包从会幕里请出来并用它来为面前的信众祝福。主祭会在祭坛前缓慢而虔诚地高举起圣体（一般会罩住双手以免直接接触盛放圣体的容器）并在空中画十字，在实体世界凸显这个属灵的象征。在圣餐礼的所有组成元素当中，赐福祈祷最能够有力体现西方教会的“圣体实在”教义。当神父准备以这种方式聚集上帝的赐福时，在场的其他人则会咏唱阿奎那的《皇皇圣体》（Tantum ergo），这首歌是《鼓舌弥撒曲》的高潮段落：
“皇皇圣体尊高无比，
我们俯首致钦崇；
古教旧礼已成陈迹，
新约礼仪继圣功。
五官之力有所不及，
应有信德来补充。”
“赞美圣父赞美圣子，
欢欣踊跃来主前；
歌颂我主荣光伟力，
万世不尽永无边。
圣灵发自圣父圣子，
同尊同荣同威严。”
“五官之力有所不及，应有信德来补充。”《神学大全》当中提出的难题就这样得到了解答。的确没有任何言辞可以用来形容上帝，但这并不要紧。随着祝颂结束，高潮时刻过去，神父还会率领教众吟诵一段同样出自阿奎那手笔的祷文：
“天主，您在这神妙的圣事内，给我们留下了您苦难的纪念；求您使我们虔诚钦崇圣体圣血的神圣奥跡，必能常常领受您救赎的果实。
家园 4-1200年之后的个人化崇拜活动 阿奎那创作这段赞美耶稣基督的弥撒颂词时，大多数拉丁语欧洲居民的生活条件正在不断恶化。将人体比作面包与酒、食物与饮料的象征主义此时产生了苦涩的反响。从1200年起将近两个世纪左右，北半球的气候总体而言越来越冷。欧洲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而且粮食分配很不平等：有权有势之辈自然温饱无虞，平头百姓则只能忍饥挨饿。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增长的欧洲人口对于有限的农业资源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此时的新局面也使得他们身陷苦难。试图将这样的焦虑背景与宗教信仰进行联系难免有风险，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必须纳入考量。但在十三世纪，一种具有显著西方特色的信仰模式开始大行其道。这种信仰模式专注于上帝积极干预受造物的人性侧面，并且更加人性化地展现了关于基督和圣母的人身事实。的确，早在上个世纪这种对于上帝的个人化探求已经显露了端倪。 十一世纪的伟大神学家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不仅以逻辑和辩证形式热情地思考过上帝之美，还写下过另外的言词：“主耶稣基督，我的救主，我的慈悲，我的救恩……我的愿望多么贫瘠，你的爱又是多么甜蜜。”事实上，在他死后几十年以内，人们开始首次运用“meditatio”这个拉丁语词汇来描述此类文本。早在安瑟伦生前，他的冥想录早已经广为流传，而且这些作品在他死后一个世纪还激发了大量仿作（大部分仿作都将他的姓名安在了新文本上）。*30*
然而在1200年之后，人们开始在这种寻求上帝的模式当中以更大的力度来关注涉及基督生平与死亡的具体细节。新的主题就此出现：以阿奎那为集大成之体现的多明我会针对基督的受难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阿奎那构建了一套合乎逻辑的理论（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心服口服），认为基督承受十字架钉刑时遭受的肉体痛苦比起历史上任何其他人所遭受过的任何痛苦都更加强烈。这个特殊的神学发展可能有很多动机。正如玛利亚崇拜在十二世纪的发展那样，面对阿尔比派的多明我会宗教裁判官可能也会注意到洁净派将物质实体与神性向隔离的作法。即使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另一种可能也还是不容忽视：多明我会试图在神学方面打压竞争对手方济各会。在多明我会看来，方济各会倾向于过度强调方济各与受难基督的相似性，以至于方济各自己的身体上都再现了基督的圣痕。因此很有必要强调一下，就算方济各本人也无法与救主相比。*31* 然而这样的考虑也只不过是更普遍现象当中的一点涟漪。要不是有那么多人对于自己的肉身存亡越发担忧，这些为基督教崇拜和思考创造了新观点的不同声音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人听到：；例如科尔尼隆山上的茱利安纳修女就曾经一马当先地在圣餐礼当中推行了远比从前更加物质化基督圣体崇拜。而且除了多明我会修士之外，还有以方济各为榜样的历代方济会布道人与神学家。
方济各对于上帝的寻求有着新的视角。安瑟伦、希波的奥古斯丁以及亚略巴古的丢尼修都像柏拉图一样将上帝视作“不动的原动者”。但方济各并不将上帝视作自有自足的神圣存在，而是一个人，他的主人。方济各反复将上帝称作“主上帝”（Dominus Deus）。主与他的选民签订了协议——即立约，就像当年上帝与以色列民族立约一样。上帝会采取积极行动，而不是自在无为。*32* 上帝最重大的行动就是通过圣母玛利亚成为基督耶稣，一个真正的人。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将基督当作上帝来热爱与崇拜，方济各号召他们看到基督平凡与人性的一面，从而使得人们能更好地热爱并崇拜作为上帝的基督。正是方济各制作了第一个圣诞马槽并为其搭配了只有在次经当中才提到的牛和驴，将其作为教堂里的崇敬对象。
一部十四世纪早期方济各会士的作品应和了方济各本人的个人观点，这部作品在当时非常流行并且得到了大力效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这部作品归功于方济各的门徒，意大利神学家文德。但是今天人们一般认为这部作品的实际完成时间比文德晚两代人，作者是另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德.考利巴斯（John de Caulibus）（因此这部作品的作者经常被称为“伪文德”）。他撰写这部《基督生平沉思录》（Meditation on the Life of Christ）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方济各会的女性支会贫穷顾蕾娜教团当中的一名修女思考基督的尘世生活。这部作品的形式是一系列目击者报告，当中穿插着评论和劝诫。这一切内容全都富有想象力地超越了福音书的叙述范围，借以激励读者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当中效仿基督。福音书的叙述并没有打算包括关于耶稣的一切，这个事实令德.考利巴斯非常高兴，因为他可以填补福音书的空白。举例来说，以下就是他对于救主诞生的扩充版描写：
“水落石出之时终于在周日午夜来临了。圣母站了起来，走到一根柱子跟前坐下。但约瑟一直坐着，满脸郁闷，因为他没能提供更舒适的分娩条件。他站起身来从马槽里捡了些干草洒在圣母。然后他就转过身去。于是神子就这样完好无损地离开了圣母的子宫。刚才他还在子宫之内，接着他就离开子宫落在了母亲脚边的稻草堆上。他的母亲立刻俯下身去抱住了他，温柔地拥他入怀。她把他放在她的大腿上，并依据圣灵的指示用水为他进行洗礼，与此同时天堂令她的胸部充满了奶水。然后，她把他用面纱包裹起来，并把他放在了马槽里。”*33*
这部默想作品有着很强的画面感，（文本手稿也经常布满插图），因此它对于新近兴起的个人化近距离宗教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刺激。这种风格试图借助绘画或雕塑表达视觉化的现实——这种做法与西方传统大异其趣，与东正教艺术的程式化传统更是相差甚远。
方济各会的灵修风格——方济各的圣诞马槽所主张的对于日常生活的颂扬——为西方传统当中第一批以个人身份留名青史的艺术家之一提供了灵感，此人将他的个人愿景投射进了自己的艺术成就当中，他就是人称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乔托在十三世纪最后几年承揽的平生第一批委托工作之一就是监督并领导亚西西大教堂内部敬献给圣方济各及其圣祠的系列壁画。稍晚些时候，乔托又在帕多瓦的阿雷纳礼拜堂绘制了即将被德.考利巴斯付诸文字的耶稣诞生场景。与德.考利巴斯一样，他的视野同样投射到了圣经原文以外：这套画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但画作本身绝非对于日常场景的单纯抓拍。乔托的耶稣诞生为我们的默想提供了一位隐身外部观察者与信徒——例如某位阅读经文的贫穷顾蕾娜教团修女——眼中的场景。他描绘了一位年轻母亲注视儿子的热切眼神，但她的儿子注视她的目光同样热切，根本不像刚出生的婴儿。牛与驴使劲将头探向马槽，牛的目光也牢牢盯着圣母。这幅画面详细展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熟悉的人际关系，只不过圣母与圣子头上的光环以及我们对于圣经故事的了解将我们拉出了自身经验之外并推向完全由爱形成的关系，而这层关系正是基督教救赎故事的核心。*34*
我们只要读一下德.考利巴斯关于基督生平的默想，就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这些作品的叙述特别关注基督尘世生活的两极，即出生与受难。他之所以做出这组选择只是为了呼应同时代方济各会的讲道内容。基督的降生与受难拔高了玛利亚的位置，因为基督通过她才降生人世，而基督最终受难时她也心如刀绞。这种玛利亚崇拜也是十二世纪流行灵修主题的新发展——但这里又添加了新的元素：自十三世纪后期开始，玛利亚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一位仁慈却又疏离的君主，世界各地皇太后与女王们的榜样，而是成了一位心碎欲死的母亲。事实上从十四世纪初期开始，欧洲各地就开始普遍描绘“悲悯圣母”（Our Lady of Pity）的形象或圣母怜子图（Pieta），画面上的圣母双臂怀抱着刚刚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儿子的遗体。*35* 基督的艺术形象也首度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气派的国王或者安详的好牧人，而是成了“忧伤之子”（Man of Sorrows），钉十字架的伤口暴露在外，他的面部也痛苦扭曲。强调痛苦的风格经历了宗教改革，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新教兴起时期，这种风格的关注重点是基督之死以及他通过受难为人类赎罪的事迹。
对于基督受难的不断展示也造成了不幸的副作用。纠结于基督受难的信徒们难免会将目光投向那些圣经叙事当中的罪魁祸首群体：犹太人。方济各会很快就明确指出了这条联系。这种做法使得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沉重起来。希波的奥古斯丁曾宣称，上帝之所以允许犹太人历尽劫难而始终不灭绝就是为了警示基督徒。因此他们应该获准基督教世界维持自己的群体生活，虽然不能像基督徒那样享有完整的公民权：直到上帝打算终结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让犹太人集体皈依基督教。因此犹太人一直都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唯一获得容忍的非基督教群体，但他们的地位总是非常脆弱，被排除在权力或主流财富创造活动之外。这种限制的结果之一就是驱使大量犹太人转向了放债生息（高利贷）的活动。由于对于希伯来圣经不甚透彻的了解，教会禁止基督徒从事这个行业。这个行当的确为犹太人带来了财富，但肯定不能让他们更受欢迎。*36*
的确，方济会并未一手创造出犹太人与受难的联系，也没有率先对其进行炒作。在方济会之前至少一个世纪，西方社会关于圣周的礼拜词就一直在渲染强调受难星期五当天的戏剧性情节，许多人也从礼拜仪式的情感体验当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37* 然而悲剧依然是悲剧：爱之使徒的继承人方济各正是在中世纪西欧日益增长的仇恨犹太人情绪的主要支柱之一。在这种氛围下，英格兰率先在1289年发动了西欧第一次大规模排犹活动，在1289年，帮助爱德华一世国王的议会拒绝替他偿付战争债务，除非他将所有犹太人赶出国境之外。其他统治者随后纷纷效仿。这种反犹恶意伴随着人类事务所特有的繁芜风格，奥古斯丁也曾经对其进行过不冷不热的鼓励。好在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坦诚相待总算还能制衡这种恶意。但骚扰或迫害犹太人的冲动的确成为了西方基督教的持续性特征，直到二十世纪的一系列惨祸之后，西方基督教才开始直面这个问题。*38*犹太人并不是唯一沦为替罪羊的群体：正如前文所见，在时世艰难之际，麻风病人与同性恋也可以充当阴谋反对基督教社会的反派。
除了犹太人以外，另一组新兴的阴谋家也在十四世纪初登台亮相了，也就是撒旦与他在人间的女巫爪牙。约翰二十二世教皇一直因为诸如方济会属灵派之类的各种教会敌人以及捣乱分子而焦虑不已。他总结归纳了此前五十年里大量关于魔法和巫术的学术争论。1320年，他指派了一个神学专家团队来考虑是否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将恶意召鬼视为异端。此前的神学家们对于这个富有争议的主张一般都表示反对，他们更倾向于将魔法、咒语以及与魔鬼的会面当作魔鬼的障眼法，无非是唬人的伎俩。在教皇指派专家团之后又过了六七年，他发布了一份名为《高塔谕令》（Super illius specula）的教令，宣布任何魔法行为或接触魔鬼的行为究其本质而言都属于异端，因此应当由宗教裁判所来处理。这个理念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大行于世。眼下教会的纠察机构还没有针对女巫全力开动，但一个多世纪以后，在一帮偏执难耐的新兴公关人士的协助下，西方教会和它的新教接班人将会发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女巫迫害活动。*39*
现在我们不妨换换口味，再看看中世纪西方灵修的另一个极为不同的侧面：个人神秘主义的强化。这个现象在宗教性隐居妇女群体当中尤其明显。就像更加个性化的基督教故事解读在西方基督徒群体当中的兴起一样，这个现象也是有先例的。最有名的十二世纪的女性神秘学家就是鲁伯斯堡修女院院长宾根的希德格。就像菲奥雷的约阿希姆一样，她也记录了自己见到的异象并预言了世界的终结，不过在时间上要比约阿希姆早一代人。她的著作涵盖了多个不同领域，这种做法即便对于当时的男性学者而言也很不同寻常，更不用说修女院院长了：这其中包括宇宙学，医学，音乐创作，此外还有神学。希德格的发言与写作正好赶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修道院里的女性就像男性一样可以轻松获取学术资料。在她生平期间，最早一批大学正在形成，这些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机构将会聚拢西方拉丁语文化当中绝大多数的智力活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此时的女性会如此受到这种独立于正式智识培训的灵修模式。这种模式依靠心灵与想象力来探寻上帝的隐藏性，并不受经院主义教条化命题或对抗式辩论的约束。这种神秘主义逆转了西方灵修传统的优先侧重点，转而向东方传统靠拢。西方传统重视对上帝的积极知识以及基督教教义关于上帝的积极主张，而东方传统则更重视沉默与他者性。这项传统产生的最著名著作之一是一套创作于十四世纪的匿名默想文本，名为《不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作者可能是一位英格兰的乡村牧师。这部作品比阿奎那更进一步，引用了亚略巴古的丢尼修的言论。这位神秘且不乏颠覆性的东方灵修祖师曾经这样说过：“最神圣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是通过未知而得知的。”*40*
神秘主义的其他层面将神秘主义者从教会的集中化冲动当中解放了出来。绝大多数传达神秘主义体验的著作使用得都是欧洲各地的方言，而不是作为国际文化交流语言的拉丁语——例如《不知之云》就是用英语写成的——因此这些文本专门指向了那些不懂拉丁语或者拉丁语水平不高的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神秘主义者们触及了东正教十分熟悉，但从未得到过西方教会同等官方支持的灵修主题。神秘主义者在男性教会等级体系之外与上帝会面，而且这些人尤其喜欢借助比喻或想象与上帝发生身体接触。这一时期神秘主义著作的特点是强调人类的脆弱特性。这些主题不仅仅吸引女性。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神秘主义著作之一出自一位方济各会修士的拉丁语文本。此人是某位文盲贝干诺派修女阿格尼丝.布兰比肯（Agnes Blannbekin）（卒于1315年）的灵修顾问兼书记员。不妨将这部文本视为两人以对话形式进行的属灵股份制合作。这位行乞修士在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记录了二百多条阿格尼丝见到的异象，其中大量使用穿脱衣服的比喻来形容人与上帝的接触。（在她的天堂里遍布着赤身裸体翩翩起舞的修女和修士）。这部手稿在十八世纪首次付印就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文中可供吐槽之处略多了一些。例如她对于割礼宴情有独钟，以至于在想象当中吞咽了基督的包皮。阿格尼丝的异象充满了转换成符号的日常观念。在一条异象当中，基督在她面前迅速进行了一系列变身，从主教变成了厨师，接着又变成了药剂师和杂货店主。*41*
在这个官方基督教与方济会属灵派相互冲撞的时代，此类神秘主义毫不奇怪地吸引了许多来自宗教裁判官的敌视关注。神秘主义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由个人自由选择滋生而来，而个人自由选择对于教会而言根本无关紧要。当时最知名的贝干诺派神秘主义者是玛格丽特.波蕾特，她将自己神秘主义体验写成了一本法语著作，《纯洁灵魂之镜》（The Mirror of Simple Souls），结果她被打成了自由灵异端，于1310年她在法国身受火刑而死。烈火焚身与万古流芳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德国多明我会的埃克哈特大师在旅居法国期间是波蕾特的熟人。他也同样被指控为异端，在宗教裁判所针对他的审讯还未结束时就死去了。但因为他的作品最终逃脱了彻底谴责的厄运，因此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力。埃克哈特以德语写作，文风活力十足且层次繁多。他引入了如下理念：人们可以与“这或那”的具体事物拉开距离并实现“安宁”（Gelassenheit），人的；魂可以在一切真实事物的“根基”（Grunt）之上与上帝相会，并且与神性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彻底投入“无名上帝的无底深渊”。“生命不可能达到完美，直到返回发源之地为止。在那里，生命就是‘太一’（one being）。在生命死亡时，灵魂就在根基之上接受了太一，而我们也可以享有与太一同在的生命。”人们尽管可以说（埃克哈特也的确这么说过）“上帝通过灵魂的最高部分生出了唯一的圣子。”*42*
在可接受程度的天平上与波蕾特遥遥相对的另一位妇女是瑞典的布里姬，这位十四世纪的瑞典贵妇创立了一个专门接受妇女和助理牧师的修道教团，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教团的许多具体细节都来自她见到过的一个异象，在异象中基督很体贴地用瑞典语与她交谈。许多北欧各地与布里姬同属上层社会的贵族与君主都十分钟爱她的教团，他们对于教团的慷慨捐款体现了中世纪晚期社会的虔诚程度。但有一点仍然值得注意：尽管女性灵修活动如此繁盛，但是自从1300年以来两百年间被册封为圣徒的妇女可谓寥寥无几。其中一位就是布里姬，另一位则是她的同代人锡耶纳的凯瑟琳。这两个人的册封都极具争议——实际上布里姬的册封过程整整重复了三次才得到通过。
布里姬与凯瑟琳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破格提拔，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因为在她们去世几代人之后这么做符合基督代理人的利益。这两位女性的预言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她们坚称在十四世纪初从罗马搬到阿维尼翁的教皇注定要返回到圣彼得的城市。长期看来，这条预言的实现为她们在教皇面前加分不少。*43*回到罗马的教皇很有理由对于此等断言心存感激。在这个时期，教皇在教会当中的主张遭到了严峻挑战，而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还将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各个派系都造成了深远影响，西方教会的故事也将进入新的领域。但是在探索这片领域之前，还有另一个需要讲述的故事。我们将返回东方，返回东正教教会。东正教教会从未经历过类似十二世纪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那样摇撼西方教会的运动。而且东正教教会也没有形成教皇国，而是在新环境当中以新形式保存并促进了当年罗马帝国的理念。
家园 11-皇帝教皇，谁为共主？-1-克吕尼的遗产 勃艮第的克吕尼是一个只有四千余户居民的法国偏远小镇，但是这里却拥有着与其自身规模不相称的大量精美石质中世纪建筑。一道气派的围墙围绕着小镇，墙边上遍布塔楼，还有三座尖顶教堂。但是这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缺失感。想要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必须去看看村镇中心最为高耸的教堂塔楼。在这座塔楼之下是一栋相当古怪的罗马风格穹顶大厅，从外面看气势雄伟，四面墙壁朝天拔升，乍一看难免觉得墙壁高度与地面面积有些不成比例。走进这座中世纪的太空电梯时，人们应当意识到它原本是规模远比其更大的建筑的一部分。从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这里矗立过一座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堂，现在我们看到的部分就是教堂的耳堂（transept）。这座悠久辉煌的教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沦为了一切革命者厌憎之物的象征。1790年暴民们将教堂内的陈设抢夺一空之后，空留一副躯壳的教堂被卖给了一位建筑商。此人花了三十年时间将教堂主体拆成了平地，只剩下了眼前这座高耸而悲哀的建筑残存于世。拿破仑称帝之后将这里改建成了种马场。在这些凄惨年月之前，这座恢宏壮丽的教堂一直在彰显着创造了这座教堂的修道院的重要地位。
起初，克吕尼修道院并不特别。修道院修建于909-910年，西方修道生活的恒久革新诉求恰恰在此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这座修道院的特质与加洛林催生的修道院没有多少区别。主教与贵族们依然认为抗击修道生活中自满情绪与腐败作风的最佳方式就是投入大量土地与财富资源来修建更加华丽的本笃修会。同一时期的英格兰也爆发了与此相对的活动，活动背后的支持者是一个正在扩张的王朝。英格兰曾经将传教活动引入北欧，因此现在人们或许会认为英格兰将会再次引领欧洲修道生活改革。此时的英格兰人人已经不甚稳固地统一在了一位国王手下。从虔诚且精力充沛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开始，威塞克斯的历任国王们就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抗击维京与丹麦军队的入侵与占领，借以创建他们自己的加洛林王朝，此时真正的加洛林王朝却陷入了内耗与失败当中。就像奥古斯丁传教团与彼得著作所预期的那样，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继位者埃塞尔斯坦（924-939年在位）与埃德加（959-975年在位）最终统一了英格兰的所有王国。英格兰的统一激起了自豪情绪的爆发，将其称之为民族主义恐怕也不为过。这股情绪对于英格兰教会也起到了打马扬鞭的激励效果。
英格兰的修道改革出自一小群伟大改革家之手，当初这些人在埃德加国王时期都曾受封为主教或者大主教。埃塞尔斯坦国王手下有一位廷臣名叫艾道活，此人后来成为了修士，并于963年在埃德加国王的皇城温彻斯特担任了主教。此人既是学者又是活力四射的教师，他激励了众多衰败的修道院接受本笃圣规作为生活规范，还将拉丁语的《修院圣规》翻译成了古英语。他对于英格兰教会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这股影响使得英格兰教会具有了一个在欧洲其他地区都见不到的特色，在1066年的诺曼征服之后这一特色甚至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英格兰教会创建了兼有修道院功能的大教堂，这项特色一直保留到十六世纪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为止，这些机构里管事的是院长与修士，而非座堂牧师与教士。当时的首都温彻斯特就遵循了这种做法，伍斯特与坎特伯雷也是如此，尽管约克“事工区”的教堂人员从来没有接受修道生活。
埃塞尔斯坦国王还在格拉斯顿伯里的时候，当地修道院院长名叫邓斯坦。自959年起他成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此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曾经在973年的巴斯为埃塞尔斯坦主持过一场半皇帝化的加冕仪式。同时他还狂热地支持埃塞尔斯坦推行本笃圣规的计划并且在王国境内四处宣传（此外他还办过一件既吸引人又令人意外的事情：他曾经亲自注释过一篇出自拉丁语诗人奥维德之手的露骨艳诗，诗稿至今依旧保存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丹麦人出身的修士伍斯特的奥斯瓦尔德，此人同样热衷于在伍斯特到拉姆西之间的英格兰中部推动修道生活的建立与重建；971年埃德加将他提拔成了约克大主教。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学者不仅注重拉丁语写作，同时也不放松英语写作。他们充满骄傲地发展起来了一套口语文学传统。培育这一传统的基础也极为不同寻常，居然是一位国王的作品，这位国王就是阿尔弗雷德大帝。假如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主导基督教变革的龙头不是克吕尼而是英格兰，这种对于口语的强调很可能改变北欧地区基督教的模式。
