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谈谈来华外国人的译名 -- 鬼谷雄风

谈谈来华外国人的译名

——《民国採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读后

刚刚抽空读了上述一书(杨植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该书英文原名：Hallett Abend: 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 John Lane 1944])。作者是美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在华十五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因作者交游广泛，信息灵通，报道公正，地位尊崇，中日二国政要，中方如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日方如松井石根、须磨弥吉郎等，以及在华美国高官，无不奉之为上宾，过从甚密。其报道则覆盖广州国民革命、北伐战争、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抗战……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1940年。就是说，现代中国从北伐到抗战这段历史的十余年间，每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和导致历史巨变的细节，通通在其细腻的观察和审视下，经过他的键盘，传递给了全球大众。对于一个曾在大学时期念历史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的不是中国现代史枯燥的事实，而是一个个侧面与细节。同时，作者以洞悉内幕的局外人之独特视角，为我们观察那一段波澜壮阔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提供了参照，使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进程和其广柔的国际背景，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简言之，这本回忆录写得很好，揭示的内幕众多，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而译者亦文笔流畅，很能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情感和意境。因网上已可见诸多好评，兹不赘述。

我这里想说的，是该书中来华外国人的中文译名。一般人在读这类回忆录时，通常是不太会关注或介意书中涉及的那些在华外国人名是如何翻译的。但因本人过去曾涉及晚清与民国史的研究，也翻译出版过研究这个时期的外文著作，因而就可能较之一般人要多关注些。

众所周知，自晚清到民国这段时期，有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或任职于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其它机构，或经商、教学，或传教、行医，或当外交官、做新闻记者，因其长期工作和居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们对中国的情况都很了解，许多人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们都是“中国通”。也正因为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方便，或者说是入乡随俗吧，都会有一个根据自己的西方姓氏的拼写或读音而取的急剧中国化的中文名，如美国著名的中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即便不是中国化的中文名，也通常有一个固定的中文译名，如晚清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当时他们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比如说，递上他们的名片时)，以及在当时的中文媒体中要出现他们的名字时，用的都是这些中文名或固定的中译名。因为他们的这些名字在当时是比较为世人所熟悉的，许多当时的中国名人，无论是那个行业的，在当时的著作或文章中，涉及或提到这些人时，自然而然地都用这些中文名或译名。因此，在翻译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的著作时，遇到这些西方人的名字，尤其是那些有名的人士之名字，通常的做法是，尽可能还原其当时所用的中文名或译名。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读者去对照当时的读物时，容易对照检索。

但在这本《民国採访战》的译文里，显然的，译者没有完全遵守上述惯常的做法。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Hallett Abend，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叫“亚朋德”。他在当时的中国社交圈里，是非常有名的记者，其名字也常常见诸中文的报刊，他自己也说过，有自己的印有中文名字的名片。但译者却还是另外将他的名字译成“阿班”，就让人比较费解。

还有几个人的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如：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军官Evens F. Carlson，译者就直接音译成埃文斯·卡森，但他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以“卡尔逊”而有名，尤其是在抗战开始后，他对华北前线的战地观察，让当时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卡尔逊”。比如说，在台儿庄大战时，他就曾去了那里。还有，北京《英文导报》的总编Grover Clark，中文名叫“柯乐文”，在1920年代的北京可是个有名气的人，译者也还是将其音译成格罗弗·克拉克.。再有，美国亚洲舰队司令Harry E. Yarnell，当时的中文媒体都译成“颜尔露”，或许这也是他名片上的中文名也说不定，但译者还是将他音译成哈利·E·雅内尔。还有其他的一些名字，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提出上述问题，并非是为了挑刺，而是想在此探讨一下涉及历史书籍翻译时，碰到这些来华外国人姓名时，为方便读者阅读及检索起见，应该尽可能地还原其曾用过的中文名或译名，特别是那些曾经在中国有过中文名者，更应该还原之。这样，读者不需再借助其它书(比如说，工具书)，就能充分理解该书的内容和分量。