克吕尼的光辉岁月比英格兰的复兴还要晚一些。此时克吕尼修道院已经羽翼丰满，任何单独一位世俗君主或者贵族都无法向其提供庇护了，它的影响力也不再局限于单独一个王国之内了。修道院的创建者是阿基坦的纪尧姆公爵，他向修道院赠送了大量财富，但同时却很不寻常地并没有提出多少要求。为了回馈此等慷慨之举，修道院后来感激地赠与了他“虔诚者”的头衔。在修道院建成后一个世纪期间，一连串特别精明能干的院长不断加强了修道院经营运作方面的自由。他们主要得到了两方面的提示：一方面纪尧姆公爵的修道院建成文书当中有一项条款专门将其置于了教皇的特别保护之下，另一方面历史远远更为悠久的弗罗莱修道院也为他们做出了榜样，这座修道院在很早以前就以非凡而不懈的干劲率先与罗马建立了特殊关系。994至1049年间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名叫欧帝乐。1024年，他也效仿弗罗莱修道院的先例，获得了直接与教皇交涉的特权；此外他还启动了修道院大规模重建以及扩建计划。到了十一世纪末，这座恢弘教堂的最终版本终于问世了。*2*
人们永远不应当低估建筑对于基督教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改革时代。此时出现了大量教堂兴建项目，原因恰恰就在于重建教堂建筑被人们视为教会体制与信仰革新的神圣象征。每一座新建教堂都是一场以石块为形体的改革。克吕尼修道院的一位史官记录道，随着基督教世界平安度过了公元1000年这个分水岭，整个基督教世界为自己披上了一件“教堂织就的纯白披风”。当时有人认为世界末日将会在1000年到来（克吕尼对于千禧年很是大惊小怪了一通，至于其他修道院有没有跟风就不得而知了）。*3* 克吕尼教堂的崇拜活动也在建筑工人的手脚架当中得到了气派非凡的革新。身兼修士的教士们举办了一轮全无间断的弥撒与法事。不过这些活动尽管的确相当精彩，但是只能算是热场节目。真正的压轴大戏是一场大弥撒，其宏大规模与肃穆气氛在当时可谓无与伦比。这份敬献给上帝的重量级供物令整个西欧为之惊叹，并且纷纷通过打造各自版本的克吕尼修道院急赶慢赶地加以效仿。而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们则将这股热情引向了新的方向。他们并没有简单地为每一座新建的传统本笃式独立修道院送上自己的祝福，而是要求每一座此类修道院都要成为一个全新国际组织的组成部分，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将会领导该组织，其他各家修道院都是克吕尼修道院的附属或者说“小修道院”（priory）。他们将会组成一个克吕尼“教团”（Order）——这也是第一个使用该头衔的修道组织。在这个组织当中，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将会定期巡视各个小修道院，而各个小修道院的院长们也要定期到总部碰头。
除此之外，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们还为他们迅速扩张的属灵帝国找到了一个特别且适宜的国际性目的。对于一座规模如此之大的修道院来说，院长们采取了一项很少见也很令人讶异的做法：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教堂当做任何著名圣徒的崇拜中心，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公教会基督教世界的西南边境。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有一座名叫孔波斯特拉的城市。从九世纪开始，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宣称自己在圣地亚哥保存着十二使徒之一雅各的遗体。这样一来整个欧洲的虔诚信徒们都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朝圣之旅，向着这个偏远的伊比利亚城市进发。于是位于勃艮第附近，享有八方通衢之便的克吕尼抓住机会开始在欧洲各地的道路上组织人流。克吕尼修道院的下属小修道院成为了接济朝圣者的中转站。十一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朝圣之旅的大繁荣，孔波斯特拉朝圣仅仅是这个大规模行业的领头羊而已。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现存教堂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作为朝圣之旅的中转站或者目的地而修建的。它们的营造制式也很有克吕尼的风格。比方说圣埃塞德丽达的伊利大教堂，抹大拉的玛利亚的韦兹莱修院教堂，临近孔波斯特拉朝圣路线的图卢兹的圣赛宁教堂，或者孔波斯特拉大教堂，走进这些教堂的正门也就相当于参观了如今已然不复存在的克吕尼大教堂。本堂（nave）是一条漫长的通路，上覆穹顶，如同洞窟一般。这条路引领者朝圣者们走向最远端的圣餐台，圣餐台四周是一圈回廊（ambulatory），围着整座教堂转了一圈。此类教堂的入口顶部一般都有浮雕装饰，题材要么是基督显圣，要么是圣父上帝审判所有造物。这是对于任何朝圣旅程最终目标的强有力提醒：最终的目的地是遥远的天堂。这些浮雕算得上是中世纪造像艺术最伟大最动人的样本。
朝圣活动的扩张仅仅是表面现象，背后则是克吕尼修道院所体现的教会与社会深远变化。十一世纪发生了一场改革，但是与今天人们更加熟悉的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不同，这场改革并不是自下而上的叛乱，而是自上而下的号令，产生了基督教历史上最宏伟的单一政府结构。无论我们对这一成果认同与否，事件本身都很能担当得起改革之名，正如日后马丁.路德与约翰.加尔文发动的运动一样。如果我们也像后来的新教徒那样将这件事看做自私教士的蓄意阴谋，难免有失公允。在这个西方教会所照管的社会当中，权力与财富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而教会则以创造性的方式作出了反应。在中世纪早期，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战争，因为战争能带来战利品与奴隶。正如前文所见，直到加洛林时期，国王们还要依靠赏赐手下军阀来维持统治。到了十一世纪，这套体系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前一个世纪，统御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加洛林中央权力分崩离析，标志了形势的变化。无论这起事件在短期内造成了怎样的混乱，最终都导致了西方社会新秩序的建立。此外，在九世纪与十世纪期间，来自北方与东方的非基督教民族的入侵一直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现在入侵活动的逐渐结束也促进了新秩序。
但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在面对新体制时恐怕都不会感到如释重负。新体制的特点是全新形式的剥削。寻找着财富新来源的贵族们意识到自己的领土将会比从前更加稳定，于是就开始通过提升农作产量从自己控制的土地当中榨取利益。他们的一部分进取心指向了可耕地的扩张——排干沼泽，砍倒森林——但是在新旧农作集体当中，贵族对于土地以及农民的控制都越发牢固了。从十世纪开始，欧洲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有目的的新村镇定居点网络，其中新近聚集起来的居民必须遵守比从前更多的法律法规。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沦为了农奴，农民变成了地主的私产，不得不从事刚刚兴起的密集化农业生产。*4*
经济生产力由此得到了显著提升。粮食供应得到了改善，财富也比以前更多了。盈余财富以及转移财富所需要的便捷兑换手段使得货币在经济体系当中获得了与之前几百年相比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一轮社会繁荣很自然地促进了贸易，基督教欧洲边缘地区民众的统治者们也在这张贸易之网里越陷越深。通过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平行式发展，他们意识到了接纳邻居的信仰能够带来怎样的好处。*5* 在东方，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捷克人都开始臣服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尽管他们的君主还要花一点时间在东西方基督教之间做出选择。在1000年左右基督教开始重新向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推进。首先是丹麦国王蓝牙哈罗德在奥斯曼帝国皇帝的压力之下与960年左右号令全国皈依了基督教，接下来基督教又在今天的挪威瑞典等地乃至更加遥远的冰岛得到了较为渐进的扩张。与此同时，德国的基督教贵族们开始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东北部巴尔干地区的非基督教土地。就像欧洲大陆另一端的拉丁语基督教西班牙一样，这些德国贵族们也发动了自己的失地征讨战争。
农业生产的转型也改变了西方教会事工活动的性质，促使教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地位低下且相对较穷的群体的需求与义务。中世纪早期教会的骨干组成是君主与贵族组成的精英团体，他们为本笃修会提供资金支持，并且一般而言得以掌管教会事务。或许是对新近涌现的定居模式做出的回应，每一个新兴村镇都要建一座教堂，教会通过一张密集的网络将教牧工作在整个欧洲推广开来，这张网络的基本单位名叫parochiae，也就是教区（parish）。教区的面积不会太大，一名教区牧师花一两个小时就能在其中步行走一圈。我小时候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萨福克教区。此地小的很，想要做到这一点也很容易。我父亲继承了一系列当地教区牧师的衣钵，这条传承谱系向上至少能追溯到这场十一世纪的教会生活革命。从十一世纪到二十世纪，在基督教历史至今为止的后半部分当中，教区一直都是大部分基督徒体验信仰生活的基本单元。直到今天情况才有所不同
随着教区的成型，人们意识到神职人员与世俗地主一样也可以获取新的财富来源。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教区体系使得教会有机会向欧洲新兴的农作来源征税。教会要求教区内的农民按照圣经要求上缴收成的十分之一，这就是什一税（tithe）。什一税的纳税人主要是普通信徒而不是贵族精英，这也成了教会进一步推广教牧工作的动机。这一举动造成了诸多后果，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对于罪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像在古时候教会从未挑战过奴隶制一样，此时的教会也不会认为将一大部分人口沦为农奴是值得应当谴责的行为。这也不奇怪，因为克吕尼这样的大型修道院往往会率先垂范地在自己的佃农头上推行农奴制度。但是教士们同样也更加警觉地意识到了财富产生罪孽的可能性，并且试图保护民众免受伤害。在十二世纪期间，贪婪以及放贷生息成为了教会人员道德说教的主题之一，他们将其与另一项最基本的人类罪孽相提并论，也就是骄傲。*6* 随着罪孽的增生，赎罪的方法也是层出不穷。伟大的中世纪社会史学家理查德.萨兹恩认为，教士在教区体系当中教牧工作范围的扩张导致了西方教会救恩神学与往生神学的深刻变化。
萨兹恩论点的本质如下：在本笃时代早期，救恩系统专门为教士与富人服务。富人有足够的财力来资助修士为他们祈祷并承受赎罪所必须的惩罚性苦行，借此逃脱地狱的煎熬。随着教区与什一税体系的发展，旧的做法也不管用了。大量身负罪孽的贫民无力承担此类支出，因此必须另辟蹊径来应对他们的希望与恐惧。于是一个最初由亚历山德拉派神学家克雷芒与奥利金设想出来的理念就有了宽心解忧的用武之地。该理念认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区域。从奥利金到艾瓦格利欧斯再到约翰.卡西安一脉相承的思想就这样再次与奥古斯丁的唯救恩论狭路相逢了。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活该因为那点枯燥乏味的罪孽而承受地狱的烈火。但是大多数人都承认，尘世的生命过于短暂，很难及时赎清自己的全部罪孽并进入天堂，因此死后的进一步净化也就很有必要了。人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区域当中进行限时苦修，而且这个中间区域只有一个出口，指向天堂而非地狱。到了十二世纪七十年代，神学家们注意到了这种倍受欢迎的往生神学的发展，并将其称之为炼狱（Purgatory）。类似的理念从来没能在东方教会流行开来，尽管该理念的雏形最早就是希腊语神学家提出来的。总之，炼狱成为了西方拉丁语教会最重要以及后来最具争议性的教条之一。*7*
当然，这绝非教会应对新经济体制的唯一手法。社会财富重新组织的症状之一是大量局部战争的爆发，因为相互作对的地方豪强们要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与财产权而竞争，此外他们还要依靠暴力来压榨贫民为他们纳贡服役。在这个时期，欧洲大陆一下子冒出来了大量的城堡。城堡既是仅是行动的中心，也是贵族们的庇护所。法兰克教会为了阻止针对教众（更不用说教会人员以及地产）的暴力行为而采取了有力的反制措施，诉诸于当地居民的良心，试图借此恢复和平。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士们召开了大规模集会。第一次有记载的此类活动发生在975年，由勒布伊主教召开。在集会上主教威胁要将滥施暴力之人逐出教会，还强令在场者全体发誓维护和平。很快其他地区的主教也纷纷效仿，并且请出了教堂里珍藏的圣徒遗骸，借助圣徒的怒火来强化自己的威胁。
就这样，一场“上帝和平”运动在法兰克属地发展起来，向东扩展到了莱茵河对岸，向南则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到头来这场活动甚至包括了一套协议，规定了可以合法作战的日期。各方面都能从中受益：有心的军阀们可能会像贫民一样如释重负，因为教会提供了一套不依靠暴力解决争端的调解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在诉诸良心时面向了社会的全部阶层，尽管最终结果巩固了新的社会秩序。这场运动的关键特点就在于民众们身临其境地目睹了整个过程。就像圣徒的遗骨一样，他们的人数与一致意见同样对蛮横的豪强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不过属灵层面与世俗层面的要人们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历任克吕尼院长中精力最充沛的欧帝乐就是和平运动的主要拥护者之一。很快国王乃至主教也开始插手此类集会与协定的管理。教皇的干预尤其对未来意义重大，因为这一点指向了不可回避的结论：假如同一个问题在欧洲各地反复发作，那最好还是由单一的权威来处理。*8*
家园 2-基督的代理人：婚姻、独身以及天下共主 西方教会的领导层现在开始尽其所能地为教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提供教牧服务。这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试图要求所有贫富成员严格遵守最新的神圣标准。在十一十二世纪，西方教会尽其所能地获取了对于性关系与婚姻这两个人类存在最私密部分的进一步的控制。教会会议的召开越发频繁，这些会议都是所谓“和平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会议上发布的命令却与和平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意在约束人们的私人生活。*9* 教会成功地为婚姻争取到了圣礼的地位：当初希波的奥古斯丁就曾经用过含混不清的“圣礼”一词来描述婚姻，但是现在这个理念得到了精确的论述。婚姻被视为基督本人亲自构建的七大圣礼之一，所有这些圣礼都以在教堂举行的神圣仪式为标志。在教会生活的最初几百年里，绝对没有人听说过所谓的“教堂婚礼”。普通信众们将这一理念纳入常规的速度很慢（大约花了几个世纪）。有些极端神学家认为神父是婚礼的执行人而不是两人契约的见证人，推行这种教条的努力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婚姻的圣礼观意味着西方教会认为由教会祝福的联合必将经久不坏：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奥古斯丁之前的几百年并非主流观点——充其量人们只能指望（基于各种原因）发表声明称双方的婚姻从未实际存在过，并且宣布婚姻无效。这条规矩成为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婚姻准则，后来又拖泥带水地进入了英国国教会。*10* 与此同时，教会还极大地扩展了应当视为乱伦的亲属联姻关系并禁止此类关系当中的双方结婚。神职人员们极大地扩展了这些规矩，甚至比起将这些规矩视为精神指导的同时期神学家们更有过之，以至于1215年的拉特兰宫会议不得不为了缓解紧张局面而略显尴尬地往回找补了一下。*11*
人们完全可以刻薄地认为，西方教会之所以在亲密关系的问题上令人困惑地做得如此过分，其主要动机（这也是教会之所以注重约束婚姻的一般动机）是希望教众的财产能够留给教会而不是数量众多的家族继承人。对于合法婚姻的限制越多，出现合法继承人的可能性就越小，土地与财富最终落在教会手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上帝的荣光也因此更能够得到彰显。*12* 人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视角审视这种对于婚姻及其界限的新兴关注：十一世纪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催生了新的安排，教会的婚姻观则是对于这种安排的回应之一。假如基于土地的不动产想要作为整体的经济单位得以保存，那就决不能按照旧习俗让所有家庭成员瓜分土地，使之四分五裂。一项新的习俗在十二世纪得到了广泛确立，也就是“最年长者全得”或者说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因此在贵族们看来，教会对于合法婚姻的关切为长子继承制之下正牌继承人身份的确定提供了颇有助益的澄清。大部分读者应该都会同意，教会的新举措总归胜过强行阉割——十一世纪某些欧洲贵族曾经令人蛋疼地屡屡运用这一招来收拾有产大族当中具有潜在竞争性的其他创始者。*13*
的确，神职人员们非常关心教会财产流失到教众家族手中的问题。这一点对于教会约束婚姻的做法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当时许许多多不是修士的教士都按照习俗结了婚。已婚教士也可能建立自己的家族，并且将教会土地化为自己的家族遗产，就像同时期的世俗领主一样。结果就是一场禁止全体教士（而非仅仅是修士）结婚的漫长战斗，目的在于强迫所有教士终生独身。此前也曾经偶尔有人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西方教会自四世纪开始也一般性地禁止了高阶教士结婚，但是1139年教会在教皇的罗马居所拉特兰宫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宣布所有教士婚姻非法且无效。
教士的婚姻问题不仅关乎土地所有权。独身制度在教士与教众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也成为了教士地位的标志；在这个号召所有人成圣的时代，独身制度确保了神职人员与普通教众相比能够具有先发优势。推行全面强制性神职人员独身制度的斗争进行得异常艰苦，但是甚至在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到了十三世纪基本上也尘埃落定了，尽管当地的已婚神职人员们发动了激烈的抵抗。直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这个问题才重新得到讨论，在此期间所有神职人员的女性伴侣都是姘妇，他们生的孩子全都是私生子。1022年帕维亚会议前夕，教会律师群体当中流传着相当无情的观点，认为这些子女生来就是教会的农奴，尽管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任何人拿这个观点太当回事。*14* 接下来几百年里还有过更实际的做法，例如在瑞士等地的主教们会很乐意向蓄养姘妇的教区教士们征收罚款，这是一笔数量可观且相当稳定的收入。*15*
之后，教士们在许多方面确立了自己管理普通教众个人生活的权力，还确定了自己与教众的区别，他们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行动来掌握乃至驾驭欧洲社会的深刻变革。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十一世纪中期开始，一连串有手段、有决心且受到阿尔卑斯山对面局势激励的改革家们在罗马取代了此前若干届水平有限而且时常丑闻缠身的教皇。这些人继承了几百年来的前任们对于教皇在教会当中地位的主张，这一主张此前为教皇带来了莫大荣誉，但却没能提供多少实权。教皇从未任命过主教，查理曼之类的统治者以及他们册封的地方主教会通过会议来决定教会律法与政策，甚至还经常与教皇的意见相悖。800年教皇为查理曼加冕时，教皇实际上居于弱势，哪怕在理论上未必如此。而且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的确另有主张。实际上这是个悖论，还预示着各种麻烦，现在这些麻烦就要开始祸害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了。第一位可以被视为改革家的教皇是一位德国人，在亨利三世皇帝动用强力逼退了三位索取教皇头衔的竞争者之后，他于1046年以克雷芒二世的名号就任。
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进入了新环境，改革派教皇们现在都针对自己的位置构建了一套不容违背的观点。克雷芒这个名号本身就是相当响亮的宣言，提醒整个世界，第一位克雷芒曾经是彼得的亲密继承人。利奥九世在他担任教皇的最后一年迈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步，将普世宗主教马格尔.赛鲁拉留斯在他自己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里开除了教籍。当时双方关于圣餐礼所用的面包发生了争执。在东西方教会渐行渐远的趋势已然明显之后，在卡尔西顿会议之后，拉丁语西方教会在圣餐礼上一概使用无酵面包（希腊语称之为azyma）。无酵面包的好处在于掰开以后不掉渣。由于圣餐礼面包越来越与救主的身体划等号，这个特点也就有了相当的重要性。但是就希腊语教会（很正确地）看来，西方教会又一次背离了早期习俗。不放酵母的面包还算面包吗？
利奥九世教皇在1054年派遣自己的密友红衣主教亨拜与宗主教进行谈判。亨拜曾经是克吕尼的修士，最近刚刚成为西西里大主教，当地的拉丁语教会与希腊语教会之间一直关系紧张，而且亨拜也不太喜欢外交手法。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他首先以精心计划的粗鲁态度给宗主教来了个下马威，之后带着随行人员出现在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当时里面正在进行宗教仪式。亨拜一行人大摇大摆地穿过教众人群走到圣餐台前，将教皇的绝罚声明放在上面，然后就在围观者的嘲讽与嘘声中离开了教堂，出门之前还象征性地抖落了脚上的尘土。这份开除教籍声明仅仅针对宗主教本人以及他的亲信，但是与五世纪晚期的阿卡修斯分裂不同，在接下来的九百年里教皇与普世牧首都没有公开撤销各自的绝罚声明。甚至直到今天，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之间的和解在许多方面依旧岌岌可危。*17*
格里高利七世教皇将十一世纪各种流派的教皇自我肯定全都整合到了一起。此人是意大利人，原名希尔德布兰，后来成了修士，自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为教皇服务，在利奥九世的圈子里，他是亨拜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声音。成为教皇之后的格里高利七世放开了手脚推进教会改革，整个欧洲都是他的画布。通过在他手下出炉的一系列正式声明，教会改革的核心集中在了对于教皇的定义上：在这个教会统御所有尘世君主的世界里，教皇就是天下共主。*18* 这个出自单一个人的愿景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后果，足以与八百年后卡尔.马克思的愿景相提并论，而且目前一切迹象都表明前者的影响将会远远更加持久。此前的教皇从未提出过如此革命性的普世主张。甚至就连《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都不能满足格里高利七世的主张：因为这依然是世俗君主赠送给教皇的礼物，因此在教皇与皇帝之间冲突越发激烈的时候，这份文件根本就是把尊卑关系弄拧了。在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期间，格里高利曾经两次向国王以及未来的亨利三世施以绝罚，这场争端直到十二世纪依旧势头不减，争论的焦点在于主教得到任命之后君主是否有权向其呈交就任圣职的标志物。
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双方争夺得是对于教会的直接控制权。在双方的第一场冲突当中，教皇十分著名地将背负绝罚的亨利晾在了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门外，让身穿刚毛衬衣的亨利在风雪寒冬里整整站了三天，期间据说他还一直光着脚。之后教皇才赦免了他的罪过。格里高利七世的继承者采用了一个新的头衔，这个新头衔比“彼得的代理”覆盖面更广且更能准确表达他的理念：“基督的代理”。教皇已经不再仅仅是彼得的继承人了，还是基督在人间的特使与代表。他的职责就是领导将全世界以及教会神圣化的任务。*19* 格里高利对于亨利的羞辱很快就会倒转过来，叙任权斗争也在十二世纪早期不甚利索地结束了。但是类似的争论日后还会一再点燃起来。在这些有时会演变成军事冲突的对抗当中，教皇有能力重创帝国，却不能对其施行有效的统治。因此西欧注定不会形成像早期穆斯林哈里发王国那样的单一宗教国家，无论是由皇帝还是由教皇统治。相反，西欧将会布满大大小小的地盘，其中有一些将会在十四世纪拒绝继续效忠教皇。
教会的一贯主张与这些君主当中的一位曾经发生过极其凶险的对抗。对抗双方分别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与国王的前任议长，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争论的焦点在于国王新近推行的皇家司法体系对于英格兰教士是否具有完全的管辖权。实事求是的说，当时的教会教法的确远比世俗政府的司法更加完备。亨利国王的一队骑士擅作主张，冲进贝克特自己的教堂，在圣餐台前谋杀了他。这起事件对于英格兰君主的公共形象造成了惨重的打击。亨利的邻居苏格兰国王威廉一世本来对于亨利就不甚恭敬，这会更是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贝克特大主教殉教之后仅仅过了八年，威廉一世就在阿布罗斯兴建了一座敬献给贝克特的修道院。坎特伯雷基督教会的修士们尽管在贝克特生前与他关系并不好，但在他死后却有很多理由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朝圣者前来参拜他们的教堂，教堂也因此得到了相当气派的重建，尤其突出了他的圣祠。*20* 但是就像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样，教皇对于更高管辖权的主张也没能长期吓阻住英格兰的国王，双方关系一直都有谈判的余地。法国国王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这些梅罗文加王朝的后人兼圣邓尼斯的仆从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事实上对于任何自封神圣的欧洲君主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在许多欧洲王国，尤其是在西班牙北部，君主们一直以主张自己的半教士品质而为人所知。他们经常在重大场合亲自布道，无视高阶教会人士的愤怒抗议。*21*
作为天下共主，无论怎样有名无实，终归都需要一整套复杂的中央官僚体系。此前教皇建立过一套由助理教士组成的永久性办事团队。这些教士被人称作红衣主教（cardinal），这个称谓来自拉丁语的cardo，意为插入原木缝隙中的楔子，因为红衣主教一开始都是从外部挤进教会的特别能干或者有用的教士——他们的任命从体制上就违反了早期教会（非常容易遭到违反）的惯例，即教士一辈子必须呆在一个地方。*22* 从十二世纪开始，红衣主教开始掌握实权，其中包括选举教皇的权力。就像其他任何一位欧洲君主一样，罗马主教发现自己也需要一座朝堂或者说教廷（Curia）。教廷不仅能为教皇提供更加个人化且与红衣主教相比更加依附于他的助理人员，还能迎合欧洲信众对教皇提出的日渐增长的服务要求。因此在十一世纪九十年代，十字军教皇乌尔班二世正式规范了教廷的结构并使之永久保留了下来。
罗马新近强加于日常教会生活头上的自身重要性意味着人们很有必要长途跋涉来到罗马打点疏通。某座修道院可能会寻求类似弗罗莱或者克吕尼所享有的特权从而阻止当地主教的干预；某位婚外所生的男孩可能需要一份特许状来规避教会禁止私生子担任教士的规定；某位急切需要符合长子继承制的合法继承人的贵族可能需要教会宣布他目前的无子嗣婚姻无效。1206年英诺森三世在位时，有一位请愿者是个英格兰奥古斯丁修会的司铎。他之所以来罗马情愿是因为当他加入奥古斯丁修会时获得了一个新名字奥古斯丁。他担心以后如果有人为他祈祷时称他为奥古斯丁而不用他原本的洗礼名字亨利，那么祷文的效力可能会打折扣。因此他希望能够重新使用自己的原名。罗马方面郑重其事地向他保证，由于教皇本人上任之后也采用了新名字，因此他丝毫没有必要担心。*23*
自然，格里高利改革所形成的统一教会需要一套单一法律体系，从而给出普遍判决。十二世纪是这一需求首次以教法形式得到系统化落实的时期。罗马帝国曾经建立过这样的普适法律体系。1070年人们在意大利发现了两套由查士丁尼皇帝下令编写的帝国法律合集。这项发现极大地刺激并推动了意大利法律研究的繁荣，尤其是在博洛尼亚市。*24* 假如一位世俗皇帝能够订立一套明确的法律，那么罗马主教也能做到。编纂教法所依据的现存法律以及教皇决策的主要合集都来自十二世纪中期的博洛尼亚，合集作者名叫格兰西。我们对于此人除了名字以外一无所知，而且他很可能仅仅编纂了这套教法的一版草稿而已。这份文献至今尚在，其中词句芜杂跳脱之处甚多。尽管直到1917年格兰西的《教会法汇要》（Decretum）才在教皇的出版物当中获得官方地位，但是从一开始这份文献就是罗马教法的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文献当中设格兰西想了以教皇为顶点的金字塔形教会权威结构。格兰西大力利用了此前假法令当中对于教皇权威的虚构。《汇要》与教法同样明确体现了格里高利教会改革的原则，即基督徒分为独身教士与普通教众两大阶层。仅仅在一个世纪以前，一份正式教皇声明还曾经精辟地阐明过这一点：“教会究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一个由牧养者与教众这两类人组成的社会，他们在教会集团以及信众群体当中当中占据着高低不一的等级。”*26* 考虑到教法新近获得的重要性，自1159年至1303年期间每一位重要教皇早年都是教法律师出身的事实并非巧合。
在罗马集中发生的立法活动也能在其他地区得到反映。各位主教也纷纷在各自的教区里发展了应对地方司法事务与教会管理的行政体系。在过去几个世纪，各位男女修道院院长一直是西方教会的领导人物，现在教会当中地方权力的平衡再次倾斜向了主教一方。欧洲的国王与贵族们意识到才干过人的主教对于提高他们自己的执政能力很有帮助，因此将这些主教们招募进了自己的政府。这样一来主教往往要放下自己的教区事务，而主教的行政班子只得在没有他的情况他自行运作。一般来说此类运作都相当成功，但是一个有效的行政体系很难在属灵层面上起到振奋人心的效果。尽管各位主教们在自己的教区里一般都会努力扮演教父的角色，但是他们还是日益陷入了固定规程的世界——他们疲于应对教皇与世俗君主的要求，与自己的教众却拉开了距离。长期看来这种发展很不健康，滋生了教士与教众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为主教系统造成了连绵不断的麻烦——尤其是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期间对于西方教会的破坏尤其大。
不过不管怎么说，主教权力增长的时代同样留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精美建筑遗产，也就是中世纪天主教欧洲的大教堂。正如前文所见，加洛林时期最宏大的教堂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修道院的崇拜活动而修建的。考虑到如今主教与教区在信众的宗教生活当中有了新的重要意义，教区的主教堂需要大张旗鼓地鲜明彰显这一点。这一时期的欧洲经济增长使得许多城镇得以扩张，而大教堂往往会位于或者迁至扩张的城镇当中。因此在十一至十三世纪之间拉丁语欧洲的大教堂重建掀起了一场高潮，以至于著名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杜比将这个时代戏称为“大教堂时代”。*28*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大型修道院停止了教堂的修建与改建。但是现在他们有了竞争对手。总体而言，欧洲历史上各种毁坏与重建教堂的事件对于中世纪大教堂更有利，相比之下那些最恢弘的修道院教堂就不太沾光了。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法国的统治地区，尽管在英格兰也能发现气派程度毫不逊色的大教堂。1066年之后，诺曼入侵者尽其所能地在英格兰修建了许多大教堂，一方面是为了在被占领地区树立清晰的地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向教皇表示感谢，因为教皇赐福了他们的征服行动。
盎格鲁-法兰西相互联系的表现在于以下事实：一种大教堂与修道院的新建筑风格终将在整个欧洲扩散开来，而这种新风格的萌芽则同时出现于这个曾经统一的文化区域内相隔甚远的两座建筑。一座是英格兰北部的杜伦教堂，另一座则是巴黎北部重建之后的皇家圣邓尼斯修道院，这两座建筑都兴建于十二世纪上半期。在这两座教堂当中以及随后许多其他教堂当中，建筑师们开始应对一项棘手的技术挑战，即如何能让建筑物大胆地直插天堂而且随后不至于很快就难看地崩塌毁灭。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毫无感恩之心地将这种建筑风格称为哥特式，与曾经的蛮族扯在了一起。当然，在大教堂的时代，这个民族早已在天主教信众当中销声匿迹了。*29* 哥特式大教堂与所谓的黑暗时代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教堂内部充溢着光线，设计意图在于向每一位步入教堂的人传播基督真理的光明。这种新风格在十二世纪早期的倡导者之一是圣邓尼斯修道院院长苏杰。亚略巴古的伪丢尼修著作当中的热情感染了他，使他错误地将这位刻意遭到模糊化处理的东方神秘主义者当成了自己的修道院的主保圣人，高卢-罗马殉教者邓尼斯。在新近豪华扩建的修道院教堂的青铜大门上，苏杰镌刻了一段诗句，高度概括了这位姓名不详的叙利亚一性论者将实体之光与属灵开悟体验加以联系的方式。光线能使得一座石质的教堂脱胎换骨：
“这崇高的建筑如此明亮；而这座建筑的崇高明亮
又能照亮心灵，使之踏上
真实光线铺就的旅途，
达到真理之光的所在，而基督正是此地的门户。”
哥特建筑制式教堂内部的光线要经过玻璃窗的过滤才能进入室内。而玻璃窗也越发成为了彩绘玻璃质地的连环画，题材则是旧约与新约故事以及教会历史。彩绘玻璃成为了传递西方教会教义的最有力媒体（尽管也是最脆弱的媒体）。相比之下，彩绘玻璃在东正教教会或者非卡尔西顿教会当中则从来没有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些教会修建的教堂从来也没打算像拉丁语西方教会的哥特式教堂那样成为支撑大幅玻璃窗的框架。哥特式玻璃窗的长宽幅度越来越大，也为建造这些庞大建筑的工程师们提出了越来越棘手的难题。设计精妙的扶壁（buttress）如同支撑墙壁的永久性开放式手脚架，肋拱（rib）则可以将石质穹顶的压力从屋顶、塔楼与尖顶转移到地面上。罗马式建筑的半圆形拱顶逐渐被两道弧线在顶端相交于一点的尖拱取代了（有时候圆拱干脆就会自行塌落下来，给尖拱让路），尖拱的顶点可以更有效地吸收冲力，也使得拱廊与窗户得以平地飞升。
位于最高处的是塔楼与尖顶，耀武扬威地俯瞰着天主教欧洲的一切人造结构。假如塔楼与尖顶的位置靠近国王或者王侯的宫殿，那么宫殿的角楼绝不敢僭越教堂建筑离天堂最近的地位。甚至就连伟大的建筑历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也未能免俗。他一直因为毫不妥协地拥护二十世纪现代派建筑风格而闻名天下，不过有一回他曾经极其少见且不无诗意地承认，“二十世纪的建筑师始终没能创造出像中世纪晚期教堂尖顶那样兼顾优雅与力量的建筑。”*31* 这方面最完美的例子就是法国沙特尔的教堂。一系列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以及强烈地方自豪感所提供的保护使得这座教堂完整保留了一对尖顶，教堂雕塑与彩绘玻璃也基本完好无损地渡过了十二十三世纪。沙特尔教堂是一曲颂扬上帝与圣母荣光的赞歌，也是用于保护圣母罩衣的圣祠（这件遗物至今保存完好）。这座位于法国北部平原的教堂坐落在山丘顶部，放眼望去地平线以内没有任何一座能与之一较高低的建筑。朝圣者们甚至在教堂主教管理的当地教区边缘就能清楚地看见这座教堂。*32*
格里高利七世教皇在坐上圣彼得的宝座之后经历了一段波澜起伏的任期，期间他设想了单一天主教教会统管整个西方教会的可能。两百年之后他的愿景成为了现实，而哥特风格的普遍性正是这一愿景的标志之一。君主们可能会无视罗马主教的主张，其他主教们可能会在于己有利的时候假装失聪。但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森林到西班牙的城市，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大教堂尽其所能地模仿着沙特尔教堂与圣邓尼斯教堂作出的榜样。在大教堂落成之后，即便是最寒酸最拮据的教区教堂也会竭尽所能地在螺蛳壳里做一番道场。西方拉丁语天主教教会的哥特风格如此显著，以至于当哥特风格建筑出现在陌生环境当中时很会令观者为之骇然。但是那座对于很多人而言相当于基督教世界核心的教堂正是哥特建筑：遮蔽了十字架行刑地点与救主陵寝的的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前往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旅行者也会同样吃惊地看到法国哥特式大教堂沐浴在黎凡特的夕阳当中，从塞浦路斯到法马古斯塔再到尼科西亚都能见到此等景色。如果不看如今矗立在周围的穆斯林宣礼塔——建成于日后另一个极其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完全可以将这些教堂转移到北欧地区的随便哪个村镇而不会造成任何违和感。这些建筑怎么会坐落在如此靠东的地方呢？它们的存在见证了西方拉丁语教会最宏大但也最悲剧的一场冒险：十字军东征。
家园 3-十字军时代 克吕尼修道院促进了整个欧洲前往孔波斯特拉朝拜圣雅各的活动。就像格里高利教会改革当中的大部分做法一样，这种做法向普通人提供了获取属灵福祉的机会。毕竟，朝圣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为最广大的人群开辟了获取属灵福祉的可能性。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走路，能跛行，能爬行或者能找到愿意抬着自己的朋友，就尽管可以参与其中共襄盛举。不过，克吕尼还向这一思潮当中加入了另一条崭新的强力理念。西庇太之子圣雅各伯在传说当中已成为了西班牙基督徒回击伊斯兰教的象征。至今人们依然能够在远至中美洲或南美洲的西班牙文化圈当中见到摩尔人杀手圣雅各（Santiago Matamoros）骑马凯旋的图像，紧接着第二幅图画当中则是一具身形歪斜坐在马鞍上的穆斯林死尸。笔者本人在墨西哥就目睹过此类图画，
克吕尼教会对于孔波斯特拉朝圣路线的大手笔投入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权力平衡，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科尔多瓦哈的穆斯林哈里发王国在1031年彻底崩溃，基督教的势头也越来越成功，这也是横跨西班牙的朝圣路线上人流汹涌的原因之一。教团与卡斯蒂利亚-莱昂以及阿拉贡-纳瓦拉的基督教国王结成了紧密联盟，这几位国王正在接连取得针对穆斯林的军事胜利。克吕尼教团的修道院网络就这样在基督教西班牙延展开来。领导西班牙教会的众多修士当中有一位伯纳德修士，此人是撒哈冈修道院的院长，这是克吕尼教团在西班牙最主要的标杆修道院。他后来荣升托莱多大主教，成为了整个西班牙教会的一把手以及罗马教皇在西班牙的的使节（papal legate）。克吕尼教团的修士们逐渐熟悉了以下观点：上帝可能希望基督徒对他的敌人发动战争。于是在格里高利七世与乌尔班二世教皇（后者在职业生涯刚开始时就是一位克吕尼教团修士，后来又成了副院长）的鼓动之下，西方教会对于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33*
基督教领袖曾经试图阻止基督徒参军，现在的教会则认为战争或许可以达成其自身的目的。圣战或者十字军东征的理念在十一世纪进入了基督教，而这一理念的打击对象则是伊斯兰教这门自从创教伊始就开始谈论圣战的宗教。加洛林王朝已经竭尽所能地将他们在欧洲北部的军事活动包装成了捍卫基督教的战争，不管别人信不信。但与此不同的是，现在的基督教战争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赢得救赎的手段。这一切的最初诱因是一起十分反常的暴行：1009年，精神失常的埃及哈里发哈基姆下令将君士坦丁在耶路撒冷修建的圣墓大教堂彻底拆毁。虽然哈里发的反基督教运动相对历时很短，而且一座简化版的替代建筑也在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建造完成，但是当中基督教对于这次破坏行动的愤恨还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当中愈演愈烈。这股愤恨情绪得到了一般性朝圣活动的刺激，尤其是后来又开通了一条经由匈牙利前往耶路撒冷的陆路朝圣路线，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目睹了损毁的圣墓大教堂遗址。*34*
教会人士开始暗示，此等冤屈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夺回圣地。但在这项方案成为现实可能性之前，基督教首先在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岛赢得了重大胜利。早在伊斯兰教草创初期，这里就是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相争之地。一群祖先来自北方的战士领导了取得胜利的军队，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名为诺曼人，这个名字是对该民族北欧起源的纪念。他们为自己在分布广泛且互不相通的欧洲各个部分一刀一枪地赢得了栖身之地，从法国北部（“诺曼底”），到今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远东平原。尤其在1066年之后，他们还占领了整个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但是诺曼人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就或许有着最重大的意义。罗马教皇一开始将他们的到来视为威胁，利奥九世教皇还曾因此与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属地的总督亚吉洛斯结成了同盟。利奥九世也显示了他对于西西里岛的兴趣，他在1050年将当时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枢机主教亨拜册封为西西里岛大主教——当时这纯粹是个象征性姿态，因为岛上根本没有拉丁语教会的存在，但是对于未来而言这一举动则充满了意义*35*
短期看来，教皇的预测能力似乎不太靠谱：诺曼人在1053年将亚吉洛斯打了个落花流水，利奥九世本人也在意大利南部的一场溃败之后沦为俘虏。因此接下来教皇和他的顾问们（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希尔德布兰以及西西里岛大主教亨拜）令人大跌眼镜地逆转先前政策也就毫不奇怪了。1059年，罗马教皇认可了诺曼在意大利南部新近夺取的广泛地区，其中一些区域实际上仍然处于穆斯林或拜占庭的实际控制之中。1066年，教皇再次为诺曼底的威廉公爵针对英格兰的投机性入侵进行了祝福。就像此前的法兰克人一样，诺曼人对于教皇而言似乎也是很好的投资对象。自1060年开始，他们在西西里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征服战绩，建立了诺曼王国。这里后来成了地中海世界当中拜占庭、穆斯林以及天主教徒三方面文化交流最富有成果的前沿地区之一。1063年，西西里岛的诺曼国王西西里的罗杰送给亚历山大二世教皇四头骆驼，为了表示感谢，教皇向国王回赠了一面旗帜，恭贺他最近取得的军事胜利。诸如此类的姿态将征服富裕岛屿的举动转化成了神圣的事业。到了十一世纪末，穆斯林评论家们以及乌尔班二世教皇在回顾诺曼人占领西西里岛事件时都认为此事为后来收复耶路撒冷的更大规模军事运动提供了先例。*36*
第一为试图将西方对于圣地遭到破坏的的愤恨情绪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人是格里高利七世教皇。1074年他试图组织一支收复圣地的十字军并且以失败告终。尽管他声称自己已经聚集了五万人的军队，却没有人相信他，因为谁都不知道这支军队的集结地究竟在哪里。*37*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远远比他更加灵活机变，也远远比他更加尊重世俗统治者，因此也比他更加成功——尽管事实上当时没有发生任何迫在眉睫的重大危机，因此他无法以此为借口来动员西方抗击穆斯林侵略；在西班牙，两大宗教的边界线附近一直战火连连，但这一点已经不新鲜了。乌尔班二世手头最现成的开战事由是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科穆宁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这绝不是科穆宁皇帝第一次如此请求，但现在教皇抓住了这项请求作为发兵的借口。1095年，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蒙召开了一场教会人员与地方豪强共同参加的会议，会议前后他又送出了大量教皇亲笔信件，他借此描述了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居民如何向基督教朝圣者施暴施虐。这套描述的内容非常新颖但纯属虚构，目的在于引起适当的恐惧，从而使人们采取行动。实际效果相当轰动：在场的各位贵族们纷纷将自己的佃农组织成军队，踏上为东方基督教报仇雪恨的征途。在这种高度亢奋的状态之下，教皇专门抽出时间来到自己当年出身的克吕尼修道院，为修道院主祭坛进行了祝圣，还为这座巨大建筑的最后一次扩建举行了开工典礼。因此克吕尼教团的辉煌顶点也就永远与十字军东征捆绑在了一起。*38*
在罗马教皇对于自身权力的主张背后，一股强大的势头已经发展起来了。贵族和贫民都纷纷投身于正式宣布的十字军东征行列。他们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教皇承诺十字军的征途是通向救赎的阳关大道。乌尔班二世明确表示，如果能在忏悔和认罪的状态下死在十字军东征当中，就能立即进入天堂，完全不必进行任何死后苦修。教皇对于这项承诺的认可成为了日后赎罪券（indulgence）体系的起源，这个体系将会把西方教会闹得鸡犬不宁。并非所有的军队都由国王或贵族率领，虽然对于那些原本就拥有现成组织结构，可以直接向中东进发的势力而言，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教皇的信息现在挂靠上了世界末日的兴奋情绪，成为了一股即使是教皇本人也无法控制的洪流。由教皇召集起来的主流军队就军纪而言倒还不太野蛮。相比之下，当时有个魅力十足的布道者名叫隐士彼得，他所召集的军队才真可谓兽性大发。1096年，这支军队集结在莱茵兰周围，并且犯下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因为对于战意旺盛的西欧军队来说，犹太人是当地最现成的非基督徒群体，相比之下穆斯林则难免远水不解近渴，更何况犹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能力。日后十字军的征召还将不止一次地引起诸如此类的暴行。*39*
在东征的高潮期间，十字军打破了一切禁忌。1099年，疲惫不堪但士气高涨的西方士兵刚刚打赢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围城战，夺取了重镇安提阿。之后他们又通过一阵猛攻拿下了耶路撒冷。由于意识到法蒂玛王朝的援军正在迅速接近，他们索性在城中不分良莠大杀一通，然后又更加处心积虑地处决了一大批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和犹太居民以及守城士兵。这场大屠杀的规模近年来颇有争议*40*，但无论对于具体死亡人数有什么说法，这场野蛮暴行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震惊和愤怒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圣殿遗址的曲折历史当中，这里首次成为了基督教的崇拜场所，阿克萨清真寺改建成了教堂，圆顶清真寺改建成了主教座堂。
西欧军队针对中东地区突如其来的入侵将穆斯林打了个措手不及。实际上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赶上了伊斯兰世界特别虚弱混乱的时刻。*41* 西欧人抓住机遇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拉丁语王国，在地中海东部占据了一块土地。直到1669年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完克里特岛，这个王国才最终油尽灯枯。1187年库尔德军事英雄萨拉丁的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并且以大张旗鼓的宽宏手段安抚了城中居民，借此来反衬1099年十字军犯下的暴行。从此之后，基督徒对于耶路撒冷的统治仅仅在1229年到1244年之间得到过暂时恢复。到了1291年，伊斯兰军队拔除了西方人位于巴勒斯坦的最后一个据点，。