另外，在翻译西人的著作中，还原中国人的名字，通常来说，都是比较费劲和困难的，尤其是那些职位不高、名气不够的人。但对于那些比较容易查证的中国人的姓名，如果稍稍做点儿功课，应该是可以搞清楚并予以正确还原的。比如说，该书第88页中提到的“杨广松”。作者已经说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是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因中国外交官战时遇难的，就首推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只要略略翻翻这段历史，就可以很轻易地将其姓名还原。还有一个就是第112页中提到的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使“郭太极”。实际上，这是指郭泰祺。这郭泰祺也是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界的名人，曾任外交部长，战前在伦敦担任大使。只要稍稍查一下，相信译者就会避免将其译成郭太极了。

我想，如果译者在译成该书之后，由出版社出面，找个民国史方面的专家，对其中涉及的民国人物和相关机构的还原再作一译校，则有些错误就能避免，其翻译质量将会进一步提升。

以上只是在阅读《民国採访战》时的一点感想，亦只是个人的一管之见，仅供参考。

类似的问题还有西文中的中国人名，如果对当时某些历史人物不熟悉的话，翻译那些韦氏拼法的人名可真是要人命的事。您的大作，我拿去给译者杨作家，让他面壁去。

外国人的译名就不要强求什么了吧？

谢谢。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能有个译校把把关。这方面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做到较好。1980年代末，兄弟我翻译一本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就是请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位大名鼎鼎的学界老前辈做的译校。由于他老人家自1940年代就已在学术翻译界出名，先不说他能细心地将其中不起眼的小问题（或人名）给更正过来，就其名气本身，已经为译本增色了。

对那些众所周知的，还是要求随众的。比如说，澳洲现任总理中文名叫陆克文，我们总不能将其翻译成“凯文·纳德”(Kevin Rudd）吧？

能请动大名鼎鼎的学界老前辈做译校，想必也是分量不同一般。现在的译作，恐怕出版社已经难以象过去那样去有心精雕细琢了。

郭泰祺这样的也会译错，功夫没下够啊。

以前看到“常凯申”的翻译，除了爆笑之外，就是觉得那编辑也太差劲了，连常识都没有，还做专业编辑把关，可悲啊。

也许1980年代还可以找到一些恪尽职守的编辑和出版社，现在就难说了。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过去10几年能异军突起，跻身名出版社之列，应该是花了一番功夫的，也有很多很好的选题。只是要保持荣誉与学术态度，还是应该建立一个译校制度方好，尤其是是对那些历史性强的西文译本，如果译者非科班出身，确实会遇到许多因拼法混乱而难以还原的名字，因而此时找一个熟悉这个时期历史的专家而外文功底又好者来译校，译本的质量就会较有保障。

我见过某篇文章，历数香港的翻译如何不堪（丫的不会说粤语自然领会不到港译的妙处），然后列了“克里斯.帕滕”这个例子，说港译“彭定康”是怎么个不知所谓，殊不知这是老彭自己（或者幕僚）起的中文名。翻译这玩意，除了有知识还要有常识啊……

所以更不能译错，不然，就更是乐子了。

去年7月，有一次开会遇上前澳洲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总领事Richard Rigby，他的中文说得比陆克文好多了，不是见着他的面，如果是通电话，你根本想不到这是个地地道道的西人，他也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任格瑞。如果不知道这一点，有人还要将他译成“理查德·瑞格比”的话，相信这位前总领事看了也会嘴一歪，说一声：TNN的。

如果国人不了解这一点，确实会掉进他们给挖的陷阱里，嘿嘿

和文化界也不能例外。米卢说过一句西谚：态度决定一切。没有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做学问，被人家笑话也只能怪自己功夫没下到家。

郭太极就够洋相了，至于常凯申，那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了。曾经兼过一百好几十个一把手职位，统治中国22年，出现率在毛选人名排第一的，居然有人翻译时可以不看此人的职务时间和事迹，愣是给造了个名，唉，真不知说什么好。

倒是便宜了一大群拿老常开涮的河友，既不那么尖刻，有颇有讽刺意味。

比如民国年间外长，总理等，可上网查，在下前不久就干过。

上海译文社确实不错，记得看他们译的小说，几乎没有感到是外国人写的。但现在不知怎样了。老的恐怕都退休了，年轻的还能维持那种水平吗？另外生活压力等等。