尽管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投入了巨量资源并且大肆挥洒英雄气概，但是此后任何一次十字军东征都没能取得第一次那样的成功。十字军建立的拉丁语王国在面积最大时大约与今天的以色列差不多，但是这个王国的政府长期不稳定。王国本身的特质几乎与拉丁语西方的原型没有多少不同，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必须依靠西方热心支持者源源不断地注入财政与军事资源才得以勉强维持。这里地处偏远而且边缘化问题显著，症状之一就是缺乏此时在西欧本土正在出现的拉丁语高等教育机构。更糟糕地是，当地社会没能产生任何一个具有足够神授能力、有资格在不断增长的西方教会圣徒清单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人物。十字军起初在1099年取得的成功实际上是一头祸患无穷的四不像：这场胜利使人们坚信上帝会再度青睐他们，尽管反面证据堆积如山，依然无法阻止希望将经验打翻在地，夺取新胜利的努力也因此遭到了无谓的延长。讽刺的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十字军的最永久成就之一是致命地削弱了基督教东方帝国。 1204年，原本打算攻击埃及穆斯林的十字军调转兵锋，毫不犹豫地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在当地成立了一个“拉丁”帝国。这场大灾难使得希腊语教会成员对于西方教会满心怨恨，毁灭了任何宗教统一的机会，直到1453年拜占庭最终毁灭为止。
十字军东征的影响之一在于建立了一个非凡的修道理想新变种。早期教教会广受欢迎的军旅圣徒——塞尔吉乌斯，马丁，乔治——通过弃绝尘世战争而获得了圣徒的地位。而现在从军行为本身就可以使人超凡入圣。欧塞尔大教堂地窖中的壁画反应了当时的情绪。欧塞尔主教是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门生，他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也很活跃。他雇人创作了这副以世界末日为题材的画作，其中基督本人被描绘成了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战士。这样的图像对于早期教会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当时对于希腊语东方教会而言也仍然非常陌生。当时有一位希腊人造访西班牙，听到当地人将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各伯称作“基督骑士”，对此他感到非常生气。*41*
正是在这种大前提发生改变的背景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出现了由武士组成的修道教团，致力于代表基督教征战杀伐。其中最主要的两家是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和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他们的名称显示了他们的章程：医院骑士团以设在耶路撒冷的医院总部而得名，圣殿骑士团的总部则位于圣殿遗址。圣殿骑士仿照他们认为是希律王圣殿的建筑修建了许多环形教堂、他们令人费解地忽略了希律王圣殿已经被罗马人拆毁的事实，而且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仿照的建筑实际上是穆斯林的圆顶清真寺（他们还同样令人费解地将圆顶旁边的阿克萨清真寺一厢情愿地当做了所罗门圣殿）。西方建筑师渴望重现希律王圣殿，但却不能或者不愿建造圆顶，而圆顶正是此类建筑的要点。此类圆形建筑物遍布于欧洲北部，特别是位于十二世纪伦敦专供律师使用的圣殿教堂——因为军事教团在欧洲各地赢取了大量土地与骑士团管区（preceptory），借此为自己的军事活动融资。
在1307年到1312年之间，当人们意识到夺回圣地已经是妄想，圣殿骑士团也再没有用武之地之后，整个圣殿骑士团都遭到了镇压。这样的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圣殿骑士团的征战未能取胜，另一方面他们手中以地产形式大量存在的财富与权柄实在缺乏正当性。他们的势力范围不仅遍布地中海东部，还向西一直延展到都柏林。十一十二世纪的君主和贵族出于仰慕向圣殿骑士提供了所有这些土地，现在这些人的子孙难免觉得这笔投资并不明智。不过再怎么说，圣殿骑士团的毁灭也是酷刑逼供的结果。一位特别肆无忌惮的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向骑士团成员施加了各种莫须有的指控，从亵渎到性错乱不一而足。骑士团的瓦解不仅仅发生在法国，骑士团成员遭受的残忍行径使人不能不对饱受羞辱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惨遭酷刑，被人当做异端活活烧死的遇害者产生恻隐之心。自大团长雅克.德.莫莱以下，全体骑士团成员无一幸免。十八世纪以来，他们的命运也激发了大量莫须有的阴谋论。*43*医院骑士团撑过了这场危机。他们多次在地中海东部基地附近为其他东征军队殿后，截击穆斯林军队。这样的英雄主义事迹使得他们直到十七世纪依旧享有整个欧洲的尊重。
圣殿骑士的悲惨命运使得日后另一个军事教团大为戒惧。十三世纪十字军在中东遭遇失败之后，这个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条顿即德国之意）改头换面搬迁到了欧洲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附近维斯瓦河某支流沿岸的玛琳堡（今天波兰的马尔堡）大兴土木，重建了耶路撒冷医院。在这里，骑士们可以打击欧洲硕果仅存的立陶宛非基督教政权。虽然并非所有的拉丁语基督徒都钦佩他们的残忍手段以及显而易见的拥兵自重，但是到了十五世纪，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志愿者赶来支持他们，其中不仅只有德国人，还有人来自遥远的英国和法国。条顿骑士团在波罗的海附近霸占了大量基督教波兰与立陶宛的领土并且创建了一系列据点，它们不仅是基督教据点，也是德国文化的据点。立陶宛于1386年皈依了拉丁语基督教，这件事使得骑士团大为不安，因为这样一来条顿骑士团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骑士团并没有停止战斗，因为骑士团只有与波兰和立陶宛作战才能捍卫自身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民众现在完全成了效忠于单一君主的天主教徒。1410年波兰-立陶宛联军在坦能堡击溃了自作孽的条顿骑士团，但他们并没有就此作鸟兽散，其中的一支残部甚至挺过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对于德国北部的接管。*44*
因此这场一开始将伊斯兰教当做敌人的圣战到头来变成了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厮杀。这中不符合逻辑的事态发展有着大量的先例。有些针对基督徒的早期军事运动一开始也是为了打击悖道者。从1209年起，教皇开始召唤十字军来镇压位于法国南部的一股所谓“纯粹”运动。在希腊语中“纯粹”的拼法是Katharoi，因此运动的参与者也被称为洁净派教徒（Cathars）。就教皇看来，这项运动对于西方拉丁语教会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就像早期教会曾经面对过的摩尼教一样，洁净派教徒的信仰本质是二元论，他们认为物质是邪恶的，肉体必须得到超越，唯此才能达到精神的纯粹。许多迹象表明，这项运动起源于许多世纪以来在希腊东部一再兴起的二元论信仰流派，其中的迹象之一就是他们的希腊语名称。这股二元论思想最近一次发作是在Paulicians当中，自八世纪以来这些人在拜占庭帝国当中一直很有存在感，接下来接受这一理念的则是Bogomils。洁净派很可能源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拉丁语教会在君士坦丁堡与Bogomils发生的接触。当然，同时代的其他人也与东方取得了联系：英语单词“鸡奸者”（bugger）就源自“保加利亚人”（Bulgarian），反映了主流基督徒当中流传的关于对手们的谣言；因为异端邪说的反自然特质必定会导致非正常性行为。洁净派教徒很快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成立了自己的领导层次结构，这一手等于是对格里高利改革提出了直接批判，因为洁净派二元论对于肉体的排斥也可以被视为对于实体化教会集团的否定。*45*
消灭洁净派教徒的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代表法国北部国王和贵族的征服战争。这场所谓的 “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阿尔比市是一个洁净派中心，还有自己的洁净派主教）充满了种族灭绝级别的暴行，可以说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可耻的事件之一。大规模集体火刑是十字军惩罚敌人的常规手法，而受刑者绝对不全是洁净派教徒。*46* 在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的理念遭到了最牵强的解释，连续几任教皇宣布针对他们在意大利的政治对手发动十字军——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他的王朝——最后当教皇之位也陷入分裂时，甚至教皇宝座的竞争对手也开始相互发动十字军。此类军事活动时断时续地一直拖了下去，直到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对于教皇来说，这些军事活动就像东征一样是教会的合理自我保护，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人们没有一窝蜂地赶来支持圣父，许多忠实的基督徒也毫不忌讳与教皇的军队作战。*47*
依旧能够激励人们支持十字军东征的因素是伊斯兰教持续不断的威胁，直到十六世纪后期依然存在着组织十字军东征的真切热情。两种信仰的边界线不断游移，此时开始在巴尔干地区悄悄地向西移动。十五世纪基督教的伟大成就之一是1456年在贝尔格莱德成功抵御了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这场胜利是两方面合力的结果，一方面是由贵族为首的军队，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强有力布道的鼓动，决意为基督教而战的普通人群，就像早期的经典十字军东征一样。然而就在此时，神学家们也开始针对攻伐非基督徒的战争制定越来越高的道义衡量标准或者表达越来越深切的顾虑。1567年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时刻，当时的教皇废除了出售赎罪券的作法（虽然并未废除相关原则），而赎罪券的根源正是十字军东征。*48*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大公发动了一场认真但终究胎死腹中的筹备计划，试图拆除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并将其一砖一瓦地运回自己的首都加以重建。假如在1099年就有人这么干的话，或许能为整个西欧省去很多麻烦。*49*
- 复 3-十字军时代
家园 4-西多会、洁净派与玛利亚 没过多久克吕尼的胜利就受到了挑战。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个世界充满了新近涌现的财富，而体制化的教会则是主要的受益者。自然，这一局面致使许多虔诚认真的基督徒心生抵触，并且转而着重强调简朴自制的意义。洁净派就是此类反应之一，但在十二世纪还有很多反应此等情绪的不同例子，不仅局限于修士团体当中。朝圣的人群与十字军东征的军队代表了一路全新的，更广泛的西方基督教属灵实践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大型修道院的贵族风气，庞大庄园和成群仆役作何感想呢？对于许多人来说，本笃修会已经无法完美映射上帝对于人世的意图了。本笃修会并没有消失——它们太强大了，组织也太严密了——但在它们身边出现了多种寻求其他修道路线方向的新兴教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教团很少局限于欧洲的特定地区。西方教会在格里高利改革期间经历了重大变革，而这些新兴教团则体现了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变革特质。
西多会（Cistercian Order）明确回归了本笃会的根源。这个教团的名称源自他们位于勃艮第西多平原的发源地。一般而言，西多会面对土地捐赠时就像本笃会一样狮子大张口，但他们认为，他们的前辈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与这个罪恶的世界过从甚密，所以他们专门寻求远离人口中心的荒地。对于捐赠者来说，这一点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与长期耕作的农田相比，荒地肯定更便宜。但是西多会往往不惜摧毁现有的村庄来制造荒地。当然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难免经常感到心虚气短。十三世纪二十年代，某位西多会史官在记录他所属的修道院如何在亨利库夫（位于今天波兰西南部）落成时一口咬定，当地村民并未遭到修道士们的驱逐，而是自己离开的，因为当地爆发了一场凶残的仇杀，仇杀涉及的两名凶徒全都“死于彼此之手”。后来的西多会修士则更加无所顾忌地宣称亨利库夫的奠基人当时步入了一片典型的西多会风格荒野。*50* 如此侍奉基督的无情手段标志着西多会引入宗教生活的军事作风。他们展示了在十字军当中也能见到的攻击性。西多会最强大的早期代表是克莱尔沃的伯纳德，攻击性绝对是此人的主要特点之一，他那激动人心的布道对于1145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发动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这批十字军开赴东方之前两年，一位前西多会修士以及贝尔纳的徒弟当选成为尤金三世教皇。到了本世纪末，整个欧洲共有530座西多修道院，以西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单一结构。就像为其提供榜样的克吕尼教团一样，西多会也是一个国际化组织。但他们有意识拒绝了克吕尼教团的富丽排场，西多会位于欧洲各地的教堂全都遵循同一套简朴风格，没有复杂的装饰，特别是没有任何人物雕塑。不过他们在建筑风格方面依然不乏创新：他们的教堂属于第一批跟随达勒姆大教堂以及圣邓尼斯教堂的主要建筑，从罗马风格圆拱转向了载重能力更强的哥特式尖拱，，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哥特建筑的审美效果更依赖于纯粹的建筑造型而不是大量雕塑的堆砌。在西多会招惹了许多敌人，但他们在属灵层面上的严格自律为他们赢得了许多人的敬佩，特别是因为他们使得所有人都能享受修道生活的好处。西多会将日常工作交给庶务修士（lay brothers）来完成，这些人只需遵循一套简化版本的修道规则就行了，不必成为西多会的修士。换句话说他们再次向文盲开放了修道生活。
十三世纪末期西多会也陷入了衰退，公众对他们的尊敬大为下降，主要表现就是愿意成为庶务修士的志愿者大幅减少。西多会衰退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取得了成功。西多会以极大的经历与革新精神经营自己的产业，例如正是他们推动了英格兰养羊业的商业发展。他们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们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在技术层面大有可为，能够创造出日渐飞升的建筑物，从而充分体现西欧地区将教堂当做天堂映像的一贯目标，而西多会的标志性朴素风格也逐渐倒向了赤裸裸的建筑辉煌，并不比其他教堂建筑逊色多少。悲哀的是，在石头上的布道中幸存的宿舍，他们的寺庙之一，在英格兰西部克利夫有一座保存至今的西多会修道院寝室，这篇石头文章悲哀地表明了西多会的最终蜕变。这座巨大的十三世纪房间原本是一个所有修士共同使用的开放空间。但是到了十五世纪，寝室里安装了木制隔断，使得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至今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墙壁上安装隔断用的凹槽。一度遭到西多会弃绝的世界就这样蹑手蹑脚地钻了回来，他们的修道院与他们当初大力批判的反面典型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然而，西多会还将反复试图寻找重返最初理想的新方法，特别是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冲击以及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之后。
另一个十一世纪晚期的教团在追求简朴修道生活的道路上取得了永久的成功。就像西多会一样，卡尔特修会（Carthusians）的名字也来自他们的首创地大查尔特勒（在英语当中，卡尔特教团的修道院被称作charterhouse）。但是他们的灵感并非来自本笃会的传统，而是对于东方修道活动的重新发现，当年正是这些活动为西方修道院提供了最早的效仿榜样。历代教皇都对他们仰慕不已，并且赐予了他们一句溢美之词，说他们“从未改革，因为从不必改革”（nunquam reformata quia nunquam deformata）。每一个宗教团体都难逃松弛倦怠的诱惑，而卡尔特修会避免松弛倦怠的关键在于他们下定决心让每一位修士都尽可能保持独处，从而拉近他们与上帝的距离。卡尔特修会的每一个成员在修道院的围墙内都有一座专属自己的棚屋与花园，仅仅在每天三次的集体祷告活动中才会与其他人见面。卡尔特修会向最早期修道生活形式的回归意味着他们永远无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教团，但他们一直广受尊重。
卡尔特修会的简朴作风有时就外部权威看来有些过分。十四世纪有一位教皇试图强迫西多会允许健康状况欠佳的修士吃肉，以及在其他方面缓和一下他们的独处生活方式，但卡尔特修会提出了强力抗议，使得教皇不得不同意他们保持自己的行为标准。关于这件事有一个好笑的传说，但无非只是个传说。这个传说的编造者可能正是一位颇有些幽默感的卡尔特修士。根据传说里的记述，教皇实际上是被抗议请愿团成员蛮不讲理的健康状况吓住了，因为请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有八十八岁，最年长的成员则九十有五。*51*近年来针对伦敦卡特尔修道院垃圾坑的考古发掘揭示了卡尔特修士的养生之道；修士们的无肉食谱以中世纪标准而言极为多样化，包括鱼，蔬菜和品种丰富的水果——葡萄，无花果，李子，黑刺李，桑椹，草莓，核桃——以及任何修士们在各自的花园里种植的作物。此外，修道院的排水系统也堪称一流。 *52*
不过十一和十二世纪的多样化修道生活还有另外一个产物，即奥古斯丁运动。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为这场修道运动的理论依据并非来自本笃，而是希波的奥古斯丁当年为了在他控制之下的宗教群体而制定的（或者被后人算在他头上的）一系列主张与简单规则。*53* 奥古斯丁圣规的诱人之处在于比本笃圣规更为概括简要，从而可以适应各种情况下的集体生活。每个奥古斯丁修道集体的成员都是生活在圣规（Regulum）下的教士，这种集体生活的成员身份叫做律修会修士（Canons Regular），与非修道主教坐堂和学院的“世俗”教规相呼应。他们的教士职责驱使他们前往各种能为信众提供提供教牧关怀的场所，所以他们对于俗世的态度恰恰与西多会相反。他们专找新开发的城镇落脚，他们将自己的修道院坐落在城堡和豪门大宅旁边，往往直接接管集体生活阵脚大乱的现存大型教堂。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热烈欢迎，因为他们满足了公众对于圣者祈祷的普遍饥渴。他们的社区很少像本笃会或者西多会那样寻求规模或者财富，因此他们提供属灵服务时要价很低：一位家道小康的骑士赠送的一块地皮，一位商人的寡妇赠送的廉价住宅，一位穷人临终前捐赠的几个小钱，等等。此外他们还在当地教区以及医院里担任教士，为周边社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上述这一切的结果是为十二世纪寻求修道职业的男男女女们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多样化选择，人们总可以找到一款最能表达他或她个人信仰的修道集体，或者也可以仅仅在世俗世界的压力之外寻找一个意气相投的属灵友人。比方说，十二世纪末期的英格兰东部有两个城镇萨福克郡及诺福克郡。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两个城镇可谓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在这里坐落着大约80座修道院和修女院，代表8个不同的教团，其中包括本笃会。当地人口分布于1500个教区当中。在英格兰东部的任何地点向任何方向步行一两个小时必然会遇到一座宗教建筑。*54* 如此纷繁的多样性全都统一于同一个宗教冲动之下，但这种冲动在西多会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西多会起初的坚定执着与艰苦朴素可能会使人联想到现当代的福音派活动，但是西多会主张当的一个方面却与今天的福音派水油不溶：所有的西多会修道院都敬献给了圣母玛利亚。在格里高利改革的时代，一股浪潮席卷了全欧洲，而西多会正是当时的弄潮儿。
自从聂斯托里派争议以来，西方神学家就在东方教会崇拜“神之承载者”（Theotokos）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当他们翻译这个有争议的单词时，一般会直接采用一个直截了当的拉丁短语，意思是“上帝之母”（西方人就这样再次激怒了希腊教会）。母亲是一个比承载者更加强有力的形象，此外这个词也很可能导致人们对于妇科问题的关注——例如，四世纪的罗马就爆发过此类争端，当时热罗尼莫极力主张玛利亚终生守贞的观点。*55* 此类思想在十一世纪发展壮大，各种情况结合起来，促进并丰富了玛利亚崇拜。对于格里高利改革的参与者们来说，玛利亚是守贞的完美例子，奠定了他们的教士独身制度的新理想，而且这个主题对于修士也有着天然吸引力。再后来，随着洁净派教徒的威胁日益增长，玛利亚似乎也成为了反对洁净派二元论的有力担保人，她证明了上帝不仅仅能将圣灵神圣化，也能将受造的血肉之躯神圣化，因为玛利亚本人就是道成肉身的必需媒介。这个观点的确有问题，因为洁净派教徒也被卷入了日渐高涨的玛利亚崇拜，只是他们坚持认为玛利亚不是肉体凡胎的母亲——毕竟圣经里没有她的家谱。*56*
除了这个令人烦心的扎实论点之外，母性的主题还在继续刺激着西方教会玛利亚崇拜者的神经，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正是独身制度和婚姻管控。如果想让道成肉身的过程免遭罪孽的浸染，玛利亚的性行为必需远离罪孽。于是人们得出了两个结论，而这两个结论将会对于玛利亚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地位造成深远影响。首先，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英格兰本笃会修道院院长出于他们对玛利亚的热忱而专门进行了协商，之后就开始宣扬以下观点：玛利亚的受孕并不像一般人类那样与色欲有关，因此她的受孕是完美无暇的，不受罪孽的玷污，她的肉体也是一样。这种圣母无原罪说（Immaculate Conception）引起了激烈争议：克莱尔沃的贝尔纳是玛利亚崇拜的主要拥护者之一，经常在自己的布道当中宣扬这一理念。但同时他也直截了当地声称，圣母无原罪说只是后人一时兴起的产物，与玛利亚毫无瓜葛。任何人的受孕，甚至包括玛利亚本人在内，都不可能脱离肉体快感。直到反宗教改革后期，圣母无原罪说还在继续令天主教神学不得安宁，甚至在新教徒的不敬态度面前保卫玛利亚的冲动都无法平息这方面的争执。*57*
然而，该学说很有用地与一个目前在东西双方大行其道的信念遥相呼应：玛丽的肉体不应像凡人那样死亡朽坏。这条信念同时也创造性地契合了基督教世界当中一项显而易见且意义重大的缺失：基督教世界当中不存在任何关于玛利亚的葬礼、陵墓或遗体的传统。下一阶段也就得到了顺理成章的发展。十二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莱茵兰有一位喜好神秘主义的修女名叫辛奴的依莉萨。她不止一次地在异象当中见到圣母以肉身形态被接进了天堂。依莉萨的一位教士兄弟满腔热情且文笔简练地记录下来了这番显灵景象。多亏了洁净派的国际联系，在短短几年内这份手稿就成了欧洲各地的畅销书。玛利亚肉身升天（Bodily Assumption）的学说至此完全成熟，将此前几百年流派众多且较为含混的观点汇总在了一起。*58* 由一个半文盲德国女性掀起的神学创新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一点表明玛利亚崇拜绝非抽象的神学问题。公众对于上帝之母的急切爱戴才是玛利亚崇拜的燃料
玛利亚的遗体不存在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这一点非常有用。因为这一点必然促进人们着力关注她那失踪的遗体的造像。那些手头没有任何重要遗物的教会——在北欧地区尤其常见——只要修建一座圣母像就能后来居上。如果运气特别好，上帝特别青睐，当地人热情特别高涨，或者营销手段特别刻苦，圣母像还会显现神迹并成为朝圣的焦点，使得这座教会彻底咸鱼翻身。这一点体现了朝圣崇拜的某种民主化特质，因为任何教区教堂以及大量修道院都可以安置这样的造像。有鉴于此，圣母的风头盖过一批地位较低的圣徒也就不奇怪了，即使他们的遗物就在眼前。自十一世纪以来，遍布欧洲的教堂纷纷与当地圣徒甚至国际圣徒拉开了距离，转而尊奉圣母。1287年，一位充满活力的埃克塞特主教彼得.坤诺（Peter Quinel）向他的大教区内的每一座教区教堂下令，除了陈列各自主保圣人的画像之外还要陈列圣母玛利亚的画像。*59* 在十三世纪末期，这种做法已经一点争议都没有了。他能够如此满怀信心地期待自己令出必行，证明格里高利七世的理念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座专为上帝荣光而良好运作的教会机器已经问世了。在坤诺主教发布命令的时代，格里高利教皇的工作已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功，并证明了这一制度能够战胜强大的新兴挑战。下文中我们就要将这些挑战好好研究一番。
家园 10-拉丁语基督教的新边疆-1-更换盟友 从西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崩溃开始到十世纪为止的这段时期一般被人们称为“黑暗时代”，但是实际上西方世界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丰富而极具创造性的发展。因此对于这一时期更为公允的描述应当是“中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究竟始于什么时候呢？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地中海西部依然保留着许多古典世界的残留，直到六世纪晚期才发生决定性的改变。连年战乱已经彻底粉碎了意大利的罗马贵族阶层，讽刺的是其中大部分战争都是由意欲收复失地的历任拜占庭皇帝发动的。同样的灾难也严重摧残了北非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极大地削弱了当地的实力，只等着七世纪的穆斯林军队前来大杀四方。或许最为意义重大的是，在六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里，拉丁语文化距离完全灭亡一度只有一线之隔。这场危机的见证者就是可考证的手抄文稿。抄写手稿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但是千百年知识积累的脆弱成果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传承下来。此时抄写活动完全终结，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的查理曼时代才得以延续，在此期间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在政治层面上，前帝国的疆域转变成了一系列的蛮族王国，绝大部分此类王国的统治者都是阿里乌斯派哥特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阿里乌斯派信仰，借此标志自己与拉丁语旧世界公教会基督徒的文化差异。这两套文化体系就这样古怪地并存着：拉丁世界的精英阶层可以免除兵役，还能以所谓“主人”的身份保有不甚可靠的财产权，尽管他们的“客人”一直赖着不走。上文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四世纪晚期马丁主教发动的先驱性修道活动当中，年轻的高卢-罗马贵族占全体参与者的人数比例特别大，而且很多年轻贵族后来都成了主教。由于帝国的公务员体系已经崩溃，公教会主教往往成为了拉丁语教会的唯一权威形式。人们难免怀疑，那些既有能力又有经历，此前原本会为帝国服务的人，或者那些一开始就担任帝国官员的人，此时之所以加入教会是因为教会对他们而言成了仅存的职业选择；与此同时他们在东方依旧可以投奔官僚体系。西方教会的神职人员序列当中至今依然值得注意地存在着许多对于明确规程与归档系统特别感兴趣的人。早在十二世纪的系统化整理之前，西方教会的正典教法就西方的主要智力成就之一。西方神学也一直以细致入微为主要特点，很好地反映了拉丁语的官僚式精确性，可惜这一点对于西方教会的灵修生活倒未必总是好事。
西方拉丁语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要如何应对当前最新局势呢？它是否会投向东方希腊语教会并且全身心认同拜占庭方面收复失地的企图呢？它是否会像旧帝国的其他体系一样销声匿迹呢？此时由多个民族群体全体共同组成的阿里乌斯教会已经占领了西方世界，拉丁教会是否会顺应这一权力结构调整并且与其相融合呢？到头来西方教会的领导层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这条路线深切影响了西方教会的未来。一方面西方教会继续与哥特人的阿里乌斯教会保持着不咸不淡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与东方教会进一步拉开了距离，而且越发以罗马主教为中心。493年，阿里乌斯派东哥特国王兼军事领袖狄奥多里克占领了西罗马帝国皇帝最后的都城拉韦纳，此时西方教会应对新世界的审慎策略也变得显眼起来。狄奥多里克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明面上向拜占庭皇帝俯首称臣，实际上却是一位完全独立的君主——甚至就连后世的拜占庭史官都不得不对他的这一手以及其他若干招数勉强予以肯定。*2* 狄奥多里克接纳了自己一头闯入的精致文化，如今拉韦纳依旧保留的几座优美建筑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们是非公教版本基督教在意大利修建的最宏伟的教堂，其中包括位于皇宫当中供他本人使用的小教堂。这座建筑最早是敬献给救主本人的，后来公教会又将其进行了重新敬献，使之成为了新圣阿波利拿里教堂（Sant’Apollinare Nuovo）（此前在拉韦纳附近还有一座教堂，也敬献给了据称是这座城市首任主教的阿波利拿里）。步入内部之后，人们第一眼就会发现这座建筑遵循了经典长方形教堂的形制。显然修建这座建筑的领袖很尊敬基督教传统，也并不认为自己的信仰应当占据基督教的核心位置。但是如果看得再仔细一点，还能发现不少有意思的特色。
新圣阿波利拿里教堂当中有一部分马赛克拼贴画是在六世纪早期教堂建成时制作而成的。其中有两幅画作描绘了狄奥多里克的宫廷与他的港口城市克拉西斯，今天这两幅画看起来完全不知所云，因为其中的人物形象完全被抽象图案取代了。因为这座教堂后来落入了公教会手中，而公教会不能容许对于异教国王及其随员进行英雄化的描绘。不过还有一部分原始画作得以保存，这部分画作位于墙壁顶端的饰带上，距离人们的视线非常远，因此尽管贯穿了教堂正厅的两侧却依旧安然无恙。画作似乎体现了阿里乌斯派对于基督本质的看法。画作内容是耶稣生平。北侧画作中的行奇迹者与寓言讲述者被描绘成了一个白净无须的年轻男子，南侧的受难与复活场景中，他看上去则更加年长且蓄了胡子。换句话说世人的赎罪者就像真正的人类一样生活，成长并且成熟，他像人类一样受苦，又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复活。狄奥多里克就这样利用基督教艺术与建筑资源向全世界宣扬了阿里乌斯派的信仰。尽管在两次大战期间拉韦纳都遭受了轰炸，但是新圣阿波利拿里教堂以及其他几座东哥特建筑还是有幸保存了下来，这些建筑成了阿里乌斯文化与文学为数不多的见证。其他阿里乌斯派的遗迹几乎全都被有意识地从历史记录当中抹杀了。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一瞥得见阿里乌斯基督教的丰富多彩，其他地区的同类建筑全都被中世纪西方拉丁语教会非常成功地清除掉了。
狄奥多里克不仅对于阿里乌斯教堂极其慷慨，同时也允许公教会繁荣发展，还将许多罗马公教会贵族出身的人才纳入了自己的政府。其中最杰出也是最博学的一位名叫波爱修斯，他也是这些人当中最不幸的一位。他的宫廷生活结束于524年，当时有人指控他里通外国，与拜占庭相互勾结，最终他因此遭到了处决。但是他对于西方基督教未来的成型起到了重要作用，波爱修斯的希腊语水平很高，这一点在西方教会当中正变得越发难能可贵。他对于希腊文学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曾经计划将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全套著作翻译成拉丁语。最终他仅仅译成了几篇亚里斯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论文。但是任何能够提供清晰思考框架的书籍对于当时的西方学者来说都是越发稀少的珍贵资源。此外波爱修斯还在身陷囹圄等待处刑的时候创作了一篇同样意义重大的文章：《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这篇文章当中并没有多少基督教因素，因为文章作者的智识根基是由新柏拉图主义塑造的。但这正是这篇文章的部分价值所在。就好像当年奥古斯丁的著作一样，这篇文章也将柏拉图嵌入了接下来几百年西方教会的思想核心。文中流露的视死如归精神有力地提醒着西方教会的教士与学者，哲学先贤们的声音值得用心倾听，哪怕他们对于基督一无所知。
狄奥多里克以及其他不如他这么花哨的蛮族统治者都可以被视为西方公教会的保护者，他们的防范对象则是拜占庭皇帝。从五世纪中期开始，拜占庭皇帝越发使得西方公教会领袖感到陌生与愤怒。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将罗马与拜占庭的关系从破裂边缘拉了回来。并非巧合地是，在同一时期身陷战阵的利奥一世教皇开始经常性地使用一句对自身职位的描述，这句措辞谦卑的描述斩钉截铁地确定了教皇沿袭自历史的权威：“蒙恩彼得的卑贱继承人”（indignus haeres beati Petri）。这个称谓有一个很有用的附带效果：根据字面暗示，就算某位教皇确实不堪大任，他也依旧享有源自使徒传承的神授权力。日后当后世教皇们打算为了某些不太好看的行为进行辩解时，这一点将会非常管用。*3* 在卡尔西顿会议之后，一系列拜占庭皇帝不顾一切地试图安抚自己的一性论臣民，以至于不惜危及在卡尔西顿会议上千辛万苦与西方教会达成的和解。伴随着482年与519年之间的阿卡修斯分裂，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也陷入了低谷。
在分裂期间基拉西乌斯一世是卡尔西顿信经的激进拥护者。在他那短暂却充满活力并为世人所牢记的教皇任期内，他试图沿袭安波罗修主教硬抗狄奥多西皇帝的传统，将君士坦丁堡拽回正道上来。494年基拉西乌斯一世在一封写给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信中称，上帝为人世间提供了两套权威，即君王与主教。他们有责任同心协力促进上帝意旨的实现。但是“其中教士的责任更重，因为在神圣审判日他们将要代表凡人的国王接受主的质问。”基拉西乌斯一世教皇对于皇帝的世俗权威表现了份内应有的全套尊重——与日后几百年间的许多继任者们大异其趣——但他同时也坚称，在一切信仰问题上皇帝都应当顺从教士的意见。*4* 基拉西乌斯一世的主张不仅仅应对了眼前的分裂形势，还为后世西方世界奠定了基本原则。这条原则在西方得到了后世君主们的普遍尊重，教会领袖们则对其大加利用与拓展。而在东方这条原则却从来没能站住脚。东方教会的宗主教们如果对皇帝说同样的话，十有八九没好果子吃。
在分裂期间还有另一件深刻影响西欧未来的大事：前西罗马帝国境内有一位势力特别强大的蛮族国王皈依了公教会。他的权力基础位于高卢北部，他的名字叫克洛维斯，他和他的继位者们继承了他祖父的姓氏墨洛温，自称梅罗文加王朝。481年，克洛维斯成为了日耳曼民族当中法兰克分支的国王。他是个很成功的军阀，将家族的势力扩展到了曾经的高卢行省全境——此后人们就将这一地区称为法兰克，基本上与今天的法国相重合。就像其他日耳曼领袖一样，他也与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拉拉扯扯，他的家庭成员也一定选择了阿里乌斯派。*5* 但是他本人娶了一位公教妻子，并且逐渐越发仰慕公教会的圣徒之一，行伍出身的主教图尔主教马丁。就像两个世纪之前上帝曾经青睐过君士坦丁一样，马丁的上帝也为克洛维斯赢得了许多军事胜利。对于罗马帝国的追慕以及当地圣徒的影响使得克洛维斯的信仰偏向了他妻子那边。
当时的图尔主教格里高利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卢-罗马贵族，他不仅是马丁的继承人，还是这位圣徒的忠诚追随者与传记作家。根据他的记录，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将克洛维斯册封为了执政官，而克洛维斯则在马丁的图尔城大肆庆祝自己获此殊荣——由于格里高利的记录有多种解读方式，这件事的具体日期很难确定，大概应该是在493年到503年之间。*6* 授予执政官头衔的举动并不能真正确立拜占庭在当地的权力，但这一举动的确表明拜占庭皇帝急于与这位意料之外的公教会盟友结盟对抗对抗西方的阿里乌斯派统治者，而执政官头衔依旧是新老世界之间的强力纽带。在克洛维斯皈依之后大约一千三百年的时间里，总共有十八位法国君主以他的名字命名。克洛维斯的拉丁语拼法是Lodovius，在法语中的变体是Luois，也就是路易。现在西方教会拥有了一位军力强大的庇护人。还要再过一个世纪，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们才会彻底放弃祖上流传下来的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投向在他们治下大多数基督教臣民一直不管不顾地保留着的公教信仰。后来的公教会历史记录有意模糊了当年阿里乌斯派差点就在西欧大行其道的事实。假如蛮族君王们的信仰偏好最终倒向了西班牙的西哥特人而不是法兰克的克洛维斯，欧洲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可能将会一直是松散零落的阿里乌斯派而不是罗马教廷。这种可能的后果简直无法估量。这样看来克洛维斯受到如此尊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公教会胜利的核心是已故的主教圣徒马丁。现在他成了梅罗文加王朝的招牌圣徒，公教会在拜占庭治下的意大利以及东哥特拉韦纳王国战胜阿里乌斯派的强大象征。在六世纪五十年代，拜占庭皇帝没收了拉韦纳的皇家小教堂并将其改造成了公教会教堂（也就是今天的新圣阿波利拿里教堂）。当时的拉韦纳大主教在庆祝这一事件时将这座建筑献给了高卢圣徒马丁，尽管还有许多反阿里乌斯派事迹突出的东方圣徒可供大主教的皇家主公拿来光耀教堂门庭。这个小动作有着很深的意味：甚至在收复拉韦纳这样对于拜占庭军事强权与公教会基督教而言都意义重大的胜利之后，西方教会依旧不会被东方基督教所同化。在这座教堂的本堂马赛克壁画当中，图尔的马丁依旧骄傲地走在一干男性圣徒的队伍前列，引领他们走向救主，尽管今天这座教堂早已经很欠考虑地被重新献给了当地的另一位圣徒阿波利拿里*7*
与蛮族出身阿里乌斯派或异教竞争者相比，法兰克梅罗文加王朝的存续时间要长的多。尽管后来也未能免遭政治分裂与国运衰微，但是梅罗文加王朝依旧在法兰克领土范围内推进了由三位公教会圣徒加以神圣化的政治联合意识。除了图尔的马丁之外，还有另一位三世纪德西乌斯皇帝时期于高卢北部殉教的主教，名叫狄俄尼索斯（后世的法语称其为邓尼斯），他是巴黎前身路特西亚市的第一位主教，后来克洛维斯在城市旧址附近的岛屿上兴建了自己的首都。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一位与克洛维斯同时期的杰出女性，一位名叫吉罗费华（在法语中是吉尼费维）的修女，她为殉教者邓尼斯修建了坟墓，据说她还组织了路特西亚的抵抗力量来抗击五世纪中期入侵当地的匈奴人。*8*在她的晚年，吉罗费华对于克洛维斯有着很强的个人影响，当时克洛维斯对于路特西亚的军事征服已经不可避免了。她在克洛维斯皈依公教会并尊奉邓尼斯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12年吉罗费华逝世时，梅罗文加皇室将她安葬在了一座新建的长方形教堂当中，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岛上的都城。这一举动确保了她的圣徒地位，也表示了他们开始效忠于尊奉彼得与保罗的罗马城。吉尼费维身后哀荣日盛，以至于这座教堂最终以她的名字重新命名。十八世纪的另一座巴黎教堂继承了同一名号，后来这座宏伟肃穆的建筑遭到了世俗化处理，成为了巴黎的先贤祠，一座纪念法国启蒙运动智识与文化成就的圣祠。这些成就与吉尼费维的业绩相比可谓截然不同。
简而言之，法兰克王朝的三位公教会主保圣人当中有两位主教，其中一位是行伍出身的修士。还有一位在当时或者任何其他时期都很不常见的女性圣徒，她不仅在修道生活方面进行了开拓，而且还显示了许多军人特有的品质。身为国王策士的吉尼费维将会在十四世纪为另一位同样奇异的女性圣徒提供榜样：圣女贞德，村姑出身的先知，法国宫廷当中的强力人物，对抗英军的可怕军事领袖。这三位圣徒与基督教公教会法国国王之间的联盟关系直到十九世纪都是西欧基督教所要应对的重大政治现实之一，后来的法国君主也因为“最为基督徒的国王”这个头衔而自觉光荣不已。与之并列的还有另一个在梅罗文加王朝最终倾覆之后流传开来的强力头衔：“神圣罗马皇帝”。千百年来，两大基督教皇权之间的明争暗斗反复扰乱着欧洲的和平。直到最近几十年间，人们依然能够强烈感受到教会与皇权在法国的古老联盟，这种感受极大地影响与危害了法国的政治。梅罗文加王朝的名声至今依旧禁锢着许多人，他们情愿通过云山雾罩的阴谋论来构建过去，却忽视了基督教历史上真实的精彩情节。
另一个王权也正在罗马成形。阿卡修斯分裂在519年的结束再次强化了教皇的属灵权威。此时的拜占庭皇帝是虔诚且生于西方的查士丁一世。在他的侄子兼继承人查士丁尼的鼓励下，他特别想与罗马达成和解。查士丁尼本人一直在考虑联合东西方，重建以君士坦丁堡为根本的单一帝国。时任教皇的何尔米斯达斯（514-523年在位）决心为了将一分为二的帝国教会再度结成团契而大力砍价。他要求东方教会的主教们签署一套协议，这套协议将赋予罗马不可动摇的地位：
“基督以圣彼得为基石建立了教会，因此公教信仰通过使徒圣座而一直保持了纯净无暇。罗马圣座定义了这一团契，我希望团契当中一切事务的决定今后都要获得使徒圣座的承认。”
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们设法回避了这份象征彻底投降的宣言，没有将自己完全套进去。但这份宣言在罗马主教的武器库当中注定将会享有一段漫长的未来。日后罗马方面将会使用这件武器来迫使实力衰弱的拜占庭教会重新与自己联合，还将会用它来塑造自身形象。要是没有这份宣言打基础，1870年的梵蒂冈会议根本不可想象。
对于西方公教会的领袖来说，东方教会对于何尔米斯达斯原则的态度显然非常冷淡，而且查士丁尼皇帝依然试图更改卡尔西顿决议。此时公教会精英与信奉阿里乌斯派的西方君主以及信奉公教的梅罗文加王朝之间已经结成了深厚的合作关系。因此当查士丁尼在533年开始着手重新夺取意大利，又在536年宣布要通过拜占庭的统治重新统一地中海地区时，西方人的反应并不算兴高采烈。何尔米斯达斯的儿子西尔维留斯于536年借助接连几任拉韦纳东哥特国王的支持成为了教皇，于是教皇就无可挽回地卷入了拉韦纳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军事对抗当中。后来查士丁尼击败了东哥特人人并且将拉韦纳定为拜占庭的西部陪都，与此同时现任教皇的执事长维吉里一心想着接班并且苦苦等待着顶替西尔维留斯的机会。结果这位新任教皇就成了拜占庭皇帝的玩物——实际上，在随后不久的一次帝国邀请之后，教皇进一步沦为了皇帝的囚徒。
维吉里发现新近得来的教皇荣光并没能使他过上高枕无忧的舒服日子，反倒将他领进了陷阱，因为查士丁尼依然在试图推出一套足以平抚一性论臣民的信经，而他需要教皇对此加以批准。在547年到548年之间，倒霉的教皇勉强在拜占庭皇家敕令《三文件》（Three Chapters）上添加了自己的认可，这其中包括对三名已故的铁杆二性论神学家的谴责，而卡尔西顿会议专门将这三人奉为正统——其中就有了不起的摩普绥提亚主教西奥多。553年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一次教会会议支持了《三文件》当中的谴责性内容，同时不冷不热地重新肯定了卡尔西顿会议的决议，并且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维吉里的缺席。这一来维吉里彻底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窘境，一边是西方教会的怒火，另一边则是被拜占庭皇帝的打手们修理一顿的确实可能性。可怜兮兮地左右摇摆了一阵之后，他在554年最终确切肯定了《三文件》以及其中的谴责性条款。万幸地是，他死在了从君士坦丁堡返回罗马的途中，借此躲过了罗马城内等待着他的凶险后果。基拉西乌斯对于教士权力的肯定以及何尔米斯达斯对于使徒圣座纯洁无暇的主张全都无济于事：在皇帝的胁迫下，一位教皇附和了异端教派的重大声明。*10*
因此，自君士坦丁一世以来，教会领导层对于皇帝的态度首次发生了分裂。高卢与西班牙等更加靠西的地区尤其难以正面欣赏自身与拜占庭的任何接触；西方教会当中的古典世界遗老遗少们越发感到，假如他们还想保存传统文化，必须指望那些曾经被他们不屑一顾地当成野蛮人的民族。拜占庭重新占领意大利的举动沉重打击了阿里乌斯派，使之越发虚弱。但是查士丁尼在意大利与北非所取得的军事成功最终在六世纪晚期的战祸当中化为乌有，也为教皇留下了更宽松的操作空间来主张罗马在西方教会当中的地位。在东方教会当中，各个主要城市的教会都有着各自的主张，彼此互不相让。相比之下，西方教会当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够对抗教皇的地位，尤其是在一贯坚持己见的北非拉丁语教会于七世纪遭到阿拉伯军队的压制之后。西方教会一直在寻找一个足以解决各种内部争端的权威来源，这种需求也促进了大趋势的发展。尽管尼西亚会议与卡尔西顿会议这样的普世会议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尊崇，但是会议造成的冲突后果以及553年同类会议导致的烂摊子还是显示了这种决策方法的固有缺陷。
饱受摧残的罗马教皇声誉终究在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时期得到了恢复与扩展，他也经常被后人尊称为“伟大的格里高利”。就像两个世纪以前的安波罗修一样，他也出身于富有的传统行政背景，早年间担任过罗马城的地方长官，后来才成为修士。格里高利是第一位担任教皇的修士，尽管他的修道生活与帕科缪甚至马丁所熟悉的方式大相径庭：格里高利将自家在罗马城内的房产改造成了修道院，还为自己加入的修道院提供了资金基础。后来的史料宣称他的母亲西尔维娅每天都会用银盘盛着蔬菜来到修道院给他送饭。*11* 这位罗马贵族对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声明毫无兴趣。格里高利曾经担任过罗马教会的外交官并在拜占庭宫廷里呆了六年；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希腊语教会毫无好感。六世纪末期，意大利地区的拜占庭势力遭到了中欧民族伦巴族的粉碎性打击。不过就像许多人对于410年阿拉里克蛮族洗劫罗马事件的看法一样，格里高利也一定不会将伦巴族的胜利视为令人瞠目的灾难。恰恰相反，他在592-593年之间与伦巴族单方面达成了和约，将拉韦纳的拜占庭皇家特使冷落在了一边。他强烈反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过去几百年里一直在使用的普世宗主教头衔，尤其因为这个头衔的依据仅仅在于宗主教是帝国首都“普世之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许是为了反衬普世宗主教头衔的傲慢，格里高利特意为自己选取了一个极其自我贬抑的头衔并被他的继任者们沿用至今：“上帝群仆的仆人”。*12*
格里高利在位期间的确充满了紧迫感，因为他相信世界末日近在眼前。他会这么想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为他的家族带来特权与财富的社会此时正在政治动荡与衰败当中挣扎。*13* 假如末日即将来临，那么不仅修士们要做好准备，而且全体基督徒都应当早作打算。而教士们应当在他的带领下充满热情地帮助他们。在存世著作当中，格里高利的作品率先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讨论神职人员教牧与布道工作的具体做法。与修士的沉思修行相比，教士要担当截然不同的责任，而格里高利在当选教皇之前就脱离了修道生活。前任修士格里高利认为，与修道院的隐居生活相比，积极入世进行事工活动可以使教士们有机会获得更大的灵修进步。原因恰恰在于人们难以在鸡飞狗跳的日常生活当中维持平和心境与阐释福音的能力。“当遭到分割与撕裂的心灵被卷入如此众多且沉重的事务之后，这心灵何时才能回归自我，将自身收拢在布道词当中，同时又不放弃言语布道的事工呢？”随着教会越发强调修士的灵修英雄主义，这番话为教士们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教区神父们也有自己的灵修挑战需要面对。
家园 2-北欧地区的传教活动 格里高利很关心能否在世界末日之前使得世界达到尽可能的完美境界。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在597年向罗马帝国曾经的岛屿前哨派出传道人员。两个世纪以前的洗劫罗马城事件造成了激烈的动荡，致使罗马丧失了对这些岛屿的控制。410年罗马军团离开这些岛屿的时候，这里包括上不列颠与下不列颠两个行省。但是尽管罗马人在这里驻扎了四百年，他们的文化还是迅速地消逝了。现在岛上的主要势力是源自日耳曼民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自罗马统治末期就开始向岛上迁移，此时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这片岛屿的特质。格里高利向不列颠英格兰地区派遣传教人员的举动西方拉丁语教会转变方向的关键阶段，西方教会将会逐渐远离拜占庭，面向西方与北方寻求发展。西方教会曾经是希腊语教会的穷亲戚，在教众规模与神学精细程度上都大不如后者。西方教会曾经与一个越发失序的帝国拴在一起，饱受国运起伏的折腾，而且还要面对信仰基督教异类变体的统治者。现在西方教会超越了罗马帝国的疆域。自称为彼得继承人的罗马主教为这座古城赋予了崭新的重要性：罗马将要营造一座思想帝国，其规模将要远远超过耶稣基督在世时屋大维依赖武力打下来的江山。
英格兰传教活动是罗马主教扩展基督教现存疆界的最初尝试。有趣且很可能意义重大的是，此前的主要基督教传教活动几乎全都是由帝国卡尔西顿教会眼中的异端教派发动的——尼科米底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以及阿里乌斯派成员乌尔菲拉前往北境蛮族部落的传教，叙利亚一性论者雅各.巴拉丢在中东地区的传教，以及叙利亚二性论者在阿拉伯地区、中亚地区还有（一开始）埃塞俄比亚的传教。唯一一个主要例外就是凯尔特不列颠人。在活力充沛的高卢公教会的强力影响下，他们也全都成了公教徒。就像高卢基督徒一样，凯尔特不列颠人也决定使用西方公教会的神圣语言拉丁语来记录本民族的文学与礼拜祷文。这一点对于英国基督教生活的未来造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四世纪晚期开始，这些凯尔特基督徒穿越了日渐崩坏的不列颠行省边境，进入了希伯尼亚（即爱尔兰）以及哈德良长城以北的疆域与岛屿，日耳曼民族对于这些地区尚未造成什么影响。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这些人当中的一位，也就是惠特霍恩的尼尼安。不过与另一位名叫帕特里克的传教士相比，尼尼安的生平记载要含混许多。这位帕特里克是个神经质的不列颠人，干劲十足且满心苦恼。他应该是尼尼安的同时期晚辈。在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担任希波主教期间，帕特里克与尼尼安很可能都还健在并积极从事着基督教传教活动。不过与尼尼安不同的是，帕特里克用拉丁语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尽管文笔粗陋混乱，但依旧是难能可贵世所罕见的存世文献。
想要确定这份文献的成文时期以及捋顺帕特里克本人的职业生涯并不容易，不过大致时间一概是在五世纪上半期，图尔的马丁死后一代人左右，当时西方教会依旧因为伯拉纠而四分五裂。帕特里克的存世文本中充满了冲突。他是一位教士的孙子，根据他的说法，他的家乡名叫“班纳凡穆塔博尼亚”。这个地名的具体所指很有争议，不过很可能就是哈德良长城边上的众多小型村落之一。*15* 少年时他遭到了爱尔兰劫掠者的俘虏与奴役，后来游荡到了高卢地区，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族人当中。此后他越发强烈地感到自己应当返回爱尔兰担任主教，继续前任主教帕拉斯留下来的传道工作。这份文本以及随后的信件表明帕特里克在不列颠，苏格兰南部以及爱尔兰地区全都碰到了令人泄气的反对，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其他基督徒，但是日后的传说当中并没有提到这股反对力量。帕特里克将会成为爱尔兰的使徒，并且最终通过爱尔兰人遍及全世界的足迹成为当代天主教会当中饱受尊崇的圣徒。但是他身后的影响力还远不仅如此：他在大海另一边沦为奴隶的经历（以及他将蛇类驱逐出爱尔兰的美名）日后将会激励无数惨遭欧洲人奴役的非洲人。*16*
帕特里克以及他在爱尔兰的继任主教们面对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甚至西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分崩离析的欧洲大陆也不能与这里相比。爱尔兰岛上没有中央权威，人们也不记得此类权威的存在（至少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角色），只有一大帮由世袭领袖所掌管的部落（tuatha）。这些领袖统治附庸者的权力来源有两个，其一是他们抵御其他领袖的能力，其二则是他们与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从而保证庄稼茁壮牲畜兴旺的本事。将这些首领称为国王难免有些误导，因为这些首领在爱尔兰岛上随便什么时候都有150到200人之多。自从教会与权力结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主教应对过这种状况。苦心思索如何才能在这种环境当中取得成果的传教士们意识到教会要想在爱尔兰社会生根必须依靠修道院与修女院。*17*
帕特里克曾经骄傲地谈到过“苏格兰（爱尔兰）首领的儿女……似乎都成了基督的修士与处子”。*18* 与地方首领之间的联系成为了奠定修道生活基础的方式。由于当时爱尔兰无法可依，修道院根本不可能遵循帝国时期的惯例，依靠自有地产来维持修道生活。因此修道院成了多个地方大族的联合产业。于是基督教群体与各个地方族群密切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张日渐增长的大网。由于修道院与各个部落的骄傲以及前基督教时期传统牵扯极深，受其滋养的基督教生活在爱尔兰岛上也越发壮大。许多部落的生活都没有一定之法，反应了当时大部分爱尔兰社会的流动性特质，于是当地教会也发展出了流动教士家庭的特色。在这些家庭当中，教士身份与服务教会的传统会一代代流传下来。他们在迁徙时会带上创始圣徒的故事一起上路将同一种崇拜传遍岛上相互隔离的各个地区。*19*
今天在爱尔兰西部以及偏远的大西洋附属岛屿上依旧存在着数量惊人的早期基督教建筑，绝大多数都是修道院——不用灰泥全凭石块堆砌而成的散乱屋舍与四面围墙当中的厅堂，形制上很像供养修道院的当地首领的住宅。此外存世至今的艺术品同样数量众多且美轮美奂富丽精巧。它们都是当年修道群体的宗教生活日用品：插图精致且拉丁字体独具一格的手稿，青铜钟，金属质地的院长权杖。尽管爱尔兰的后世历史充斥着暴力与破坏，这些文物依旧得到了妥善保护，因为它们成为了早期圣徒的遗物，就像圣徒遗骨一样神圣。凯尔特基督教文化非常重视这些圣物。十二世纪有一位喜爱刨根问底搜集八卦消息的史学家名叫威尔士的杰拉德，他特别提到了这种重视态度。根据他的记录，在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威尔士，人们更害怕违背指着大钟与院长权杖之类物品发起的誓约，而不是指着福音书发起的誓约。*20*
从属灵层面来看，凯尔特修道生活就像埃及沙漠或者中东地区的任何修道活动一样严肃认真。每年的复活节，为了庆祝基督复活，饥肠辘辘的修士们都要冒着强风蹲在斯凯利格群岛的山崖最高处，直面水天相接的壮美景象，眼看着太阳在大西洋海面上冉冉升起。事实上他们有能力与叙利亚或者埃及的修士们取得联系，至少他们能够得到出品于拜占庭帝国最远边疆并被一路运到西方来的图书。在凯尔特圣典手稿当中存在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人物图案，这其中的代表是一套名为《杜若经》（The Book of Durrow）的福音书文本，此外同时期的凯尔特雕塑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形象。人们认为这些图案很可能源自一套当年流传到苏格兰与爱尔兰并早已佚失的叙利亚四福音合参手稿。在这些六世纪晚期的艺术品出现之前，凯尔特艺术很少描绘人的形象，因此人像的突然出现暗示着外部刺激的存在。同一套在叙利亚的修道飞地图尔-阿布登山区装饰而成的另一份四福音合参抄本后来流落到了佛罗伦萨，尽管在成书时间上比《杜若经》晚了好几个世纪，但是书中好几幅人物画都摆出了与《杜若经》关键插画当中一模一样的招牌姿势。其他凯尔特基督教艺术特征，甚至最具象征性的花式凯尔特十字架，在科普特基督教当中都能找到先例。*21*
中东与欧洲最西部之间就这样结成了意料之外的联系，这种联系所催生的凯尔特神学呼应着千里之外的奥利金与艾瓦格利欧斯神学。凯尔特修道院也采取了与约翰.卡西安与勒兰岛的文森特相同的路线，反对奥古斯丁的恩典观。他们希望强调人类竭力争取完美的重要性。有一位爱尔兰评论家在热罗尼莫《诗篇序言》（Preface to the Psalms）的手稿空白处写下了一段话，总结了支撑着他们在狂风呼啸的凄凉斗室之中进行属灵战斗的乐观主义立场：“行善且避免作恶是每个人的本质。”*22* 这种道德争斗神学产生了特有的爱尔兰宗教活动，后来又成了西方教会的主要特色之一。爱尔兰的神职人员为自己开发了一套“工价之书”。这些图书基于如下理念：世人不仅可以通过忏悔来赎罪，还有可能搞清楚各种不同罪孽所需要的相应忏悔程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工价换宽恕。他们认为灵修生活就是一系列的小挫折以及在下次犯错误之前对于上一次错误的辛劳补救。他们使用自己的工价书来帮助遭到罪孽与羞耻的俗家教众们。
爱尔兰与苏格兰的修道院在七世纪将自己的信仰传播到欧洲中部与北部的时候，传教人员随身也携带着工价书，这是神职人员应对教众所使用的最早赎罪规则书。这个想法很受欢迎——如果能通过具体且明确的行为（无论多么艰苦）来摆脱罪孽的重负，有谁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呢？这种思想为西方教会接下来几百年间的赎罪苦行体系奠定了基础。这套体系的具体做法如下：人们要向教士反复坦白自己的罪行，而教士则在查书或者诉诸回忆之后告诉他们必需的悔罪方式。尽管这套体系在教会的教牧实践当中得到了广泛接受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却直接违背了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当中，这个问题将会成为西方教会永久性分裂的由头之一。*23*
欧洲的偏远角落居然对于整个西方教会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一事实彰显了凯尔特基督徒的无尽活力。对于他们来说，大海只是前往邻近地区以及更遥远文化的通路而已。他们十分珍视圣布伦丹向西出航探寻新陆地的传说，早在哥伦布之前很久这个传说就令爱尔兰人骄傲不已，而且还体现了凯尔特社会对于此类可能性的开放态度。在六世纪后期，最伟大的凯尔特修道领袖之一哥伦巴（“教会之鸽”）不仅在爱尔兰中部与东部的杜若与德里建立了修道院，还在北方的爱奥那岛修建了修道院，这座建筑至今依然是大西洋诸岛上最知名的宗教圣地。他经常走海路往来于各个修道院之间。*24* 但是尽管哥伦巴富有冒险精神，他依旧还是在盖尔-凯尔特世界内部活动。他有一位较为年轻的同代人也叫做哥伦巴（传统上为了方便起见人们都将他称为哥伦巴斯），此人为自己的旅程找到了一幅更加新颖且更富有挑战性的愿景图画：他要遵循亚伯拉罕的榜样，前去寻找陌生的民族，借以完成上帝的意旨。
哥伦巴斯的第一次出行（时间大概是在六世纪八十年代）前往了基督教高卢地区，他在当地建立修道院的努力遭到了当地主教不甚由衷的感谢。凯尔特公教会与非凯尔特公教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反复发作令人不胜其扰的礼拜仪式问题：双方无法就庆祝复活节的具体日期达成一致，而这个节日又是最早且最重要的基督教节日。双方的紧张关系促使哥伦巴斯继续向东前进，来到了今天的瑞士。这段行程表明他的主要任务不是向异教徒们传教：最好将这段行程视为在更广泛更古老的基督教世界当中重申基督教的活动，正是这个世界孕育了爱尔兰基督教。当然，他之所以能够进行此等传教活动，是因为凯尔特基督徒们决定采用拉丁语作为公共崇拜与圣经的语言。自然，当哥伦巴斯来到非基督教习俗依旧盛行的地区时也会采取行动。此前的马丁已经做出了榜样，演示了基督教上帝高于一切低级竞争者的力量。对于哥伦巴斯的传记作家来说，这些事迹或许很有效地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得他们不至于总是盯着他与法兰克主教们的对抗。哥伦巴斯最杰出的功绩之一发生在布雷根茨。当地人为了祭拜诸神之王沃登（奥丁）而准备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酒桶并装满了啤酒，此情此景令哥伦巴斯火冒三丈。哥伦巴斯倒是并不反对饮酒，但是他不想看到人们为了区区一介伪神而浪费如此大量的酒水。于是他抢身上前一拳砸爆了酒桶，搞得沃登一滴啤酒也没能喝到。哥伦巴斯的上帝的强大破坏力给围观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传教活动也因此得以顺利展开。之后哥伦巴斯又从瑞士出发继续前进，来到了西方基督教的腹地，也就是意大利北部地区。615年他在博比奥新建的修道院中去世。
哥伦巴斯为爱尔兰以及苏格兰发动的传教活动确立了范式。其他凯尔特修士们进一步推进了他的初步工作。他们穿过了名存实亡的旧帝国边境，将基督教传播到了北欧地区。不过与此同时另一场反方向的传教活动也已经启动了。这场传教活动的发起地点是罗马城，发起人则是格里高利一世教皇。597年，哥伦巴院长在遥远的爱奥纳岛上去世了。在同一年里，一队教士与修士在教皇的授命之下离开了罗马城，前往大西洋诸岛。团队领导人是来自格里高利的圣安德鲁修道院的奥古斯丁修士。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教活动多少有一点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意思，暗示着格里高利很可能突然燃起了对英格兰的热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传教团出发时全体成员没有一个人会说任何一种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而格里高利对于这个问题的建议也很有些不靠谱，他认为传教团可以在沿途接纳几位法兰克翻译，借助他们与潜在的教众打交道。*26*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当中流传着一则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轶事，至今恐怕依然是涉及格里高利为何对英格兰产生兴趣的最佳纪录。据说他在罗马城的市场里见到了几位来自英格兰的少年奴隶，并被他们的俊美面容所折服。他询问这批少年来自哪里，他们回答说自己是盎格鲁人（Angli）。闻听此言，教皇说道这些貌如天使的人们很合适这个名字。之后他又以一连串拉丁文双关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鼓舞人心的想法。传统上格里高利的言论被人总结成了一句错误但却很上口的引言：“Non Angli sed angeli”，“不是盎格鲁人，而是天使”。这个轻松愉快的故事为教皇的冲动行为提供了很不错的动机，因此从根本上说来或许这个故事的确是真的。
格里高利显然对于传教团的目的地岛屿没有多少了解。根据他的设想，教会应当重建罗马时代的上不列颠与下不列颠行省区划结构，并且在旧殖民地的原首都伦底纽姆（伦敦）与艾伯拉肯（约克）部署大主教。这的确是非常美好的想法，可惜落伍了二百多年，因为此时的英格兰已经分裂成了好几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而伦敦城正处于低潮期。奥古斯丁认清了这一形式并且将自己的根据地设立在了肯特，此地位于英格兰的最东南端，也是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王国。肯特的异教国王埃塞尔伯特娶了一位名叫伯莎的基督教法兰克公主。而且罗马在这里的存在感依然很强。肯特的皇家首府是一座罗马时期兴建的城市，名叫坎特伯雷。日后当政治权力逐渐远离肯特的时候，继承了奥古斯丁的历届盎格鲁撒克逊主教与大主教都发现了与威塞克斯或者麦西亚的君主保持一定距离的好处，因此一直留守坎特伯雷。直到很久以后的十二世纪，安茹王朝将重振之后的伦敦城当做了首都，并且立刻在伦敦西部的威斯敏斯特修建了一座宫殿。这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才开始研究在伦敦中心地区新近获取的房产能够带来怎样的机会。大主教们一开始看中的地皮是今天圣玛莉里波教堂的所在地。但是他们很快就改变了战术，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在朗伯斯置办一座小型地产。这里与威斯敏斯特仅仅隔着一条泰晤士河，可以借助驳船快速往来。于是朗伯斯的新建宫殿取代了坎特伯雷，成为了大主教们实际上的运作中心。十二世纪晚期的一位大主教甚至还试图实现格里高利的计划，将自己的大教堂也搬到朗伯斯来。不过后来他死在了十字军东征途中，这项计划也就搁浅了。*28*
我们有幸对于格里高利的英格兰传教所知甚多，因为一位名叫比得的诺桑伯兰修士撰写了一部文采斐然引人入胜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此人生活在奥古斯丁之后一百年左右。比得是当时全欧洲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在他之前之后几百年间都无人能及。他在区分各种信息来源时的诚实态度令人钦佩；人们经常能清楚说出他的材料来自哪里。比方说，坎特伯雷的修士们为他提供了大量官方文献，这些材料在他记述格里高利与奥古斯丁的事迹时起到了核心作用。他尤其频繁地向读者通报信息的来源与状态。人们完全可以描绘他对于今天所谓“口头历史”的急切寻求。“最为可信的……迪达神父……告诉我，当地最为年长的一位居民曾经对他说……”*29* 在这个方面比得完全可以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而且他还远远没有希罗多德那样轻信。
尽管比得对于格里高利的传教充满热情，但他还是坦诚地承认奥古斯丁并没有来到一片毫无基督徒的土地。在奥古斯丁到来之前，坎特伯雷已经有了一位由伯莎王后的随身教士担任的主教，还有一座运行正常的教堂，由法兰克人或早期不列颠人敬献给了图尔的马丁。今人造访坎特伯雷的时候会注意到这座教堂的部分结构依然残存，位于坎特伯雷古城区的边缘，与另一座形制简朴的中世纪教堂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主教还并没有被人视为纠纷调解人或者流动大使；他们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有一群教众需要他们的领导。*30* 同样，这位路哈德（Liuhard）主教的布道对象恐怕也不仅仅是人数寥寥的法兰克移民，因为任何人在读过了比得保存的格里高利写给奥古斯丁的信件之后都会意识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这些信件当中有几段关系到皈依问题的华丽段落经常得到引用。但是总体而言格里高利的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都被性问题的讨论——更准确地说是仪式不洁的问题——所占据着。当时有不少人对于同代人当中性污秽的具体定义抱有很强烈的观点，并且在这个问题上给奥古斯丁找了很多麻烦，奥古斯丁则花费了大量篇幅来驳斥这些人。这些强硬派们援引旧约当中禁止特定人员进入圣殿的礼拜词，并借此约束怀孕妇女以及已婚夫妻的性行为。
显然这些麻烦制造者们也是基督徒，因为非基督徒大概不会对旧约感兴趣，恐怕也不了解旧约。罗马传教士们之所以面临困境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帮消息灵通的地方基督徒，而且这些人还有一套自己的标准。*31* 在奥古斯丁到来之前几十年，低地英格兰的权力平衡依然倾向凯尔特不列颠人而不是撒克逊军阀。当然不列颠原住民并没有像从前的历史学家们猜测的那样被一扫而空或者驱赶到西部，而是留在了原地。而且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他们更有能力且更有意愿学习对方的语言（所谓以不变应万变）*32*。对于597年的低地英格兰居民来说，基督教并不是什么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大多数不列颠人或多或少地都是基督徒。那么奥古斯丁的传教与此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最主要也是最关键的不同在于奥古斯丁强调对罗马的服从。
家园 3-忠于罗马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其他皈依者 奥古斯丁的传教团试图将坎特伯雷变成罗马，将肯特郡变成意大利。他们在坎特伯雷修建了一座敬献给罗马首席圣徒彼得与保罗的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后来更名为奥古斯丁修道院）位于肯特郡首府的罗马城墙以外，恰似圣彼得大教堂与圣保罗大教堂位于罗马城以外一样。克洛维斯在巴黎城外也有过类似的举动。他们还在当地一座罗马时期教堂的一直上兴建了另一座教堂，并将其称之为基督教堂，这也是对罗马城里拉特兰大教堂的直接模仿。这一事实如今有些模糊，因为这座罗马主教的专用教堂后来被重新敬献给了圣约翰。甚至当传教团在罗切斯特兴建第二个肯特教区时依旧延续着罗马主题：罗切斯特大教堂起初和罗马七丘之一西莲山上的教堂与修道院一样，都敬献给了圣安德鲁，而奥古斯丁本人就来自西莲山的圣安德鲁修道院。而且还有一项意义尤其重大的事实：圣安德鲁修道院正是格里高利教皇用自家房产改建而来的。*33* 这种对于罗马的怀念之情并非单纯出于感情用事。格里高利曾经送给奥古斯丁一件特殊的礼拜仪式专用大披肩（pallium），这是借用了帝国官服款式的主教服装。因此这件礼物象征着从属地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权柄将会永远来自罗马。有趣的是，尽管十六世纪发生了新教改革运动，但是改革者们却忽视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纹章上Y形大披肩的造型，这一形制也就一直留存到了今天。*34*
从597年之后，基督教花费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横扫了占据不列颠的各个王国。有些国王直到七世纪八十年代都没有皈依基督教，而且还有好几个著名的反悔案例。但是不管怎么说，基督教最终还是取得了在罗马统治时期从未享受过的垄断地位。基督教是法兰克人的宗教。而且在日耳曼移民建立的所有政治单位当中，法兰克人在克洛维斯的梅罗文加王朝继承者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最强大且最受人仰慕的一支势力。这个事实无疑对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35* 教会对于新进皈依基督教的国王与贵族的骄傲情绪十分敏感，并允许他们采取新老搭配的行为方式。在许多地方，人们在悼念死者时依然会将死者生前的贵重物品埋进坟墓里，尽管基督教天堂里的奇珍异宝必然会使得这些尘世财物相形见绌。甚至就连伟大的英格兰北部基督教圣者林迪斯法恩的格时白也未能免俗，他的坟墓里也摆放了不少供他带着上路的陪葬品。其中一部分物品后来被移出了坟墓并安置在了达勒姆大教堂当中，今天依旧可以得见。*36* 教会鼓励各个皇室将自己的宗谱追溯到日耳曼主神沃登之前，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将沃登从宗谱中排除出去，而是要将宗谱一直追溯到亚当为止。当地彰显社会地位的传统方式是慷慨好客，而基督教主教的豪华大手笔足以令其他宗教领袖黯然失色。当时有一位贵族出身的威尔弗里德，他既是里彭修道院院长又是约克主教。此人的做派绝对不是清教徒的路数。七世纪六十年代，他在今天的里彭大教堂正式命名之后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庆祝宴会，款待了各路上层社会人物。可以想象，酒席宴间一定充满了欢声笑语，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的祝酒词，还有各种罗马风格的珍馐美味，不过赴宴者们酩酊大醉之后恐怕记不清多少情节。
到了十世纪，众多基督教化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当中出现了全欧洲凝聚力最强的政治单位之一。一位君主统一了英格兰并建立了一个危如累卵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统一王国最终瓜熟蒂落，于1066年掉进了浑水摸鱼的诺曼人怀里。比得描述了一个名为英格兰人的民族，他的描述为这个非凡王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燃料。毕竟，比得著作《教会史》的全称是《盎格鲁民族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gens Anglorum）。比得赋予了这个“民族”对他们共同特殊身份的骄傲，而这一身份又颇有些吊诡地基于他们对于罗马帝国的共同忠诚。在比得的英格兰人皈依故事当中，主角是格里高利一世教皇而不是奥古斯丁，比得将格里高利而非奥古斯丁称为英格兰人的使徒。他并没有凭空虚构，而是反映了英格兰地区对于格里高利的持久崇敬。*38* 在比得在世时，西欧其他地区很可能会觉得这股格里高利狂热表现了英格兰人的怪异与反常，因为格里高利的教皇任期结束得并不太光彩，他去世时罗马城里也无人哀悼。第一部格里高利生平就是由惠特比的诺桑波兰修道院里的一位英格兰人于八世纪初期撰写的。直到格里高利去世两个世纪以后罗马城才开始崇拜他，将他与安波罗修、热罗尼莫与奥古斯丁一起并称为早期西方四大神学家或者说拉丁语四博士（four Latin Doctors）。*39* 以拉丁语四博士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在中世纪英格兰教堂当中十分常见——这是布道坛绘画最欢迎的题材，而且也十分切题——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英格兰人觉得四博士之一的格里高利可以算是他们的荣誉同胞。
所谓的“英格兰性”可以说是奥古斯丁的传教活动以及比得的叙事方式所共同造就的最为持久且出乎意料的产物之一。英格兰人借此达成了一个政治联合体。相比之下，同样虔信基督教的爱尔兰人直到很久以后才产生了相同的理念并且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比得的叙述反映了如下事实：早在各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统一之前，英格兰教会就已经在效忠罗马的名号之下巩固了自身的统一性。这一进程的最关键时期是七世纪七十年代，当时英格兰主教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为分布于英格兰各个王国当中的教会整体做出了许多决策。这其中首先是673年的赫特福德会议，然后是679年约克郡的哈特菲尔德会议。赫特福德会议确定了英格兰教会的形态与规程，并且开始建立一套教会运作所必须的单一成文法体系，而当时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都没有考虑过此类理念。在哈特菲尔德，主教们支持了教皇对于拜占庭持续安抚一性论者行为的谴责，此外他们还认同了圣灵由圣父与圣子“双重所出”的主张，奥古斯丁的这项主张曾经令拜占庭教会恼火不已。
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西方拉丁语教会神学的热烈肯定行为有一个相当矛盾的特点：主持上述几场会议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实际上是个希腊人。此人名叫西奥多，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学者。就像保罗一样，他也来自大数。当初维塔利安教皇之所以把西奥多派往英格兰很可能是害怕他留在罗马会惹事生非。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实依旧强有力地提醒着人们，正是基督教教会将英格兰与更为广大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西奥多最重要也最有干劲的同事之一名叫哈德良。教皇之所以把它也派到英格兰多少也有让他盯着点西奥多的用意。哈德良就像西奥多一样也是个异邦人，他是一名逃难者，来自此时内外交困的北非教会。*41* 任何人也无法指责英格兰教会偏安一隅，因为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英格兰教会依旧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这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促使英国人早早地产生了自己身负天命的信念，相比之下无论是本岛上还是欧洲大陆上的其他邻居们都没有这等殊荣。比得的记述与西奥多大主教的领导使得他们将自己当成了如同古代以色列民族一样的立约之民，基督教世界里的一座灯塔。
尽管比得没有特意作出此等联系，但是设想一个名为英格兰的单一政治整体以及宗教实体并不困难。以色列民族在统一之时由于其立约地位而与上帝关系最近，而以色列最为荣光的时期则处在在大卫与所罗门这样的单一君主统治之下。除了《教会史》之外，比得还通过另一部作品使得英格兰人思虑起了所罗门。他对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进行了长篇的譬喻性评论，几百年来这些文字越发受到欢迎。如果他得知今天的人们主要记得《教会史》，恐怕会有些惊讶，甚至还可能有些难堪。为什么所罗门的圣殿对于比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对他而言这座建筑代表了一对相反意象当中的一个，另一个则是巴别塔。巴别塔象征着人类的傲慢，傲慢造成了语言的变乱。圣殿则代表着对于上帝意志的服从，这种服从能够愈合巴别塔导致的可怕分裂。圣殿预示了语言的统一，根据比得的乐观预期，这一点很快就能在救主复活的教会当中成为现实：时间尽头的宇宙大同很可能率先降临在英格兰。
盎格鲁撒克逊与凯尔特基督徒将七八世纪的大西洋诸岛变成了非凡的基督教发动机。他们的能量通过新建教堂与修道院连成的网络流淌于各个岛屿之间。但是他们也沿着哥伦巴斯开拓的海路来到了中欧地区。他们很清楚自己全靠传教活动才获得了基督教，现在他们决心惠及他人。他们的传教活动恰好与法兰克向北以及向东的扩张发生在同一时期并在后者的协助下进入了今天低地国家的所在地以及德国的萨克森州地区。与哥伦巴斯相比，他们从法兰克主教以及当地世俗统治者那里得到了不断增长的支持。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他们前往诸如弗里西亚之类低地国家进行传教时所遭遇的民族与他们有着相同的祖先与密切的贸易联系，说得则是当时北海两岸都能听懂的语言的各种变体。甚至在低地国家以外的萨克森地区，他们也算得上是当地人的表亲。七世纪最花哨的盎格鲁撒克逊高阶教士威尔弗里德主教为他们开了个好头。他前往弗里西亚传教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北海地区多年难得的渔业大丰收，他的传教活动因此大为沾光。下一代传教士当中有一位来自英格兰南部的博尼费斯修士，他在扩张信仰前沿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足以令弗里西亚主教自愧不如。日后他不仅成为了美因茨的大主教，还成了一位饱受尊崇的殉教者。他在754年死于乱刃加身之下，行凶者正是弗里西亚地区英格兰人的近亲民族。*43*
从尼尼安到帕特里克再到奥古斯丁，在一代代传教士的努力推动之下，远至中欧地区的各个民族纷纷皈依，但是这里所说的皈依与二十一世纪福音派所要求的皈依大相径庭。福音派们要求皈依者经历一场属灵层面的彻底转向，将基督耶稣当做自己的救主。在中世纪西方，有记载的此类个人体现不过只有一两起而已，大概是受了新约当中使徒保罗皈依情节的影响。四世纪希波的奥古斯丁以及十二世纪坎特伯雷的安塞姆的确写到过属灵层面上的自我斗争。他们谈到了重大决定的作出与整体个性的调整，听上去很像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的心路历程。在宗教改革期间，新教徒们也继承了同样的传统。从此之后，以认同一整套条目化教义为基础的个人皈依在某些版本的基督教当中几乎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强制性经历。但是在四世纪到十四世纪期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基督教扩张最为成功的时期，整个欧洲都接受了基督教。但是当时的人们几乎从不会在这个层面上谈论皈依问题。当他们确实如此谈论时，一般而言其具体所指与今天十分不同：他们已经加入了基督教，而现在他们还想进一步成为修士或者修女。
这样说来，在君士坦丁一世与1386年立陶宛皈依之间的一千多年里，西方教会是怎样一片区域接着一片区域地使得整个欧洲都皈依了基督教呢？当时的人们在描述皈依基督教的经历时往往会使用比“皈依”一词更为被动且集体化的词汇：一整个民族或者族群会“接受”或者“服从于”基督教上帝及其人间代表。人们会使用这种语言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群体比个人更重要，而在群体当中根本不存在社会平等。当时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要接受命令并表示恭顺，因此当有人命令他们进行激烈改变时，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服从而不是进行个人选择。当他们服从之后，宗教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意味着要拥抱一套新的个人信仰体系，还意味着要在族群当中遵从一套新的崇拜活动规程。基督教传教士与世俗权力打交道时就像应对超自然力量一样得心应手。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本来就不应该平等，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意旨，而且这种不平等恰恰正是宣扬上帝荣光的有效手段。聚众演说不是他们的风格，他们在传教时一般会直接来到上层人物面前，这样一下子就能收获一整个王国的信众，只要当地统治者没有改变心意或者另寻高明，他们的成果就能保住。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欧洲各地的基督徒们享有一项巨大优势：他们与罗马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整个欧洲都对这个古代强权痴迷不已。拉丁语教会成了所谓“Romanitas”或者说罗马特质的监护机构。考虑到耶稣死于一位罗马行省总督之手，而彼得则由罗马皇帝下令处刑，目前这种情况的确有些自相矛盾。但是这个文化同盟非常稳固。根据比得的记述，当时在大西洋诸岛上的基督徒为了计算复活节日期的不同方式而争论不休，664年他们在惠特比专门就这个问题举行了辩论会，当时伯尼西亚王国的国王奥斯维决定选用罗马而不是凯尔特的计算方式，因为天堂的守门人是彼得而不是爱奥那岛的哥伦巴。人人都想当罗马人。回忆当中的罗马帝国意味着财富，葡萄酒，中央供暖与归档系统。拉丁语与希腊语这两门帝国官方语言足以将爱尔兰的阿尔马与埃及的亚历山德拉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奥斯维国王的论断所显示的那样，传教活动不仅仅与物质有关。人们渴求生活的意义。他们自身的脆弱令他们惊惶不已。比得讲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奥斯维国王的岳父，德伊勒与伯尼西亚国王埃德温曾经在七世纪二十年代权衡过皈依基督教的利弊，当时国王驾前的一名策士提醒他人生无常转瞬即逝，好比一只麻雀，突然穿过一扇门，飞进了温暖明亮喧闹的皇宫大厅，然后立刻又径直从另一扇门飞了出去，重新冲进了无边的黑夜与风暴当中。*46* 这番讲话兴许是比得的杜撰，这也是当时历史学家们的常用手段。但是他之所以如此杜撰是因为他觉得读者们会认同这段话。艰难困苦的欧洲人所寻求的并不仅仅是通畅的下水道与精致的餐具，他们还希望自己能够在通向黑暗的人生逆旅当中看到一丝光明，借此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基督教传教士们对他们宣讲上帝的意旨是爱与宽恕，今天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当时的人们竟然会如此愚鲁，以至于听不出好消息。
盎格鲁撒克逊人十分爱戴教皇，也非常怀念为他们带来基督教的奥古斯丁。他们带着这样的思想向东来到了欧洲腹地。尽管自格里高利以来罗马在新地区传教方面就没干过多少实事，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们依旧非常热衷于引用格里高利致奥古斯丁信件当中的内容，信中讨论了说服异教徒皈依的手段。通过这种做法，他们创立了一套延续至今的模式。*47* ，凯尔特传教士并不像英格兰人那样痴迷于罗马帝国——这一点在西欧并不稀罕——但是他们依旧将拉丁语当做教会用语倍加珍重，而且萨克森地区许多新建教堂都敬献给了圣彼得。*48* 八九世纪期间，教皇一直在试图确立自身的尊严以及在上帝计划当中的特殊地位。这种情绪与教皇的脆弱地位不无关系。当时的教皇夹在了两大虎视眈眈的意大利世俗强权中间，北边是伦巴第人，南边则是拜占庭。
事态原本有可能演变成另外一番光景。七世纪大格里高利时期西方教会的作风还算比较冷静务实：自650至750年之间的十八位教皇当中，有十一位有着希腊语或者东方教会背景。*49* 当时的普通基督徒与普通教士依然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横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单一教会。关于这一点有一项正面证据：在六七八世纪，许多希腊语赞美诗片段都被整合进了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各地的地中海西部地区崇拜传统当中，而且往往并没有被翻译成拉丁文，从罗马到米兰再到贝内文托都能见到此类赞美诗。*50* 从680年到681年，君士坦丁堡又举办了一次大型教会会议（在该城市举办的第六次会议），这次会议最终重申了帝国教会对于卡尔西顿决议的支持，反对安抚帝国境内一性论派的尝试，终结了所谓了一志论（Monothelite）争议，从而打消了罗马方面的一项长期神学顾虑。罗马代表与东方教会主教们共同向四名君士坦丁堡牧首发出了异端谴责。此外罗马代表们还有些勉强地谴责了一位曾经的罗马教皇洪诺留一世。东方教会很小心地将他的名字安插在了异端牧首名单的中间，借此尽可能地缓解罗马方面的尴尬情绪。
但是罗马赴君士坦丁堡代表团不会忘记，一志论冲突曾经在649年导致了拜占庭历史上最骇人的滥用权力恶例之一。当时马丁一世教皇在罗马主持反对帝国皇帝一志论神学的会议，结果遭到了帝国官员的逮捕。之后他被流放到了偏远的克里米亚地区并且潦倒而死，也因此成为了最后一位被公认为殉道者的教皇——也是唯一一位死于基督徒皇帝手中的教皇。这场摩擦使得后来的教皇们十分警惕东方教会可能背离教条的任何迹象。到了八世纪，东方教会对于崇拜活动所用绘像的敌视——圣像仇视（iconophobia）与圣像破坏（iconoclast）——在自里奥三世以来连续几任拜占庭皇帝的推动之下愈演愈烈，致使罗马方面越发警惕。罗马所担心的并不只是话题本身。奉行圣像破坏的拜占庭皇帝们很乐意下令改动教会日常生活的重大方面，受拜占庭影响的意大利地区也不能例外。这种做法对于彼得继承人的权威很有些负面影响。
惯于采取高压手段的东方教会人员并不总会顾及罗马的感受。相比之下教皇则清楚意识到了东欧地区对于彼得圣座的善意。在七八世纪期间，至少有四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成功地不远千里来到罗马拜谒，充分体现了这种善意。奥古斯丁抵达英格兰之后大约一个世纪左右，威塞克斯王国的前身杰维塞王国国王卡德沃拉(685-689) 成为了率先回访罗马的第一人。紧随其后的是威塞克斯国王伊内以及两位英格兰中部麦西亚王国国王科恩雷德与伯格雷德。四位国王最终都在罗马去世。其中三位国王卡德沃拉、伊内与科恩雷德在罗马城里放弃了王位并永久定居下来。英国的财富与意大利的阳光就这样展开了延续至今的浪漫关系。但是对于直面伦巴第与拜占庭的教皇来说，英格兰人实在是远水难救近火。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阿尔卑斯山另一边实力强大的法兰克人。而七世纪后半期的法兰克君主也很有理由为自己拉拢一位十分有用的盟友。
家园 4-查理曼、加洛林与新罗马帝国 在法兰克王国，历时两个半世纪的梅罗文加基督教王朝在751年气喘吁吁地迎来了颜面丧尽的结局。当时已经有名无实的梅罗文加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得到通知，他和他的儿子刚刚“感到”宗教召唤，并且“决心”投身修行生活。之后他就落发出家，在修道院里了却了残生。玩出这一招的是一位名叫丕平的铁腕贵族，他的哥哥卡洛曼兴许也有份。这个先例日后发展成了处置棘手君主或政客的常用基督教手法，而且男女通吃（有时还可以用来同时解决夫妻二人）。丕平兄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实际统治者，他们明面上的身份是廷臣，但是人们都将他们称为“宫中双相”。这兄弟二人的父亲名叫查理.马特或者说“铁锤”查理，此人是政绩斐然的前任王国宫相。732-733年他与阿拉伯人在普瓦蒂埃交战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遏制了伊斯兰教继续挺进欧洲的势头。*52* 卡洛曼和他的家族很快就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被抹杀掉了，其中种种晦暗肮脏的情节足以令当时的史官们无法启齿。丕平的登基称王打断了历史性继位传承，完全不合法统。因此就像当初发动政变推翻扫罗的大卫一样，丕平也需要尽可能地寻求神意与圣所的支持。
于是法兰克主教们也就投其所好，为新任国王丕平三世的登基张罗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排场。丕平尤其关注梅罗文加王朝的皇家圣徒图尔的马丁与邓尼斯，借此全盘接收了前王朝与宗教界的密切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他的家族面无惭色地将梅罗文加家族的名字安在了自家孩子头上，例如路易或者洛萨，以便与梅罗文加家族的光辉时代扯上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来自圣徒的支持，丕平还征召了另一位饱受尊崇的前巴黎主教日耳曼努斯。此人不失时机地在死后向一位虔诚的妇女显灵，命令她去发动人们以更豪华的气派重新安葬自己在巴黎的遗体。闻听此事的丕平立刻虔诚地服从了已故主教的命令，并且在众多法兰克贵胄面前把这件任务操办得大张旗鼓风头十足。此外他还向以这位圣徒命名的修道院（位于当时巴黎市郊的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奉上了大片曾经属于梅罗文加家族的土地。*53* 丕平就这样将他们的政治冒险与教会的重大变革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那些强大且早已故去的圣徒盟友的遗骸安置在各个主要修道院当中，这些修道院也就成了他们的重点支持对象。
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新兴王朝依然只是最显赫且最成功的法兰克贵族集团之一，这些贵族们在梅罗文加王朝的解体过程中发现了攫取权力的机会，也很乐意与教会振兴计划联手，借此将个人利益与上帝的荣光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当中最杰出的一位名叫柯罗德干，此人是个大贵族，也是梅罗文加王朝的廷臣之一。他在八世纪四十年代成为了梅兹主教，地点位于今天的法国东北部。他很可能是751年丕平受膏仪式上的首席主教。 *54* 他精力旺盛地召集自己手下的教士召开了多次会议，并在自己的教区里推行了许多改革措施，例如为他亲自管理的主教堂内的神职人员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他所设立的体系一方面如同修道院章程一样严格规范了教士们的集体生活，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他们足够的自由来进行主教堂以及教区内的各种工作——这个模式日后得到了众多效仿。由于希腊语中的“规则”或“尺度”一词是kanon，教规（canon）一词也被越发广泛地应用于主教堂或其他大教堂内部受监管的教职人员群体。
柯罗德干主教还在梅兹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教堂修建计划，旨在将梅兹变成神权中心，就好像丕平着力为巴黎圣所增光添彩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当他在自己的教区里推行礼拜仪式与礼拜音乐创新时，他所借助的理由是这些仪式与音乐都是从罗马学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柯罗德干专门在梅兹的各个教堂轮班举行了一般而言要由教皇主持的守斋弥撒礼。罗马主教早在三世纪就开始采用这种仪式来团结罗马教会了。这套做法在北欧尚属首次。柯罗德干主教甚至还从罗马请来了几具圣徒遗体，重新安置在自己教区的主要修道院当中，这一手在当时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同样没有先例。如此大度的举止很可能为他赢得了不少好感，要不然各种根深蒂固的势力很可能给他的权威找麻烦。*55*柯罗德干在梅兹着力宣扬罗马的行为密切反应了他在新王朝里的资助人的目标——丕平同样不仅仅在法兰克教会的教士当中寻求支持，还将目光投向了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罗马。这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未来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早在八世纪历史年代，法兰克的教会史学家们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向人们灌输以下观点：丕平废黜梅罗文加末代国王的行为得到了教皇的专门授意与授权（他们还竭力将最后几任国王们描绘成某种天生事故体质的倒霉鬼，就算上帝亲自卖保险也不敢卖给他们）。*56* 毫无疑问，丕平改朝换代的突然举动一定得到了扎迦利教皇的支持，而扎迦利的继任者司提反二世也随即因为前任的肯定性表态而得了好处。就在丕平将希尔德里克送进修道院的同一年，伦巴第人终于从拉韦纳驱逐了拜占庭皇帝的代表并且吞并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残留领土，向南一直推进到了罗马。成为国王的丕平重新夺取了这些土地，不过他并没有将这些土地送还给拜占庭政府，而是（令他们大为光火地）将其转送给了司提反教皇。这项决定足足影响了未来一千年的历史走向；他建立了欧洲最持久的政治体之一，也就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这个直到十九世纪才最终解体的政治体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教皇的思路。
法兰克人与教皇的同盟越发成熟。柯罗德干成为了丕平与罗马打交道的重要谈判专员，他的辛劳付出最终换回了一件大主教法衣。而历届教皇也开始在法兰克宫廷派驻永久性代表，就像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应对君士坦丁堡宫廷的做法一样。*57* 有一个举动非常到位地象征了这段新兴关系，这样做不仅符合逻辑，也很有革命性。阿德里安一世教皇（772-795年在位）更改了前任教皇们使用的日期记录习惯。他不再利用拜占庭皇帝的年号来确定行政文献与信件的日期，而是改用了他自己的在位年份与法兰克国王的年号。此时的国王是丕平的儿子查理。他在774年发动战争并沉重打击了伦巴第势力，战争期间他也成了第一位造访罗马的法兰克国王。查理的统治时间很长，从768年一直延续到814年。历史很快就赋予了他一个响亮的头衔：查理大帝（Carolus Magnus）或者“查理曼”。他的名字如此如雷贯耳，以至于穿越了他的国土边境，进入了他在匈牙利的家族仇敌所使用的马札尔语当中，成为了指代国王的单词kiraly，此外还以korol以及其他类似形式进一步进入了俄语以及其他斯拉夫语种当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东正教地区仅仅将他当做国王而不是皇帝——对于这个胸怀帝王之志的人来说，这也是某种语言学上的贬低策略。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这份志向实现于800年。
与当年暴起于西欧地区并粉碎了罗马帝国中央结构的阿里乌斯派蛮族首领相比，查理已经成为了大不相同的人物。他经常前往自己位于亚琛的新建首都快乐地泡温泉：像古罗马人那样泡公共浴池令他非常享受。实际上他非常痴迷于古罗马——但同时也是基督徒的罗马：他本人就曾经在使徒教堂的地穴里当着彼得遗体的面与教皇相互宣誓永为盟好。不过基督教并没有妨碍查理曼兴兵征讨其他基督徒。查理曼的加洛林王朝之所以能控制新兴帝国的贵族集团，全靠打胜仗之后分发战利品，换句话说他必须与北方以及东方的撒克逊人或者阿尔瓦人交战，而基督教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传进了这两个民族当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最佳应对之道就是告诉子孙后世，自己的交战对象要么是异教徒，要么是基督教异端，总之需要法兰克教会的匡扶指正。加洛林王朝的史官们也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新兴基督教帝国所必需的粉刷工作当中。*59* 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从西南方向的比利牛斯山脉一直延伸到今天德国腹地的政治体。在800年的圣诞节，里奥三世教皇在罗马城里将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加冕仪式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在此前一年，曾经有人试图在罗马城里发动政变，并且凶残地将教皇剜目割舌。但是他后来却奇迹般地痊愈了。致残事件与后来的神奇痊愈恐怕都很成问题（尽管查理曼手下主管宣传的教会人员对此颂扬有加），而且这两件事在里奥三世的所有事迹当中远远算不上最不靠谱的部分。不过它们的确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教皇极其迫切地需要西欧地区最强大之人的政治支持。里奥三世教皇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向西方世界皇帝下跪的教皇，他的所有继任者都没有重复这一错误。
还有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即此时在君士坦丁堡依旧健在的东罗马帝国对于这个不受欢迎的分身会作何感想。查理曼认为自己或许可以包抄拜占庭，于是就向远在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派出了外交使节。这一举动使得新任皇帝得到了一件来自东方的国礼：一头大象。这头来自异域的珍兽在皇宫里备受宠爱地生活了九年。*61* 查理曼的策士们还以同样混不吝的态度宣称拜占庭帝国此时帝位空悬，因为此时的拜占庭恰逢女主当政。不过这位伊琳娜女皇可是个不容等闲视之的铁腕人物——毕竟不久之前她刚刚为了夺权而刺瞎了亲生儿子的双目，地点正在他的出生房间当中——于是查理曼改变了策略，公开商谈迎娶这位女皇的可能性。结果查理曼的求婚起到了加速女皇倒台的反效果：女皇的廷臣们对于这场可能的婚姻惊骇不已，因此合力搞掉了女皇。结果查理曼现在只能着力将教皇对自己的加冕当做新帝国的法统基础。同样，拜占庭方面也没有多少选择，最终只得承认这个西方的新兴政体与新兴帝国，尽管整整拖了十二年。*62*
大概就是在查理曼统治临近终了的最后阶段，他下令制作了一批做工精美夺目的铸币。这批钱币的做工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不已。查理曼手下的铸币工匠们竭尽所能地模仿了五百多年前古罗马帝国的钱币制式。*63* 他们大胆地吸收了历史，为这位法兰克君主塑造了一副头戴桂冠、面颊刮得干干净净的形象，恰似当年的奥古斯都，与查理曼本人的日常仪容毫无相似之处。正如奥古斯都一样，查理曼在西方创立了一个新帝国。但是他与奥古斯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一直将自己当做基督教的捍卫者，就像拜占庭皇帝一样。在神学问题方面与拜占庭对抗时，查理曼从来没有犹豫过。在查理曼统治期间，圣像破坏问题成为了引发误解与敌视的主要题材之一，致使法兰克主教与神学家们在一场由查理曼亲自主持的会议上发动了大量针对东方教会的抨击，他这么做是在有意识模仿君士坦丁大帝。另一个问题是对于一项麻烦不断的尼西亚信经补充内容的推广。这项内容名叫和子说（filioque），即三位一体当中圣灵通过圣父与圣子双重发出的理论，其灵感来自奥古斯丁关于三位一体的论述。这次又是查理曼的宫廷鼓励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尽管这条短语最早在七世纪的西班牙就被人加入了礼拜辞的信经诵读段落当中，但是全靠查理曼的宫廷教士与主教，这条短语才最终在西方教会赢得了广泛的接受与尊重。因为正是这些教士将这个短语引入了亚琛宫廷的崇拜活动，而主教们则在亚琛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表公开声明，公然将其奉为正统。这项看似无足轻重的礼拜仪式创新日后将会导致无数的麻烦。
查理曼的父亲亲手建立了教皇国，查理曼的西方新帝国也注定将会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担当欧洲体系的奠基石。在十二世纪中期，皇帝们开始将其称之为“神圣”帝国，后来又称之为“神圣罗马帝国”，主要原因是他们与里奥教皇的继承者打交道时都遇到了问题。尽管这些历任教皇们已经意识到他们促成了一个无法由罗马加以控制的强大机制，但是教皇在帝国奠基过程当中的参与已经强烈地肯定了教皇对于自己所扮演的全局性角色的新兴自信，也象征着生命力再度回归了拉丁语西方世界。此时纷纷面世的一大批文献充分反映了这两大特点，文献内容证明此时的新局面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我们尽管可以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伪造，但是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实际上受到了十五世纪意大利出现的人文主义历史学者的影响。在这些人的引导下，我们认为历史记录必须基于小心核对且证实过的证据。但是千百年前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文献资料缺乏的社会当中，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他们热烈相信的事情的确是真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自行撰写来补齐缺失的文献。*65*
本着这种精神，历史上最为意义重大的赝品之一就这样问世了，史称《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这份文献号称是君士坦丁一世的著作。文献开篇首先引述了一段君士坦丁在西尔维斯特一世教皇手下得到治愈，并且由他施洗之后皈依基督教的故事。之后文献就授予了教皇以及他的所有继任者们普世教会教皇的荣誉，此外还赋予了他们掌管西罗马帝国的世俗权力，而君士坦丁自己则保留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权力。这份文献的具体创作时间很成问题，不过人们一般认为应当早于查理曼加冕皇帝——查理曼的加冕很容易使得这份赠礼的第二部分看上去非常尴尬——在教皇与拜占庭关系紧张且法兰克教会改革劲头十足的八世纪后半期创作而成。*66* 这份伪造文件极大地引燃了后世教皇及其教会支持者对于自身权力的想象。他们认为这份文件是一部宣言，展示了一个基督教会统御一切社会的世界。很可以将这种想象视为高尚的愿景。
对于教皇过往的创造性再创作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858-867年）达到了顶峰。这位教皇在中欧地区新兴传教活动的控制权问题上与拜占庭方面发生了重大冲突以至于分裂，因此他向法兰克统治者们寻求援助。尼古拉不辞辛劳地收集了大量过往教皇对于罗马权威地位的主张，例如基拉西乌斯一世的言论。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一套当时还没有引起怀疑的西方教会教法的存在，这套教法并非出自罗马的编纂，而是很可能出自法兰克教会的一系列地方性主教争议过程当中。这套教法的问世主要归功于一位名叫伊西多的人，此人的确切身份已经湮没在岁月之中了。他非常有才地将正宗的原始文献与全新的编造内容整合在了一起。这套教法强调了教皇否决或驳回任何地方教会决定的权力。对于教皇来说，这套假法令（pseudo-Isidore）用处很大：这套教法的最大吸引力在于暗示了教皇可以自行订制教法，并不需要顾及主教大会上的商议结果。而在四五世纪，主教大会才是重大规章与神学决策的真正来源。*67*
于是在800年之后，帝国与教皇这两块中世纪世界的主要基石通过回顾历史而巩固了它们对于未来的主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经常被人拿来与塑造了十四世纪的古典世界再发现相比，因此也被人称作加洛林文艺复兴。早在查理曼晚年非同一般的钱币问世之前，他所兴建的建筑已经体现了他的意图。查理曼将都城定在亚琛之后，修建了一座八边形私人教堂。这座教堂如今成为了日后兴建于中世纪的另一座大教堂的中心分支。三个世纪之前查士丁尼皇帝也曾经在拉韦纳修建过一座八边形的圣维塔尔教堂，而查理曼的这座教堂正是对前者的模仿。查理曼还专门从拉韦纳搞来了一批建筑构件用于装点这座私人教堂。在查理曼实际控制的一切地区，他和他的同盟者们都兴建了宏大的教堂。这些建筑象征了这一时期典型的创造性历史再加工特色，因为它们模仿了早期基督教历史上长方形教堂的制式但是又对其加以发展，比方说在长方形教堂西端兴建壮观的入口附属教堂以及塔楼。一方面是为了让教会荣光压倒接近教堂的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人们感到自己即将踏上通向教堂神圣内部的旅程。这也是基督教建筑史上首次采用引人注目的入口门面。
查理曼还中止了古典世界书面信息的大出血式流失。因为许多古代文本全靠孤本存世，文稿一旦散佚损失就无法挽回。他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手稿誊抄运动。他的抄写员从梅罗文加时期的早期试验品当中总结提炼了一种专门便于书写与阅读的字体。这种字体传遍了整个西欧，其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了当今印刷体字母的祖先。自从九世纪誊抄运动大爆发以来，所有流传至此时的经典文学作品与早期基督教文学作品都保存到了今天。这场信息大爆炸为此后根据基督教路线重塑并指导社会的尝试打下了基础。皇帝的策士们根据他们眼中的上帝诫命制定了许多套法律体系，用来规范社会行为。查理曼最喜欢的一本读物就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后来他为了推进教会与教众改革而推出了名为《万民诫谕》（Admonitio Generalis）的法典。他很乐意将自己与犹大国王约书亚相提并论，因为约书亚正是通过施行古老的律法书而蒙受了上帝的垂青。此外他的立法行为也使得他与最初的立法者摩西联系在了一起。
查理曼从一代人之前柯罗德干在梅兹教区推行的举措当中汲取了不少实践经验，借此在自己的地盘里推进了教会生活与崇拜活动改革的进行。位于洛尔施的皇家及帝国修道院——查理曼的兄弟是这里的第一任院长——甚至雄心勃勃地试图编订一套新历法来取代儒略历，尽管他们的努力没能像八个世纪之后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历法改革那样取得世界性的影响。*71* 查理曼为这个气魄宏大的社会构建项目所选取的经办人员自然是教士，因为只有他们懂得读写。这个教士群体当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学者兼诗人阿尔昆，一位来自诺桑伯兰的英格兰人。此人在中年时才来到法兰克，不过来了之后就赢得了查理曼的尊敬乃至友谊。阿尔昆成为了查理曼革新工程的最主要建筑师之一。他带来了一系列学问知识，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比得时期，这些学问就将英格兰变成了西方教会当中最不一般的地区，现在这些学问又回过头来壮大了这个新兴帝国。
不过查理曼手下的教士执行人员当中有一条显著规则，而阿尔昆对于这条规则而言却是个例外：他的教职最高只做到执事，而且从非正规角度来说他从来都不是修士，尽管后来他成为了修道院院长。除此之外，加洛林改革的主力军全都是修士，而且这些修士所隶属的修道团体全都遵从六世纪圣本笃在意大利率先推行的修道规程。在法兰克领土之上很久以来都不存在其他修道规程。为什么本笃的规程得以盛行呢？这一现象的主要动机源于一场惊天窃案。在法国腹地的卢瓦尔河谷，有一座弗罗莱修道院。比修道院落成时间晚很久的罗马风格配套教堂至今仍然如同丰碑一般矗立，纪念着当地的古代修道传统以及极其成功的朝圣活动。而朝圣活动的开展正是以这场盗窃案为基础。弗罗莱修道院的另一个名字圣伯诺修道院也是对于这场盗窃案的纪念。
在七世纪末期，弗罗莱修道院的修士们发动了一场通向意大利南部卡西诺山的远征，到达之后他们秘密地挖出了本笃遗体，以及他那位更加不见经传的姐妹兼宗教活动伙伴思嘉的遗体。这个神圣的盗墓小队带着他们的圣骨赃物胜利返回了卢瓦尔河谷。令卡西诺山上的意大利本笃会修士们颜面丧尽的是，直到今天法国本笃会修士依旧将这批遗骨安置在他们的大教堂地穴当中。本笃本人在这起诱拐活动期间从始至终没有反抗，因此盗墓者们就合情合理地认为圣徒对于他们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并且将自己的强大赐福遍及了整个法兰克。法兰克土地对于这位圣徒遗骨的占据正是法兰克人以及仰慕法兰克基督教的其他民族选择本笃教规作为修道生活标准的主要原因。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在九世纪最初十年颁布敕令，要求自己领地内的所有修道院全部遵循《修院圣规》，彻底奠定了这一趋势。现在《修院圣规》即将成为整个拉丁语欧洲的修道标准。
查理曼鼓励本笃会修士对那些在他看来混乱堕落的旧式修道群体进行整顿。皇帝的这项政策反映了欧洲精英家族对于修道院所抱有的尊敬：自从丕平的时期算起，加洛林王朝就开始毫不留情地吞并贵族对于修道院的赞助，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皇帝与贵族竞相向本笃会修道院赠送地产，免得修士们为了财政问题而分心。*73* 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投资呢？尽管加洛林王朝上层以及他们推行的改革有很多难免刻薄批判之处，但是教士们的确颇有裨益地这些野蛮的政客与军阀感到自己有必要谦卑忏悔：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谦卑忏悔与强权政治是并行不悖却又针锋相对的两大主题。丕平就曾经下令将自己的遗体脸朝下埋在巴黎城外圣邓尼斯修道院的西门。后来查理曼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种自贬姿态的影响。他在修道院教堂边上大张旗鼓地修建了一座新式“西面塔堂”（westwork）。这是教堂建筑的一个独立部分，位于本堂以西，正好覆盖了他父亲的坟墓。他就这样将他父亲的自我贬抑变成了凯旋庆祝。
不过话又说回来，查理曼本人对于谦卑这个主题也有着深切的感受。他委托阿尔昆写了一本私人专用的祈祷书，用来监督自己。尽管他是个在家俗人，但是依旧每天坚持定时诵读赞美诗选段，尤其是专门用来表示悔罪的段落，还会针对自己的罪孽进行具体而详细的忏悔。阿尔昆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提醒皇帝记得旧约中的另一位君主，赞美诗的作者大卫，也是一位罪孽深重之人。*74* 我们很难得知这种私下里的谦卑态度与公开政治姿态之间如何分界。例如，尽管皇帝下令誊抄了大量手稿，但是其中却连一幅皇帝画像也没有——不过加洛林王朝为了不再将拜占庭皇帝当做罗马皇帝而劈头盖脸抖落出来的大量理由当中，有一条就是拜占庭人崇敬他们自己的画像，而这正是骄傲的致命征兆。*75* 同样，谦卑也可以成为执行政策的有效工具。假如皇帝受局势所迫不得不扭转自己的意图，教会语言当中关于悔过与宽恕的内容总能为他的政治转向提供现成的台阶，免得他下不来台。*76*
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君主的谦卑态度都始终是查理曼非凡统治所留下的宝贵遗产。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主题，因为教会也正在法兰克社会当中推行相同的思想，他们自然期望查理曼的臣民们能够效仿皇帝的榜样。当年来到中欧传教的凯尔特修士们带来了苦修赎罪，而九世纪则是这项原则得以扩散的关键时期。在八世纪，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仰慕者彻底改变了基督教的原有观念，忏悔再也不像二次受洗那样仅仅是个人生活当中的一次性事件了，现在的忏悔必须在神父面前一遍又一遍地执行。忏悔的在家人如今可以为了经常性的实际罪孽而进行经常性的实际悔过：例如禁食禁欲，以及教会赎罪规章所规定的其他苦行。*77*
这套全新的赎罪苦行体系为加洛林军阀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此前他们所面对的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一般性罪孽，但是现在的情况却大为不同，现在基督教一刻不停地坚持要他们面对深重而具体的战争罪孽。严禁基督徒参军的理念很早以前就消失了，但是在战场上杀人依旧被视为不可通融的罪行。赎罪苦行体系为经常性地应对这个问题提供了途径，但是该体系依旧令贵族们进退两难：这些人三天两头就要为了保全性命与攫取财富而上阵作战，还要通过令人瞠目的自我肉身折磨来支付这些行为的工价。曾有人指出，假如1066年诺曼贵族在黑斯廷斯之战前夕为了替他们的作战行为赎罪而根据当时的规矩完成了应尽的苦行，他们的体力很可能会遭到极大削弱，以至于根本无法征服英格兰。*78* 当然变通之道总是有的：修道院可以利用自己的祈祷来代表贵族与战士进行苦行。在中世纪早期社会当中，个人的概念比较弱，当时的人们认为上帝不关心实际苦行的完成者究竟是谁，只要完成了就行。因此《修院圣规》当中所要求的经常性集体祈祷对于贵族们来说就成了十分合算的投资；就他们看来，地狱就像入侵领土的敌军一样切近真实，而修道院的祈祷则能使他们逃离地狱的权柄。修道院就是他们用来抵挡魔鬼的军营，修士就是士兵，武器就是祈祷词。
教会所能提供的等级最高且最强力的祈祷文形式就是圣餐礼。在这场救赎演剧当中，一位教士会在圣餐台上将面包与酒化成耶稣的血肉，借此引领教众与主耶稣进行一番个人接触。从四世纪开始，西方教会将这项仪式称作弥撒，这个称谓源自拉丁语词汇missio的晚期形式missa，意为“派遣”。从罗马弥撒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礼拜辞当中，神父在遣散会众时总会不无神秘地来上一句“Ite missa est”，“弥撒礼成。”因此当在家人们寻求教士的祈祷时，他们尤其想获得弥撒的力量。这一点既改变了弥撒的特点，也改变了举行弥撒的修道院及其祈祷活动的特点。早期的修士很少能够成为教士，但是现在他们经常获得圣职任命，为的是增加修道群体当中的弥撒仪式次数。同样，弥撒仪式本身也开始发生转变。起初的弥撒是每周圣餐礼上的咏唱仪式，而圣餐礼则是早期教会生活的核心活动。现在的弥撒仪式一般来说则变成了通过发言进行的法事，也就是所谓的“小弥撒”（Low Mass），举行次数则是越频繁越好，期间往往只有一位助祭来代表全体教众。举行弥撒需要祭坛，因此在查理曼的修道院教堂里出现了大量侧祭坛。歌唱形式的大弥撒（High Mass）依旧是在主祭坛上为全体教众举行的压轴大戏，而众多小弥撒则可以借助侧祭坛与大弥撒同时举行。在东方教会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东方教会当中的圣餐礼至今依旧是通过歌唱形式来进行的，除去布道词以外的礼拜仪式其他各部分也都是唱出来的。因此当某人走进东正教或者传统天主教教堂时，总会立刻感到截然相反的视觉冲击效果。东正教教堂将祭坛安置在圣像屏（iconostasis）后面。而天主教教堂往往会为主祭坛搭配上众多侧祭坛，有时所有侧祭坛都安置在教堂主体建筑内部，有时则安置在各自的附属礼拜堂里。
同样在这个修道院发展时期，西方教会开始修改自己的拉丁语礼拜辞，从而使得弥撒能够专门提到死亡，以便在葬礼上或者葬礼之后加以应用。这样的仪式被人称作安魂弥撒（requiem），这个名称源自法事开始阶段吟唱或念诵的语句：“Requiem aeternam dona eis, Domine”，“赐予他们永恒安宁吧，哦主啊！”尽管东正教也有专门针对死亡的法事，但是这些法事绝对不是圣餐礼。在发展完备的拉丁语安魂弥撒当中存在着专门关注死亡的段落，黑色的弥撒法衣，暗色的蜡烛，以及穿越崎岖险途的感受。但在东正教礼拜仪式中却根本找不到类似内容。任何其他仪式都无法如此彻底地传达教会对于信众的权柄。几百年间，安魂弥撒当中添加了额外的文本。到了十二世纪，一套连续作品成为了基督教礼拜词当中的代表作品之一，赤裸裸地表现了人类对于死亡、审判与永劫的恐惧。这套作品名为《拯救我》（Libera me）与《末日经》（Dies irea）。甚至直到教会的世俗权力已经逝去之时，这两部作品依旧是西方作曲家的灵感来源，令他们创作了许多最为激动人心的音乐。那些喜爱朱塞佩.威尔第、加布里埃尔.福雷以及莫里斯.迪吕弗莱等人的安魂曲作品的听众们一定会清晰地记得以下唱段：
在那恐惧之日，哦我主啊，请拯救我脱离永恒之死，
届时天地都将震撼，
而你将以地狱之火来审判人世。
我周身惊惧颤抖，审判与神怒即将来临，
届时天地都将震撼，
那一天是神怒之日，灾祸之日，悲惨之日，无尽极苦之日，
届时你将以地狱之火来审判人世！
加洛林修道院不仅是对抗罪与死的机构，它们还可以有效地削减贵族家族领地继承人的数量。多余的儿子与女儿总会被送进修道院，因为成为修士或者修女是当时最光荣的生活方式。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做法尤其珍贵。在中世纪早期，修道生活为才干不凡的贵族或者皇族女性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机遇，使得她们能够以修女院院长的身份过上不受管制的积极生活，行使原本无法获取的权力，并且避免婚姻的负担。在女修道院的私密空间里，在高质量图书馆的陪伴下，她们与她们手下的修女们——这些修女往往也是精英阶层出身——可以像任何修士一样获得良好教育。在她们所处的社会常规之内，她们对于教会生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总体而言，她们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男性修道院院长或者主教相提并论。实际上，最主要修女院的女院长们也会像修道院院长与主教们一样佩戴象征教会权威的法冠（mitre）。
皇族女修道院院长的先驱实际上比加洛林王朝还早出现一个世纪，地点位于法兰克北部边境之外。她们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武芬加斯（Wuffingas）部族的成员，这个部族日后在七世纪成为了东安格利亚王国的皇室。其中最早投身于此的人物之一是埃塞德丽达公主，她经历了两次皇族通婚，但依旧设法保住了童贞。后来她嫁给了诺森布里亚国王，这场婚姻维持了十二年，最终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并且于673年返回故乡，建立了一座男女兼收的修道院。她选择了一座名叫伊利的岛屿。她的家族所统御的王国以北有一大片沼泽，形成了王国的北部边境，这片沼泽也为伊利岛提供了保护——或许她的修道院也是边防工事的一部分。总之她成为了第一任修道院院长。在她去世二十年之后，她的冢中遗体依旧存在感十足，引发了好几起奇迹，充分显示了死者的神圣地位。于是人们将她的遗体庄严地改葬在了一座圣祠之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朝圣人流登上她的静修小岛。如今在烈风呼啸的伊利岛崖壁顶端坐落着气势恢宏的罗马风格大教堂，教堂里的教长与教会成员们至今依旧对她崇敬有加。这些皇族公主们将基督教特质带入了各自所属的王朝，在这方面她们的重要性可谓不可估量。现在国王们已经臣服于教会，再也不能毫无保留地扮演崇拜对象的角色了，而在基督教之前的宗教当中他们正是这么做的。*80*
上文中描述的本笃修会所承担的任何角色——学术研究、张罗圣餐礼或者社会构建——在《修院圣规》当中都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得到一丁点提及。但是正是因为这些角色的存在，九世纪至十一世纪才成为了奉行《修院圣规》的修道院的黄金时期。假如没有修道院，欧洲文明的存续将会不可想象。在瑞士圣加伦修道院举世无双的图书馆里，保存着一份出自此地的九世纪手稿，内容是一座精美修道院的修建计划，这份计划是对于现存修道院的理想化重建。手稿里包含一张平面图，这张图将会成为接下来几百年间本笃会建筑的营造标准：教堂、餐厅、寝室以及会礼堂，中间则是回廊环绕的庭院，主体建筑周边还会零散分布着一些比较低矮的建筑与菜园，借以供应修道群体的需求。这种布局与早期修道建筑群大为不同，后者完全是一堆地窖与地面房屋的胡乱组合，此类建筑至今仍然存在于爱尔兰西部。这份计划彰显着秩序，恰似本笃圣规一般。此外这样的建筑布局也使得修道院里的礼拜仪式变得越发繁复堂皇。与此同时，修道院周围的世界则动荡不安，近乎神经质一般地寻求着任何能令人安心的寄托。这样的修道群体看上去的确很像上帝之城，天堂就应该是这番模样。本笃圣规代表了秩序与规律的愿景，这正是加洛林统治者们一心追求的目标。并不奇怪的是，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出家人（依据修道规则生活的教士与修士修女）与上帝的关系尤其密切，而俗世当中的在家人想要获得救赎则更困难。日后这种观念在俗家教士（不按照修道规则生活的教士）以及在家人当中都产生了反作用。
查理曼死于814年。他创建的帝国在他死后并没能作为单一政治体而继续存在多久。到了843年，他的家族将帝国疆土一分为三，建立了三个法兰克王国。登基之后的国王以及随后顶替他们的继位者们面临着越发严重的外敌入侵。维京人、马扎尔人、斯拉夫人以及穆斯林纷纷在东方与北方发兵进犯。在此期间，许多在皇帝们的鼓励之下建立于德国北部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基督教前哨据点挣扎着消失了，直到十一世纪才有人采取实际措施来重振这批据点。*82* 对于三个王国的继位统治者来说，外来威胁固然危害极大，但是贵族势力的卷土重来同样不容小觑。这些人以公国的形式瓜分了大量帝国疆土。日后法国的雏形西法兰克王国在十到十一世纪期间尤其招架不住此等侵蚀。987年在巴黎废黜了最后一任加洛林国王的卡佩国王尤其紧紧抓住梅罗文加王朝与加洛林王朝的皇家圣徒崇拜不肯松手。实际上，任何拥有或寻求权力的人都一直在试图吞并教会在主要修道院当中的权力，借以满足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
自然，修道院也急于寻找保护人，但是同时各位院长们也意识到自己手里掌握着大量的神权资源可供调遣。这其中最成功的就是那些意识到可以与罗马教皇结盟的院长们。正是法国中部的弗罗莱修道院开创了这方面的先例，弗罗莱修道院修士们抱负远大，绝不仅限于跑到意大利去偷坟掘墓；早在八世纪弗罗莱修道院就依仗自己对于本笃遗骨的实际控制换回了绕过所有法兰克教会主教直接与教皇打交道的特权。在九世纪期间，弗罗莱修道院一直在通过创造性的文献作伪来强化这件趁手的兵器。历届教皇的动作也不慢，用进一步的特权回报了修道院接下来的一系列神圣犯罪。在997年，弗罗莱修道院的政变取得了圆满成功，教皇承认其为法国第一修道院以及本笃遗骨的卫士。到了1059年，接下来的一任教皇又向意大利卡西诺山的修士们赋予了类似的特权，此时这些义愤填膺的修士坚持声称本笃的遗骨根本没有失窃。*83*
教皇恩赐的稳步增长反映了以下事实：在教皇与法兰克教会打交道的时候，并非只有一方得到好处。与一家繁盛的法兰克修道院达成排他的关系很有利于加强教皇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地位与影响力。话说得客气一点，当时各位教皇的声誉并不算太高。罗马主教在这些年里过得相当不顺，不得不仰仗罗马城里各个世家大族的鼻息，一天到晚焦头烂额几乎从不得解脱。爱德华.吉本曾经痛快地发挥了一把乔治王时代干脆利索的反教士幽默感，他描述了当时最臭名昭著的一位教皇，约翰十二世。此人的母系先祖叫做马洛吉亚，名声相当不好。
“马洛吉亚的私生子，孙子与重孙子都曾经端坐于圣彼得的宝座上（此等世系着实罕见），这一脉当中的第二人于十九岁那年成为了拉丁语教会的领袖。他的少年与壮年时光可谓五彩纷呈，在一次罗马会议期间曾有人当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图大帝的面对他提出指控，而朝圣者的国度对于这些指控可以全部予以证实。由于约翰十二世弃绝了自己上一份职业的衣冠与体面，这位曾经的士兵或许不会因为他曾经痛饮的酒水，曾经泼洒的鲜血，曾经点燃的烈火，或者曾经放荡追逐的猎物而蒙受耻辱。他之所以公开买卖圣职或许只是因为处境窘迫；他向朱庇特与维纳斯乞灵的亵渎之举就算确有其事也一定只是开开玩笑而已。但是我们还是惊奇地读到，马洛吉亚的好孙子居然与好几位罗马城的贵妇们公开通奸，拉特兰宫沦落成了娼妓卖春的学堂，他强奸处女与寡妇的行径吓得女性朝圣者们不敢造访圣彼得的墓地，唯恐这等虔诚之举反而会使自己惨遭圣彼得继承人的侵犯。”*84*
正当教皇一蹶不振之际，西罗马帝国却逐渐恢复了过来。即便在国力虚弱之时，西罗马帝国也从未放弃帝国的理念。在十世纪期间，这个理念在旧日加洛林领地东部再次成为了政治现实，这次的帝国开创者是亨利一世以及他的继承人奥图一世（吉本笔下的奥图大帝，936-973年在位）。这个奥图王朝尽其所能地效仿了第一位西罗马帝国皇帝的成就，发起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新一轮创造性建筑、艺术与手稿绘图大发展。在972年，奥图二世取得了超越加洛林的政绩：他与君士坦丁堡皇室成功通婚，迎娶了一位狄奥法诺公主，这位女性对他们的儿子管教得相当成功，后来这孩子也当上了皇帝。狄奥法诺以无可挑剔的慷慨态度赞助了大量修道院，受惠修道院一直分布到了北方低地国家。她还尽力将东方教会的精华引入西方，具体成就包括将多座主要教堂敬献给希腊语教会的圣徒。但是这番努力终究有始无终。狄奥法诺的幼子奥图三世死于1002年，当时仅仅二十岁出头，正在与拜占庭协商进一步通婚事宜。*85*
西方教会的许多人都乐见此事不成。十一世纪雷根斯堡（位于今天德国境内）的一位史官不无满意地记录了当时某修女见到的异象，其中狄奥法诺因为自己的罪孽而羞愧地请求宽恕。此人还殷勤地进一步指出，她的罪孽是穿着起居奢华无度，败坏了西方教会的女性。在这番厌女症发作背后潜藏着东西方基督教信仰与实践的深刻差异。西罗马帝国得以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象征了两种文化已经开始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少，因为双方的沟通时断时续而且往往情绪恶劣，这一点意味着神学观点方面的分歧很容易发酵恶化，查理曼将和子说加入尼西亚信经的作法尤其成为了麻烦之源。连续好几代教皇都十分顽固地抗拒着加洛林王朝对于和子说的坚持，这种做法表明他们很清楚这个问题在君士坦丁堡心中的份量。罗马是最后一批将和子说纳入礼拜辞的地区之一，一直拖到了十一世纪初期才在最后一任奥图王朝皇帝亨利二世的压力下做出让步。当时此人正在与拜占庭方面作对。
这件事象征着教皇与东方教会的关系陷入了低潮。*86* 1054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正式决裂。这件时人不以为意的事件不仅是双方关系新时代的标志。教皇对于自身在整个教会当中至高地位的主张一直越发正式化，此时则达到了最高点。一千年以前，彼得在帝国首都赴死之时，任谁也预料不到这一幕。在新的千年到来之后，整整三个世纪之内，一统天下的基督教王朝成为了塑造西方基督教的核心梦想，而且看上去差一点就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